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和經濟社會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經濟和經濟社會，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學科對話，沖突

引言

我們正處于一個非常需要學科對話的時代，然而人為因素導致學科之間彼此分隔甚至于沖突乃至歧視，這種學科間的互動關系往往造成兩敗俱傷而非雙贏。立于經濟學此岸，因而對與其關系極為密切的社會學彼岸充滿好奇，期望到達彼岸而不是隔岸觀花。本文主要探討經濟學與社會學三次重要對話。

第一次對話：從“學科一統、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經濟學與社會學尚未獨立之前并不存在溝通問題，當時呈“學科一統、不分你我”之勢，此后分別從統一體中分化出來并開始了長達近200多年的沖突—對話—沖突—新一輪對話。實際上，從兩者的源頭就開始了學科沖突。現代經濟學開山祖師亞當•斯密，其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1776年）成為現代經濟學源頭，社會學開山祖師奧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實證哲學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盡管這一段時間也曾有過一些溝通，但更多的是沖突。

當第一次工業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時，人們看到的現代工業具有六個特點：

（1）工業建筑在科學的勞動組織上并以獲得最大效益為目的，而不是按照習俗進行組織；（2）由于科學組織勞動人類得以大量開發資源；（3）工業生產要求在工廠和城鎮集結大量工人；（4）職工與雇主、無產者與企業主或資本家之間潛在或公開的對立開始顯現；（5）財富由于勞動的科學性而不斷增加，生產過剩危機日益增多，物質豐富的同時伴隨著貧困；（6）與勞動組織工業化和科學化相聯系的經濟制度表現為自由貿易和商人追逐利潤。1

奧古斯特•孔德緊緊抓住第一、二、三個特點，認為工業是科學的勞動組織，然后才是財富不斷增加和工人在工廠集結。他指責自由經濟學派過高估計貿易或競爭機制在財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時還指責自由經濟學家為形而上學者。自由經濟學派則緊緊抓住第六個特點，認為自由貿易和經濟調節的競爭手段是經濟進步的決定性原因；斯密從經濟人的假定出發導出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自由地調節著，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神奇般達到了統一。馬克思則以第四、五兩個特點為基礎創建資本主義理論并對其作出歷史性闡釋。這些分歧導致社會學家對經濟學家持敵視態度，尤其在法國的大學里。

在熊彼特和韋伯時代出現了一次大轉機，經濟學與社會學有了一次對話，他們分別使用“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之名，熊彼特使用“經濟社會學”旨在說明經濟分析的“基礎學科”，他認為有四門：經濟史、統計學與統計方法、經濟理論和經濟社會學，他所認為的“經濟社會學”與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類似；韋伯使用“社會經濟學”，并非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社會問題，而是與當時德國的歷史背景有關。19世紀末，英美等國“政治經濟學”被“經濟學”取代，而德國更多的使用“社會經濟學”一詞，韋伯是大力推廣者，因此才有這一門分支。同為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韋伯不僅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韋伯完成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第一次對話。在此階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話說，“無論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他們走不多遠就會互相踩著腳跟”。

第二次對話：從“你在里頭、我在外頭”到“你在這頭、我在那頭”

在帕森斯時代，社會學由于帕森斯的貢獻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學生斯梅爾瑟實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第二次對話。然而此前經濟學在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已然盡善盡美。在19世紀50年代，經濟學者開始了其“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行動，既有“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又有“經濟學的社會學化”，大大拓展了經濟學疆土；社會學的研究空間卻非常狹小，原因在于世紀之交兩門學科對大學位置的競爭，結果社會學慘遭失敗，并被迫與經濟學家達成協議：社會學者必須滿足于經濟研究以外的剩余領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會學有“剩余科學”之稱2。帕森斯不滿于當時社會學學科地位之現狀，開始涉足所謂的，于1932年著有《經濟學與社會學：馬歇爾同時代思想的關系》，1956年與及其學生斯梅爾瑟合著了《經濟與社會》一書，試圖用其結構功能理論框架分析經濟問題，后斯梅爾瑟又于1964年發表了《經濟生活社會學》一書，詳細分析了社會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各方面貢獻。第二次對話并沒有引起主流經濟學的認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構建的社會大系統僅把經濟作為一個子系統，令主流經濟學家們大為光火，并認為帕森斯及其社會學是在進行“社會學帝國主義”擴張。相互之間的學科擴張行為導致都企圖包容對方，形成“你在里頭、我在外頭”之格局，但結果卻是漸行漸遠，沖突日甚，形成“你在這頭、我在那頭”的態勢。

第三次對話：經濟學的“社會學化”和社會學的“經濟學化”

后帕森斯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有兩大發展趨勢：其一為經濟學的數量化趨勢，其二為經濟學的“社會學化”趨勢。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計量學奠基人拉格納•弗里希，是學術界肯定經濟學數量化趨勢的標志；1974年瑞典人岡納•繆爾達爾榮獲第六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是學術界肯定經濟學“社會學化”趨勢的重要標志，后者是“新制度學派”創始人，提出經濟學者分析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時不宜將該國的歷史源流、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經濟結構與活動水平、社會階層與社會組織等各項非經濟因素視為孤立變數，而應將彼此相互依存的關系列入考慮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義；他還提出“社會過程理論”，認為經濟關系變化與發展過程是社會關系變化與發展過程的一部分，是科技進步及其誘發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則突破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將經濟分析從物質產品延伸到非物質產品，并發表了家庭經濟與人類行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會學者不再沉默，開始將觸角伸入經濟學領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國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認為市場是社會網且首先是社會關系，“社會網是經濟交易的基礎”；他關于角色結構的市場分析是一種開拓性的社會學研究。3諸如此類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交叉融合不勝枚舉，可見兩門學科的新一輪對話已然開始并將深入持續。我們有理由相信，經濟學與社會學可以也必須對話，因為“不同學科的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自由競爭，能夠形成有效的矯正機制，完全有助于學科的進步。”4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塔•森曾指出，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方向要“融合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文學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說哲學方面顯現出來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為跨學科研究辯護，那是（注：指非跨學科研究）是一種機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歡在每個學科內部進行的學科訓練。”5如有可能，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理應作這方面的努力。主要參考文獻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強等譯，社會學主要思潮，華夏出版社

[2]朱國宏，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對話：意義及其可能性，復旦學報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飛，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社會學2000/05

篇2

1.1數據類型和來源社會經濟統計數據（廢污水排放量）來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張家口、廊坊、保定等25個地級市以及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1985-2009年統計年鑒，其中人口數據包括總人口、非農業人口，宏觀經濟數據包括GDP、三次產業產值，廢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排放量。土地利用類型數據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遙感影像解譯獲得，土地利用分類參照《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21010-2007），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必要調整，將流域土地類型劃分為林地、草地、農田等11類。水文、水質數據由海河水利委員會提供，包含88個站點2005年逐月監測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質指標。監測站點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蓋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見圖1。

1.2數據處理方法

1.2.1經濟和人口變化表征將流域范圍內所有縣級行政單位統計數據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經濟，分析人口及經濟變化趨勢。將各區縣工業產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導入ARCGIS9.3，結合區縣面積，計算工業產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圍工業生產強度及城市用地空間分布特征和演變過程。

1.2.2土地利用動態度計算在ARCGIS9.3支持下，對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進行分析。通過土地類型所占比例確定流域土地類型結構，采用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模型（王秀蘭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類型數量變化。模型計算如式。式中，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

1.2.3水資源利用強度計算水資源利用強度表征土地類型變化對流域水環境影響。水資源利用強度計算如式。式中，P為某一土地利用類型水資源利用強度，∑Qi為該土地類型所有水資源利用量之和，S為土地類型面積。

1.2.4統計分析方法對流域主要城市廢污水排放量變化和經濟人口增長進行相關分析，明確經濟和人口增長流域水環境影響；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歸統計方法，綜合分析經濟社會指標對河流水體污染物影響程度。由于河流監測斷面水質狀況是上游范圍內社會經濟活動累計作用結果（Shoemaker，1994），水質數據需要同累計社會經濟指標對應。同時，上游不同區域對監測斷面影響因監測點距離擴大而減弱，采用（Kingetal.，2005）距離權重求和方法計算監測斷面對應的累計社會經濟指標。

2結果與討論(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經濟產值與廢污水排放規模海河流域經濟產值和人口數量都有明顯增長，二、三產業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第一產業，非農業人口增長明顯快于農業人口增長（圖2）。1985～2007年，第一產業產值由204億元增長到2565億元，第二產業產值由478億元增長到1.55萬億元，第三產產值由246億元增長到1.51萬億元。流域三次產業結構顯著變化，二、三產業年均增長率明顯高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例逐漸縮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產業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產業維持在46%左右，第三產業由32%增長到45%。流域非農業人口由1985年的1890萬增長到2007年的4620萬，非農業人口由1985年的6270萬增長到2007年的8400萬。從變化趨勢上看，農業人口在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大規模增長，但90年代中期農業人口進入平臺期；非農業人口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增長速度明顯高于農業人口。流域工業產值密度發生了很大變化，近二十年來工業生產強度大幅提高，工業生產聚集區明顯增加（圖3）。1988年流域工業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區，其中北京工業產值密度最高，最高6萬元km-2左右，其它地區處于相對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業區域已經由京津地區擴大到京津唐地區，該區域工業產值最高達到14萬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規模工業聚集區。另外，河北石家莊和山東聊城-德州區域出現小規模工業聚集區，其中石家莊地區工業產值密度最高超過10萬元km-2，聊城-德州最高達到7萬元km-2。總體上，流域工業生產強度呈現出明顯增強趨勢。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億t增加到2007年的23.9億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億t增加到2007年的25.9億t。流域工業產值及人口數量與廢污水排放規模具有明顯關聯性（圖4C，D）。北京、天津、石家莊和唐山工業產值較高，其工業廢水排放量也顯著高于其它城市，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工業產值之間相關性顯著（p<0.01），復相關系數超過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與非農業人口數量之間相關性更加顯著（p<0.001），復相關系數高達97%。流域工業發展和人口擴張造成廢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經成為河流水質惡化的直接驅動力。

2.2土地利用變化與河流水資源利用隨著人口快速擴張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流域城市用地明顯擴張。流域土地利用動態度（表1）顯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農田變化不大，荒漠面積有一定比例減少；城市用地和農村聚落分別增長85%和19%；濕地面積變化不大，但不同類型濕地變化明顯，其中沼澤和河湖灘地減少12%，近海濕地和內陸水體分別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變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長比例最高，其次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農村聚落增長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龍港運東水系，增長比例超過30%；近海濕地大清河水系增長7倍，黑龍港運東水系增長79%，而灤河及徒駭馬頰河水系均呈現出減少態勢；黑龍港運東、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灘地較大比例減少，其它水系變化幅度不大；鹽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變化相對較小。城市擴張是流域土地利用變化最顯著特征，近幾十年來流域城市用地規模擴大，城市群數量顯著增加（圖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區，且城市核心相對孤立，其它地區城市用地僅零星分布，不成規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積比例明顯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區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區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莊、邯鄲-安陽-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區都形成了小規模城市聚集區，城市用地擴張趨勢明顯。土地利用變化改變水資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擴張造成流域水資源開發利強度加劇。2005年流域農村聚落總面積1.3萬km2，用水量24.6億m3，農田面積16萬km2，城市用地面積7687km2。結合用水總量，流域農村聚落和農田水資源利用強度在17萬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資源利用強度為116萬m3km-2，是農田和農村聚落的6倍以上。農業用水代表第一產業用水情況，工業用水和城鎮生活用水分別代表第二和第三產業用水情況。根據海河流域三次產業發展趨勢，用水強度大的二、三產業規模不斷擴張，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區，城市用水的集聚效應非常顯著。高強度水資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徑流量減少，同時形成大量廢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徑比過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徑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區河流污徑比甚至超過2。流域自然徑流匱乏改變河流水文節律和水化學過程，降低河流自凈緩沖能力，對河流水環境造成極大沖擊。

2.3經濟社會發展與河流水質統計關聯流域影響河流水質因素分解為農村、城市和自然三個方面。表3為社會經濟指標因子分析結果，提取有效因子3個，原始變量比例合計81.3%。根據因子荷載矩陣，因子1載荷主要分布在農業人口、第一產業產值、農業總產值、化肥施用量、農村聚落面積等指標，表征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子變量2載荷組要分布在非農業人口、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城市用地面積等指標上，表征流域城市化發展過程；因子變量3在林地面積、草地面積、河湖灘地面積等指標上載荷系數較高，表征自然屬性強弱程度。城市化過程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對河流水體污染物有顯著影響。以三個因子變量因子得分（SPSS計算）作為自變量，水質數據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復相關系數顯示，水質指標回歸結果均在p<0.01水平顯著。從因子變量標準化回歸系數看，CODMn與因子1顯著正相關（p<0.01），氨氮、總氮與因子1和因子2均顯著正相關（氨氮p<0.05，總氮p<0.01），總磷、汞和鉛僅與因子2顯著相關，鉛顯著水平（p<0.01）高于總磷和汞（p<0.01）。總體而言，因子1和因子2與污染物都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流域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化過程使得河流水體污染物濃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環境質量惡化的主要驅動因素。

3結論(Conclusions)

篇3

關鍵詞：經濟活動；生態系統；民族文化；資源；發展

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人類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通過社會實踐這一中介，人與自然才能實現具體的依存統一。因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①然而，這個關系紐帶是基于人類社會實踐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過生產勞動過程來實現的，從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三要素的結合過程來看，首先是自然界為勞動提供對象（資源），勞動把資源轉變為財富②，實事上就是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轉換過程，就在這種物質變換的同時也實現了能量和信息的變換，從而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實施運行的過程中，人類顯然是生命有機體的最高形式，對生態的需要顯然是要利用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環境作為基礎，這并非文化能給人以其所有的一切萬能理想和需要，關鍵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計策略和特長，去操縱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類以創造和改觀各種物質形態之后，發揮人類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產品和物質為目標去實現和提高人類所需的各種需求和生存的舒適度。正因為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因為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文化作用意識下的加工改造結果。在這一活動中，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構建和選擇除了依附人類社會先天賦予的自然資源以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與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環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下的各種社會發展關系，對我們的社會存在和發展即充滿了各種探索，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開拓了嶄新的研究領域。

然而，人類的需要又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具有時代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點，在人類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變的需求，只是這種需要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來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環境就客觀的存在差異，相關民族對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會不盡相同，因而從認定的價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然資源，對相關民族來說可以較為豐富，所遭受到的生態環境破壞程度可能較小甚至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下，人類則感覺不到自然環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對環境的依存度往往會在無意間偏離所處環境甚至是釀成災變，在這樣的無意識干預下，人類對資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會偏離所處社會環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忽視對自然資源的需要，對生態環境的無意識破壞也會由此相伴隨出現。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然而，人類的實則存在，不僅要把對自然資源的需要當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時又是人類的享受需要，更是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保障。具體體現在：其一，自然資源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存空間，都將直接或間接的為人類的生存提供生活資料，沒有自然資源，人類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資源都能提供給人類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類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需求，歸結到底就是對自然界的享受。其三，當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便捷開發和利用，幾乎可以囊括在對自然資源的最大限度開發和綜合利用當中，但同時也要受到相關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對一些自然資源的價值認定和過度利用，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暫時損毀和破壞，甚至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了。

然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自然資源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中一部分是在人類沒有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對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對象，沒有人類的經濟活動，自然資源就只是個客觀存在的自然物，說不上任何意義的人類效用和價值。縱觀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它都掌握著一定的自然資源，只要相關的民族文化能夠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相關民族都會得以正常延續和發展。但歷史和現實證明，人類會啟用文化機制來進行妥善的調節，因為人類是以民族為分野的，具體體現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其并存文化間會很自然地形成對資源價值認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機制的運作將比生物制衡更為復雜而多變。這樣，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為藍本，但卻獲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復雜程度的超越，這種超越卻恰好是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特殊寄生并存關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穩定的社會特性一面。因而，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偏離與包容體現為能動地謀求生存與種群的社會性適應以保持穩定延續。要改變這種發展困境，就要堅決的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需求置于人類發展需要的中心環節，并使其與經濟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這樣，資源要能成為各民族的經濟優勢，就得經過勞動的改造和加工形成產品。因此，資源無一例外的都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賦有特定意義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物化表現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會感覺到自然資源的匱乏，并不是它沒有自然資源，而是它們對某些資源的消耗已經超過了當地所能提供的資源量或是利用資源的方式未加轉變。從特定意義上說，沒有哪一個民族完全具備發展生產的一切資源，一切都在于相關民族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方式轉變利用資源的產品方式。也就是資源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所賦予用意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產品用意的。

由此可見，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自然資源的開發與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到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是否可以實現各民族利用經濟資源和生態效益的統一，只有將達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因而筆者試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關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償試拓展研究的視覺和領域新思想。從經濟人類學視野下的資源配置來關注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各種物化表現形式，目的則不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質基礎和舒適度，同時更是保證了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

作為勞動對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質對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勞動資源則是人的知識力量的物化表現形式。盡管人類的生產過程是一個使其從對自然力的直接依賴，向能動的運用自然力而過渡的過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獲得獨立的經濟過程，始終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礎資源。經濟發展的這一自然基礎，不僅為人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對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類整個經濟活動的生存空間，如何利用資源來發展或制約經濟，使同一勞動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勞動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投入等量的勞動所得到的經濟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勞動的自然生產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自然資源的優勢或制約成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因素。同時，技術變化也是增加各生態系統可能性作用發揮的因素，技術的并存拓寬使各種資源的開采率和變化幅度以及活動成本都將成為新的經濟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資源的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它僅表現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這種潛在的要素開發轉換為現實的生產優勢，就不能把潛在的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從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資源的豐歉度與經濟水平的發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術手段的發展將使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約束條件。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資資源的相互替代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技術結構的高度發展，還會賦予自然資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這就表明技術結構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對已開發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擴展著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的新領域。它不僅表現為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雙層利用，還表現為人們對物質資源的替代使用和創新改造。但從終極意義上講，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都僅體現為對所處自然資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拋開自然環境這一依存的基礎資源存在。

誠然，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反過來又會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就有什么樣的民族文化隨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獨立存在，沒有無文化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沒有無社會經濟的文化存在。③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充當決定性因素，文化成其為促進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從四方說明：

首先，從歷史形成的過程分析，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需要經過文化的積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創新文化機制牽聯的多種因素考慮對自然生態資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資源整合，調適過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綜合熟知各種資源的屬性和外在復合因素的制約，必然會形成該民族特有的活文化，這種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將成為支撐該民族壯大、發展的力量。其次，從民族凝聚力來講，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導力會增強和豐富該民族的社會內涵、提高民族素質、展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精神、能夠團結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為該民族的精神動力，同時會鼓舞民族人心，激勵民族斗志；再次，從國際民族的競爭力剖析，它能夠優化和吸引外來投資者的趨動動力，吸引人才引進，促進對外交流的窗口，擴大民族信仰和對外的影響力、凝聚力；最后，從生產力面探討，文化資源開發可直接轉化為經濟資源，如區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經濟特區開放，能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牽動多產業的復合興盛，同時拉動經濟產業增長的鏈條，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共同繁榮。

資源要能成為經濟優勢，首先就得形成產品和經過勞動的加工。可見，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自然資源的開發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見，這種經由具體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資源，是特定社會的產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會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獲得了特定的民族性與文化性。

物質資源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無論哪個民族在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改造時，其意圖都是要進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質、經濟、文化、環境等為利進步的生產、生活方式去發展而進行的社會生產活動。

首先，人們要進行物質生產勞動的對象資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資源，通常是由人類及其相關的人類民族文化來界定利弊的，是人類的文化起著主宰社會的、經濟的活動干預與制約。在任一時段內，關于資源基礎沒有單一的定義，在一種社會形態生活中，當時在相關民族認為具有很高資源價值的定義，其實只不過是相關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為界定的這種價值高昂的東西在相關人類社會及其民族文化中適用。轉而換成其他人類環境及其民族成員，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終極作用的活動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與之匹配的生存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和認可。由此引發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實體系會干預支配相關的民族文化實現他們認為可利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圖。然而，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加工改造的結果。文化是指導人類生存發展延續的信息體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對的自然環境不同，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大有差異，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同民族創造出了各自有別、豐富多彩的相關文化事實體系。這些相關的文化事實體系在各民族作用中體現優劣，被人為的扣上優劣的價值界定，即民族聚落僅是文化事實之一的表呈現象。這既是社會的需要，又是文化的產物，體現為民族文化與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關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沒有什么“原生態文化”可言，保持與創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實體系的常態，而創新則是對環境變遷的文化適應。文化遺產是文化事實保持的樣態，也是創新的基礎與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與創新在民族文化與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續。因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環境是特定的，為了適應不同的生存環境，每個民族都具備其特有的傳統生計方式和對資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辦法。一個民族的本土文化與生態知識能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具有規避民族生境中生態脆弱環節的稟賦。⑥因此，在生態資源的取用中應當充分借助與利用民族傳統知識、資源和技能來認識和維護生態系統的循環運行，促使人們在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更好的維護人們生態區域內的資源，在模塑中促進人類與生態的和諧。

其次，鑒于特定的生態環境。生息于特定生態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構必然受制于該生態系統的調適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現在直接調適和制約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鑒于我國復員遼闊的生態系統復雜多樣，因而不同地區、不同生態系統的生態建設必然要做出有針對性的研究思路和對策，切不可都整齊劃一。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與本土性的生計經驗打交道，是希望發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傳統知識和技術技能來維護人們的社區資源。因而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仁都一貫主張需要通過文化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內容就是把人們生活的社區資源合理的規范到舒適度較高的人與社會的和諧共榮，以實現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風俗、宗教、組織、語言、生計方式等的差異性存在，加之地球資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們就會很自然的根據所處環境的差異迥別去實現更為舒適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會所動用的文化策略就會不同。在這樣的人為建構起來的信息系統指導下，由于其具體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不同而產生出了呈差異性的文化事實體系。⑧顯明例證，諸如武陵山區土家族對牲畜廄肥的加工處置和利用辦法與其諸如高原寒漠帶廄肥處置、利用和操縱辦法顯然不同，這就是生境存在的兩個面，即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差異性所導致的文化事實體系不同。例如糞便是由各類動物排泄的客觀存在物，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效用價值評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來，可作為施用魚田的餌料，在其他民族看來，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無論是把糞便資源化還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關注生活社區周圍的一個個文化事實，要從這個文化事實的例案中去關注其后的本質問題，那就是各民族傳統經驗對所處環境資源經長期模塑和總結經驗的特長，認為生態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資，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變資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鑒于人類社會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并存。人類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會性。人類除了擁有生命遺傳信息系統外，還有專屬于自己的社會信息系統，但這種系統的建構前提是人類必須寄生于自然生態系統為其提供物質、能量和信息。但與此同時，人類又能將專屬于他自己的物質形式滲透到生態系統的生態空間之中，與地球表面各種各樣的自然生態系統相并存，因而人類社會的生物性在發揮著終極作用。所以，人類在建構社會與文化時始終得以人類的生物性為藍本，以便人類能以遵循生物原則的角色去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加之人類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備了能動認識外部世界的稟賦，并可以將認知的結果加以整合，建構專屬于自己的信息體系――即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獲得的，而是后天習得的。區別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遺傳信息那樣可以代代相傳，只要人類世代沿襲生命遺傳就可以世代沿襲，但文化的世代沿襲卻不同，趨于人類的建構藍本為意圖，有可能喪失舊內容而獲得新的內容，還可能通過文化重構的方式能動地修改和新生更為復雜的新內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統與自然生態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統架構、誘導出了差異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樣式來。正因為這些具有差異文化信息的類型和樣式的體現，根據不同的文化類型規約出不同的民族來。這樣，由人類文化建構塑造的人類社會也就會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憑借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構起一個多種因果關系交互制衡的復雜穩態延續系統。只不過也有多層次的結構，如從人類社會的總體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屬，直至到一個個單一類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類型下數目不等的民族成員，以及含下屬支系、宗族、社區和家庭等。⑨可以說，人類社會結構層次的復雜性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仿，同樣具有自組織能力，能生長、發育和壯大。但這些子系統具體到對適應外界的環境和自我修復、能動調適的能力時都迥然有別。

總之，人類社會是自然生態系統派生的產物，沒有自然生態系統就不可能有人類社會。人類也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物種，它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僅僅占據一個結構功能點。區別僅在于人類具有他自身獨特的創造物――文化。但同時要兼顧到人類的生物性和社會性，這種雙重性自然會使得文化自身的結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表現得更其復雜化。為此，顯然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去反思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最終表現就是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作者單位：吉首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

基金項目：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研究”（課題編號：11AZD071）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楊庭碩等《生態人類學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孫叔平，《論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構成和發展的規律》[J].學術月刊，1957.08：4～12.

④ [英]麗斯著，蔡運龍等譯：《自然資源DD分配、經濟學一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1～22.

⑤ 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參考文獻：

[1] 羅康隆：《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3] 羅康隆、黃貽修：《發展與代價――中國少數民族發展問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6.

[4] 陳慶德：《資源配置與制度變遷DD人學學視野中的多民族經濟共生形態》[M] 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93.

[5] 田紅：《喀斯特石漠化災變求治的文化思路探析――苗族復合種養生計對環境的適應為例》[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6）：40～46.

[6] 謝貽發：《我國竹類資源綜合利用現狀與前景》[J].熱帶農業科學，2004（6）：46～52.

[7] 羅康隆、田廣：.《論經濟人類學中國本土化實踐及理論貢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57～66.

[8] 李正榮：民族經濟利益的相對獨立性[J]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3，（3）：123～125.

篇4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 環境會計 和諧社會

1 環境會計理論基礎

1.1 綠色會計是在環境資源惡化和批判傳統會計的基礎上產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范圍的科學技術革命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入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切促使西方國家把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基礎上，自然資源長期處于被極度開采的狀態。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的劇增，需求的增加，更進一步加劇了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從而使能源緊張，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環境污染日趨嚴重。這不僅動搖了有關國家發展經濟的自然物質基礎，制約了經濟發展，而且使人類與自然、生態與經濟出現了緊張局面，迫使人類反思：如此下去，人類將自食惡果，社會經濟將不能持續發展。人類開始改變過去單一追求經濟利益的方式轉變為追求三個目標的平衡發展，即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利益的平衡發展。于是，環境會計應運而生，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西方的會計理論界，有越來越多的會計專家把環境問題與會計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環境會計理論。其核心是用會計來計量、反映和控制社會環境資源，目的在于改善整個社會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因此，從通過經濟控制達到參與環境控制的目的來考察，會計肩負著重要使命。世界銀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建議21世紀建立“信息框架”，實現環境指標控制的主要任務落在會計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環境管理“對策框架”的確定上，會計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對策與防治性對策的重要方面。

1.2 環境會計定位

關于環境會計的定位，目前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環境會計是一門與現行財務會計并立的獨立學科；另一觀點則認為綠色會計是現行財務會計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現行財務會計與環境科學等交叉的一門邊緣學科。筆者認為，環境會計是“大會計學”向邊緣化方向發展的結果。“大會計學”之大，是表明會計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會計領域在擴大，會計深度在加強，會計學的內容和性質在發生變化。會計是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為經濟管理和決策服務的，其發展的歷史規律告訴我們，每當人類歷史發生一場社會政治經濟大革命的時候，必然引發會計領域的深刻變革。人類進入21世紀，這種變革更多體現在會計學科與其他學科的融合發展，即會計學的邊緣化。

2 環境會計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然選擇

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統一，保持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人類始終追求的目標之一。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物質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社會經濟所依賴的資源基礎、生態環境已進入“向未來借債而生活”的時代。面對如此困境，我國政府已頒布各項保護自然，改善環境的法令法規。然而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扭轉生態惡化趨勢，必須走新型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改變過去傳統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采用“綠色GDP”指標，充分考慮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以及環境成本的計量。為了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進行反映，客觀上要求企業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會計體系。

在這種廣泛而深刻的調整和轉變中，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自然應該首當其沖。因為，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傳統發展模式的主要體現者和執行者。從一定程度上講，企業行為是“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難理解，就企業與環境的關系看，企業作為一個開放性的系統，不僅是一個產品產出系統，而且還是一個環境產出系統。也就是說，企業首先以一定的方式從其周圍的環境獲取某些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勞動力、資本、技術、信息等)、社會資源(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和自然資源，經過生產經營活動對投入的資源進行加工轉換后再輸出到周圍的環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業對自然資源的獲取規模和速率不應該超過環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資源再生的速度，否則，就會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降低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在輸出方面，它會對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和消極兩種。積極的影響如提供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吸納勞動力就業等，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消極地影響如“三廢”的排放、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等，它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破壞、景觀的破壞、生態的破壞)，影響人體健康以及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業既是社會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也是自然資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環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業的經營行為對環境質量的好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企業應該正視生態環境問題，實施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會計核算，不僅承擔促進經濟發展的責任，而且擔負起推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的責任和義務。

3 環境會計建立的措施及原則

3.1 要充分認識建立我國環境會計的必要性

一是我國環境現狀提出的要求。科技的發展，人口的增加，社會需求膨脹，造成了自然資源被極度開采而日趨耗竭，環境污染日漸嚴重，這從根本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環境會計能夠引導和監督企業通過一定的社會經濟活動保護資源，維護生態平衡。二是企業自身發展的要求。傳統的企業發展模式是高投入低產出，必然造成過度開發消耗資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態環境補償能力嚴重滯后，這些都阻礙了企業自身的發展。從企業長遠利益看，只有增大環保投入，重視環境會計，才能始終保持競爭的優勢。三是正確衡量國民生產總值和企業生產成本的需要。環境會計通過核算企業的社會資源成本，能較準確地反映國民生產總值和企業生產成本，促進企業挖掘內部潛力，維護社會資源環境。四是企業責任向社會擴展的必然結果。經濟的發展，人們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業將過去單純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轉變為追求經濟、社會、自然環境協調發展，同時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有關的資源環境、廢棄物以及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等進行反映和控制，計算和記錄企業的環境成本和環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五是正確核算企業的經營成果，準確地分析企業的財務風險，全面考核經營管理者業績的需要。在損益表中計算經營成果時，只有將企業對環境影響的耗費作為收入的減項反映，才能正確核算企業的經營成果；只有在負債總額中加上企業因對環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環保負債額，才能得出真實可靠的資產負債率，準確分析企業的財務風險。綠色會計揭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可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企業的角度來全面考核經營管理者的業績。

3.2 創建環境會計，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是政策性原則，即在進行環境會計核算時要體現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和法規的要求。二是社會性原則，環境會計要揭示企業對資源環境的責任，必須要求企業站在社會的角度，考慮企業的業績。對企業的評價，應以能在企業內部使社會收益與社會費用相配比的社會利潤為標準。其提供的會計信息，不僅要為企業內部服務，而且要有助于宏觀管理和調控。三是借鑒與創新相結合的原則，即我國環境會計的構建不能全盤沿襲，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不斷創新，不斷發展和完善。四是強制與自愿相結合的原則，即政府會計管理部門、環境保護部門必須對企業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確的和強制性的規定。當然，如果企業主動地披露盡可能多的環境信息，政府及社會公眾應給予支持和鼓勵。

3.3 我國政府應采取相應的措施

一是修改會計法，將環境會計核算和監督列入會計法，無疑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將它付諸實踐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會計準則，就是將涉及環境的內容列入會計要素，成為必須披露的內容，防止有關部門和單位的短期行為。三是建立會計制度，會計制度依據會計準則所規定的有關環境原則進行設計，使環境會計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會計人員掌握。四是給出明確的價格信號，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對于資源的使用盡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費的措施。免費只適用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對有限的資源免費消費無疑將導致其耗盡和惡化，同時也不利于環境會計的計量。五是要有適應的會計理論導向，就是要求政府恰當地引導會計理論在環境會計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國的環境會計理論水平，促使環境會計理論早日與會計實務相結合，服務與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參考文獻

1 于玉林.面向21世紀“大會計學”的發展[J]．財務與會計導刊，2001(8)

篇5

關鍵詞：綜合運輸；經濟社會；相關性

中圖分類號：F25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0.015

2010年中國綜合運輸系統初步形成，在全面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運輸資源嚴重短缺和技術結構性矛盾突出等問題。國外學者主要針對已完善的綜合運輸體系的運輸組織展開研究，國內學者的研究多在于運輸方式協同、綜合運輸體系的布局規劃和日常管理等，均未將重點放在系統評判綜合運輸發展的社會經濟需求，較少涉及社會經濟發展與綜合運輸的相互關系，忽視了中國綜合運輸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規律以及經濟發展周期對交通運輸的影響。本文從經濟角度考量綜合運輸體系并探究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為推動中國綜合運輸體系進一步完善提供理論基礎與方法。

1綜合運輸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綜合運輸發展是帶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促進社會化大生產。運力的不斷突破，帶動社會分工、企業規模、生產社會化程度隨之進步，國內國際貿易及要素流動日益順暢，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2）為生產效益最大化創造條件。綜合運輸體系憑借多元化的運輸方式和現代化的運輸管理，降低運輸成本，提高運輸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生產效率最大化。（3）對產業布局產生影響。經濟產業發展主要依托綜合交通運輸網，運輸通道軸線成為產業集聚與擴散的基礎。同時，綜合運輸體系建設所產生的作用存在前向、后向的產業聯系，通過加強企業間生產合作，促進產業集聚和產業融合，從而形成特定區域的優勢產業。（4）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綜合運輸體系對運輸通道內各種運輸方式進行系統的規劃與整合，減少運輸資源浪費，減少運輸過程對環境污染；并通過運輸技術改革與創新、可再生能源及材料的使用，減少交通運輸對資源的消耗，推動運輸可持續發展，進而帶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經濟社會發展對綜合運輸體系的影響

經濟社會發展從運輸目的、運輸方式、運輸結構及運輸理念四個方面影響著綜合運輸體系的發展：（1）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物流需求的產生。不同的物流需求決定了不同的運輸目的，進而影響運輸方式、運輸服務、運輸速度等多方面屬性。（2）經濟發展階段、生產方式、能源利用等與運輸方式的演變過程是基本一致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產業技術水平，進而影響運輸技術水平以及各種運輸方式的產生與發展。（3）效益最大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人們往往會選擇效益最佳的運輸通道與運輸方式的集合，無形中促進了運輸結構的優化。（4）傳統運輸理念是完成安全、快速的運輸過程，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觀提出后，“可持續運輸”應運而生。運輸業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3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影響機制

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是相互影響的，綜合運輸網絡密度、綜合運輸體系建設進程、經濟發展程度、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擴大了運輸需求，推動了運輸技術進步，促使運輸領域發生一系列變革，帶來綜合運輸體系的形成與完善，促使綜合運輸體系朝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綜合運輸體系形成之后，基于需求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綜合運輸體系的結構日益優化，有利于資源節約及合理配置，為綜合運輸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為了走出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困境，經濟社會領域掀起新的技術革命，也必然在交通運輸領域誘發技術變革，促進綜合運輸體系的可持續發展。綜合運輸體系的可持續發展也會有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4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關性分析

本文選取2010-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量化性指標，客運量、旅客周轉量、貨運量和貨物周轉量作為代表中國綜合運輸發展成果的量化性指標，對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間關系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采用全回歸法將所有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進行回歸計算，一般具有較高的回歸系數；在回歸檢驗時，采用相關系數檢驗法。

模型綜述表，見表1，顯示相關系數R的值等于0.996，說明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有較大的相關性。決定系數R方等于0.992，表示貨物周轉量、客運量、旅客周轉量、貨運量4個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99.2%的變異性。

系數分析表，見表3，用全回歸法得出的多元回歸方程為：國內生產總值=-0.080客運量+0.090貨運量+13.310旅客周轉量+1.028貨物周轉量-134893.268。

通過回歸分析得出中國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系數為0.996，且除客運量外，其余指標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均為顯著的正相關。對比相關性等級劃分參照表，大于0.8，中國綜合運輸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高度相關性，支持了前面的理論分析。

5對策建議

從綜合運輸體系完善和經濟社會發展兩個角度出發，提出對策建議。

5.1發展與經濟社會相適應的綜合運輸服務

中國綜合運輸網絡規模已基本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在貧困地區、西部地區、城市群之間、城市群內部等方面仍存在發展短板。此外，各種運輸方式自成體系發展，綜合運輸信息化建設緩慢，現代綜合運輸樞紐站場建設力度仍顯不足。

（1）運輸方式的合理規劃和有效銜接。緊貼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合理規劃運輸資源分配，推進信息共享和供需對接。以旅客聯程運輸和集裝箱多式聯運為重點發展對象，加快綜合交通運輸樞紐站場以及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并對樞紐站場進行合理布局，使綜合運輸體系運作過程更加高效化。

（2）加強綜合運輸信息化建設。推進與完善“綜合運輸+互聯網”重點項目，包括進一步完善客貨運輸聯網售票系統、推動城市公交智能化建設、推動出租車與網約車協調發展、推進國際道路運輸管理與服務系統建設、建設京津冀一體化綜合運輸信息服務平臺、完善長江干線數字航道規劃與建設等。

（3）加快攻克綜合運輸發展薄弱環節。一是加強城鄉綜合運輸服務水平。扶持農村客貨運發展，創新城鄉運輸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二是完善交通運輸網絡規劃與建設。加強鐵路區際干線、管道運輸建設，加快高速鐵路及高速公路網瓶頸路段建設，強化重載運輸網；推進內河高等級航道建設，提升沿海地區港口群現代化水平；推動航空運輸發展，提高航空運輸資源配置效率；發展軌道交通，建成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內部運輸網絡。

（4）提高綜合運輸服務水平與管理水平。加快綜合運輸樞紐建設，并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優化綜合運輸樞紐布局及基礎設施；推廣信息化技術應用，推動大數據技術廣泛應用于綜合運輸服務；優化綜合運輸組織過程，加強綜合運輸全程安全防范與管理。

5.2推動經濟社會的空間戰略性建設與發展

國家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戰略，要求重點推進“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經濟發展戰略。對經濟發展進行空間格局的優化會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綜合運輸服務需求，推動綜合運輸體系不斷發展與完善。

（1）加強國際經貿交流。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加快產業“走出去”步伐，形成區域網絡化的經濟發展新格局。優化進出口貿易結構，提供有力政策支撐；引導企業優化自身產品與服務，擴大出口、拉動物流需求，為綜合運輸體系進一步發展注入經濟、政策等方面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