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與朝鮮的關系

掌握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史實：政治交往、文化聯系、經濟交流

2、與日本的關系

掌握兩漢和日本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史實：政治交往、經濟交流

3、與西亞、歐洲的往來

掌握漢朝與西亞的經濟交往;東漢與大秦的政治交往。

4、絲綢之路

掌握陸上絲綢之路的概念、開通的條件、路線和意義;掌握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和意義。

重點和難點精析

1、陸上絲綢之路

(1)絲綢之路的內涵：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由此西傳而得名。

(2)開通的歷史條件：①秦漢的統一，中原王朝實力的積聚。②張騫溝通了與西域的聯系。③西漢絲織業的發展。④西漢在西域設西域都護。

(3)開通和維持過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張騫兩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護的設置。③西漢末年，中原與西域關系一度中斷。④東漢班超經營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達波斯灣。

(4)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它是東西方物質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橋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蔥、胡椒、胡蘿卜等作物，羅馬的玻璃器皿、中亞的服飾、飲食等物產，西域的樂舞、雜技，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等精神文化產品由此傳人中國。兩漢之際，佛教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更是難以統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2、海上絲綢之路

(1)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a.秦漢時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懼風浪，很早就往來于中國與東南亞之間。b.西漢中后期，漢朝政府派人遠航，直抵東南亞和南亞，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2)海上絲綢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線與經過地區：a.閱讀課本插圖《海上絲綢之路》;

b.了解海上絲綢之路從廣東沿海港口出發，向西沿海岸線、印支半島南下，繞過今馬來半島、出馬六甲海峽，到孟加拉灣沿岸諸國，最遠抵達印度半島南端和斯里蘭卡。

(3)海上絲綢之路開通的意義：a.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關系，擴大了秦漢文化對外的影響。b.從海路溝通了東、西方外交聯系，拓展了中國、亞洲瀕海地區、歐洲一些國家的外交活動范圍。

3、兩漢時期中外關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貿為主，絲織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當程度的單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陸路為主，水陸并舉。③與亞洲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等地區的國家交流頻繁，對東方文化影響大，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④中國文明通過絲綢之路開始傳人歐洲。⑤中國開始吸收佛教等外來文化。⑥漢代文明先進，對世界影響深遠。

原因：①國家統一，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得到發展;②社會經濟發展，國力強盛;③絲織、冶鐵等技術領先世界;④張騫溝通西域后，開通了絲綢之路;⑤交通發達，兩漢政府保護交通的暢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輝煌;⑦統治階級比較重視。

師生探究

例1.西漢與西亞歐洲通商關系發展起來的主要條件是()

A.西漢絲織業的發展

B.張騫溝通了與西城的聯系

C.甘英到達了波斯灣

D.西漢在西域設西域都護

解析本題答案是B。西漢同西亞和歐洲通商關承發展的前提是絲綢之路的開通，而絲綢之路是在張騫溝通了與西域的聯系之后形成的。此題中的A項只是作為對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現，而C、D兩項都是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后才出現的。

例2.漢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輸出的主要是()

A.應用性技術B.農作物良種

C.手工業產品D.書畫藝術品

解析本題答案是A。漢代在中外交往中輸出的主要是應用性技術，例如中國的鐵制生產工具輸出到朝鮮，鐵犁牛耕技術、水利工程技術傳到越南并推廣，鐵器、絲綢和養蠶技術，以及鑄鐵術、井渠法、造紙術先后西傳等。

例3.秦漢時期，中國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現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從海道來中國

B.絲綢等技術傳播到中亞和歐洲地區

C.甘英出使大秦，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

D.中國與歐亞非許多國家開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

解析本題答案是D。本題為否定式選擇題，旨在考查準確掌握基礎知識的能力。A、B、C三項符合史實，D項表述有誤，因為秦漢時期中國只與歐亞許多國家開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并沒有與非洲國家直接開始貿易交往。

秦漢時期民族關系和對外關系板塊小結

民族關系是指國內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對外關系是指中國與外國之間的關系，二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差別。

民族關系

從民族關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別是經濟文化交流有了重大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格局形成。秦漢時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春秋戰國長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秦滅六國，南平越族，北擊匈奴，修建長城，加強對邊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國疆域的基礎。兩漢時期，民族交往頻繁。西漢的“和親”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漢匈關系，張騫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溝通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系，促進了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武帝在西南設置郡縣，加強了西南少數民族同中原的聯系。邊疆各族對開發邊疆地區，締造中華民族歷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注意：各民族間的聯系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貿易、戰爭、和親、遷徙、招撫、設置特別機構等，但民族間的友好交往，經濟上的互補和文化上的相融、認同，一直是推動民族融合的主要動力。

對外關系

篇2

21世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大致在古絲綢之路范圍之上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東連繁榮的東亞經濟圈，西系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其建設是這一區域內30億人口的重大發展機遇，將開啟我國向西開放的新格局。在這一新的大戰略背景下，地處西部交通通道和重要樞紐的青海省，需對自己的交通戰略地位應重新認識，定位于新絲路上的交通經濟帶。定位于交通經濟帶，從主觀上看，便于合作共贏。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要在和平發展的國際背景下，在融合不同國家利益、實現優勢互補、共享機遇、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同時，實現中華民族兩個100年的奮斗目標。所以，定位凸顯經濟，更符合時代要求，更利于市場主體理解、行動。從客觀上看，抓住了區位優勢。青海省地處我國西部的大通道和交通樞紐上，其定位當然離不開交通。從規律看，符合現代經濟特征。在現代交通運輸工具條件下，一個區域僅僅簡單地只作為貿易路，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是有限的。定位交通經濟帶，就是說青海不僅僅承擔貿易路的作用，還與此同時要使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系統一體化協同發展。所以，青海定位交通經濟帶，是為贏得又好又快發展，抓住了天時。定位于交通經濟帶，青海省具備全部要素，包括區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以工業商貿為主的三次產業、沿線分布的經濟中心和大中城市。具體來看，一是具備前提條件———區位優勢。青海具備作為新絲路上交通經濟帶的首要條件，即無法復制的地理位置。“青海道”在古代交通史上地位顯著，對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產生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為現代交通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南部通往西亞、中亞乃至南亞的大多數國家，從青海通過距離更短、更便捷。所以，青海在新絲路上定位交通經濟帶，占盡地利優勢。二是具備現實基礎———交通運輸基礎設施。青海境內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路、航空等現代交通網絡正在形成，運輸能力不斷提高。打開今天的交通圖我們可以看到，古老的“青海道”北路上，227國道、蘭新第二雙線高速鐵路從西寧—張掖并駕齊驅；315國道—215國道、青藏鐵路西格段和格敦鐵路，從西寧—格爾木—甘肅敦煌。中路109國道、303省道、315國道，青藏鐵路西格段和將要開工的格庫鐵路，聯通著西寧—格爾木—新疆喀什和庫爾勒。南路唐蕃古道上109國道、青藏鐵路，東連北京南接拉薩。我們還看到這里有國道、省道干線公路、出省通道和資源開發、旅游公路構成的“六縱九橫二十聯”公路網；有到“十二五”末，在東連隴海、北接蘭新、西南連接拉薩的基礎上，又西通南疆、東南通達成都的快速發展的鐵路網；有即將形成的“一主八輔”機場格局；有西氣東輸的澀寧蘭輸氣管道；有不斷完善的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礎設施和配套條件。可以說，青海省境內的公路、鐵路、航空運輸、輸電線路、油氣管道、通信光纜正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不斷延伸，通向東西南北。一個立體交通網絡的現代版“青海道”已顯山露水。三是具備“增長極”———茁壯成長的三次產業。近些年，作為增長極構成內容的三次產業特別是工業、金融商貿和信息產業茁壯成長。2000年以來，青海省生產總值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青海高新技術開發區、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和海東工業園區快速發展，三大工業園區優勢互補，高新技術產業、輕工業、裝備制造業更是快速發展，工業增加值占全省的70％。特別是地處青、甘、新、藏四省（區）交匯中心地帶的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在探索資源富集、生態脆弱地區科學發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四是具備“成長三角區”———迅速發展的大中城市。今天的“青海道”從東向西分布著海東市、西寧市、德令哈市、格爾木市及玉樹市，集中了青海境內全部的城市、工業、第三產業和絕大多數人口，是交通經濟帶建設的重要依托。金融、物流、科技服務、信息與中介、商貿餐飲、房地產、旅游、文化體育、社區服務、商務會展等十大服務業蓬勃發展。一個個城市，作為成長三角區，經濟快速發展，人口迅速集中，像一顆顆明珠，把古老的“青海道”裝扮得亮麗現代。青海定位新絲路上的交通經濟帶，是既不脫離交通又不只限于交通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科學選擇，并且是有現實基礎的選擇。

二、積極建設新絲路上“交通經濟帶”的主要措施

交通經濟帶建設的關鍵，要使經濟社會隨著走廊功能的發揮而發展，要避免過度依賴交通通道而導致的區域和產業畸形發展，而且積極打造新絲路上的青海交通經濟帶主要措施，包括區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工商貿為主的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沿線分布的經濟中心和大中城市的升級。

（一）積極爭取進入國家規劃

進一步夯實“交通經濟帶”基礎設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又一輪對外開放的大戰略。毋庸置疑，國家對“五通”之一的道路聯通投資巨大，相應項目落地是各地基礎設施快速發展的重大機遇。青海省集西部地區、民族地區、高原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于一身，2001年以來，經濟連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人民生活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在不斷拉大。2013年，青海省GDP占全國的0．36％，財政收入的0．2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2000年的第24位、25位，下降至第30位。要乘上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快車，青海省必須抓住歷史機遇，爭取國家層面對青海交通經濟帶定位的認可，使更多的基礎設施項目落地，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一要加強輿論工作，通過論壇、新聞媒體、理論研究等渠道，強調青海省在新絲路建設中的交通通道地位，明確國家層面認可青海交通經濟帶定位的必然性；二要積極爭取新絲路上青海交通經濟帶進入國家規劃。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開局之時，牢牢把握區位優勢，在自己心中有數的同時，爭取青海交通經濟帶進入國家戰略規劃，進入大規劃；三要積極主動制定青海新絲路交通經濟帶發展規劃，為對接國家規劃打好基礎，掌握主動權。

（二）切實圍繞新絲路交通經濟帶建設

布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從站在青海看青海、站在西部看東部，積極轉變為站在青海看全國、看亞洲、看全球的全方位視角，重新認識青海在生態、資源、穩定、交通等方面的戰略地位，重新布局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一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把無可替代的水資源稟賦和交通地域優勢作為著眼點，作為順應自然規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進行科學布局的前提條件；二是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調整空間結構，水往東流、路向西走。即南部、北部以三江源、祁連山為核心，布局生態空間，建設生態保護屏，承擔“中華水塔”功能，全力做好生態環境保護；中部以絲綢之路為軸心作為生產空間、生活空間，承擔交通通道、經濟社會發展功能，全力做好交通經濟帶建設。

（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打造交通經濟帶的“增長極”調整產業結構，做大做強交通經濟帶上的“增長極”。一要以開放合作共贏為著眼點，調研新絲路上各國各地需求。立足青海向東看，我們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但是，如果扭過頭來向西、向西南看，就會有新的發現。如中亞各國在交通、郵電、紡織、食品、制藥、化工、農產品加工、消費品生產、機械制造等行業有引資需求，在農業、沙漠治理、太陽能、環境保護等方面有合作需求；二要梳理出自己絕對優勢產業，尋找廣泛合作基礎。如青海光伏產業占據全國半壁江山，不僅率先打造了國內國際最大規模的光伏電站，而且光伏發電勢頭一直“領跑”全國，與此同時，光伏制造產業也初步形成了“以硅為主、多元發展、集中布局”的格局，一批重點項目投產，產業鏈條日趨完整。光伏產業不僅從國內看是我們的優勢產業，而且從對中亞各國的合作來說，也是我們的優勢產業；三要圍繞開放合作，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梳理出自己相對優勢，在生產、貿易、旅游、科技、交通運輸、能源環保、通訊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經濟領域，尋找出合作的基礎，并且圍繞此，促進投資增長、改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四）積極推進交通經濟帶城鎮化進程

篇3

一、引言

2013年9月我國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制定了“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方針，這是中國政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舉措。一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游資源，但區域自然環境較差，交通不夠便利，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區域內貿易及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是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中國社會同步發展的關鍵所在，其中，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人力資源相比物力資源更具能動性和創新力，并能夠調動物力資源，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貨幣流通”和“貿易暢通”是金融在融通貨幣和配置資源方面的重要功能體現，區域金融功能的實現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資源、促進貿易流通，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的早日實現。發揮人力資源對生產要素配置的主導作用、完善區域金融功能是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基礎路徑和內在要求。認清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情況，預測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對金融人力資源的需求，對我國實施金融人才戰略計劃、促進金融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交流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Kletzer&Bandhan（1987）、Rajan&Zingales（1998）、Baldwin（1989）、Svalery& Vlachos（2002）等經濟學家對金融促進區域經濟帶貿易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廣泛研究，認為金融具有資金配置的功能，而配置方式決定了國際貿易的交易模式。Rajan、Zingales認為一國的金融發展促進了行業的生產水平，進而影響了該國的對外貿易；Baldwin發現金融發展程度越高，一國在風險品的出口上就更具比較優勢；Svalery&Vlachos通過實證分析OECD國家金融發展與比較優勢的關系，驗證了Baldwin的結論。國內學者徐建軍，汪浩瀚（2009）研究認為，金融發展主要通過金融制度、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分散風險和匯率調整等影響國際貿易，是外貿可持續的重要因素。戴卓（2012）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分析國際貿易的決定因素，發現金融危機對雙邊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大。

關于人力資源在促進金融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盧卡斯（1988）將人力資本納入到內生增長模型開始，就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現今，國內外的研究都已經較為成熟。Galor（2001）、Dutta（2005）、Fleisher（2009）認為在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積累是重要渠道之一。國內學者潘英麗（2007）從現代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角度分析，認為金融競爭的實質是金融人才的競爭，要創建適合金融人才效能得以發揮的有效激勵機制。目前對金融人力資源的研究多集中于現狀分析或金融機構人力資源管理和開發，如李全敏（2007）對我國加入WTO以后金融人才市場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發現我國金融人力資源具有素質結構差異明顯、行業分布不均衡、總需求量大等突出特點；李江、謝小蓉（2009）認為改革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是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后的重要任務，關系到商業銀行的國際地位和穩定運行。專門針對金融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研究較少，如李緒紅、羅仲星（2009）專門對上海人力資源進行評估和預測，發現金融從業人員結構不合理、單位金融人才效率較低是約束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目前，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研究表明，我國處于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要時期。王保忠、何煉成（2013）認為金融和貿易是絲綢之路經濟一體化的戰略路徑之一，貿易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階段和核心問題。何茂春、張冀兵（2013）認為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和能源等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面臨的戰略難題。李忠民、夏德水（2014）對我國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效率研究發現，貿易環境負向變化成為未來該經濟帶發展的重要問題。

總體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需要解決各種資源和資本的配置問題，從而通過貿易和貨幣的一體化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偉大戰略構想。研究證明，金融在配置資源、促進貿易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資源的低效率配置成為制約區域金融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對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現狀的分析，對未來經濟帶發展所需要的金融人力資源進行需求預測，以期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促進該區域金融功能的逐步完善，最終實現“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

三、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現狀評估

要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做出合理預測，首先應該對該區域當前的人力資源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在了解歷史數據的基礎上，總結該區域的金融人力資源發展規律，得出客觀科學的預測結果。本文根據《金融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中提出的金融人才發展戰略目標，從人才總量、人才結構、人才素質、使用效能四個方面分析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發展現狀。

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是在古絲綢之路的基礎上延伸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也是以亞歐大陸橋等鐵路大干線為紐帶的經濟帶（劉育紅，2012）。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各省市經濟金融發展差異較大，難以形成明確的橫向對比，因此分析時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劃分為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三個區域：西北段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北五省區；西南段包括重慶、四川、云南、廣西西南四省區市；中東段包括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份1。各段分析數據均由2002年至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和各省市《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及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一）人力資源總量

從業人員是指從事一定社會勞動并取得工資或其他形式勞動報酬的人員，反映了一定時期內該行業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利用情況，是衡量行業人力資源總量的關鍵指標。由表1可以看出，2001至2004年期間，三個區域金融業從業人員數量都呈現出一定波動。2004年后，各個區域的金融業從業人員總量都保持了較穩定的增長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時，西南段出現負增長，西北段增長幅度加大，說明西南段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金融人才向西北部回流。金融危機之后，各區域金融人力資源都呈穩步增長，其中中東部增加幅度最大，呈“√”型增長；西北段增速平穩，西南端增速呈倒U型。

從三個區段的對比來看，雖然中東段只有三個省份，但是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一直都高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總人數，而金融業就業的區域差距是區域金融發展差異較大的重要原因（楊艷琳，2004）。

從金融業從業人員占第三產業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來看，西北段略高于西南段和中東段，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區域的服務業從業人員規模有所差異，后兩者較為相近，說明金融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同經濟發達程度不一定呈正相關，這與李俊（2013）的研究結論一致。為了發揮金融杠桿的作用，就要合理控制金融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例。

（二）從業結構

本文對金融人力資源的從業結構從性別結構、所有制結構、行業結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變化趨勢如表2所示。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各個區段的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比例都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說明更多的金融業從業人員選擇在非國有金融機構工作，即所有制結構變革推動了就業結構優化。從表2中看出，截至2014年底，中東段的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比重最低，其他兩個區段的比重相當，說明應該繼續推進西部地區的金融制度改革，調整金融人力資源就業結構。

金融業就業人數的行業結構變化較為明顯，體現了金融業從業機構多元化發展趨勢。2004年至2008年，三個區段除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機構從業人數出現大幅度增長，對比而言，中東段金融人才在除銀證保以外其他金融行業就業的比重最高，說明其所在區域金融服務更優，行業就業結構更為合理。此外，西北段這一比重起初低于西南段，在2009年之后反超，表明國家支持西部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部署在西北地區成效得以顯現。

（三）素質結構

隨著金融全球化，高素質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成為反映一個地區金融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金融人才的素質一般體現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此處用專科以下學歷、本科學歷、碩士學歷、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數占總從業人數比例來衡量個區段金融人才的素質結構。表3根據2009-2015年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換算而來。

從表3可以看出，西北段人力資源素質結構弱于西南端及中東段，但總體而言三個區段的金融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都出現一定程度的優化，其中西南段和中東段的學歷層次變動較大。

（四）人才效能

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一種，可以按照邊際生產規律確定人力資源的效能，即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通過對各個區段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進行測算，發現西北段人才效能遠遠低于中東段和西南段，反映了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方面水平較低，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存在約束（楊萬平，2014）。總體來說，三個區段的人才效能水平相對于國際發達區域均較低。如香港2014年的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為103.63（李緒紅，2009）），中東段人才效能僅為香港水平的57%。

四、模型分析及數據選取

（一）GM（1，1）模型

目前有關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為定性和定量兩種。定性分析多采用德爾菲法、名義小組等方法；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多元回歸模型、神經網絡模型、ARIMA時間序列模型、GM灰色系統模型等方法。區域金融人才需求受經濟金融發展水平、政策制度環境等多因素影響，影響因素繁雜，同時現有樣本數據少，信息不完整，結合各研究方法特點和適用條件，本研究確定采用GM（1，1）灰色系統模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需求總量和結構進行預測。該方法既可以彌補統計數據較少的缺陷，也可以避免預測值與實際值誤差較大、預測結果過于主觀等問題。

GM（1，1）模型通過部分已知的數據，將系統信息抽象的概念量化并模型化，通過模型優化來預測部分未來的數據。其計算過程如下：

（二）數據選取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金融人力資源需求模型分設兩個模型：人力資源需求總量預測模型和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預測模型。由于GM（1，1）適合小樣本預測，且2005年的總量數據波動較大，影響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2006-2014年的年度數據分別對西北段、西南段和中東段構建需求總量預測模型；采用2009-2014年的年度數據構建素質結構預測模型，分別對三個區段的本科學歷從業人員數量、碩士學歷從業人員數量、博士從業人員數量進行預測。根據GM（1，1）模型適合短期和中長期預測的特點，模型的預測跨度為2015-2020年2。研究中為了消除不規則變動對預測結果的影響，首先通過弱化緩沖算子生成灰色序列后，運用GTMS3.0軟件進行數據預測。

（三）總量預測結果分析

從表6的GM（1，1）模型精度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各區段的灰色發展系數-a均小于0.3，說明可以運用已經建立的GM（1，1）模型進行中長期預測。除中東段的為二級精度等級，其他的檢驗指標都達到了一級精度等級，表明建模很成功。

從表7的預測結果來看，2015至2020年金融業從業人員總量增長最快的是中東段，以4.239%的增長率領先。綜合來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期間，西南段和中東段金融人才的總量差距在逐漸縮小，而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年增長率為2.6%，加之基數本就偏小，與另外兩個區段的金融從業人員總量差距將繼續拉大。根據《金融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提出的2011至2020年，全國金融從業人員總量按照年均3.5%的速度增長的戰略目標來看，西南段和中東段都滿足全國金融發展的趨勢，西北段還需要政策支持以達到計劃平均增長水平。

（四）結構分析

根據前文所述，高素質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是反映一個地區金融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盧福財、羅瑞榮（2010），因此本文對未來金融人才發展的素質結構趨勢進行預測分析，并以此判斷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各區段金融發展的程度。表9中，各區段的本科、碩士、博士數量預測模型的灰發展系數-a都小于0.3，表明可以運用灰色預測模型進行中長期預測。各預測模型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誤差概率p都達到了一級精度等級，平均精度都到達了95%以上，說明模型的預測結果可靠性很高。

從表10的預測結果來看，2015至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的本科學歷金融業從業人員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1.02%、6、67%和9.76%，碩士學歷的增長率分別為7.26%、7.28%、10.00%，博士學歷的增長率依次為12.48%、10.13%、10.9%。說明未來幾年西北段的本科學歷、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的增長速度都要高于西南段和中東段；碩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增長率最高的是中東段，而西南段的各學歷金融從業人員的增長速度都較其他兩個區段緩慢。

就西部區域來看，西北區段基數小，各個學歷層次的金融從業人員數量遠遠落后于西南段；就全國來看，西北段和西南段與中東段金融人力資源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碩士學歷和博士學歷人數較少，表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人才素質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國家金融人才戰略要求2015 年全國金融從業人員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者所占比重達到6.4%以上，2020 進一步達到9.6%以上。根據上文對各區段的金融人才總量的預測結果分析，2015年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的碩士以上學歷從業人員數量所占比例分別為6.42%、7.63%、14.46%，2020年各區段碩士以上學歷從業人員數量所占比例一次為的8.28%、9.16%、19.08%。說明在短期內，西北段和西南段基本上會達到國家平均水平，但是中長期內將略低于國家計劃平均水平，需要在“十三五”期間內科學調整人才戰略，以促進未來區段內金融業人力資源結構優化發展。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三個區段金融人力資源發展現狀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灰色預測模型，對2015-2020年三個區段金融人力資源需求總量和金融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進行預測，主要結論如下：

（1）就現狀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三個區段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不斷增長，結構逐漸優化，但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較低，與國際發達區域貢獻率指標差距太大。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質量有待提高，配置效率較低，制約了金融對經濟貿易的促進作用。

（2）預測結果表明，在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上，西北段依然落后于中東段和西南段。在2020年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數量將達到44.6萬人，西南段90.54萬人，中東段109.29萬人，西北僅占期間兩個區段的差距達到50%以上。就年均增長率而言，三個區段依次為2.6%、4.003%、6.7%，西北段落后全國3.5%的增長目標。

（3）在金融從業人員素質結構上，到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和中東段本科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將達到20.32萬人、33.91萬人和48.83萬人；碩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將達到3.13萬人、6.44萬人、16.64萬人；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依次為0.56萬人、1.86萬人、4.21萬人。結果表明，三個區段本科學歷人數差距較小，碩士和博士學歷人數存在較大差距。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絲綢之路經濟帶肩負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使命，積極促成人力資源對生產要素配置的主導作用、完善區域金融功能是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基礎路徑和內在要求。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機遇與挑戰并存，應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人才戰略，以人才發展帶動金融發展，以金融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形成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具體戰略路徑。

篇4

關鍵詞：民族走廊；整合；國家化；向心力；國家認同

中圖分類號：C9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3）02-0037-08

“民族走廊”學說既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先生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宏大理論體系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涉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對于整合中華民族，尊重各民族個體，對于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都是關鍵。圍繞費先生的指導思想，我國民族學界、歷史學界，乃至整個人文社科界迅速掀起了一場民族走廊的研究熱潮，逐漸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嶺走廊等幾大區域性的研究領地。繼而，武陵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新概念及論證亦開始進入公眾視閾。綜合十多年來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可發現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大方面：民族走廊的地理、生態環境與交通研究；民族走廊的歷史研究：民族間交往與融合研究；民族文化遺產與走廊經濟開發研究；走廊民族政策與制度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演變及其特征研究，等等。在細部研究方面，民族走廊少數民族語言、體質、文物、社會結構、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等也受到一定的關注，試圖解決諸如民族的形成、接觸、融合、變遷等方面的問題。

從研究模式上看，傳統的研究多以族群為單位，以某個民族或村寨入手，缺乏區域研究的整體視角，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人員易受畫地為牢的限制，無法相互啟迪、形成研究合力。另一方面，人們對民族走廊的研究。往往沿著一種“預期”的模式：視邊緣地區進入國家為一種先驗的、不言而喻的進程。譬如，人們通過關注民族走廊歷史上的羈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內地化”或者“漢化”模式下展開。認為經歷這些制度與事件。作為“異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為了華夏的“中國”。此類觀點顯然過于簡單，因為中國是一個在不同時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個地區的結果，它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

以“內地化”或“漢化”模式討論歷史上中原王朝對邊緣地區民族走廊的整合是否適當。值得商榷。本文希望沿著這一研究理路繼續展開下去，相關的探討包括：民族走廊如何與作為更高一層級的王朝國家產生關聯，如何被王朝國家整合。其效果又如何？與之相對應，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部落群體為何長期游離于王朝國家的統治范圍之外，它們的政治向心力、國家認同感如何？……在此基礎上，找出民族走廊“成為中國”的進程與緣由，也即，中國建構在民族走廊的拼圖，并重新檢視已有民族走廊歷史書寫的“內地化”或“漢化”模式。當然，本文只是對上述問題一種粗淺的研究嘗試，以期拋磚引玉，博學之士能將此類研究引向深入。

一、民族走廊的歷史和結構

（一）“異域”的歷史

民族走廊的歷史其實就是與外界接觸、交流的過程。在古代社會，交通阻隔、戰爭、經濟發展程度等因素對民族走廊對外交往造成了重要限制，也直接影響到民族走廊歷史的書寫。由于文獻缺載、簡略或語焉不詳，歷史上走廊內的地方王國、部族群落發展缺乏清晰的脈絡，很多族群的淵源充滿懸疑。一些有著較高文明程度的“蠻夷”及其建立的政權，史料記載莫衷一是，甚至出現名稱混淆、史料篡亂的現象。以藏彝走廊為例，由于與漢族父系體系的巨大差異，漢文史籍記載中充滿傳奇色彩的女國，留給后人一系列懸疑：女國是否有東、西女國之分？東女國的具置何在？史料中幾個女國風習類同又當如何理解？……近半個世紀以來，呂思勉、任乃強、王子今、石碩等多位專家學者相繼對此類問題進行了研究、考證。他們或駁斥，或補充，新的觀點層出不斷，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一種共識性的研究結論。歷史上區域性的王國政權尚且如此，對于散雜群落歷史的爭議更是可想而知。三巖系蜚聲藏族史學界的一個不大區域，歷史上剽悍的民風及趙爾豐武力征討使其“惡名”得到最大程度“彰顯”。該部落位于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歷史上既不屬藏，亦未附漢，直至清末改土歸流前，仍是一個“化外野番”。從流傳下來的遺風習俗看，三巖人明顯不同于周邊其他藏族群體，其族屬問題已引起不少學者關注，但研究結論同樣充滿了爭議。可見，厘清民族走廊的歷史，注定要比其它空間區域復雜得多，亦困難得多。

某種程度上講，民族走廊與中原王朝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走廊內眾多族群、部落自身無文字記載相傳，它們的歷史主要靠漢文記載和書寫。因此，那些和中原王朝交往、聯系的部族、王國最有可能進入內地官修史志當中。相反，那些和外界聯系較少的部族，則未能載入漢文歷史中，它們或已“失去”歷史，其興衰敗亡無從可知，早已湮沒于歷史的大海。可見，歷史上中原王朝不同的經略方式，影響到民族走廊族群歷史的“書寫”。中原王朝對邊疆地區、民族走廊的經營策略大體歸為兩類：一是積極進取、銳意經略型，比如，漢武帝開發西南夷，撫諭民眾，招撫邛、笮、冉等部落，并置縣，劃歸蜀郡統轄。另一類則對邊遠地區、民族采取消極策略，甚至置之不理。宋太祖玉斧劃地圖，以大渡河為界，“此外非吾所有”，以達到與大理國“和平相處”，致使北宋時期基本中斷了與大渡河西南，乃至邊疆地區政權或部族的交流，其實際疆域為我國歷代王朝中最小的一個。因此，民族走廊中的王國、部族與中原王朝之間的交往聯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們是否擁有自己的“歷史”。

當然，如果民族走廊的族群研究不倚重“客觀標準”，族源問題不局限于歷史文獻記載與留存的風俗去追溯、建構不同族稱之間關系，把各少數民族當作一種先驗的存在的話，其歷史或許會是另一番情境：當地民間傳說、歷史記憶、族群認同無疑也構成了民族走廊的歷史拼圖。在藏彝走廊彝族民間傳說中，尊奉神農氏為鼻祖，武陵民族走廊苗族早期的記憶和蚩尤為首領的九黎部落有關，保留著和黃帝部落爭奪華夏的古老歷史……。民族走廊這類傳說、記憶大都揭示了一個類似的歷史“淵源”：多數族群的族源、祖先都一致性地指向了中原地區早期的炎黃部落。在這些貌似無關緊要的邊遠印象以及仿若荒誕的傳說背后，存在某種深刻的歷史與社會機理的扣連：民族走廊中的族群支系在華夏系譜中身處邊緣，跟中原王朝的關系沿用三皇五帝的傳說故事定位，藉此證實其久遠的“歷史”及華夏身份。

作為偏遠的異域，民族走廊未能進入歷史書寫的主體，其“歷史存在”可歸結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存在于漢文書寫的歷史當中，主要指那些居住在走廊邊緣，鄰近漢文化的族群，或是那些歷史上曾經與中原王朝交往、接觸的族群，它們的歷史出現在內地撰修的史志中——通常位于專門的“蠻夷傳”之列。第二類無漢文歷史記載，但其族群內部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或口傳故事，這類族群的存在延傳著他們的歷史或記憶。第三類為“消失”的族群，它們留給后世的歷史僅僅是一些只言片語的傳說或故事，而且這些傳說、故事附著于第三方的“記憶”中。藏彝走廊歷史上的戈基人即屬此類，他們的故事為川西北羌族部落口口相傳——在當地羌人的歷史記憶中，其祖先曾經和一種叫作“戈基”的部落發生過戰爭。三種類型的族群歷史層次分明，猶如一個洋蔥：表皮層系接近漢區的第一類族群；中間層相當于民族走廊中的第二類族群：最里面的一層則是那些隔絕于漢文化。“遺失”在歷史中的第三類族群。

（二）走廊的結構

相對于走廊的歷史而言，走廊的結構是一個紛繁復雜的空間體系。民族走廊內部族際成分繁蕪：有散雜的部落組織，有中原王朝的屬國，也有獨立的“王國”。以宋代的西南地區為例，藏彝走廊內外分立著宋和大理兩個強大政權，為走廊內多樣性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空間，有部分地區進一步官僚化，并發展成為地方王權，而有些則有若世外桃源，保持與既有國家或自立成國的距離。

概括地講，地處“蠻夷區”的民族走廊主要涵蓋兩類區域，羈縻區系主體，此外還有很多蠻夷游離于羈縻統治之外，與王朝之間甚至缺乏名義上的統屬關系。在羈縻區內，中原王朝的管轄大多是象征性的，并無實質性的統治。在藏彝走廊，表面上看它在西漢時期就納入王朝秩序，但是漢朝真正能夠控制的區域其實相當有限，走廊內大大小小的王國與部落林立，它們之間交錯分布、各自為政、不相統屬。走廊深處地理位置偏僻，內地教化難以到達，彼此言語不通，形成隔閡。以致于在歷史上，藏彝走廊一直未能建立“地域性的內部統一”。中原王朝對走廊的控制更是鞭長莫及，雖然歷史上幾個強大的中原政權，曾試圖在走廊內設治，建立機構，進行治理。但其有效管轄范圍非常有限，而且并不持久。常常伴隨著王朝勢力的盛衰而張弛，乃至失去控制。因此，歷史上，民族走廊“國家化”進程受到諸多因素的掣肘。中原王朝無意或無力實施有效整合，將其納入管轄范圍之類。

從族群屬性看，民族走廊似一個“非我族類”的聚合體。中原王朝對其治理、統治從未完全或徹底實現過，甚至對走廊的認識亦遠未達到全面或準確的程度，從走廊內族群的名稱、稱謂足可窺見一斑。

民族走廊聚集著眾多少數民族，歷史上人們對其族類劃分或認識粗略而模糊。“蠻”、“夷”、“戎”、“狄”等系中原地區統治民族對民族走廊在內周邊族群的泛稱。在漢文史籍中，先秦時期就有了族群區分的觀念和稱謂。《竹書紀年》、《尚書》、《詩經》中即出現了“夷”、“西戎”、“蠻”、“狄”的記載。此類稱謂表明，諸夏各國視蠻、夷異族為一個遙遠的存在，而且在用語上明顯有歧視之意。“戎，禽獸也”，“狄，豺狼之德也”，將戎、狄視為豺狼與禽獸，顯然是對他們非華夏、非中原、非中心族別所貼的異類標簽。稍后的史書中，對民族走廊、邊疆地區蠻夷族群的籠統稱謂加上了地理方位的詞匯，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武陵蠻”等。《漢書》中隴西郡下還有秦時的狄道、氐道、羌道等針對夷狄的民族型政區設置。從方向性分類到地理位置、民族型政區的族類劃分。包含著中原王朝在行政建制與夷夏之分這兩套體系下對少數民族的認知和分類。從羌到羌道、蠻到武陵蠻是王朝對民族走廊土著認知與分類的一個重大轉變，與王朝增加和土著的接觸，并在新的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與他者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這些稱謂也彰顯統治者希圖將蠻夷之族由遙遠的“化外”之閾納入“王化”的愿望。

西漢以后，我國史書開啟了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專傳的優良傳統。《史記》開其端，有《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其后史書皆宗其例，整部二十四史除《陳書》、《北齊書》外，皆有少數民族專傳，雖各書立傳的范圍不同，詳略不同，劃分的原則亦有異，但一些重要少數民族，尚大體能明其脈絡。《史記》較早對藏彝走廊進行了關注，開辟《西南夷列傳》一欄，用一個“夷”字概稱西南所有族群。而在“夷”的總框架內，記載了夜郎、靡莫、邛都、昆明、巂、筰都、徙、冉駹、白馬等數十個族屬的狀況。

某種程度上講，我國古代從來沒有壁壘森嚴的民族界限，歷史上對少數民族區分標準。都歸結為一個“禮”字。華夷秩序是在古代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有理念、有著自身一套比較完備體制的族群關系體系，所謂夷、戎、蠻、狄并非確指某一少數民族或族群，而是一個指代或泛稱，一個“序”和“禮”的分類系統。諸夏、夷、狄、戎、蠻等概念的區分，實際上是不同地域人們在文化生活、典章禮儀方面的差異而己。諸夏與夷狄是地域、血緣上的區別，更是文化生活、耕作方式、政治形態的區別，有“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意涵。具體言之，凡非中原大地、非農耕社會、非禮教教化，則不為諸夏而為夷狄。這是一種典型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點，該思想指導下。以夏變夷，將少數民族“內地化”或“漢化”便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圭臬。

禮儀的正統化是王朝時期國家統治與社會整合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禮儀、秩序視為王化、正統的標志，王朝國家正是一種用禮與法的語言來表達的秩序和規范。在古代，中原王朝對周邊族屬的評價，乃至排斥或歧視，與王朝所提倡的禮儀與制度密切相關。和行政體系“內”、“外”之別有內在聯系的另一對概念，就是所謂“化內”與“化外”。“化”的本意是聲教、教化，亦可引申為文化，因此，化內、化外之別顯然是華夷之辨邏輯的延展。其含義更多是指是否納入國家權力的控制范圍而言。

通過對走廊歷史與結構的梳理可知：當人們論及邊緣地區的民族走廊時，基本都是在關注國家的整合與王權的建構與運作，其內在的脈絡仍是作為中心區域的華夏、中原如何影響，乃至變周邊的“蠻夷”為“我類”，視邊緣地區進入國家為一種先驗的、不言而喻的進程。然而，事實未必盡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不被統治的藝術》一書中給出了一個“邊緣”“不被國家化”的反面例證。在斯科特看來，生活在東南亞佐米亞（Zomia）崇山峻嶺中的高山民族實際是國家政權高壓統治的主動逃離者，他們的生計方式、社會組織、反文字傾向與族群建構的方式等，都是用以逃避國家的策略。在國內，先生的研究結論與此可謂異曲同工，費先生認為：絕大多數非漢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漢族所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種的草原和山區。有些一直堅持到今天，在中華民族的一體中保留了他們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當然，此類問題換一種角度解讀，或別有一番道理，即，封建王朝不一定懷有對邊遠地區實施統治的興致。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這些“無國家的山區地方”進入抑或逃離國家，而在于進入或逃離的動因、情境、機制及其運作進程。概而言之，在“內地化”或者“漢化”模式下展開歷史資料或歷史事件的解讀值得商榷。

二、“內地化”嘗試：封建王朝的開發與經略

民族走廊的歷史表明該區域為歷代中原王朝所不熟悉、未完全納入王化之地，民族走廊的結構顯示走廊內曾經存在大大小小上百個王國、部落。雖說邊緣族群可通過選擇性策略，保留自身的生計方式、社會組織，以逃避中原政權“國家化”的影響。但毋庸置疑，擁有經濟優勢、地緣及地域優勢的王朝帝國往往被證實有一種開拓疆域、王化四海、經略“蠻夷”的雄心。

早在戰國時期，始皇贏政就開啟了拓展疆域，大規模征伐民族走廊“非我族類”的序幕。在南方，開鑿靈渠，貫通南嶺走廊，開發并設立南海郡、桂林郡，以及象郡，秦朝勢力深入到嶺南之地。西漢武帝沿襲了這一恢宏策略，開發西南夷。在藏彝走廊及周邊區域設置郡縣、開發經營。

漢代對藏彝走廊土著首領封以“王”、“侯”、“邑長”，是為羈縻政策之雛形，但真正大規模的羈縻統治始于唐代。所謂羈縻制度就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區“樹其酋長，使自鎮撫”的一種治理策略，它保留少數民族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管理機構，承認其酋長、首領的政治統治地位，羈縻機構在政治上隸屬于中央王朝，經濟上承擔朝貢義務。唐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先后設立羈縻府、州、縣八百五十六個，加強了中央王朝同各民族地區的聯系。藏彝走廊所在的西南地區在初唐七八十年里，少數民族紛紛“內附”、“來降”，唐王朝對該地實施了積極地經略。有唐一代，以羈縻府、州、縣這樣的民族型政區設置將邊疆地區整合進王朝統治中，雖然其統治并不穩固，一些羈縻州府叛服無常，但是唐政府借助此類民族型政區進行社會政治整合的愿望顯而易見。政治整合性管理行為強化了中央王朝與邊疆地區之間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從而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互動。

元代在漢唐羈縻政策基礎之上，逐步形成了土司制度，廣泛推行于西南、西北、中南民族走廊地區。明、清沿襲了這一制度，并促使其更加成熟和完善。土司制的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土司職官設置在全國范圍內大體相同，以明代為例，它分為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等，再下一級還有千戶、百戶，等等。土司一經除授，朝廷即賜予誥敕、印章及冠帶等信物，作為朝廷命官的憑證。

如果說土司制是封建王朝受地理交通條件、自身經濟軍事實力所限，對民族走廊地區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么其后進行的改土歸流則是王朝國家加強中央集權，推進一統化、“國家化”政策的一個戰略舉措。改土歸流表現為裁撤土官、土司，改派流官直接經營，它所體現的不僅是行政體系的變更，更是文化風習、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思想觀念的革新，是中央王朝由間接治理向直接統治的全面過渡。

此外，在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在推行“國家化”、“一體化”進程中，為加強對邊疆民族走廊地區的統治，還設有專職機構或人員處理邊疆民族事務。如，秦置典客和典屬國，漢設大鴻臚和客曹尚書，隋唐的鴻臚寺卿及禮部之主客司，元朝的宣政院，以及清代為統治蒙古、回部及等少數民族而設置的理藩院。這些制度或政策的實施，對保持邊疆穩定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它也極易受到王朝更迭、政局變動的沖擊與影響。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看，羈縻統治到土司制度，再經歷改土歸流，封建王朝對民族走廊的經略、治理逐步強化。然而，王朝統治者處心積慮開疆拓土，推行“國家化”舉措的同時，一種來自走廊內部逃避管理、反控制、反征服的張力亦在增強。土司制度以及改土歸流在推行過程中反反復復、時斷時續即是一個力證。此外，歷史上民族走廊地區，更有許多未被羈縻、管轄的部落、游民，它們也系封建王朝“國家化”策略的“盲點”。

綜上，中原王朝統治者銳意進取，積極開發、經略民族走廊地區，對實現王朝統一化進程有一定的實踐意義。統治者推行羈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內地化”或者“漢化”模式下展開，認為經歷這些制度與事件，作為“異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為了華夏的“中國”。很顯然，這類“國家化”模式難以達到“預期”目的——邊緣地區進入國家為一種復雜的、緩慢的進程，中國是一個在不同時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個地區的結果，它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此外，在我國歷史發展中。族群關系除具有“合”的傾向性外，還存在“分”的趨勢——在民族關系中，由外在的生活處境造就一種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經歷一種文化的過程而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形成一種族群間相互分離的向度。正是這種“分”的向度構成了我國民族文化中異質化特征。

有學者把先秦時期中原周邊地區的國家化進程分為三種類型或模式——殖民模式、土著自動模式和淺層控制模式，這三種模式涉及的地區在國家化程度上是有差別的。該結論亦證實，歷史上中原王朝或中原國家素有控制、經略周邊區域的雄心和意愿。然而，從民族走廊的歷史進程考察，這類雄心卻往往難以遂愿。一方面由于走廊過于復雜，地理、氣候、民情風俗足以讓“征服者”望而卻步：“羈縻”意味著邊遠族類在承認天子統轄權的前提下，保持著自身傳統與較大的獨立性，對王朝而言，這是一種控馭而非實際控制；受冊封土司的離心傾向也明顯存在——雖說土司對封建王朝的政治向心力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但不容否認，其社會文化基礎“宗族”和“廟宇”即暗含著對抗“國家”的因素。加之中原政權更迭頻繁，實力消長不定，缺乏經略民族走廊的長遠規劃，更為重要的還在于，王朝統治者根深蒂固的華夷之別、以夏變夷思想使其開發策略自身存在先天不足。

三、“蠻地”的向心力：文化異質與文明“東向”

民族走廊作為民族交往的動脈和族際交流的主要通道，對生活在其中的歷史民族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為遷徙、流動的交通要道，又可為退避、封鎖的庇護地，以求民族及其社會文化的自我保存。因此，走廊板塊與中原王朝在上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結成了一種特殊的關系：既接觸交往，又有退避、保全自己的傾向。走廊族群內部關系復雜，其文化和社會組織變遷呈多樣化向度，相互間的互動更是千姿百態，因此，“內地化”理論失之松懈。“內地化”與“漢化”思維脈絡不足以解釋我國當前的民族格局，但過于強調歷史上走廊內族群對中原王朝“反控制”、“反征服”，以及實施“不被統治的藝術”也非歷史原委。作為“蠻夷”之地的民族走廊，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并未導致民族間的離散與分裂，他們對中華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著強烈的內聚力和認同感。

民族走廊不同于內地區域一個顯著的特征在其內部多元上。在藏彝走廊及其周邊區域，從空間上看有四川盆地、云貴高原、川西高原、橫斷山區四個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從民族來源看主要有：漢藏語系的漢族、藏緬語族、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的民族，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的低、布朗、德昂等民族，這些民族的種類占中華56個民族一半以上。特殊的空間地理環境與多元化的種族來源，造成了走廊內異質程度較高的民族文化圖景。走廊地區的地貌通常表現為山川河谷的形式。山區的特點是落后閉塞，交通不便，使來自中原地區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得以保留下來。在藏彝走廊內部，自然地理環境的封閉性造成了一個個獨立的文化單元，有利于物質文化的保存，許多被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稱作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同時，走廊中多條南北峽谷通道，自古以來即為西北、西南諸多民族遷徙、交流的要道，形成走廊兩側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制度迥異的自然生態基礎。正因為有保存的條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積淀民族文化，成為歷史文化多樣性與復雜性的沉積地帶。各地形成了許多有趣的文化奇觀：所謂“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每條溝有自己的習俗，每條溝有自己的土話”，甚至同一支系的人群內部所講的語言也存在方言和土語的差異，以及各地獨特的“語言孤島”現象。分布于邊疆地區的民族走廊既是我國古代社會民族遷徙、交往的大舞臺，同時也是一個保留了各自文化特質的民俗博物館。

李亦園先生曾指出：“在中原區域中居住的中國民族文化基調中一直有一種容納、吸收居住于邊緣民族的‘主旋律’在發生作用。因此幾千年來，整個中國境內許許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在這一‘融于一體’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轉。”漢族建立的中原政權在歷史上并不是以血統、種族的形態去吸收或統合別族的，而是以發揮“文化”或“文明”影響的方式來起到這個核心和凝聚作用的。李先生所強調的中原民族與邊緣民族“融于一體”的“主旋律”不僅指歷史上“夷人”接受漢文化、華夷之間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更是指邊緣族群對中原華夏文明的一種認同、仰慕與主動學習的心理。在中華民族從分散到一體的形成過程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漢族族體，而是以漢族為代表的在當時國內各民族眼中屬于先進水平的，且為大家所景仰的“漢文明”。石碩教授在《文明東向發展史》一書中提出：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既沒有成為印度或是其他某個鄰國的一部分，也沒有發展成一個獨立國家，而恰恰最終成為了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文明自吐蕃時代以來在地域空間上大體采取了一種東向發展的軌跡，不斷呈現向中原傾斜與靠攏的趨勢，并最終被納入中原文明體系之中。此結論用在解釋民族走廊中的文化現象，亦不無道理。走廊內部文化異質性強，積淀深厚，族群部落間不相統屬，但他們對中原文明的仰慕、學習心理卻異常強烈，甚至不遠萬里，長途跋涉表達慕義之情。東漢明帝永平年問，居住在藏彝走廊中部白玉、巴塘一帶的白狼部落不遠萬里，到洛陽覲見，并在漢庭演唱頌歌三首：《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和《遠夷懷德歌》，表達了偏安走廊一隅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慕義歸化之情。

民族走廊少數民族心系華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也體現在“蠻夷”與中原族裔共祖同源情結上。藏彝走廊中的彝、白、拉祜等均認為自己先民從河湟地區遷入云南，與西北民族同源。所以，從種族、文化源流看，這類民族是適應固有的自然、歷史條件而結合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中的。民族走廊少數民族同根共祖的觀念，以及由此而生發的同胞兄弟觀念包含在眾多民族的創世史詩當中，是一種起源久遠、根深蒂固的觀念。根據筆者調查，在藏彝走廊東端的四川省石棉縣蟹螺藏族鄉，當地藏族群眾認為火塘中三個鍋莊分別代表著藏族大哥、漢族二哥，以及彝族三弟。藏、漢、彝分別為當地三大世居族群，它們在歷史上長期保持著一種平等、和睦的關系。在云南，彝族創世史詩《查姐》中寫道：“阿樸獨姆兄妹成親后，生下了三十六個小娃娃”，“從此各人為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來往，和睦相處是一家”。納西族創世史詩《崇搬圖》中也有類似的情節：洪水過后，只剩下從忍利恩，他與天神的女兒襯紅褒白成婚，并生下三個兒子，“一母生出三種人，三弟兄說三種話，三個民族同祖先。”《史記》華夷諸族共為“炎黃子孫”的記述，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分離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據與前提。民族走廊自然歷史、文化心理的特點，反映在民族意識中，成為許多民族同源異流的觀念，鑄就了中華各民族源于炎黃、都是炎黃子孫的觀念。這類傳說起源久遠，在走廊內各民族中廣為傳揚，體現了民族精神深層中存在的、中華各民族同根共祖的意識。這種意識對于各民族的相互認同，對于多元一體民族結構的建立起著促進和指引作用。因此，可以講，中華民族的一體既表現為文化上的一體，也是基于想象的“種族”、“血緣”關系的共同體，于是，炎黃五帝就自然成為了許多少數民族的共有始祖。

民族走廊與中原地區在制度化的交往中，亦增強了其對中原文明的認同感和內向力。歷史上風行于西南、西北兩地的茶馬貿易，是溝通內地與邊疆民族走廊重要的物物交換形式。“茶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古代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以茶易馬的商貿形式。宋明王朝還專門設立了管理茶馬交易的官職，并一度將茶馬交易作為“軍國大政的基本國策”。因此，可以講，茶馬貿易既是中原王朝對民族走廊地區物質文化、生活方式的輸出，也是關系到國家安全、民族團結的基本國策。此外，朝貢體系、征調賦役等也是地方社會與封建王朝溝通、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朝貢表明一種通行的宗屬關系，是中央對四方的一種統治、懷柔政策。我國歷史上的朝貢關系是地處走廊深處的族群走出走廊、打破封閉，加強與中央王朝互動往來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土司時期，貢賦數量不多，卻具有重要意義，朝貢象征著土司對中央王朝的臣服；納賦意味著土司地區歸屬中央王朝的版籍。

四、封而不閉：遠播華夏文明的“國際”走廊

對外國際關系是促成中華民族內部大認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表現在政治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整體意識認同，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擴散亦是一系列重要的方面。民族走廊一端連接著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另一端連接著華夏廣袤疆域之外的異邦諸國，溝通著同樣燦爛輝煌的異域文明。民族走廊是一個歷史通道，一個開放的、流動的空間體系，從秦漢起就是聯通中原與邊疆、中國與世界的國際通道。

在我國古代，南北東西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動，主要是通過北方絲路和南方絲路進行的。在西南，藏彝走廊是一條重要的東西方國際走廊，它在溝通南北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互動、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藏彝走廊的四個方向都有對外聯系的通道，其南北兩端是先秦秦漢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的進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是北方絲綢之路，其南方出口則是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由橫斷山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島，并從橫斷山脈南端西經南亞印巴次大陸伸展到中亞、西亞和東地中海地區。這條絲綢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是西南各族系往返遷徙的重要通衢，古蜀文化對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木上就是沿著南方絲綢之路展開的，同時它也是中印兩大文明古國早期聯系的紐帶。

西北走廊是我國古代溝通中亞、西亞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北方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在地理路線上，它大體與西北民族走廊相當。在西漢，形成了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中西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金器、銀器、鏡子、稀有動物和皮貨、植物、藥材、香料、珠寶首飾等。北方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帶動了區域社會的進步。羅馬與漢朝兩大文明相互吸引，造成古典絲綢之路的繁榮，商路沿途，邦國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勢而起。

海上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在我國南方，以南嶺走廊為“底層”，存在一條跨越大洋，連接中外的海上絲綢之路，又名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起點為福建泉州。從聯系的國家和地區的廣泛性來說，海上絲綢之路較陸上絲綢之路有過之而無不及。宋元時期，僅福建泉州港就與世界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著海外貿易。以賀州為核心的桂、粵、湘連接帶，歷史上曾是中原與西南、嶺南以及海外交通的走廊，秦代即已開辟，它北接瀟水，出洞庭湖，南接番禺下南海，族群、貨物、文化交流頻繁，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部分。迄今仍留有大量古跡。借助于嶺南走廊的地理交通優勢，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將東南亞、南亞廣大地區星羅棋布的邦國織在一起，以中國為核心組成一個海上貿易網。

結語：從邊緣-國家到多元-一體

民族走廊與中原王朝之間的邊緣-國家關系。蘊含著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歷程。中華民族的“多元”，表現為民族的多元，它不僅是民族來源的多元，更是文化、風俗、經濟等多方面表現的多元，其本質是民族文化的多元。民族走廊存在多個有自己文字、禮儀與政治架構的王權及其運作，它們有著不易改變的風習，體現了中華民族一體中多元化特征。而民族走廊的歷史進程以及空間結構顯然并未沿著一種預期的整合模式，邊緣地區進入國家實際表現為一種全方位、復雜的歷史進程。在“內地化”或“漢化”模式下，通過經歷一系列制度或事件，作為“異域”的民族走廊，并非自然而然就成為了華夏“中國”的一部分。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多元’與‘一體’在某種程度上的對立緊張，正體現出‘中華民族’的結構性特點，簡而言之，是中國社會既在客觀上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樣性，又在主觀上具有強大的國家認同的凝聚力。”

篇5

［關鍵詞］公共藝術設計；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J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0-0097-02

地處西北部的隴上（指今甘肅）地區，自古以來既是內外交通的重要樞紐，又是多種經濟、多元文化交流共融的中心，具有顯著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城市文化建設和公共藝術裝飾中既影響于多元文化，也體現文化多樣共融的特點。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會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 ①絲綢之路文化、宗教文化、黃河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和交流，使甘肅文化資源豐富多彩，為公共藝術設計提供了豐厚的文化資源。如附近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和馬家窯彩陶文化；歷史事件如張騫、班超出使西域，霍去病北擊匈奴等人物故事成為隴原地域文化的精神財富，也成為室內外公共藝術建設的重要題材和內容。當公共藝術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形象外衣、對外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名片時，地域文化中的元素符號則成為這個形象外衣的主要形象語言。它一方面彰顯和弘揚了地域文化特色，使公共藝術成為地域文化的形象代表；另一方面拓展了地域文化資源的應用范圍，使地域文化的展示形式和傳達方式得以更新并賦予了新的內涵。

一、傳統文化基礎上的公共藝術文化創意

隴上地區的特點是多民族雜居、多種共存，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多種教派在此共處，形成多樣傳統文化共融的局面。其次，文化遺址和旅游資源豐富。文化遺址和旅游景點是公共環境的一部分，具有公共藝術的公共性、景觀性和人文性的特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觀藝術形式，因其獨特的考古價值、風格特征和藝術形式頗具社會影響力，其風格特點為中外公眾所熟悉和了解。《遁甲開山圖注》亦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彭池、成起皆西士，是伏羲出生處。”仇夷一說為今甘肅隴南仇池山。另外，據《漢書》記載：“成紀屬漢陽郡，漢陽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歷來被稱為“羲皇故里”。伏羲傳說及相關的古代樸素的哲學文化成為華夏文明發展的重要基礎。被譽為“彩陶之鄉”隴上臨洮、大地灣遺址孕育著享譽中外的馬家窯、辛店、寺洼文化類型，彩陶文化考古和研究為本地蒙上一層傳奇和神秘的色彩，豐富的紋飾和多變的器形成為歷史學、美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具有非凡的價值意義。在設計創意中，這些公共藝術經常選擇現代藝術的抽象語言和形式，把大眾熟悉的彩陶內容、符號或信息作為設計元素運用到環境中，關注人文環境的重塑和社會意義。例如在園林建設中，現代設計經常和傳統文化元素嫁接使設計變得富有創意、靈活多樣而充滿生命力。在蘭州展園彩陶園中，將彩陶和水景結合構成現代景觀富有文化內涵的創意，想象豐富，意趣雋永。

二、旅游資源開發和公共藝術設計共同發展

甘肅省因其獨特的自然歷史條件，景觀多樣且文化豐富，至今保存了多樣的文化遺址，遺產資源富饒，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旅游資源。旅游資源開發成為隴上地區發展的特色之一，旅游業的發展必然要求公共文化建設的提升，公共服務和公共藝術設計是其建設的關鍵環節，文化遺址旅游區經常設計一些與古文化相聯系的雕塑、壁畫，布局在室內外公共場所中，使其具有資源共享的特點，成為公共藝術的一種展示形式。莫高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盛傳佛教，蘭州附近的興隆山寺觀則盛行道教，這些宗教兼民俗文化藝術、社會宗教、研究于一體成為多方研究的對象。這些古跡被發展成為享譽中外的文化藝術旅游勝地，其資源成為公眾共享的對象。寶貴的窟寺藝術不但豐富了公共藝術設計的內容，而且拓寬了公共藝術設計的思路，增加了文化信息容量，使設計文化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旅游景觀的信息和宗教元素在公共藝術設計中的運用較為普遍。“馬踏飛燕去、天女散花來”，無論在城市廣場、公園、街道、河岸、小區的室外設計，還是車站、博物館的室內、室外公共藝術設計中，受敦煌藝術的影響，敦煌宗教人物和色彩元素在壁畫和雕塑中成為裝飾的重要視覺內容。例如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東風航天城的廣場，就是以敦煌壁畫飛天的形象作為廣場雕塑的視覺元素，這些形象和信息為大家所熟知，以浪漫、理想、神秘、幻想的手法，將傳統藝術融入現代設計并介入現代生活，將現代科技理念與古代的藝術理想結合，通過藝術形象傳達現代的文化思想和藝術觀念，在渲染和升華具體的空間氛圍起著重要作用。

三、具體的環境條件是公共藝術的設計依據

地域環境決定了風土人情和文化的統一和專屬性，它有著一個延續漸進、積累沉淀的歷史過程，是用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支撐起來的地域個性和氣質，是民族歷史和區域歷史文化的綜合，也反映了特定區域民眾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等深層結構，體現了特定的人際關系和價值體系。出色的公共藝術設計既關注具體的人文環境，又受自然地理空間的制約，根據具體的空間特色進行公共藝術創作是環境藝術設計的基本要求。例如蘭州市的地理特點是“兩山夾一河”，據此特點提出了“山水蘭州”、“綠色蘭州”、“人文蘭州”的建設理念，并逐漸形成了建設“百里黃河風情線”的思路。按照“促進人和自然協調與和諧”的要求，蘭州市以黃河40公里為紐帶，將公園活動空間、公共綠化、行道綠帶和體現絲綢之路文化、黃河文化、民族文化的景點有序布設，點綴鑲嵌在黃河兩岸，建成一批文化內涵豐富、自然與人文景點結合的全國最長、面積最大的濱河園林景觀。包括《黃河母親》、《生命之源》、《絲綢古道》等一系列公共雕塑與壁畫。例如《黃河母親》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充滿了地域性的裝飾特點，雕塑下基座上刻著源自甘肅彩陶水波紋和魚紋的原始圖案，悠遠的歷史文化與現代設計結合，用古老的時空表現當代的精神和審美追求，增強了設計的鄉土文化氣息。而《生命之源》雕塑則運用現代造型手段和語言闡釋以馬家窯文化代表的文明之始人類對水的敬畏。位于蘭州市西關十字街口的公共雕塑《熱冬果》，塑造了淳樸的老人、天真的孩子形象。靜態的雕塑與匆匆過往的行人形成新與舊的對比，作品通過一個老蘭州民俗生活的印象，表達了對漸漸遠去的文化縮影的思念。這些富有城市歷史、區域特色的意象性符號、標志、色彩等，以巧妙的形式通過公共藝術來記載、提示、紀念或反映歷史信息。對傳統元素的繼承、揚棄的前提是以理解為基礎的，風俗文化是歷經千百年的積累而形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種文化的價值將會隨著新文化內涵的積聚而豐富多姿。“公共藝術與環境的協調不僅僅是視覺上的協調，同時還表現為公共藝術與生活在這個環境中的公眾在文化精神上的協調和一致。”②所以，藝術家和設計師要善于理解這種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將其加以消化融入具體的環境，成為公眾理解和認可的地域文化語言。

四、結 語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③無論從建筑、都市規劃，或者藝術角度來看，時代正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公共藝術。2004年，哈弗大學的一項研究報告得出核心結論：“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正向文化積累厚重的城市轉移。” ④利用區域文化發展公共藝術不但能夠弘揚地域性文化、美化環境，它還蘊涵著促進區域文化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等潛在的宏觀價值和意義。梁思成認為：“如同語言和文學一樣，為了同樣的需要，為了解決同樣的問題，乃至為了表達同樣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詞匯’和‘文法’來處理它們的。”⑤這就要求設計者能夠將傳統與現代的觀念構想有機結合并努力體察其作品在現實中對人們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把握時代脈搏，發掘傳統文化底蘊，做到“古為今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黃河中上游地區作為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在經濟條件相對落后，但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的現實條件下，如何發揮文化資源優勢，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彰顯地域文化特色，成為本地域發展的重要課題。公共藝術的發展正面臨著很大的機遇和挑戰，公共藝術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無論是設計的種類、形式，還是數量和質量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提高。從藝術設計的角度，探究設計規律，將傳統的文化元素轉為公共藝術設計的語言，既是專業水平高度、深度的問題，又是一個需要開闊眼界和提高認識的過程。目前，甘肅省政府正籌劃建設文化大省，著力發展旅游業，這無疑從政策上為公共藝術的發展孕育了新的契機。

［注釋］

①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紅旗》，1986年第3期。

②孫振華：《公共藝術時代》，江蘇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

③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