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治理體系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1 09:57:0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城市社會治理體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跨界社會問題；碎片化；城市治理；整體性治理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5）03-0061-05
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急劇轉型，社會問題自身的屬性和治理過程都表現出明顯的跨邊界性，各種城市社會問題相互交疊，對原有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跨邊界社會問題都不是僅靠單個部門或某一級政府就能輕易解決的。本文將具有跨行政區、跨部門、跨層級治理等特征的社會問題定義為跨界社會問題。從治理的角度而言，跨界社會問題具有四個方面的意蘊：
（一）地理空間維度：跨行政區邊界。我國地方政府在特定的行政區劃范圍內通過行使職權，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公共事務實行分層和分區域管理，每個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職能都有著嚴格的邊界。但是，在社會要素的快速流動和社會問題擴張的交互作用下，諸如環境污染、流動犯罪和傳染病等典型的社會問題開始不斷擴大其空間范圍，并跨越原有的行政區域邊界。這類跨行政區社會問題的范圍大到涉及幾個省，小到幾個鄉鎮或街道，甚至是幾個社區或村委會。面對跨行政區域的社會問題，某個行政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已經難以僅僅依靠采取單方面的行動來實現有效治理。我國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以利益為中心，片面強調行政區劃和管轄范圍，以至畫地為牢、以鄰為壑的管理思維與城市跨界社會問題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緊張關系。
（二）橫向結構維度：行政部門邊界。傳統的官僚制以專業分工、等級制和非人格化為特征，并日益發展成為支配公共行政的普遍組織形式。這種專業化分工的管理模式強調以職能為中心設置政府部門，在一個部門、一個崗位只需重復一種工作的情況下，無疑能夠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現代社會的復雜性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問題的界定、診斷和治理都將超出特定部門的權力和職能范圍。傳統的官僚制在帶來效率的同時，也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的“碎片化”問題，在我國則具體表現為部門利益導向、各自為政、多頭管理、職責交叉重疊和推諉扯皮等現象。面對跨部門邊界的社會問題，各行政部門在現實中經常出現“好事搶著管”、“難事不愿管、沒人管”的尷尬局面。“碎片化”的地方行政管理已經難以有效應對大量跨部門邊界的社會問題，成為我國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一個普遍的難題。
（三）縱向結構維度：跨行政層級邊界。以科層制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表現出對權威和信息縱向流動的高度依賴。在科層制結構中，不同層級的政府主要依賴信息的層級控制進行公共事務的管理，即信息的傳播需自上而下層層下達和自下而上逐級匯報。但是，近年來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由“點到點”的傳播方式逐步演變為“點到面”的裂變式傳播方式。不同層級政府間的信息傳播也已經從層級控制轉向實時共享，任何個體、組織或政府都難以對信息進行壟斷。傳統的科層制管理模式缺乏靈活性和即時性，在治理跨行政層級的社會問題時顯得僵硬呆板。
（四）公共治理維度：跨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邊界的共同治理。跨界社會問題的治理已經超越了政府部門的任務范圍，單從政府角度來治理社會問題往往陷入“治亂循環”的困境。跨界社會問題的治理要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一個顯著特征表現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體之間的合作治理。在現代社會，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作為公共治理主體將跨越各種壁壘和邊界，按照信任、溝通、合作的原則，構建政府―企業―社會之間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讓社會組織和企業等組織充分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和社會管理過程，整合政府、社會、市場三方資源，發揮各自優勢，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社會發育的多贏式治理目標。[1]
二、整體性治理：對跨界社會問題治理的一種理論回應
針對社會問題跨邊界性和行政管理碎片化之間持續增強的緊張關系，公共管理的研究進行了理論回應，并在各國的實踐中進行了多維度的創新，形成了以下三種主要的解決路徑：一是信息技術的路徑。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通過在政府部門運用互聯網技術，全面推動和實施跨部門、跨機構的信息共享與電子政府工程。二是組織結構的路徑。在充分尊重不同部門各自分工與專業化的基礎上，圍繞共同面臨的問題，以共同目標為紐帶，建立健全由相關職能部門聯合組成的“部際聯席會議”或者進行大部制改革。三是管理過程的路徑。公共政策的執行與目標的實現既不能依靠各自分立的政府職能部門，也不能依賴設立新的“超級部門”，而是要在不取消部門邊界的前提下實行跨部門合作，典型代表有“無縫隙政府”和協同治理等。
問題在于，以上各種改革路徑雖然都在某個側面為解決行政管理的“碎片化”問題提供了具有啟發意義思路：但是，任何單一的行政改革路徑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這迫切需要一種整合性的理論來提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問題的解決方式，它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造成的嚴重“碎片化問題”的戰略性回應。本世紀以來，為有效應對政府管理中的部門主義、視野狹隘和各自為政等問題，從而提升政府的跨部門合作能力和政府績效，滿足多方位、多元化的社會需求，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的重點已經從結構性分權、機構裁減和設立單一職能的機構向有效的“跨界”合作和推進整體政府改革的轉變。[2]
整體性治理致力于解決傳統官僚模式中的部門分立和碎片化問題，對跨界社會問題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其一，整體性治理為跨界社會問題提供了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希克斯則認為，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解決方式，它針對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強化的碎片化狀況。[3]整體性治理”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思維方式注重各部分之間的連結方式或結合方式，以及在這種結合方式中產生的新的現象、新的屬性，它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行之有效、并被廣泛應用的傳統方法。其二，整體性治理為跨界社會問題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整體性治理理論強調通過政府內部的組織、流程、技術和機制等方面的創新，建立部門間的有效溝通和協調，達成組織之間的合作共治。其三，整體性治理為跨界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整體性治理強調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組織的一體化的信息平臺，通過實現“一站式”的平臺，為公民提供跨越邊界的整體。[4]
圖2 城市跨界社會問題治理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實地調研獲取的資料繪制。
5.定期會診問題：跨界社會問題整體性治理的信息研判。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組建情況信息分析研判平臺，每月會同區維穩辦，將涉及社會穩定、城市運行安全、城區市容管理、市民需求反映等方面情況實現全方位采集、全時空匯集，形成了社會問題和信息的“月度分析、專項研判、動態預測”的分析研判和會診機制，從中梳理出各階段、各時期城市管理中市民反映最多和民生服務中市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社會管理聯動中心還圍繞政府的中心工作，把對社會問題的分析研判融入到政府工作的推進中，在復雜地區整治、民生需求服務保障、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提供準確的信息，發揮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的輔助決策和參謀作用。
6.暢通參與渠道：跨界社會問題整體性治理中的政社合作。發揮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作用是跨界社會問題整體性治理的有效措施，也是拓展信息渠道，廣泛延伸管理觸角，更有力地加強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一是組建社會管理議事員隊伍。長寧區動員和引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居委干部、地區居民、企事業職員和熱心參與社會管理的志愿者等加入到開展收集反映市民呼聲、監督評價處置情況、查找管理建議、跟蹤督促隱患整改等社會管理的工作中。二是建立健全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工作獎勵辦法。長寧區制定了《鼓勵市民參與社會管理獎勵的暫行辦法》，明確參與范圍、參與主體、獎勵程序、評獎要求等內容，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三是開發試用社會管理互動智能模塊。按照更加有利于市民參與社會管理，更加便捷地建立政社渠道的要求，社會管理聯動中心會同研發公司，開發互動智能模塊，讓市民便捷地從網絡下載軟件，建立起互通渠道。
（三）對上海市長寧區社會管理大聯動模式的評價
與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相比，長寧區的社會管理聯動模式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也是城市網格化管理在技術上的升級、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領域的延伸。它的特點在于在不打破原有管理體制的基礎上通過組織結構創新、功能整合和流程再造，從而實現對城市跨界社會問題的整體性治理。在實際運行中，長寧區社會管理大聯動模式在跨界社會問題的治理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一是實現了對疑難事項處置由“按職處置”向“指定處置”的轉變。針對公眾需求事項涉及多個部門和職能邊界模糊的情況，長寧區遵循市民利益為重的原則，采取了“指定誰、誰處置”的方式，減少了因部門職責交叉、職能重疊而出現的推諉扯皮情況。二是實現了社會管理方式由“應急處置”向“常態管理”的轉變。長寧區改變了以前社會管理具體事項應急運動式的處置模式，把聯動處置作為社會管理的工作機制固化下來，以常態化的工作格局促進社會管理的規范化。三是實現了社會服務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細化”的轉變。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的平臺全面整合區、街鎮、網格和部門的各類服務管理資源，形成以網格為基礎，以街鎮為單位，以部門為依托的工作格局，建立發現、立案、派遣、處置、核查、結案的閉環式工作流程。社會管理聯動中心在處置事件中遵守工作規范，對聯動處置形成了嚴格的評價標準，并納入到對部門的績效考核，有力地推進了社會管理的精細化和標準化。
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模式和手段，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模式也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尤其是地方行政管理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新的社會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會與原有體制不銜接，在新技術及新管理手段的應用上也會存在一些技術障礙與認識問題。例如，在社會問題的發現層面，社會管理大聯動模式主要存在市民訴求受理渠道多、受理面廣，各部門的信息系統尚未完全歸并和打通，條塊信息匯集不暢，基層多頭接受派單和指令等問題；在社會問題的處置層面，社會管理大聯動模式中的綜合類事件的處置效能不高，主動發現問題的效率和能力還有待提高；在社會管理大聯動的體系層面，區和街道兩級聯動平臺關系尚未理順，網格內資源整合和利用的效果不明顯。
（四）長寧區社會管理大聯動模式的展望：基于智慧城市的跨界社會問題整體性治理
長寧區政府于2001年提出“數字長寧”的發展戰略，又在“十二五”規劃中更明確地提出建設“智慧高地”的設想。在智慧城市建設的背景下，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的整體性治理還有更大的提升和發展空間。一是針對目前社會管理聯動工作系統不通、接口不連、信息不暢等問題，長寧區可在現有系統平臺的基礎上，建立以“三個實有”數據庫（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和實有單位）為基礎，依托社會管理聯動工作，整合視頻監控系統、GIS地理信息系統、視頻對講系統、移動通訊系統等網絡資源，建立集發現、受理、派單、管理、統計、監督等功能為一體，覆蓋社會管理各個環節的智能化的城市綜合管理信息系統。二是在社會管理聯動系統建設、平臺升級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數據標準、統一維護要求、統一信息格式，建立健全聯動單位必須統一遵守的社會管理聯動信息管理工作機制，形成“信息共享、系統共管、誠信共建”的管理格局。三是針對當前政府臨管存在多頭監管、監管職能交叉、條塊分割、溝通不暢等情況。長寧區可依托“三個實有”數據庫和社會管理聯動平臺，將食品安全監管、城市運行安全監管、企業日常管理監管等納動平臺之中，對企業單位日常經營、生產、管理過程中依法進行檢查、監管、處罰等情況進行匯集，使多部門監管、多方位記錄、多渠道反映匯集于一個系統之內，建立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基礎數據，形成政府監管的信息綜合積累，提升監管的有效性、針對性。
四、結語
本文運用整體性治理理論對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的改革實踐作了初步的理論分析和評價，可以發現跨界社會問題的整體性治理涉及體制、機制和技術等多個層面，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健全部門間、層級政府間和社會主體間的協調配合機制，實現跨界社會問題的整體性治理模式需要戰略層面的系統規劃和頂層設計。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的改革創新帶給我們的啟示意義在于：它對治理過程的優化是在未對現有的行政體制進行大規模手術的基礎上實現的，這也避免了改革的阻力，這是一種系統內的技術整合和流程再造。但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實踐的深入推進，它也必將遇到原有體制內政府部門利益化沖動和部門間合作文化缺失的阻力，這將影響社會管理聯動中心整體性治理的長期效果。
作為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區之一，長寧區擔負著成果推廣和經驗擴散的責任，長寧區社會管理聯動中心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作出改進：首先是加強頂層設計。在長寧區區級層面，不僅區委、區政府要對社會管理聯動的改革進行常態化的溝通和協調，以使各個部門能步調一致，而且也要形成區和上海市政府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在更高層面達到條和塊的協調以及部門間信息技術標準的統一。其次是構建合作文化。在長寧區社會管理大聯動的運作過程中，共同價值觀、參與、信任與團隊合作文化的培養和塑造仍然是一項十分重要任務。再次是提升干部的素質和能力。地方干部要有更加包容的心態和開放的思維，不斷提升運用新媒體吸納和整合民意的能力，這些都是地方干部在實現城市跨界社會問題的整體性治理中必備的素質和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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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湯姆?克里斯滕森，皮爾?格雷德.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作為一種新趨勢的整體政府[J].中國行政管理，2006（9）.
[3]Perri6.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New York： Palgrave， 2002.p48.
[4]竺乾威. 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8 （10）.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n Cross - border Urban Issu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in Changn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Jiang Junji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mov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opulation， the cross-border social issues are springing up constantly， and beginn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to adapt to this new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rigid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l.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responds to the tension between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of Changning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 cas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o explore the model and path of how to address the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also evaluates the Changning model at the end.
篇2
這個聽起來頗有些烏托邦的造城計劃不乏合作者，新希望的劉永好、巨人的史玉柱和遠大的張躍，都踴躍參與其中。然而，烏托邦的夢想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前馮侖已經折戟廊坊。當初，他把視線先放在有著“北京后花園”之稱的河北廊坊，事實上在立體城市這個設想提出后的最初兩年里，幾乎關于萬通的所有新聞報道，都是以“廊坊”為主角，但到后來，該項目卻以夭折告終。據知情人士透露，廊坊計劃的失敗原因在于后期與政府協商不妥，導致政策扶持不夠而失敗收尾。相關立體城市研究專家認為，城鎮化過程中，企業是導演、政府是監制，政府應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支持城市化發展的新興模式，涉及到具體事務則由企業來運作。國際人士也曾表示，立體城市的完善有待社會體系的支持與進化。比如要把酒店大堂挪到40層，開始總要讓地方政府先接受這一觀點，否則接下來的建設根本無法實施。
隨后，馮侖帶著國內立體城市的計劃，陸續進入成都、西安、溫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口號提出已有近5年時間，但立體城依舊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它比起東京和紐約寸土寸金、結構密實的超高容積高樓大廈，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簽樓“，至今仍沒有具體產品面市。
安徽建工學院教授姜認同立體城市“打破城市功能區”的理念，認為這一理念有助于解決“城市建設攤大餅”問題。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姜認為如果真的按照現在宣傳的方向打造，馮侖版的立體城市操作性存在問題。從建筑學角度來看，這 3個問題體現如下：一是消防；二是交通組織，包括垂直交通和水平交通；三是日照和通風條件。
篇3
關鍵詞：市政工程造價；全過程控制與管理；造價控制；分析體會
市政工程是在城市建設中，由政府規劃建設的旨在為居民生活、工作提供更多便利，促進城市健康長遠發展的人民公共項目，包括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橋梁交通工程、城市地下排水工程等。市政工程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城市的有序發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同時，市政工程還承擔著促進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任。隨著近年來我國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各個城市都投入了較大的財力進行市政工程項目的建設工作，因此對于市政工程建設中的造價控制與管理已成為實現市政工程建設良性發展的重要課題。全過程造價控制與管理技術因其在工程造價控制方面的優勢，能有效的把整個工程的建設費用控制在成本預算內，已成為目前實現市政工程項目建設常用的造價控制方法，并在實際應用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一、投資決策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
長期以來，我國在市政工程建設上造成的最大浪費在于在市政工程的決策階段沒有做好整體的管理和控制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對工程造價的預算設計往往是在工程設計圖紙確定之后，因此在相關成本預算中忽略了前期設計的成本。根據相關調查顯示，前期決策對于工程造價的影響高達95%以上，而初步設計對于工程造價的影響也達到了75%以上，工程技術設計則可造成對工程造價35%的直接影響。由此可見，在工程前期決策階段就開始進行全過程造價管理的重要性。如果在這一階段忽視了對造價管理的前期控制工作，必然導致在后期的設計、建設、管理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最終造成建設成本失控，必須不斷追求資金支持。很多實例都驗證了決策階段進行造價控制與管理的重要性，很多市政工程成本結算時超出成本預算，最終都被證實是由前期投資預算方面的偏差造成的。
針對這一問題，在工程決策階段就必須把好成本造價的控制關，在具體實施方面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針對工程的類型和特點，結合以往的類似工程經驗，充分發揮工程建設相關部門和單位，對工程項目進行大膽設想，結合工程的設計用途、所處位置，以及具體的功能要注，對工程建設實施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保證在工程項目決策階段就將成本預算偏差降到最低。
2、工程項目建設的各個相關部門和單位，應本著嚴謹的工作態度，針對工程建設的各個環節，進行多種實施方案的設計工作，通過全方位的比較分析，結合工程項目需要達到的社會、經濟效益，選擇出一個最佳的建設方案。
二、設計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
工程項目的設計可以說是整個工程的靈魂，這一階段的工作決定了工程整體的成敗。市政工程項目的設計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問題，比如設計質量應符合國家的相關標準規定、相關設計必需滿足工程項目各項功能的要求、設計工作還要體現出對市政項目經社會經濟效益的體現等。最重要的，工程的設計直接決定了整個項目的投資規模。因此，這一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必需著重注意以下幾點：
1、組織工程項目相關的各個部門和單位，對相關設計方案進行全面論證，做好項目應用價值的分析，從而選出最有利于發揮市政工程項目作用的設計方案；從技術層面做好相關技術在成本質量控制方面的經濟性和可行性，選出最科學、經濟、合理、環保的技術實施方案，在保證工程質量的同時，最大程度的降低工程成本。
2、在工程設計階段，就需要對工程所需建筑原材料進行市場情況分析，根據國際標準和市場報價，結合工程質量標準要求，選擇最具性價比的原材料進行購置安排。
3、在設計審核過程中，需按照國家相關標準對設計進行嚴格的工程造價控制，針對滿足設計要求之外的設計需對其合理性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考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費。
4、利用項目經濟責任制將設計相關的責任落實到具體設計部門和個人，以此保證工程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避免因設計方面的問題對整個工程的造價造成不良影響。
三、招投標和施工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
為保證工程施工工作的順利開展，相關的招投標工作應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對于工程的造價管理，在招投標的過程中，應體現了政府的廉政建原則，通過規范的招標程序選擇最合適的施工企業進行工程的具體施工建設工作。這一階段的工作對于保證工程質量、降低工程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合理的成本控制和科W的技術投入是保證工程的建設進度的基本條件。在完成了招投標工作進行合同簽訂的過程中，需對合同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書面的明確，尤其是在施工費用發放方面，雙方應形成具體的規定和責任劃分，并在工程施工階段積極落實相關內容，保證工程建設嚴格按照合同規定進行，將可能影響工程造價的不確定因素盡量控制到最少，使所有環節的技術施工、成本費用具體化保證工程的順利施工。在這一階段進行成本控制和管理，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在市政工程的工程施工成本預算中，有70%都用于材料的采購，也就是說對材料供應費用進行合理控制是施工階段實現有效的成本控制的關鍵。因此，在施工過程中應加強對施工原材料的選購和使用管理，通過專門的負責人對施工階段每個環節的材料流動、使用成本進行詳細紀錄，是避免施工階段材料使用出現問題的有效辦法。
2、在工程建設施工期間，工程管理監督部門需對工程施工的各個環節的實際情況進行充分了解，及時跟進工程進度，結合實際的施工條件和環境，對工程施工過程中的造價管理進行結算記錄，為工程竣工階段的成本核對工作奠定基礎。
四、竣工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
工程竣工階段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工程質量驗收的基礎上，對工程的結算清單進行核對，并進行整個工程造價的結算和控制。這一階段的工作，需做到以下幾點：
1、根據合同規定，進行工程竣工的結算工作，相關審核人員需嚴格控制超出合同規定的其他費用，對于沒有在合同規定內的費用應予以扣除，對于違反合同規定的部分應進行違約金的扣除。
2、針對工程施工期間的設計變更產生的相關費用，應結合實際情況，根據相關規定對變更項目的成本進行計算，審核時需在保證項目單價的正確性的基礎上進行。
3、在進行成本驗收時，應根據招投標確定的工程單價進行嚴格的執行工作，保證投標人的綜合單價的確定不變，遇到工程變更等情況，在進行成本核算時也應嚴格執行投標單價，遇到則于建設原因而出現的清單遺漏或沒有超出誤差范圍的清單，就根據合同雙方簽訂的約定辦法進行處理。針對工程變更產生的成本，在進行審核時需提供建設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三方共同簽字蓋章的書面文件，才能將其相關成本納入成本結算。
篇4
[關鍵詞]社會組織；城市競爭力；提升
一、社會組織與城市競爭力的關系
（一）社會組織的界定
社會組織，一般指由志愿人員組成并致力于實現某種價值目標，但不以營利為目的、從事社會公共事務，處于政府和市場以外的獨立的民間組織。根據我國民間組織管理局的劃分，一般把社會組織分為三類：一是社會團體；二是基金會；三是民辦非企業單位。
（二）城市競爭力的定義及構成要素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編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把城市競爭力定義為“城市在競爭和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城市相比較所具有的吸引、爭奪、擁有、控制、轉化資源與爭奪、占領、控制市場，多快好省地創造價值、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其中為其居民提供福利是城市競爭力的最終目標。”據《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的分類，共有六大城市競爭力構成因素，分別是以企業和經濟為核心的企業素質、當地要素、當地需求、內部聯系、公共制度、全球聯系。當然，在這六大因素下還可根據不同的標準細分出更多的子因素。為突出社會組織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本文僅從社會組織在提升城市競爭力方面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即二者之間的相關要素展開分析。
（三）社會組織發展與提升城市競爭力的互動效應
根據前文界定的城市競爭力構成因素，與社會組織相關的要素包括企業素質、內部聯系、公共制度及全球聯系。其中，全球聯系又稱之為外部聯系，因此本文把社會組織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相關要素歸納為企業素質、公共制度及內外部聯系。
1、企業素質與社會組織
就企業素質而言，現代企業素質的提高不僅是企業內部需要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所致力要提高的重要方面。隨著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和行業的不斷縱深發展，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便自然而然地誕生，這是促進城市中企業的持續、規范發展的必然要求。由于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其生存發展的首要前提，因此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只顧及自身發展，實則“短視”的一些決策和行為。出于對促進企業自律、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多重因素考慮，行業協會等類型的社會組織的產生，從長遠和全局來看，無疑有益于企業和行業的良性發展。
而從提升城市的競爭力而言，企業素質的提高又處在了核心的地位。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需要通過企業的發展壯大來實現經濟能力的“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還需要發展成熟的行業協會對轄區內企業進行引導和提升，從而實現企業的集約式發展、合理化管理組織和科學的運行，這將有助于形成和發揚企業文化，并不斷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和競爭力，最終促成城市競爭力的“質”的提升。具體而言，只有一個成熟的產業集群才能達到具備知識外溢效應顯著、產業整體創新能力較高和集群內信任機制健全，有序競爭的狀態。而一般尚未達到成熟階段的產業集群，由于缺乏有效的創新網絡，許多研發活動僅限于企業內部，缺乏集群內其他企業參與與支持以及信任約束機制的不完善等，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現象往往較為嚴重。因此，健全的社會組織網絡和成熟的社會組織發展生態對于提升企業和行業素質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視。
事實上，行業協會的出現和不斷完善，既有利于團結行業內的大多數企業，加深同行業間的相互交流，同時還有利于歸納和發現行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并就此進行共同的研討和改進，從而促進行業往更優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行業協會可以通過企業會員的登記信息較先地掌握行業的實際狀況和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行業協會還可以通過企業會員們“轉讓”的部分權力對行業內一些不良現象進行糾正，督促企業會員自律，提升企業自身素質，并制定達成共識的行規，以求最終實現促進行業良性發展的目標。從長遠來看，行業協會商會對于企業會員的監督、規范和完善作用最終將從根本上提升企業素質和行業前景。而優良的企業素質和相當的經濟規模必然對城市競爭力的構建和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2、公共制度與社會組織
公共制度是城市中社會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與構成城市的主體――公民密不可分。《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把公共制度定義為“政府制定的約束經濟主體交往、維護社會發展的行為規則”。關于公共制度對于城市生活或者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社會上普遍形成這樣的共識：“良好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可以對經濟主體產生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可以保證公民獲得應有的福祉，減少不平等和歧視”。也就是說，城市發展的綜合水平，或者更確切地說，城市競爭力的大小不僅與其經濟總量和效益相關，而且與公共制度的構建與執行關系密切。
長期以來，一般都認為公共制度與政府有著最大最直接的關系。誠然，公共制度作為維護和保障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提供，以及維護社會發展秩序的重要工具，政府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管理水平，通過更為科學的決策及實施辦法推動城市公共制度的建立和維護。從另一個角度看，公共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都離不開公民及由公民組成的社會組織的有效參與。因而，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政府自然是主體，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一元。公民的參與本身具有促進信息開放和交流，增進公民獨立決策和影響政府決策方向的能力，并有利于政策的執行。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不僅有利于政府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加入到社會管理的公共事務中去，進一步優化政府的管理職能；而且還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通過社會組織的草根特性，緊密聯系群眾，進一步增進社會凝聚力；此外還可以促進相關社會組織的成長，通過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鍛煉自身組織的能力并增強其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建立與政府部門的互動合作。
而公共制度的完善、社會公共服務的到位、社會的穩定和諧這些都是構成城市競爭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而城市社會領域的不斷完善自然會提升對人才的吸引力，同時也能夠保證高端人才能過在所在城市內獲得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從而實現城市的人才戰略。此為社會組織在協助提升公共服務質量以外起到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連帶作用，這也是城市競爭力組成的重要一環。
3、內外部聯系與社會組織
就內外部聯系而言，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需要樹立相應的城市形象，而社會組織在城市形象的樹立以及對外展示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加強內部聯系方面，社會組織立足于市民，下達基層，上可匯聚市民心聲表達意愿，既可加強社會各界之間的聯系與交流，又可增進社會凝聚力，促進社會和諧。在發展外部聯系方面，社會組織在政府的官方渠道之外另辟蹊徑，通過開展各類非政府的、非官方的、民間的交流活動，既可提高城市的區域化以及國際化程度，同時也能幫助把城市的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成果對外展示。可以說，社會組織之間的網絡以及其內外部聯系是城市對外宣傳和推廣的一扇窗戶。
我國社會組織中大多數都屬于自下而上的草根組織，這些組織的成員來源于普通市民，且其活動的領域也都是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傾聽市民心聲、反映民意、滿足市民需求等方面，社會組織有著天生的優勢，同時也是其后天成長與發展的必然要求。另外，社會組織還可以充分發揮其作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媒介作用，促進下情上達以及政令暢通，加強政府與企業、市民之間的溝通。
此外，由于大部分的社會組織從事的都是公益事業，通常都專注于某些特定的價值目標和價值關懷，通過他們的各種實踐活動和社會服務，既滿足了服務對象的需求，同時也在向社會倡導、傳達了志愿精神，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培育公眾的公益意識，幫助建立社會的公共道德。
由此可見，社會組織在開展其自身活動的同時也間接地促進了社會文化的塑造，在詮釋城市文化、展示市民精神風貌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而社會組織在進行對外交流時，既可以通過與市外、省外乃至國外社會組織的合作，引進出有益于本城市的外地經驗、技術、人才、資金等，還可以代表民間力量在參加國際活動中對國際決策過程施加影響，使城市的利益和愿望能夠更多地展示和體現在相關的決策過程中。
總而言之，社會組織作為公民社會的主要載體，其組織的構成和活動的范圍都緊緊扎根于城市中的居民們。因而，社會組織的發展無疑與公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也是推動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在致力于提升城市競爭力的同時，鼓勵社會組織的參與和推動其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促進社會組織發展進而提升城市競爭力的可行性分析
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與西方相比發展較晚，而各類社會組織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對于一個城市而言，社會組織在創新社會管理、建設公民社會、提升城市競爭力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綜合前文對社會組織發展與城市競爭力提升之間的關系梳理，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在促進社會組織自身發展的同時，以求達到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效果。
（一）社會組織的發展需要理論創新
從社會組織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我國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的社會組織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已達到了一定的數量和規模，并開展了一定數量的活動，同時也積累了相當的經驗。與此同時，社會各界對于社會組織的認識也在不斷的加深。在實踐過程中，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些經驗需要經過總結和提煉，有助于現有的社會組織發現問題并及時尋求科學的解決辦法，同時還可為更多新建立的社會組織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在時間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一些問題和發展的瓶頸，如如何實現自我造血的功能，擺脫資金短缺的困擾、提高組織的活動能力和影響力等等。而僅由單個社會組織去思考和解決這些帶有共性的問題，難免出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情形。因此，對社會組織的發展進行系統研究和理論創新，從更寬廣、系統、全面的視角來檢視社會組織，這是有益于社會組織發展的必要之舉。
（二）社會組織的發展需要體制創新
社會組織的成長與其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政府在貫徹執行當前的社會組織政策的同時，應當加大在培育和扶持社會組織方面的體制創新力度。
一方面，通過提高城市居民的公民素質、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等方式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社會組織發展的社會環境。當前社會組織的發展面臨瓶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眾對于社會組織的不了解、甚至抗拒。要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打開局面，創造條件讓公眾深入了解社會組織，近距離接觸社會組織，鼓勵部分群眾身體力行加入到其中的行列，公眾對于社會組織的了解越多，自然對其所宣揚的慈善公益、行業利益、公眾福利等價值觀產生一定程度的共鳴，也就實現了對社會組織的了解乃至肯定。
另一方面，通過完善面向社會組織的扶持政策，實現從以往的常態化資助到動態管理的轉變。具體而言，政府在對社會組織進行專項撥款扶持時，可以把所撥款的資金進行細化分類，清晰界定社會組織的啟動資金、項目經費、專項經費以及運作經費等，并且對每項經費的使用進行全程的監督。與此同時，每年定期對獲得資助的社會組織進行一到兩次的抽檢，除了對其資金的使用進行審計，同時對其活動開展的成效進行評估。動態管理的根本目的除了可以及時發現和糾正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識別出優秀的社會組織，在下一年度的資助中可以有選擇性地適度傾斜于這部分社會組織，避免資源的平均分配。
此外，通過建設面向公眾的平臺，把社會組織的相關資料、活動信息、組織年報、財務報告等進行公示。如此一來，不僅公眾可以便利地在固定的平臺獲取社會組織的信息，有助于公眾對身邊社會組織將要進行或正在進行的服務項目和系列活動有更直接的了解，而且也為社會組織主動公示其相關信息并接受社會監督提供了方便。而這一信息平臺還可以實現社會組織之間的信息和經驗共享，促進彼此的溝通與交流。
（三）社會組織的發展需要能力創新
要實現社會組織的發展需要從根本上提升社會組織自身的能力水平以及社會服務水平。就社會組織的現狀而言，盡管從數量的方面社會組織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規模，然而其具體的能力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在組織內部，除了要實現科學規范的內部管理制度以外，還要對組織員工進行常態化的具有針對性的培訓，提高其服務的專業水平。同時，現有的社會組織中大多數員工的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且文化程度較高，結合年輕一代和知識分子的需求和特點，采取相應措施增強員工與組織之間的凝聚力，關心員工的個人成長，從而減少人才的流失是社會組織發展的軟件保證。
在組織的外部，社會組織要學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提升自身社會形象，善于利用新媒體等為組織及其活動進行有效的宣傳。而加強與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交流則可有助于吸收相關的有益經驗，掌握到所在地更多的需求信息，為更好開展自身活動，及開拓跨領域的服務項目創造條件。
綜上所述，社會組織的發展為實現更好的社會公共服務提供了可能，在政府和市場以外開辟了第三條道路，為解決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供了傳統辦法以外的選擇，同時也為更好建設和諧社會貢獻了其力量。在公共服務領域，社會組織的發展既是城市競爭力的體現，同時也是城市競爭里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應該指出的是，社會組織的作用不應當只停留在解決現有問題的層面，而應該從更宏觀更長遠的戰略高度出發，著眼于在預防社會問題的產生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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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社會復合治理;路徑分析;思路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B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舊生代農民工落葉歸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在代際更替中成為農民工群體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導力量。相比父輩，生長在城市、遠離農村和農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處于迥異時代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取向、社會心態、個人訴求、行為邏輯、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體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對農村和土地的眷戀有所消減，而對進入城市社會有著較強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戶籍制度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經濟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卻面臨著就業歧視、社會網絡狹窄、人力資本匱乏、心理認同度低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經濟上融入，社會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實質性融入現象，傳統的由戶籍制度導致的二元結構正在城市內部演變成為新的二元結構，即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是一群沒有認同或認同內卷化了的、懸空的一代，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真正市民、與城市融入的夢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諸多尷尬與無奈。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的城鎮化已經取代物的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注入人文關懷、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讓新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彰顯人性的光輝。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不解決，不僅會使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僅要跨越城鄉二元制的藩籬即取得城市戶籍，還要能夠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擁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資本，獲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納和社會資本，并且擁有在城市安居興業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出“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健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無論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從政策、制度或機制上給予外來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機會。因此，在這一趨勢下如何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鑒于新型城鎮化所提倡的人性關懷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特性，基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成因并尋找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合理路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續改進我國城鎮化質量、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意義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對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以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成因進行的問卷調查得到的抽樣數據為基礎，選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卡方檢驗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驗證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與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三種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社會復合治理解決思路與對策。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模式以及戶籍制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影響，在城鎮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學者在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以流動人口和移民為研究對象，關注城鎮化以及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狀況。
西方早期的人口遷移理論，利用歸納方法對人口遷移狀況進行解釋，力圖發現人口遷移內在的規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設基礎上的推拉理論、預期收入理論、勞動力轉移理論等都從工業化、城市化視角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問題，成為現代人口遷移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深入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鎮化所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擾世界城市發展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問題研究逐漸從宏觀視角轉向對于轉移人口個體及家庭遷移動因或遷移行為等微觀層面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對于半城市化現象的論述，后來演變成為從特征、過程的角度定義半城市化，并對半城市化問題發展機制、發展現狀以及產生的后果進行深入探討。由于不存在城鄉二元體制，西方學者對于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的解決機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層面，如社會熔爐理論、社會同化理論提出的流動人口通過接受當地主流文化、建立社會網絡并實現心理認同的同化過程。
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在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國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開，但為中國錯綜復雜的城鎮化問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臺，為中國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第二，國內學者以普通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流動為研究起點，進而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獨特性以及其在農業轉移人口中的主體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及半城市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來自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諸多學者，基于各自學科視角對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問題展開研究。研究內容從早期關注的流向、規模、人口學特征等人口流動的靜態特征，逐步演變為流動過程、工作和生活狀態、行為方式、社會融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征，以及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社會影響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入問題為標志，學界開啟對農民工代際特征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熱烈討論。在王春光城市融入與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在三個方面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廣泛探討。第一，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狀態進行驗證和分析。通過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群體特征、權益保障、心理狀態、就業狀況、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雖然在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以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都使其處于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狀態，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第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現象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觀點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決定論”。還有學者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導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已經呈現出結構化、長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學界展開了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演進趨勢及成本測算的相關研究。
經過修正的西方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相關理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我國城鎮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國與西方城鎮化在宏觀場景、推動力量、歷史歷程、政策安排與現實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相關理論時，應該結合我國實踐并結合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術上，早期以規范研究為主，發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類實證研究，學者們大量使用的實證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歸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怎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從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導致的城市貧民窟現象？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意義重大。然而，縱觀國內外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決定論”已經無法很好解決當前新型城鎮化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仍舊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以及無法融入城市等問題，因此，亟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軟實力――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視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各種因素各自為政的桎梏，通過三種資本的協同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三、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實證研究
通過對國外勞動力遷移、城市化進程和半城市化現象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回顧，本研究歸納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現特征、成因及演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及面臨的問題。經過文獻梳理和歸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為：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歲以上農村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大型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132份，問卷Cronbach'salpha系數=0.8647，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實證分兩部分。首先，在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本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采用單因素卡方檢驗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框架，即各個影響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關系進行單因素驗證。實證結果表明，所有因素的顯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認為這些因素單獨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關。其次，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傾向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對于單因素卡方檢驗結果顯示顯著相關的因素，可以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響下每一因素對于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以及各因素的相對影響程度。由于因變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有市民化傾向=1，沒有市民化傾向=0）為虛擬變量，且為只有兩種結果的定性變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模型設計中，可以假設P為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而1-P為沒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對P進行logit轉換，記為logitP，以logitP為因變量建立的線性回歸方程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導出：P= （2）
（2）式為logistic回歸模型。在式中，a為常數項或稱為回歸截距，bi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系數，xm為作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自變量。
本研究在選入變量α=0.05的水平上，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被調查的1132個樣本的截面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對數據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采用自變量組分步強制納入法，分別就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組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均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顯著;雖然制度因素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國家一系列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政策措施出臺后，制度因素的影響將產生變化;人口學因素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不確定。
四、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社會復合治理的解決思路與對策
張紅芳，吳威（2009）認為，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協同關系，三者的協同是開發個人潛能、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林竹（2011）認為，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協同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洪霞（2013）也認為，通過三者的協同可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的協同可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決其半城市化問題。
所謂社會復合治理主要指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排斥其他主體參與，向多種社會主體協同以促進治理績效優化和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復合治理的治理主體強調多元參與主體的“復合型”協同參與，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參與主體在治理機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雙向互動”，即通過政府部門的主動作為和其他各主體的全面參與，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建立良好的互動伙伴關系;治理結構強調多元參與主體間的橫向互動，與傳統科層組織形成網格狀治理結構，各個參與主體成為連接多渠道治理路徑的結點，其網絡觸角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需求反應更為及時靈敏。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引入復合治理的理念，引導第三方組織和企業與政府進行“復合型”協同型參與，構建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維結構下的多元主體復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單一主體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問題的解決效率。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行動過程中，多個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主動關聯所構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主體網絡。據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解決的復合主體則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復合主體，旨在打破不同主體間的“部門分體制”，塑造一種互相嵌入、功能互補的互通互聯協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體現在：一是注重“政府―企業―社會”三維合作的組織模式，也注重不同主體的主動性和專業性，促進各主體的優勢復合發揮。二是復合治理主體構建了主體間相互融通，共同分享，優勢互補的互動平臺，打破了治理全過程不同環節、領域的部門割裂、主體分立。三是實現主體間互聯互通的內部化，對于有效整合多主體間的社會資源，加強融通協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實然性。因此，如何在實踐中構建政府與企業主體、政府與第三方組織及企業主體與第三方組織之間“雙向互動”的良關系，形成優勢互補和犄角支撐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創新半城市化問題解決路徑的一種新探索。在這一社會復合治理結構的支撐下，運用政策、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通過全方位培訓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從而增強對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增加其心理資本，增加其職業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以業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通過各主體努力增加其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會資本，從而使其擁有心理歸屬感，并擁有更多信息渠道從而增加其人力資本;通過網絡組織進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詢在內的心理培訓，加強對其挫折心理的疏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資本，促進其主動融入城市以提高社會資本，激發其自身強烈的成就動機以提高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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