青銅器的價值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青銅器的價值，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是先秦時代用銅錫等合金鑄造的器物，夏商周是其鼎盛時期，而能夠流傳至今的青銅器，無一不具有超高的歷史文化價值，也是眾多收藏者夢寐以求的收藏品。魚龍混雜的市場

2001年，一件“皿天全”方魯在紐約拍出924.6萬美元，而這僅僅是器身，方蓋則被湖南省博物館收藏。3月20日，從紐約傳來消息，這件顛沛流離近一個世紀，器身與方蓋“身首異處”的國寶青銅器，將重新合璧，這也將成為2014年最重要的文物回流事件之一。

“金石字畫”，在諸多收藏品之中，排在首位的“金”指的便是青銅器，青銅器的價值源于其悠久的歷史淵源。

“貴賤之分始于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先秦時代，青銅器不僅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被鑄成禮器，教化萬民。

先秦之后，隨著冶煉技術的發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青銅器逐漸被取代。而到了漢代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青銅器都因為歷史發展的主導因素而失去了存在意義。基于此，有研究者表示，自漢代以后，再也沒有青銅器，之后的青銅器皿，都是仿品。

所以，收藏青銅器，不僅擁有一件千古傳奇的物體，更是體會一段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人群分類的起始。一個收藏家如果開始收藏青銅器，那其應該算是站到了收藏的頂端。

在今天，雖然因國家政策法規的限制，青銅器收藏處于低谷，但其價值依舊在一路攀高，甚至一些重器能夠如房產等一樣當成銀行抵押物。

但是，青銅器市場也如同整個收藏市場一樣，魚龍混雜，仿制品、贗品充斥其中，許多商家開始打出回流文物的“幌子”，但事實上，回流的青銅器真假混淆，造假現象猖獗。

一些不法商人用舊銅部件拼湊成整器，或用舊薄銅片貼在器物上，這種類型的假貨成交量可占到真貨的70%上下，但是購買者花的卻是真品價格。

此外，目前高仿品技術也大大提高，過去認為紅銹斑不能造假，因紅銹斑里由結晶體組成，而這一難題也已得到突破，令水銹斑、藍銹可達到真假難辨的程度。

由于市場沒有細分，文物出處不明，也助長了仿造青銅之風，出現了市場假貨比真品多的現象，一般的古玩市場很難買到真正的青銅器。無可估量的空間

2006年，西周青銅器“周宜壺”在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會上以2640萬元成交，創下內地青銅器拍賣紀錄。2007年，紐約蘇富比推出了紐約水牛城Albright-Knox藝術博物館舊藏品專拍，其中商代晚期青銅帶蓋方幸810.4萬美元的高價成交。也是在同一年，香港蘇富比征得當年圓明園流散的十二生肖馬首銅像，拍賣成交價高達6910萬港幣。

事實上，青銅器受國家文物部門保護，不準隨意在市場交易和上拍，其市場并沒有放開，每年少之又少的青銅器拍賣，是相關部門依據《文物法》操作的，上拍必須是1949年前出土的，并有明確的流傳著錄，再者，便是從國外回流的青銅器件。

受制于這一規定，青銅器除了少量在拍場成交，大量中低檔青銅器都是私下交易。市場中存世最大的都是戰國、漢代以后的，明清時期的也非常多，價格也比較便宜。所以，比陶瓷字畫更易保存的青銅品，雖然存世量很大，但成交卻少之又少。

篇2

【關鍵詞】青銅器 紋飾 審美

青銅器歷史的發軔由夏禹鑄鼎開始。中國青銅器專指商代、西周和春秋時期的青銅器物，因顏色呈現青灰色而得名。商及西周前的青銅器，器形厚重，紋飾絢麗精美，發展至春秋中期，其風格逐漸歸于質樸奔放，紋飾選擇趨于幾何圖案，春秋后期至戰國時代，器形由厚重質樸轉變為精致輕薄，而紋飾主要選取幾何紋、動物紋，但紋飾中已大量出現細線雕刻來表現狩獵、戰爭、宴會場面。青銅器的鑄造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呈現劃時代意義，其在世界的影響力不亞于中國的長城。商、西周、春秋無疑是青銅器最波瀾壯闊、光彩奪目的鼎盛時期，存留下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文化精粹――青銅時代。

春秋、戰國后期，隨著鐵礦的發掘和煉鐵技術日漸成熟，使青銅逐步而讓位于性能更優的鐵，大量器物、兵器廣泛選用鐵來鍛造；不過，青銅仍是日常生活及裝飾材料的重要選項，繼續呈現燦爛的光彩。

1 青銅器物紋飾呈現動物狀態

青銅器物紋飾始于夏晚期，勃于商中期，西周、春秋時呈鼎盛景象。器物紋飾多以淺浮雕直接雕于壁上，極具裝飾美感。

青銅器物紋飾分為植物紋、幾何紋、動物紋三類，動物紋飾占主導地位；青銅器動物紋飾以怪獸紋、動物紋劃分。

怪獸紋飾意取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兇悍動物紋樣，包括饕餮紋、龍紋、鳳紋等。

饕餮紋是商代青銅器重要紋樣，源于《左傳?宣公十八年》，“饕餮是貪于飲食、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龍紋是青銅器物上最為普遍的紋飾，體態蜿蜒者皆可歸類于龍紋。不過，商代還沒確定龍的具體形象，各個區域都按自己的解讀塑造紋飾。進入封建社會后，龍象征天子，龍紋使用受到嚴格界定，只能在皇家器物中體現。

鳳是存在于傳說中的神鳥，源自東周《詩經?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被譽為自然界鳥類中羽飾最華美、鳥冠最瑰麗的典范。西周早期鳳紋達到鼎盛，被譽為青銅史上的鳳紋時代。

青銅器動物紋飾指能傳遞動物具象的塑型，其種類繁多，主要形態有虎、鹿、蛇、兔等野生動物，也有羊、馬、牛等家畜及蟾蜍、魚等小動物。最著名的虎紋青銅器是1939年在河南安陽出土的殷墟商代晚期司母戊大方鼎，2011年被更名為“后母戊鼎”。該器物造型雄渾凝重，周邊飾有獸面紋飾，其耳部還鑄有對稱雙虎噬人首紋飾，為目前中國最重要的古代青銅器。

2 青銅器紋飾政治屬性與精神傳達

青銅器饕餮紋傳達著“威力和獰厲”的精神內核。在商、周及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紋飾以饕餮紋為主，食器、禮器居多，也作盛酒器，承擔祭祀功能。饕餮紋飾威嚴兇悍、神秘詭異、恐怖殘酷的外觀塑型，傳達著深邃的精神力量。由于商代生產力低下，生產生活中存在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人們只能寄托于精神慰藉。

青銅器文化被譽為帝王文化，只有帝王士大夫階層才可享用，青銅器型體現著統治階層的意志，紋飾則傳達出“獰厲的美”，統治階級利用青銅鼎器暗喻的精神力量，強化其威嚴崇高，以此來恒定統治地位的不可侵犯，并開啟以“禮”治國的安邦之路。

隨著春秋戰國時期鐵的出現，青銅器慢慢走下坡路，器物應用向生活用器延伸，多為鐘鳴鼎食組合，也出現兵器和食器。青銅器紋飾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竊曲紋，這是將動物紋樣簡化和抽象的新審美形式。這種紋飾擺脫了宗教的神秘，逐漸涉足幾何圖形，還出現對戰爭、狩獵及社會生活的描摹。

3 青銅器紋飾的審美價值研究

研究青銅器紋飾，主要以出土實物和歷史資料來考察。由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字不成熟，研究青銅器物紋飾，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解讀那個時期的社會歷史、藝術象征和生活模式，對傳承與弘揚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明，研究美學特征，提升現代審美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青銅器物上饕餮、龍、虎、鳥獸等紋飾，以高度濃縮的手法和極富夸張的想象力，創造出概略美學。青銅器紋飾在內涵和形式上體現出本質與審美的統一，體現出精湛技藝與豐富形態的統一，呈現王者風范。夏、商時期青銅器物的怪獸紋、夔紋等都是生活中動物的抽象，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紋飾審美上表現出對現實社會的關注。主要有蟠螭紋、蟠虺紋、羽狀紋、垂葉紋等。鑄造技藝的創新促進青銅器紋飾的發展，印模法的推廣使蟠虺紋、羽紋得以廣泛應用。且此類紋飾的單元紋樣上下左右相聯，形成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圖案，使青銅器紋飾在結構上產生出精細繁密的裝飾花紋，提升青銅器紋飾的裝飾美感；此外，銘文字體也被圖案化成為紋飾的組成部分，形式上更富于抽象趣味。從春秋晚期開始，青銅器物紋飾表達方式漸漸顯露新意，出現以寫實手法描摹人和動物的趨勢。其一為以利刃在銅器薄壁上線刻紋飾圖像；其二為使用異色金屬或鑲嵌紅銅裝飾工藝，形成多層圖像；其三為減底平刻圖像。到戰國中期，青銅器物流行起素面銅器，并附加鎏金或彩繪，突出青銅材質特性，彰顯器物形式感。研讀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無論其器物造型，紋飾水準，還是形式美感都達到巔峰，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這時期的青銅器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傳承中占有崇高地位，也在世界文明史中享有無可比擬的美譽。

我們對夏、商時期青銅器的器物精良、凝重莊嚴、紋飾多彩的技藝贊嘆不已；對兩周時期青銅器的富麗堂皇、雍容輝煌的氣派贊嘆不已；對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繁縟精細、抽象趣韻、華美精麗的藝術效果贊嘆不已。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　公司治理　合作博弈　決策機制　決策效力　協調效力

一、引言

近十年來不斷地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消息從各大媒體中傳出，如2005年的蘇丹紅事件、2008年的地震捐款事件和三聚氰胺事件，以及經常有所耳聞的化妝品鉛汞超標引發的民事案件，每次對事件企業的討伐都會把社會責任問題的討論推到風口浪尖。不難發現，在企業利益相關者群體呼聲越來越大的今天，所有這些典型事件只不過是“非常態”下的極端表現，其數量只是冰山一角。與之相對應的，企業在“常態”下是如何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從而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這些問題應該更值得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

基于對公司內部制度安排的理解，并結合筆者對浙江21家制造業企業的深度訪問資料以及176份有效問卷的統計研究結果，認為將社會責任的承擔和執行歸并于企業公司治理制度和決策機制的聯合設計是值得嘗試的。當前許多企業決策機制不同程度地受到“股東觀”的影響，無論是公司治理制度的選擇，還是企業決策的目標，都或多或少地傾向于保護股東利益，而相對忽略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久而久之則埋下了社會責任危機的隱患。作為一種西方的舶來品，股東理念如何加人中國元素，在企業決策機制中引入不同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實現企業內部權力制衡的同時又能優化企業決策機制，是本文就理論層面的思考，這些與已有文獻指出“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滿足與企業價值之間具有很高正相關的結論”(紀建悅、呂帥，2009)是不謀而合的。本文首先從理論層面，利用合作博弈分析對企業內部權力制衡問題進行探討。其次，基于理論分析結果，提出相應研究假設，通過深入訪談和大樣本實證檢驗對評價決策機制的兩個方面(協調效力和決策效力)進行驗證與討論。

二、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權力制衡理論模型

合作博弈的關鍵在于能否達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是約束力的假定對于各種法律、體制還未成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顯然是苛刻的。因此，在“非完全約束力的協議”的環境中探討合作問題應該是一種普遍現象：各參與者拆解由于約束力協議缺陷而引發的利益訴求矛盾沖突，形成合作局面并逐步趨向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張朋柱等，2006；楊榮基等，2007)。筆者引入合作博弈下用于量度企業權力的的班茨哈夫――科萊曼(B－C)權力指數來說明公司治理制度與權力配置之間的關系問題(Banzhaf，1965；Coleman，1971)，倘若參與者iεθ加盟是決定性的，那么參與者iεθ就有一個擺盟(Swing)，用θ1表示擺盟總數，即iεθ起決定性作用的次數，計算方式如下：

考慮這樣一家股權較為分散的公司：其決策機制可能受到股東、經營者、員工與債權人這四類利益相關者影響，用N＝{1，2，3，4}表示。假設這家公司決策按照持股量投票決定，并且投票中只要超過半數票量(不含)，決策即被通過。現分析經營者與其他三類公司治理主體之間的股權配置權力與實際權力。假設股東、經營者、員工和債權人的持股量分別為49％、24％、16％和11％。通過擺盟的計算可得：股東有6個擺盟，經營者、員工和債權人均有2個擺盟，為此：β1234[V]＝(0.50，0.17，0.17，0.17)。

研究發現，傳統意義上的企業股權配置直接與實際權力影響力相掛鉤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股權配置(投票量)的權力分布可能會高估或者低估實際的權力分布。比較A與B列中的數值，不難發現股東實際權力略大于因股權配置而享有的投票權力，因而在實際公司治理中股東起到主要治理者的作用并不足為奇。此外，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經營者、員工與債權人的股權配置并不相同，卻得到了相同實際權力的計算結果。由此可見，在股權配置中處于較為弱勢的群體，其實際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視，在決策機制的設計中，也應該合理地考量他們的利益訴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個推論：包含利益訴求主體更多的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機制可能比包含利益需求主體較少的股東單邊治理機制能夠獲得很好的治理以及決策效果。

三、決策機制實證分析

(一)理論假設與研究設計

在股東單邊治理下的企業經營者行為研究可追溯到委托理論的研究，如鮑莫爾、馬利斯和威廉姆森等學者提出了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的經營者效用模型(Baumol，1959；Marris，1964；Willianmon，1964)，這些模型針對兩權分離下的經營者行為激勵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這種經營者單任務委托行為的目標是為股東利益負責，與此同時，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無法被觀察的謀取私人收益行為也不可忽視。

相對應地，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要求經營者不僅要首先考慮股東對利潤的訴求，也要同時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合理利益訴求，于是形成更為常見的經營者的多任務委托行為(張勇，2008)。換言之，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經營者生產努力行為包含的內容不僅是為股東利益服務，還需要包含有利益協調行為，這兩種行為互相穿插，其合力共同創造企業利潤。為此，筆者認為企業決策機制的評價需要從兩個方面同時進行測量，其一是利益協調效力，表現企業利益相關者權力制衡、利益訴求滿足和受重視程度；其二是決策效力，表現決策結果的執行力和公平性。于是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相機治理企業中的利益相關者利益協調效力將優于股東單邊治理企業。

假設2：考慮相機治理影響的決策效力優于只考慮股東單邊治理影響的決策效力。

假設3：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滿足程度和綜合影響程度在兩種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存在顯著差異。

(二)樣本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研究數據來源于浙江省杭州市、臺州市、溫州市和嘉興市制造業企業，共計發放問卷300份，筆者對其中21家企業進行了深度訪問。選取單位性質、單位規模和

是否為上市公司這三類劃分標準為企業分類變量。在樣本刪選過程中剔除了因數據缺失和勾選項一致的極端樣本，最后得到17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5.67％，有效樣本率為77.53％。

公司治理模式為分析自變量。涉及十個結構化里克特五分量表問題，包含企業員工、債權人、政府和經營者本人對決策的影響程度評價描述，結果采用算數平均值的方法來評定。為排除極端值對分析結果的影響，并且能夠體現大多數的數值，本文使用眾數作為衡量公司治理模式的區分標準。即若評價值不小于3.70，則視為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模式，反之則視為股東單邊治理模式。

決策機制評價的兩個維度為分析因變量。決策效力的評價由10個結構化里克特五分量表構成，協調效力的計算則鑒于陳宏輝和賈生華對利益平衡系數的規范研究(陳宏輝、賈生華，2005)，筆者踵隨其研究經驗，利用“利益訴求協調效力系數(COI)”來捕捉經營者利益協調效力信息，并同時受到利益訴求滿足程度(SSI)和利益相關者綜合影響程度(SCI)的影響，問卷題干排序結果均采用正向打分方式編碼，數據集合方式為COIi－SSIi／SCIi。

(三)實證結果分析

表2報告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決策機制兩個評價維度的統計分析結果。研究證實相機治理情境能夠非常顯著地提高協調效力和決策效力的評價值，其中決策效力的提升尤為明顯，其差值是協調效力差值的2倍有余，據此印證了假設1和2。其次，對構建協調效力的兩個子維度進行評價，檢驗結果顯示，相機治理能夠顯著地提高SSI，但卻不存在對SCI的影響，因而部分印證了假設3。

表3匯總了不同企業分類之間就協調和決策問題的差異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模型計算的協調效力總體均值為1.2827，這與陳宏輝和賈生華研究中使用的臨界點之間存在較小差異，說明適用性和可靠性值得信賴。筆者認為本文分析結果大于1可能是由于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之間存在天然的交叉成分，例如股東利益訴求被滿足的時候，雖然其他利益相關者并沒有對決策者施加如股東那般大的影響，但他們的利益訴求或多或少也有所被顧及。因此，在COI的計算過程中，利益訴求滿足程度指標一般而言總是超前于綜合影響程度指標，其計算結果的均值大于1是可以被理解的。

為了保證被調查企業之間的可比性，提取利益訴求協調均值1.2827為分析臨界點，倘若某特定企業該系數等于或接近與臨界點附近，則可以推斷該企業的公司治理執行力較為理想。為了提高可操作性，本文以正負5％允許區間定義為利益協調較理想的狀態，以正負10％允許區間定義為利益協調次理想的狀態，超越正負10％允許區間定義為利益協調亟需改進的狀態。同理，提取決策效力均值4.0404為分析臨界點，定義與其差值不小于O則為較理想狀態，反之則反是。

筆者對表3中的一些數據加以橫線凸顯，乃是尤為其中傳遞出的幾點信息耐人尋味。從表2中協調效力數據右上角的三角形號數量可以看出，私營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決策機制協調效力遠優于國有、集體和三資企業；大型公司與上市公司等社會較為關注的公司類型，其協調效力均不太理想。這些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對應與決策效力的評價：大型國有上市公司的決策效力不容樂觀，而對中型私營企業的調查則顯示出較為可喜的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中讓筆者感到意外是私營企業的決策機制協調效力和決策效力均比國有企業要好很多。筆者在訪問調查時特別留意尋找這一問題的解釋，在總結與經營者交流內容后發現可能有以下兩種原因。

解釋一：企業協調利益訴求的難易程度直接影響協調最終效果，對于投入同樣的協調成本而言，規模較小的私營企業比規模較大的國有企業更容易取得較高的協調效力，筆者這一推斷可以從表2中得到印證。企業規模壯大過程中缺乏對公司治理制度的規范，導致日益拉長的委托鏈產生愈來愈大的成本，而經營者決策的信息不對稱亦加大了這種成本的累積。無法受到良好監督的經營者決策行為，使最后的決策效力不能代表企業絕大多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而決策本身可能會成為經營者尋租的過程。這一結果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上市公司的決策效果不盡理想的原因。

解釋二：普遍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經營者對來自于人力市場、金融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供需較為敏感，外部市場治理在這種類型企業中顯現的效果在筆者看來遠優于國有企業。文章數據采集時間剛好處于“金融海嘯”延續期，能夠幸運逃脫這次全球經濟低迷的民營中小制造業企業目前正處于招兵買馬的階段，此外西方圣誕節“強心針”出現了一種“表面繁榮”也不容忽視。因此民營企業經營者對外部市場治理較為敏感的特質，亦有可能會對協調效力指標帶來較為可喜的衡量結果。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的建議是：企業運營常態下承擔社會責任和對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保護的途徑之一是采取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模式，并且設計相對應的經營者決策機制。本文同時從理論和實證這兩個方面，驗證了利益平衡和權力制衡的決策機制能夠獲得更優的利益訴求協調效力和決策效力。特別是對于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而言，值得重新審視企業決策機制是否落后于企業發展這一問題。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異位妊娠;宮內妊娠;孕酮

[中圖分類號] R714.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210(2010)04(a)-073-02

隨著血清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檢測技術的廣泛開展,對妊娠早期的診斷準確率幾乎達到99%～100%。然而當孕早期患者出現陰道流血和(或)腹痛等意外情況出現,提示有可能為異位妊娠或流產時,而超聲檢查又無法準確提示是否為宮腔內正常妊娠時,常需要連續監測血β-HCG,并至少要間隔48～72 h或以上時才能得出結論。1977年Milwidsky等[1]首次報道:EP患者的血清孕酮水平較正常宮內妊娠低,且孕早期血清水平穩定不需要連續監測。此后有研究表明孕酮的單次測定對診斷異位妊娠有很高的價值。因此,筆者設計了此次實驗,為血清孕酮對異位妊娠及流產的診斷價值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8年1月～2009年6月在錦州市中心醫院婦產科門診就診的早期妊娠患者,采集對象標準:①尿妊娠試驗陽性、停經40～50 d、伴或不伴腹痛及陰道流血患者、B型超聲檢查未能明確是否為宮內妊娠者;②停經40～50 d的早孕患者出現陰道流血,超聲可以明確為宮內妊娠但不能明確胚胎發育情況者。以上兩種情況需除外患者就診時已出現生命體征不平穩、確定有腹腔內出血需急診手術患者,并要求所選中對象能夠按要求隨訪。對選中對象進行血β-HCG和血清孕酮檢測,并跟蹤妊娠結局。

1.2 方法

血β-HCG和血清孕酮使用放射免疫法由我院化驗室負責檢驗報告。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5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

2 結果

68例患者分為三組:正常宮內妊娠19例,復診后由超聲提示為宮內妊娠并見胎心搏動,包括選擇人工流產患者;異位妊娠28例,包括由手術證實及按異位妊娠進行保守性治療患者;流產21例,包括難免流產和稽留流產。各組血清β-HCG及血清孕酮水平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三組間血清β-HCG值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而血清孕酮值在三組之間并不統一,有顯著性差異(P

表1 三組血清β-HCG、孕酮水平比較(x±s)

與宮內妊娠組比較,*P

3 討論

相對于宮內妊娠,異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水平低早已被公認,但到目前為止,已確定較低的孕酮水平是原發于黃體功能不足及繼發于異位滋養細胞產生的HCG或其他激素量不足所致。Daniel等[2]研究了輸卵管生理與孕酮的關系,發現低孕酮者輸卵管纖毛向子宮腔活動幾率降低,電爆發發生率低,卵子停滯率高,從而導致胚胎異位植入,即黃體功能不全增加了異位妊娠的危險。β-HCG可提示滋養細胞的存在,血清孕酮則能夠提供滋養細胞活力方面的信息。眾多研究結果已證實,孕酮在妊娠8周前由滋養細胞及黃體分泌,12周胎盤完全形成后,孕酮水平迅速提高,但12周前血清孕酮水平在各孕周間無顯著性差異,呈非孕齡依賴,可隨機取樣檢測,并且當日獲得檢測結果,作為檢測手段對預測妊娠的預后十分便利[3]。

較多疑為異位妊娠的患者因病史不典型、體征不明顯,診斷困難,而且有些宮內妊娠的患者宮內孕囊出現較遲,即使在已停經6～7周時超聲檢查也可能不能明確宮內早孕,后穹隆穿刺也只有在出現了腹腔內出血時才有一定的診斷價值,并且假陽性率及假陰性率均較高。異位妊娠診斷的“金指標”――腹腔鏡檢查,因為有創性及費用較高,并不能廣泛應用于臨床。本次試驗結果提示,在宮內孕囊未顯像之前,血β-HCG值水平無顯著性差異,但異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水平明顯低于宮內正常早孕患者,有顯著性差異。但異位妊娠患者與流產患者間的孕酮水平無顯著性差異,考慮為大多數異位妊娠及流產患者絨毛滋養細胞活力差,胚胎多數發育差或已死亡的原因,使黃體功能下降,所以血清孕酮水平偏低。

對于血清孕酮水平診斷異位妊娠與宮內妊娠的分界值,目前說法不一。多數認為,血孕酮值

綜上所述,通過本次實驗,筆者認為,應該提高對妊娠期血清孕酮水平診斷價值的重視。當血β-HCG水平升高提示妊娠時,低水平的孕酮則提示本次妊娠可能會出現不良結局(包括異位妊娠和流產),應引起足夠重視。密切觀察病情變化,有條件者應住院觀察,以提高異位妊娠破裂前的確診率,也為其非手術治療提供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1]Milwidsky A, Adoni A, Segal S, et al. Chorionic gonadotropin and progesterone levels in ectopic pregnancy [J]. Obstet Gynecol,1977,50(2):145-147.

[2]Daniel F, Brennan MD, Sanjay Kwatra MD, et al. Chronic pregnancy-two cases of acute rupture despite negative β-HCG [J]. The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2000,19(3):249-254.

[3]Pulkkinen MO, Jaakkola UM. Low serum progestenone levels and tubal dysfunction a possible cause of ectopic pregnancy [J]. Am J Obstet Gynecol,1989,161(4):934-937.

[4]Hubinont CJ, Thomas C, Schwers JF, et al. Luteal function in ectopic pregnancy [J]. Am J Obstet Gynecol,1987,156(3):669-674.

篇5

[關鍵詞] 孕酮；異位妊娠；診斷

[中圖分類號] R714.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1）32-88-03

Diagnosis Value of Progesterone in Serum for Ectopic Pregnancy

WANG Li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Red Cross Hospital of Yuhuan County in Zhejiang Province， Yuhuan 3176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in ectopic pregnancy.Methods Prospectively included 66 ectopic pregnancy and 121 intrauterine gestation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6 to January 2011.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187 pregnancy women were tes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chemiluminescence assay.The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ROC curve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diagnosis effect of progesterone. Results The median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the ectopic pregnancy and intrauterine gestation were 28.3nmol/L and 66.2nmol/L respectively.Singificant differences of peripheral blood level progesterone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t the threshold of 36nmol/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rogesterone as a serologic marker were 77.71% and 68.49% respectively. The under-curve area （AUC） of progesterone was 0.84. Conclusion As a serologic marker progesterone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of ectopic pregnancy

[Key words] Progesterone； Ectopic pregnancy； Diagnosis

異位妊娠是婦科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婦科急腹癥之一，一旦發生破裂，將發生腹腔內大出血、休克，嚴重者甚至危及孕婦的生命，因此早期準確地做出診斷是關鍵[1]。近年來，異位妊娠的發生率有逐年增高的趨勢[2]。單純從影像學對早期異位妊娠做出確切的診斷還存在一定的困難，目前大多通過影像學技術與一些生化檢測指標相結合的方法作出診斷。我們前瞻性地對66例早期異位妊娠患者和121例宮內早孕患者進行了血清孕酮檢測分析，評價血清孕酮作為早期診斷異位妊娠標志物的臨床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前瞻性分析我科2006年7月～2011年1月確診的早期異位妊娠患者66例，同期宮內早孕患者121例，采用化學發光法檢測宮內早孕和異位妊娠患者外周血中孕酮的水平。異位妊娠由腹腔鏡或剖腹探查切除后病理診斷證實。宮內早孕者由陰道超聲隨訪至宮腔內見孕囊或原始心管搏動確診。異位妊娠組患者平均年齡（28.2±5.2）歲，平均妊娠次數為2.1次。其中陰道出血者42例（占63.6%），存在腹痛者45例（占68.2%）。宮內早孕組患者中位年齡（27.6±4.8）歲，平均妊娠次數為1.2次。其中陰道出血者1例（占0.83%），存在腹痛者5例（占4.1%）。兩組患者的臨床基線可比性見表1。

1.2 方法

1.2.1 標本采集 所有受試患者清晨由護士采取空腹靜脈血5mL，放置于干燥的采血管中并靜止15min后離心，離心后提取外周血清，將提取的血清放置于-20℃的冰箱內保存待檢。

1.2.2 儀器與方法 血清孕酮測定儀器采用美國雅培I-2000化學發光分析儀及其配套試劑；血清生化指標的檢測方法采用化學發光法檢測血清中孕酮水平。實驗操作按照試劑盒說明進行。檢測試劑盒購自北京大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結果判定

以外周血中孕酮的含量36nmol/L為診斷異位妊娠和宮內早孕的臨界值。根據公式，敏感性=真陽性/（真陽性+假陰性）；特異性=真陰性/（真陰性+假陽性），計算其診斷異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1.4 統計學分析

兩組患者血清孕酮水平為計量資料且呈偏態分布，因此以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雙側P＜0.05為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繪制ROC曲線，并計算曲線下面積。統計分析應用SPSS11.0統計軟件包完成。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一般情況比較

見表1。異位妊娠組患者平均年齡（28.2±5.2）歲，宮內早孕組患者中位年齡（27.6±4.8）歲；異位妊娠組平均停經天數為（49.2±11.2）d，宮內早孕組平均停經天數為（48.5±9.8）d。上述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異位妊娠組中陰道出血者42例，占63.6%；宮內早孕組中陰道出血者1例，占0.83%；異位妊娠組存在腹痛者45例，占68.2%；宮內早孕組中存在腹痛者5例，占4.1%。上述三組指標比較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1）。

2.2 兩組患者血清孕酮水平比較

異位妊娠組血清孕酮中位數為28.3nmol/L，宮內早孕組血清孕酮中位數為66.2nmol/L，為偏態分布資料，兩組數據經Wilcoxon秩和檢驗比較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宮內早孕組明顯高于異位妊娠組。

2.3 診斷試驗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以36nmol/L為診斷異位妊娠的臨界值，其診斷異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7.71%和68.49%。以診斷的敏感性（sensitivity）為縱坐標，特異性（1-specificity）為橫坐標做圖，同時應用SPSS11.0統計軟件繪制ROC曲線，計算ROC曲線下面積為0.84（圖1）。ROC曲線下面積（AUC）小于0.5無診斷價值；AUC在0.5～0.7時診斷試驗的準確性較低；AUC在0.7～0.9時有較高的準確性。

3 討論

異位妊娠是指受精卵在子宮體腔以外著床的妊娠，俗稱宮外孕，是婦產科常見病，可發生在初潮以后至絕經期以前的任何時間內，發病率最高的年齡段為20～29歲。異位妊娠是婦產科常見病、多發病。近年來隨著未婚流產、剖宮產、性病發生率的增加及宮內節育器的廣泛使用，異位妊娠的發生率明顯增高[3]。異位妊娠最常見部位為輸卵管，占90%以上[4]。其臨床表現主要為停經、腹痛及不規則陰道流血等，一旦破裂常引起腹腔內大出血，危及生命，故早期診斷尤其重要。婦科檢查可見子宮正常大或略有增大，子宮的一側可捫及大小不等的、活動度較差的塊狀腫物，質較實，呈不規則形狀，患者同時也可以有宮頸舉痛。但是，臨床實際工作中發現具有上述典型癥狀的患者最終并不都是異位妊娠，也不是所有的異位妊娠患者都具有上述典型的癥狀和體征。由于異位妊娠與先兆流產的早期臨床表現相似，常有異位妊娠患者在急診初診中被誤診，因此，異位妊娠明確診斷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異位妊娠早期診斷不僅可提高異位妊娠破裂前的確診率，也可為決定行手術治療或保守治療爭取最佳時間。因此診斷異位妊娠快捷、穩定的血清學指標成為研究的熱點[5]。

Milwidsky等[6]1977年首先報道異位妊娠患者的血清孕酮水平較低。目前大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孕酮是卵巢合成分泌的性激素，隨月經周期的變化而變化，卵泡期極少，黃體后期由于萎縮，孕酮的分泌量日趨降低。妊娠早期，孕酮主要由卵巢黃體生成，在懷孕5～10周內血清孕酮十分穩定，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不變。各孕周無明顯差異，12周后由胎盤分泌，其數值迅速增高。異位妊娠患者大多數情況下由于滋養細胞發育不全，使黃體合成功能減退，孕酮水平下降。在我們的研究中，也進一步證實了異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值顯著低于正常宮內妊娠者（P＜0.01）。因此，理論上可以通過檢測血清孕酮作為早期異位妊娠診斷的指標。孕酮可能是一個潛在的血清標志物，文獻報道[7]孕酮診斷異位妊娠的臨界值在31.8nmol/L左右，在此水平有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有文獻報道[8]，以血清孕酮水平的第90百分位49.1nmol/L為臨界值，來區分異位妊娠與宮內正常妊娠，其診斷效率達94.5%。有作者以血清孕酮64nmol/L作為判定異位妊娠的臨界值時，敏感性高、特異性強（兩值均超過85%）；也有研究提出，異位妊娠時血清孕酮值顯著低于正常妊娠和先兆流產患者，其敏感性和特異性及診斷效率均超過90%[9]。亦有作者[10]以孕酮值32.5nmol/L區分異位妊娠與先兆流產，其敏感性、特異性、準確性分別為89.2%、100%、94.9%。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異位妊娠組血清孕酮含量中位數為28.3nmol/L，宮內早孕組為66.2nmol/L，兩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以36nmol/L為診斷異位妊娠的Cut-off值，診斷試驗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7.71%和68.49%，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84，說明其診斷異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相對較高。

ROC曲線是評價臨床診斷試驗的一個比較全面的指標，以診斷的敏感性（sensitivity）為縱坐標，1-特異（1-specificity）為橫坐標繪制而成，是評價診斷試驗的一種全面、準確而有效的方法。文獻報道，ROC曲線下面積（AUC）小于0.5無診斷價值；AUC在0.5～0.7時診斷試驗的準確性較低；AUC在0.7～0.9時有較高的準確性；AUC在0.9以上時準確性最高[11]。本結果顯示孕酮的AUC為0.84，可以認為檢測外周血孕酮水平是診斷早期異位妊娠較好的指標。但是血清孕酮作為一種血清蛋白，其水平受很多種因素的影響，孕酮測定并不是異位妊娠的絕對確診手段，它受患者卵巢功能、監測方法及地方差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單純依靠檢測孕酮水平來確診早期異位妊娠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需要結合其他血清學指標或影像學檢查以提高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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