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引言

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和改造的基礎上，勢必給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物質與能量帶來變化。良好的經濟發展模式會考慮到人類活動對資源、環境和生態的影響，進而實現環境資源友好型發展，然而經濟發展、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等多重目標并重的發展模式會對經濟發展速度有所限制。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正在發展中的國家，都很大可能先經歷“經濟發展主導型”發展模式，再轉變為“環境資源友好型”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引起了空氣污染物的迅速積聚，造成了當前面臨的空氣質量問題。因此，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階段，由以經濟發展速度為主要或單一目標的“經濟發展主導型”發展模式轉向社會、環境與資源協調發展的“環境資源友好型”發展模式。近些年我國實施的“環境友好型社會”、“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觀”等國家發展戰略都體現了這一轉變。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歷史發展和開放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我國不同區域的城市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東部沿海以及內陸核心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很成熟，而一些內陸非核心城市可能正處于起步發展過程中。單一從經濟發展速度對城市進行評價不能充分反映出城市的總體水平，進而也會導致我國各城市的非健康發展。因此，從環境友好視角，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本文主要是用空氣質量指標對城市環境進行測量，結合空氣質量對我國典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識別出當前我國不同城市的發展模式，為各城市的良好健康發展提供一定依據。國內外學者越來越關注經濟發展與空氣質量問題。田志華等認為環境沖突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空氣和水污染是引發環境沖突的主要原因。當前的環境治理并沒有減少環境沖突的產生。由于城市環境污染具有顯著的空間外溢性，治理污染時需要跨地域治理；池建宇等考慮我國城市內生因素的影響，采用庫茨涅茲曲線研究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空氣質量的關系發現未來十年內我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空氣質量改善程度會十分有限；李雪敏認為城市環境質量是構建品牌城市的必須因素，從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環境、人居社會環境、歷史文化環境等六個方面構建了一個城市品牌資產評估體系；SánchezdelaCampa和delaRosa通過分析空氣質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現：對空氣有害物質的極端控制對經濟發展會產生明顯影響，甚至會導致經濟危機；Zilio和Recalde采用1970～2007年期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21個國家的數據，分析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的關系。可以看出，當前越來越多的研究識別出了經濟發展與空氣質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為社會經濟與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提供了良好支持。然而目前研究中對于空氣質量提升績效的關注還比較少，尤其是關于空氣質量提升績效測評方面的研究更少［9，10］。本文從環境友好視角，結合我國典型城市在2013～2014年的經濟發展水平數據和空氣質量測評指標數據，對經濟發展水平與空氣質量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采用人均GDP和空氣質量兩個維度，識別不同城市的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模式，為各城市制定和實施與其相適應的環境友好發展戰略提供一定參考。

二、研究數據

本文選取了31個省會及直轄市作為研究對象，對其經濟發展水平和空氣質量水平進行對比研究。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指標有很多，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即人均GDP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因此本文采用人均GDP指標數據來表示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表1給出了2013～2014年我國31個省會及直轄市的人均GDP及其排名情況（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本文采用的空氣質量測評指標是依據2012年我國環境保護部和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共同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11］。表2給出了各監測指標的符號、含義、化學式和單位。其中除O3是8小時平均值外，其他指標濃度限值均為24小時平均值。由于本文研究中各城市多屬于居住商業區，因此濃度限值應采用二級空氣質量標準。空氣質量指標濃度會受產業結構、地理環境、氣象條件、季節等多種因素影響，為了進行空氣質量提升績效比較，需要對樣本數據進行合理設置。從比較時段來看，日時間內平均濃度受氣象條件影響較大，尤其是風速，而年平均濃度不能很好地區別各因素不同季節時的影響程度，因此，本文采取月平均指標濃度來進行比較。同時，由于不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不同，單一空氣指標數據難以全面表達城市空氣質量，因此，本文采用由表2中各分指標合成得到的空氣質量總指數（AQI）來代表各城市空氣質量。根據表2中的空氣質量監測指標，我們調查了31個省會及直轄市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的空氣質量監測指標數值，并根據《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計算得到了各城市的AQI指數，具體如表3所示（數據來源：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三、結果與分析

（一）經濟發展水平與空氣質量相關分析首先為了明確經濟發展水平和空氣質量之間的相關性，我們在SPSS19．0軟件中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分別對2013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和AQI做了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為了去除量綱對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的是人均GDP排序和AQI排序數據。從表4結果可以看出：2013年和2014年31個省會直轄市人均GDP排名與AQI排名的相關系數均是負值，說明人均GDP和空氣質量具有一定的負相關性，即人均GDP較高的城市，其空氣質量會相對較差。這一發現暗示了以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很可能會帶來一定的環境問題。

（二）經濟發展水平變化對比圖1給出了2014年31個省會直轄市人均GDP與2013年相比的變化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與2013年相比，2014年天津、北京和上海這三個大型城市的人均GDP出現縮減，尤其是天津減少的幅度最大；在人均GDP增加的城市中，武漢、南京、杭州、廣州、貴陽和長沙等城市的增加幅度最大，而烏魯木齊、哈爾濱、石家莊、太原和蘭州等城市增加幅度較小。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層次性規律和邊際遞減規律。在未來十幾年的發展中，一些人均GDP偏低但又有較強發展潛力的城市，其人均GDP會有較大增加，例如西安、濟南、成都等城市。

（三）空氣質量變化對比圖2給出了2013年11月與2014年11月31個省會直轄市空氣質量的對比情況（數值越大說明質量越差）。從對比結果可以看出：與2013年11月相比，2014年11月除了烏魯木齊，其他3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都變得更差，尤其是哈爾濱、沈陽、鄭州、濟南、太原、天津和西安等城市空氣質量變得相對更差；福州、貴陽、南昌、南寧、昆明、上海和海口空氣質量具有相對減小幅度的變差。

（四）人均GDP水平與空氣質量現狀與提升幅度對比1．現狀對比。圖3給出了2014年31個省會直轄市人均GDP和空氣質量排名對比情況，其中橫縱坐標分別表示人均GDP排名和AQI排名。從圖3中的對比結果，可以發現：（1）在31個省會直轄市城市中，廣州、長沙、上海、南昌、烏魯木齊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氣質量排名相對都比較靠前，都處于前15名，尤其是廣州和上海這兩個城市的兩個指標均在前10名以內。因此，這6個城市可以評價為“環境友好發展型城市”。（2）南京、杭州、武漢、呼和浩特、北京、天津、濟南、鄭州和沈陽的人均GDP處于前15名以內，但其空氣質量都排在15名之外，因此，這幾個城市可以評價為“經濟主導發展型城市”。這些城市未來發展中需要注重空氣質量的提升，尤其是沈陽、鄭州和濟南。（3）拉薩、昆明、貴陽、海口和南京的空氣質量都排在前10名以內，但其人均GDP都排在20名以外，因此，這5個城市可以評價為“環境友好型城市”。這些城市未來發展中需要注重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可以加大開發和利用這幾個城市的旅游資源，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4）成都、合肥、蘭州、重慶、西寧、長春、西安、銀川、太原、哈爾濱和石家莊這11個城市的人均GDP排名都在15名之外，空氣質量都在10名之外，因此，這些城市可以評價為“非環境友好發展型城市”。這些城市未來發展中面臨經濟提升和空氣質量治理雙重壓力，尤其是哈爾濱和石家莊。2．提升幅度對比。在對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空氣質量現狀進行對比之后，本文按照人均GDP變化和空氣質量變化兩個維度對31個省會直轄市進行對比，如表5和圖4所示。其中為了保持兩個指標的可比性，這里都采取提升幅度排名情況進行對比。從圖4的對比結果可以發現：（1）與2013年相比，武漢、長沙、南京、合肥、成都和福州的人均GDP和空氣質量提升幅度都在前15名以內。尤其是武漢、長沙和南京三個城市兩個指標提升都在前10名，結合圖3中的現狀對比，可以預測這三個城市未來的人均GDP和空氣質量的綜合排名很可能會處于全國前列。（2）貴陽、杭州、南昌、拉薩、鄭州、廣州、沈陽和重慶的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空氣質量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這些城市具有較強的經濟發展潛力。進一步，從圖3可以發現，拉薩、貴陽和南昌當前的空氣質量位于前10，因此這四個城市未來可能會較快地發展成為“環境友好發展型城市”。（3）濟南、昆明、石家莊、南京、太原、西寧、上海和烏魯木齊的空氣質量提升幅度位于前15名，但其人均GDP提升幅度位于15名之外，因此這些城市未來的空氣質量會得到較大的提升。進一步，從圖3可以發現，濟南和南京當前人均GDP排名位于前15名，因此這兩個城市未來可能會相對較快地發展成為“環境友好發展型城市”。（4）其余城市中除了海口之外，呼和浩特、銀川、蘭州、哈爾濱、西安、北京和長春的人均GDP和空氣質量提升幅度都落在15名之外，即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和空氣質量提升幅度都比較慢，尤其是西安、哈爾濱、北京和長春。對照圖3中這些城市的現狀，可以看出這些城市近期很難發展成為“環境友好發展型城市”。

四、結論

篇2

[關鍵詞]成渝經濟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比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38.026

1 研究背景介紹

成渝經濟區位于我國西部，是西部最發達和城市最集中的區域。成渝經濟區占地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慶市總面積的35.75%，全國總面積的2.7%，常住人口9960多萬人，由35座城市組成，包括成都、重慶兩個特大城市，16個中等城市和17個小城市。其GDP總量超過了川渝兩地的90%。成渝經濟區有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和世界最大的水庫，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是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建設的四個區域之一，面臨著經濟騰飛的大好機遇。2011年5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明確了成渝經濟區發展的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到2015年，建成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到2020年，成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區域之一。[1]

經濟發展水平是衡量區域發展狀況與綜合實力的首要指標與基本單元。對成渝經濟區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城市正確認識自身的位置，認識競爭對手、合作伙伴的優劣勢，并制定正確的競爭與區域合作戰略，有助于成渝城市群內部各城市間實現合理有序的競爭、充分積極的合作，形成優化的成渝經濟區總體布局與發展戰略，對于提升城市綜合實力和挖掘城市發展潛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文章在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指標選取的基礎上，構建評價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運用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的統計方法對成渝經濟區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實證分析，以提升城市群整體競爭力和實現內部的協調發展。

2 研究方法選取與指標體系構建

2.1 研究對象與范圍確定

根據《重慶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渝蓉經濟區的協議》，成渝經濟區是以成都和重慶為雙經濟中心，包括四川省內綿陽、德陽等在內的14個沿高速公路、鐵路的城市和重慶1小時經濟圈的23個區縣[3]。基于此，本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對象包括成都和重慶兩個省會城市以及綿陽、廣安、達州、瀘州、南充、遂寧、資陽、內江、自貢、宜賓、德陽、眉山、樂山、雅安14個沿高速公路、快速鐵路、黃金水道的地級市。

2.2 研究方法選取

為了更好地測量與分析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文章在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取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的基本方法，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予以測度、評價，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推進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對策建議。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對觀測變量進行分類，將相關性較高、聯系比較緊密的變量分在同一類中。不同類別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低，那么每一類變量實際上就代表了一個基本結構，即公共因子。對于所研究的問題就是試圖用最少個數的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變量。[4]聚類分析實質是一種建立分類的方法，它將一批樣本數量或變量按照它們在性質上的親疏程度在沒有先驗知識的情動下進行自動分類。[5]

2.3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更為有效地對成渝經濟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文章對各類指標進行了分析篩選，最終選取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農人口比重、非農產值比、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第三產業產值比10個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2.4 數據來源與處理

為保證評價的準確性與科學性，本文的研究數據均來源于《四川統計年鑒2013》與《重慶統計年鑒2013》，研究成渝經濟區2012年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運用統計軟件SPSS17.0對原始數據進行相關處理。

3 評價結果比較分析

3.1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對數據進行KMO（Kaiser-Meyer-Olkin）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度檢驗（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結果顯示，KMO檢驗值為0.729，大于0.6；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值為212.185，其顯著性水平為0.000，小于0.05，因而拒絕原假設，認為所選數據適宜作因子分析。

利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公因子提取原則，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故對原始指標提取兩個公因子（F1與F2），其特征值分別為6.965與1.419，從碎石圖（見下圖）也可以看出，前兩個因子的特征值差異明顯，從第三個因子開始，特征值差異很小。綜合以上，提取前兩個公因子。

因子分析碎石圖

公因子提取后因子方差的均值均很高，且提取公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也達到83.839%，已涵蓋大部分信息，能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解釋。

在確定公因子的個數后，由于現有數據經分析無法對因子進行較好解釋，因而采取最大方差法進行旋轉，得出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下（見下表）。

由上表可知，公因子F1在人均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農人口比重、非農產值比、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及第三產業產值比上的系數較大，可以看出，這類指標受市場經濟自身發展情況的影響較大，為市場經濟自生型指標，故命名為市場經濟自生因子F1；公因子F2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地方公共財政收入與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上的系數較大，這類指標主要受政府宏觀調控策略的影響，因而命名為政府宏觀調控因子F2。

此外，對成渝經濟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采用回歸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矩陣，得到2個公共因子的得分F1及F2，以貢獻率為權數，構建綜合評價函數：F=0.756F1+0.654F2。

從中可以看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與國家宏觀調控策略兩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因而促進經濟發展要雙管齊下，注重“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雙重作用，既要尊重經濟運行規律，又要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

3.2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聚類分析

在因子分析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各指標進行分類與公因子提取的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對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類別劃分。

本文采取系統聚類法，以成渝經濟區各城市在10個經濟發展水平衡量指標上的測度數值作為聚類變量，選擇歐氏距離對樣本進行Q型聚類，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所得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得到聚類分析譜系圖。根據各因子綜合得分與聚類譜系圖，將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由強到弱劃分為四種類型。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最強的有成都和重慶兩大城市，其次是綿陽、廣安、達州和資陽，較弱的是德陽、樂山、眉山、遂寧和瀘州，最弱的是內江、自貢、南充、雅安和宜賓。從中可以得知，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由內而外呈圈層式擴散分布，這與成渝經濟區的人口集聚程度以及資源投入力度有關。

4 提升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對策建議[6]

4.1 強化政府統籌協調作用，實現合作共贏

成渝經濟區作為一個雙核心的城市群，統籌協調兩個一級中心城市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現在兩地攜手走共同發展繁榮之路，就必須要求區域政府之間建立長期有效的對話協調機制，實現良好的互動。成渝經濟區應在總結現有區域協調組織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體制束縛和思想上的對立隔離，強化政府的行政約束力作用，強調兩核心的合作而非競爭，積極促進以跨區域城市分工協作為基礎的成渝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

4.2 突出城市間優勢互補，實現錯位聯動發展

成渝經濟區要引領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充分認識區域內各城市的競爭優勢，構建產業互補、分工協作的區域經濟體系，實現錯位聯動發展，增強城市群合力。目前成渝兩地產業布局趨同現象較為嚴重，既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又會導致城市之間的不良競爭[7]。因此，要提升各城市的競爭力，就必須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群。

4.3 培育次級核心城市，實現城鎮體系結構優化

一個經濟區要搞活，需要完整、成熟的城鎮結構體系，成渝經濟區內缺乏實力較強的次級核心城市。因此，成渝經濟區在發展好成都、重慶兩個核心城市之外，還應該挑選出有潛力的城市作為次級核心城市，給予重點培育，如自貢、綿陽、德陽。這些次級核心城市可以在“配角經濟”定位中，滿足兩大中心發展的需要，同時輻射帶動周邊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的發展，最終建立起成渝都市連綿帶[8]。成渝經濟區應注重培育次級核心城市，積極發展各類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輻射帶動能力強的城市規模結構體系。

參考文獻：

[1]趙濤濤，張明舉.成渝城市群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分析[J].小城鎮建設，2007（11）：38-41.

[2]向淑陽，王卓，羅文惠.成渝經濟區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與聚類分析[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33-36.

[3]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站.[DB/OL].（2016-05-08）.http：///.

[4]白斌飛.成渝經濟區區域經濟差異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1（24）：114-116.

[5]呂姍，林愛文.武漢城市圈城市競爭力測度與評價[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0（1）：6-8.

[6]向淑陽，王卓，劉天曉.成渝經濟區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與聚類分析[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11（5）：95-98.

篇3

關鍵詞: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因子分析;聚類分析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130-02

1994年,副省級城市成立后,國內學者展開了副省級城市間的比較研究,周璐紅、李亞妮、徐建益,選取副省級城市三大產業為研究因素,研究了相對資源承載力及其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武春光、于成學對中國副省級城市的知識生產效率進行了測算,并進行分析。陳志在2007年運用了線性加權函數等方法,研究了中國副省級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分析。黃南、李程驊,運用了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比較分析,但是其數據為2007年的數據。

為了避免時間區間對分析造成的誤差,準確反映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變化情況,本文運用2001年、2004年和2008年統計數據,綜合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得出15個城市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

一、指標的選取和數據的采集

1.指標的選取。根據中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發展現狀,綜合國內外研究學者關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選擇∞,在遵循科學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下。分別選取了六個經濟指標:(1)x1=國內生產總值(億元);(2)x2=人均GDP(元/人);(3)x3=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4)X4=第三產業占GDP比重(%);(5)x5=財政收入占GDP比重(%);(6)x6=出口依存度(%)。這六個指標,分別從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國際貿易等各個角度,全面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

2.數據來源。本文數據部分是直接來自于各副省級城市統計年鑒,部分是根據數據計算得出。根據分析需要。選取了2001年、2004年和2008年三個年度15個副省級城市的橫截面數據。

3.分析方法。本文應用SPSS軟件,運用因子分析法將各年度的六個指標進行分析,收集2008年各副省級城市數據,根據計算,知其KMO達到0.68,接近0.7的水平,因此比較適合做因子分析。

一般來說,當綜合因子的累積貢獻率達到85%以上,表明公因子反映大部分信息,而彼此又不相關。經過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后,第一主成分貢獻率為56.766%,第二主成分為23.430%,第三主成分為10.433%,累積方差貢獻率超過90%,因此可以將前三個公因子作為評價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由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可知,公因子F1在GDP、投資比重和人均GDP上的載荷值分別為0,904、0、860和0.746,因此公因子F1可作為經濟增長指標。公因子F2在財政收入和出口上載荷值分別為0.963和0.820,因此,公因子F2主要代表財政收入比重和出口依存度。公因子F3在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上的載荷值為0.937,因此,F3作為第三產業發展指標。最終,根據得到的因子得分矩陣,得出三個公因子的計算函數:F1=0.499X1-0.41X2-0.227X3-0.348X4+0.13X5+0.269X6F2=-0,226X1+0,091X2+0,025X3+0,633X4+0.383X5+0.167X6F3=-0.114Xl+0.058X2+1.057X3+0.263X4-0.282X5-0.077X6

根據以上計算函數,最終可計算出副省級城市各自的因子得分,然后,計算出經濟發展水平指數F=(F1×56.766%+F2×23.430%+F3×10.433%)/90.629%,經過標準化,并聚類分析后,可得到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序。同樣,2000年和2004年的計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方法與上述方法相同,最終,得到15個副省級城市三個年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序以及發展趨勢如下表所示:

根據分析,可以得出最終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的聚類結果,共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深圳和廣州;第二類為廈門、杭州、寧波、大連、南京、青島和沈陽;第三類為濟南、武漢、成都、長春、哈爾濱和西安。

二、15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結論與建議

1.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結論分析。從上述分析以及分類可知,在副省級城市中,第一類為經濟發展水平極發達地區;第二類為經濟發展水平較發達地區;第三類為經濟發展水平一般地區。

第一類地區為廣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副省級城市中處于領先地位,并且比較穩定。這兩個城市都位于珠三角經濟圈,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惠的經濟發展政策成為廣州、深圳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經濟結構方面,兩市的第三產業占GDP總量的比重在2008年都達到了50%以上,表明這兩個城市經濟結構已經由工業主導型變成服務主導型。其中深圳市出口總量已經連續十幾年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可以說,出口是深圳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盡管全球金融危機對兩市尤其是深圳的沖擊很大,但是隨著經濟的逐漸恢復,預計在“十一五”期間,深圳和廣州將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類地區包括廈門、杭州、寧波、大連、南京、青島和沈陽,這些城市中,除了南京和沈陽,其他都是沿海城市。綜合三年的經濟發展指數來看,廈門、杭州、寧波、大連標準化后的指數均為正值,而南京、青島和沈陽均為負值,表明南京、青島和沈陽在第二類城市中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弱。從2008年數據來看,第三產業比重只有寧波在50%以上,達到55%。而出口依存度方面,廈門、青島和寧波等港口城市在10%以上,其余城市均在10%以下,從中可以看出幾個城市的發展特點。第三類地區是副省級城市中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的地區,包括濟南、武漢、成都、長春、哈爾濱和西安。這六個城市有兩個共同點:省會城市和內陸城市。首先,作為一省的省會,一般是作為政治中心建設,因此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其他副省級城市較弱。其次,作為內陸城市,其出口依存度都在3%以下,明顯低于其他副省級城市。

2.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建議。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對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發展提出以下建議:(1)各城市應該明確自己所處的類別,定位自己的發展方向,在鞏固原有優勢經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自己的薄弱環節,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2)充分利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作為導向,積極發展自身經濟。比如青島,要緊緊抓住近年來環渤海經濟圈的建設,促進自身發展。還有西部城市,要抓住國家西部大開發的大背景,積極加快自身經濟發展。(3)根據各城市發展實際,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國際和國內的實踐都表明,越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第三產業比重越大。

副省級城市作為各自區域經濟的額中心,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領導力量,因此,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直接決定其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各副省級要積極發展自身經濟,提高城市競爭力,發揮和提高區域性城市綜合功能。

參考文獻:

[1]周璐紅,李亞妮,徐建益.副省級城市相對資源承裁力及其社會經濟發展研究[J].特區經濟,2009,(4).

[2]武春光,于成學,中國副省級城市知識生產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2008,(7).

[3]陳志,中國副省級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與比較[J].商業研究,2007,(6).

[4]黃南,李程驊,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與實證分析[J].珠江經濟,2008,(9)

篇4

關鍵詞：城鎮化水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城鎮化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其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的重要標志。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城鎮化與區域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顯得愈加重要。堅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快推進城鎮化，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工作的重要著力點。河南省連續多年國民生產總值穩居全國前五，僅2015年上半年全省GDP為16736.55億元，比2014年同期增長7.8%，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8個百分點，然而河南省的城鎮化水平卻一直低于全國水平。以2014年為例，河南省全年國民生產總值以增速8.9%領先全國排名第五，但2014年城鎮化率僅為45.2%，低于同期全國城鎮化率54.77%水平的9.57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排名中僅高于甘肅云南貴州四省份排名，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已成為河南省持續健康發展的羈絆，也是未來河南省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水平之間有何內在聯系，對城鎮化水平究竟有何具體的影響，到底該如何推進區域經濟與城鎮化協調發展是本文探討的關鍵。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河南省17個地級市的相關數據檢驗，對河南省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實證研究，并探討二者協調發展的關系。

一、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

1、內涵

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二者之間相互促進、和諧互動的關系。協調的本意為和諧融洽、友好互補，強調整體性、一致性、多系統或要素綜合發展的過程。協調發展是系統內或系統間各要素通過長期磨合形成的各種良性互動關系，從而使得系統整體功能最優或效應最大化。區域經濟協調歸根到底是區域內各系統要素之間利益關系的相互和諧、融洽。城鎮和區域經濟是整個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因此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有協調發展的問題。區域內部各經濟要素之間的協調以及各要素與城鎮化體系的協調發展是保證城市經濟繁榮、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城鎮化質量提升的重要前提。

2、關系

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包含了互促共進、互為因果關系的復雜動態過程。

（1）區域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體系的形成和演變。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依賴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帶來區域內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收入、消費結構的變動引起了需求的變動和技術的革新，從而導致農業產值比重逐步下降，工業和服務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使投入與產出開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三產業大規模的轉移，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工業化發展為城市的形成演變和城鎮化的推進提供了充足的物資需求，資本和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聚、城市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又促使城鎮化水平穩步提升。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往往決定著城鎮的規模大小和發展潛力，區域經濟內部的各項分工也決定著城鎮的基本經濟活動和功能的形成與發揮，區域內的各項經濟活動最終都要以城鎮空間作為現實載體來得以運行。只有在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才能實現城鎮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從而提升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

（2）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城鎮化使人口和資本由原來的分散無序狀態轉變為集聚有序的狀態，并能夠通過內部結構調整優化，使原來粗放的資源密集型產業部門逐步向城市邊緣地帶轉移，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管理和控制職能開始向城市集中。一方面，城鎮化引起的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以及產業區位的置換，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資本、技術及勞動力資源，使區域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另一方面，粗放型產業向城市邊緣地帶的轉移又通過輻射帶動作用促進新的經濟活動中心的出現，使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向農村地區傳播，為農村城鎮化創造了發展空間，從而對整個區域經濟區的全面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總之，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二者相輔相成，區域經濟內部各要素從各方面影響著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二、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證分析

1、指標的選用和數據來源

明確了區域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的內在關系，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來確定區域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具體影響。本文采用河南省17個地級市的數據作為整個區域發展的例證。根據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和規律的理解，在遵循系統性、科學性、可獲得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結合河南省自身的特點，從實際情況出發，并借鑒大量已有的相關研究，從多個角度選取了反映河南省區域綜合經濟實力的7項具有較強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定量分析，以展現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解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具體影響。下面分析中所采用的反映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指標分別為X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2公共財政預算收入、X3人均工業增加值、X4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X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X6鄉村非農產業人員就業比重、X7工業廢氣煙塵排放量。本研究會將上述7項反映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和“Y城鎮化率”這一顯著體現城鎮化水平的指標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建立城鎮化率與各主要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模型。

依據以上指標體系，以河南省17個地級市2014年底的各項相應指標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數據資料來源于：2014―2015年《河南省統計年鑒》；201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4年河南省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計算整理如表1所示。

2、模型構建和參數計算

假定區域經濟的各個影響因素與城鎮化率Y的關系是線性的，則建立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x6+？茁7x7+？著

其中？茁0……？茁7為待定參數，？著為常數。

使用SPSS18.0進行線性多元回歸分析，根據上面的數據，我們分別檢查X1……X7這七個反映縣域經濟水平的指標與Y城鎮化率的相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樣本的統計結果顯示城鎮化率Y與X1、X2、X3、X6均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與X4和X7呈正相關，但相關關系并不顯著。Y與X5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回歸方程擬合優度檢驗見表3，判定系數R2=0.917，調整后的R2=0.853，復相關系數R=0.958，這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模型中的相關變量能夠解釋城鎮化率。回歸模型表示如下：

Y=0.005X2+0.011X4-2.298X5+

0.312X6+（3.569E-5）X7+17.375

3、實證結果分析

（1）人均地區國民生產總值X1與工業增加值X3均與城鎮化率Y呈顯著正相關，但X1和X3并沒有被寫入回歸方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區域經濟的發展對城鎮化發展的拉動作用有限。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現階段河南省經濟特別是工業化的發展與城鎮化發展并未實現有效結合、協調同步。河南省經濟總量大，但人均水平低，整體經濟實力較弱；工業化對城鎮化的拉動作用有限，使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二是缺乏規模以上的大城市使得中心城市的增長極及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受限，降低了對周邊縣域及農村地區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現階段河南省18座中心城市中規模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僅有5個，且從《中國中小城市綠皮書2015》公布的結果來看，河南省僅4縣入圍全國百強縣榜單，而人口相似的山東有16縣市入圍。區域經濟尤其是工業化的實力不足，減緩了河南省城鎮化進程。

（2）第三產業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沒有發揮。通過第三產業的發展來加速推進城鎮化，是一條大多數農村走向城鎮化所必經的道路。相關性分析顯示，河南省城鎮化率與第三產業成正相關，但相關關系并不顯著，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單位，會引起0.011個單位的城鎮化率的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河南省區域經濟中第三產業對城鎮化的帶動力度并沒有發揮出來，影響較弱。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第三產業總體上呈現顯著的上升態勢，對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基礎薄弱、發展較為緩慢，對經濟增長尤其是對區域內城鎮化水平提升的貢獻率仍顯不足。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低、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結構的優化，也阻礙了河南省城鎮化質量的提升。

（3）從回歸方程可知，當其他變量都受到控制后，城鄉收入差距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鎮化率就會降低2.29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化起著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由于河南省人口基數大、農業生產效率低、現代工業基礎薄弱且起步較晚等，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整體不高，全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在全國平均線以下。雖然近年來經濟的增長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顯著改善和提升，但在人均收入較快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不可避免地導致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農民收入基數低、城鄉差異的經濟政策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使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鄉間人口、資源的流動，抑制了城鎮化速度的提升。

三、結論與對策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可以發現區域內各項經濟指標與城鎮化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區域內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工業增加值以及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三項指標，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推動城鎮化水平提升的潛力，而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成為河南省城鎮化水平進程中的重大阻力。推動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各要素的協調發展，應成為未來河南省經濟增長和城鎮化進程中的一項迫切任務。

對此，本文建議從河南省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加快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融合，實現區域經濟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一是通過發展關聯性主導產業，強化產業對省內各地級市經濟的支撐，著力引導特色產業集聚，在各地級市原有工業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產業集中度和精深加工水平并加大產品科技含量提高產品附加值，同時注意工農業協調并舉發展。二是要加快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市場發育，發揮其吸納勞動就業、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調適產業結構和拓展城鎮化發展空間的積極穩健作用，通過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強區域綜合實力。三是在強化經濟功能的同時，要致力于消除政策壁壘并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和人力資源的培育力度，提升農村人口整體素質和就業能力，多予少取，從根本上為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有效轉移創造條件，使農村勞動力真正融入城鎮。

參考文獻

[1] 徐春祥、韓召龍：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以遼寧省為例[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2015（8）.

[2] 程開明：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協調度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0（9）.

[3] 張英、周偉：黑龍江省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研究[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2008（3）.

[4] 黃庶冰：區域經濟增長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的實證分析[J].商業時代，2014（20）.

[5] 李妍、薛儉：中國城鎮化水平與經濟增長區域差異性分析[J].城市問題，2015（1）.

[6] 林挺進、宣超等：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報告[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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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社會發展因子分析綜合評價

一、引言

江蘇

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傳統的生產力布局上的不同,以及在地域、資源、人文和政策上的差異,江蘇又是一個典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省份,各

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著相大的差異。如何客觀、準確地評價江蘇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現況,分析各城市的差異以及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為各城市能針對性地制訂相應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進而促進江蘇各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實證分析

1.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

對于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既要考慮經濟總量,更要考慮經濟質量和經濟效能,還要考慮指標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在借鑒了國內外相關評價理論和評價方法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了五大類26個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具體如下:

(1)經濟總量指標:總人口(X01)、土地總面積(X02)、總產值GDP(X03)、地方財政總收入(X04)、固定資產投資總額(X05)、第三產業總產值(X06)、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07)。

(2)經濟效能指標:人均GDP(X08)、單位GDP能耗(X09)、單位GDP電耗(X10)。

(3)人民生活水平指標:在崗職工平均工資(X1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X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3)、居民人均儲蓄余額(X1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15)、保費收入(X16)、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額(X17)。

(4)對外經濟指標: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X18)、進出口總額(X19)、進出口差額(X20)。

(5)基礎設施指標:人均公路里程數(X21)、人均民用汽車擁有量(X22)、人均土地面積(X23)、人均衛生機構床位數(X24)、技術人員占從業人員的比重(X25)、中專以上學生人數(X26)。

2.數據樣本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了江蘇省13個城市2007年相關指標數據,所有數據取自《江蘇省統計年鑒2008》[1]和《2007年全省及各省轄市單位GDP能耗等指標公報》[2]。

3.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方法是將具有相關性的多個原始指標的評價問題轉換為較少的、新的綜合指標的評價問題[3]的一種方法。新的綜合指標稱為主成分或公因子,這些主成分不僅保留了原始指標的絕大多數信息,并且彼此不相關。利用各主成分的因子得分計算出每個評價對象的綜合得分,并以此作為綜合評價的依據。

本文運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從26個評價指標中選取了4個主成分,利用各主成分的因子得分計算出每個城市的綜合得分,并以綜合得分作為評價依據。計算結果如下:

(1)提取的主成分及主成分的特征根和貢獻率

從表1可知,根據特征根的選取原則,選取前4個主成分作為新的綜合評價指標,這4個主成分已反映了原始指標中93.371%的信息。

(2)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

為了能更加明確地表示主成分與原始指標間的關系,經過對因子矩陣載荷矩陣7次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得到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K),選取因子載荷矩陣各個主成分與原始指標載荷系數較大的指標,構成各個主成分的因子。從表可以看出(限于篇幅這里略去該表):

第一因子(F1)在X03、X04、X05、X06、X08、X10、X11、X12、X13、X14、X15、X16、X17、X18、X19、X20、X21、X22、X24上有絕對值較大的載荷系數,表明第一因子是城市的綜合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能力的反映。

第二因子(F2)在X07、X26上有絕對值較大的載荷系數,表明第二因子是城市的產業結構的反映。

第三因子(F3)在X01、X02、X25上有絕對值較大的載荷系數,表明第三因子是城市的總容量能力的反映。

第四因子(F4)在X09上有絕對值較大的載荷系數,表明第四因子是城市的的經濟效率的反映。

(3)各城市的綜合因子得分

對每個城市的4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以對應主成分的貢獻率為權數進行加權累加,計算得出每個城市的綜合得分(Z),結果如表2所示。

4.綜合因子得分的聚類分析

為了能客觀地對江蘇省13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進行分類,本文采用Q型聚類分析方法,以每個城市的綜合得分為樣本進行分類。利用SPSS軟件分析得到下列分類結果:

第一類:蘇州市。

第二類:無錫市、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

第三類:揚州市、鎮江市、鹽城市、徐州市、泰州市、連云港市、淮安市、宿遷市。

三、結果評價與分析

經過對綜合得分進行散點圖分析,發現除了蘇州市的綜合得分較高外,其余城市的綜合得分基本呈直線狀。結合綜合得分和聚類分析的結果看,將江蘇省13個城市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可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級:水平最好的城市。只有蘇州市1個城市。蘇州市以1.3505的綜合得分高居榜首,明顯高于其它城市,單獨成為一組,可稱為“一枝獨秀”。

蘇州市在F1方面最為突出,列該因子的第1位,它在生產總值、地方財政總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進出口總額和進出口差額等九項原始指標均列各市之首;它在F3方面也很突出,它

的總人口原始指標列第1位;但它在F4方面子得分偏低為-0.68350,低于平均分,原因是它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較低,列第10位。此外,蘇州市在單位GDP能耗和人均公路里程數兩項原始指標均列全省最后1位。

第二級:水平較好的城市。有無錫市、南京市、常州市和南通市,這四個城市的綜合得分均在全省的平均之上。

無錫市在F1因子方面也很突出,列該因子的第2位,它在生產總值、人均GDP、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和居民人均儲蓄余額等四項原始指標均列各市第二位,特別是它的人均衛生機構床位數指標列全省之首;

但它在F3因子方面得分偏低為-0.24495,低于平均分,原因是它的人均土地面積指標列全省末位。此外,它的土地總面積和單位GDP電耗兩項原始指標均列全省最后3位。

南京市作為江蘇省的省會城市,它在F2因子方面很突出,列該因子的第1位,它在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和中專以上學生人數2項原始指標列全省首位。它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保費收入和中專以上學生人數等四項原始指標均列全省之首;但它在F4方面子得分偏低為-0.53436,列全省倒數第三位,原因是它的人均土地面積原始指標列全省最后第2位。

此外,它的單位GDP能耗和技術人員占從業人員的比重兩項原始指標均列全省最后2位。

第三級:水平較弱的城市。有揚州市、鎮江市、鹽城市、徐州市、泰州市、連云港市、淮安市和宿遷市,這八個城市的綜合得分均在全省的平均之下。

鹽城市盡管總體發展水平低于省平均水平,但它在它在F4因子方面卻很突出,列該因子的第1位,它在土地總面積、單位GDP能耗、人均公路里程數和人均土地面積等四項原始指標列全省首位。但它的人均民用汽車擁有量指標列全省末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列全省倒數第二位。

宿遷市的綜合得分列全省的末位,它在總產值GDP和地方財政總收入等十一項原始指標列全省末位。但它的單位GDP電耗指標列全省第一位。

四、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根據江蘇省各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存在的問題,各城市之間存在的差異,特別是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個地區間的差異更為明顯的特點。各個城市應該根據自身薄弱環節,制定出符合本市特點的發展戰略,進而制定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戰略。

蘇州市作為江蘇省最發達的一個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如大力發展物流業和服務外包業。此外,應加大科技投入,進行技術創新,降低對電力和能源的需求,提高GDP產出效率,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

對于無錫市、南京市、常州市和南通市等四個城市,除加快經濟發展、盡快提高經濟實力。以南京為例,應充分利用省會城市的地理優勢,充分利用其科技教育優勢,培植以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機電一體化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對于揚州市、鎮江市、鹽城市、徐州市、泰州市、連云港市、淮安市和宿遷市等七個城市,特別是地處蘇北地區的徐淮鹽連等城市,由于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比較薄弱,差距是全方位的,要實現全面趕超,首要的任務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以連云港為例,作為新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是我國海洋開發的三大特殊區域之一,其風景秀美,氣候宜人,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為其充分發展旅游業提供了十分有利條件。連云港應充分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資源,在力發展海洋經濟和旅游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另外,省政府要加大省域內各城市的合作政策力度,把蘇南地區的資金、技術優勢與蘇北地區的資源優勢相結合,例如,正在建設中的“蘇州宿遷工業園區”。總之,在繼續保持蘇南、蘇中地區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加快蘇北的開發,最終以科學的發展觀推動全省各城市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江蘇省統計局,江蘇省統計年鑒2008[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10.

[2]江蘇省統計局,2007年全省及各省轄市單位GDP能耗等指標公報[EB/OL].江蘇省統計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