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文化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文化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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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鄉村旅游農村旅游經濟區域發展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雙休日的實行，越來越多的人利用節假日外出旅游，特別是近年出現的鄉村旅游讓許多人度過了輕松而有趣的周末。鄉村旅游的出現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時也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不過也出現了諸多不如人意的問題，如衛生條件較差、基礎設施不完善、缺乏整體規劃、產品形式單一雷同等。要想發展農村旅游經濟就必須采取措施，解決鄉村旅游出現的問題。如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多渠道籌集旅游發展資金，加強宣傳等。

現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眾性。所謂的普及性和大眾性，實際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閑暇時間來開展旅游活動，旅游業也采取各種措施吸引盡可能多的人消費自己的產品，使企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眾旅游興起以來，經常性的休閑度假已漸漸取代一年一次或幾年一次的觀光型旅游而成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歐發達國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國已占到全國人口的55%，瑞典更高達75%，休閑度假已成為發達國家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節余卻不足以很風光地遠行逍遙。而社會時尚的召喚、追求生活質量的意識，促使現今中國平民十分渴望休閑度假。但是，國內旅游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他們的需求。在我國，因為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旅游者占總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對大多數人來說，旅游還是奢侈品，只有少數市民節衣縮食一年或幾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這種“打牙祭”式的消費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渴望和高漲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對國內游客的旅游熱點，因季節性強、旅游交通擁擠、旺季人滿為患和價格上漲、質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卻步或掃興而歸。旅游熱點的門中門、票套票和部分旅游業的不規范操作行為，也使某些旅游企業聲名狼藉，為人詬病。一邊是豪華賓館的冷若閑置、國家財力的耗費，一邊是廣大工薪階層因阮囊羞澀而無力消費、望洋興嘆；一邊是旅游熱點的季節性人口過密，一邊是大眾化旅游產品的缺少。高漲的旅游需求與旅游產品不如人意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國內旅游市場上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白和廣闊的真空地帶。在普遍的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休閑度假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幾個人自發去郊游，在農家短暫歇腳休息卻產生了國內旅游業一個影響深遠的新生事物——“鄉村旅游”，即以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生態環境、農事生產活動以及傳統的民俗為資源，融觀察、考察、學習、娛樂、購物、度假于一體的旅游活動。

一、鄉村旅游的興起無疑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文化的發展。

1.吸納農村多余勞動力，增加農村收入。鄉村旅游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為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門路。廣東河源市的蘇家圍景區，自2000年開展鄉村旅游以來，當地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從當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鄉村旅游，

祖祖輩輩靠老天吃飯的農民，也享受了經濟社會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進農村文化發展。鄉村旅游在城鄉之間架起了文化傳播的橋梁，城市居民在鄉村旅游活動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風貌，同時傳播了城市文明。農民群眾在旅游服務實踐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旅游活動包括吃、住、行、游、購、娛六大主要要素，這使得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和補充，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鄉村旅游出現的諸多問題抑制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

1.各區域“各自為政”，難成規模效益。鄉村旅游一般以戶為單位，沒有統一規劃，盲目開發資源，不做切實可行的旅游發展規劃，導致農村旅游業不能健康持續發展。

2.缺乏宣傳，沒有品牌效應。一些鄉村旅游經營者市場促銷意識不強，缺乏主動宣傳和參加集體促銷的積極性。

3.鄉村旅游開發資金嚴重不足。旅游資源的開發需要強大的資本做后盾，農村旅游資源的開發更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農村一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其經濟實力還很薄弱，由于鄉政府不可能對其旅游發展做大規模投入，加之農民收入有限，因而資金短缺就成為制約農村旅游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建設仍需不斷加強。由于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鄉村旅游點在交通、食宿、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著進一步發展。

5.鄉村旅游總體水平不高，資源開發力度小、層次低，特色不夠明顯，內涵不夠豐富，缺乏上規模、上檔次的名牌拳頭產品。尤其是在鄉村文化方面的發掘和運用不夠。一些鄉村旅游點在開發建設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趨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農家本色。

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鄉村旅游經濟發展。

1.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產品必須實施科學的規劃。在發展旅游經濟的大好形勢下，鄉村旅游必須適應形勢，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個科學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旅游發展規劃。在區域旅游發展中突出重點，形成特色，這樣才能保障鄉村旅游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加強宣傳,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積極向相關媒體提供新聞線索，想辦法通過電視臺、日報、周刊、廣播電臺、旅游網等媒體的報道（轉載），把一塊荒廢的沙灘從零開始搖身一變成了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的“寶地”，逐步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錢、做較大的宣傳”。

3.多渠道籌集旅游發展資金。制約鄉村旅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開發資金，因此如何籌集資金發展農村旅游成為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一個難題。鄉村旅游經濟發展，在融資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資。一是充分利用國家發展農村經濟的大好時機，抓住政策大力發展農村旅游經濟。二是利用各種優惠條件，豐富的旅游資源吸引各種投資，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和利用民間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投資。

4.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旅游業的綜合性、關聯性的特點決定了旅游產業是一個政府主導性極強的產業。國內外旅游實踐證明，凡是實行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的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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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經濟發展；金融發展

文化作為一種獨特而重要的資源(高波、張志鵬，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爾，2002），但到目前為止，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社會科學研究的所有領域基本上都對此做過界定。被譽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E·B·泰勒是第一個在文化定義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人，他將文化定義為“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泰勒，2005）。此后，人類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管理學家以及經濟學家等分別從各自研究的領域對其規定了不同的含義。經濟學家基本上比較傾向于把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創造的不同形態的精神財富及相互關系、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系統”（歐陽強、宋德勇，2005）。關于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自經濟學產生以來就有論述，因此本文只是簡單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系統綜述國內外學者對文化與金融發展關系的研究。

一、文化與經濟發展

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很早就為經濟學家所認識。早期古典經濟學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馬歇爾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闡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經濟發展。他們通常把文化看成是倫理道德、理想觀念、風俗習慣以及等，而這些因素對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高波、張志鵬，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本著作中充分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人”，以及從“經濟人”出發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觀念成為市場擴展和經濟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高波、張志鵬，2004）。穆勒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位在道德和社會科學研究上，在他看來，各國的經濟發展取決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馬歇爾也認識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觀念在內的文化因素和經濟動機共同決定人們的行為。而且他還意識到了宗教改革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將它與印刷術、發現新大陸三者共同看作是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高波、張志鵬，2004）。后來，韋伯（1995，2002）明確考察了文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興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一種植根于的文化現象，“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全部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要素，即以天職思想為基礎的合理行為，產生于基督教禁欲主義”。他也探討了儒家倫理與東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阻力之間的生成關系，認為中國的儒家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繼韋伯之后，更多的學者強調了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或強調文化會促進經濟發展，或認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總之，學者們越來越關注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并把這一領域延伸到金融發展上。

二、文化與金融發展

早期的學者在分析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時研究了宗教對金融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認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義不同，從而對金融發展產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貸獲息，中世紀時反對高利貸的思想達到頂峰，直到16世紀才漸漸放松禁令；伊斯蘭教自始至終嚴禁高利貸；而佛教不僅允許放貸取利，而且對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確規定。正因為如此，伊斯蘭銀行和金融業的發展至今還比較緩慢；歷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區金融發展未受太多約束；基督教對高利貸政策的演變反映了金融發展具有階段性（魏悅，2004）。

以后的經濟學家更側重于研究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有關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沒有論及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只是最近幾年才有學者開始從文化角度論及金融發展。他們主要闡述了文化如何影響投資者權利的保護，進而影響到各國金融發展的差異；文化如何影響各國的公司治理；文化對個人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社會資本、信任、關系等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以及綜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發展，增進經濟績效。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文化對權利保護、公司治理及經濟增長的影響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語言作為文化的替代變量檢驗了它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文化與投資者權利保護相關，特別是對債權人的保護表現很顯著。宗教在解釋債權人權利保護的國別差異上要比國際貿易、語言、法律起源這些變量的力度強；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對債權人的保護沒有其它國家好。不過。文化對股東權利的保護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但總體而言，宗教和語言能表明一國如何實施各種權力保護投資者，進而影響金融發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認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釋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異，公司治理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他們根據Stulz和Hofstede的分類法把所研究的樣本國家劃分為英語國家、西歐、東歐、遠東、拉丁美洲、非洲六種文化區域和不列顛人、日耳曼人、北歐人、更發達的拉丁美洲、不太發達的拉丁美洲、亞洲以及亞洲東部國家七類文化區域，并根據LLSV所創造的衡量投資者權利保護的反董事權利指數和債權人權利指數，考察了文化分類與投資者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發現普通法國家的反董事權利指數要高于大陸法國家的各個指數，而按文化區域分類的國家在對債權人的保護上沒有什么區別。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確研究了文化、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文化既是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場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通過構建模型實證檢驗證實了：（1）社會越道德，即腐敗越少，產權越強大，經濟增長率越高，同時，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強調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越高，金融發展水平也越高；（3）實行新教的國家更容易建立強產權的法律體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相應要高一些，金融體系也更發達一些；（4）產權保護不強、腐敗水平比較高的國家相比于那些強產權和腐敗水平低的國家更容易實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與此同時，越強的國家越不會選擇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二）社會資本、信任和關系對金融發展的影響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個人（家庭）更愿意投資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現金方式進行投資的數量非常少，因而這會影響金融發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會資本對秘魯的集團銀行業的影響。他發現，社會資本越高的地方，貸款償還率和儲蓄率越高，儲蓄所產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會資本能夠區分是因為道德風險還是因為個人所面臨的真實不良沖擊而造成的違約。同時，他還發現，文化異質性和地理擴散性可以解釋借貸行為，一般地，那些擁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較近的群體之間所發生的借貸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個國家1980-1994年間的數據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結構、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在考慮了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宏觀經濟穩定，特別是法律法規后，信任也都與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場相關。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越發達，利差和管理費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信任還可以替代正式制度發揮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利用有關數據把中國的企業劃分為正式部門（國有企業和公開上市的企業）和非正式部門（所有其它企業），他們發現，非正式部門的法律機制和金融機制都沒有正式部門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長得快一些，在他們看來，這是因為在非正式部門中存在著非正式的融資通道和治理機制，如聲譽和關系等，在支撐該部門經濟的高速增長。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會規范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發現，社會規范會對股票市場資本化產生重要影響，不過對銀行的信貸供給影響不明顯。總之，他們認為，社會規范總體上能夠解釋金融發展，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三、文化與金融發展的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研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文獻比較多，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是論述儒家文化對整個東亞經濟的影響。但從文化的視角研究金融發展的文獻還比較少。目前，金融理論界對于文化的研究滯后于中國金融改革的發展步伐。

盡管如此，國內學者還是從四個方面研究了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響金融發展；二是社會資本與中國金融發展的關系；三是文化對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四是金融文化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影響。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與中國中央銀行制度之間的關系，認為，中國金融發展緩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別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經濟主體的金融意識淡薄，給中央銀行的制度變遷帶來了巨大阻力。具體而言，一是金融意識淡薄導致中央銀行的宏觀貨幣政策傳導缺乏微觀基礎；二是金融意識淡薄阻礙了金融企業形成自負盈虧的風險分擔機制，使得中央銀行實際上成為企業、商業銀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種風險的最后承擔人；三是金融意識淡薄使金融制度變遷的市場需求不足，而必須由政府強制供給，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權的中央銀行制度。

張俊生、曾亞敏（2005）和盧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選擇的無償獻血率代表社會資本，實證檢驗了社會資本與中國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在我國的金融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資本與中國各地區的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執行質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變量后，結果仍然比較顯著。

國內有學者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了東亞金融危機。顧肅（1999）指出，國際金融投機只是東亞金融危機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東亞文化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陳立旭（2005）也認為亞洲金融風暴應該使人們認識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的關系。

此外，國內不少人著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認為，金融文化的進步與繁榮，是金融業不斷發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認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設對金融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他從文化的視角分析了金融，又從金融的角度重新認識了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而從金融的視角看，文化建設會推動金融發展。因而文化與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范恒森（2000）明確界定了金融文化，認為，金融文化是指“人們在金融實踐中形成的，并對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金融組織的經營管理活動等產生持久影響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債信文化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他看來，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質是信用，“金融的發展與信用的發達和債信文化的繁榮是相表里的……而且，發達的債信文化是金融體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認為，文化與金融相結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為貨幣文化、信用文化、票據文化以及金融企業文化。陳志武（2006）探討了金融技術、經濟增長和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化，特別是家庭和社會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社會的金融技術發展；中國傳統社會因金融市場不發達，即為克服金融的不發展而內生出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在他看來，包含金融技術在內的金融發展影響到各國的文化內容。秦池江（2006）指出，現代金融和現代金融文化孰為因，孰為果，就如雞和蛋一樣無法說清。總之，發展現代金融的同時必須也發展現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現代金融。

四、評論與啟示

從上面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無論是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對文化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他們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發展的文化多是社會資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語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難量化，而且有些數據的獲取比較困難，因而關于文化對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并不多。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國家，如意大利，為樣本來檢驗社會資本對某些國家金融發展的影響，因此，推廣性不強。國內的實證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國外文獻所定義的指標，如無償獻血率，來檢驗中國各地區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各地區的無償獻血率差別很大。因而，利用這一指標來反映中國各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并不是十分準確的。最后，在文化與金融發展的研究上，難以確定究竟是文化影響了金融發展，還是金融發展引導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國金融發展中已經且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對中國金融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整個社會變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中國金融發展。但是當前中國金融發展中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如腐敗，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缺乏對文化的重視。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毫無疑問它也會影響到金融的發展。可以說，中國目前并不缺乏先進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種各樣的法律制度，但是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主要的融資方式，資本市場發展不活躍，特別是經常發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尋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說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內核之一信用在發揮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但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發展忽視了誠信原則。事實上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是特別強調信用的作用的，因而，當前中國金融發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種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進一步推動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和發展，務必要先將信用和市場文化建立起來。

參考文獻：

陳立旭.2005.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再審視［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5）.

陳志武.2006.金融技術、經濟增長與文化［J］.國際融資（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學探索［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張志鵬.2004.文化與經濟發展：一個文獻評述［J］.江海學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

顧肅.1999.對東亞金融危機的文化反思［J］.中國社會科學（3）.

盧燕平.2005.社會資本與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8）.

曼格爾.2002.非洲需要一個文化調整計劃嗎［M］//亨廷頓,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M］.北京:新華出版社:119.

歐陽強,宋德勇.2005.先進的循環經濟文化模式構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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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文化；影響

一、經濟全球化及文化概念

（一）經濟全球化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生產不斷發展、科技加速進步、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生產的社會化和國家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活動越來越超出已過和地區的范圍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一體化過程。①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以其勢不可擋的獨特力量沖進各個國家的視線之中。經濟全球化具有明顯的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科技全球化為先導；第二，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第三，跨國公司為載體；第四，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第五，為發展中國家所參與而又為發展中國家所抗拒。這五方面特征共同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獨特力量，向世界蔓延開來。

（二）文化

文化（culture），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從來都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多義性概念。就文化觀的本質而言，文化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文化作為人的實踐活動及其對象化結果，是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影響并反作用于經濟和政治。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正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文化多元化作為文化發展的新趨勢，需要從多方面認真探析和思考。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象征，所以自從人類文化產生的那一天起，其呈現出的一直是以地域特點或民族特色為代表的多元化發展局面，如華夏文化、希臘文化等。所有的這些文化，對各自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或多或少地發生影響。

二、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

文化多元化的表現之一就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隨著我國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外來文化與我國本土文化的融合現象應運而生。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與我國文化的融合表現極為明顯，文化融合通過不同類型的本土文化繁衍和發展。例如：一些洋快餐來到中國，為了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口味，將原本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飲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洋快餐，以滿足消費者的餐飲需求。然而，這樣的文化融合一方面能夠促進一國本土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帶來的是嚴重的文化沖擊。例如，動漫業是我國的新興文化產業，其發展存在諸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樣一來，其它國家的動漫進入我國，極大地沖擊我國本土動漫文化發展，另外，一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長的動漫導致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出現畸形和扭曲。我國雖然是一個文化大國，但不是文化強國，正面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壓力和沖擊，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文化霸權，再加上國內文化的庸俗化傾向導致文化安全面臨種種挑戰，文化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我們不能把文化的不安全歸結為一種原因，要全面的辯證的看待引起文化不安全的因素③。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保護我國本土文化不遭受破壞和負面沖擊變得十分重要。

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多元化的另一個側面反映。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勢必導致文化發展的現代化。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大國，傳統文化更具有悠久的歷史，當傳統文化遇到現代文化之時，二者產生的是火花還是摩擦，需要辯證地分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碰撞的結果對我國文化發展或多或少會產生不利影響，這其中最嚴重的當屬價值觀的沖突。例如，我國傳統價值觀提倡節儉、厭惡驕奢，而現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卻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正確的價值觀。這些非科學的價值觀傳入我國，對青年人的毒害甚深。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當代中國，面對價值觀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作用。

如何處理好經濟全球化視野下文化多元化發展的問題，是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和不能回避的挑戰。堅決抵制文化霸權主義，盡可能的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化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張力和沖突。同時應充分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契機，在維護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不斷壯大我國的文化實力，弘揚優秀的傳統民族文化，使中國文化深入人心，使文化在安全的氛圍中不斷的發展壯大④。只有充分發揮我國本土文化及傳統文化的優勢，發揮其精華作用，才能將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擊和價值觀沖突降低到最小范圍。（作者單位：大連海事大學）

注釋：

①本書編寫組《基本原理概論》[M]2010年6月 第194頁

②崔越《文化多元化視閾下大眾化及其路徑選擇》[D]河南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 2010年5月

③④顧良艷《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參考文獻

[1]孟娜《多元文化影響與心理和諧構建》[D]西安石油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1年5月

[2]劉濟良《價值觀教育教育》[M]科學出版社 2007年8月

[3]余秋雨《何謂文化》[M]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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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二戰以后，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全球化首先表現為經濟全球化，同時，由于經濟與文化、政治等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文化全球化。

關鍵詞 全球化 經濟 文化

全球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從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1492年率領船隊橫渡大西洋，遠航美洲起，重大的地理發現就使人類有了“全球”的觀念，并逐步開始了全球化的進程。二戰以后，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全球化首先表現為經濟全球化，同時，由于經濟與文化、政治等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從全球化到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一個不斷深化，并且速度越來越快的過程。

一、全球化

“概念……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任何一項研究的進行，都以對象的確定為前提。然而在對全球化問題的研究中，卻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即：隨著研究的展開，“全球化”成了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但對這一概念本身，卻始終缺乏基本的界定，這就阻礙了討論的深入。有鑒于此，我們擬對全球化做一個限定。

1985年，T?萊維提出了“全球化”一詞，以此來概括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即商品、資本、技術、服務行業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等領域的擴展已經突破國家的邊界，走向全球化。從這個最初的涵義來看，“全球化”顯然指的是經濟全球化，而不是別的什么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個非常模糊和容易產生歧義的概念。對全球化問題的系統研究，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在陸續出現的一系列的全球化思潮中，阿明和弗蘭克等人的“依附理論”，薩伊德、德里克等人的“后殖民理論”，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體系理論”，杰姆遜等人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批評理論”，吉登斯等人的“第三條道路理論”和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論”是影響較大的幾種。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轉型及與國際的接軌，全球化問題也引起了我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不同學科的學者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據《中國哲學發展報告1999》統計，對全球化的理解，至少可以概括為5種基本觀點。在對這些觀點進行仔細研究和認真思考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從根本講，全球化是一種社會歷史過程。具體地說，它是指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強，最終使人類活動突破了區域的限制，并使世界成為一個統一的發展整體。

全球化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會得到不同的認識。為了進一步深入地理解全球化現象，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角度去分析。首先從事實的角度看，全球化不是人們的主觀臆想，而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再者從綜合性角度看，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的全球化，它還包括以經濟全球化為載體的文化、科學、政治等綜合性的全球化；第三從存在方式的角度看，全球化不是一個既定的、已完成了的結果，而是一個未完成的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后從發展的角度看，全球化不僅屬于現在，更加屬于未來，它是一個趨勢，一個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今天之所以如此關注全球化問題，就在于它不僅對現在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未來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綜合性的全球化社會。

二、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包括技術、勞動力、資本、信息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通和配置，它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相互滲透日益加深，即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以尋求相應的位置進行最佳的資源配置。經濟的全球化是世界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高度發展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它意味著生產的全球化、消費的全球化和競爭的全球化，這使得國際分工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應當說，經濟全球化從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之日就開始了，并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構建和完善。當今世界所有的國家，不管其發達還是不發達，都已經不可能脫離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而孤立地從事經濟建設。各國已不是要不要投入經濟全球化的問題，而是怎樣投入才能對本國經濟的發展更為有利，也更能符合總的潮流和趨勢的問題。面對著經濟全球化的洶涌潮流，我們只有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給我們提供的歷史機遇，加快本國經濟的發展，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實力，爭取立于不敗之地，并逐漸變地被動為主動。那種害怕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及其消極后果而置身事外的想法不但于事無補，而且只能把自己隔離在世界文明之外，等于自己開除自己的“球籍”。正確的態度是積極主動地融入，清醒地面對挑戰，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有關經濟政策，提高防范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因時順勢，趨利避害。在充分發揮本國資本、本國資源、本國市場、本國人才作用的同時，借助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國際市場、國際先進管理方式，來發展自己，才能使中國較快地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使人民富裕起來，使國家強大起來，從而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因勢利導應當是我們面對全球化問題的基本態度。

篇5

與此同時，在世界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下，在國際教育貿易市場開放的前提下，教育深化國際合作交流已成為全球趨勢。有識之士們紛紛指出：一個國家如能使其教育擴大國際交流合作，就能吸引知識資本，為提高研究和技術創新能力作出重要貢獻。江蘇省根據自身特點，做出了走教育深化國際合作交流之路的戰略部署，在全國率先啟動了教育擴大國際交流合作進程。江蘇省在加拿大投資設立蘇安學院，更是一馬當先，走出國門辦學，成為中國教育國際化進程中涌現出的新生事物。

江蘇地處改革開放前沿，擁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多元同存的經濟文化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社會經濟文化整體發展水平走在全國前列。根據國家統計局制定的小康評價指標體系測算，江蘇省在1998年已基本完成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轉變，進入全面建設寬裕型小康社會的新階段。2001年，江蘇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2922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小康標準值高2.18倍；人均GDP已突破1400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75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785元，小康實現程度均為100%[2]。在這種發展態勢下，2003年江蘇省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了在本世紀頭20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個率先”[3]奮斗目標。

江蘇省省長李學勇曾深刻分析道[4]：“江蘇是經濟大省，但自然資源少，人口密度大，環境容量小，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這一特殊省情決定了我們必須揚科教人才之長，避資源稟賦之短，堅定不移地走創新驅動之路”。同時，“江蘇省研發機構眾多，人才資源總量較大，創新意識較強，科教優勢突出，為走創新驅動之路提供了強大動力。”為此，科教興省、創新驅動成為了江蘇省又快又好推進“兩個率先”的戰略決策。

2005年江蘇省政府做出了“加快建設教育強省，率先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的決定：“教育事業在全省‘兩個率先’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作用。當前，我省現代化建設已進入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省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最大的優勢是教育優勢，最重要的資源是人力資源。進一步增強我省的綜合競爭力，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加快‘兩個率先’步伐，最關鍵的是推進教育事業優先發展、率先發展、加快發展、科學發展。”《決定》強調指出，教育事業的發展要“以深化教育改革、擴大教育開放為主要動力”，并且提出了“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把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作為增強高校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擴大教育對外交流，……建立一批對外交流的國內培訓基地、國外辦學基地和教師培訓基地”；“開拓國際教育服務市場，面向世界推介江蘇教育品牌”等重大舉措。

從政府的戰略部署來看，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已經成為江蘇教育發展的戰略選擇。江蘇省教育廳沈健廳長更明確指出：“將教育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作為江蘇省教育發展的四大戰略之一，積極推進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主動融入世界。”[5]自此，江蘇教育國際化事業全面展開。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江蘇省已經開啟了教育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之路。1986年9月南京大學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創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開創了國內首例中外合作辦學的先例，江蘇因此而成為率先開展并積極推進中外合作辦學的省份。自2003年以來，江蘇又在全國率先建立海外教師培訓基地，成為全國首創之舉。特別是2007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設立的蘇安中心（2009年起更名為蘇安學院）更是江蘇省教育廳傾力打造的北美教育交流與培訓平臺，每年交流、培訓加上辦學等業務規模超過千人。在高質量、高效益完成教師海外培訓工作的同時，蘇安學院不斷拓寬與海外教育機構的合作與新業務，全面推動江蘇教育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成為向世界推介江蘇教育、樹立江蘇教育品牌的重要平臺。

江蘇省教育廳沈健廳長在2008江蘇中小學校長國際論壇上指出[6]：“江蘇能不能通過國際化融入全球化、加快推進現代化，讓國際化與新型工業化、城市現代化互動并進，歸根結底是能不能發揮我省在教育、科技、人才方面的優勢和潛力，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省教育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能否有效推進。”換言之，教育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已成為江蘇未來發展的關鍵要素。

2008年江蘇省政府又出臺了《江蘇省關于扎實推進中外合作辦學工作的意見》，進一步強調“國際合作教育是世界教育發展的客觀趨勢；中外合作辦學是江蘇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江蘇教育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校要從‘以國際化推進現代化’和‘全面達小康、建設新江蘇’的高度，提高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認識。”因此，江蘇省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教育對外開放，各級各類學校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逐漸形成了江蘇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國際交流合作格局，主要表現在[7]四個方面：一是江蘇省各級各類中外合作辦學成績顯著。2006年，全國第一所本科層次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學在蘇州正式成立并招生；全省高中階段共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30個，有1750對中外中小學結成友好學校。二是國際交流平臺不斷拓展。目前江蘇省已在英國曼徹斯特、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加拿大多倫多和美國堪薩斯設立了四個海外教育交流與培訓中心。三是師資國際培訓得到加強。江蘇省是全國率先組織教師赴境外培訓的省份之一。自2003年起，江蘇省教育廳實施大規模的教師海外培訓計劃，每年選派1000名教師出國（境）培訓，從2008年起，每年培訓規模擴大到2000名。四是積極從國外引進急需的師資來江蘇任教，全省具有聘請外教資格的學校達400余所，每年聘請外專外教1600人左右，聘請外教學校數和聘請的外教數均位居全國前列。

《江蘇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更是特別指出：“教育國際化是世界教育發展的潮流，是建設教育強省、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必然選擇。”《綱要》還提出了教育擴大對外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交流的具體指標，如在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方面，“到2020年，高水平大學本科生中具有海外學習經歷的學生比例達5%以上、其他院校達3%以上”；在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方面，“到2020年，職業院校20%以上的專業課要與國際通用職業資格證書對接”；在增強教育國際影響力方面，“到2020年，在蘇學習的留學生達5萬人左右，其中高水平大學研究生中留學生比例達5%以上”；在教師國際化能力方面，“要擴大海外教師培訓規模。著力建好教師海外培訓基地，充分發揮基地在加強海外教師培訓、擴大教育國際交流、強化漢語國際教育、展示江蘇教育成就等方面的作用。”■

（本文原題《中國教育國際化的新征程：蘇安學院跨境辦學的案例分析》，有刪節）

【參考文獻】

[1]教育部.08年17.98萬人出國留學16.16萬人自費出國留學[J/OL].http：///20090326/n263029186.shtml.2009.3.26.

[2]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室.江蘇省吹響“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號角[J/OL].http：//第16期（總第31期），2004.9.9.

[3]鄭晉鳴.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又好又快推進“兩個率先”——訪江蘇省省長李學勇[N].光明日報， 2011-3-25，（4）

[4]同上。

[5]沈健.教育國際化視野下的學校領導力建設[J]. 江蘇教育研究，2009.（2）.

[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