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的類型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監管的類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金融監管信號傳遞；金融監管聲譽效應

中圖分類號：F820.2 F224.32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re are dynamic game and cooperation symbiosis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Signal game and repeated gam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ory， regulatory signal game model is constructed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using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as feedback signal， and effective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mechanism is analyzed under asymmetry information condi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here existing separating equilibrium and pooling equilibrium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The analysis in Repeated game model shows that financial regulators tend to choose pooling equilibrium strategies over separation equilibrium driven b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Therefore， only when fluentl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strengthened and amplified， and regulatory multiplier effect increased， can the financial markets effective operation be ensured.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egulator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1. 引言

金融市場內部聯結模式的社會化特征以及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緊密互動使得金融監管當局的金融市場監管行為主要表現為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在金融市場演化中過程的動態博弈機制以及監管信號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傳遞機制[1]。現有研究主要是采用委托、動態博弈、演化博弈等博弈方法和實證方式對金融監管過程中腐敗、尋租等各種違規影響金融資源配置的行為進行分析和探討[2-7]。但是從信號傳遞視角分析金融監管的有限力量是如何保障金融市場有效運行問題文獻還很少發現，而這個問題對幫助金融監管當局就通金融市場監管建立一個理性的期望、選擇有效的政策著力點是至關重要的。信號傳遞理論是Spence在1974年探討勞動力市場博弈問題時首次提出的[8]。隨后，文獻[9-11]分別把信號傳遞理論應用信息甄別、股利信號發送、融資租賃市場均衡等問題研究。上述研究文獻啟發了本文的研究，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研究視角，把金融市場監管過程看作是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在金融市場動態演化中金融監管力度與金融市場參與者尋租水平下降之間的博弈，并基于此構建金融監管信號博弈模型分析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保障機制和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機制。

2.模型的假設

理性的金融市場參與者是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者，毫無疑問，由于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性，金融市場監管會增加金融市場交易成本。因而，金融監管當局對其在金融市場上交易行為的約束和監督力度，將是金融市場參與者選擇自身行為的關鍵[12]；而金融市場的穩定、有序發展，不僅要依賴于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還需要對金融市場參與者各種違規和尋租行為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和監督[13]。所以，金融市場參與者與執行市場監管的金融監管當局會形成競爭性的博弈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金融市場參與者不完全清楚監管當局的真實類型，只能依靠監管當局執行金融監管力度所提供的信號來判斷監管當局的強或弱，即金融市場參與者只知道監管當局提供“強弱”信號的概率。金融監管當局通過其執行監管力度來聲明自己的類型，但是其聲明有可能不如實反應監管當局的真實類型，金融市場參與者只能根據監管當局的聲明以及自己的判斷來對監管當局進行識別和分析而確定自己在金融市場中的行為。金融監管當局則會利用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向市場參與者傳達出強烈的金融監管力度信號，形成強勢的金融監管效應而對金融市場眾多的交易參與者進行督察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治理過程中，金融監管信號的傳遞和甄別構成了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關鍵環節[14]。基于此，把信號博弈引入金融監管研究，構建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力度與金融市場參與者降租值之間博弈關系的信號傳遞模型來分析監管信號的傳遞機制。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對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作如下假設：

假設1：金融監管當局是監管信號發送者，監管信號通過監管力度 表示。根據其監管力度強弱監管當局分為兩種， 表示強當局， 表示弱當局。

模型中有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市場參與者兩類博弈對象。假設1說明，金融監管當局作為信號發送者，其監管力度 （即監管努力程度）是信號接收者――金融市場參與者所不知的私人信息。同時，兩類博弈對象作為理性經濟人，如果沒有金融監管，那么每個金融市場參與者都會去尋租；而在收到監管信號后，則都會降低其尋租水平以規避監管懲罰。

假設2：當金融監管當局 的監管力度為 時的監管成本為 ，金融市場參與者收益為 ；金融市場參與者在觀察到監管當局 的監管信號 后，其尋租水平下降值（簡稱為降租值）為 ，對監管當局類型判斷的后驗概率為 。在上述假設下，監管當局效用為 ，而市場參與者得益為 。

監管當局為了有效監管必須對金融監管的組織、實施、運行做必要的投入，同時金融監管會對金融創新與金融市場交易發展受到限制而產生一些損失，它們總和即監管成本。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市場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市場參與者穩定發展，且隨著金融監管力度加大，為減少或避免受到懲罰，金融市場參與者會降低其尋租水平，它們總和則組成了監管效用。

3.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構建與均衡分析

3.1 信息對稱金融監管信號傳遞

當金融市場參與者預期的降租值為 ，則監管當局博弈策略為監管力度 、最大化效用函數為 。信息對稱條件下，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是相互了解對方，即監管當局的類型 及其監管能力 是公共知識，為金融市場參與者所了解，不是監管當局的私人信息。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博弈均衡時，則金融監管當局監管效用的無差異曲線與金融市場參與者收益曲線相切，即金融市場參與者放棄尋租而減少的收益等于由于金融市場有效運行多給其帶來收益。

公式（3）說明，在信息對稱條件下，金融監管實踐能不斷提高監管當局的監管稟賦。因而監管當局 會選擇高的監管水平，而監管當局 也會努力提高其監管能力，保持高的監管力度，以使金融市場參與者降低其尋租水平。

3.2 信息不對稱下金融監管信號傳遞

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并不相互了解對方，即金融監管當局的類型 及其監管能力 是金融監管當局的私人信息，不為金融市場參與者所了解。所以，金融市場參與者不知道監管當局的真實類型 。此時，監管當局 也會有激勵選擇高監管水平以獲得更有效的金融市場治理水平，因而金融市場參與者在此情況下無法通過其觀察到的監管信號來區分金融監管當局的真實類型。

3.2.1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的分離均衡

分離均衡表明，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能夠成為傳遞金融市場監管的信號，金融市場參與者能夠根據監管當局傳遞出市場監管的信號準確區分出其真實類型。金融監管當局的發出監管信號（ 或 ）后，金融市場參與者降租值為 ，而類型為 的監管當局選擇監管力度 付出的成本為 。

命題3： 時，圖1中 為監管當局 的無差異曲線。當 時，監管當局 最優博弈策略為 ；如果 時，監管當局 的凈效用將小于零。

在命題3中，當 時，監管當局 會模仿當局 的監管行為以獲得更高的監管效用，因而采取較高的監管力度，所以博弈策略 不是金融監管當局的均衡策略。當 時，監管當局 通過采用博弈策略 而發出強監管信號，從而使金融市場參與者相信這種監管力度是當局 無法模仿的。因為監管當局 如果模仿當局 的監管力度，那么它將會面臨更大失。因而當局 即使選擇了監管力度 也不會形成良性的監管聲譽。

在命題3下還存在如下新的分離均衡：

金融監管當局為 ，那么它選擇博弈策略 或 的凈效用相等都為零；監管當局為 ，當它選擇博弈策略 或 時，其所獲得的監管效應在無差異曲線 下面。因而金融監管當局為 最優博弈策略為 。所以，監管當局 只有花費更大成本來提高其監管力度才能實現分離均衡。但為了使其強監管信號有效傳遞，監管當局 愿意花費這個成本。

3.2.2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的混同均衡

混同均衡說明，無論金融監管當局類型強弱都可以采用相同監管力度，獲得相同監管監管效用。混同均衡的條件是金融監管當局 模仿當局 所得的收益大于其所需花費成本，即：

因而，監管當局類型無論強弱，只要聲明其監管力度為 所獲得收益大于聲明其監管力度 時的收益，監管當局都會選擇監管力度 以形成混同均衡，并且當非均衡路徑上的信息或者懲罰函數變動時也會形成不同的混同均衡。

由圖2所示，當監管當局 博弈策略為 時，其監管效用的無差異曲線是過E點的 ；當其博弈策略為 時，其監管效用的無差異曲線是與 相交的 ；從圖2可知，監管當局 為追求更大效用，其最優博弈策略為 ，當其選擇其他博弈策略時其效用都不能滿足 。監管當局 的監管效用，在信息對稱時為 ，信息不對稱時為 ； 、 分別為金融市場參與者在信息對稱與不對稱條件下的降租值，它們與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先驗概率有關。因而，當 時， 為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的一個混同均衡。

通過上述分析，可得如下命題：

命題4：金融監管當局 ，當其博弈策略為 ，其監管效用的無差異曲線是過E點的 ；當其博弈策略為 ，其監管效用的無差異曲線是與 相交的 ，在 的信息集上，其最優博弈策略是 。由圖2可以看出，監管當局 選擇博弈策略 給其所帶來監管效用優于策略 。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給監管當局為 帶來數倍監管乘數效應，因而選擇博弈策略 產生了 的監管效應增加，所以監管當局 有激勵采取更強的監管信號。

命題5：金融監管當局 會采取更高的監管力度 ，即 ，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監管效率損失，使監管當局 無法模仿其行為，從而形成分離均衡，如圖1。為此監管當局 必須滿足條件 ，即為了形成新均衡，監管當局 多付出的監管成本不大于所取得的監管效率的提升。事實上在多階段重復博弈中，監管當局 通過與金融市場參與者多階段博弈后，其較強的監管力度會形成良性的監管聲譽效應，能有效彌補因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監管效率損失。

3.2.3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的準分離均衡

準分離均衡是指部分博弈參與人選擇發送特定信號，而另外一些博弈參與人以一定的概率在可選策略中隨機選擇發送博弈信號。在準分離均衡博弈策略下，監管當局 的監管力度為 ；而監管當局 以概率 選擇監管信號 ，以概率 選擇監管信號 。根據貝葉斯法則，金融市場參與者觀察到監管信號 時把監管當局看成 的后驗概率為：

由于在金融監管實踐過程中，金融監管的隊伍得到鍛煉與提高，金融市場參與者遵守金融法規意識以及對當局監管的信心都會得到加強，從而使金融監管的氛圍得到有效改善，金融監管成本會有很大的降低。因而金融監管行為具有提高監管當局監管稟賦的作用。所以，一個理性的金融監管當局不會認為監管信號在 與 之間隨機選擇是無差異的。上述分析說明，準分離均衡在單階段以及多階段金融監管信號重復博弈中都不符合金融監管實際情況，因而準分離均衡不可能成為金融監管信號博弈模型的均衡策略。

3.3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的重復博弈分析

單階段信號博弈中，金融監管信號傳遞存在分離均衡和混同均衡兩種均衡策略。下面將通過金融監管信號多階段博弈模型分析，探求金融監管當局在從 向 動態演化過程中的均衡策略，有助于從動態視角觀察金融監管信號傳遞的動態機制與演化行為。

3.3.1分離均衡的重復博弈分析

在金融監管信號傳遞博弈中，如果分離均衡條件成立，那么理性的監管當局 則會選擇較低的監管力度。當金融監管當局較低的監管力度作為信號傳遞金融市場中，市場參與者會這個信號看作穩定信念（即壞聲譽），因而這時較低的降租值則是金融市場參與者的理性選擇。若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尋租達到使金融市場混亂的程度時，而金融監管當局作為金融市場管理者不可能對金融市場混亂坐視不管，必然會采取高的監管力度來維護金融市場交易機制的有效運行。所以，監管當局 即使在某個時期采取弱的監管力度，但不會總是采取弱的監管力度。在多階段重復博弈下低監管力度不是監管當局 的最優策略，因為即使在單期博弈中低監管力度是監管當局 的最優策略，但為了獲取下階段良好的監管聲譽以及更強的監管能力，監管當局 也必然會選擇高的監管力度，并會堅持下去。監管當局 的選擇雖然會使其當前階段的利益下降，但當前損失必然會在下階段博弈中獲得補償。

監管當局 在分離均衡條件滿足時，為體現出其是強監管的信念也會采取更高的監管力度。總之，在多階段重復博弈條件下，無論其監管稟賦強弱，金融監管當局都會采取更高的監管力度。因而，金融監管信號傳遞的多階段重復博弈中分離均衡是不存在的。

3.3.2 混同均衡重復博弈分析

在金融監管信號傳遞博弈中，如果混同均衡條件成立，監管當局 采取高的監管力度，可獲得 的監管效用增加，因而監管當局 有激勵追求高的監管力度；監管當局 通過采取強監管信號更好地顯示了監管當局的政策意向，同時其市場監管能力會在金融監管實踐過程不斷得以提升。在混同均衡條件成立條件下，監管當局 必須付出更高的監管成本以采取更強的監管力度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而造成 的監管效率損失。這實質上是監管當局 為證明自己是強的監管機構所需支付的信息成本。不同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稟賦通常較長時期內是穩定的，當他們之間的監管稟賦差異較大時，即使金融監管當局采取強勢姿態也很難形成有效的監管聲譽。如果金融監管環境相同并且他們之間的監管稟賦差異不大，那么強監管信號還是金融監管當局的最優策略。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監管信號單階段博弈模型描述了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信號選擇問題，有分離均衡、混同均衡兩種均衡。而金融監管信號多階段博弈模型則描述了監管當局 向 動態演化的過程，不存在分離均衡策略，但存在混同均衡傾向。上述分析也表明，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金融市場還很不完善，采取強勢的監管信號對我國金融市場建設及金融市場有效運行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

4. 金融監管信號傳遞的政策啟示與管理意義

以上利用信號博弈和重復博弈思想構建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模型對金融市場治理過程中的監管信號傳遞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金融市場有效運行必須借助金融監管，而金融監管的關鍵環節不僅要加強金融監管的制度建設與金融監管懲戒，更重要的是構建有效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機制，放大金融監管信號顯示，增強金融監管乘數效應，使金融監管質量的改善、監管效率提高。因而金融監管信號放大形成監管乘數效應比金融監管懲戒在金融市場治理中的意義更重要。

4.1 提升金融監管指標的可觀測性，強化金融監管信號顯示

金融監管信號博弈模型中有兩個主要變量：金融監管力度和金融市場參與者降租值，他們的可觀測性是金融監管信號能否有效傳遞的重要環節。

第一，根據激勵―信號傳遞模型思想，為獲得金融市場信息，金融市場參與者愿意接受金融監管當局的懲罰與監督，而金融市場參與者這些行為也會增強金融監管當局的市場監管力度。因而，金融監管當局的市場監管力度不僅包括金融監管當局作出的監管努力，也包括金融市場參與者為獲得金融市場信息而進行的努力。而只有金融監管指標的可觀測性被提升，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努力才能順暢地傳遞到金融市場并被那些想要尋租金融交易者觀測到，金融監管乘數效應和聲譽效應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機制。

第二，依據信息甄別模型思想，金融監管力度和金融市場參與者降租值分別是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的私人信息。由于金融市場是一個信息不對稱，因而他們之間存在一個相互信息甄別過程。金融市場參與者尋租行為對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當局是信息滯后，因而這種信息滯后造成單階段博弈中的信息不對稱，而經多階段博弈后，單階段信息不對稱就會為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當局所甄別。因而，金融市場參與者降租值隨之變得可觀測，金融監管當局可依據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降租值對其進行懲罰。金融監管當局也可通過信息披露進行監管制度設計，使金融市場參與者披露更多私人信息，減少金融市場信息時滯，增強金融監管指標的可觀測性，強化金融監管信號顯示。

4.2 促進金融監管乘數效應形成，提高監管對金融市場中尋租行為的震懾力

在金融監管系統中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性存在著類似于經濟系統中的乘數效應，使有限的金融市場監管投入產生非常大的金融市場規范效應。把這種通過一定的金融監管投入而產生的超出監管投入數倍的金融監管效果稱為金融監管乘數效應。

在金融監管系統中之所以存在金融監管乘數效應是因為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性，金融市場參與者無法準確獲知金融監管當局私人信息。假如金融市場參與者確切獲得其尋租行為是否被懲罰的信息，那么金融監管信號就無法發揮其對金融市場違法和尋租行為的震懾作用，金融監管信號作用也就會隨之完全消失。金融監管力度乘數效應的根源是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為使金融監管當局的最優信號放大，金融市場參與者能對監管當局的監管信號作出較大的反應，在未來的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機制設計中必須保證金融監管當局的私人信息不被泄漏。其次，金融監管當局必須防止金融市場參與者對金融監管人員的尋租。如果通過賄賂金融監管人員知道監管當局的真實類型，那么金融市場參與者就可以根據金融監管當局真實類型對其未來金融交易行為進行權衡。當金融監管當局類型 時，則金融市場參與者增加收益為 ；若金融監管當局類型 ，且預期被懲罰的水平為 ，金融市場參與者則會增加收益為 。由于金融市場參與者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只要增加收益為正，那么金融市場參與者就會對金融監管人員積極尋租。因而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健全監管內部制度體系建設，防止金融市場參與者對金融監管人員的尋租以獲取監管當局的私人信息。

4.3 培育良好的監管聲譽和金融誠信交易聲譽，加強金融市場運行的聲譽機制建設

金融市場其產生與運行的基礎是以金融參與者金融誠信交易聲譽（即信用）作為保障的。從模型分析結果可知，良好的金融誠信交易聲譽和監管聲譽可提高監管機構和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聲譽收益，減少了金融參與者違規和尋租行為，有效降低金融市場運行風險，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因而，要切實加強金融市場運行的聲譽機制建設。

首先，培育金融監管聲譽。從監管信號傳遞的多階段重復博弈分析可知，金融監管聲譽在多階段重復博弈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上個階段的金融監管聲譽會對下一個及其以后階段的效用有很重要影響，且當前階段良好的金融監管聲譽通常意味著未來階段有較高效用。因此，為了能在博弈快結束時利用監管聲譽效應獲得更高效用，監管當局 會有激勵假裝成 而建立監管聲譽。由于金融市場上交易者眾多，他們都可作為委托人。即使每個金融市場交易者僅與監管當局打一次交道，而金融市場中想要尋租交易者非常多，因此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行為容易被金融市場想要尋租的交易者觀察到，并且監管行為會被作為監管信號為金融市場想尋租的交易者之間學習機制所傳遞。所以，金融監管當局對建立強勢的監管聲譽總是積極的。

其次，培育金融市場參與者誠信交易聲譽。由于金融市場是信息不對稱的，因而金融市場參與者的信息對金融監管當局也是不對稱的。正是這種信息不對稱使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市場參與者在過去市場交易中誠信缺失情況（壞的聲譽效應）會很重視。因而，在信息甄別的過程中，監管當局對市場參與者中有壞聲譽的將會成為重點監控對象。為避免壞聲譽給其造成不利影響，金融市場參與者必須誠信交易，培育金融誠信交易聲譽。所以，即使在金融監管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參與者仍會配合監管當局所發出的金融監管信號。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完善金融市場監管機制重要環節是構建有效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機制。通過提升金融監管指標的可觀測性，促進金融監管乘數效應形成，培育良好的交易誠信和監管聲譽才能真正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信號傳遞機制，保證金融監管信號向金融市場順暢傳遞，減少金融市場參與者尋租和違規行為，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

5. 結論

以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為反饋信號，構建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監管信號傳遞模型，分析金融市場治理中的有效監管信號的傳遞機制。分析表明：只有建立通暢的金融監管信號傳遞及反饋的機制，強化并放大金融監管信號顯示，增大監管乘數效應，形成良性的監管聲譽，才能保障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因而，金融監管對金融市場有效運行意義和價值不僅在于金融監管懲戒的本身而在于金融監管行為傳遞出的監管信號所產生的金融監管乘數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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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雙邊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礎

（一）金融監管雙邊合作的兩種博弈類型

雙邊合作作為國家間交往的一種重要模式，應用領域非常廣泛，從投資、貿易、科技、文化到軍事防務、爭端解決，幾乎涵蓋國家交往中的所有領域。雙邊合作所表現出的廣泛性，主要是由于在這一交往模式中，參與方數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選擇空間非常大，從對雙方具有完全約束性的正式雙邊條約（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約束效力的諒解備忘錄（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聯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參與方可以根據議題的領域、談判的時間、國內的政治情況自主決定最終進行合作的方式。雙邊關系的本質是典型的雙人博弈過程，在這一博弈過程中，會因為議題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博弈類型。在金融監管的雙邊合作關系中，國家其實面臨著兩類博弈情境。首先，國家與他國，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市場中與本國金融市場相比，具有較弱競爭力的國家，在金融監管合作領域中呈現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盡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監管領域進行合作，對兩國而言將獲得更高的絕對收益。但同時，對于具有較強金融市場競爭力的國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監管領域展開合作，特別是就集中性較強的證券市場準入問題展開合作，會加大本國企業在證券市場上的融資壓力。因此，對于處在這種金融關系中的兩國，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對于占有金融市場競爭優勢的國家而言，并不具有強烈的合作激勵。其次，金融交易技術手段的創新與便捷，使得巨額資本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跨境轉移，從而給一國的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帶來巨大波動；與此同時，現代金融交易技術與金融交易工具的創新，也給金融犯罪帶來了更多的機會空間。就維護兩國金融市場穩定，保護消費者利益與打擊金融跨境犯罪而言，兩國的合作關系又體現出了“性別之爭”［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兩國對于在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與打擊金融跨境犯罪領域應當進行合作是具有共識的。但是，鑒于相關的金融利益集團在每個國家中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力有所不同，兩國會在合作的范圍與方式等具體執行問題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礎

前文闡述了金融監管雙邊合作中的博弈類型，說明了兩個國家面對金融監管的不同問題，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勵。除了合作激勵以外，雙邊金融監管合作制度的建立，還需要具備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第一，兩國具有較高的交易頻率。威廉姆森將交易頻率分為一次、數次和經常三種類型［2］35。交易頻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兩國間關系的聯系程度。較高的交易頻率意味著兩國之間的聯系度較高，有著較強的相互依賴關系。特別的兩國在金融領域具有較高交易頻率，就意味著由此產生的較強相互依賴關系，將給兩國帶來較高的監管合作激勵，進而提升兩國進行金融監管雙邊合作的意愿。第二，兩國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國家的同質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國家的經濟類型與政治制度。兩國如果同屬市場經濟型國家，且具有較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兩國就具有較高的同質性。金融是社會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個具有不同經濟類型的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管理理念中會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性也會反映在金融監管領域，包括金融監管的目標、金融監管的水平和監管部門的實際執行能力。這種差異性越高，意味著金融監管雙邊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費用就越大，而過高的交易費用很可能使得雙方對監管合作望而卻步。如果兩國政府能夠克服經濟類型的差異性，而決定開展金融監管合作，但如果兩國的政治制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則會使得政府間達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終獲得通過的概率有所不同，而這將直接影響金融監管合作制度的順利執行。第三，兩國之間的了解程度。兩國之間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對對方金融監管領域中的法律制度與監管模式的了解程度。兩國之間的了解程度與交易頻率有關，兩國在金融領域的交往頻率越高，勢必對彼此的監管法律制度與監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歐漢與奈在關于世界政治的復合相互依賴理論中，對復合相互依賴的三個特征做出了詳細的描述。其中，第一個特征就是強調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這種多渠道聯系包括國家間聯系、跨政府聯系和跨國聯系三個層面①。跨國銀行與跨國公司構成了跨國聯系的主力。兩國在金融領域中較高的交易頻率，表明了兩國跨國金融企業往來密切。跨國金融企業通過具體實踐可以更多的、更為具體的了解對方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與監管模式，進而幫助本國政府在實踐層面而非原則層面了解對方的監管法律制度與模式。第四，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是決定兩國能否在金融監管領域開展雙邊合作關系的一個前提性因素。如果兩國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處于嚴重政治對立狀態，即使已經具備了前三項雙邊合作條件，兩國也絕對不可能在對國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金融領域展開雙邊合作，甚至會單方面終止已經存在的雙邊合作關系。由此可知，兩國間的政治關系直接決定了金融監管雙邊合作的存續。

二、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制度雙邊模式的兩個模型

（一）美國—歐盟間的雙邊合作模型

美國與歐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金融市場，代表了現代金融的發展方向。兩個金融市場之間聯系緊密，歐洲企業15％的股權融資來源于美國市場②，美國在銀行業與其他金融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50％是在歐盟，而在銀行與保險領域的歐洲投資者將75％的對外直接投資投向了美國③。鑒于美歐金融市場如此緊密的聯系，美國與歐盟在2002年設立了美國—歐盟金融市場監管對話機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簡稱FMRD）。美國與歐盟委員會派出本國的高層決策者與監管者，通過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會議實現雙方的經常性對話機制。雙方的會議議程，主要包括對各自管轄區域內有關監管政策變化的信息分享，解決雙方的監管沖突以及協調雙方金融監管方面的政策法規。由FMRD負責解決的問題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國通用會計準則與國際金融報告標準的趨同；由美國證監會（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簡稱SEC）負責組建一個監管大型非銀行性金融聯合企業的部門，以符合歐盟對金融聯合企業的監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國私人發行者撤銷登記的監管要求。美歐金融監管雙邊合作機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歐盟委員會在2005年的一份有關美歐金融市場發展關系的報告中指出，美歐良好緊密的金融市場關系，為兩個市場間節省了60％的貿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雙邊貿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權融資成本①。美國與歐盟之間的金融監管雙邊合作關系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為雙方具有良好的政治關系，在金融市場上具有較高的交易頻率和緊密的市場聯系，在經濟類型與政治制度方面較為相似，對彼此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與監管模式有著較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業間的聯系緊密，符合上述金融監管雙邊合作的所有條件。

（二）美國—澳大利亞雙邊合作模型

美國與澳大利亞在2008年簽訂的備忘錄（MOU）中，就兩國在證券市場中對證券經紀業務以及交易業務的相關監管問題達成了合作共識。與美國—歐盟的雙邊對話機制所關注的監管合作范圍不同，美國—澳大利亞在諒解備忘錄中達成監管合作共識的，僅限于證券市場中對跨境服務者，證券服務業務的監管權限分配問題。在這份備忘錄中，美澳雙方允許一方的證券經紀商在對方的司法管轄區域內，為對方國民提供包括證券經紀與證券交易兩項業務的金融服務，前提是為對方消費者提供服務的證券經紀商已得到了母國的嚴格監管。與此同時，兩國的證券監管機構須對本國與對方國家的證券經紀商以同樣的標準實施同樣的監管行為②。美國與澳大利亞在證券市場對彼此的證券經紀商做出開放性的經營活動規定，源于兩國的證券監管機構在對于經紀商以母國監管為主的監管原則達成共識的同時，要求母國證券監管機構需與東道國證券監管機構時時共享對證券經紀商的監管信息，并保證兩國的監管標準與所實施的監管行為具有可比性。美國—澳大利亞的諒解備忘錄不僅要求雙方的證券監管機構在監管標準的制定上進行合作，也要求它們在實施具體的監管行為時進行合作，以協調兩國在證券監管方面的沖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與監督（supervision）兩個方面③的雙邊合作。這與美國—加拿大間在對證券發行者監管問題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國—加拿大“多重管轄披露系統（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僅要求，加拿大證券發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國內有關證券發行信息披露的規定做出了發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國證券市場上發行證券④。美國—加拿大間在證券發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監管合作，僅體現在了監管標準的承認上，并不涉及在具體監管行為實施階段的合作，與美國—澳大利亞監管雙邊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圍與程度上都表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學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國—澳大利亞金融監管雙邊合作模式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在美國—澳大利亞金融監管雙邊合作模式中，缺乏一個與雙方都不存在利益關系的獨立執行機構；其次，美澳間的監管標準是建立在雙方各自的監管標準具有可比性的基礎上的，而沒有獨立的、包含具體細節的，適用于雙方的監管標準存在；最后，美澳間的合作關系并不牢靠。這種合作關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權單方終止合作關系的潛在威脅基礎上的［3］81－83。首先，對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個問題，本文認為，金融監管雙邊合作關系中，很難在兩國國內設立一個與兩國沒有任何利益關系的獨立監管合作機構；兩國也更不可能將合作監管下的執行任務交由除兩國以外的第三方執行。這種高度的對外授權化行為，在關涉國家重要金融安全與利益的領域是不可能發生的。其次，關于兩國應當制定獨立的、具體的適用于兩國金融監管合作關系的標準方面，在考慮時間成本與技術成本的情況下，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這類標準的制定因為涉及雙方在金融領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談判協商，對于一些根本性利益雙方甚至很難做出妥協。與此同時，盡管雙方在證券監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質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差異，雙方在監管技術與監管機構的職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最后，對于合作關系建立在一方有權單方終止合作的基礎上是否牢靠的問題，本文認為，任何一類松散的雙邊合作關系都存在單方終止的潛在威脅。顯然，國家不會因為這種潛在威脅的存在而決定是否展開雙邊合作關系。金融監管雙邊合作的開展是建立在雙方因頻繁的交易活動、緊密的市場聯系需要通過監管機構間的監管合作，以降低兩國金融機構在雙邊金融交往中因監管政策法規沖突而引發的交易成本，減少市場風險傳遞的需求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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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體制；比較研究；改革；啟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1014

1金融監管體制的基本內涵及重要意義

凡“體制”問題必涉及機構之設置、職權之劃分，金融監管體制亦不例外，它是指金融監督管理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責、權限的劃分的制度設計。具體而言，金融監管體制要解決的問題是設置哪些組織機構來對金融業進行監管，監管的對象包含哪些，監管的形式和途徑的規范以及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的責任承擔的規范。

當今，多國在大力推進金融監管體制革新，以期在促進本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規避風險，保持金融業的穩健發展。2017年，總理在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 “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科學主張。[1]可見，我國政府目前高度重視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期待其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革除傳統監管體制暴露出的諸多弊病，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保障人民合法經濟利益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不同金融監管體制模式比較分析

各國金融監管體制雖不盡相同，但各種金融監管體制按照監管機構的組織體系可總體劃分為三種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又可細分為不同的類型。

21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

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即在國家層面設立單極金融監管機構，統管本國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業務。此類型代表國家有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但值得強調的是，從縱向角度看，其中部分國家是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屬于此種金融監管模式。

以日本為例：從縱向角度分析，日本的金融監管模式經歷了由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發展為分業監管，最后轉型為混合金融監管體制，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1998年改革前的日本才屬于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1998年改革以前，大藏省（暨財務省）是統攬金融監管大權的行政部門，其下設銀行局（其下設“保險部”監管保險業）和證券局。[2]其形式雖然類似分業監管，但實質上，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監管機構只是形式上的分工而無實質上的分權，實權統歸于大藏省，所以這一階段的日本采取的是較為典型的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模式。

日本在1998年實施《金融監督廳設置法》，這標志著其在國家意志層面肯定了金融專項監管的重要性，這也為后來設立專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次機構調整，使總理大臣掌握了金融監督廳長官的任命權，并且使金融監督廳繼受了原屬大藏省的諸多金融監管權力。改革后，大藏省擁有的職權主要限于證券業，以及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22分業監管模式

分業監管模式是指由數個金融監管機構共同實施監管并且對監管效果承擔責任，各國一般會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分別在銀行、證券、保險業務領域進行監管，一方面，這些監管機構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監管組織體，另一方面，也分別掌握了某業務領域的實質監管權，彼此相互協調配合。在這種模式下，還可以細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單層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另一種是雙層多頭的金融監管模式。

以中國為例。我國屬于典型的采用單層多頭式金融監管體制的國家。即以“一行三會”加外匯管理局等機構來負責金融監督管理工作。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法》對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做了宏觀層面的設定。[ZW（]《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九條規定：國務院建立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ZW）]現階段我國主要的協調制度是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但這種部級聯席會議實質上是一種“軟機制”，它并無明確的法律地位，其所達成的意見更無法律約束力，更多依靠的是各機構的協調與自覺配合，央行在其中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r且在實施過程中，曾出現長達四年的停滯狀態，后又因為國務院的批復而重新啟動，可見這種協調機制的力度較弱，我國若想克服現階段分業監管暴露出的弊端，就亟須加以完善或建立新的統籌協調機制。

23混合金融監管模式

這種金融監管模式是在金融混業經營的時代背景下孕育而出的，它適應了金融業發展的需要。具體分析，又可以分為“牽頭式”和“雙峰式”兩種類型。“牽頭式”監管體制可謂“一極多峰”，是指在國家設置一個牽頭監管機構，統攬各分業監管機構，并且協調不同監管機構的工作。其典型代表國家是巴西。“雙峰式”監管體制的原理是依據金融監管目標和不同的對象在不同領域設置兩頭機構分別實施監管。[ZW（]具體而言，其中一類機構的監管對象是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另一類機構針對的是金融機構的合規性管理，并側重于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ZW）]這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有澳大利亞、荷蘭、奧地利等。

231“牽頭式”監管體制

以巴西為例。國家貨幣理事會在巴西金融監管體系中處于最高決策地位，它的協調機制促進了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溝通交流，其統管機構包括巴西央行、證券交易委員會、私營保險監管局等。中央銀行是巴西金融監管體制中的牽頭機構，除證券交易所、保險和養老金機構等少數機構外，其余均受中央銀行監管。在央行內部又專設“監督管理局”，該局負責現場檢查、非現場檢查、打擊非法外匯交易和非法金融犯罪、金融系統信息管理。[3]這種監管機制使巴西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與責任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

232“雙峰式”監管體制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7年，澳大利亞開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雙峰式”的金融監管體制，由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委員會推動，成立了審慎監管局、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審慎監管局的主要職責是進行宏觀審慎監管，其主要目的是預防金融風險，保證金融業整體上的健康發展；證券和投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監管金融機構的市場行為，其主要目的是對金融消費者的合法利益進行保護。在此體制下，國家財政部主要起到協調者的作用，一方面，對儲備銀行行長、審慎監管局、證券和投資委員會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起到一定作用，其擁有提名權[4]；另一方面，財政部統籌協調監管局和委員會，必要時可以直接接入其監管工作，直接影響到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3對中國的啟示

一方面，從制度建設上來看，我國現階段仍屬于單層多頭的分業監管模式；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趨勢來看，金融混業經營雖然處于初級階段，具有局部性、小規模和試點性的特點，但也已然成為現實，并且具有深度發展的趨勢。這就造成了“制度”與“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毋庸置疑，金融混業經營是世界各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選擇，盡管很多國家仍處在分業經營的階段，但最終還會殊途同歸，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在“互聯網+”的時代浪潮下，金融混業網絡平臺的出現與發展無疑加速了我國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進程。如果我國金融監管理念、方法和體制不能隨金融發展狀況而革新，則必將故步自封。所以我國在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浪潮中，更應當在改革上未雨綢繆。

31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系

宏觀審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其能夠彌補傳統金融監管體制的缺陷。從宏觀角度看，傳統貨幣政策主要是維持物價穩定，但即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在形式上呈現穩定走勢，但金融市場、資產價格實際上的波動也可能較大。價格穩定并不等于金融穩健。從微觀層面來看，傳統金融監管體制注重針對金融個體的監督管理，但在金融領域，有時“1+1”未必等于2，一些個體的健康發展并不必然構成整體金融市場的穩健運營，金融危機爆發的周期性以及金融機構個體之間關聯的密切性，都會導致整個金融業在一定時間和地域的危機。

所以，現在我金融監管領域最大的灰色地帶就是對金融業各方監管進行整體性的協調，換言之，在制定落實貨幣政策和實施個體監管之間，缺乏宏觀角度的風險評估與應急機制，因此，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系是必須把握的關鍵點。

32加強市場行為監管，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

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相比顯然在金融市場中處于較為弱勢的一方，但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無疑需要金融消費者的廣泛參與。在現實金融市場交易中，金融消費者往往因為信息不透明、市場操縱、違法套利、欺詐等活動而受到實質損害或需承擔較大的風險，所以金融監管體制的設計和運行應當更加注重對于金融消費者合法利益的保護。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通識，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ZW（]200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法案》，這為次年設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提供了法律保障。南非通過了《公平對待消費者倡議》。俄羅斯頒布并修訂《自然人銀行存款保險法》，在法律層面明確了金融消費者的市場地位并逐步提升了對其保障的法律標準。[ZW）]

一方面，我國應在法律層面落實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我國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方面的法律有十分嚴重的缺位現象。如何讓決策者和金融消費者不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綁架”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終究是利益的博弈，但在我國現階段金融機構明顯占據強勢地位的情形來看，必須建立健全和完善這方面的立法和執法規范，至少需要國務院組織制定統一的行政法規。另一方面，應設置專門負責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利益的機構。目前“一行三會”內部均設有相關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組織體，如將這些內設機構整合改組成統一的市場行為監管機構，便可以健全金融監管框架，為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提供組織機構保障。[5]

4結論

縱觀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演變，可以發現有部分國家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的監管模式到分業監管再到不完全統一監管的改革過程。這看似是金融監管制度的演變，實則蘊含著金融發展層級由低到高的內因。比較各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及其演變脈絡，不難發現這樣三條規律：改革圍繞著不斷調整中央銀行的職能定位而展開；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變化影響著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金融監管目標的不同對金融監管體制產生影響。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必須充分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成功經驗，但是，改革亦不能東施效顰。基于現在各國基本國情，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狀況存在較大差異，加之各種金融監管體制模式、改革方案都可能各有利弊，所以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但縱觀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演變歷程，不難發現大致

都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監管到分業監管再向混合金融監管演變的過程，這也許為把準改革脈絡提供了有利的參考。對于我國而言，現階段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最優方案應該是一種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既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統籌力，又增強了各相關職能機構執行力、配合度的改革措施，這樣亦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小改革的阻力。

參考文獻：

[1]范逸文論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J].財經界，2016（4）：26-27

[2]羅清日本金融的繁榮、危機與變革[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3]張鵬金融監管組織架構變遷的趨勢、原因及對中國的啟示[J].現代管理科學，2012（3）：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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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金融創新在中國市場上活躍度高，體現了“多元化”，“個性化”，同時也引發了“羊群效應”。本

>> 基于進化博弈論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動態博弈分析 美國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博弈 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博弈實證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動態博弈分析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進化博弈研究 基于進化博弈論的我國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問題研究 次貸危機―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博弈的必然結果 論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研究 試論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淺析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和諧發展 金融博弈:創新與監管 金融監管的思維變革與制度創新 國際金融危機下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思辨* 我國互聯網金融環境下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思辨 我國金融監管的博弈分析 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博弈分析 金融監管覆蓋模式與金融創新關系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5]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12》.

[6]參見《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11》.

[7]參見劉揚.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我國的啟示[J].經濟縱橫，2011（1）.

[8]參見樓建波.從CDS看金融衍生品的異化與監管——以瑞銀集團訴Paramax案為例.《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2010》.

[9]包容MBS，ABS，CDO，CDO平方等一系列金融產品.具體參見張明《透視CDO：類型、構造、評級與市場》、《國際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

[10]參見何純.進化博弈：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關系的辯證審視.《理論探討》總第376期第43頁.

[11]參見郭敏.淺議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博弈關系[J].《時代金融》2009（12）.

[12]參見現代博弈理論匈牙利大數學家馮·諾依曼和奧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994年出版。指參與博弈的雙方，在嚴格競爭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雙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3]參見《新浪財經》http：//.cn/g/20110322/23239575768.shtml.

[14]參見何堅強.論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法律理念.法制與社會.2009.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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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混業經營監管體制

一、混業經營趨勢與分業監管現實的兩難選擇

混業經營和分業經營是金融業的兩種不同經營模式。分業經營是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分開經營，它們的核心業務不同，互不交叉，它們的機構也分開設立、互不隸屬，相互獨立。混業經營是指金融機構在傳統業務基礎上還經營其他金融業務，如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這一體制適應了當時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需要，但隨著中國加入WTO后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金融創新的迅速發展，中國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加強。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開始相互滲透，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交叉越來越多，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不斷發生，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盲點和低效率，極易引發金融市場的混亂和風險的聚集。監管必須與監管的對象相適應，面對變化了的監管環境和對象，改革現行的監管體制以m應金融發展的需要已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

二、對混業經營在我國發展現狀的優劣勢分析

按現行的有關法規，我國目前實行銀行、證券、保險和信托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商業銀行在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禁止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同業拆借市場，人為割斷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資金聯系。但近幾年，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和混業經營趨勢明朗并加強，美國、日本和西方發達國家都在積極調整其金融體制；在國內，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內分業經營政策也出現了適度調整和放松。

盡管我國目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我國的法律也未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事實上近幾年我國的混業經營一直在擴大，已經存在像光大集團、中信集團、平安保險集團等控股多個金融機構的金融集團，以及在境內外控股或設立投資銀行和上市銀行的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集團，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同時跨業銀行、保險、證券、信托業務等。例如，中國光大集團擁有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和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機構，并且控股申銀萬國證券、組建中加合資壽險公司。“光大模式”其實就是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綜合體，同時又實現了在同一利益集團主體協調下的混業經營的格局；中信集團出資設立了中國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投資和管理境內外中信公司所轄的各類金融企業，包括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中信信托投資公司、中信期貨經紀公司、中信資產管理公司和中信國際金融控股公司、中信資本市場控股公司、中信國際資產管理公司等；平安保險業同時立足四大主業，包括財險、壽險、信托和證券；中國銀行控股香港上市銀行――中銀集團，擁有中銀國際從事投資銀行業務；中國工商銀行控股香港上市銀行――工銀亞洲，也擁有工商東亞從事的投資銀行業務；中國建設銀行于1995年與摩根斯坦利合資成立中金公司，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同時，2005年2月，《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出臺，被認為是發展混業經營的明確信號，經有關部門批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交通銀行將成為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試點銀行。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為金融業分業框架下實踐金融混業經營提供了政策依據，導致了我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出現了相互滲透、共同發展的趨勢，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長期隔離的狀態被打破。由此可見，我國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如何改革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對金融集團有效的監管已成為金融監管當局不容忽視和回避的難題。

三、混業經營趨勢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存在的障礙

面對混業經營步伐的加大，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主要存在以下障礙：

1、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不健全。要規范和約束混業經營趨勢下金融集團公司的內部交易和其它業務活動，必須做到依法監管，保證金融監管合理、有效、規范地實施，杜絕隨意性，維護金融監管的客觀性、公正性、公平性。在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的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使得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領域相互滲透，但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很不健全，雖然各種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多達四千多部，但主要還是依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信托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還沒有任何法律對此做出規定，存在監管空白，實施細則和其他規章制度不配套，無法適應混業經營趨勢。

2、金融監管部門之間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建立，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并存。在混業經營趨勢下，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業務的趨同性和替代性削弱了分業監管的業務基礎，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監管職能的缺位或監管機構之際的相互推卸責任，進而導致監管的真空。本來不同部門按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因業務的交叉又必須按業務進行監管，重復交叉監管現象突出，同時也嚴重制約了金融業務的創新活動。

四、功能型監管――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路徑選擇

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以效仿美國為主，設立多個金融監管部門，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分別監管，這固然可以發揮專業監管優勢，但這種監管在體制上的障礙不但有悖于金融混業發展的趨勢而且與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產生沖突，而功能型監管與傳統的分業監管有著根本的不同。功能型監管是相對于機構型監管來說的，機構型監管是指按照金融機構的類型來安排監管，而功能型監管則是按照金融活動的類型來安排監管。功能型監管是指在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內，由專業分工的管理專家和相應的管理程序對金融機構的不同業務進行監管。功能型監管的最大優勢就是其能夠順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更好地反映監管對象的實際情況，實行跨產品、跨行業、跨市場的金融監管。

參考文獻：

[1]王剛，楊軍戰.我國金融行業監管現狀與制度變革分析[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