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生態環境治理能力，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作者簡介：李國平，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通訊作者：郭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礦區生態補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研究”（編號：12&ZD072）。

摘要從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和政府財政支出兩個角度探討能源資源開采過程中生態環境的補償費偏少的問題。煤炭企業每開采1 t煤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約為11.12-12.9元，最多只能補償因煤炭資源開采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損失的1/3，資源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遠遠低于煤炭資源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的水平要求。能源資源富集區地方財政的生態環境支出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難以為當地生態環境的恢復治理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地方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生態環境治理經費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生態環境治理經費的支出；另一方面，現行財稅體制的不完善導致地方財政增收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導致地方財政支出資金來源不足,造成地方財政不能滿足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的要求。最后，從明確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補償的原則、改革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補償稅費體系、增強地方財政的增收能力三個方面提出完善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補償費來源渠道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治理；補償費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7-00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7

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資源的開采，往往都是以犧牲當地的生態環境為代價的，這是一種典型的外部不經濟現象。為了有效地矯正能源資源開采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現象，通常采取生態補償的手段使這種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力度，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生態環境補償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任務。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實踐多屬于“抑損”型的生態補償，是獲益的經濟系統對受損的生態環境系統的補償［1］。恢復治理因資源開采破壞的生態環境，需要大量的生態環境補償費作為保障。當前我國能源資源富集區的生態環境補償費主要來自來兩個途徑：一是資源開采企業上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二是政府財政撥款。但是補償費遠不能滿足資源開采帶來的巨大生態環境破壞［2］。生態環境補償費的不足，直接導致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恢復治理效果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為了進一步研究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本文以榆林市作為研究對象。榆林市位于陜西省的最北部，擁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國陸上探明的最大整裝氣田，被譽為“中國的科威特”。隨著能源資源的大規模開發，當地的生態環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壞。截止到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區達499.41 km2，每年新增70-80 km2；已塌陷118.14 km2，每年新增30-40 km2。至2007年，榆林市因煤礦采空區塌陷造成2 805戶、9 585人受災，損毀房屋4 500多間、耕地2.4萬多畝、林草地65 800多畝；湖泊由煤田開發前的869個減少到79個。目前，榆林市的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未達到治理的要求，其中生態補償費不足是影響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關鍵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結合榆林市的實際情況，從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和政府財政兩個角度探討能源資源開采中的生態環境補償費偏少的問題及對策。

1能源資源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分析1.1能源資源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

我國能源資源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主要有兩類，一是生態環境治理費，二是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征收生態環境治理費屬于事后行為，能源資源開采企業繳納生態環境治理費后，政府將代替企業承擔起生態環境治理的責任。征收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屬于事前行為，該行為一方面能夠激勵企業認真履行生態環境恢復治理責任，以獲得保證金的全額返還；另一方面，約束企業規避生態環境恢復治理責任的行為，使其為忽視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付出代價。雖然，生態環境治理費體現了“誰破壞、誰付費”的原則，使得能源資源開采企業為自己的生態環境破壞行為買單，但是，能源資源開采過程中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往往治理難度大、周期長，甚至有些破壞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企業上繳的生態環境治理費可能不能滿足整個生態環境恢復治理過程中的費用開支。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作為生態補償費的有效補充，能有效地激勵和約束企業參與生態環境恢復治理行為。生態環境治理費和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能夠從事前、事后兩個階段，有效地保證礦區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任務的完成。

根據各級政府部門的規定，榆林市煤炭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主要涉及以下名目：水土流失補償費、煤炭礦井廢水處理費、煤矸石排污費、地表塌陷補償費、煤炭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等。具體標準見表1。

綜上，榆林市每開采1 t煤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為11.12-12.9元。

李國平等：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治理問題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7期1.2能源資源開采中的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水平

李國平等［3］根據煤炭開采給當礦區大氣、水、土壤、植被等造成污染破壞的統計資料，以2003年為計算口徑，估計出陜北地區平均每開采1 t煤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約為34.63元。茅于軾、盛洪和楊富強［4］以2005年為計算口徑，估計全國開采1 t煤炭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損失約為69.47元。吳文潔和高黎紅［5］從環境污染損失和生態破壞損失兩個方面對榆林能源資源開采的環境代價進行估算，得出，2008年榆林地區平均每開采1 t煤炭會帶來約 78元的生態環境破壞損失。

本文以2009年為計算口徑，分別對李國平等、茅于軾等、吳文潔等的計算結果進行了折算，得出他們三人的估算值分別為：41.40元/t、78.52元/t、77.45元/t。需要指出的是，煤炭開采過程中的生態環境破壞狀況的估計的復雜性、計量數據收集的難度和計量方法的差異，是引致以上研究結果存在較大偏差的原因。

1.3能源資源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與生態環境破壞損失價值的比較從當前榆林市煤炭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標準來看，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遠遠小于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價值。如果以李國平等估算的生態環境破壞

表1榆林市煤炭開采企業應繳的生態環境補償費

Tab.1Compensation paid by coal mining

enterprise in Yulin City

項目

Item征收標準

Collection

standards依據

Basis生態環境

治理費水土

流失

補償費5元/t2009年實施的《陜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開采水土流失補償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得知陜北地區征收水土流失補償費的標準：原煤5元/t、石油30元/t、天然氣0.008元/m3。礦井

廢水

篇2

在2010年北京市工商局工作會上，張志寬局長代表市局黨組提出了“營造首都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的新理念，這是市局黨組適應首都發展的新形勢，提出的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任務、新目標，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新階段，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隨后，海淀工商分局黨組幾經研究，在工作會上提出了“營造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核心區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的理念。

可能有人會問，生態、生態環境這些生物學、環境科學的概念怎么能、為什么要移植到工商行政管理領域來呢?市場生態環境是不是就是生態食品、用品組成的市場環境呢?

在生物學的意義上，生態是指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圈是有上下游、層次之分的。但這個概念近幾年來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市場營銷的范疇，大有返樸歸真的趨勢。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常說的生態食品、生態用品是指自然的、未經污染和化學過程處理的、有機的、無公害的、安全的、富有營養的和利于身心健康的，不僅吃得飽，還要吃的好，吃的有營養。不僅穿的暖，還要穿的好，有利于身體發育的需要。生態環境是“由生態關系組成的環境”的簡稱，指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影響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各種自然(包括人工干預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質和能量)或作用的總和。他不僅包括生物物種之間和物種內部各個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生物體與其賴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環境(如土壤、巖石、水、空氣等)之間的關系。

市場生態環境是一個仿生學概念，把他移植到公共管理中來是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的進步。是指市場經濟就“在”市場生態環境下運行和發展，工商行政管理就“在”市場生態環境下維護社會主義統一大市場的經濟秩序。市場生態環境既包括市場主體之間和主體個體內部的相互關系，也包括市場主體與外部所處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宏觀層面的外部環境，包括公民道德、法律法規、社會信用體系、行業自律、企業社會責任等多方面的內容。以生產型企業為例，既要與上家的材料供應廠商、客戶，下家的經銷商、目標客戶發生關系，還要與競爭對手、金融機構、各級政府、相關媒體等發生關系，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道義責任、傳承企業文化，建立起一系列類似生物鏈的市場鏈關系。工商行政管理要在市場鏈的基礎上建立起與市場鏈相適應的包括市場準入、市場競爭、市場退出、市場主體與客體相統一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市場生態秩序的動態平衡和有序競爭即是市場生態環境建設。可以看出，市場生態環境與生物學、環境科學意義上的生態環境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分層生活、上下游鏈條的銜接、自我處置內部事務(自凈功能)、開放系統，等等。正因如此，這種概念移植才有價值，才有文章可做。

故此，我們認為，營造核心區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的中心意思有兩個，一是可持續發展，一是和諧社會建設，根本目的是和諧社會建設。包括三個環境建設，即安全的投資環境、公平的交易環境和放心的消費環境。

營造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是適應“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和世界城市以及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新的戰略目標的需要。作為世界城市，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2000多萬消費者，140多萬市場主體，沒有一個安全的投資環境，公平的交易環境，放心的消費環境，是萬萬不可能的。

同時，建設市場生態環境也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新思想。傳統的提法是：工商局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綜合經濟監管部門和行政執法機關。那么營造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與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提法有何異同呢?我們說一脈相承，繼承創新。工商局早期的職責主要是監管集貿市場和個私經濟，基本的方法是“六管一打”和駐場制。上世紀90年展到巡查制，本世紀初實行動靜結合的網格責任制。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管的職能交給工商以后，意味著工商不僅監管市場主體及其行為，而且監管商品客體，并做到主客體監管相統一。近年來，國家工商總局提出了“四個統一”、“四個轉變”、“四高目標”等一系列戰略思想。倡導監管與發展相統一、監管與執法相統一、監管與維權相統一、監管與服務相統一，監管領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監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細轉變、監管方法由突擊性專項性整治向日常規范監管轉變、監管手段由傳統向現代化轉變。可以說，市場生態環境建設的理念是“四個統一”、“四個轉變”、“四高目標”等一系列戰略思想在首都市場經濟秩序建設上的實踐和落實，豐富和發展，具有全新的實踐和歷史意義。

二、營造市場生態環境的新要求

(一)市場監管要遵從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市場生態環境有其自身的規律。有自我凈化的能力，行政管理要按規律辦事，自覺遵從規律，因勢利導。老虎雖為百獸之王，稱王稱霸，但繁殖能力極弱，子孫后代極少，蟑螂雖弱，人見人捏，但繁殖能力極強，這是生物的規律。行政管理要認同并尊重這種規律，主要依靠經濟的、法律的手段，輔之以行政的手段，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來維護市場的動態平衡和良性發展，不要動輒以長宮意志、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調整市場資源，讓市場主體無所適從。

(二)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的作用，以行規、行約來約束市場主體及其行為

大雁南飛有領頭雁，羊群食草有領頭羊，市場生態鏈也得有挑頭的，我們認為，這個挑頭的，不是政府，而是行業協會、商會等企業自治組織。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設“行政執法，行業自律，輿論監督，群眾參與”的市場監管體系。政府部門不要總是迷信、迷戀、習慣于行政命令，要從一些管不了、管不好、管不著的領域逐步淡出，請行業協會、商會用行規行約逐步自律，自我完善，自我凈化，要相信圈中人管圈中事自有高招。當前情況下要積極扶持這些企業自治組織的發展，有意識地引導他們開展一些活動，把一些事項交給他們來做，騰出手來做好公共管理。當前政府部門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如綠色消費通道的建立、超市下架食品公示欄的制作與張貼等等，都可以交給行業協會來做，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三)從市場準入到市場監管，要有意識地培育、發展核心區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培育龍頭企業，幫助產業做大做強

從電子一條街到試驗區，從試驗區到科技園區，從科技園區到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中關村的產業在不斷升級，蓄意打造高新技術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工商行政管理要順應這種升級。從市場準入開始，有意識地培育符合示范區核心區產業規劃和布局的市場鏈、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使得

核心區產業的上下游緊密連接，保障供給和市場終端，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群。

(四)從“管制”型政府轉向“公共管理”型政府，不斷滿足市場對公共服務產品的需求

做公共管理得有公共服務產品，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在滿足市場的需求的同時，也像一雙無形的手對市場發揮引導、預警的作用，引導市場理性投資。目前來看，市場對我們最迫切的服務產品是工商信息。我們要把海量的死信息變成市場主體需要的活資源，強化工商信息的預警、警示和引導功能。譬如說，我們可以通過信息分析，總結出中關村企業成長的規律、存續時長、市場飽和度等等，還可以分析中關村大街沿線這一特定區域企業開業、變更、滅失、業態變動情況，這些都是市場需要的“商務信息”，以此引導投資和經營。此外，像下架食品的信息、消費警示信息等等，都可以廣而告之，引導社會消費，營造放心的消費市場生態環境。

(五)行政執法與行政指導相結合，不斷提高對市場秩序的預防和控制能力

行政執法與行政指導猶如我們的一雙手，兩手都要硬，都要強。對于一些輕微的違法違規行為以行政告誡、行政建議、行政提示等方式，防微杜漸，妥當處置。而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的違法違規行為，如傳銷或變相傳銷、危害公共食品安全、大要案件等，則堅守“嚴格執法即是最好服務”的理念，嚴厲打擊，絕不姑息。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就是對守法行為的保護。近年來，海淀分局每年立案查處的案件四五千件以上，有力維護了公正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除了對個案的查處，我們還要對市場中出現的苗頭問題、疾頑問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的分析和監控，采取重點監管、科學監管的方法，標本兼治。

(六)更加強調與其他職能部門、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協調、配合，擅打組合拳

核心區市場生態環境建設是海淀區所有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企業和消費者共同的責任，不是工商部門單打獨斗的事，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同時協作又越來越緊密，所以。我們要加強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協調、配合，共同打造核心區良好的市場生態環境。譬如說，質檢部門已經在生產領域進行了QS質量認證，我們完全可以接過來，做到與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管的對接，還要延伸到消費領域，防止不合格商品的二次回流。還有企業場外經營、占道經營問題，可以與城管部門一起配合解決。

(七)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范疇、基本理論和基本規律，指導實踐

篇3

關鍵詞：動態環境；可持續成長能力；提升機制

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企業要生存和發展，在當今的動態環境下面臨更大的挑戰。為什么有的企業壽命短暫，成為“流星企業”，而有的企業能基業長青，成為“百年老店”？怎樣實現企業的可持續性成長？因此，尤其在當今的動態環境下，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機制的探討顯得很有必要。

一、企業可持續成長的內涵

企業可持續成長不是成長過程中某個相對獨立時期的狀態，而是對企業總體發展趨勢的反映。盡管目前對企業可持續成長的概念提法不盡一致，但其內涵都包含基本的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企業在存活下來的前提下，力求整體成長壯大，在質和量兩方面不斷提升；另一方面是在相對長的時間內整體呈現穩定成長狀態，成為行業內的“常青樹”。事實上，兩方面是密切相連的，共同構成企業可持續成長的基本分析框架。文章將首先分析動態環境下的企業可持續成長的演化路徑，在其基礎上再探討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機制，旨在提升企業動態能力，促進企業可持續成長。

二、動態環境下的企業可持續成長的演化路徑

迄今很多學者探討了企業成長，但大都是在靜態環境下研究的，這對動態環境中的企業來說，說服力不是很強。動態環境作為當今企業的主要生存背景，具有高度的復雜多變性和不確定性，在此成為討論的假設前提。

企業的成長狀態一個相對意義上的概念，是相對于同行業的企業發展狀態而言的。從這個意義上企業的成長建立在與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之上，能不斷的創造其競爭優勢才能實現可持續成長。當今企業想在動態環境中長時間的維持某個競爭優勢非常困難了，整體的競爭優勢都是建立在持續、短暫的相對優勢上。只有不斷的積累新的競爭優勢，也就是保持動態競爭優勢，才能使企業可持續成長。

動態環境下，企業面臨的競爭是激烈的，競爭優勢也快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舊的競爭優勢可能消失，新的優勢產生并起到主導作用。要保持整體上的持續競爭優勢，只有在企業的成長過程，特別是在代際成長中持續的創造出新的競爭優勢以更新舊的競爭優勢，依靠動態競爭優勢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的動態能力是其動態競爭優勢的源泉，動態環境下，企業先前擁有的能力所發揮的優勢可能會接近極限水平，此時，企業只有不斷發展新的能力形成企業的動態能力，即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因此，在一個動態復雜環境下，企業要想保持可持續性成長必須具有持續的競爭優勢，要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必須建構動態能力，形成“動態能力持續競爭優勢可持續成長”的路徑。

三、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的形成及其提升機制分析

1.可持續成長能力的形成

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的擁有即要企業獲得動態能力，動態能力的獲得需要不斷的創新，推動企業的能力不斷更新，保持動態創新的勢態。此處的創新不僅是技術和產品方面的，還包括組織結構、營銷策略和管理等方面的。如何使企業保持動態創新的勢態？本文認為是在有能力的企業家的領導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合適的發展戰略，對未來的發展領域進行準確定位，充分利用擁有的資源，應用組織能力，不斷進行學習，進而進行動態創新。這其中包含企業家、資源，組織能力、學習能力四個要素。

創新在不斷的學習中進行，通過研究已有的知識，改進或發現來進行創新。動態環境下，前沿的知識快速更新，要想通過學習實現創新，容不得企業進行漫長期限和低效的學習，且企業擁有的資源能力有限，不能進行太寬泛領域的學習，所以需要企業進行精準和高效的學習。

精準和高效的學習需要企業家有效發現和利用市場機會，制定合適且明確的發展戰略，確定發展領域。只有有了明確的戰略定位，確定了實現戰略目標的實施計劃，企業的學習才是有方向性和爭對性的。當然，這也要企業家具有戰略思考能力，進行戰略定位；具有創新意識，勇于創新實踐并承擔經營風險，才能實現戰略創新，引導企業不斷學習和創新。同時，企業現有的資源和組織能力也是其學習創新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這里所指的企業資源是廣義上的，包括一切能為其控制或利用的內外部資源集合。它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承擔著基礎角色。

此處組織能力包括剛性和柔性兩個方面。剛性方面的能力是外在的，可以物化的，能迅速被模仿和獲得。柔性方面的能力是根植于組織中的，不能被輕易模仿和獲得，如積累的經驗、行為規范、價值認同等。組織能力在企業活動的每個環節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基礎。

在不斷學習進行動態創新的過程中，以上四個要素所起的綜合作用至關重要。企業家起主導作用，直接影響著企業成長的進程。資源和組織能力作為兩大基石，起著基礎的支撐作用，離開它們就失去了企業成長的基礎。學習能力是企業動態能力的形成和維持的必備能力，貫穿著學習創新的整個過程。

2.提升機制分析

通過以上的分析，企業要在動態環境下培養和提升動態創新的能力，可以著重從提升企業家能力、儲備戰略性資源、重視人才培養和制度建設、建立學習型組織和加強創新五個方面進行。

（1）提升企業家能力

提升企業家能力主要是培育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精神“人格化”的集中體現，它是整個組織所體現出來的核心精神，非某個自然人的精神情感。培育企業家精神一方面要企業家不斷“修身”，提升自我的能力，特別是培養創新精神，勇于進行創新實踐；另一方面要完善有利于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的制度安排，這不僅是企業，社會和政治法律也要建立支持鼓勵和保護創新的法律制度和機制，為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2）儲備戰略性資源

在動態環境下，可持續成長的企業總是能抓住機會，渡過危機，實現代際推進。雖然有時看似帶有某些偶然性，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企業，其擁有的戰略性資源是必然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Penrose的“內生成長論”，企業擁有的資源是決定其能力的基礎。把未利用資源作為創新能力的重要來源，它的繼續可利用性是企業成長的原因。戰略性資源是資源中讓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部分，適度的儲備戰略性資源，既能防止企業行為的短視性，又能為未來抓住市場機會做好準備。

（3）重視人才培養和制度建設

企業作為一個有主觀能動性的組織，智力資本占據核心地位。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競爭成為企業競爭的主戰場。所以要重視人才的培養，促使員工進行職業規劃，鼓勵學習和創新，加強能力提升，建立健全人才激勵制度，為企業可持續性成長建立好人才庫。企業的發展壯大是一個持久的過程，相應企業組織也會不斷增大，良好的組織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需要建設一套完備有效的制度，根據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建立的制度應具可實施性，靈活有效。要使制度落到實處，切實起作用，注重制度的推行、檢查、評估和反饋。用完善的企業制度為企業的可持續成長提供保障。

（4）建立學習型組織

組織學習能力是企業成長的必備能力。為了深入學習，實踐創新，學習型組織的培育是企業持續要做的必修課。如何建立學習性組織？具體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持續推進學習型組織建設，建立健全學習機制和激勵制度，為建立學習型組織保駕護航；二是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身體力行，樹立學習榜樣，起到表率和引導作用；三是要將主動學習根植于組織文化中，營造人人學習的氛圍，促使全員參與學習。

（5）加強創新

創新作為企業持續獲得能力保持競爭優勢的法寶，加強創新是必須且必要的。一是要增強全員的創新意識，不能安逸現狀，從思想認識上重視創新；二是培育創新能力，從尋找創新方向目標，學習和應用創新方法到創新成果的孵化及應用整個過程的知識和能力都要不斷積累和提升；三是對創新過程控制的把握，有效適時的控制創新風險，創新都具有風險，一旦創新失敗，帶來的損失要控制好，才能保持整個企業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成長狀態。

參考文獻：

[1]郭蕊.企業可持續成長能力的關鍵緯度及分析模型[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5.

[2]李允堯.企業成長能力研究[D].中南大學，2006.

篇4

關鍵詞 環境影響評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中圖分類號 F3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3-0045-05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及其配套法規的頒布實施，土地利用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以下簡稱“環評”）成為當前規劃環評的研究熱點之一。在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開展環評，分析、預測和評估規劃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為決策者提供必要的環境信息，是進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科學性、促進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的重要途徑，也是滿足法律要求、構建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綜合性較強，其核心內容為確定或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和用地布局。生態方面的影響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考慮的重點，主要表現為土地利用宏觀結構調整與布局以及土地開發整理復墾等活動對區域生態系統的影響。然而，由于當前規劃環評的理論方法體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觀尺度土地利用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基礎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工作的實際效果不盡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LUCC）研究為代表的土地利用變化的環境效應研究，多是從微觀、小流域或長時間尺度等角度考慮土地利用/覆蓋變化對氣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態系統的影響[1]，較難應用于中宏觀、較短時間尺度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規劃環評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雖然在環境影響識別時可操作性較強，但在預測、評估復雜宏觀的生態環境影響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為單純定性的結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環境影響的程度，往往使評價結論缺乏應有的說服力。

作為生態學前沿課題之一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可以定量反映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的綜合影響。本文在應用生態系統服務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

的應用進行了探討，旨在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定量地考慮生態環境影響提供一種思路。

1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估算的研究概況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可以理解為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用[2]，國內外學者對其功能的分類至今還未形成共識，如Daily[2]、Costanza等[3]、歐陽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如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劃分[4]，對某種生態系統類型服務功能的價值評估[5]，對不同類型或尺度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評估[6～7]等。

如何解決現實的生態問題是當前生態系統服務研究的熱點，特別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為規劃、決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據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變更調查資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為城市生態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議；于書霞等[9]以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為評價指標，對吉林省生態省建設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環境影響進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針對政策實施引起的負面環境影響提出了改善的建議。可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作為生態學的前沿課題之一，其研究著眼點正從單純的自然科學領域向著為滿足社會對生態學的需求過渡。因此，規劃環評的方法體系對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吸納，開辟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研究的新領域，更重要的是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的應用

1969年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案》明確規定，該法案旨在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努力預防和消除對環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門用系統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學科綜合的方法來分析決策可能對環境的影響，使決策在考慮經濟和技術因素的同時，對當前尚不能量化的環境價值給與恰當的評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幾十年來，環境影響評價正是遵循這些核心思想發展起來的。從這點上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有必要成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理論和方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要對規劃實施前后土地利用變化的生態效益進行估計，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核算是正確評價土地生態效益的重要基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以確定或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和用地布局為核心的宏觀戰略措施，其實施將引起區域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數量和空間位置的變化，進而影響土地生態系統所提供服務的能力。長期以來，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態效益難以度量和貨幣化，人們往往更看重單純或狹義的經濟價值，而忽視了土地的生態服務功能、代際公平等外在于市場的價值[10]，如何更好地體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宗旨，全面、客觀地考察土地利用變化的生態價值損益，為決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學的依據，是當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的一個重要任務。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能綜合評估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其評估結果將以對策和建議的形式反饋給規劃決策者，從而促進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好地發揮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協調作用。

同時規劃環評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專門技術，綜合性與可操作性是其選擇評價工具的重要原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以其指標的綜合性、定量化，以及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空間特點相適應性，可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的一項定量化指標，這種定量的評價結果對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態效益具有積極意義。

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內容：首先，根據規劃所確定的土地利用目標，對規劃實施前后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情況進行分析。其次，以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為指標，核算并比較土地利用變化引起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變化量。第三，根據實際需要及已獲得的數據，可以核算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量變化，也可重點核算某一類用地類型（如農用地、水域等）變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量變化。綜合評價。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量的計算結果分析規劃目標的環境合理性，比較各規劃方案的環境可行性，并針對顯著的負面影響提出補償或減緩措施。

3 案例研究

選取上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的一個城市層面的規劃――《武漢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簡稱“《規劃》”）中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目標為評價對象，探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的應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數據獲取方法

依照《規劃》將評價區域劃分為耕地、園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類型。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和變化數據均源于《規劃》。

3.1.2 動態度

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K)反映了研究區一定時間范圍內某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變化情況。

式中：Ua、Ub分別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T為研究時段，當T的時段設定為年時，K值就是該研究區某種土地利用類型年變化率。

3.1.3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核算方法

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進行核算時，供選擇的方法有市場價值法、替代市場法、防護費用法、恢復費用法、補償價值法、生產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稅法等[11]。Costanza等[3]和謝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來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廣泛應用。Costanza等[3]將生態系統的功能歸為17類，綜合應用多種評估技術方法對每種生物群落單位面積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估算，然后乘以該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總面積，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和。這一研究成果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和研究空間。謝高地等[12]參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論，并針對其不足（如對耕地價值估計過低、對濕地估計偏高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建立了中國不同陸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12]（見表1），將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各項功能服務價值加和得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見表2）。本文亦參考上述兩項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參數，對《規劃》實施前后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數量變化引發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變化量進行計算。

其中：ESV是研究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元）；Pi為單位面積上土地利用類型i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元/hm2）；Ai為研究區內土地利用類型i的面積（hm2）。

3.2 結果與分析

3.2.1 土地利用結構數量變化分析

各種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率和動態度見表3。對比1996年現狀與2010年規劃目標值可見，土地利用變化的總體趨勢是：園地、林地和建設用地面積將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積均有所減少；牧草地的面積沒有變化。其中，建設用地面積增加最多，達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園地增加幅度最大，達到20．04%；未利用地減少面積最多，達到22 507.3 hm2，幅度為34.77%。土地利用動態度的總體情況是：園地面積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積減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從土地利用構成來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區主要的土地利用類型。

3.2.2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引起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變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計算出研究區不同土地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見表4）。1996年土地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為109.93億元；2010年將達到112.06億元，相當于1996年研究區國民生產總值782.13億元的14.33%。規劃目標年較規劃基準年的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增加了2.13億元，增加幅度為1.94%。生態價值的總增加量2.34億元中，林地的增加價值最多，占94.78%；生態價值的總減少量0.21億元中，耕地減少的生態價值損失量占主導地位，為95.27%。但由于林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價值高，林地面積增加幅度較大，彌補了耕地和水面減少造成的總體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對鹽堿地和建筑用地等相關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類用地結構的變化數據，該估算結果是對研究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保守估計。

3.2.3 生態環境影響的綜合評價

總體上看，《規劃》中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目標對于保護區域土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具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林地的增加對于提高整個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具有顯著的作用。不過，耕地和水面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會用地的增長是重要原因，《規劃》中應加強科學技術手段在區域土地管理開發中的作用，完善對城鎮建設、交通等用地的科學管理和監督措施，以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集約利用及土地生態系統的保護。

4 結 論

通過案例分析可以發現，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的應用具有很多優勢，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態效益轉化為簡單易懂的貨幣形式，表3 研究區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和動態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類型1996年2010年面積(hm2)比重(%)面積( hm2)比重(%)

為決策者提供了直觀的生態信息，是將生態價值納入土地利用規劃決策的重要途徑。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可作為一項量化指標，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目標及規劃方案的生態效益進行綜合評估。核算比較簡單（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節省規劃環評的時間和資源。

當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中的應用還需要在研究和實踐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別是核算過程中有關參數的確定，需要不斷吸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基礎研究成果，例如對未利用地和建設用地等服務功能價值系數的進一步認識；綜合生物量、空間位置及時間變化等多重因素來確定的各種土地利用類型單位面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等。目前在沒有更精準和統一的核算參數的情況下，我們使用該方法的重點應放在對于規劃基準年和規劃目標年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變化量的核算上，并將此作為評估土地利用目標的環境合理性以及比較和選擇環境友好性規劃方案的重要參考。在未來的研究中有如下幾方面值得關注：加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參數的研究，特別是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空間層次、土地生態系統分類及其特點相結合，建立不同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參數的基礎數據庫，為規劃環評工作提供便利。還可以嘗試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與“3S”技術相結合，對土地利用空間布局變化的生態環境影響進行預測和判斷，而不僅僅局限于對土地利用結構數量變化的生態環境影響進行分析。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納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應用于國家、省、市等不同空間層面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如冉圣宏等學者已經針對基于生態服務價值的全國土地利用變化環境影響評價進行了有關的探索[13]。總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引進，實現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方法體系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推進了以生態學為基礎的土地利用規劃的科學決策，對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評的發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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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IA Law) was approved in 2003. According to the EIA law,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lans (PEIA)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landuse planning sector. PEIA is a useful tool for developing an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landuse master plan. The effective, systematic and universal methodology of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is still not develope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cosystem result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use master plan by using the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as one of the assessment indexes. Taking Wuhan city for instance,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e methodology of apply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the PEIA of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landuse master plan of Wuhan city is generally environmentallyfeasible from 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perspectives, while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ynthetic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he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SV parameter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urther studies.

篇5

課題組通過專家咨詢、實證調研和文獻查閱三種方式對指標體系進行遴選，但是，面對初步獲取的這些為數眾多的指標，必須進一步進行優選才能確定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指標體系，其一般方法是先進行問卷調查，然后對問卷調查進行效度信度檢驗，最后再運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以上的思路，本文針對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特點，最后遴選了環境治理技術與裝備能力、環境治理產品生產能力以及環境治理服務能力3個指標項，并據此設計調查問卷，對回收的235份有效問卷進行了信度檢驗、KMO統計量和巴特利球形檢驗，結果表明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具有很好的信度且指標變量均適合做因子分析。依據問卷調查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優化了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指標，從而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指標賦權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組合賦權法

課題組成員卜華白在其博士論文中運用了這種指標賦權的方法，該方法屬于組合賦權法，是一種將主觀賦權（AHB）和客觀賦權（Entropy）結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對指標進行賦權，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對AHP的主觀賦權進行調整，這樣就更能保證賦權值的科學性。賦權值的科學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2．1最優目標約束之下的AHP主觀賦權運用AHP法初定指標權重有很多的具體方法，本文采用最優目標約束之下的AHP權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標的權重。由于問題的復雜性和人類比較判斷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斷矩陣一般不能完全滿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還是特征根法，其權重的計算結果都難以與“客觀存在”的“真權”相吻合，在本質上是一個統計估計問題，因此，判斷矩陣中的元素aij的相對權重不總是等于wi／wj，依據這一情況，有文獻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種相對權重計算的“最優解法”即：LLSM法、LSM法則和LOM法求解權數wi，從這三種最優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義不同的目標函數，最優權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體的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過程中，應依據對評價精度的實際要求，給“合理”的目標函數，只有這樣，才可求得最為合適的“最優權重”。2．2運用信息熵賦權法修正AHP主觀賦權，最終確定指標權重熵（Entropy）的概念來源于物理中的熱學，是統計物理中用來量度分子運動無序程度的變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將其引入信息論中，作為系統不確定性（無序程度）的度量，一個系統有序程度越高則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權法也是一種信息量權數方法，是客觀賦權法中較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賦權法修正AHP主觀賦權主要分為三步：第一步對評價矩陣進行歸一化處理，計算指標j的熵值ej；第二步計算指標j的差異性因數gj，確定指標權重；第三步修正權重，通過以上步驟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權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陽市鉛鋅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為例，具體研究區域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方法及治理對策。

3實證評價———以衡陽市鉛鋅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為例

設U代表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綜合因素集，V代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表評價集，A代表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第一層次因素權重集，An（n＝1，2，3，…）代表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第二層次因素權重集，R代表全體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單因素評判模糊矩陣，Rn（n＝1，2，3，…）代表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單因素評判模糊矩陣，B代表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評價的第一層次模糊綜合評價集。

4提升衡陽市鉛鋅產業重點領域生態環境治理水平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