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監管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金融系統正變得越來越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金融監管政策也許建立起統一的標準。例如,美國有些關于限制交易性質的金融機構的措施,但是這些機構可以去巧妙的選擇亞洲,歐洲等其它一些他們認為監管較好的國家做,此時,國與國之間監管的協調與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在2003至2004年間,美國出臺連續加息政策,這些政策非但沒有壓低長期借款成本,截然相反的是,美國之后開始施行的降息政策也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歸根結底,是由于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才會削弱本國的市場操作。所以各國當局加強協調的一致性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過協調的一致性,才可以做到跨國界的監管。

    2確立金融”災難”預警一體化機制

    對于全球的資本市場來說,全球性金融危機無疑是一顆最大的“毒瘤”,一次全球的巨大災難。而面對災難的到來人們并非束手無策,而是在災難來臨之前提前建立好一套有效的預警機制。而同樣的,當今全球各國都有自己獨有的預警方案來應對金融危機,但卻沒有完善的全球預警一體化機制。伴隨著交通通訊便捷以及國家到國家,地區和地區之間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情況來看,導致唇亡齒寒,因此,更需要緊密團結。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不久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引起了全球金融動蕩。如果我們能實現通過國際合作,建立金融預警系統,就可以在“災難”來臨之前,采取相應的措施,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的避免。

    3確立全球性金融“災難”救助機制

    面對全球性的金融“災難”的到來,全世界迄今為止缺乏在國際最后貸款人方面的具體安排完善的組織。但關于這方面的議題卻眾說紛紜,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一個是在監管中母國的地位和作用,關鍵要點是根據1983年修訂后的巴塞爾協議中確定的原則,母國銀行是對其在國外的分支機構和子公司在滿足流動性需求狀況時,提供直接責任的,同時要求母行找到自己國家的中央銀行。事實上,母行在其中起到的是一個導管的作用,在適當的情況下向外國子公司提供相應的幫助。第二,建立相應的國際機構,此舉眾多,主要有建立了國際保險公司、國際最后貸款人措施、社會團體的國際安全網絡、國際貿易融資支持體系及緊急籌融資機制等。一些國家的政府、組織和個人也提出了相對周詳的設計,包括建立國際破產法院、全球金融穩定基金、系統的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等。這一系列的想法反映出各界在金融風險和全球化的優化結構調整的關注,但假設實施過程本身會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問題,因此,提高未來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機制仍然任重道遠,但我始終相信,伴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機制必將不斷發展和完善。

篇2

一、各國金融監管立法的變遷

（一） 美國：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到《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

1929年美國股市發生暴跌，隨后美國陷入了一場空前絕后的經濟危機，股市、銀行體系幾乎全面崩潰，公眾對銀行行為表現出極度的憤怒和不信任。在這樣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1933年銀行法》，其中規范政權與銀行業之間關系的一些條款被合稱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根據該法規定：任何以吸收存款業務為主要資金來源的商業銀行，不得同時經營證券投資等長期性資產業務；任何經營證券業務的銀行，也不能經營吸收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商業銀行不準經營證券發行、證券包銷、證券零售、證券經紀等業務；商業銀行的員工不得在各種投資銀行機構兼職；商業銀行不得設立從事證券業務的分支銀行或附屬機構。這些規定使銀行與證券公司在機構、人員、業務范圍上嚴格區分開來。隨后，美國國會又先后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從而逐步形成了金融業分業經營制度的基本框架。

20世紀80年代隨著金融自由化趨勢席卷全球，外資銀行大舉進入美國，對美國金融市場進行前所未有的沖擊。由于分業經營的限制，美國金融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日益下降。美國金融監管當局被迫進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美國銀行競爭力，推動金融業發展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先后于1080年和1982年通過了《取消存款機構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和《高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案》等有關法律，放開了存款貨幣銀行的利率上限，從法律上允許銀行業和證券業的適當融合。

經過80年代的金融改革，美國金融分業經營的基礎正逐漸消失，分業經營制度也已經不斷地被現實所突破。進入90年代后美國銀行界要求修改直至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呼聲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銀行業的并購浪潮大大改變了國際銀行業的整體格局，并購的規模、金額不斷擴大，跨行業、跨國界的并購成為新的熱點。在這些因素的刺激下，美聯儲于1997年初修改了《銀行持股公司法》中的個別條例，建立了更有效率的銀行兼并和開展非銀行業務的申請和審批程度，取消了許多對銀行從事非銀行業務的限制，商業銀行能更自由地從事財務和投資顧問活動、證券經紀活動、證券私募發行以及一些其他非銀行業務。更重要的是，美聯儲擴大了銀行持股公司附屬機構可以承銷和交易證券的范圍，并大大減少了可能降低這些業務收益的限制。1999年11月12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正式宣告實行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制度。j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頒布標志著當今金融法律已經從規范金融活動過渡到管理和防范金融風險，并向推動金融市場主體的聯合、競爭和效率方向發展。該法案體系龐大，內容涉及包括銀行、證券和保險在內的整個金融業活動的具體規范以及在權利和程序方面的具體可操作規范，其要點包括（1）促進銀行、證券和保險之間聯合經營，加強金融機構的競爭；（2）強化銀行業與工商業的分離，實現金融體制的現代化；（#）保留并擴展監管機構，加強金融監管；（4）強調消費者保護；（5）強調對小企業和農業企業提供金融服務；（6）以法律形式作出對有關課題進行研究的明確要求。k這一法案的誕生，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創新、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給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監管方法上，由個別監管轉向了綜合監管，確立了功能性監管的模式，這些都對其他國家的金融監管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影響到世界金融市場格局的變化。

（二） 英國：高度集中的單一監管

英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最明顯的特點是自律，它建立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相互信任、共同合作的基礎上。這種自律監管方式的優點在于靈活、較有彈性，缺陷是人為因素比較明顯。

1979年10月英國頒布了《1979年銀行法》，是其銀行監管走向法制化的第一次嘗試，但該銀行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英格蘭銀行傳統的監管方式，因為在處理具體事件時，銀行法賦予了英格蘭銀行廣泛的自決權，在解釋、評價和管理等方面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使得監管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英格蘭銀行高級管理人員的支配。

70年代以后，英國政府放松了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和對金融業的管制，一時間英國各金融機構間競爭激烈，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斷創新，金融業務、金融品種不斷交叉，呈現出混業經營的跡象。為了順應金融市場的發展，1986年10月27日，英國政府出臺了《金融服務法》，該法案的出臺被稱為“大爆炸”（BigBang），它允許銀行從事證券及其他投資等，成為沒有業務界限，無所不包的金融集團，它有效地改變了英國金融市場的結構，促進了市場的全面競爭，使英國金融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英國金融市場上再度出現了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全面融合的局面。在監管體系上，英國在該法案的基礎上成立了證券投資委員會（SIB），對從事金融服務的企業和從事證券活動的自我規范組織進行監管，從而形成了自律管理與立法監管相結合的模式。l然而，此時英國的金融監管卻沒有跟上混業經營的步伐，英格蘭銀行仍保留了對銀行的監管權，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對那些擁有大量非銀行業務的銀行集團的監管尤為薄弱，以至發生了巴林銀行倒閉事件。

為了迎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歐元的誕生，英國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金融體制改革的方案。將英格蘭銀行的監管權剝離出去，把對銀行監管的責任從英格蘭銀行轉移到證券投資委員會，并于1997年10月28日成立了金融監管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主要負責對銀行、住房信貸機構、投資公司、保險公司以及金融市場清算和結算體系的監管。1998年6月，英國通過了新的《英格蘭銀行法》，將英格蘭銀行的職能限定在執行貨幣政策，發展和改善金融基礎設施的范圍內。1998年7月《金融服務和市場法案》頒布，在經歷了多達2000 余次的修改之后，終于于2000年6月被英女王批準，從而成為英國金融業的一部“基本法”。該法明確了新成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和被監管者的權力、責任及義務，統一了監管標準，規范了金融市場的運作。這一整套新的“游戲規則”宣告了英國傳統的以自律性管理為主的金融監管體制全面讓位，取而代之的是單一的巨大金融監管機構，為英國適應新世紀金融業的發展和監管，提供了一個空前嶄新的改革框架。

（三） 德國：“全能銀行”模式

1948年德國進行了貨幣改革，之后頒布了《德意志聯邦銀行法》、《德意志銀行法》使德國在戰后迅速建立了一整套比較健全的貨幣制度和金融體系，制定了相對穩定的金融貨幣政策和有力的監管措施，為德國戰后經濟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61年聯邦德國通過的《銀行法》授權建立了聯邦銀行監管局，它是一個獨立的聯邦監管機構，直接隸屬于財政部，多年來在德國銀行監管中發揮著中心作用。根據《銀行法》第6條，銀監局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投資者和存款人的合法權益，負責制定和頒布聯邦政府有關金融監管的規章制度，并采取措施消除各種風險因素。同時《銀行法》第7條明確規定了聯邦銀行依法擁有對金融機構日常監管的職能。這樣，聯邦銀行監管局和聯邦銀行分別側重于微觀金融機構的具體監管和宏觀金融市場的監管，共同負責德國銀行業的監管。

總體而言，德國金融業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全能銀行”。根據德國《銀行法》，全能銀行的經營范圍不僅包括存款業務、貸款業務、貼現業務，而且還包括信托業務、證券業務、投資業務、擔保業務、匯總業務、財務業務、金融租賃等在內的所有金融業務，甚至還可以持有非金融企業的股權。這種全能銀行制不僅便利了銀行體系向工商企業提供廣泛而有效的金融服務，同時也有利于分散銀行的風險，保證銀行利潤的穩定增長及銀行穩健經營。

然而，90年代德國金融業在內外競爭的壓力之下，也開始尋求改革之路，將原銀監局、證監局和保監局三個機構合并，成立了金融監管局，根據原有的《德國銀行法》、《保險監管法》和《德國證券交易法》三部實體法，履行對德國金融業統一監管的職能。金融監管局的監管目標主要包括：第一，確保德國金融業整體功能的發揮；第二，確保德國金融機構的償付能力；第三，保護客戶和投資人的利益，從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此外，在1999年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確立之后，德意志銀行失去了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功能。2002年4月30日新頒布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法》在未改變聯邦銀行的基本職能的前提下，確立了新的德國聯邦銀行的體系。m

（四）日本：從“分業”到“混業”

二戰后，為了恢復在戰爭中受到重創的經濟，治理惡性通貨膨脹，同時也由于美國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介入，日本建立起一種限制型金融體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銀行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離。1947年3月公布的《證券交易法》第65條就明確規定，嚴禁銀行辦理證券業務。這樣，銀行與證券公司形成相互隔離的關系。二是對銀行進行“長短分離”，區分長期融資銀行與短期融資銀行，以實現銀行與信托的分離。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浪潮的沖擊下，日本的分業監管逐漸松綁。1981年修改銀行法，允許銀行經辦有價證券，特別是銀行可以經營公共債的買賣，辦理有關新公共債的募集等業務。由此，打破了證券公司獨家經營有價證券買賣的格局，這是日本金融制度進入綜合掛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金融制度改革法》，并于次年的4月1日正式實施，允許銀行、證券、信托三種不同形態的金融機構能夠以“異業子公司”方式相互滲透，實行業務交叉。

1996年10月17日，日本經濟審議行動計劃委員會下設的金融工作小組。公布了以放款和取消各種限制為中心內容，題為《搞活我國金融系統》的報告，該報告從實現廣泛競爭、資產交易自由化、緩和限制、改革監督體制等方面提出了金融大改革的框架措施，從而揭開了大改革的序幕。日本的大改革將金融控股公司確立為各項金融業務相互滲透的目標，并致力于加強金融商品、業務和組織形態的自由化和多樣化。首先是于1998年1月解除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禁令。其次是取消對各類金融子公司業務范圍的限制及普通銀行長短期業務領域方面的限制。至此，日本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完成了向金融混業經營高級階段轉變的過程。n

二、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在分析了以上各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演變之后，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金融全球化這個大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都經歷了從20世紀80年代的自由到90年代的監管的回歸，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管制循環，而是監管下的自由和自律基礎上的監管。各國的金融監管立法都是順應國內國際金融實踐的產物，法律制度的趨同也表明全球金融監管正朝著國際化的方向發展。

（一）安全與效率并重的金融監管目標

金融監管目標的確立是金融監管的核心問題，它決定了具體的監管制度和監管措施的制定和實施。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金融監管主要側重于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性。然而90年代以來，安全與效率并重的金融監管理論逐漸占了上風。各國的監管當局積極應對這一趨勢，調整監管目標，除了繼續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出發點研究金融監管問題之外，也開始越來越注重金融自身的獨特性， 金融監管實踐向著管理金融活動和防范金融體系中的風險方向轉變。這一方面順應了金融業發展的趨勢，提高了經營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各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能力的增強以及存款保險制度、最后貸款機制等安全保障日益完善的基礎上的。

（二）金融監管結構向綜合性、統一性發展

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金融機構間的接線越來越模糊，原來實行分業經營制度的各國都紛紛打破限制，許多金融機構一方面通過金融創新繞開管制，另一方面則通過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從事非銀行業務，這就要求金融監管也采取統一的、集中的管理模式。各國的監管當局都相應地擴大了金融監管的范圍，對各類風險實施全面管理，成為金融業監管的一個重要趨勢。各國金融立法在數年內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正是為金融業由“分業”向“混業”轉變提供合法性論證。

（三）實行功能型監管

功能型監管是在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內，由專業分工的管理專家和相應的管理程序對金融機構的不同業務進行監管。功能型監管的優點在于管理的協調性高，管理中的盲點容易被發現并能得到及時處理，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總體風險容易判斷。同時它可以克服多個監管機構所造成的重復和交叉管理，用統一的尺度來管理各類金融機構，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功能監管順應了金融業的混業經營的趨勢。美國、英國和日本不論他們在金融監管模式上有多么不同，但在新的監管立法中都確立了實行功能型監管，而且他們的立法實踐也說明功能監管可以適應不同的金融監管模式。

（四） 監管與自律并重

即對金融機構從外部進行監管控制轉向強化其內部風險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監控水平。如美國對銀行的監管，監管機構只集中對法人機構進行監管，即對銀行總行進行集中監管，而對分行則主要通過對總行的內控機制健全性的考查得出結論，同時要求分行在每個工作日結束時將數據上報總行。這樣，監管機構可以集中精力監管那些綜合性 金融集團和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從而提高效率，穩定金融體系。p

篇3

自2009年6月奧巴馬政府金融監管改革《多德-弗蘭克法案》出臺以及歐洲理事會通過《歐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方案以來，西方國家走上金融監管改革之路已兩年有余。美國主要在資本充足率、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以及OTC衍生品交易等監管方面有所進展。在二十國集團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推動下，巴塞爾框架下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也先后出爐，這些改革致力于增強銀行資本的數量和質量，降低杠桿比率，引進流動性比率，以期形成一個更詳盡的監管架構和更穩定且富彈性的金融體系。到目前為止，監管改革已經得到大眾的普遍關注，并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效，如透明度得以提高，國際監督合作得到加強，巴塞爾協議III得以達成。

但是，監管改革仍然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值得我們關注。最根本的問題是，上述監管改革主要局限于金融領域，而事實上本次危機產生的根源還是極端自由主義市場理念的泛濫。危機發生前，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美國過度依賴金融業來創造經濟增長，忽視了實際部門生產活動才是最終擴大物質財富的根本，導致金融資源脫離了生產性領域虛擬運行，并沒有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危機發生后，也沒有及時總結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市場理念的教訓，而是單純地加強金融監管，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加強監管與保持金融活力

關于如何推進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建議要考慮三個方面的要素。

1.差異監管

為保證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和完整，監管改革需要國際協調與合作，但推行全球統一標準有待商榷。各國金融市場所處的初始條件、發展階段、對經濟的支持力度和方式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其監管理念、方法也應該有所不同。

本次危機發源于美國，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理念的泛濫。因此，歐美國家加強監管與改變市場原教旨主義必須同時進行。但這不意味著全球都要執行統一的監管標準。

眾所周知，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少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是金融壓抑、金融市場發展不充分、金融創新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套用全球統一的標準，就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發展不充分，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不足，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擺脫貧困，最終還是會影響到全球的金融穩定。

因此，對于發展水平和金融環境不同的國家，實行差異化的金融監管標準，才會促進共同發展，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

2.適度監管

政府和市場都是調節經濟的手段，各有利弊，關鍵是要再二者見尋求平衡。本次金融危機暴露出一些發達國家金融監管上的缺失，對這些國家來說，適當加強監管是必要的。

我們不贊成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理念不等于我們反對市場經濟。既然要實行市場經濟就要給市場充分的活力、讓市場調節發揮主導作用，在沒有出現市場缺失時不過多地干預市場的運行。

不能把金融機構和市場管死。不能從放任自流的極端走向金融監管機構管制一切的另一個極端。

3.平滑監管

由于金融從業者的創新動機遠強于監管者，激勵的不對稱導致監管者往往落后于從業者。從歷史上看，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元素或固有特征。因此，金融監管不能保證未來不發生經濟危機，關鍵是要發展、加強金融業抵御危機的能力，即減少危機發生的頻率，一旦危機出現可以從容應付。從這個角度講，增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不應被理解成企圖完全避免危機，而是通過加強金融系統彈性，盡量降低危機發生時給經濟帶來的損失，防止危機造成系統性后果。對金融風險的防范應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機構本身的抗風險能力上，例如降低稅收，增加撥備，用經濟上升期的多盈利彌補經濟下滑期的損失等。

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

1.繼續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督我國金融業在這次危機中沒有受到大的沖擊，并不等于我國金融機構比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更強健。只不過因為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還比較落后，沒有參與那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隨著我國金融業進一步融入世界，我國金融市場受外部影響將越來越大，我們有必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督制度。

1998年以來，我們主要是學習發達國家的做法改革金融機構，包括處理不良資產、增加資本充足率、推動國有銀行上市、加強內部控制和管理、加大外部監管的力度等，這些措施的采取使我們的金融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實力增強。經過13年的改革發展，我們到了認真回顧一下金融業監管缺失的時候了。總體來看，我們確實取得了進步，但我們也是基本按發達國家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走，并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發展處有中國特色的監管制度，因而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促進作用有限。

2.繼續加大金融創新力度

我國金融體系仍處在市場化改革之中，金融市場發展仍不充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過度、監管不足相比，當前我國的金融創新相對滯后，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產品的種類和層次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許多企業、個人尚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服務，遠遠不能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要求。

為此，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的同時，應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創新的步伐，推出更多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不同層次金融消費者在不同階段的融資需求，實現支持實體經濟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

3.推進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平衡發展多年來，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市場的繁榮并有力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我們應不懈地致力于推進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的平衡發展。

第一，擴大金融機構的業務和產品創新自主權。對絕大多數產品采取報備制，對于必須由監管機構批準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簡化審批手續，大幅縮短審批時間。

第二，加快并擴大金融創新和相應金融監管的試點。推進試點工作，可以有效解決報備或審批過程中的疑點和難點，而且能為相關金融監管法律與政策的制定積累經驗。

第三，完善有關金融創新的配套監管法規。及時調整現有監管法規中不切合目前金融市場實際和有礙金融創新的規定，推動與時俱進的金融監管理念和模式，充分順應市場發展規律，使金融監管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

篇4

一、金融監管理論概述

目前，根據金融監管的功能、作用、方法等內容可以將金融監管理論劃分為四種，它們分別是：金融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金融監管的政治理論、金融監管的權衡理論和金融監管的法律理論。金融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認為，國家應當本著服務社會的目的，運用國家機器干預自由的金融市場，彌補自由市場失靈的不足，讓金融的發展更多地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需求。金融監管的政治理論認為，政府作為一個獨立的團體，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政府過去的干預往往是有害于金融發展的，并不利于市場的完善和進步。金融監管的權衡理論認為，金融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干預的失敗和自由市場的失靈是同時存在的，二者皆有好有壞，必須權衡利弊均衡調節，二者不可偏廢其一，亦不可過分依賴政府調節或者過分信任市場行為。金融市場監管的法律理論主要是從法律的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約束，該理論主張國家要完善相關法律規定，規范市場行為，構建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和經營環境。四種理論各有側重各有利弊，如何將這些理論靈活運用到實際中促進我國金融監管的改革，推進金融市場繁榮穩定才是我們應當思考的核心所在。

二、實證檢驗金融監管理論是否有效

本文根據世界銀行的發展指標數據庫、金融發展和結構數據庫等的數據，選取100家進行數據實證分析，探討這四類監管理論的有效性和實際效果。我們主要觀測的指標有九個方面，分別是：政府對銀行的控制程度、政府對金融的監管影響力、銀行的集中程度、國家經濟對外開放程度、金融監管的獨立性、私人監管權力、債權人權利指數、產權指數和金融發展水平。每一項指標的側重點都是不一樣的，綜合起來便可以比較全面地衡量一個國家的金融監管情況和金融發展水平，并探討出金融監管理論的適用性和有效性。

首先，根據筆者實證結果表明，金融監管的公共利益理論在實際中是不利于金融業的繁榮發展的，數據結果顯示，如果一個國家對金融的監管和干預權力越大，政府對銀行的擁有程度越高，是不利于金融業的健康和發展壯大的。其次，在銀行集中程度方面，如果銀行集中程度比較高，那么國家對金融的干涉就比較容易，干涉程度也就越深，相應的對金融的影響也就越為不利。而相反的，如果能降低集中度，提高競爭力度，則是有利于金融發展的，此外開放程度越高相應的金融發展往往也會更繁榮。再次，通過研究表明，金融監管和金融運行的法律體系建設和完善也是有利于金融業發展的。規范的法律能夠為市場提供公平的運行機制和競爭平臺，從而促進金融繁榮，因此，金融監管的法律理論是適用于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最后，在金融監管權衡理論方面，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大幅提高金融監管的獨立性和民間監管力度，也是有利于金融業發展繁榮的。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改革的建議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金融體系的發展很不完善，為了進一步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壯大，本文為國家金融監管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首先是要提高監管獨立性，促進監管的公平公正。政府的行政干預是無法保證市場公平的，經濟學理論認為，任何有行政約束的地方都會引起尋租行為，最終會給市場穩定帶來負面影響。其次是要完善法律體系建設，構建完善的監管體系。努力用法律來約束市場行為和國家行為，構建統一公平的法律體系就是為金融運行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游戲準則，這樣既為金融企業提供了運行標準，也為監管機關提供了監管依據，對規范金融市場行為是非常有利的。最后，我們要努力促進監管信息公開化，提高民間監管力度。民間力量是一股不容忽視的監管力量，在金融監管中我們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鼓勵相互監管相互舉報，讓違法違規行為無處遁形，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彌補政府監管的不足和漏洞，全面約束金融活動和金融行為，保證整個金融市場的規范性運行。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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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信峰，郝亞琳，孫鐵翔，等.周小川：不會取締余額寶[EB/OL].（20140304）[20140629]..

[9]Dan Awrey. Regula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 More Principlesbased Proposal？[J]. Brookly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ial & Commerical Law，2011（5）：270279.

[10]Adam J. Levitin.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Politics：A Review Essay[J]. Harvard Law Review，2014（127）：1989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