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1 09:57:31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貿易自由主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在國際貿易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個國家為了確保自身健康、長久發展不斷調整戰略,應對國際市場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在國際文化貿易體系中,文化貿易額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勻,其中發達國家的比重為3/4,發展中國家占不足1/4,轉型經濟國家所占份額甚微。發展中國家文化產品的進口額遠低于發達國家。文化貿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間稍有變化。從2005年起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世界文化產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漸減小,表現在出口份額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比重開始穩步上升。以中國為例,在進口額度上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比重較小,這便加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處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發展中國家,又一時無法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經濟的特殊性決定了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發達國家集中著當前的國際文化貿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國一枝獨秀地引領者國際文化貿易。之所以國際文化貿易中自由貿易與捍衛文化這兩種理論具有很大的爭執,是因為貿易格局嚴重失衡成為文化貿易領域最突出的難題,而全球文化產業結構的變動又直接地導致了貿易格局的失衡??傮w上來說,在國際貿易體系的整個脈絡中保護主義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是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分支。下面從文化貿易學的理論、發展歷史為基礎對文化貿易保護和文化貿易自由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國際貿易理論簡介
(一)古典的貿易保護主義
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生和發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也稱作“商業本位”)和重農主義(Physiocracy,也稱作重農學派)的誕生。這兩種理論導致了歐洲各國的資本開始大力擴張。斯密作為絕對優勢理論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貿易保護主義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特殊條件。首先,在內部需求上來看,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國內產業發展對資本積累具有很大需求。這為古典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提供了歷史的時代背景;其次,從外部市場需求來看,對海外的市場就當時的歐洲各國而言,并未認識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產品可以自給自足;再次,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穩固,為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帶來繁榮,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為發展現代工業積累財富;最后,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看各國貿易往來較少,沒有形成一個完整、規范的國際貿易體系,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各國分工程度較低,替代性和互補性不強。由此各國把重點放在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用貿易保護的理論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將積累的資本用于國內的經濟建設,最大限度發展國內經濟產業。這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貿易保護。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貿易自由主義
自由貿易思想的出現和發展經歷了以下的過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貿易思想的人。李嘉圖( Ricardo,1817)在絕對成本(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赫克歇爾(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終提出了H-O理論。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具體體現。各國應該遵循貿易政策,即重視市場在貿易中的作用這也承認保持了國際市場的自由。在自由資本主義盛行時期形成了自由貿易基本思想,由于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為資本主義工業帶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擴大了生產的規模,產量也不斷擴張。貿易保護理論開始逐漸地阻礙了貿易發展,約束了經濟自由。為了宣揚自由貿易的巨大貿易利得,李嘉圖便以比較優勢的理論來駁斥保護主義。在北歐的一些國家由于資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體系為基礎創立了他們理論的基礎框架。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是在國家立場上而形成的理論產物,這便是同正義主義或者博愛主義最大的差異。
通過對以上兩種國際貿易理論歷史演進和現實爭論的回顧,可見“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進行分析的。各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切實利益和具體政治經濟現狀來制定貿易保護或者貿易自由的貿易戰略。因此很難單純地規范判斷兩者的“好”與“壞”,只有“保護”多少、“自由”多少之分。“保護”和“自由”如若拋開國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論上便是不切實際的和虛幻的。
二、國際文化貿易的現狀
(一)國際文化貿易的大背景
當今文化滲透文化強權問題較為明顯,持有強勢文化的發達國家對文化貿易開展相對滯后的國家及地區帶來的威脅更為學界所普遍公認。隨著全球化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深入,強勢文化裹攜著異質化的、充斥著西方意識形態的、夾雜著作者的主觀思考和理念涌入發展中國家。這讓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業創造者們不自覺地產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機感并要改變被入侵國的價值觀念。
在西方強勢文化中,美國的負面影響最為明顯,影響范圍之大涉及明顯身處弱勢地位的國家和地區,同時還包括一些在文化貿易領域發展較好的國家。鑒于這種趨勢愈發明顯,許多國家和地區逐漸認識到“文化例外原則”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則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襲而制定的一種政策。“文化例外”這個詞最早源于上世紀90年代初,在關于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中,法國人敏銳地意識到國家和民族文化獨立的重要性,堅決而果斷地提出反對把文化列入一般貿易。①
加拿大是較早在文化例外原則方面對美開展行動的國家,加拿大在此領域里危機感一直很強,擔心本國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視為一般的國際貿易品,要將文化與其他傳統貿易區別開,并制定相應的細則,對文化例外的堅持最終有了積極的結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其中規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內容。如免除文化產業產品的關稅,如照相機、磁帶、樂器、攝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國公司因為資本的國別限制,不得不將資產出售給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場價格收購;加拿大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版權委員會,制訂了相應的繳費制度來解決當加拿大的有線電視臺和廣播公司轉播美國的節目時,加方要支付版權稅。②隨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與美、加兩國一同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其間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則。之后以此為范本在與智利等拉美國家簽署貿易合作協定時,也都加入類似條款。
文化例外原則的作用雖被廣泛肯定,不過文化貿易的形式依舊在不斷發展更新,因此相應的理論也需不斷調整校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就在這種挑戰和變化中,我國于本世紀初也加入了世貿組織,當時我國業界人士對其普遍表現出擔憂和恐懼,文化領域更是一片憂慮之聲。但是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努力與改變,之前的擔憂并未成為現實,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經歷住了國際市場的考驗,并在國際文化產業中贏得一席之地,中國文化產業蒸蒸日上,引領者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國際浪潮中乘風破浪。
中國的文化貿易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確經歷著嚴峻的考驗并受到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中國文化貿易在全球的比例經歷了一個由逐漸降低轉為逐漸上升的V型的發展走勢。尤其在電影產業方面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電影的進出口逆差也經歷了由逐步擴大到逐步縮小的發展趨勢。我國的文化貿易經過了一個波動的過程不僅在全局上還是從某個局部中我們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前進。所幸波動幅度不大,這也使得我們更樂觀,積極地去應對更多的挑戰。在中國入世初始,我們維持了比較高的文化貿易壁壘,對那些最易沖擊我國文化產業的貿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競爭力的文化部門,我們做出的承諾很有限,且大多附帶著一定的條件,這些保護的措施起到了緩沖作用,以備接下來更好地應對更多風險。
在中國,出版單位和影視攝制單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貿易壁壘主要針對的對象。在自由貿易中,文化領域的壁壘通常來源于監管,對報刊雜志、圖書、電影電視都是從源頭上就開始監控,在體制上設立出版社對其監管,同時利用國有化的媒體、宣傳機構、行業組織共同組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絡對文化產業進行控制。
(二)中國文化貿易壁壘的實際效果研究
在我國現有的文化管控體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進的方面,如不成體系、管控部門散亂等問題都沒能找到有效的改進辦法。如與文化有關的的部委多達4家(文化部、宣傳部、新聞出版局、國家廣電總局),加之省級以下的文化部門實為繁雜,不利于形成系統、統一部署。同時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傳媒技術的發展,網絡新媒體逐漸取代傳統宣傳方式,博客、微博等為我國監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由于我國的文化管制主要針對傳統媒體進行,對新媒體的監管并未及時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體龐大的受眾群也逐漸吞噬取代了傳統媒體,導致文化管制的“盲區”越來越大。新媒體最大的目標受眾群是廣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產品對青少年的思想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這也是我們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傳統媒體監管方式并不能完全應用到新媒體的管理中,這就難免造成管理上的錯位。
我國文化貿易一度出現內憂外患的處境,這是由于我國的文化貿易壁壘在應對新媒體出現的時候并未及時作出應對措施,監管方式和保護壁壘尚未堅固,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受到外國傳媒集團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滲透到我們的核心陣地—廣播影視、圖書報刊、互聯網、音像這些傳統媒體中,他們切入中國文化市場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歸納為前期鋪墊和滲透??梢?,中國建立的文化貿易壁壘仍然留下來某些缺口,在應對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我們不但要做好保護措施更要積極地應對一切可能存在的隱患,及時處理各種問題并作出相對的措施,出臺政策,允許一定的條件下的中外合資與合作。
三、基本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見,單純地進行貿易保護或者貿易自由都無法給世界市場中的各國帶來貿易共贏,各國都是以本國最基本的利益作為基本出發點。世界各個經濟體都都是尋求各自利益并不斷調整實現財富的手段,這就使得在一個階段做出的保護措施到下一階段未必能夠同樣適用,需要適時地格局國際環境和所處階段作出調整。沒有長久的保護主義也沒有完全的自由主義,發展中國家為形成穩固的產業基礎制定一些列貿易保護措施對產業中薄弱、落后的環節適當地進行保護,以此促進產業健康,迅速發展。這種保護措施的確保證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文化各領域穩定發展,同時也對發達國家造成了一定的競爭壓力。發達國家也積極應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貿易壁壘,并在缺口中突破,尋找一切可利用機會進行滲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暫時的,保護是永遠的。貿易自由盡管一直被世界各國倡導,但貿易保護不可能徹底消除。任何國家都無法僅僅用貿易保護的措施去應對國際貿易市場的競爭與挑戰。發達國家也只是其保護的范圍、程度上較小地運用貿易保護的措施。各個國家如今想要在國際市場中健康、快速地發展,就要在機遇與挑戰中及時地做好應對措施,貿易保護主義亦或貿易自由主義都是為應對國際貿易市場競爭所產生的理論基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兼顧國內、國際經濟政治的具體條件實施調整戰略,在國際貿易市場中乘風破浪。(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廣播影視學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國際文化貿易中文化保護所面臨的局限性,?張斌,湖北社會科學,2011.3
參考文獻
[1]張斌.當前的國際文化貿易格局之研究,學術論壇,2010(4)
關鍵詞: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廣東;東盟
20101年1月1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如期全面建成,這是中國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在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國家已經簽訂了三個主要協議,即《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根據協議,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六個老成員(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文萊)間的93%貿易商品關稅降為零,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中國與東盟四個新成員(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則將在2015年實行零關稅。同時根據協議,中國與東盟之間不僅在要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還要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這將進一步深化了中國與東盟經濟關系。隨著自貿區內生產要素流動障礙的減少和消除,自貿區的市場會進一步擴大。這種市場范圍的擴大會促進企業生產的發展,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享受規模經濟的利益。此外,區域內資金、技術、商品的流動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業優化配置要素,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可便利投資者根據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重新安排生產布局,尋找更有效率、更具競爭力的合作伙伴,從而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
一、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貨物貿易的影響
《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于2004年11月簽訂、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實施,共有23個條款和3個附件?!敦浳镔Q易協議》規定,除已有降稅安排的早期收獲產品外,其余的全部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在正常產品中,產品又分為一軌產品和二軌產品兩類,區別是二軌產品在取消關稅的時間上可享有一定的靈活性。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在按降稅模式降到5%以下時,可保持不超過5%的關稅,在比一軌正常產品更晚的時間降為零。對中國和東盟六國,應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對東盟四個新成員,應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但是,二軌產品的數目有一定限制,中國和東盟六國的二軌產品不得超過150個六位稅目,東盟新成員二軌產品不得超過250個六位稅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軌商品實現了零關稅,加上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獲產品,至此,中國一東盟之間實現零關稅的商品比重約為93%,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這對于廣東來說,將產生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貿易壁壘的消除會帶來貿易創造效應,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擴大自由貿易區除了要求削減關稅外,而且還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關稅壁壘,這樣,雙方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比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對方市場,部分原先不可能發生的貿易被創造了出來,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廣東與東盟不同國家在不同結構產品上具有互補性,雙方都從貿易擴張中獲益。
2005年,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協議》開始實施,并啟動降稅進程,這對廣東與東盟的貿易擴大帶來了積極的效應。2005~2008年廣東對東盟出口增速分別為24.9%、26.7%、39.8%和20.3%;同期,進口增速分別為10.0%、16.4%、20.3%和7%。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但2009年前9個月廣東對東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長,進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進口降幅水平。
但是,貿易規模的擴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這次實現零關稅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達到5%或以下(見表2),在自由貿易區建成后稅率相對降幅也不是特別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貨物貿易規模的提高。二是因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各自都規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進口額不超過各自進口總額的10%。中國提出的敏感產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膠、棕櫚油、部分化工品、數字電視、板材和紙制品等;東盟國家則提出了橡膠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紡織品和服裝、鋼材、部分家電、汽車、摩托車等敏感產品。而廣東的出口優勢主要分布于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這些恰好是屬于東盟劃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廣東刺激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的擴大,但長期看,隨著零關稅覆蓋面越來越廣,貿易創造效果也越來越大。
(二)優化出口結構,減少對發達國家的市場依賴廣東與東盟貿易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廣東優化出口結構。目前,廣東出口產品中19.1%依賴美國市場,15.6%依賴歐盟,只有6.1%輸往東盟。由于受到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廣東產品常常受到歐美不少國家反傾銷、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貿易壁壘的限制,貿易風險很大。與東盟貿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廣東產品拓展市場空間。雖然短期內東盟難以替代歐盟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會提高。同時,東盟國家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有利于廣東的產品規避反傾銷風險。而且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可改變原材料進口地、加工地,減少貿易戰。
(三)廣東在資源類商品、農產品、機電產品方面的貿易逆差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從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廣東與東盟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廣東與東盟的貿易逆差累計額達1007.13億美元。從主要貿易國別看,馬來西亞是廣東與東盟貿易中的最大逆差國,累計逆差446.89億美元,占廣東對東盟貿易逆差總額的44.37%,其次是泰國,累計逆差305.88億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賓,累計逆差254.26億美元,占25.25%。廣東與印尼貿易的多數年份是逆差,累計逆差57.09億美元,占5.69%,但2008年與印尼的貿易實現了順差3.36億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資源稟賦差異使得自然資源匱乏的廣東從東盟國家進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膠、石油等資源密集型商品。第二,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上具有競爭優勢,使得廣東的農產品逆差擴大。第三,廣東的加工貿易方式所導致,廣東處于國際產業轉移鏈的下游,即發達國家將部分產業首先轉移到東盟國家,然后再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廣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將在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珠三角地區,使廣東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世界性生產基地,由此形成了廣東從東盟逆差方式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再以順差方式出口到美國、歐盟等國家、地區的格局。
廣東正在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對東盟資源型產品和電子元器件產品需求日益增長。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我國降低關稅同樣對東盟各國產生出口刺激作用。未來資源短缺的廣東會進一步擴大對這些國家石油、石化、木材、紙漿等產品的進口。此外,東盟國家也會繼續發揮農產品優勢,如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咖啡、棕櫚油、椰子油、榴蓮等,廣東是進口較多的省份。
二、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廣東——東盟服務貿易的影響
2007年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斗召Q易協議》是規范我國與東盟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和處理與服務貿易相關問題的法律文件。根據《服務貿易協議》規定,中國在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筑、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服務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向東盟國家做出了新的市場開放承諾,具體包括進一步開放上述服務領域,允許對方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內容。東盟各國也在其WTO承諾基礎上做出了新的開放承諾。《服務貿易協議》的實施會對廣東產生以下影響。
(一)有利于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增強競爭力,擴大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協議》的制度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市場開放承諾都高于WTO,這有利于進一步拓展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增強競爭力。目前,廣東與東盟各國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服務業、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成為必然選擇。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研究,當人均收入達到2000美元以上,經濟進入工業化后的穩定增長階段,進入“高額消費階段”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過第二產業,而且第二產業內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技術先進的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經濟增長出現平穩的趨勢。廣東與東盟老成員之間的人均GDP都超過2000美元,正是服務業大發展的時候,這無疑會給雙方的服務提供者帶來好處,促進服務提供商的合作。廣東與東盟各國的服務貿易也將有望大幅增長。特別是雙方在貨物貿易和其他產業領域的投資不斷增加,必然進一步增大對物流、金融、保險等服務的需求,會給雙方的服務貿易帶來新的機遇。
(二)廣東可能在與東盟的服務貿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關于廣東與東盟在服務貿易上的數據比較難以搜集,但在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上,東盟大多成員好于廣東,在相互開放市場準入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廣東的服務貿易也存在逆差。根據廣東統計年鑒的數據,2008年,廣東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42.9%(詳見表2),而根據東盟秘書處的數據,東盟成員中除文萊、老撾和緬甸數據不詳,越南和柬埔寨的數據低于廣東外,東盟其他5個成員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廣東,其中新加坡高達68.2%,居于領先地位;馬來西亞為53.5%,菲律賓為49.2%,印尼44.3%,泰國43.2%。目前,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尤其是服務外包方面,東盟各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雖然《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區的服務業比重達到53%,而且廣東政府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廣東的服務業競爭力也將提升,但廣東與東盟的服務業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
三、中國一東盟投資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投資關系的影響
在2009年8月15日舉行的第八次中國一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為中國與東盟各國間相互投資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標志著雙方成功完成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談判,為2010年建成中國一東盟自由區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锻顿Y協議》是要在中國一東盟之間“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競爭的投資體制”,促進雙方區域內的相互投資。因此《投資協議》提出了用“投資促進”的方式來實現“投資便利化”。所謂的“投資促進”就是鼓勵中國與東盟組織投資促進活動,比如每年一度在廣西舉行的投資促進活動,以后可能還會在中國和東盟各地增加各類商貿配對活動。《投資協議》還比較明確地規定了“便利化”的具體措施,要求中國和東盟間在四個方面開展投資便利化合作:(1)為各類投資創造必要環境;(2)簡化投資適用和批準的手續;(3)促進包括投資規則、法規、政策和程序的投資信息的;(4)在各個東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資中心,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營業執照和許可發放的支持與咨詢服務。據估計,《投資協議》生效后,中國與東盟的相互投資將有望增長60%。《投資協議》的實施將對廣東與東盟的相互投資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有利于廣東吸收更多的東盟國家投資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在改革開放初期,東盟就開始了對廣東投資。根據2009年廣東統計年鑒有關數據,1979~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累計4021宗,合同金額129.9億美元,實際投資74.4億美元,實際外資利用率57.4%,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520億美元)的14.3%,占同期廣東吸收實際外資總額3.48%。盡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實際投資額仍增加到7.69億美元,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的13.9%,占當年廣東吸收實際外資額的4.01%(詳見表3)。2009年1~10月,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92宗,合同金額2.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1%;實際投資5.8億美元。目前,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廣東吸收外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地。
目前東盟十國中,除了老撾之外的九個國家都對廣東進行了投資,但投資額仍然主要來自東盟老成員。2002~2008年,新加坡對廣東實際投資58.19億美元,占東盟對廣東投資總額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萊,占6.32%,馬來西亞占7.79%,泰國占6.91%,印尼占4.62%。
廣東與東盟各國在自然資源和產業結構上各有所長,產業互補合作有較大的空間。東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子電器、石化、汽車等產業,以及金融、航運等服務業水平較高,積累了比較先進的技術、人才和經驗,具備較強的對外投資能力。廣東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全力建設包括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在內的現代產業體系。此外,廣東還加大電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際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幾年上述領域投資將超過1500億美元,涉及200多項重點項目。大量的投資機會將會吸引更多的東盟資本前來投資。而且,廣東經濟發展快、市場廣闊,增加對廣東的投資也為東盟國家的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契機。
(二)有利于加速廣東企業投資東盟廣東對東盟投資起步晚,但是發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廣東累計在東盟設立企業162家,協議投資額達15.38億美元。其中,112家企業是在2002年后設立的,占廣東對東盟投資企業數的69.1%,涉及協議投資14.7億美元,占廣東省對東盟協議投資總額95.6%。
投資模式上,廣東資本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從最初的單一企業對東盟投資開始向設立貿易合作區、集群投資方向發展。2006年,總書記訪問越南時,確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國與越南經貿合作區,廣東省深圳市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參與中越經貿合作區建設資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在北京簽約,規劃占地面積800公頃,總投資約40億美元,是廣東在越南投資的最大項目。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作為中越兩國經貿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載體,將會帶動廣東內企業集群式“走出去”,成為廣東省開拓東盟市場,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臺。
《投資協議》的實施有利于廣東企業到東盟投資。實際上,根據《投資協議》原則和宗旨,東盟國家已經紛紛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廣東的資本。如泰國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啟用為投資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資服務聯絡中心,中心由20多個政府重要部門組成,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信息與指導,并方便快捷地與政府各部門聯絡。2009年11月,當書記訪問泰國時,泰國工業部長參差明確希望廣東投資者成為該中心首批服務的外國投資者。此外,新加坡、菲律賓也建有類似的投資便利機構。
四、推進廣東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對策建議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也是東盟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它的建成將會給雙方帶來極大的期待,機遇與挑戰并存。廣東作為我國的開放前沿陣地,應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有所作為,積極推進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實現互利共贏。
(一)扶持優勢產業,提升“廣貨”在東南亞市場形象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自由化后,為廣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機遇。一方面,廣東要扶持和擴大既有優勢產品的出口,如紡織服裝、鞋類、陶瓷、燈具、鼓勵機電產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發展潛力和較高的技術含量的產業和產品,在更高層次上推動出口結構升級和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擴大“廣貨”在東盟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還應該引導企業樹立“廣貨”在東南亞市場的形象。相對于歐美日、韓國等大型跨國公司的產品,中國產品在東南亞市場被認為是低質量的象征。中國摩托車被越南人形容為“過不了兩坑水”而退縮山區農村市場。隨著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資本進入東盟新四國市場,這些國家對產品的認同觀也在發生著改變,廣東企業在開辟這些新興市場的時候不能輕視,無序競爭,不能繼續以原有的低價低質的營銷模式,要重視產品質量,要樹立好“形象”。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話題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大焦點,專家獻計獻策,有關部門也陸續配合出臺諸如上調最低收入工資標準等相關政策,并有消息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臺。
要改變扭曲的收入分配現狀,無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臺的相關政策而言,基本都圍繞職工工資做文章,這是遠遠不夠的。工資問題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微小方面,學術一點說,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體現。
工資問題是市場層面的問題。首先,政府明令漲工資無疑有干預市場之嫌;再者,漲工資不是說漲就能漲的。
我們看看哪些人能在“漲工資”的一紙令下享受到實惠。公務員可以漲、事業單位員工可以漲、國企員工可以漲,概括說,就是處于壟斷性質單位的員工可以漲。
但是,一般的民營企業則不然。正常市場環境下,員工收入與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經營效益不錯的企業,有給員工加薪的可能。但總體而言,當下的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謂是負重前行。稅負本就很重,再強行讓他們漲工資,就太強人所難了。如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背負的重壓得不到緩解,給員工漲工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簡單操作,容易引發惡劣后果。要求漲工資的結果只能是:工資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更大的不公。
漲工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說,它只是很小的一塊。說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卻將矛頭指向“漲工資”,這種做法有偷換概念之嫌,其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也掩蓋了政府不作為。拿漲工資說事,將社會矛盾轉化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矛盾,規避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不可被這樣的言論遮住眼。我們希望通過理清紛紛擾擾的現象,探求到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并邀請專家支招,探討解決之道,這是我們做本期選題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因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進行綜合性改革。
要調整收入分配不公,當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抓主要矛盾、從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否則,做表面文章,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很可能轉移了矛盾,貽誤了改革良機,致使問題越積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越發突出。
[關鍵詞] 中國――東盟 自由貿易區 統一貨幣籃子 盯住匯率制
1997年金融危機以前,東南亞國家,多采用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對穩定貿易關系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依附于美國,最終導致了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東盟國家是典型的小國開放經濟,對外貿易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運行呈現獨特的區域產業循環和分工體系,各國的聯合干預體制不健全,如采用單獨浮動制,不利東盟國家的發展,可能引發競爭性貶值。
因此折中的建立盯住統一或相近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既有助于東盟各國擺脫對美元的依賴,又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本文從數據出發,從貿易結構方面探討了在中國――東盟范圍內建立盯住相近直至統一貨幣籃子的可能性。
在眾多的匯率統計口徑中,貿易加權的有效匯率是衡量匯率對貿易影響的重要指標。相似的貿易結構能夠保證在遇到外部沖擊時,各國調節匯率的要求相近。
從產品結構上看,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貿易結構比較相似,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器產品,礦產等產品上。進口與出口的相似程度高,主要是與東南亞國家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有關。而老撾,越南則是出口初級農產品,進口工業產品。由此可見區域各國的貿易結構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不同,但相似是主要的,建立盯住統一籃子貨幣對中國,新加坡等國的好處比較大,而老撾,越南則可能存在較大困難,應當延后加入。
從區域結構看,東南亞國家的貿易以美國,日本,韓國為主要對象,區域間的往來貿易并不發達。一方面,區域貿易不發達,減少了建立盯住統一貨幣籃子的收益,降低了各國參與貨幣合作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東南亞地區的區域貿易仍有很廣闊的前景。加強區域貿易合作,通過建立穩定的金融環境,促進區域貿易的發展不但能夠提高區域內資源的有效配置程度,提高成員國的福利,也能提高區域內各國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的地位,避免惡性貨幣貶值和價格競爭,改善各國的貿易條件,還能提高區域各國聯合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
綜上,要在中國――東盟建立盯住相似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各國在經濟形勢,貿易結構,匯率波動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是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不斷深入發展,各國經濟合作程度的不斷提高,區域金融合作的要求將不斷提高。構建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平穩穩定的發展,是符合各國發展要求的。事實上,可以讓發展比較相似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些國家先建立貨幣合作組織,共同盯住相似籃子貨幣,建立貨幣合作關系,協調相互之間匯率的波動,限制相互之間匯率波動的幅度,并逐漸減小這一幅度,最終達到統一。中國作為亞洲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應當積極的加入到這一進程中來,并且應當起到與政治,經濟地位相一致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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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年屆不惑的新加坡著名現代女作家尤今,成了目前中國大陸最走紅的海外華文作家之一,她以40多部等身著作而受世人稱譽,而她教育子女的獨特方式也同樣被傳為美談。尤今有二男一女三個孩子,她都很疼愛,且愛得不尋常。為了孩子的未來,尤今不惜充當“嚴母”的角色。她的大兒子上小學一年級時。有一次說要10元錢去買課本,結果又把錢花在別的事上,尤今發現,異常生氣,狠狠地教訓了兒子一頓。好心的朋友為此對她說:不就是10元錢嗎?”尤今語重心長地說: “這不僅僅是10元錢。今天教訓年幼無知的他,是為了挽救明天茁壯成長的他!”
對正在上中小學的三個孩子,在學習上尤今都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完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與眾不同,她是一不請補習老師,二不搜書包檢查作業,三不陪讀.她給孩子以完全的自由,為的是讓他們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說,只有這樣才能讓孩子認清自己的責任,學生必須對學校的課業負全責,使他們在自信和快樂中成長。她還說,也許這樣,孩子可能會因用功不足而不能成為學校出類拔萃的學生,但更重要的是教給孩子手中握有一支應付生活的長矛,使孩子學會自立和做人。
尤今是優秀教師,又是賢妻良母,她把深沉的愛獻給了家庭和孩子。她在新加坡華文中學任教5個班級200多名學生的語文,每天6節課,下了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與眾不同,她是一不請補習老師,二不搜書包檢查作業,三不陪讀.她給孩子以完全的自由,為的是讓他們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說,只課還要批改作業。她當初從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曾在《南洋商報》從事她至今仍神往的新聞工作,因為要當賢妻良母而新聞工作又動蕩不安,只好忍痛割愛執教.她每天照顧三個孩子吃完早餐,送他們上學,然后自己去上課。
下午等孩子放學回來,丈夫下班歸來,她又忙個不停了。 “我的三個孩子都非常可愛,我們在家都說英語(尤今的大胡子先生不懂華文),可是最小的9歲女兒,跟我學會很多中國成語,每當我生她的氣,她就會搬出‘人誰無過’之類的古語,知道這么一說我就不會打她了。”尤今聊起這類話題,總有母親的自豪寫在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