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體系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法律體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隨著低碳經濟越來越深入人心，低碳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被國際社會高度重視，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發展碳金融已是必然趨勢。作為最基本的社會規范之一，對于市場的有序運轉，法律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碳金融市場的井然有序離不開碳金融相關法律的規制。然而我國碳金融法律處于空白狀態，逐步構建與完善碳金融法律體系成為我國現階段一項重要任務。碳金融法律體系是站在環境與經濟發展問題的高度構建的一項新的法律體系，其可行性和價值應與現實相結合，需要論證其需求的客觀性。Faure & Peeters（2009）、Peeters & Nóbrega（2014）等采用法學學科和經濟學學科相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通過比較分析歐盟和美國關于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的體系異同，從經濟和法律的視角綜合提出了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的立法及政策的選擇。陸靜（2010）、涂永前（2012）、郭曉瑞（2012）、尚全躍（2014）等分析了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存在的問題，介紹歐美國家碳排放交易立法概況和實踐，分析他們相對較為成熟的體制及經驗，提出了完善我國碳排放權交易法律制度的建議。

二、中國構建碳金融法律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國構建碳金融法律體系的必要性

目前，在國際社會發展碳金融已經達成共識，世界各國已在積極開展碳金融活動，并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健康有序發展。作為CO2等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發展的進程中，我國也應借鑒國際經驗，加強碳金融法律體系建設，促進我國碳金融健康良性發展。作為一種上層建筑，碳金融法律體系是發展碳經濟、碳金融的基石與準則，在以下方面對我國有積極的作用。

1.有利于我國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我國是高碳型的發展中國家，減排項目和減排數量均處于全球第一，因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空間較大。我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處于起步狀態，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對其支持與促進，缺乏良好的制度環境支撐其良好運行。

2.有利于維護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能源消耗量大且使用單一。建立碳金融法律體系，約束與規范參與主體的行為，有利于維護我國能源安全，應對氣候惡化。

3.有利于增強我國在碳排放權交易中的主動權與話語權。雖然目前碳排放交易主動權掌握在歐美發達國家手里，但全球范圍內統一的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尚未建立，碳權價格、需求關系都還未通過市場機制真正反映出來。我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仍有機會參與碳排放權規則制定，讓交易規則更加符合我國利益需要。

（二）中國構建碳金融法律體系的可行性

作為國際碳減排的積極倡導國和參與國，我國完全有條件也有能力構建本國的碳金融法律體系。

1.構建我國碳金融法律體系可以現有政策法規為支撐。目前我國能源相關行政法規有30部左右，與能源相關的部門規章有200部左右，于這些政策法規中，金融法和環境法體系都為建立碳金融法律體系奠定了良好的政策背景和法規基礎，指引著我國碳金融法律體系的構建，涵蓋于這些法律法規政策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以及基本法律制度對于碳金融法律體系、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路的確立與整體性把握基礎性意義重大，因此不可否認節能減排法律法規及政策對于碳金融法具有基礎地位。

2.科技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碳金融涉及到碳排放權權利移轉、信息溝通與共享、綠色信貸標準等，這些決定了建構碳金融制度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支持，目前我國大力倡導科技發展，為此奠定了技術基礎。

3.國外先進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在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為防止氣候惡化，各國都通過金融杠桿應對氣候變化，相對我國而言碳金融發展較為成熟和完善，其理論、法律制度和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為建設我國碳金融法律體系提供了借鑒作用。例如：美國的《低碳經濟法案》、《歐洲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指令》等，西方國家碳金融法律體系蓬勃發展，為我國碳金融法律體系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4.擁有良好的國際法律環境。多年來，人類一直在尋找公正且合理地遏制環境惡化、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法，形成三大成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這些為我國碳金融法律體系構建提供了良好的國際法律環境。

三、中國碳金融法律體系構建的基本原則

碳金融法律體系建構的基本原則是指在制定、實施整個碳金融制度中所應遵循的基本原理和準則。“立法是執法、守法之本，立法質量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執法、守法效果的好壞。”若要完善我國碳金融相關立法工作首先要有強大的立法原則作為指導。綜合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立法、能源立法和碳金融的相關立法情況，在完善碳金融相關法律制度的過程中，除了需遵循民法、經濟法及環境法有關基本原則外，有必要將以下立法原則作為立法的出發點。

（一）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認為人類各代都處在同一生存空間，他們對這一空間中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擁有同等享用權，他們應該擁有同等的生存權。在碳排放權交易活動中，對碳排放權的分配應當公平，只要符合法定的申請條件，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申請權利；同時，任何參與主體進行碳排放權交易時，都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地位，其合法的權益都能公平的保護，任何損害行為均應受到相應的懲罰。

（二）可持續發展原則

《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原則包括兩方面內涵，首先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必須以保證自身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具體而言就是金融資產安全；其次從社會利益看碳金融活動是為氣候環境服務的，核心價值為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碳金融的大力開展，目的是推進低碳經濟，促進溫室氣體減排；金融機構涉足碳金融市場本質是最大限度追逐利潤，但是如果碳金融的發展只注重碳資產的買賣、資產價格的炒作和控制，那碳金融市場必然將會像樓市、股市一樣炒出泡沫，最終背離碳金融的初衷。避免這種惡性狀況的發生，需要依靠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與法規，引導公眾實現碳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一方面，通過政策調控指導和法律監督確保碳金融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以推動低碳經濟，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加強控制風險能力建設，防范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市場導致的多重風險，實現金融機構對碳金融市場推廣的持續性支持。

（三）風險可控原則

碳金融的安全性強調參與主體追求長期穩定的效益和免遭風險損失，效率性則強調金融市場資金或資產最終實現效益過程中（也就是實現碳金融市場流動性的過程）高周轉速度和高運轉頻率。安全性、流動性和效益性是判斷金融業務是否良性運轉的三項指標，三者在經營實踐過程中形成一個矛盾共同體，相互發生沖突又協調統一，尋求有效的平衡機制：流動性是國際市場上有效利用碳金融資產資源的現實要求、是實現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碳金融活動的效益性決定了金融機構需涉足其中，這為實現碳金融的流動性奠定了基礎，為避免金融機構的逐利性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風險可控應為一原則。碳金融法律體系的設計應以激發碳金融市場資源的流動性并將規范碳金融資源流動性作為主要目標，同時為確保金融活動安全應當注重建設風險防控機制，反向刺激資源流動從而實現金融市場資源融通價值，使得碳金融參與主體在碳金融市場中得到效益的同時推動碳金融市場發展，進而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據此，整體制度設計應當確定以市場機制為主導，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要從社會可持續整體利益出發，對碳金融市場適度干預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減少全球性金融波動帶來的影響。

（四）效率與效益兼顧原則

在經濟學領域中“效率”與“效益”有著廣泛的應用，而現在效率與效益的概念也被引入法學領域中。其中，經濟分析法學派尤為關注效率與效益在法學領域的意義，甚至將效率與效益作為評價法律的核心價值之一。運用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法學問題，在法學中滲透效率與效益的概念，不但利于跨學科的交流與互動，研究成果也因此更具現實意義。金融立法更強調整體效益與社會效益，安全與效率一直是金融法立法必須遵守的一項基本原則，此項原則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存在明顯不足，因為沒能將環境效益納入其中。在碳金融立法中既要遵循金融立法的基本原則，強調社會環益，又要兼顧環境效益，就是必須注意“效率”與“效益”的平衡，在碳金融法律體系構建過程中要重視用法律的手段提高碳金融的效率，金融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亦需兼顧協調。

四、中國碳金融法律體系立法模式的選擇

目前，有關碳金融的規范主要是規章和政策性文件，雖然這些對發展低碳金融有一定的規范作用，但是不成體系，對碳金融激勵和具體的監管缺乏可供實施的具體制度設計，對低碳金融業的發展缺乏具體的鼓勵措施，不能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新趨勢。因此，為了使碳金融真正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手段，使之積極引導金融市場的行為，建立碳金融法律體系已經大勢所趨。碳金融法律體系的構建，有三種模式可以選擇：

（一）單獨立法模式

即出臺一部專門規定碳金融的法律，如《碳金融法》，詳細規定有關碳金融的主體、客體、程序、實施及責任等全面的法律規則；也可以國務院為制定主體，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來確定碳金融法律體系。碳金融法律體系以這種單獨立法模式確立，有利于對碳金融所涉及各個方面進行具體的規定，使碳金融法律體系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這種立法模式的執行存在一定的難度。

（二）整合和修改現有法律的立法模式

即對我國目前現有的環保、金融等法律根據需要進行整合和修改，對不符合社會需要的規定進行修訂，碳金融有關的內容增訂其中，如在《商業銀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內容，確立碳金融法律制度，完善碳金融法律體系。

（三）適用國際條約的模式

即各國政府通過加入或簽訂有關碳金融方面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等國際條約，直接適用國際公約的規定，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發展，維護全人類共同的生態環境。

上述三種立法模式中，第二種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我國國情，碳金融法律體系的構建選擇此模式，更容易被社會和公眾接受。原因有如下三點：

一是我國目前的金融法律與環境法律還不完善，碳基金和碳保險等碳金融衍生品還處于初步開發階段，以單獨立法模式構建碳金融體系條件尚不成熟。同時，如果直接適用國際條約，增強我國在國際貨幣定價體系中的主動地位的愿想將難更實現，不利于提高碳排放交易體系中的話語權。以我國現有的法律為基礎，選擇整合與修改現有的環保、金融等法律，修訂不符合社會需要的規定，在其中增加與碳金融有關的內容，如在《商業銀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內容，這種立法模式成本較低，也使得碳金融更具有操作性，有利于碳金融法律制度得以更好的貫徹和實施。

二是碳金融體系的構建是項龐大的工程，細化深入到不同的法律部門并形成交叉，盡管碳金融是新生事物，但是現行的法律法規基本都能找到相應的適用基礎，則其應當受到一般性規定的調整，對于碳金融衍生品等新生概念只需通過修改現行立法即可解決。

三是碳金融在全球范圍發展勢頭迅猛，我國作為碳排量最多，且尚未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勢必要積極參與到碳金融市場中，如果采用單獨立法模式，等待專項立法成熟，需要一定的周期，彼時我國將錯失金融創新的契機，最終導致會我國喪失在以后碳金融定價中的話語權。

篇2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衍生產品；虛擬經濟；法律問題

從2007年初開始，由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逐漸演變出的一場次貸危機，不僅瞬間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而且不同程度地擴大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普遍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已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從各國政府首腦到金融監管部門、從金融機構到學術界，都在匆忙而審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應對、渡過難關。就法律界來講，同樣面臨著反思與應對的迫切任務，應當采取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準確把握成因，進而做出科學判斷和合理建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園分析——以美國為案例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就受影響程度而言，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顯然首當其沖。客觀地講，金融危機在眾多國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國或區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機的成因及根源，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國。就金融危機在美國的成因來講，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缺乏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有效法律監管

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這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產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l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

(二)按揭法律結構上存在缺陷

美國在住房按揭貸款的設置上雖有擔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結構上卻存在重大缺陷，使得這種擔保不具有實際意義，從而也就使得金融風險從源頭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擔保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風險也就變得更容易發生。有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發放的次貸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間，美國家庭貸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了整體經濟的增速。金融機構的貸款年增速為10％。如今，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而購房人對于所購房產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然后再以該房產做還款的擔保，從這樣的擔保結構中可以看出，擔保人的擔保物雖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權，但就實質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換價值意義上的“所有權”。實際上，英美財產法中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有的只是對于財產進行利用的相關概念，這通常被理解為靈活并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按揭這樣一種交易一擔保模式在高房價時代確實為普通人購房提供了一種可能。適應了經濟迅速發展下的社會需求。但是，法律作為對社會經濟進行最本質、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權歸屬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是不能含糊其詞的，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無權處分”之類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并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沒有所有權而處分財產是法律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像現在遇到次貸危機的時候就能發現，正視所有權本質的問題其實就能發現它的價值。

(三)金融債務信用基礎的法律保障機制存在缺陷

善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目前，中國金融法律體系仍存在不少弊端，無法保證金融活動合理、有效、規范地實施。首先是配套法規不完善，大法不少，實施細則和其他規章制度卻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規普遍缺乏科學定量，實際執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強。如上所述，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尚有不足，其完善當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盡快完善主體法律，加快制定相關金融法律法規的步伐。同時，制定與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并對原頒布的有關法律制度進行清理，對不適應的條款進行廢除或修訂。

綜上所述，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金融形勢，面對金融危機教訓，面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金融體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風險、預防金融危機，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保持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任重而道遠。我們一方面要堅定信心——“面對危機，關鍵是要鼓起勇氣和信心，這比黃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堅決貫徹法制化金融建設方針，厘清相關法律問題，邊借鑒邊反思，用理性的思維和務實的精神，力爭將一切金融活動納入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從而使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地發展。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應該是金融債務信用基礎遭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客觀地評價，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牢固、自身修復性很強的金融債務信用體系，同時，還有嚴密的法律機制對其進行全方位保護。但是，在此次危機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其金融債務信用基礎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仍然沒有抵擋住自由金融市場負面作用的巨大沖擊。其整個邏輯過程其實非常簡單，就公司金融債務而言，公司企業從商業銀行大量借款，再將借來的錢從事證券業或房地產業的投資。這時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高漲。但是，當過熱的股市或房地產市場高漲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崩潰，此時公司的資金都壓在股票或房地產上，無法套現償還銀行的貸款。這就會導致銀行的信用基礎出現問題，銀行的資金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引發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的危機。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從事股票業或房地產業這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從事出口貿易或制造業投資時，也可以從銀行大量貸款。但是，因為市場情況的突然變化，由于對市場估計的錯誤等各種原因，產品壓庫滯銷，也可能導致公司到期不能償還貸款。這也會影響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能力。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信用出現問題時，公眾存款人便對銀行進行大規模的擠兌。擠兌必然導致銀行倒閉。一家銀行倒閉還會引起數家銀行接連發生擠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二、爆發金融危機的外因分析——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機自美國肇始，而后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國家，其原因，除了已經分析過的國內因素外，對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視。就法律角度講，外在因素，其實質就是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國際金融法對各國以及經濟實體的制約性不強。這是各種國際金融關系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具體表現在：第一，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與安全方面功效最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稀少、內容抽象，不能為金融危機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雖然規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促進國際貨幣穩定的宗旨和監督國際金融運行的職能，但對于IMF如何促進國際貨幣穩定、如何實施金融監管、是否有處理金融危機的權能等，并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致使金融危機治理實踐中產生有關IMF越權、救助時機延誤、救助資金不足、救助措施失當等種種紛爭和問題。第二，與金融危機治理密切相關的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各國金融當局之間簽署的一種意向性聲明，因而在實施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種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協助條約，其雖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關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專門性文件，且它們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簽訂，處于金融危機震中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較少簽訂，因此在金融危機防范與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所的一系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們主要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向各國監管當局推薦采用的一些金融監管原則、標準、建議和做法，同時，這些規則更適合于發達國家及其活躍銀行的監管，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事實上很難得到確定的和同步的實施。

另一方面，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內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問題：第一，缺乏維系國際監管合作機制的懲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確而權威的國際金融監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國際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協調機制。第四，缺乏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有效監管。第五，缺乏針對金融危機的一整套彼此聯系的法律應對機制。

三、應對金融危機的法律手段

(一)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兩面性，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電子化、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不斷加深的形式下，風險也在逐步增強。據有關人士統計，在過去10年內，因衍生交易產生的虧損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風險。對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監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軌，這是西方輿論公認的催生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對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較為明確的法律規范。有關交易的主體資格和授權、交易的、交易的避險性規定及其認定、交易的凈額結算在破產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風險，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建議主要是：首先，要進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體制。我國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監管模式。這種三級監管結構可以實現對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其次，應當制定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對市場準人條件、信息披露、交易主體作出明確規定，并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眾公布與衍生交易有關信息。在監管立法中，可以參考國際組織指導性文件，將其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中，使風險監管與國際社會接軌。最后，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度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間金融法律領域的協作，切實提高有關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對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進行整合、查漏補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資源并促進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加強其相互間金融信息及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金融監管標準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建立包括跨國資本流動監督機制在內的有相當約束力的國際金融安全機制。其次，圍繞當代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進行有關制度設計。例如：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復合性，加強國際金融法制的協調性建設，包括國際貨幣法制、國際銀行監管法制、國際證券監管法制等國際金融法制的內部協調及其與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刑法等的外部協調，使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度實施或其國際行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而非反向抵消效應。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可以考慮相互借鑒與交流經驗，建立反應靈敏的危機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改革和完善IMF貸款條件，建設危機救援的綠色通道。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應開發和利用國際金融法制的救濟功能，賦予IMF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強化其制裁能力，依據權利義務一致原則建立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危機救助中的責任制度，嚴格并完善危機處理的國際紀律和程序，研究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債務重組制度等危機處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升級。

(三)進一步完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公共資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說我們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的話，與此同時，對于危機爆發后的補救措施的探討也顯得極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控制和盡快擺脫危機困擾。而其中較為直接的補救方式就是公共資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臨時抱佛腳時，大家才發現，自己的制度設計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致使具體實施時困難重重。綜合考量后，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公共資金法律援助制度進行改進：首先，從指導思想上，主管當局應當明確，所謂的公共資金援助不是萬能的，其授予條件必須建立在客觀標準之上，政治因素絕不能作為救助破產金融機構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機構應盡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綜合運用多種救助手段，充分調動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主管當局要敢于讓金融機構破產，讓失敗者自負責任，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貸款救助。

至于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須明確國家提供公共資金援助的條件，具體包括：該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受到威脅，如果不提供資金援助就難以支付到期債務；救助資金主要用于減輕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等。第二，公共資金救助形式可多樣化，除了央行緊急貸款外，還應建立與地方財政、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多頭救助機制，尤其應積極提倡并引導私人主體參與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機構股東、其他私人投資者注入新的資本等形式。第三，積極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金融穩定專項基金，使公共資金救助成本分擔社會化等。

(四)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時，應該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重點明確確立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監管權的行使是一國的反映，在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過程中，應針對金融活動國際化的趨勢，明確金融監管的原則，以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和審慎經營，化解風險隱患，杜絕不良經營行為。要把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作為監管工作重點，以維護本國和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三，貫徹WTO下的互惠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增強法律的透明度，增強法律在適用上的權威性，同時也要善于運用WTO規則中的保障措施、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等條款及原則，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第四，加強對外國金融機構的謹慎監管。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方面，既要切實履行人世的承諾，也要以金融機構的母國對該金融機構有無足夠的監控手段、能否獲取其經營信息、能否對該金融機構實施檢查、審計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以雙邊、多邊條約等方式建立金融機構母國、東道國協調監管機制，在制度設立上既要包括對外國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活動中的監管，也要涵蓋我國金融機構在外國從事金融活動的監管。

篇3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新趨勢；啟示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雖然2004年6月，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明確三家機構要在工作中相互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但備忘錄并不能解決三家地位平等機構之間可能產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問題。隨著國際混業趨勢的發展，如何使國內金融業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國金融業，可以考慮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統一監管功能的國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業監管職能，在行政上統一接受金管局領導。金管局的職責對外代表國家監管部門，與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之間建立協調機制，處理信息共享和監管職責交叉事宜。對內組織三會協調處理混業經營引起的跨行業監管中的分工合作問題，提高監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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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泛指各種以互聯網為手段或平臺并在形態結構和運作機制等方面有別于網下現實環境中的銀行、證券等傳統金融領域的新的金融現象。互聯網金融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是因為它本身具有著傳統金融難以具備的法律價值。

首先是普惠價值。普惠金融就是創建一種新的金融體系，讓社會的所有階層和群體可以有效、全方位地享受金融服務。互聯網從技術上優化了金融服務手段，從而使金融業回歸了其服務業本源，也使得普惠金融體系的構建具備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途徑。其次是公平價值。與傳統銀行業不同，互聯網金融的門檻較低，大量民間資本可以以互聯網為載體進入金融業，公平的從事傳統上由金融機構壟斷的業務，倒逼銀行進行改革轉型。雖然現在還沒有對主流銀行的壟斷地位形成致命的打擊，但其飛速發展的態勢卻給銀行敲響了警鐘。最后是創新價值。2008年之后金融混業態勢正在加劇，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這種混業的趨勢更加明顯。互聯網金融最大的特點是大融合、大混業、大金融的趨勢，對我國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提出了挑戰。

二、問題檢視：互聯網金融的法律困境概覽

雖然互聯網金融有著諸多的優點，但互聯網金融的本質仍然還是金融。因此互聯網金融的金融風險等概念的內涵并未變化，反而增加和衍生了新的問題。

第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監管主體缺位。互聯網金融長期處于互聯網運營與金融業務的交叉地帶，缺乏一個明確的監管主體，由此致使從事互聯網融資業務的機構的法律性質和地位一直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在法律地位的不明確和監管主體的缺失的情形下，以P2P網絡借貸平臺和眾籌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融資平臺實際上一直處于非法經營的邊緣，由此導致這些融資平臺很容易走入“非法集資”等犯罪活動的歧路。

第二是行業準入退出法律機制的缺失。在美國，網絡信貸被歸為信貸類理財產品，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批準準入，網絡信貸企業必須取得證券經紀交易商牌照方可經營。而我國現有的法律并未對這類公司從事金融信貸業務作出相關規定，監管部門也無法給與他們相關的金融牌照。同時我國的互聯網金融機構也缺乏完善的退出機制。網絡融資平臺以何種方式退出市場，在其退出市場時如何保障借貸雙方的合法權益，這些問題都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影響了金融市場秩序。

第三是交易主體權益保護法律機制的滯后。首先是互聯網金融機構缺乏風險提示義務。現代金融的本質可以說就是對風險的防范和管理。可在互聯網金融服務中，風險提示卻被放在了很不醒目的位置，一般不在主頁出現，而只是藏在二級或三級頁面，有的甚至沒有風險提示。其次是交易主體的隱私權難以保障。一般網站都要求個人投資者提供個人身份、財產等信息，若網站的保密技術被破解，個人投資者的隱私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

三、路徑抉擇：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思路簡析

（一）明確互聯網金融的法律性質和地位

國家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職能就在于營造一個公平和高效的市場環境，互聯網金融游離于正規的金融業之外的灰色地帶并進行滋生繁衍，風險的不可控以及業務的隱蔽性等極容易導致非法集資和洗錢等犯罪活動，不利于市場經濟良性發展。因此，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首要任務就是需要我們的法律明確界定相關網絡融資平臺的法律性質和地位，使其在陽光下運營，不至于成為地下錢莊的網上模式，成為影子銀行的一部分。由于互聯網金融尚處速發展當中，發展模式和各方面的法律問題等尚未安全厘清，同時防止法律的矯枉過正，因此現在不宜由人大或其常委會出臺專門性的法律進行規制，而是應當在對已有法律修改的基礎上，出臺相關行政法規或者部門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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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金融，法律監管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的騰飛，我國的金融業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其中被視為非正規金融形式的民間金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關于民間金融的法律監管問題越來越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成為了學術界和實踐領域討論的熱門話題。

一、民間金融法律監管現狀

多年以來，我國政府一直視非正規民間金融為“非法”，通常將“取締”作為處理民間金融的主要手段。但是歷經多番事件之后，民間金融非但沒有被徹底根除，反而發展迅猛，表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由于民間金融游離于我國正規的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最主要的是無法可依。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的批復》等司法解釋中只涉及民間借貸且十分簡單；而諸如《商業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專業性法律法規競沒有關于民間金融的專門條款。目前僅有《金融機構管理規定》和《非法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可以作為監管民間金融的法律依據，但不成體系且法律效力比較低。由此可見，我國無論是在監管立法上還是在具體執行手段上都存在嚴重的缺陷，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我國民間金融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二、民間金融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民間金融非法的地位

迄今為止，民間金融還未在法律曾面上獲得相應的認可也沒有相應的定義解釋。學術界通常將民間金融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正規的民間自發的融資形式，另一類是完全非法的融資形式。前者是對我國主體金融一種有效額補充，后者則對經濟危害較大應予取締，文中指的主要是是前者。民間金融的這種非法身份有三種不良影響：其一，使其往往在經濟整頓中成為犧牲品，即便不是完全非法的也會被取締；其二，民眾由于擔心其法律地位而不愿通過其進行理財行為，限制了民間金融的進一步擴大；其三，無法可依造成監管真空，不利于金融監管。所以應當早日把民間金融納入法律規范之中，意義重大。

（二）現有相關法律法規落后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如1998年國務院實施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即“兩非”取締辦法）、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整頓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具有較強的時代背景，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核心思想已經無法指導今天的實際情況，非但沒有促進其健康發展反而阻礙了其前進的步伐。比如“凡未經相關部門依法批準”從事各類金融業務活動的機構和其相關活動，都被認為是非法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這類業務基本上都沒相關部門的批準，這就模糊了正常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之間的關系而混為一談。

（三）監管主體缺位

民間金融作為非正規金融，理論上雖不在國家的監管范圍之內，但是它確實真是存在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這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須受到國家的調控和監管，任其發展則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損害。受民間金融相關法律空白落后的影響，對其的監管主體的身份一直以來都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企業在社會上的“集資”行為出于無人監督、無人過問的狀態，只有出問題了相關部門才會出面處理，但那時大錯已經鑄成，后悔晚矣。所以監管主體缺位確實是民間金融監管的一大問題，必須重視。

三、完善民間金融法律監管的途徑

（一）確立民間金融合法身份

確立民間金融合法身份是實現對民間金融監管的首要條件。首先使民間金融行為主體合法化，根據民間融資的特點，制定相應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這樣一來既能起到對它的指導、約束作用又能夠在一定能夠程度上實現對它的保護和監督。再者，可以鼓勵民間金融以參資入股的形式加入正規的金融機構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銀行，或者根據自身實力組建農村合作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等。這樣一來，既能使民間金融機構心無旁礙的開展業務，又能實現監管部門對其有效地監管。

（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國務院在2005年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間金融組織，但僅有這一法規是遠遠不夠的，當前我們需要的是專門的法律來指導監管民間融資機構的種種行為。比如我們應當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間融資法》，其作用有三：一、可以明確民間金融機構的合法地位；二、為解決利益糾紛提供法律依據；三、可以明確合法融資行為與非法融資行為的界限。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三）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監管

在有了法律依據、明確了民間金融機構合法身份之后，要想實現良性的監管就要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監管。首先，要明確監管的主體機構，可以通過成立行業協會、組建專門的監管部門來實現。地方政府根據自身的條件可以參考銀監會或者央行的相關文件，也可以由銀監會或央行直接成立相關部門進行監管。其次，在制定監管細則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民間金融的特性及類別，實行有針對性的監管，不能一概而論。

綜上所述，民間金融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確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彌補了我國正規金融體系的不足，所以必須加以保護。但是每年發生的由民間金融引起的各種案件也提醒我們必須加強對其的監管。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民間金融實現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