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經濟差距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城鄉經濟差距，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城鄉要素流動和城鄉政策對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就要從城鄉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城鄉公共產品投入機制、城鄉社會保障機制、城鄉規劃機制等方面入手進行統籌。

關鍵詞:統籌城鄉;機制;城鄉差距;區域政策;要素流動

一、城鄉經濟運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鄉社會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城市居民從事非農產業,農村居民從事農業。居民都是理性經濟人,影響其行為的僅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純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補貼三部分構成,即純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補貼,可見純收入與自身能力大小正相關,與其生活成本負相關,與其所獲得的福利保障補貼正相關。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鄉居民獲得同等生活條件所需花費的成本,福利保障補貼是指同等條件的城鄉居民所獲得的國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實,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補貼大,那么總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補貼+社會保障補貼,這樣就可以把政府給居民的生活補貼和福利保障補貼統一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場中實現的,因此可以把它稱之為市場性收入。這樣,居民的總收入就是由其市場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兩部分構成。

(二)運行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作為兩個不同的區域,所有的可流動的產品和要素都會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動流動從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結構和增長極等理論可知,城市在整個大區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發展優勢。基于外部經濟、聚集經濟等原因,廠商、居民以及資本等可流動要素資源向城市集中,以謀取最大利潤和效用。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源的時、空有效配置,實際上就是土地要素與其他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當實現社會資源的時、空有效配置時,可流動的要素和產品通過市場交換達到供求平衡,從而確定均衡的要素與產品價格;而土地要素則因空間聚集和其他要素與產品市場的均衡達到最佳利用,從而實現租金收入——土地價格的最大化[1]。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成了生產經營的主體,各種機制的運行最終要表現為居民的經濟行為(特別是生產經營行為),并要以居民的行為作為運動的基礎。因為盡管土地、資本等要素資源也是城鄉發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們都是由人來支配的,其價值都體現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這種勞動力要素。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居民追求生產經營中的利潤最大化,按最優化原則在各種約束條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資源,參與農外就業、科技進步,參與合作經濟組織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因此,在城鄉發展過程中,城鄉居民會主動自覺地把自己所擁有的要素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經濟的存在,人口不斷集中于城市,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給嚴重缺乏彈性,導致城市土地價格不斷攀升,再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經濟效益減少,甚至出現聚集不經濟。而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邊遠地區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機會,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預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聚集經濟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可能會向城外(農村)遷移,以減少成本,增加利潤。總之,出于經濟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都會作出選擇,使其收入水平達到最大?？梢?在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主體對收入最大化目標的追求,會使主體在城鄉空間上位移,最終實現居民城鄉收入均等化,各種資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還是農村,只取決于主體的偏好,與其經濟收入無關。

當然,實現這個目標是個漫長的過程。正如繆爾達爾和赫希曼所描述的,發展初期地區差距會日益擴大,從長遠看地區間的發展將趨向均衡。這種設想也被稍后幾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證實,并被概括為區域發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線”或“威廉姆森法則”。但是,如果僅憑市場的力量,沒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種使地區差距狀況發生轉折的倒U形曲線的頂點何時才能到來。

由于居民的總收入由市場收入和政策收入兩部分構成,市場收入主要由居民的個人素質、知識、技能等決定,政策收入則由國家對待居民所處區域(城市或農村)的公共產品投入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政策決定?？梢?居民的總收入與他們自己的能力有關,也與他們所處的區域(是城市還是農村)緊密相關。相同條件的城鄉居民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農業的特殊性,一般而言從事農業的市場收入低于城市工商業的收入。通過勞動力的區域間自由流動,同一勞動者在不同區域將獲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會在城鄉區域間遷移,也就是說這樣就會最終導致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和從事非農業的收入一致。當然,這種收入與城鄉總的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而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卻又與政府的城鄉規劃水平正相關。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鄉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這時勞動者是居于城市還是農村,對其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影響,僅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罷了。

2.如果居民在城鄉獲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農村時,那么,只有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鄉政策性收入之差時,城鄉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縮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那么,從事農業的居民就會往城市轉移,但是沒轉移到城市的農村居民與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則其收入可能要低,城鄉差距將不會縮小,甚至有可能會拉大。

3.如果居民在農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時,即可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大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或者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鄉政策收入之差時,則城市居民會往農村轉移,直到其總收入均等為止。而如果當相同能力的勞動者從事農業的收入小于從事非農業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鄉政策性收入之差時,則農村居民會往城市轉移,直到其總收入均等為止。

(三)結論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保證相同能力的城鄉居民能獲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條件,政府的城鄉規劃水平決定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影響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對待城鄉區域的政策對于城鄉統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擴大或縮小城鄉差距,提前或延后實現城鄉的統籌發展。

二、城鄉經濟差距的現狀及原因

(一)城鄉經濟差距的現狀

在現實生活中,城市持續發展,人口持續向城市集中,而遠離城市的土地并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價格也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我國城鄉差距懸殊,目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并影響到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從1978-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擴大到3.22倍,絕對差距由209.8元急劇擴大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會貧富程度的基尼系數來表示,1978年前我國基尼系數為0.20~0.24,1980年為0.33,1990年擴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臨界點0.4,2000年后達到0.417,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已經達到0.447;從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來看,1980年城鄉恩格爾系數分別為56.9%、61.8%,到2005年分別下降到36.7%、45.5%,兩者差距由當初的4.9個百分點擴大到8.8個百分點;2005年中國農村地區年人均純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萬人。當然,這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鄉教育存在嚴重差距[4],具體表現為:一是原來的《教育法》對農村教育存在歧視?！督逃ā芬幎?農民要負擔教育附加費,而大多數城鎮居民則沒有這個責任;對義務教育學校的基建支出負擔方面,城鎮由政府負擔,農村則要求由鄉村負責,部分通過向農民集資解決。類似硬性規定對加大城鄉間教育發展差距的影響不可低估。二是城鄉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勞動力(15歲~64歲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這種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種文化層次分布的差異,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顯相對偏低,為8.46%,比城市低了35個百分點;而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對過高,為47.62%,比城市高出31個百分點。三是城鄉教育投資差距。以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為例,2001年我國城鎮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平均為1484元,農村為798元,城鎮是農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經費,城鎮平均為1955元,農村為1014元,城鎮是農村的1.93倍。在學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上,城鄉差距更大: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農村為28元,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四是城鄉教育的層次結構不合理。城鄉教育的辦學層次是教育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在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中央政府的責任主要是投資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農村的高等教育資源十分稀少。在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由于國家的重視和社會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廣大農村都得到了實現,推動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也使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城市的距離有一定的縮小。但是,其教育層次僅僅限制在9年義務教育上,在高中層次和大學層次上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農村的高中教育與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農村的高中入學率還很低,有的地方還在28%以下;農村不僅沒有大學,就是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機遇也比較少。

3.城鄉消費差距有擴大趨勢[5]。其主要表現為:(1)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405元,農村為138元,以后逐年擴大,到2004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為7812元,農村為2185元,農民消費在城鄉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鄉消費結構存在差距。恩格爾系數的差距大,1978-2003年,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由67.7%下降為45.6%,而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則由57.5%下降為37.1%。(3)城鄉居民衣著消費差距大,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更重視衣著服飾,從支出額來看,城鎮衣著支出額從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雖有下降,但仍維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農村居民衣著支出增幅一直不大,從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鄉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眾所周知,一般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此以外,還要有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將會更大。

4.城鄉差距還表現為[6]:(1)城鄉醫療差距大。目前,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近幾年,由于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2)就業差距大。城市勞動人口的登記失業率為5%,農村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沒有人計算得出,拋開進城打工的1.3億勞動力不算,留在農村4億勞動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下降。

當然,在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費差距是最直接的經濟差距,醫療差距、教育差距、就業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則是間接的經濟差距,因為醫療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會影響居民的就業和生活,從而影響其收入。

(二)城鄉經濟差距懸殊的原因

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居民自身素質、能力的差距較大,這體現在城鄉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個體的能力差異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鄉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鎮居民享有較多的福利水平和擁有較多的財產積累,從而具有更強的消費支付能力。

在實際的城鄉政策上,確實也證明了這種城鄉差別。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各地支持農業生產的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總體上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政府對農業支出的份額始終大大低于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投資政策系統不利于農業,這也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有,在我國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純公共產品的供給為主,由于農村社區的邊緣性、生產的分散性及公共產品受益的區域性,各類物品和服務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為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也沒有相應地承擔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而是按照“公共產品的受益原則”將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層層下推,大部分的準公共產品,特別是“軟”公共產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農民自己承擔。這種農村個人產品和公共產品關系的模糊與顛倒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之一。這具體體現在最主要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供給上,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水利設施、道路交通等實質上實行的是農村地區“自給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產品由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提供[7]。還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對農民存在著的明顯不公平,農民合法權益被大量侵占。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鄉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鄉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動,這不但阻礙了城鄉經濟的更快發展,也阻礙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程度和步伐。

許多發展理論認為,勞動力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近乎為0的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可以通過縮小兩個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差別來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重要機制。但是,現實卻出現了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情況。蔡昉(2005)對此作出的解釋是:如果勞動力流動不足以形成足夠大的力量,將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或者農村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或者甚至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在勞動力流動發生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也仍然會保持甚至擴大。林毅夫等(2004)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同時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鄉要素流動方面,從理論上講,二元結構理論,只談到了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而縮小城鄉差距,卻沒有討論城市居民往農村轉移的問題。實際上,目前我們的人員流動主要是農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轉移,并且這種轉移還不是充分的、自由的,還受到很多的制約,勞動力的流動不是理論上的自由流動。因此,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轉移到城市,轉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轉移人口擁有的農村資產沒有退出來,沒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國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約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農村轉移,導致那些在農業方面有專長和愛好的城市居民不能進入農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導致了城鄉人力資源都沒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見,城鄉差距懸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完善,城鄉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尤其是城鄉勞動力要素流動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鄉空間作用機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場主體不能根據市場收入在城鄉自由選址,致使城市向周邊農村在空間上的擴散步伐受阻。

3.城鄉公共產品投入機制不完善,致使在農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獲得相同生活條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從而加劇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鄉社會保障機制有欠缺,致使在農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況下,城市居民獲得同等條件下的福利保障補貼大于農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與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懸殊的農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機制的構思

區域政策決定區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響區域的經濟環境,并且也對所在區域居民的市場性收入產生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鄉經濟差距之所以一直這么大,甚至越來越大,原因就在于沒有很好地對城鄉建設進行統籌規劃,城鄉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樣;同時,又不能使城鄉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動,尤其是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嚴重的阻礙,致使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難以縮小。

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鄉要素資源,促進城鄉共同發展。因此,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不能寄希望于某個領導或某個領導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來強制執行,而應該從問題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構建城鄉共同發展、縮小差距的機制。總的說來就是應該允許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同時,統籌城鄉政策,對城鄉建設進行統籌規劃。鑒于此,筆者認為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應該從以下幾個“機制”入手。

1.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要素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讓城鄉要素資源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發流動,實現收入最大化目標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鄉市場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產品投入機制,使城鄉公共產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以使農村要素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農村居民獲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條件的生活成本,同時也為農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質的提高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從而使農村居民獲取市場收入的潛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社會保障機制,使農村居民能夠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權利,獲得相應的福利保障補貼。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縮小、甚至均等城鄉福利保障補貼。

篇2

關鍵詞：第三產業；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貴州

1.引言

城鄉經濟差距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問題，不僅關系到社會穩定，也關系到新時期新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實現。

貴州的城鎮人口為1176.25萬人，農村人口為2302.75萬人，農業人口達到了83.9%，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是20.1%，說明貴州的農業人口數量是龐大的。1978 —2010年貴州省城鎮居民收入從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農村居民收入從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4143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3412，然而兩者相差3.15倍，貴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貴州與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間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貴州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個百分點。城鄉收入比例是4.07，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23，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比為4.18。

大量的理論研究表明，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優化就業結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理想路徑。

2.貴州城鄉的第三產業發展現狀

2.1貴州第三產業的總體發展現狀

從貴州省的三次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貢獻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產業占貴州農村經濟總收入比重低，發展速度明顯滯后。貴州傳統服務業比重較大，新興服務業比重較低。在貴州省的第三產業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而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以及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住宿和餐飲業在第三產業構成中的比值仍然較低，這說明貴州省的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主要是通過傳統行業的有力支撐實現的，一些與人們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信息咨詢、中介、法律、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仍處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狀態，制約著第三產業的發展。

2.2貴州城鄉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比

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大，對勞動力吸收能力強。貴州第三產業的城鄉就業人數差距較大的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城鎮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就業人數26451人，農村為5056人，兩者是5.23 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城鎮的就業人數是3482人，農村的為760人，比例是4.58。

貴州對城鄉第三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存在巨大差距，第三產業固定投資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飲業，城鎮的固定投資為21.64億元，農村的為0.56億元，兩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方面，城鎮的589.65億元是農村27.92億元的21.12 倍。

私營經濟是推動區域經濟活躍，影響整體經濟結構的重要因素。貴州城鄉第三產業的私營企業戶數對比相差大的有租賃和商業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城鎮的私營企業戶數是5022戶，農村是968戶，相比為5.19 ，對于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城鎮為242戶，農村為70戶，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費是拉動一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貴州城鄉居民對第三產業各門類的的消費存在著差距。在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費占比為12.6%，用于教育、文化、娛樂的消費比重是12.50%；而在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費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娛樂的消費比重是6.5%。同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的是全社會消費狀況，對于零售商品的消費，城鄉之間的消費也在逐年擴大。

3.基于第三產業角度的貴州城鄉縮小經濟發展差異的環境

3.1國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出臺，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使農民的收入增加。近年來，免除學雜費、醫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農政策。2012年的國發二號文件，說明中央高度重視貴州經濟的發展，貴州城鄉經濟差距的擴大勢必影響整個中國的宏觀經濟，國家政策的扶持為貴州縮小城鄉差距爭取項目與資金創造了有利條件。

3.2得天獨厚的資源

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旅游資源也為貴州大力發展鄉村經濟提供了有利條件。貴州是中國旅游資源極為豐富的省份，經過20多年的持續發展，已經形成諸多著名旅游景點，包括“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1個，國家5A級旅游區2個，國家4A級旅游區3個，等1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8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等。還有許多待開發的旅游景點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農戶居住地。這些都是貴州農村地區發展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

3.3人口紅利的優勢

貴州的農業人口達到了80%多，勞動力資源充裕且成本優勢明顯。2011年貴州農村人均GDP為4200元，而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全省就業人數的70%多，在勞務成本方面， 2010年貴州縣域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貴州城鎮居民的為14143元，農村人均收入相當于城鎮的24.13%。貴州農村的勞動力成本低，為勞動力人口向第三產業轉移提供了條件。

4.基于第三產業角度的貴州城鄉縮小經濟發展差異的對策

4.1加大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投資傾斜力度

改善貴州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保護生態環境。實施農村公路鄉通暢、村通達工程。提高鄉鎮公路通暢率、行政村公路通達率，村通暢率。針對貴州城鄉的第三產業私營企業戶數對比相差大的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應構建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農戶幫扶制度繼續加大農業補助強度.

4.2挖掘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特色優勢資源

貴州農村地區有獨特的民族傳統、民族宗教、民族習俗和民族風貌，應大力開發具有地方資源優勢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設旅游小商品生產基地，充分發揮山區的資源和生態優勢，把山區建設成為綠色農產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觀光勝地。加速發展非農產業，如休閑產業，城郊型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將旅游和農業結合起來。

4.3開發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配套優質服務

貴州有獨一無二的氣候，生態優勢，農村地區應發展餐飲、住宿、旅行社等與旅游業相配套的后勤設施與服務，形成以農業觀光、休閑娛樂和特色餐飲為代表的鄉村旅游產品體系。積極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業以及家政、養老等家庭服務業，為第一、二產業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種優質服務。

參考文獻

[1]朱滿德 王秀峰 貴州省逐步縮小城鄉經濟差距的思考[J]貴州農業科學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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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負效應

       目前，對于我國的經濟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發生在三大產業部門內部的產業由低級到高級、勞動生產率由低趨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場的需求條件和供給條件的變動、國際市場供給條件以及經濟政策引起的變動，收入分配結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可支配收入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將優先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將逐漸下降，更多的收入將投向于更高層次的消費。消費結構將由購買食品衣服為主轉向購買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以及娛樂社交。在一個存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但若是收入差距過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與工農業發展的關系時所指出，富人有足夠的收入購買進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窮人則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中產階級比重較小，會導致國內工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城市與農村的消費斷層將會導致相應的商品供給部門發展不均衡。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投資結構必然與需求結構相一致，而市場需求結構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擁有更為有利的生產條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費能力必然引導投資和其他經濟資源流入那些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生產部門和相關服務部門。充裕的資源使得這些行業快速發展，而為農村消費者提品和提供服務的行業因投資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斷萎縮。

        具體說來，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投資在各個產業間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就會不同，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投資結構作為資產增量可使產業結構存量的變動，引起產業間規模比例的變化；不同的投資方向形成不同的生產資料需求，從而引起生產資料產業構成的變動。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資服務于城市，家電行業，通訊電子類行業等等均傾向于城市居民，且這些行業發展建設都比較快，而合適于農村的消費品和服務則極少。收入消費結構直接影響影響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也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間接導致產業結構的相對不合理發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難以為繼。

        2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供給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創造的產出相對應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會影響生產要素流動方向，從而影響各產業的要素供給數量與質量。要素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不同又會對各個行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一個過程。這種要素流動減少了原來農業領域的閑置勞動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調整了三大產業間勞動力占有比例關系。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高工資是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則給相對理性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流動信號。于是擁有一技之長、高學歷和較高文化素養的高質量勞動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產業得以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力壯的普通勞動力，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則對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資金流向該產業，該產業能夠迅速發展。但須注意的是因普通勞動力供給充足導致勞動力市場一直為買方市場，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供給使企業缺乏提高效率改進的動力，沒有足夠的動力改進機械裝備生產以替代勞動力生產。

        而對于農村的發展則是另一番情形，雖然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緩解了農村緊張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動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于是出現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勞動力也可能出現短缺，農村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等人才也嚴重缺乏，這嚴重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產品生產和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居民收入也無法持續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人力資源與普通勞動力資源往城市流動的速度隨之加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從勞動力的層面上看，是勞動力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趨于協調，但三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產業附加值率和實際發展速度卻是不平衡的。

        資金供給狀況也將影響到產業結構?？晒┺r村投資的資金一般取決于農村的儲蓄，而儲蓄受限于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無法得到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使得儲蓄偏低，又由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差價使得農村自我積累能力低下。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模式、國有銀行多存少貸惜貸致使原本不多的資金流向城市，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相對稀缺，且獲取成本相對較高，于是農村經濟發展遇到資金障礙。與農村相比，城市資金供給充裕，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的演化與發展。資金供給的差異使得城鄉各行業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3 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市場經濟中城鄉收入差距將促使資源流向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務的部門。部分產業在充裕的人力、資金等資源供給和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夠得到較快的升級，采用新技術，實現產品的多樣化。但僅僅在一個城市經濟圈里，對某一產品的消費將會趨于飽和，而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費結構難以轉移和升級，于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無法在農村大范圍擴散。

        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長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費對象，一般的產品研發設計也是主要是針對城市消費居民。從成長期過渡到成熟期的過程中，企業擴大生產，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前期投入費用下降，產品價格下降，消費群體逐漸由城市居民轉移到農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動下，企業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批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農村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良性發展。同時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較合理的社會里，消費需求的結構也比較合理，產業的升級表現得較為平穩順暢。產品的擴散過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動，而在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城市居民升級換代下來的消費品，農村居民仍無力購買，需求鏈發生斷裂，產業的轉換升級就不順暢。

        產品順利進入農村市場，亦使得企業能及時回籠資金，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和資金開始下一輪的技術創新，產品的升級換代速度加快，相對于服務業也是如此。產品消費市場平穩轉移可促進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但若為城市居民提供消費品和服務難以難于在農村較大范圍內得到消費，這些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便會受阻。

        多年來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費品及生產資料是農村居民所需要的卻無能力購買，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卻已相對飽和，使得工業生產能力與市場消化能力相比，形成嚴重相對過剩。工業經濟產能的相對過剩使整體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成長。

        4結語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都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目前為刺激內需而采取鼓勵家電下鄉等措施，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城鄉統籌；城鄉收入差距；區域經濟差距；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6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9-0114-07

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問題，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經濟發展戰略的工業化偏好理論。早期發展經濟學認為小農經濟是增長力已耗盡的落后部門，工業作為新型產業具有較高的增長率；在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推進工業化，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實現經濟趕超的戰略選擇[1]。二是政治結構的特殊性理論。政治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階層的政治影響力巨大，從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農民居住分散從而采取集體行動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費搭車心態，導致農民數量與其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陷入一種悖論當中[2]。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但經濟增長的成果未能在城鄉居民之間公平地分享。在解釋這一現象時，上述兩種理論被國內一些學者所用。陳斌開、林毅夫認為落后國家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將導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鄉工資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發展戰略背離了本地比較優勢的結果[3]。蔡、楊濤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戶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勞動力市場扭曲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機制[4]。林光彬認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發生機制與根本原因是社會等級秩序格局、失衡的財富與收入分配格局、資源的流動格局與市場等級化格局等一系列社會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雙重的游戲規則下，形成了一種“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自我強化機制”[5]。陳釗、陸銘認為與廣為接受的通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戶籍制度來解釋城鄉分割的理論相比，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單方面地擁有城鄉政策的決定權，城市單方面制定的城鄉分割政策在不斷增加移民規模的同時，擴大了城市居民和農村移民間的工資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將城鄉差距歸因于顯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幾年我國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地區經濟差距可能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區經濟差距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近年來，國內一些文獻已經注意到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的關系。胡鞍鋼、魏星認為城鄉差距是地區差距的內在動因之一，城鄉產業結構的差異、城鄉社會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差距以及勞動力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流動是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認為造成地區經濟差距變化的關鍵原因在于地區之間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區之間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夢奎認為地區差距的實質是工業化進程快慢和城鄉差距的問題，不同地區鄉村與鄉村之間差距的擴大，是地區差距擴大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為發達地區的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展快，受城市經濟的輻射力強[9]。

然而這些研究主要認為不同地區的城鄉結構差異使其總體經濟社會發展呈現不同的水平，從而帶來地區間的發展差異，集中在城鄉差距對區域差距的影響上，從區域差距視角來解析城鄉差距幾乎沒有，并且針對欠發達問題的分析時，往往在地區與人口的選取上過于宏觀而導致在指導具體地區發展的政策選取上缺乏明確的操作性?；诖?，本文創新性的從地區經濟差距視角研究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全面闡述了地區經濟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并選取重慶市這一典型的城鄉差距與內部地區差距都較大的地區為例進行實證研究，這不僅是對已有研究的一個邊際改進，而且對于推動重慶市持續、健康發展，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

1 地區經濟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

地區經濟差距主要因地區之間人均收入和工資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區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經濟增長快于其他地區，經濟發展就出現了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使地區間經濟發展、人均收入、工資水平和利潤率等產生差距，這種差距進而會引起累積性因果循環，形成繆爾達爾式的地區性二元經濟結構[10]。地區經濟差距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本質在于發達地區聚集和回波效應、擴散和涓滴效應的發揮，體現為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隨著發達地區的聚集和回波效應、擴散和涓滴效應強度的不斷變化而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

1.1 地區經濟發展的聚集和回波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

聚集效應是指因社會經濟活動及相關要素的空間集中而產生的效應[11]，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與依托。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的聚集效應通過本身的產業優勢、規模效益與鄉城之間的要素流動與遷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一方面，發達地區以二、三產業為主，工業化水平較高，能夠通過聚集效應引致大量生產活動集中，規模效益提高了發達地區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區由于本身工業化滯后，以第一產業為主，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大，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落后地區的資本、勞動力向發達地區流動，從而導致落后地區尤其是落后地區的農村的發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經濟發展變得更加緩慢，這種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源以及“非經濟因素”等要素產生有利于發達地區而不利于落后地區的連續的累積性的擴張效應[12]，即繆爾達爾式的“回波效應”，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突顯，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但同時，落后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利于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和人均資源擁有量，或者將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鄉，都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1.2 地區經濟發展的擴散和涓滴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

擴散和涓滴效應體現為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的影響，當發達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擁擠、污染嚴重、資本過剩、資源相對不足等原因，該地區的生產成本將逐漸上升，外部經濟效益逐漸變小，經濟增長勢頭逐漸減弱。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地區再擴大生產規模就會變得相對不經濟，因而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將會通過橫向的“擴散效應”和縱向的“涓滴效應”自動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區擴散。在技術知識不斷溢出、產業結構的空間演變及其所伴隨的勞動力回流狀態下，農村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農村地區不斷發展，城鄉收入差距也就不斷縮小。當然，反過來適當的擴散可以使得發達地區能夠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較高的第三產業，從而保持相當活力和城鎮居民收入的穩定上升，從而城鄉收入差距又會擴大。在發達地區發展起來以后，為了防止累積性因果循環造成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的擴大，政府不應該消極等待發達地區的擴散和涓滴效應來消除城鄉收入差距，而應該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來激烈落后的農村地區的發展。

2 重慶市區域經濟差距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現實考察

重慶市是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和民族地區于一體，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發展和鄉村的相對滯后，使城鄉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以主城為代表的“大城市”與渝東北、渝東南為代表的“大農村”這兩大區域間在工業化進程、產業結構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發展差距明顯，內部發展極不平衡。內部區域差距與城鄉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時經濟圈”發達地區和“兩翼”落后地區之間的矛盾以及重慶市城鄉居民之間矛盾，這兩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某一對矛盾的發展和變化會受到另外一對矛盾發展和變化的影響及制約。

2.1 重慶市1998-2010年區域經濟差距的演變趨勢

為了考察地帶內以及地帶間（“一小時經濟圈”（簡稱“一圈”）、“渝東北翼”、“渝東南翼”）發展差異對重慶市內部區域之間人均GDP差異的影響程度，根據1999-2011年《重慶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從1998-2010年的泰爾指數及其構成。用泰爾指數來衡量不平等的一個最大優點是，它可以衡量組內差距和組間差距對總差距的貢獻，有利于分析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對重慶市區域經濟差異變化的影響，其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為i個區域GDP占整個區域GDP的份額，Pi為i個區域人口占整個區域的份額，N為地區數。

Theil系數T越大，表示各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異越大。Theil系數衡量區域經濟總體差異變化，還可被進一步分解為區域內各子區域內和各子區域間的差異。分解方法是若將區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為G組，則可利用Theil系數分析區域組內和區域組間的經濟差異變化對區域總體差異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以重慶40個區縣之間的總差距為例，利用泰爾指數可以將它分解成為“一圈”、“渝東北翼”和“渝東南翼”三大地帶內各區縣之間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帶間的差距，Theil系數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為了便于分析，泰爾指數值都擴大100倍，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觀察出，“一圈”地帶內部區縣差距以及三大地帶間差距構成了重慶區域經濟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導了全市區域經濟差距，“兩翼”地區近年來貢獻率不到15%。

全市的泰爾指數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過程。從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現小幅下降，但隨著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差距又進一步拉大，伴隨著2003年重慶市大都市經濟圈的概念的提出，點-圈-線型生產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縮小，雖然從1998-2005年全市經濟發展差距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變化趨勢，但這幾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擴大，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慶市“一圈兩翼”發展戰略的提出與實施，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使得重慶市內部地區經濟聚集效應逐漸增大，“一圈”地區對周邊經濟要素的吸引力不斷擴大，重慶市總體經濟創造能力不斷向該地區集中。

地帶間差距近年來呈現小幅縮小趨勢，絕對值仍然較大。地帶間差距從1998年以來，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泰爾指數在5.5附近上下波動，直到2003年開始下降，2005年達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這一動態變化過程與全市差距的變化過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來的下降，則在于2007年重慶市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斷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使得“兩翼”地區經濟不斷發展，地帶間差距不斷縮小。

地帶內部差距逐步擴大。“一圈”和“渝東北翼”內部差距擴大趨勢尤為顯著。這主要由于“一圈”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主導產業以二三產業為主，而且隨著新一輪的產業轉移，由傳統的汽摩、裝備制造擴展到電子信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新技術、新工藝不斷運用以改造現有企業以及諸如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發展，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過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區因搶占先機而獲得更高收益，經濟聚集效應不斷凸顯；對于渝東北地區而言，其地處三峽庫區，在長江流域和國家重要資源戰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處在工業化中期，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中，技術創新必然會導致差距不斷增大。而渝東南地區內部差距變化不大，這主要由于該地區的主導產業主要集中在特色農林產品及農副產品、清潔能源以及生態旅游，工業化水平滯后，產業結構變遷不力，長期處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慶市1998-2010年城鄉差距的考察

重慶直轄以來，整體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的態勢，但經濟增長引致的財富分配效應并不是相對均質的，在城鎮經濟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高速增長背景下，農村經濟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增速卻相對緩慢，以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并不是沿著一條平滑軌道在持續轉化，而是表現出時而強化、時而弱化的趨勢。不管城鄉經濟總量如何變化，理論上二者的勞動生產率應趨于一致?？疾熘貞c市經濟發展是否存在明顯的城鄉差距，通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指數來測度二元經濟結構狀況[13]。二元對比系數為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第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其值處于0-1之間，當為0時，表明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為0，經濟二元性最顯著；而為1時，第一產業和第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同，二元經濟完全轉變成了一元經濟，經濟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悍粗畡t兩部門的差別越大。比較勞動生產率為一個部門的產值同在此部門勞動力人數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數為第二、三產業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之差的絕對值。二元反差指數值也處于0-1之間，與二元對比系數相反，反差指數越大，第一產業和第二、三產業的差距越大，經濟二元性越明顯；當二元反差指數為0時，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二元性消失。計算公式分別如下所示。

圖1給出了1998-2010年重慶市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指數，兩者均不存在單調遞減或遞增的趨勢?？傮w上看，二元經濟結構反差以2005、2006年為拐點，經過了由減到增再到減的倒N型變動軌跡。此外，圖2給出了不考慮物價的名義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鄉居民人均消費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體現為以2006年為拐點的倒U型變動軌跡，城鄉居民人均消費差距體現以2003、2005和2009年為拐點的M型變動軌跡。顯然，重慶市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開始伴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與重慶統籌城鄉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將統籌城鄉經濟發展、轉化二元經濟結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擺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過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區發展、增長方式等機制對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作用。

3 重慶市區域經濟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渝東北、渝東南“兩翼”地區，是重慶發展條件最差、發展水平最為落后的地區，是全國重點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難點地區。2010年，渝東北、渝東南地區的人均GDP僅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統籌城鄉發展，不僅要縮小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兩大群體間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縮小以主城為代表的“大城市”與渝東北、渝東南為代表的“大農村”這兩大區域間的發展差距。只有通過統籌“兩翼”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才能真正達到統籌城鄉的目標。城鄉均衡的經濟增長才是減輕貧困的最有效的動力，縮小城鄉差距才會提高整體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14]。伴隨著重慶經濟的發展，各種效應（聚集和回波、擴散和涓滴）綜合影響著城鄉收入差距，既可能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也可能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3.1 分析方法與模型設定

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收入、教育、醫療、保障等眾多方面，但歸根結底體現為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慶市區域經濟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時，本文以城鄉收入比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地帶間經濟差距的人均GDP泰爾指數設定為解釋變量。考慮到隨著地帶間經濟差距的變化，聚集（回波）效應與擴散（涓滴）效應可能交替變動，故引入區域經濟差距的二次項，考察城鄉收入差距是否呈現倒U型的變動軌跡。眾多研究已經證實，城鄉收入差距還表現出隨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故將人均GDP及其二次項作為控制變量，代表經濟發展水平。

對于模型設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穩妥性，我們選取對數模型。對數模型的優點在于它反映了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變動的關系，所要估計的結構系數恰好是變量之間的彈性系數，反映了被解釋變量增長與解釋變量的增長間的關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慶市直轄以來經濟增長及其重慶市“一圈兩翼”地帶間經濟發展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此選擇對數模型是合適的。計量模型結構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殘差項；Dis代表城鄉收入比，描述城鄉收入差距；Pgdp為人均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Tb為地帶間的人均GDP的泰爾指數，表示地帶間的經濟差距；Tw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爾指數，表示全市整體的經濟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帶間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體經濟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樣本期間選擇1998-2010年，原始數據來源于1999-2011年《重慶統計年鑒》。

3.2 實證結果與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進行模型估計，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見表2。

模型（1）和模型（3）顯示，地帶間和全市人均GDP的泰爾指數的二次項系數為負且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一次項系數為正且顯著，反映出城鄉收入差距隨地帶間和全市經濟差距的擴大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特征。這說明重慶市在經濟高速增長拉動地區間差距的同時，盡管引起了經濟出現聚集和極化效應，但經濟聚集和極化效應小于經濟擴散和涓滴效應，一方面由于近年來重慶市通過“一圈”對“兩翼”的幫扶、財政向“兩翼”的傾斜、在“兩翼”地區建設農戶萬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資本的大量進入，經濟發展的成果逐步擴散和涓滴到“兩翼”廣大的農村地區，推動了“兩翼”地區的快速發展，縮

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隨著重慶市的經濟發展，“兩翼”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轉移，從而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力和人均資源擁有量，而且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將城市務工所得寄回家鄉，都促進了農民增收，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在“兩翼”地區不斷發展過程中，“兩翼”地區內部差距也逐步擴大，尤其是渝東北地區內部極化效應自2006年以來逐步凸顯（見圖3），這主要還是歸因于各種促進“兩翼”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政策開始發揮作用，“兩翼”大農村地區在經濟上獲得發展的同時，必然會應遵循比較優勢和非均衡發展戰略，“兩翼”內部也會通過極化和回波效應拉動經濟差距，但這樣的經濟差距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過程，這樣的差距對于“兩翼”貧困地區而言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現了“倒

U型”拐點，也正在于“兩翼”地區在隨后的時期內獲得了較好的發展。

模型（2）和模型（4）將人均GDP及其二次項作為控制變量引入，回歸結果一次項與二次項系數符號一正一負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城鄉收入差距也隨著整體的經濟的發展而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特征。這也可由重慶市1998-2010年人均GDP與城鄉收入差距散點圖中所驗證，雖然散點圖的變化趨勢比較平緩，但依然呈現出倒U型變化趨勢（見圖4）。

4 結論與政策含義

理論上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通過聚集回波與擴散涓滴效應的變化，進而影響城鄉收入差距?，F實中對應某一地區經濟發展的聚集回波與擴散涓滴效應孰大孰小難以完全確定，所以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具體效應須由實證分析給出。計量結果表明，重慶市城鄉收入差距隨地帶間和全市經濟差距的擴大以及整體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特征，該結論對于推動重慶市持續、健康發展，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具有啟示意義。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在注重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繼續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通過擴大區域間經濟技術合作，實現區際間優勢互補。切實建立起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長效機制，使以城市經濟為主的“一圈”去反哺“兩翼”地區的農村、農業和農民，通過促進“兩翼”地區知識、技術、資本等要素的積累以及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的動態變化來不斷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兩翼”經濟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

二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并正確認識政府的作用。市場機制具有一定促進地區間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的作用，但市場機制不會自動縮小地區差距，市場競爭會加劇兩極分化，使得發達地區的發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區則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應會大大超過擴散效應，擴散效應的發揮則取決于不發達地區的自身條件，因此政府必須在縮小地區經濟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區的產業發展，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區間經濟差距過大。

三是要繼續實施城鄉統籌戰略，打破城鄉制度性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注重財政向農村地區居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的傾斜，尤其是“兩翼”落后地區，要努力提高這些地區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質量，逐步實現城鄉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使更多的農民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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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

一、引言

改革開放前，農村創造的大量財富用來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由于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限制了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造成我國農村居民收入長期處于低水平，使得我國逐漸成為顯著的城鄉二元結構。國家投資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城市經濟發展快，收入相對較高；而農村創造的財富大多用來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因而農村居民收入整體較低，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著差距。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一文知：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為3.23：1，是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序列PGDP、UI、RI趨勢圖

從圖可以看出，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城鄉收入差距也在不斷增大，那么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關系。而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若城鄉收入差距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就應在保證城鎮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保持城鄉協調發展；若城鄉收入差距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應重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城鄉收入差距基本合理，以帶動城鄉經濟的共同發展。

因此研究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本文采用協整檢驗，從嚴格的單整檢驗開始，驗證經濟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依據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確定經濟增長是否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存在影響作用，再用EG檢驗進一步驗證。如果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則可以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修正機制，以驗證經濟增長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是否存在質的不同。

二、樣本與數據

本文采取1978-2012年的年度數據作為樣本。為了消除數據的異方差性，人均GDP（記為PGDP）、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記為URI）進行對數轉換。轉換后的變量分別記為LNPGDP、LNURI。（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2）

三、實證研究

1.數據的平穩性檢驗（ADF）

經計算LNPGDP與LNURI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997，呈高度相關，故不能直接擬合回歸模型。根據EG協整理論，同階單整變量之間才可能存在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因此，要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應當進行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ADF法對LNPGDP、LNURI 這兩個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方法為：

表1 各序列的ADF檢驗

由表1可知，LNURI和LNPGDP都是一階單整的，它們之間應該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兩者之間應該存在一個長期的穩定關系。

2.協整檢驗

在計量經濟研究中，協整檢驗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回歸殘差的EG檢驗；另一種是基于回歸系數完全信息的Johansen檢驗。本文主要采用EG檢驗。

（1）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表2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LN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URI”的原假設，即LNPGDP是引起LNURI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可知經濟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一個單向因果關系。

表2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LNURI）與經濟增長（LNPGDP）間的協整檢驗

EG檢驗是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所以檢驗一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是一個平穩的序列。

本文借助于計量經濟學建模的方法，采用最小二乘估計（OLS），由Eviews7.0得出方程：

協整檢驗就是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為平穩性的序列，對殘差進行了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表3 殘差的ADF檢驗結果

由表3可知，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說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LNURI）與經濟增長（LNPGDP）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失衡，為了增強模型的精度，進一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變化聯系起來。最終得到方程為：

由上述結果可知，城鎮居民收入不僅取決于經濟增長的變化，還取決于上一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均衡水平的偏離。

四、 結論與政策性建議

1.實證研究的結論

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協整理論等分析方法，研究了經濟增長對城鎮及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機制。分析結果表明：人均GDP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協整關系顯著?？芍航洕鲩L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長期線性均衡關系。

人均GDP的當期波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當期波動調整幅度很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GDP每增長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相應增長0.9808%；但上期誤差et-1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當期波動的單位調整比例為0.7747。

因此，經濟增長是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動的直接原因。從長期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水平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漂移而均衡波動.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2.政策性建議

（1）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

一般情況下，新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時間，在此之前，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繼續擴大的趨勢。如何快速有效的找到方法以弱化、消除原有發展戰略及其相關政策的慣性，盡可能達到城鄉居民共同富裕，是解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主要途徑。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

農民是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和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也是我國低收入階層的主體。因此，提高農民收入有助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一要創造條件，給農民提供增加市場收入的機會。二要為農村勞動者創造平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為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服務。

（3）加快戶籍、土地制度改革，構建城鄉一體化

戶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人力資源的流動及合理配置，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因此要促進農村人口在城鎮落戶，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待遇，保障農民工進城；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并按市場規則對征地農民進行合理補償。

參考文獻：

[1]趙麗.我國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