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鄉村治理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老年重癥哮喘；循證護理；生存質量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良的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哮喘的發病率。如今的治療手段多為保守療法，所用藥物也只是起到緩解的作用，無法根治，因而患者會反復發作。長期用藥也會讓患者感覺治療無望，產生負性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延誤治療時機。重癥支氣管哮喘是由急性哮喘發展而來的重癥，治療不及時或者不徹底會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在積極對癥治療的同時給予科學合理的護理措施是提高治療有效率的重要保證[1]。作為新型的護理模式，循證護理在我院的開展時間已經是一個較長的階段，它充分利用了常規的護理優點，使得護理效果更佳[2]。這些年來循證護理在臨床上的運用越加廣泛，也取得了一般護理無法達到的效果。本文特選擇100例老年重癥哮喘患者，對其中的50例采用了循證護理，以分析循證護理在改善患者生存質量方面的效果，具體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病例選擇我院于2012年8月～2013年8月接受診斷、治療的重癥哮喘患者，從中隨機選出100例作為研究對象。將其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為50例，其中，對照組男性28例，女性22例，年齡為62～81歲，平均年齡為72歲，病程為1w～3年。觀察組男性29例，女性21例，年齡為61～83歲，平均年齡為73歲，病程為1.1w～3年。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病程方面存在差異，有可比性（P>0.05）。

1.2方法

1.2.1預防哮喘，積極治療 督促患者戒煙，治療期間加強身體鍛煉，增強機體抵抗力，做好病房的溫度、適度調控，避免患者感冒，進而起到預防哮喘發作的作用。治療方法：對患者選用了無創正壓通氣予以治療，初始IPAP設置為10cmH2O，EPAP為4cmH2O，然后依據患者的呼吸困難狀況慢慢調節到合適的水平，即IPAP20cmH2O，EPAP為6cmH2O。對于不配合治療的患者給予鎮靜劑，并檢查和記錄患者治療前后的身體指標。

1.2.2加強監測 患者需要根據醫囑按時服藥，睡覺姿勢取半臥位，醫護人員建議患者在咳嗽的時候調整節律，不宜用力過大，適當排痰。同時醫護人員需要密切關注患者的病情變化，尤其是夜間和早晨，發作的幾率比較大，如果患者的呼吸出現困難，脈搏逐漸加快，護理人員就需要立即報告給治療醫師，給予吸氧等急救處理。

1.2.3緩解期護理 在患者的癥狀逐漸緩解甚至消失之后，患者仍需要接受醫院的進一步觀察和治療，嚴格控制病情，降低復發的幾率。同時護理人員要告知患者家屬接受進一步治療的原因，以保證密切配合。

1.2.4心理療法發病期間大多數患者都會伴隨抑郁、焦慮等消極情緒。上述負性情緒均會對患者的治療產生影響。因此在治療期間要對患者進行積極向上的心理疏導，讓其了解到重癥哮喘是可以得到有效緩解的，只要患者樹立起治療的信心，那么成功率就會較高，同時促進康復的療效[3]。

1.2.5排痰護理痰多容易阻塞呼吸道，加重支氣管哮喘患者的臨床癥狀，所以我們要重視對支氣管哮喘患者排痰的護理，觀察其痰液的粘稠度。患者發病時，呼吸會明顯加快，出汗明顯，我們會鼓勵患者每日飲水量要達到3000mL，防止水分的過分流失。重癥患者則需要接受靜脈輸液，指導患者定時進行正確的霧化吸入治療。

1.3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組間比較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和t檢驗，P

2結果

生存質量表涉及精神、睡眠、心理以及勞動能力，且每項均為5分，觀察組出院時、出院后的6個月的生存質量明顯比對照組高，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目前哮喘人群是個較大的數字，常常發病于春秋兩季，是多種細胞和細胞組分參與的慢性氣道炎癥，臨床特點為發作頻繁，且發作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因人而異。表1顯示，采取循證護理的患者在出院后的6個月的精神、睡眠、心理狀況和勞動能力等生存質量指標的評分均比對照組高，說明其生存質量明顯改善。老年重癥哮喘患者是哮喘患者中的特殊群體，加強護理是提高治療有效率、減少死亡例數的重要舉措。

循證護理乃是臨床實踐護理的基礎，是指以臨床實踐為基礎的護理，循證護理要求醫護人員將自己掌握的理論知識、科研結論和患者具體的病情相結合，在提出相關問題的基礎上找出證據，利用這些證據或者例子采取適宜的護理方式。這種護理可提高重癥哮喘患者的護理質量，達到更好的治療成效，加強了護理人員的知識，更明顯提高提高了老年重癥哮喘患者的生存質量。

綜上所述，此次研究中我們采用了循證護理，在這之中，我們發現循證護理可以有效加強護士自身的專業知識，同時促進了護士進一步學習，鞏固了理論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循證護理極大地改善了老年重癥哮喘患者的生存質量，所以應該大力推廣。

參考文獻：

[1]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9，26（3）：132-138.

篇2

×年月日至日，對林州市合澗鎮集中供水工程和郭家園村茶店鄉集中供水工程、茶店村和廟郊村，臨淇鎮臨淇村、前寨村，東崗鎮集中供水工程和大河村湯陰縣菜園鎮北街村、廣平廠村，宜溝鎮肖下扣村、石廟村、后李朱村，瓦崗鄉瓦崗村、東江窯村，五陵鎮嚴莊、朱家營等村，共個鄉鎮，個集中供水工程，個行政村，就農村飲水工程管理體制改革、農村飲水安全工程，“三區一閘”工程四年規劃等工作開展情況進行了調研。我們采取聽取縣（市）、鄉、村三級情況介紹，看工程、算經濟帳，以及和部分承包人座談的方式，聽取并翔實記錄了他們的意見和發展思路。這個村飲水工程所有權全歸村集體，其中個村飲水工程采取承包經營，個村飲水工程由村委指派專人管理?，F將調研情況匯報如下：

一、已建工程管理狀況

（一）林州市

水利產權改制主要涉及機井、庫塘等，形式有拍賣、承包、租賃、股份經營。其中農村飲水工程管理體制改革情況：一種是深井供水約占。管理模式有：、產權歸集體所有，村委指定專人管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有權歸集體所有，個人承包，村委核定水價，電費、維修費、人員工資由承包者從水費中支付。第二種是引泉水供水約占。管理模式仍是集體管理，基本上是按人頭收費，人均年收費元。第三種是吃旱井水窖水約占，“誰建設，誰管理，誰使用，誰受益”，產權全部歸個人。

近幾年，林州市在省、市水利部門的支持下，依據當地實際，大力興建以鄉鎮水利站為主體的鄉鎮集中供水工程，取得了明顯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走出了一條農村飲水工程的新路子，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林州市東崗鎮、姚村鎮、城郊鄉、合澗鎮、桂林鎮、茶店鄉、原康鄉、臨淇鎮等個鄉鎮以水利站為主體，建立了鄉鎮集中供水，解決萬余人飲水安全，東崗鎮水利站投資萬元建成一套水凈化處理系統（其中水凈化處理設備萬元），保證了飲用水的衛生合格。合澗鎮投資萬元，購置消毒凈化水處理設備，保證了供水符合飲用水標準。

（二）湯陰縣

年以來水利工程產權改革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所有權歸集體，經營權競價拍賣或承包。該方式以宜溝為主，水價由村兩委制定，水價包括電費、管理人員工資、少量維修費。第二種方式是所有權歸集體，管理人員由村兩委指定或村干部或村電工代管，實行按方收費或按人收費。

從林州市和湯陰縣飲水工程管理模式調查情況看，無論是個人承包制還是集體管理；無論是按方收費還是按人收費，其水價中都不包含折舊費，有的甚至連人員工資和維修費仍需村集體補貼。通過幾年的運行，總的來看，情況基本是好的。首先，基本解決了農村人畜飲水困難和飲水安全，基本生存條件的解決，促進了社會的穩定，人民安居；其次，水利基礎產業的不斷發展，促進了種植業、養殖業、鄉鎮企業的發展，為當地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通過對水利工程產權政策的宣傳、實施，水的商品意識，水利工程政策觀念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接受；第四，在農村進行水利工程產改，可盤活水利資產，拓寬投資渠道，增加水利發展活力；第五，農村水利工程產改后，促進了用水量占的農村節水工作，這個社會效益是無法用金錢來表達的，對安陽市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必將起到積極作用。通過調研活動，也發現了一些在改制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出現的問題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決。詳情在第三第四個存在問題和幾點建議中談。

二、××年項目區情況

（一）林州市

林州市××年計劃圍繞東崗鎮、合澗鎮、原康鄉集中供水工程，優先解決項目區人畜飲水安全問題，即把項目區飲水安全村莊納入集中供水范圍，擴大現有集中供水規模。思路是：上級補助經費作為國有股埋設主管，建調節池等，村飲水工程經營者籌資建設支管和村內管網，收取的水費除上繳水利站外，即為自己的。

例如：項目區合澗集中供水工程，水源地有弓上水庫和淅北渠，淅北渠歸水利站管理，弓上水庫歸林州市水務局管理，從弓上水庫引水，水庫負責總干管，合澗水利站負責干管和調節池的建設、管理，每方水交弓上水庫元。對下放水收元。郭家園村：口人，人均收入元，個自然村，原有深井四眼（米以下），淅河從村南穿過，戶戶有水窖。深井供吃水，每人年交費元，隔天定時供水。由于村莊地勢不平，高差近百米，加深井水量不足，村內高處供水不正常，村民有意見，造成收取水費困難。為解決群眾吃水難，決定改引水庫供水，村委通過召開群眾、黨員代表會議，決定把此次飲水工程推向市場，由個人投資，競價承包。××年冬，由高陸洲、程林虎、李如增人籌資多萬元承包村內飲水工程，承包期年。年后，飲水設施仍歸集體所有。飲水工程項目是，合澗水利站負責干管和調節池建設，調節池以下米管路和村內管網的完善由承包人負責。目前水費暫按每人每年元計收并詳細規定了牛、羊、豬及建房交費標準，如建房用水按一層元，二層元計收，只羊，三頭牛頂一個人水費。由于人均每年降低了近元水費支出，村民對飲水工程改制贊同，滿意。

（二）湯陰縣

項目區宜溝鎮后李朱村，半崗半坡，人，畝地，戶。擬建工程為：打米的機井眼，埋管到村內，建村內管網等，總投資近萬元。擬改制方案一是把上級補助的萬，全補助給個人，不再收回，其余部分，由個人競標籌資，個人負責興建全部飲水工程。二是如果上面情況沒有人有能力建，則村委把修湯伏鐵路時賣地款萬元再補貼進去，個人 再籌萬元，工程基本上可完工。該辦法，目前正在討論中，需要通過詳細算賬才能明了。

五陵鎮朱家營村：人，耕地畝，人均收入元，戶，目前吃水靠多眼聯戶小口井解決。新建工程是打井，埋管，村集體沒/，！/錢。擬招標建設人畜飲水安全工程，按照上級精神，股份制或承包制。

對水利工程產權制度改革，市、縣、鄉是積極的，而且已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林州市鄉鎮集中供水工程管理模式；臨淇鎮臨淇村農灌工程競價承包農灌工程經營權，一次交清承包費模式；湯陰縣宜溝鎮競標飲水工程經營權，一次交清承包費模式的方法值得推廣，雖也存在欠缺，但主流是好的，要給予肯定。

當前，農村正在進行村級換屆選舉，對飲水工程改制有一定影響，換屆結束后要加強工作，加快進度。

三、目前農村飲水工程建設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部分村干部和群眾對飲水工程改制認識模糊，觀念陳舊，對改制后可能出現的問題，不是積極想辦法從制度上防止，而是苦等苦熬，要吃不上水都吃不上。對飲水工程，部分人認為自己投工投勞也投過資，吃水應當享受優惠政策；如果進行改制，把集體財產（也包括自己的一部分）賣給個人，成為私有財產，想不通，也擔心會不會形成新的水霸。承包期年、年，后期供水工程老化后，投資額增大，在剩余承包期內，回收資金不足以彌補投入，如經營者不再投入，勢必造成飲水工程癱瘓。例如：林州東崗鎮大河村，人，原吃水工程借用巖峪眼機井解決本村吃水困難，二次提水，年本村群眾劉某以元承包金承包，水價定為元立方米，其中元交巖峪村一級提水費，剩余元作為大河村二級提水（揚程米）電費、設備維修費、承包人工資等，該村屬山區地勢，落差達百米，供水管網經常崩裂、跑水，運行個月后，承包人認為無利，不合算，要求提高水價，或停止承包，追還承包金，都被村委拒絕，承包人不要承包金，也堅決不干了，加上班子不穩定，停止運行年，××年該村利用農村飲水解困資金，又動員原籍大河村的新疆烏魯木齊市民營企業家李江洪投資萬元資金，打井配套埋管，才二次解決飲水困難?，F該村飲水工程為集體管理。

（二）有關人員對產改政策及相關法律知識知道很少。對股份制、承包、租賃等知識學習少，一知半解，對操作程序掌握更少，調研中，普遍發現合同簽訂過于簡單，張稿紙，手寫不足頁即為合同或協議，一旦發生爭議，無章可循。例如：臨淇鎮前寨村，有個自然村，人，原先個飲用水機井，米深。年承包后，由于合同不規范，對雙方約束力不大，導致承包者在設備壞了后，不維修、不更換，××年供水癱瘓?！痢聊甏逦谕ㄟ^資格審查的基礎上公開招標，現場測算，重新確定了承包合同，使工程效益得到發揮。前寨村本次承包，注重了承包人的可信度，但從簽定合同看，還是過于簡單，總共條，不足頁稿紙。

（三）單項工程解決人數少，運行成本高，工程效益低。目前，多數飲水工程普遍存在覆蓋人數少，運行成本高，經濟效益低，經營者投資難以在短時間內收回，這是部分村莊仍實行集體管理、喝大鍋水的主要原因。如：茶店鄉西溝自然村，人，“八五”期間，以工代賑解決人畜飲水工程，實行“一表一戶”制，采取集體管理，由村支書代管（村支書飼養幾百頭豬）。水費元方，收取的水費不足支付電費、維修費和人員工資，所以不足部分集體給于補貼。茶店鄉廟郊村，人，也是“八五”期間，以工代賑人畜飲水工程，年產改時，由于無利潤，招標時無人問津，現由集體管理。臨淇鎮洪土溝村，機井供水，口人，耕地畝，效益太小，沒人干，現由村民組長代管。

臨淇河東村，人吃水，灌溉面積畝，年，村民張章希個人投資萬元，打米深井眼，靜水位在米左右，××年月又投資萬元建容量方壓力池座，現村內未建成管網，群眾吃水是用水帶從壓力池直接放水到院內水窖，灌水窖和澆地都按每小時元收費。××年凈收入元，××年凈收入元，××年豐水年沒有收入，工程運行無效益。用張章希自己的話說：“在農村搞飲水工程，人少，灌溉面積小，投資萬元，別說利潤，連工資都保不住，回收投資更不知道到猴年馬月了”

相類似情況還有：湯陰縣菜園鎮，幾年來解決了個村萬多人，村平均人左右；宜溝鎮肖下扣人，石廟村人；五陵鎮閆莊人等。截至××年底，林州市共建飲水工程處，其中日供水立方以上的處，日供水立方有處，日供水立方有處。湯陰縣建飲水工程處，其中日供水立方處，立方處。從調查情況看，人均日用水量在立方左右，按國家規定人均日飲水量是升。

（四）按方收費，單一生活用水，使飲水工程運行效益得不到充分發揮。山丘區屋頂接雨水，旱井水窖蓄水，平原區自備聯戶小口井與使用飲水工程吃水并存、除吃水用自來水外，其余均用旱井水窖水或自備井，使飲水工程效益得不到充分發揮。林州市東崗鎮個行政村，除個自然村使用純旱井水窖水外，其余各村均同時使用飲水工程水和旱井水窖蓄水，全鄉共有旱井水窖多處，現在還以年均增長旱井水窖處速度建設，并且有新的發展趨勢：南木井村，已有多戶在新建宅基地建兩座旱井水窖，一座用于蓄住天上水，一座用于蓄積自來水。湯陰菜園鎮人，畝耕地，個行政村，個自然村，多數都有小口井汲水。宜溝鎮肖下扣村，人，由個人投資元建井房承包年，水費元方，月用水量只有方，日均方，沒有利潤，村委以七畝半地，免費種植年作為補貼，以保證全村人飲用水。五陵鎮朱家營村屬氟水區，人，耕地畝，人均收入元，原先全村戶聯戶打小口井多眼解決吃水，新建吃水工程后，吃水條件改變了，群眾為節約支出，其他用水還是原來的。湯陰平原項目區，苦、澀、咸水，用于洗衣服、洗澡，吃水才用自來水。

（五）部分縣鄉領導（包括水利部門）對于涉及多村的農村集中供水工程，認為工作量大，協調任務重，麻煩事多，搞不好還會引起糾紛，因此借口中央有文件不能增加農民負擔，不能亂攤派，亂集資，怕群眾上訪為由，不愿管，群眾觀念不強，為人民服務宗旨不牢。部分村干部都愿自成體系，自立山頭，自己說了算，有可能還可以免交水費等，不熱心集中供水工程，本位主義、自私自利思想嚴重。部分群眾擔心多村集中供水工程能否長遠解決問題，水價是否很高，能否承受住，出了問題誰來挑頭解決等。以上這些是農村集中供水工程進展慢的主要原因。

（六）工程改制后若干年，因一些不可抗因素導致一方利益受到損失，在簽合同時又無法預見，也不好寫入合同，但實際卻是發生了，對這類事沒有明確的政策規定。比如地下水位下降，導致供水工程水源枯竭，工程報廢；小城鎮規模擴大，灌溉面積減少，原承包工程效益嚴重衰減等，使經營者利潤降低，甚至無法經營。例如：臨淇鎮臨淇村，年前有畝耕地，由于城鎮擴大，現有畝耕地，口人。有眼機井，年拍賣眼，租賃眼，所有權歸集體。許栓喜出資萬元（包括井，寸泵，變壓器）購買眼機井，××年由于水位下降，機井報廢，該井涉及個村民小組，多畝地，個人無力興建新工程，集體又出資萬元打了眼多米機井，仍由許栓喜經營。趙寶根租賃的機井，隨著臨淇城鎮規劃發展，灌溉面積由原來的畝減少到現在畝，××年全年灌溉個小時，每小時收水費元，共收入元，除去電費、維修費，幾乎沒有利潤。趙五林，年通過拍賣，以萬元的價格購買眼米機井，運行年無利潤，主要原因是當時電費元，隨著電價上漲，水費沒變，當時承擔著畝灌溉，現減少到畝，承包人無利可圖。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承包期是年好、年還是年為好，如果一些不可抗因素發生，如水源變化，耕地減少等，經營 者利益減少，如何辦？

（七）部分村莊未按計量收費，又全天供水，村民沒有節水意識，用水浪費大，另一方面又造成提水費用增大，供水效益差；部分群眾用滴水形式收集水，既解決吃水，水表又不走，節約支出。例如，林州市合澗鎮郭家園村，從弓上水庫引水，水管進戶但未安裝水表，又常天供水，全村人，今年前幾個月試用期，日用水量達，人均達，人均月收費元，收費率，才夠交水利站供水水費元。如實行按方收費，人均月用水左右，所收水費除上交元外，還會有剩余元。調研中，一部分村干部反映部分村民采取用滴水形式解決吃水，但水表不走，水費收入不抵支出。有的承包人員為減少虧損，采取倒算形式，即每月能收取多少水費，扣除本人工資，少量維修費后，其余作為電費按天平均，以錢定開泵供水時間。湯陰縣瓦崗鄉東江窖村，××年以前承包人實行的是這種辦法，群眾時有吃不上水現象，意見較大，××年該井因水位下降報廢，重新打井，供此機會，撤換了承包人，現為集體管理。

（八）林州市、湯陰縣“三區一閘”規劃正在進行，但速度較慢。

通過實地調研我們十分擔心一個問題：

在××年農村飲水水利工程建設時，部分經濟效益低的工程，會不會出現群眾沒人愿意參與拍賣、承包、租賃和股份制改革？部分縣、鄉、村為爭取到工程建設資金，會不會聯合做假搞產改，一旦經費到位工程完工后，仍會回到以前的管理模式上？

四、幾點建議

根據以上存在的問題，我們調研組經過多次研究、討論，僅根據我們對林州市、湯陰縣少數鄉、村的調研提出幾點建議。

（一）鄉鎮水利站是農村水利工程規劃、建設、管理、產改的直接組織和領導者，是水利系統代表政府行使水行政職能的最基層組織，其人員素質高低、政策水平高低直接關系到農村水利工程能否良性運行，長期發揮效益，關系到水利基礎產業地位正常發揮作用。建議對水利站有關人員定期對水利法規政策、產改政策以及相關知識進行培訓，召開縣、鄉、村不同層次人員參加的座談會或專題座談會，請專家從政策到如何按政策具體操作，請搞的好鄉、村領導介紹思路、做法、達到效果等。比如請專家講股份制政策、章程、具體操作程序，應注意問題等；請安陽縣白壁鎮介紹全鎮成立水利協會從創意到實施運作以及起到效果；請白壁鎮東北務村支書趙玉生講現行體制下如何搞農村公益事業，如何建立行業組織協會等。北郭鄉龍鳳村介紹拍賣荒溝植樹經驗等。我們認為，通過專題培訓或座談會，人們的思想認識會有不同層次的提高，對農村水利事業的發展是大有益處的。

（二）創造條件，對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和“三區一閘”工程進行集中聯片建設，以提高工程效益，建議制定相關政策給以扶持，資金運作上給以傾斜。

（三）農村安全飲水集中供水工程，在條件具備的鄉鎮建議以水利站為依托，建設鄉鎮集中供水工程，向外輻射，以此為產業，發展基層水利站的經濟實力。

（四）為使產權改革到達群眾和經營者雙贏，發揮工程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改革的方式建議采取多樣并舉。工程效益較好的采取拍賣，一次性到位；效益一般（僅能維持人員工作）的采取承包；經濟效益是負數的，建議仍由集體來負責管理，加強管護。

（五）建議農水科按不同產改類型，提出指導性意見。

篇3

關鍵詞：政治效能感 政治參與 鄉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042-03

我國的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學者鄧大才認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種：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成果紛繁，但并沒有重視農民個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認為從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鄉村治理，從農民視角出發，沿著“文化――心理”這個研究路線，將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并探討二者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內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最早對政治效能感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坎貝爾，他認為，“所謂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繼坎貝爾之后，學者們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內涵逐漸豐富與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和對政治客體回應自身需求的主觀感知。

將這一概念置于鄉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夠作用于鄉村公共事務，會對治理過程產生影響，并且認為村民委員會、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會對村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能力判斷。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認為自己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相信自己能夠對村委會、政府官員、鄉村政治事務及政府行為施加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指村民對村委會、政府部門以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對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重視并有所回應的主觀感知。

2.鄉村治理的內涵。本文將鄉村治理定義為黨和政府、村民自治組織、廣大村民、其他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在平等參與、協商合作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多種形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管理的過程，最終保障村民合法權益，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這一概念是對鄉村治理的理論詮釋，是一種理想狀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配置的多元性、過程的自主化均為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談判、協商與合作管理是理想狀態的鄉村治理的關鍵詞。

（二）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廣泛的主體――村民的積極參與，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維度感呈現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對政府、村委會以及政治事務的認知和情感，因此運用村民政治效能感這一面向來審視我國幾十年來鄉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者的關系具體表現在：

1.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廣大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作為村民參與基礎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

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治理理論的首要內容，在鄉村治理中，村民作為最廣泛、最重要的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是鄉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基礎，同時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會在正常的參與過程中得到明顯提升。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的這一改變過程與強化理論非常相似。根據強化理論的作用機制，如果村民在協商過程中，能夠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夠影響決策結果，那他們便增強了自身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的信心，這種正強化過程使得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協商過程中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那他們的挫敗感就會增強。所以，通過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國這么多年鄉村治理的狀態。

2.鄉村治理權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體系必須對村民的訴求予以回應，這將導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終至內、外在政治效能感達到均衡狀態。

治理理論提出了權力的多元化配置。鄉村治理理論的權力配置多元化承認了鄉村社會的私權力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國家權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權力的運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呈現出上下互動的雙向運行過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影響村委會和政府的決策進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視與回應，村委會和政府對于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在互動中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現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

3.鄉村治理過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將導致村民更為熟悉村級地方政治環境，因而村民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鄉村治理的正常體現。

根據阿爾蒙德的理論，不同政治層級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即相對于接觸較少或比較陌生的國家層次環境，在地方層次的政治環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層次劃分，根據我國村民政治環境背景，分為“村級”政治層級和“政府級”政治層級（村級以上的政治環境層次均認為是“政府級”）。同時，在更為熟悉的村級地方環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應表現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為了全面反映農村鄉村治理的基本狀況，文章從山西省北、中、南部選擇了7個村莊進行實地調研。這7個村莊有些是傳統型農村，有些是現代化新農村，有些處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莊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隨后，通過隨機選擇，在保證男女比例相當、家庭收入與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勻的前提下，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調查和訪談，最后共獲得802份有效問卷。基于已獲得的調查數據，通過運用spss軟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總體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體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4589（<2.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據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關理論，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為合適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國村民政治效能感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為剖析鄉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二）村民內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95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108（>2.5），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現“內低外高”特征。

這說明村民對政治系統的了解不多，認為自己對政治系統影響力不足，但同時又表現出對政府、村委會極高的信任和極強的依賴，期望他們重視并回應自身的需求。

從表3中可以發現，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較低，村民“影響型”政治效能感（2.3974）與“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通常情況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知識儲備庫，是村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動力基礎，數據調查的結果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規章制度、選舉程序、村委會運作方式不甚了解，對鄉村公共事務不甚關注。

“影響型”的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效能感，體現行為意向的特征，會直接導致村民政治行為的發生。而表中數據表明村民對影響政府、村委會干部的主觀感知也不甚強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從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較高。村民“重視型”（2.5787）明顯高于“回應型”（2.3918）。

這說明村民認為政府及村委會比較重視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對于有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在訪談中就會發現，很多村民認為政府出臺各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當具體到政府或者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時，很多村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質疑。

（三）村民政府級、村級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村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591，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406，政府級的明顯高于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

這說明村民對于政府級的環境層次的主觀感知更為強烈一些，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這說明以“鄉政”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已經深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但是不利于農村農民社會的發育和鄉村治理的真正實現。

在表6中，從內、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進行比較，仍然是政府級高于村級。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征，與我國目前“行政化”和“空殼化”的村委會密不可分。這些在社會流動很弱的鄉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內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對政府級更為熟悉，更易感知，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所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鄉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鄉村政治發展的進程。但是我國鄉村治理畢竟還處在發展階段，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從村民政治效能感這個角度出發，審視鄉村治理在主體、內容、性質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主體：主體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

我國鄉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廣大村民作為村民自治的主體，其政治效能感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們認為無力作用于治理過程，自己的利益訴求也不會得到重視與回應，那村民自治制度對于村民來說，只是個與自己無關的、形同虛設的制度。其次，“鄉政村治”模式中，“鄉政”與“村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政府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權力運行方向不一致，在鄉政村治的具體運行中，需要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不斷博弈，以期達到協商合作，合力共贏的狀態，最終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村治”本身處于弱勢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體偏低，認為參與“鄉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對一大主體的缺失，那鄉村要實現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遠。

（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內容：內容失衡

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現“內低外高”的特征。較低的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政治的認知能力和影響能力不足，那么，他們就無法很好地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強度和持久性;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對政府以及村委會干部的信任和依賴，這雖然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村莊的自治性。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性質：偏離治理性質

鄉村治理強調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強調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國的鄉村治理以“鄉政村治”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與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據阿爾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級地方政治環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應該更高。在農村，無論是作為自然村的熟人社會還是行政村的半數人社會，村民對于村委會和村干部還是比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認為，相比于包括“鄉政”在內的政府級的政治環境，村民對于“村治”更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村民在村級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維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級的。那么，數據統計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目前的鄉村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有違治理的本質。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已獲得的802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審視鄉村治理，發現目前鄉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整體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內低外高”的特征表明鄉村治理內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級上的表現，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濃厚，偏離治理性質。總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復雜的內在結構和不同的測試維度為我們展現出目前鄉村治理的全貌，從中折射出我國30多年實踐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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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鄉村治理；善治理念；美麗鄉村；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鄉村治理的基本趨勢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進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我國學者則從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鄉村治理的內涵，徐勇認為“鄉村治理是通過公共權力配置與運作，對村域社會進行組織、管理和調控，從而達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動”[2]；黨國英認為“鄉村治理是指以鄉村政府為基礎的國家機構和鄉村其他權威機構給鄉村社會提供公共品的活動”[3]。可見，對社會的公共治理目標是能夠使公眾盡可能廣泛地參與發展決策，保障公眾政治自由和參與決策權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4]。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為實現治理目標的重要范疇。“善治”就是良好的社會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是國家與公民社會良好合作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和二者關系的最佳狀態”[5]。

鄉村善治就是通過治理農村社區以實現農村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動態管理過程。善治理論提示我們鄉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賴于形成鄉鎮政權和公民社會合作共治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體系，善治理念是改善鄉村治理的必然選擇[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為我國鄉村治理中各種組織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組織和人事的基本準則。其次，善治理論有助于實現我國鄉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國家權力本位型向公民權利本位型的轉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會資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養。善治的網絡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體在改善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鄉村善治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鄉統籌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城鄉統籌是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為目標，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平等、和諧、協調發展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7]。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質就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統籌發展的有序轉變。因此，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正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是實現統籌發展的過程與手段，而城鄉一體化是城鄉經濟社會融合協調的現代社會結構的實現狀態，是統籌發展的價值目標。

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具體內容包括城鄉經濟一體化、社會一體化與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縮小城鄉公共事業發展差距和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等戰略舉措正是圍繞城鄉一體化的具體目標實現而展開的，這與鄉村善治的推進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鄉經濟一體化是城鄉統籌的基本要求

城鄉經濟一體化可以構建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和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城鄉經濟一體化需要通過有效的鄉村治理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合理配置與農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問題。城鄉統籌發展要求協調城鄉資源配置關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8]。鄉村善治的基本目標是充分發揮鄉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農民集體組織的運行和決策機制，實現土地要素功能的一體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與土地要素流動的自由化。

（二）社會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延伸

實現城市與農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過實行城鄉空間結構優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施城鄉生態環境一體化建設等措施實現城鄉地位平等和城鄉共同繁榮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統籌是對區域經濟系統中城市與鄉村兩個共生單元的綜合考慮、相互兼顧，以保持二者協調、持續發展”[9]。因此，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圍繞農村社區形態的轉變，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社會化職能，為農村居民融入城鄉一體化進程提供綜合平臺。

（三）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鄉統籌的最終目標

城鄉居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統籌城鄉發展正是通過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民社會保障、增加農民權益等手段實現城鄉和諧發展。一方面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實現農民的市民化，通過農村人口的城鎮化以及農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轉變。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以保護農民權利特別是土地權利為核心，使農民能夠以土地的權益來分享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民生存發展的長效機制。

三、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鄉村善治的內在品質

鄉村治理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涉及國家的權力建構，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鄉村善治作為一種目標追求實施起來，在現實中仍存在著種種問題或困境。如何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對當前的農村治理模式進行調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美麗鄉村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深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工程、新載體，是統籌城鄉發展實踐的又一重大創新。美麗鄉村建設應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以提升農民生活品質為核心，著力構建有利于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永續發展的農村產業結構形式、農村建設管理模式和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美麗鄉村是實現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核心內容，美麗中國戰略是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提出的，“體現了中國現階段發展理念和發展思路的轉變，是中國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麗鄉村建設進程中，需要積極貫徹“善治”的鄉村治理理念，以謀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社區和諧，而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密切聯系的。

1.生態文明理念下的統籌性推進

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將新農村建設放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格局中來謀劃部署、統籌推進。美麗鄉村是美麗中國的具體實施途徑，“美麗中國”是一個集合和動態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和低碳發展的中國實踐，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美麗中國的基礎和保障[11]。美麗鄉村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城鄉均衡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生態富民與綠色鄉村的基本目標。

2.以人為本理念下的主體性參與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要求，它滲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與個性發展[12]。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養村民的主體性意識，鼓勵和保障農民直接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種參與應該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參與。村民的主體性參與也符合直接性參與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強調公民對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養現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體現。因此，村民的主動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參與是鄉村治理的重點，包括制度化參與和而非制度化參與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諧性構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鄉村法治和公平是解決中國鄉村治理問題的重要保證。善治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將管理社會事務和保護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為了構建真正的鄉村和諧，包括村民之間、村民與集體之間，以及村集體與鄉鎮之間協調合作的社會關系。鄉村善治的實現要求在鄉村治理主體上、鄉村權力流向上和空間上的多中心，要求變單一的自上而下權力流向為上下左右互動的多元權力流向。通過對鄉村和諧社會構建，能夠促進鄉村治理主體間對公共權威的高度認同和相互合作，增進公平與效率，因此完善我國鄉村治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語

鄉村治理機制創新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學者們一直所討論的話題。美麗鄉村建設不能局限于鄉村的自我完善，而是應當順應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鄉村治理機制。傳統的鄉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導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謂的“鄉政村治”，但這種制度設計和實踐中帶有濃郁計劃經濟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場經濟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場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樣化，嵌入市場因素的鄉村治理模式成為鄉村治理的趨勢和必然。我國鄉村治理應當適應多元化中心的趨勢，充分發揮不同治理主體的功能，政府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轉變職能，通過制度性安排來構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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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鄉村治理；主體分析；價值研究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國就提出了鄉村治理的概念，而概念的提出也使得相關問題的研究不斷開展[1]。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學界針對我國鄉村治理的模式和結構等問題進行了深刻而又全面的了解，其取得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成果，不過，長時間鄉村治理在理論研究中還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在不斷深入的考量鄉村運行以及設計等相關因素的情況下，還應該研究來自主體自身因素影響。

一、鄉村治理主體作用發揮模式研究

就我國目前狀況而言，鄉村治理的主體還有很多類型有多重的界定以及多樣化的表現，在問題的實質上絕對不能一概而論的討論鄉村治理主體的研究究竟是何人。其存在的影響因素范圍涉及廣，而究竟應該以鄉鎮政府還是村委會為治療主體，也是問題的關鍵，在該問題上，必須盡可能的考慮作為治理基礎本土資源。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鄉村不管是在經濟的發展水平亦或是地方文化問題等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非均質性。也正是考慮了此種均質性問題，我國很多研究學者都把村莊作為治理研究的關鍵突破點，根基于詳細樣態村莊，而鄉村治理主體的發揮作用模式也有著多樣化的發展，也有學者從村莊的基本秩序進行分析，區分出集中可能存在的鄉村治理類型，即原生秩序型、鄉村謀和型以及次生秩序型、鄉村治理無序型。本文作者通過分析發現，應該從社會視角等問題為出發點，立足于村莊的秩序形態。

（一）鄉村主導行政型

次種類治理結構還是傳統意義上統籌治理結構，在充分代表體現社會和國家關系鄉村關系中主要表現在強鄉弱村，此種類型的鄉村財政往往主要來自于工商業收入或者我國財政轉移支配收入。因為鄉鎮在某種程度上說具備建立的分配型的財政制度能力，所以鄉村關系中往往處在優勢地位，而所謂的村集體并沒有大量的受益來源，此種類型的主要結構模式往往必須來自于工商業重鎮以及部分國家大量的財政轉移資金。

（二）村莊主動自治型

此種類型的治理結構往往能夠直接反映出該地方村民的自治實踐成果。在充分代表和體現社會以及國家關系鄉村上則主要表現鄉村和諧以及若鄉強村的格調中，該種類型的村莊往往具備非常強烈的自主生產能力，經濟的發展程度能夠直接體現出來，部分村莊的集體經濟往往較為發達，很多村莊有著來自于村莊自己所創立的企業，或者部分土地出讓的收入。也正是因為村莊集體的財力相對較弱，而鄉鎮鄉鎮相關政府對村莊的直接控制以及影響力就會更加的薄弱，主要體現在村強鄉弱方面。

（三）鄉村治理無序型

在此種治理結構方面，所謂的無序主要體現在沒有統一的發展趨勢，而在鄉村的關系中則有可能體現在鄉強村若等方面，而后面的各種體現則為一種常態性。因為鄉鎮在某種程度上沒有較為穩定的外部經濟來源以及來自特殊的政府撥付，往往會面臨各種債務危機，在和村莊的關系上往往也只能維系一種最為基本的智能。另外存在本身因為地理環境或者人才的流失等因素，往往日益破壞。在此過程中鄉村的治理運行類型只是一種形式，不能真正意義上的取得鄉村治理達到繁榮的目的。

二、我國鄉村治理的主體行為關系和研究視角

就鄉村治理主體問題而言，需要正視的問題就是，鄉村治理主體完全不相同的主體之間的關系，由于對于該問題研究，為分析鄉村治理模式和績效評價內在的機制，現階段對于鄉村治理主體的各種界定也完全不相同，所帶來的治理主體行為關系也各不相同。就高角度而言可以從村委會以及村黨委會等組織，把宗族當成鄉村治理的主體實施研究，在分析鄉村治理主體關系的過程中大多數的重點考察為兩隊關系，即鄉村以及兩委關系，實際上該關系的本質還是社會和國家之間的深層次關系，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說黨領導權和村民自治權有一定關系，不過在現階段政治格局中還是能夠歸于社會以及國家關系?，F階段，我國很多地方就鄉村治理提出了自己不通過看法，圍繞宏觀主體之間的鄉村關系以及兩委關系研究，目前存在的觀點往往從制度主義出發，從法律制定以及政治體制設計等相關角度實施研究，同時就問題提出了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2]。

就微觀行為者的個體角度而言，其對鄉村治理主體實施界定也有一定的區別，正常情況下均把鄉村治理的主體界定是普通的村民以及村干部，而同時圍繞次三層的群體行為關系探討重點分析鄉村治理實踐，普通村民、村干部以及鄉村精英之間是怎樣影響的。很多研究人員往往從選取田野的調查方式入手，從個案進行分析。在研究重點領域往往也是從鄉村治理方面實施研究。

三、我國鄉村治理的主體關系模式向著多中心治理發展

興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治理理論內涵主旨為一種多種的公共或者私人的個體與機構的管理方式總和，該方式主要強調多中心的參與以及多主體的信任合作，這是此種治理模式的全新要求。我國相關研究人員最早就使用了鄉村治理一詞進行替換，同時被泛化使用的鄉村政治發展中的村民自治一詞，此種轉變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涵蓋了對治理模式的追求以及認可，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國鄉村社會政治的實踐局限性，在傳統理論研究以及實踐的操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情況下仍然為鄉村治理傳統單一的治理方式，要不就把鄉鎮政府、要不就將村委會默認為治理的主要客體，而未從市場、社會以及國家的宏觀層次進行界定，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民族以及國家建構的統一大趨勢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需要一定的外力推動，如果僅僅依靠單一的企業或者政府模式，往往不能直接的避免市場失靈或者政府失靈的現象[3]。在我國民主建設的基礎試驗場鄉村社會里，相對較為單一的統籌與治理模式走向多主體的治理模式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正是在這樣一種發展趨勢的大背景下，我國圍繞鄉村治理主體逐漸凸顯。不可否認的是，鄉村治理必須以農民組織作為主要的資源，以農民群眾為主要力量的新農村建設治理模式出發。

結語

在我國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之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我國鄉村治理的實踐也一定會日益突破為單一范本的解說空間，另外鄉村治理的研究也一定要從現階段以靜態治療為主向著動態治理轉變。要以鄉村治理作為主要客體的研究向著多元化的立體研究邁進。把鄉村治理真正的放置于寬廣與開放的市場經濟下，這是我國鄉村治理主體的基本關鍵性問題。（作者單位：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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