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文化的交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文化的交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 正 文】

一

福建與日本的交往，見于文字記載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曇靜隨師父唐高僧鑒真搭乘日本歸國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以此為開端，福建與日本之間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頻繁往來。

曇靜隨鑒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帶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經和字貼等。佛像有功德繡普集變1鋪、阿彌陀如來像1鋪、阿育王塔樣金銅塔1軀等8種；佛具有如來肉舍利3000粒、玉環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種；佛經有金字大方廣佛華嚴經80卷、大佛名經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種；字貼有王右軍真跡行書1貼、小王（獻之）真跡（行書）3貼、天竺、朱和等雜書50貼等3種（注：［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這些物品的采辦，泉州超功寺僧人曇靜應也參與其中。同時，曇靜本人也帶上一定數量的香料、藥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鑒真一行在日本傳道弘法、校勘佛教經典、建寺廟、行善事，為日本天平時代的佛學、藝術、建筑、醫藥等事業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曇靜的一份功勞。曇靜后來成為鑒真弟子中揚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擔任戒師，并設立放生池（注：［日］《類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員到達福建。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團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風，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達福州長溪縣（注：［日］《日本后紀》延歷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條。）。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團第一次到達福建。日本遣唐使團一般都有四舶，人數最多的達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設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翻譯、醫師、陰陽師、船師、船匠、射手、水手、留學生、學問僧等。這次到達福建的遣唐使團也是一支規模龐大的隊伍。臨行前，日本朝廷舉行隆重的朝見儀式，并特別按照漢法做成中國菜，賜宴給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詩：“此酒雖不豐，愿祝平安歸。”另外賜給藤原葛野麻呂御被三領、御衣一襲，黃金 200兩；賜給石川道益御衣一襲，黃金150兩（注：［日］《日本紀略》延歷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條。）。藤原葛野麻呂等人也將這些賜物的一部分帶往中國。

同時，日本遣唐使團到唐朝，往往帶有絁、綿、帛、布等禮品。據《延喜式》載，日本統治者委托遣唐使贈給唐帝的禮物有：“銀大五百兩，水織絁，美濃絁各二百匹；細絁、黃絁各三百疋，黃絲五百絇，細屯綿一千屯，別送彩帛二百疋，疊綿二百帖，屯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綿一百貼，出火水精十顆，瑪瑙十顆，出火鐵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團出發時，朝廷一般還贈給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知乘船事、譯語、請益生、留學生、學問僧等各種人員以數量不等的絁、綿、布。如給大使“絁六十疋、綿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綿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綿六十屯、布四十端”，錄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學生、學問僧“絁四十疋、綿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這些物品主要是為了讓遣唐使團成員在到中國后作為費用而賞賜的，使團人員也會帶上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國，作為旅費或交易之用。

隨同這次遣唐使舶到達福建的還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學生桔逸勢等。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 他們在福建觀察使閻濟美的安排下，離開福建，由陸路跋山涉水，前往長安。空海在唐朝留學期間，與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廣泛接觸交流，歸國后，努力傳播中國文化，著有《文鏡秘府論》等數十部著作（注：［日］《大師御行狀集記》、《桔逸勢傳》。）。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圓珍附商舶來到福建， 在福州開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羅學悉曇（注：［日］《行歷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廟從師學習，與中外僧人進行交流。圓珍后來離開福建，參拜天臺山，在越州開元寺研究天臺宗，到長安從法全學密教，歸國時帶回經論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種。 他在日本近江開創圓城寺，成為天臺宗寺門派的開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賜給“智證大師”稱號（注：［日］《智證大師傳》。），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頻乃，南方小國林立，福建為閩國所統治。閩王王審知重視發展海外貿易，在福州設置榷貨務，由隨王氏入閩的光州固始人張睦任之，張睦“招蠻夷商賈，斂不加暴，國用日以富饒”（注：《福建通志·名宦傳》卷3《張睦傳》。）。在福建泉州， 王審知的侄兒王延彬繼其父王審邽為泉州剌史17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稱招寶侍郎”（注：《十國春秋》卷94《王審邽傳》、《王延彬傳》。）。當時這些船只主要是發往東南亞各國，但也會間接或直接與日本有往來。

北宋時期，經濟發展，政局較為穩定，福建在唐五代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事業勃興。福建商船到達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風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關照，留住七年才回國。周世昌在日期間，曾與日本詩人互相贈詩唱和，并編成詩集帶回給宋真宗。與周世昌同船至宋的還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親自接見滕木吉，還贈送時服、銅錢等物，送其歸國（注：《宋史·日本傳》。）。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陳文祐由日本歸國，第二年（公元1027年），陳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記》。）。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書右大臣藤原實資，并贈送土特產品（注：［日］《小右記》）。

神宗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懷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載》。），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潘懷清獻佛像給大宰府（注：［日］《續本朝通鑒》。）。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尋乘中國商舶來華，他在所著的《參天臺五臺山記》中寫道：“當時船頭有三人，一為（廣東）南雄人，一為福州人，一為泉州人。”（注：［日］成尋：《參天臺五臺山記》。）這艘宋朝商船船頭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兩位。

徽宗崇寧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兩次到日本從事貿易（注：［日］《朝野群載》。）。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時，呈上本國的公憑，請求貿易。這份公憑，至今還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為《朝野群載》一書所輯錄。這份公憑不僅登記了全體船員的姓名、所有貨物的名稱及船上的其他器具，還記載了有關舶船出海的各項具體規定，為我們了解當時中日之間的海船組織、市舶制度及進出口貨物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北宋時，福建已有比較固定的開往日本的航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譜》中記道：“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注：蔡襄：《蔡忠惠公法書》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與日本等國之間。

到了南宋，航行在東海兩側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國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據《開慶四明續志》載：“倭人冒鯨波之險，舳艫相銜，以其物來售。”（注：《開慶四明續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條”。）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駛往南宋的明州。離明州不遠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達。據南宋理宗時泉州市舶提舉趙汝適撰寫的《諸蕃志》“倭國”條載：該國“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十四五丈，徑四尺余，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運至吾泉貿易。”（注：趙汝適：《諸蕃志》卷下《倭國》。）日本商人常運載杉木板、羅木板直接駛往福建泉州港進行貿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慶政上人僑居泉州，從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歸國時帶回福州版《大藏經》和其他書籍（注：［日］高山寺舊藏《波斯文書》，轉引自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頁。）。

二

綜觀唐宋時代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兩個特點：

一是從國家間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間商人貿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產力條件的限制，日本與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國家的強大力量，要靠官方組織的遣唐使團，個人的力量是無濟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曇靜赴日，乃是跟隨鑒真和尚，搭乘日本歸國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勢等人的赴唐，也無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間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注：詳參拙文：《略論唐后期的中日民間貿易》，載《中國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會刊》1986年第2期。），來往于中日間的民間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圓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來往于兩地的頻繁景象。宋代來往于福建與日本間的福建商人見于記載的就有周世昌、陳文祐、周文裔、潘懷清、李充等等，他們都是屬于民間商人貿易性質，并非由國家組織的。總的來看，從國家間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間商人貿易，乃是唐宋時期福建與日本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然趨勢和一大特點。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從貢品、禮品為主轉變為商品、文化用品為主。

唐宋時代，福建與日本交流的物品種類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團的因素和作用，往來的物品多以貢品、禮品為主，如金、銀、水精、瑪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來往的物品多為磁器、綾絹等類商品和書籍等。如北宋時泉州商客李充駕船到日本，運去的貨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絹拾匹、白綾貳拾匹、磁垸貳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載》。）。當時福建輸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窯的青釉劃花篦紋碗輸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歡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歡用這種青瓷碗飲茶，故這種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稱為“珠光瓷”。在日本福岡松州等地出土有晉江磁灶窯生產的“黃釉鐵繪花紋盤”和德化窯生產的“白瓷盒子”（注：［日］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瓷》。）。

宋代，福建輸往日本的物品中還有很多是書籍，日本僧人慶政自泉返日，就帶回很多書籍，至今日本宮內廳還保存有慶政所獻的福州版《大藏經》。福建建陽麻沙是全國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陽刻書也傳播到日本等國。宋末建陽學者熊禾《建同文書院上梁文》寫道：“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下水，千源萬派定朝宗。”（注：《熊勿軒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書籍已遠輸日本等國。至今，一些建陽刻本還珍藏在日本，由于這些刻本在我們國內已不可見，因此在日本的藏書已成為海外孤本。

唐宋時期福建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開了后代兩地大規模交流的先聲，綜觀這種交流，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與日本雙方經濟的發展與相互需求，是促進這種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還比較落后，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各項生產事業的發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隨著中西交通西北陸路的受阻，東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迅猛，中日之間的海上貿易興起，福建的各項產業也迅速發展。宋代，福建的制瓷業、紡織業、造紙業、印刷業等生產事業已走在全國的先進行列，并且積極地開拓海外市場。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頻繁地來往于福建與日本之間，從事磁器、絲綢等商品的貿易活動。

唐初的日本，生產力還較為落后，貴族專權，朝臣傾軋，社會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學習外來的東西，他們加強與唐王朝的聯系，派遣規模龐大的遣唐使團，學習中國先進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經驗。遣唐使團到福建，也與福建人進行了交流。

經過遣唐使時期大規模的對中國的學習，促進了日本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漸豐，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樣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學習唐朝的先進經驗了，中日之間的交往便逐漸由民間商人海上貿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元967年（北宋乾德三年，日本康保四年）， 日本藤原實賴出任關白，朝臣盡歸藤原氏，開始了百余年的攝關政治，藤原氏掌權期間，深受唐文化影響的日本本土文化正處于發展繁榮時期，統治者并不主動與中國建立過分密切的聯系。所以，在中日海上之間活躍的主要是包括福建在內的中國商人和中國商船。

南宋建立不久，在日本，武士平清盛以平定保元之亂（公元1156年）的軍功，出任大宰府大宰大貳。平清盛接觸宋日貿易并從貿易中獲得巨利，便主動積極地開展對宋貿易。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日本仁安二年）平清盛升任大政大臣，日本政權歸平氏，啟武士掌權之濫觴。平氏修筑港口，整治瀨戶內海航路，使宋日貿易向前發展。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日本養和元年），平清盛死，朝政歸于源氏，源氏幕府和平氏一樣，熱衷于對宋貿易，南宋商人到日貿易時常受將軍召見。源氏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朝甚至親造大船，準備赴宋朝佛。由于日本統治者的重視和生產力的發展，故南宋時往來于中日之間的，不僅有包括福建船在內的中國船，還有不少日本船。

其次，福建造船業和港口建設事業的發展，為這種交流提供了前提和物質基礎。

福建與日本隔著浩瀚的海洋，沒有船只根本不可能交流。而福建的造船業在我國則屬先進地區。早在三國時期，立國于東南的孫吳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設有典船校尉，負責督造船只，在溫麻（今福建寧德地區）設有溫麻船屯，負責建造船只。孫吳曾數次派軍隊北攻遼東、南取珠崖、儋耳（兩地均在今海南省），又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南海諸國。黃龍二年（公元230年）， 派遣有甲士萬人的龐大船隊到達臺灣，這些大規模的航海所使用的船只也很多來自福建的溫麻船屯。

隋唐時期，福建造船業繼續發展，福州、泉州是兩個造船中心。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唐高僧鑒真和尚與日本僧人榮睿、 普照曾派人到福州買船，準備東渡日本（注：［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可見福州的造船業已名聞遐邇、蜚聲海外，并且具有橫絕東海的能力。

宋代福建造船業加速發展，造船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據《宋會要輯稿》載：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撥海船百艘至明州。”（注：《宋會要輯稿》食貨50之23。）根據南宋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以后的規定，福建海船“自面闊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數，每縣分三番應募把隘”（注：《宋會要輯稿》食貨50之13。）。有學者據此推算，當時僅福州一地，面闊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注：陳高華、 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第140頁。）。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而且出現了“番船主”，為海商提供船只。

在港口建設方面，唐宋時期，泉州港、福州港等福建港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開發。唐代后期，泉州港已與交州（今越南河內）、廣府（今廣州）、江都（今揚州）并列為唐代的四大貿易港。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為了鼓勵商業貿易，發展對外交往，又在閩江口外的黃岐半島開辟了甘棠港，作為福州的外港。到了宋代，泉州港、福州港繼續發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設置，是泉州港海外貿易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奠定了泉州在宋元之際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的基礎。當時，泉州港“風檣鱗集”，海舶穿梭，蔚為東方巨港。

最后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所具有的堅韌不拔、頑強拼搏的開拓精神和日本人的奮斗精神。

福建山多地少，有漫長的海岸線、無數的海島和遼闊的海域，居民具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強悍氣質和勇于開拓的精神。秦漢魏晉時期，很多中原人民南下，他們和當地人結合，成為福建的主要居民，共同開發福建的山區、沿海平原和海洋資源。唐代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隋時僅有12420戶（注：《隋書》卷31《地理志》“建安郡”。）， 到唐中期德宗建中時期（公元780—783年），戶口卻一躍而為93535 戶（注：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為隋代的7倍多。隋時福建僅有建安—郡和閩、建安、南安、龍溪四縣，到唐玄宗天寶前后，福建已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和閩、侯官、長樂、連江、長溪、建安、晉江、南安、莆田、長汀、龍溪、漳浦等23縣（注：詳參拙文：《唐朝前期對逃戶政策的改變與福建州縣的新建置》，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1期。），這些州縣除了一部分在山區外， 大部分是建置在沿海地區，從中也可看出福建沿海的迅速發展。沿海的福建人除了發展農業、手工業，還積極開拓海外貿易事業，他們積極與世界各國往來，發展友好關系。唐天寶、大歷間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詩》中寫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人貢頻。”（注：《全唐詩》卷208。）在泉州，異國商人云集，各國使臣從泉州上岸朝貢唐廷很頻繁。五代至宋，福建的海外貿易繼續發展。宋代泉州伊斯蘭教、婆羅門教、摩尼教等各種外來宗教競相傳播和發展，也顯示出福建人對外來文化兼容并蓄的氣魄和胸懷。

日本地處海島，日本人民具有與大自然搏斗的勇敢精神和虛心學習外來文化的好學精神。唐前期，日本人不畏艱難險阻，冒著生命危險，派出龐大的遣唐使舶赴中國學習。唐后期，盡管遣唐使已停止，但中日海上往來還是持續不斷。到了南宋，在中國福建與日本之間的商船和商人便有很多是日本的了。轉貼于 三

篇2

21世紀無疑是一個知識經濟時代，世界上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跨文化知識經濟交際越來越頻繁，成為如今普遍的現象，具有時代性，外語是跨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工具，面對這種情況，給我國的外語教學，特別是英語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外語教學必須真正地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從而更加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關鍵詞：

國際背景；跨文化經濟交流；外語教學；影響及意義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跨文化經濟交往越來越頻繁，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以及國際生活給我國的外語教學帶來了很大的機遇和挑戰，外語是進行國際交流的主要工具，在如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我國的對外經濟的發展在整個經濟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對外經濟的發展就必須伴隨著跨文化經濟交流，因此對外語人才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大，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不僅要具有專業的素質，還要有良好的外語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擔負起跨文化經濟交流的重任。在新形勢下，我國的外語教學受到了很大的沖擊，跨文化經濟交流促進了我國外語教學的改革。

一、跨文化經濟交際的兩個基本組成部分

（一）經濟交際經濟交際是指專用語交際，涉及的層面比較廣，主要是如今已經確定的所有的語言層面，在進行經濟交際的時候必須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就是外語中在描寫經濟專用術語時候的常用的形式結構特點，以及一些在經濟交際中具有專用性的某些詞語義項，在此基礎上再對經濟領域中概念系統的構建進行探討；此外，還要對經濟領域中新出現的事物以及新詞語的形成過程以及方式進行考察；經濟用語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因此要時刻關注經濟用語的句法變化，并考察它們對普通用語的影響，經濟用語的新變化是具有生命力的，在跨文化交際中對其進行深刻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想要對經濟交流專用語進行充分的了解還可以對相關的經貿問題以及篇章的才找關系和超結構等方面進行分析和總結，從而發現其規律以及特點。其實最重要的是對實際交流的場景以及類型進行綜合考察，這樣才能真正了解經濟交際的特點。

（二）文化交際同文化與跨文化是不同的，同文化視角下的語言表達模式、以及認知模式都是同質的，但是在跨文化的視角下，則是一種交叉的異質現象。所謂的交叉現象就是以對其中一種文化的交際模式進行違反的形式展現的，兩種文化放在一起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再加上有多種參數會介入其中，從而使其表現方式更加的多變，由于它的多變因此很難找出其固定的規律性，多變也是建立在交流主體的差異、個性因素之上，個性差異與文化差異有時候很難分辨，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跨經濟文化交流出現障礙，給交際活動帶來阻礙，使其不能正常進行，甚至是夭折、短路。這種交際障礙是很難跨越的，就算是交際者很擅長這門外語，但是由于個體差異因素的不同還是會給交流帶來很大的難題，跨文化經濟交流需要克服這個難題，需要交流者對自己的記憶記憶思維過程中進行調整自身的語言行為，從而調整自己的整體結構網絡，然而這種調整也并不是容易的，它不是僅僅靠著簡單的學習就能實現的，而是要通過切實地鍛煉與實踐才能逐漸掌握交流的技巧，只有經歷實踐才能真正了解一門外語的精髓所在，才能熟知其交流規則和習慣。

二、跨文化經濟交流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之間的交流對于每一個國家來說都十分重要，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甚至是文化的交流都越來越頻繁，一個國家的外貿決算與外貿人員的語言能力有著直接的關系，由此可見經濟交際的重要性。如今，一個國家對外經濟是否能夠順利進行，首先就要先關注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是否能夠順利開展，跨文化經濟交流在經濟交際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順利開展跨文化經濟交流才能給國家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才能保障經濟的發展。外語教學是為了培養社會以及國家發展需要的人才，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的需求，外語教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跨文化經濟交流給我國的外語教學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直接促進了其改革與發展，從而使其培養出來更適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國家的對外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

（一）促進外語教學課程內容的改革外語教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熟練運用外語的高素質人才，但是以往的教學內容都過于陳舊，與時代脫軌，無法滿足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經濟全球化以及改革開放持續深入的背景下，外語教學的任務和責任更重了，國家發展亟需高素質的人才，因此外語教學的課程內容不能一成不變，以不變應萬變是無法適應當今快速發展的社會需求的，因此只有根據時代的發展與進步逐漸地改善課程內容，使其與社會相接軌，才能教授社會發展需求的外語內容，改變教學的重點，從而培養出社會發展經濟需要的人才。

（二）重視語言的運用以往傳統的外語教學遵循一種死板的教學模式以及教學方法，我國的外語教育理念雖然是希望培養出具有高素質的人才，但是事與愿違，在正確的理念的指導下，雖然老師和學生都認識到了外語學習的重要性，但是受應試教育的深刻影響，所以在實際情況中，學校和老師都只注重學生的學習，死板的教學方法以及沉悶的課堂學生對外語的學習早已失去了興趣，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沒有了興趣又怎么能夠學好外語呢？又怎么能掌握一門語言呢？這些無疑都是很難的。老師的滿堂灌，學生處于一種被動學習的狀態，老師平時上課只注重學生的聽、讀、寫，完全忽視了口語的聯系，更忽視了學習外語基本知識之后的運用與實踐，學生學習語言只是單純地學習語言，就像高中學習文化課一樣有很強的功利性，而沒有真正認識到語言運用的重要性，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浪費在了做外語題目上，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浪費在考一些證書上，這種只注重知識理論而忽略實際操作的做法無疑是本末倒置的。

跨文化經濟交流越來越頻繁，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如此的重要，外語教學不得不重視起來，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教學的方法以及重點，國家發展需要的人才不是手持外語等級證書的無用之人，國家重視的不是學生學習外語的死能力、死記硬背，而是需要熟練運用外語的人才，能夠進行交流的人才，面對這種要求外語教學不能再一如以前，只重視學生的讀寫能力的培養了，要把重點放在外語的運用以及實踐當中，切實地提高學生的實踐和運用一門語言的能力，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發現自身的不足，才能不斷地去彌補，從而提高自身運用外語的能力，成為國家發展、社會需要的人才。

三、結語

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語教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面對日益頻繁的跨文化經濟交流，外語教學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也促進了外語教學的反省與思考，會直接促進外語教學的改革，從而培養出高素質具有外語素養的人才，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智力保障以及強大的人才力量。

參考文獻：

[1]錢敏汝.跨文化經濟交際及其對外語教學的意義[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04:45-51.

篇3

關鍵詞：中國；德國；教育交流障礙；跨文化交際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在政治、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日俱增。文化交流的不斷加深加快了世界各國教育國際化的步伐。跨國別、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給各國教育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也帶來了由于陌生文化和各國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導致的交往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沖突現象。跨文化交際的研究領域較為寬泛，本文僅就中德教育交流過程中出現的理解偏差做簡單分析，以減少中德教育交流過程中由于跨文化沖突導致的教育交流障礙及理解歧義現象。

跨文化交際，顧名思義，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與人之間交際的過程[1]。跨文化交際理論下影響交際的因素較多。價值觀念、文化取向、社會結構、心理因素以及交際雙方的社會地位、角色關系的差異等都會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造成理解歧義和文化沖突。

筆者于2016年10月9-29日參加公派赴德國海德堡大學的教育培訓團組。作為團組的外事聯絡人，在與德國培訓承接方的交流溝通及課程內容翻譯過程中，受到跨文化交際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出現了一些交流障礙及問題，本文以其中的一些問題為例做簡單分析。

一、中德教育交流障礙原因分析

（一）不同的教育傳統

中德教育交流的開展大多由中德教育傳統為話題開始，不同的教育傳統衍生出中德兩國截然不同的教育體制。因此，在教育交流過程中，如果無法全面了解中德兩國教育傳統及教育體制的差異，就容易產生相應的交流障礙。

德國的教育體制在中古世紀以后開始獲得系統發展。起初，只有神職人員和貴族擁有受教育權，隨后才漸漸普及到民眾，使得全民教育體系發展和興盛起來。義務教育的傳統起源于馬丁?路德的思想，直到21世紀才被全社會所倡導。受到國情、人口、宗教及哲學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德國教育相對更注重文化素養的提高以及應用技術的培養。受傳統教育觀念影響，“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相對而言，中國傳統教育更注重知識的學習。[2]

德國是聯邦制國家，歷史傳統和聯邦制的國體使德國的16個州在文化教育領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和自。聯邦政府除在高等教育原則問題、企業范圍內職業教育和科研以及學習資助方面有發言權外，在教育領域的權力有限。因此，德國沒有全國統一的關于中小學的法律，而是由各個州在《基本法》（德國憲法）的范圍內獨立管理發展其學校教育事業，州頒布各種專門的法規，規定各級學校的設立、維護和發展，師資的培訓和進修，學校的監督和管理，學生在學校中的地位，學費和教材費用的減免以及教育補助等事宜。這導致各州間的學校教育發展各具特色。為保證全國教育的基本統一，各州文教部長組成文化教育部長聯席會議，共同協商聯邦和各州在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國家設立教育部，作為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全國教育工作，統籌規劃、協調管理全國的教育事業。各直轄市設有教育委員會，各省、自治區設有教育廳，各地方市、區、縣設有相應的教育局或教育辦公室。

由兩國的教育體制可以看出，德國的教育管理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相反，中國則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因此，在德國教育傳統影響下，統一的制度化體系相對較少。每個州的教育制度各具特色，統一管控的部門權利較弱，管控機制較為籠統。中國的教育由教育部統籌管理，大范圍內實行的統一標準相對較多，教育管理部門權利較大，各省份及地方學校獨立制定教育政策的余地較小。

在中德教育交流的過程中，由于教育傳統、教育體制不同產生的溝通障礙并不少。受到中國教育體制及教育傳統的影響，中國的教育學者往往會將德國教育體制與中國教育體制做類比。在自上而下的模式觀念影響下，交流過程中會頻繁提出“統一”“體系”“機制”“結構”“管理部門”“上級部門”等概念。例如，“德國學校課程體系結構是怎樣的？”“教育評價的管控部門是什么？教育評價如何進行？由誰發起？”“聯邦范圍內是否有統一的教師進修要求？”上述問題單純從字面上翻譯給德國學者，得到的答案往往只有一個――“聯邦范圍內沒有統一的標準和結構。每個州對自己的教育負責，每個州有不同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機制” ，并會誤認為中方學者重復提出同類問題。隨后，來自不同地區的德國學者往往會就本州的特色制度進行講解，但顯然無法滿足中國學者對于“全國統一化”標準的求知欲，從而產生“答非所問”的溝通障礙。

（二）不同的教育理念

海德堡大學進修學院主管托馬斯?海茨（Thomas Hetz）先生在其中德教育對比課程中提到，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是導致教育體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德國憲法的第一條內容則是：“人的尊朗遣豢汕址傅模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國家所有權力的義務”（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由兩國憲法的首條可以看出，德國整體的國家理念強調國家是由一個個小單位組成的，只有個體安定有序才能帶來整個國家的繁榮；而在中國則強調個體要服從國家的需要，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

德國近代教育先驅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人作為個體，自己有意愿獲取知識。通過獲取知識，使得個性化更好地發揮，使得頭腦更加清醒、更加理智。中國的教育名家孔子倡導儒家思想。中國提倡人是整體的一部分，注重整體和諧，通過教育使人變得更好，使人與人更加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在跨文化交際理論中，該項差異可以歸結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差異帶來的跨文化交際障礙。個人主義，即以個人為中心，個體需要重于集體需要；集體主義則強調“我們”，而非“我”。[3]

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影響了中德教育體制的發展。當今德國的教育體系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幼兒園階段（3歲起，非強制性入學）；小學階段（4年）；中學階段（5～9/10年）；職業學校（3年）或高校（4年以上不等）；更高學歷或深造階段（見圖1）。

德國教育理念影響下的教育體系最大的特色在于橫向與縱向相通，在中等教育第一階段（初中階段）就分流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兩者可以自如地相互轉換，即每個學生可以在特定階段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在補齊相應的中學階段課程后，便可在不同階段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學校就學，也可以通過補齊文理中學第二階段水平課程后進入高校讀書[5]。與此同時，文理中學的學生也可以通過補齊相應的實踐課程進入職業學校讀書。這樣，每個受教育者能夠根據自身情況獲得個性化發展。

相比較而言，中國教育體系由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兩條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兩部分的管理互不相通。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教育理念影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職業教育成為學習成績不好、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不同教育理念導致的溝通障礙主要體現在學生的特色發展及教育評價方面，德國學者在教育交流過程中的出發點大多基于個體的個性化發展，由個體的實際發展情況及出現的問題推向某條相應教育政策。在被頻繁問及“德國聯邦或者州范圍內是否有統一的教育評價機制？教師如何評價學生？學生如何評價教師？是否有成體系的評價表格？”等內容時，德國學者的反應先是困惑，表示不理解中方學者想要獲取的交流內容，隨后反問“中國是否有相應的教育評價機制？如何推行？”在獲知中方教育評價體系后，德國學者會進一步追問該評價體系在實際實施過程中的推行情況以及收效，這是由德國“個性化發展至上”的教育理念所決定的。筆者在回應德方前半部分提問的交流過程中并無障礙，然而被問及親身經歷教育評價推行的問題時，發現實施過程可能并不如體系本身系統化，從而在交流過程中給德國學者以下印象：中國系統化的教育評價機制在實際推行過程中收效并非十分理想。這使得德國學者產生“既然沒有收效，那么系統化機制出現的意義是什么？”的困惑。

德國學者提出，德國的學校及學生擁有自我發展的潛力和自我認知的能力。學校的發展是為了讓學生得到個性化成長，發展成為獨立的、有思想的個體。因此，學生不會被統一化、標準化評價。學生會評價教師，以獲取更適合自己的教育內容。對于教師的評價也取決于學校本身。如果學校不開展自我評價，教育部門并不會實施從上到下的學校監控與評價。

該類型的溝通障礙在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的交流過程中一直頻繁出現。由于對彼此的教育理念、特點認知不夠，交流中會出現各自強調自身特色而忽略對方需求的現象，導致溝通不暢，甚至出現理解誤區。

（三）不同的思維方式及表達方式

華裔設計師劉揚的作品《東西相遇》將中德兩國的文化差異以簡筆畫的形式生動體現，其中涉及不同思維方式及表達方式的作品有以下兩幅（圖2、圖3）（左邊德國VS右邊中國）。

人與人之間的交際一般分為語言交際與非語言交際，拋開語言理解層面的交流過程，跨文化交際亦會由于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不同產生交流障礙。[6]

上圖非常生動、直觀地反映出兩國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差異。中國是綜合型思維方式，以直覺的整體性與和諧的辯證性著稱，強調“整體關照”，表達方式相對委婉、含蓄、內斂，喜怒不形于色；德國則是分析型思維方式，以邏輯、分析、線性為特點，強調“細剖精析”，表達方式直接、大方、嚴謹。[7]

中德教育交流過程中，中方學者偏向于將交流過程中的問題和疑惑先記錄下來，用委婉和間接的策略首先回避交流障礙，在交流結束的時候統籌考量提出該問題的必要性，統一將一系列的困惑和問題提出。在碰到對方向自己提供不感興趣的話題及內容時，中方學者一般會微笑表示接受，并將意見記錄下來，轉由外事人員私下與德方代表進行溝通和商榷，以示對德方講師的尊重。相反，德方講師則困惑于自己的交流內容全程沒有中方代表的呼應與溝通，并對于自己課程內容、交流話題和表達方式是否能夠引起中方學者的興趣產生疑問。經過解釋和溝通后，德方講師積極鼓勵中方代表在交流過程中就自己的困惑及時進行反饋，并隨時打斷自己不感興趣的話題，從而提高效率，認為即時進行思想碰撞是交流的必經之路。然而，傳統的中式思維方式依舊很難改變中方交流代表的表達習慣，在交流末尾提出一連串的、來自不同章節的問題也往往會使德方講師在沒有即時交流話題背景支撐下措手不及。

思S方式導致的溝通障礙還有很多，如在筆者與德國學者溝通課程內容準備的過程中，由于自身畢業于語言專業，教育專業知識相對薄弱，對于很多課程需求的解釋停留在文字表面，較為虛化和籠統，提出相應的課程需求后，會虛心表達個人在教育專業知識方面的匱乏。德國學者受到分析型思維方式的影響，往往會在溝通過程中將每一個問題深化、剖析、解釋，使得簡單直接迅速的“課程需求溝通會”演變成深入講解教育專業知識及背景的“課程需求研討會”。筆者需要多次委婉打斷德國教育專家的深入講解以達到盡快完成溝通的目的。

（四）專業術語翻譯的準確性

語言是跨文化交際最直接的工具，翻譯作為溝通橋梁在教育交流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翻譯的過程中，由于譯者對源語和目標語的文化背景差異缺乏相應的了解而導致的交流障礙也不少。該因果關系亦可以類比到教育交流過程中。中德教育傳統、教育理念、思維方式、表達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譯者教育專業術語翻譯的準確性。翻譯環節導致的中德教育交流障礙主要有以下三種。[8]

1.不理解造成的交流障礙

中德教育交流過程中對于交流主題及交流內容的筆譯必須經過精細準確的推敲（如郵件溝通過程中的專業術語定義），并且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面對面或電話上的語言直觀溝通。由于中德的語言習慣、語法等方面的差異，如果將中方學者的興趣議題進行直譯，沒有補充說明，就會導致德方學者產生不理解（Unverst？]ndnis）的交流障礙。例如，交流過程中中方學者提出希望了解德國某州的教育標準的框架和結構。譯者將源語中的框架和結構直接翻譯后，德國學者直接表示能夠理解“框架”和“結構”的字面意思（Rahmen & Struktur），但是無法理解中方希望獲取什么方面的教育內容。經過后期進一步的解釋和描述，德國學者將源語對應為“Bildungsplan”（教學大綱）。類似的案例還有“學校的法律與法規”（Regeln und Gesetz der Schule）應直接翻譯為“Schulgesetz”（學校法），“家長參與學校管理”（Verwalt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應翻譯為“Mitwirk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家長與學校的協同合作）。

2.誤解造成的交流障礙

誤解（Missverst？]ndnis）造成的交流障礙的特點在于，當交際者意識到障礙出現的時候，該障礙已經發生了。產生的過程一般分為三步：所想非所言（Gemeint ist nicht gesagt），所言非所意會（Gesagt ist nicht verstanden），所意會非所認同（Verstanden ist nicht einverstanden）。如果譯者發出了和自己內心所想表達的內容有偏差的信息，就會導致信息接收者產生交流誤解。例如，中國學者就中國教育區域合作中的京津冀一體化問題希望與德國學者在歐盟大環境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做類比交流。區域一體化的直譯（Regionale Integration）直接讓德國學者誤解為“區域融合”。在對于京津冀一體化（Koodinierte Entwicklung der St？]dte Beijing und Tianjin sowie der Provinz Hebei）做了進一步闡釋之后，德方將“教育區域一體化”的翻譯對應為“Regionaler Strukturausgleich im Bereich des Bildungswesen”（教育領域內的區域結構平衡）。

3.翻譯錯誤造成的交流障礙

專業術語的翻譯錯誤（Irrtum）也叫誤譯。近義詞辨析不準確、詞義理解不當、缺乏背景知識等都可能導致誤譯，從而造成交流障礙。例如，聯邦德國的教育評價制度，譯者起初將“教育評價”譯為“Erziehungsbewertung”，考量后改為“Bildungsevaluation”。Bildung側重學校的、專業的教育。Erziehung指養育、教養、撫育，主要指幼兒園、家庭的撫養和培育。因此，在該語境下應該用學校教育的Bildung。再比如，德國有關學校的質量管控模式，此處的“質量管控”（原本譯為Qualit？]tskontrolle）作為一個宏觀概念包含了計劃、實施、考評過程。因此，Qualit？]tsmanagement更接近于希望表達的意思。

二、避免中德教育交流障礙的措施

凡物莫不相異，中德教育交流是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造成交流障礙在所難免。那么，如何盡可能避免教育交流障礙，障礙出現時如何盡快彌補，是提高教育交流效率、優化交流成果的重要議題。

（一）全面了解德國教育傳統、教育背景及教育體制

跨文化交際背景下的教育交流絕非局限于幾個小時的課堂或會議，而是需要大量的準備工作才能完成的。只有全面了解交流對象國教育傳統、教育背景及教育體制，才能夠在教育交流的過程中有針對性地吸取精華，提出問題。教育交流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吸收、借鑒來促進創新。具體到中德教育交流而言，即如何正確處理德國先進教育文化與本國實際國情的關系。中方學者的前期準備工作不能僅僅停留在專業知識層面，還應提前對比兩國的文化差異，尊重出訪國的文化習慣，用雙方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提出問題。

（二）加強溝通，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識，正確看待中德教育交流過程中出現的障礙

在跨文化交際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正視中德教育交流障礙，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識。教育交流障礙的產生源于交流雙方教育傳統、教育理念、思維方式、表達形式等多方面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并沒有孰是孰非[10]。當然也有很大程度的個人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最容易忽視的就是思維慣性，潛意識里認為對方的想法與自己的沒有本質差別。因此，在教育交流的前期、中期、后期，都應加強即時溝通意識，將教育交流障礙帶來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盡可能將教育交流的每一個環節成果化、書面化，并經過交流使雙方進行二次核實，使前期的交流需求、中期的交流過程以及后期的交流成果最大程度地接近交流雙方的實際需求。

（三）提升翻譯水平，開拓新方法，全方位提高交流效率

教育交流的外事人員需要不斷加強個人的職業素養，提升專業能力，包括教育專業知識與翻譯水平。定時獲取國內外教育最新資訊，開拓新方法，靈活應對每一次跨文化交際中遇到的問題。對有可能出現的交流障礙，要在事前禮貌地向交流雙方提出建議并在障礙出現的時候及時進行補救。在交流溝通過程中，克服畏難情緒，力爭做到沉著、果斷，運用多語言優勢達到溝通目的。注意積累專業術語的準確表達方式，在小語種專業詞匯不確定的情況下，可以用更為普及的英語適當進行補充，避免理解歧x。勤于實踐，虛心向具有多國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士請教，并及時將交流過程中遇到的交流障礙進行歸納總結。

三、結語

世界飛速發展的今天，各國的聯系愈發緊密，教育國際化帶來的教育交流、訪學等活動與日俱增。政府部門和民間交流使得越來越多的教育從業者有機會親身接觸世界各國的教育理論并借鑒優秀經驗。與此同時，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不同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教育文化帶來思想沖擊，教育交流過程中產生的交流障礙也在羈絆教育交流的步伐。中國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除了有與世界溝通交流的愿景，更要有高效的溝通交流方式。從這個角度上看，學習跨文化交際知識，最大程度地避免交流障礙，提高教育交流效率，將教育交流的成果具象化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1][7]嚴明.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M].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9：12-13，20.

[2]周薇.中德教育體制對比淺析[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28（7）.

[3]潘一禾.超越文化差異：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與探討[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175.

[4]Bildungsg？]nge im deutschen Bildungssystem. Accessed on[EB/OL].http：///wiki/Berufsvorbereitungsjahr#/media/FileDeutsches_Bildungssystem-quer.svg，2016-11-15.

[5]陳紅巖.中德兩國職業教育對比及啟示[J].市場周刊?財經論壇，2003（7）.

[6]吳為善、嚴慧仙.跨文化交際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7-49.

篇4

在全縣上下深入開展學習實踐活動試點工作的重要時刻，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全縣“五好文明家庭”創建經驗交流暨表彰大會。首先，我謹代表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縣政協向今天受到表彰的“五好文明家庭”和“優秀家庭成員”表示熱烈的祝賀!向重視和支持這項活動的各級領導和相關單位以及為創建活動付出辛勤勞動的各級婦聯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謝!剛才，縣婦聯周主席全面總結了全縣創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動開展情況，七個先進單位和個人做了交流發言，講的都很好，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結合各自實際，抓好貫徹落實。

近年來，我縣“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按照縣委、縣政府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總體部署，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文明家庭創建為主線，以提高廣大家庭綜合素質、文明程度和生活質量為目標，相繼推出了“家庭美德在農家”、“學習型家庭”、“綠色家庭”、“平安家庭”、“節約型家庭”和“廉政文化進家庭”等影響大、效果好的活動品牌，樹立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先進家庭典型，形成了家庭成員共創文明城市、共建和諧社會的良好氛圍，創建活動在縣婦聯及相關單位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下面，我就進一步開展好“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再講幾點意見：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進一步增強做好“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生活的質量和水平不僅直接反映社會文明程度，更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一要充分認識到“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沒有和諧文明的家庭，社會和諧就會失去基礎，就很難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我們要從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幸福生活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文明家庭建設工作，要通過創建活動來努力提高家庭的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數，引領家庭創造更加和諧美好的生活。二要充分認識到“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迫切需要。當前，我縣正處在科學發展、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迫切需要良好的發展環境、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五好家庭”創建作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社會保障，做好創建工作，責任重大。三要充分認識到“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是爭創全國文明縣城的迫切需要。省文明辦要求，我縣要以爭創全國文明縣城為契機，進一步完善機制和措施，把__建成全省精神文明建設的排頭兵。這就必然要求我們要把“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作為全縣各級婦聯組織的光榮使本文來源：文秘站 命，繼續深入持久地組織好、開展好，以“小文明”積“大文明”，確保全國文明縣城創建工作順利通過國家驗收。

二、突出重點，注重實效，進一步打造“五好文明家庭”創建工作品牌

創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動必須要結合__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結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不斷探索新規律、把握新特點、開拓新思路、創建新機制，進一步突出重點，注重實效，打造品牌，更好地發揮“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的影響力、感召力。在組織上要注重整合資源。要把“家庭美德在農家”、“學習型家庭”、“綠色家庭”、“十星級文明戶”、“廉潔家庭”、“節約型家庭”、“平安家庭”、“無毒家庭”等各類特色家庭創建活動作為“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和有效抓手，緊密聯系，有機整合，不斷豐富活動載體，確保取得實效。在內容上要突出社會主義榮辱觀。廣泛開展“家庭助廉”等形式多樣的家庭道德實踐活動，努力把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具體要求落實到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載體上要強調學習型家庭創建活動，廣泛動員、引導和支持城鄉廣大家庭創企業、創事業、創家業，在全縣大力倡導家庭學習、共同學習、終身學習，為實現__科學發展、轉型發展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在特色上要加強新農村“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要以“美德在農家”活動為重點，以十星級文明戶為抓手，以“富裕在農家、和諧在農家”為內容，進一步加快全縣新農村建設步伐。

三、加強領導，靠實責任，進一步做好對“五好文明家庭”創建工作的組織領導

“五好文明家庭”創建工作的全面推進，需要各級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和高度重視，需要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各單位要找準創建工作與自身工作的結合點，加強溝通協作，充分整合資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黨委領導、文明辦牽頭、婦聯主抓、各方協作、齊抓共管的良好環境。一要明確工作責任。要根據本次會議提出的目標任務，制定相應的工作目標和工作措施，切實抓好落實。縣委宣傳部、縣文明辦要加強對創建工作的指導和統籌協調工作。縣體育中心要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性家庭體育運動。縣文體局要在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同時，大力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家庭文化活動。縣廣電局要大力宣傳“五好 文明家庭”創建工作的目標意義、措施成效和先進典型，不斷營造人人關心、人人支持、全社會參與的良好氛圍。縣環保局要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引導廣大家庭樹立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縣婦聯作為牽頭單位，要加強協調和聯絡，積極開展各類特色家庭創建活動。二要形成工作合力。各有關單位要緊密配合，相互協作，著重在工作上抓聯合、資源上抓整合、載體上抓融合，內創外聯，形成合力，不斷推動創建活動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三是要加強督查考核。縣婦聯要牽頭逐步建立健全創建工作長效機制，堅持從大處著眼、細處著手，通過建章立制、完善考評機制，真正做到上下聯動，切實把創建工作抓緊、抓實、抓好，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五好文明家庭”創建活動的參與率和滿意率，使創建活動走進千家萬戶，為加快“和諧__”建設步伐奠定基礎。

篇5

Abstract： Based on six forces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how to improve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from six competitive forces： buyer， seller，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n the existing industries， potential entrants， replacer and government， in hope of offering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ound progress of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關鍵詞： 六力模型；文化產業；競爭力

Key words： six forces model；culture industry；competitiveness

中圖分類號：G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2-0008-02

0 引言

進入十二五以來，文化產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要想發展文化產業，關鍵在于增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天津市可以借助全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熱潮，加快文化產業改革的步伐，然而，由于多種原因，天津市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仍然還不夠高，需要進一步提升。

要提升競爭力，可以從六力模型的視角思考。六力模型是對經典的邁克爾·波特的五種競爭力量模型的補充，目前對第六種競爭力量的界定還沒有完全統一，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①2001年我國學者項保華教授提出了六力模型，其中互補品廠商即是他認為的第六種力量；②還有部分學者認為第六種競爭力量應當是政府，因為政府對產業競爭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需要單獨提出來。本文選擇第二種觀點的視角，分別從六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1 從買方——顧客角度分析

2010年天津城市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娛樂服務和文化娛樂用品的消費支出達到1146.95元，比2005年增長1.02倍。這個數據說明天津居民的文化消費水平在逐步提升。另外，天津居民文化消費的特點目前也發生了變化，已由單純的物質需求向精神需求的方面轉化，居民文化消費的層次也提高了。同時，隨著消費者消費保護意識的增強，加之對價格較敏感，且現在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網購文化產業的產品或服務，并在網絡上對比和發表消費的價格、售后服務等信息，所以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從總體上提高了。

為降低買方的討價還價能力，提升天津市文化產業競爭力，就必須充分了解顧客不斷變化的需求，根據顧客的需求來提高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質量，并讓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具有鮮明的特色。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吸引顧客消費，提高顧客的滿意度，從而能夠產生再次消費；而且也可以讓天津市文化產業的定價主動性更大，既可以用高性價比吸引和留住顧客，也可以因質量高和有特色而適當定高價，從而讓天津文化產業在與顧客的討價還價中占據有利地位，賺取更多的利潤。

2 從賣方——供應商角度分析

文化產業的賣方主要是文化資源的擁有者或者是有形的文化產品的零部件供應商。文化資源的擁有者擁有的文化資源越獨特越稀少，對于文化產業來說，想要獲得這些資源的代價就越大。天津市擁有特殊的近現代史的文化資源，楊柳青年畫和泥人張等民俗文化資源，這些資源的擁有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強。

擁有特殊資源的供應商一般一體化的能力也較強，可以向前整合，自己發展文化產業；而不需要特殊資源的文化產業的后向整合的能力就會較強。對于需要特殊資源的文化產業，基本上無法通過自身的努力降低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而對于不需要特殊資源即可運轉的文化企業，可以通過批量購買或聯合購買等方式降低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

3 從現有產業內的企業間競爭角度分析

天津市的文化產業許多是從文化事業單位轉制而來，規模小，管理水平普遍較低，競爭意識較弱，低水平、重復仿制的文化產品充斥文化市場，這是天津市文化產業缺乏競爭力的重要原因。為此，就必須提高文化產業的集中度，培育有競爭力的文化企業集團，提高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大力扶持中小文化企業；提升文化企業的科技含量；打破地區分割和行業壟斷，為形成良性競爭的文化市場體系創造條件。

重大項目的建設對天津市文化產業的未來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是目前為止，很多大的項目都處在投資回收期，真正產生高效益的還比較少，還需要實施文化產業人才培養與引進工程，健全文化產業人才培養機制，來保證在這些項目運營中需要的人才。

與這些大項目相反，資金不足是當前制約天津中小文化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應當考慮要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除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的機構外，原則上大多數文化產業都應允許各類資本進入。也可以鼓勵各類有實力、有條件的企業進入文化產業領域，鼓勵文化企業以各種形式進入資本市場，謀求較快發展。

4 從潛在進入者角度分析

隨著國家和天津市對文化產業的重視程度的增加，想要進入天津文化產業的潛在進入者數量也在增加，而且其中不乏規模大、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但隨著上文所述的重大項目的陸續建成，天津市文化消費市場將會有一段時間的穩定階段，進入者數量將會減少。

如果潛在進入者規模大、實力雄厚，那么對現有企業的沖擊會較大，除非小企業之間形成聯盟，否則，會導致很多小企業被擠出市場。天津文化企業可以從這些方面來考慮提升競爭力和構筑進入壁壘，如加強品牌建設和給予消費者消費優惠等從而加大消費者的轉換成本，構筑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的差異性，申請專利或者擁有專有技術，構筑生產、研發或營銷等方面的規模經濟，牢牢把控住獨特資源和有利的環境位置等。

5 從替代者角度分析

因文化產業涉及的具體產業類別較多，替代者角度就選擇其中的文化休閑娛樂服務為例進行分析。文化休閑娛樂服務的替代者主要是廣播電視電影服務和新聞出版發行服務等，看動物表演可以通過看電視節目，也可以去動物園現場看，還可以閱讀電子出版物，它們之間就形成了替代，只不過因為消費過程中的實際感受的差異導致滿意度會不同。

形成替代的產業之間，必然就會相互爭搶顧客。因此就需要提升天津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基本上可采取三種對策，一是提高性價比。二是不斷推出新產品。三是提高轉換成本，通過簽訂服務合同或給消費者累計消費優惠等等措施，可以提高顧客的轉換成本。

6 從政府角度分析

政府對于文化產業的影響是巨大的。2013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把文化改革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列入各級政府效能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中。2011年《天津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公布了，從規劃中，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天津政府將加快涉及文化產業的法律法規的完善工作，推動我市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推動我市文化產業擴大規模、走向專業化，并形成一些產業集群，發揮集聚效應，扶持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督促文化企業提高管理和技術水平，加強我市文化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健康的文化產業鏈的形成，并保護公平公正的良性競爭。

我市政府在促進文化產業提升競爭力的過程中，還有必要在不妨礙政府安全和機密的前提下，關注和促進我市文化產業和其他省市的文化產業的合作，并為促進這樣的合作減少一些行政法規的約束，并簡化行政手續。

綜上所述，只有從以上六個方面全面思考并采取對策，才能更好地提升天津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推動天津文化產業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天津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印發天津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2011〕97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