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點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代德育的特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古代高等教育　官學　私學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體制中的最高層次，它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一定的場所，通過一定的制度和措施傳授高深文化知識，研究高深學術，為社會培養各類高級專門人才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經滄桑，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響著現代高等教育的諸多方面。本文擬對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概況及其特點進行回顧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其對于現代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啟示。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概況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學制結構金字塔的尖端，它的產生時間晚于一般學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據古籍記載，中國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學”之稱。虞夏商時期的上庠、東序、右學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具備高等教育的一些屬性，應該可以說是高等教育的雛形。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經濟方面要求生產力必須顯著發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設備等，以及有作為傳授知識和培養官吏的專門教育人員。而處在奴隸社會初中期的虞商時期還難以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只有到了西周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出現了脫離生產勞動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周代金文中關于周天子帶領群臣及學生在“學宮”習射和作樂舞，這里的“學宮”即大學，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質。所以，虞夏商時期至西周時期可視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時期。

（二）官學中的高等教育

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事業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統治走向崩潰的時候，“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壟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間，私人辦學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大景觀。從此以后，整個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著官學和私學兩種類型。在官學類型中，太學和國子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漢代太學，即由“大學”一詞衍生出來，是古代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此后歷代都有設立，而名稱不盡一致：晉武帝咸寧二年創辦國子學；齊改國子學為國子寺；隋煬帝改為國子監；唐宋兩代太學與國子學并存；元明清時期則不設太學，只設國子學或國子監；明清國子監兼具備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兩重性質，后逐漸衰敗，成了科舉的附庸。除此之外，東漢末出現了我國古代最早的藝術大學──鴻都門學，它是“近代世界文學藝術大學的嚆矢”；三國時曹魏建立的五經課試法，其中由“門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學預科的性質；南朝劉宋政權設立的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四個學館的分館授業制度是分科教育的開端；唐宋明三代分別創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畫學、武學等專科學校與專業訓練，是世界上最早的實科學校。

（三）私學中的高等教育

私學是中國歷代私人辦理的學校，是封建社會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學有蒙養教學和經師講學，后者相當于大學。故私學中也有部分屬于高等教育層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學這種形式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擴大本學派思想的影響。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開辦私學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傳授學問，以教學為主，并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學身上。漢代以后，私學分為蒙館之學和專家之學兩個層次，基礎教育通常在十五六歲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須進入私家經師的學館去深造，私家經師多為當世的著名學者。漢以后的私家經館，培養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學術人才，對弘揚民族文化、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時期，私家經館發展為書院，書院是中國古代學者研究學問、聚徒講學的教育場所。宋朝有了較大發展，并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嵩陽書院等；明朝的東林書院也辦得頗有特色；到清朝時期，出現了書館官學化，絕大部分書院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不管怎樣，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書院為歷朝學術的繁榮發展和人才的培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

通過回顧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較之近現代高等教育，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獨特的特點，概括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德育，強調修身養性

儒家教育以經史為基本，以“明人倫”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術。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為中心，漢代的五經、唐代的九經、十二經、宋代的十三經，再加上《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內容。這些內容講究文、行、忠、信，以三綱五常為行為規范，嚴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長幼、親疏之別，其共同特點就是泛道德主義。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內容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中國人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學家把封建的倫理道德視為“天理”，強調修身養性，格物致知。書院就是一些學者為達到修身養性求得真學問的目的而產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機構。他們在教育過程中強調“理”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倫理綱常名教，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采取“修身治國”、“改過遷善”、“致知踐行”的原則和“自省自察”“存養”“陶治”的方法進行道德教育，主張靜以養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讀書治學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培養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為先，注重道德學問，注重修身養性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則。

（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也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優良傳統。官學中太學的教學以相互問難、討論經義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學的專職教師，又是朝廷的學術顧問，參加朝廷舉辦的所有重大學術活動。西漢的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都有博士參與討論，這種學術爭論，影響到太學的教學和學術風氣。博士平素講經，注重互相詰難，并以善辯而受人稱譽。辯難精神是太學的優良傳統，這是研究和繁榮學術所必需的。

私學中的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不僅僅是教育場所，也是當時的學術中心。它們以培養人才為宗旨，以繁榮學術為已任，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學者進行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活動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派別。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學術研究是書院教育教學的基礎，而書院的教育教學又是學術研究成果得以傳播和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打破了官學關門教學的做法，聽講者可以不受學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學術交流。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王守仁除在濂溪書院講學外，還和湛若水等人還歷時數十載奔波于全國各地講學，形成了我國書院史上著名的“講會制度”，使書院成為學術爭鳴和交流的舞臺。

（三）官學與私學相結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龔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間，從此，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學和私學平行發展的局面。由于官學招生名額太少且有入學資格限制，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求學要求，加之私學的講授課程與官學都是儒經，不妨礙讀私學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學得以迅速發展，彌補了官學在數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學成為官學的必要補充，并促進了官學的發展。

書院與私學相比，不僅有相對固定的教育經費作后盾，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管理體系做保障，這些是私學無法比擬的優勢。同時，書院又不同于官學，其經費來源于民間的自發集資，而非官府撥款，辦學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養學生，形成獨特的辦學特色。教育對象主要是下層社會的貧寒子弟，帶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紈绔子弟。因此，書院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廣泛吸取了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有益經驗，并對其進行了積極改造和系統綜合。正因為書院是對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揚棄，它才能在批判繼承中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貫穿在它存在和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

（四）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性特質，表現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個方面就是以人為本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自然科學倍受冷落。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根基，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強調教人予“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學內容多為講究修齊治平的儒家經典以及文史辭章等古典人文學科。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上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并且道德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的始終。尚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有了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大體上屬于社會、倫理、文化、語言等方面的知識。進入封建社會，又有了充實和發展，出現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增加了哲學、政治、倫理、文學、歷史知識等方面的內容。這些經驗性、積累性、直觀性、強調人文、強調道德的教育內容，使得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學科高度發達，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產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但只是作為統治藝術的輔助知識進行研習的。而且，數學、醫學、天文學在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還是由于與“人事”有一定的關系，才受到統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純自然科學則完全為社會所忽視。中國古代高等教育這種重人文科學輕自然科學的特點，與歐洲古代、中世紀大學重視數學、天文、醫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育形成明顯的對照。

（五）學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學具有明顯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特點， “學在官府”即學校皆由官府所設，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合而為一，并且“以吏為師”，官學中的教師都是朝廷命官，辦學地點在官府之中，統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為社會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國，強調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必須以“政”，即治國之道為內容。在“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體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內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為社會培養各級官吏，雖然學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務，但這種教化任務更多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的，即由學校培養出來的官吏來完成的。因此，教學僅為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的職能之一，它與政府行政職能有機結合，不僅是封建官僚的培養場所，同時也是封建統治思想的宣傳工具和推行其統治政策的實施機關，起著統一思想和統一政治的作用，這種高教管理體制在世界上是獨具特色的，在中國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這樣一種密切關系，使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在校學習時即很關心時政。中央高校學生和朝中士大夫本著學術上的承襲關系，政治上也經常持相同立場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歷來是開展政治活動的場所，學生關心國家大事，議論朝政成為中國古代高校的一個傳統。而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官學中，私學中也不例外，如東林書院就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著名對聯。

（六）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上，為學不離從政，學與仕始終是不可分離的。古代高等教育預設了“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漢代開始分科目察舉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設立進士科舉以后，高等學校的辦學目的就是“儲才以應科目”。學校追求的是中舉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錄官率，高等學校成為培養官員的預備機構，成為追逐功名利祿的階梯。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與科舉考試這種世界上獨特的選拔人才方式緊密結合，形成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點。科舉考試成為教育有力的指揮棒，考試的內容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啟示

（一）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是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實際要求，在當代高等教育中應當堅持和發揚，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與這種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但在當代的高等教育中，僅實施這種泛道德的教育還是不夠的，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環境，學生因思想沖擊、利益驅動和社會的壓力等所產生的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學校在進行這種“泛道德”教育的同時，應著重加強大學生的人格教育，教會大學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對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適應社會等等，使他們在學習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

對于高等學校如何進行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方法，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如“改過遷善”、“致知踐行”、“存養”、“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張靜以養心，以德修身，這些經驗總結都值得我們借鑒。除此之外，高等學校還有結合當代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采取更多的途徑“踐行”，德育的最終目的要體現在日常的行為中，所以要在大學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動以養心”等也應該成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場所，同時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訓練場。因此，高等學校工作也應以德為先，做到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學相長、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

教學相長是教學過程的一條重要原則，這條原則在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如何實現師生間教與學的相互長進，我國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辯難。在我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最不理想或說最欠缺的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辯難”。“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于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于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推理和啟發，從而共同進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必須適應多元文化和各種思想潮流的交融與沖刷，高等教育在學術思想上更應該如此，因為多元化不僅意味著“百花齊放”、競相爭艷的繁榮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學術內部的潛在的東西將被激活，因此在高校應該提倡學術上“兼容并包”，大學應該給各學術流派提供展示的舞臺，正如古代“講會制度”那樣，容許有各種學術的聲音存在，這些對大學學術的真正繁榮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辦高等教育與民辦高等教育相結合

我國古代私學教育的存在和發展對古代教育的發展應該說是相當有益的，書院等私學的存在對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為鑒，我國現階段大力推進和加快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民辦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由之路。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應該說是相當的迅猛，特別是公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其發展速度達是建國以來最快的，但是這種速度還滿足不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國家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高校的師資、設備、校舍、圖書資料等教育資源的短缺是制約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唯一選擇，民辦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會資金和資源，減輕國家經費投入上的壓力，同時滿足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的需求。因此，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就必須在發展公辦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從而最終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和全面繁榮。

（四）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

前文提到，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是“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從歷史來看，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慘痛的結果和教訓，我國輝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長期停滯不前，就是由于這種觀念長期統治的結果。隨著自然科學的崛起，自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顯，使得現代高等教育中存在著“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科學”的現象。無論是古代的“重文輕理”還是現代的“重理輕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從人類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重此輕彼”的現象應該加以批判。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現代社會的要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的原則，。現代大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專門人才和一批知識英才，他們將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決策將依靠這些人的聰明才智。這就要求他們既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還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高等學校的人文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科學技術發展史等知識；自然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數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識。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在系統學習和掌握本學科的知識外，學校還要對其進行一定的其他學科的通識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五）學以致用，注重素質教育

“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而導致了科舉考試的選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為了天下學子十年寒窗苦讀的“經書”，古代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大都“千人一面”，無個性和創新精神，為“仕”成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對這一單純的目標的追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追求的是“學以致用”，有學必有用，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只有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現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層次的，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之需要，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愛好等，實施有針對性的素質教育，不斷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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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修身養性型文化旅游。修學型文化旅游，其實就是游客修身養性的一種文化旅游，一種擁抱大自然、洗滌心靈、感受大自然魅力的文化之旅。古代樂山的文化旅游由此拉開它發展的序幕。從漢代到明清，古代樂山各種秀麗的風景，誘人的名山勝水得天獨厚，自古就吸引著我國四方的文人騷客們到此一游，一飽眼福。到唐朝時期，由于唐朝是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經濟發展一個非常繁榮的時期，許多文人騷客尤其是詩人們對祖國的大好河山，更是興致大增。此時正好驗證了一種世人的口頭禪：自古詩人必到蜀，到蜀必到嘉州游。唐朝時期，到過嘉州的詩人非常多，既有邊塞派詩人岑參，現實主義派詩人杜甫，還有浪漫主義派詩人李白。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們，到此以后詩性大發，紛紛留下了諸多千古流傳的名言美句。如其中關于峨眉山的美譽，詩人們贊不絕口，主要有李世民的《秋日》、駱賓王的《疇昔篇》、陳子昂的《感語錄》、杜甫的《贈別鄭煉赴襄陽》、薛濤《思鄉》、白居易《贈薛濤》、鄭谷的《峨眉山》、韋莊的《贈峨嵋山彈琴女士》等詩句中，均表達了游客們對峨眉美景的不勝喜愛和絕美贊譽，同時也反映了修學型文化旅游的主體一般都是有文化素養的文人們，說通俗點，就是古代樂山山水文化旅游的主體一般是有身份、有知識、有品位的文人騷客們。到了宋代，這個時代是古代知識分子自稱最好的時代，一個文人不殺的政治寬松氣氛下，這種修身養性型的山水文化旅游得以繼續發展。到嘉州一游的詩人，有三蘇、陸游等大詩人，他們對景點贊美一樣都體現在他們美麗而感人的詩句中，其中關于峨眉山的詩句還是最多，如蘇軾的《白水寺》和《寄眉峰》、陸游的《丁冬院汲泉煮茶錄》、范成大的《過燕渡望大峨有白氣如層樓拔起云從中》等等，無一不是對美麗峨眉山喜愛之情的真實流露和內心話語的充分表達。到了明清時期，文人修學型文化旅游之風繼續發展，這種發展仍然可以把他們所寫的各種詩句記載作為歷史的見證。如明代人蔣超的《峨眉山志》、明代進士胡世安的《登峨山道里記》等均對峨眉山的美麗大加贊美。從以上各個時期的文人們到樂山旅游留下的各種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們對古代樂山所有景區中，唯獨對峨眉山青睞有加、情有獨鐘，可謂至愛。可見，當時文人們到樂山修身養性的主要去向是峨眉山，這為峨眉山成為以后樂山山水文化旅游發展的主要景區埋下了歷史伏筆。

2.宗教型文化旅游。這是一種非常富有特色和個性的民間信仰祭司型文化旅游活動。這種文化旅游得益于佛教傳入中國和道教的產生發展傳播。由于人們對佛教的信仰，古代樂山在峨眉山這個主要景區很早就修建了很多寺廟，以后逐步增加。承載古代樂山宗教文化旅游資源和功能的寺廟，開始建立在東漢那個動蕩的年代，興起于文化繁榮思想相對開放自由的唐宋時期，鼎盛于封建社會的晚期明清時期，一共修建寺廟有200多座，占整個峨眉山寺廟的三分之二以上，比較有名的有普光寺、光相寺、中鋒寺廟等景點，以及修建耗時九十多年的樂山大佛。這些著名的佛教文化旅游資源都深深地吸引了各地游客，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宗教型文化旅游在唐時期發展極快，其發達得益于對這種佛教文化旅游資源貢獻最大的唐朝時期有名的惠通大師，在他的帶領下，峨眉山的許多寺廟才得以建立，并賦予濃厚的佛教文化特色。古代樂山的道教文化旅游還早于佛教文化旅游，雖然沒有佛教文化旅游發達，但一起構成了樂山古代宗教文化游，促進了古代樂山宗教文化旅游的繁榮。

3.民俗風情型文化旅游。和古代成都一樣，古代樂山是一個民俗風情多姿多彩的好地方。這主要體現在一年四季的每一個節日里人們的風俗習慣和各地精彩紛呈的廟會活動。具體說來，這兩種民俗文化游情況如下。在一年四季的各個節日活動中，古代樂山民俗風情展現得豐富多彩。這在樂山的地方志中有一些記載，如從正月初一開始到十五，民眾的祭神活動和拜長輩活動。清明節掃墓踏青、四月初的開秧節、五月初一到初七的炎帝會、五月十五大端午節、六月初的曬蟲節、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十二月的除夕等節日活動。這些活動至今還保存和延續，充分展現了古代樂山的民俗風情文化，也反映了當時的風情文化旅游多是當地參與為主。另一種反映古代樂山民俗風情的是在各地廟會開放之時開展的各種活動和習俗，比如樂山城區里的春會、皇會和城隍會等等廟會，鄉村里的廟會如春燈會、清明會、腳桿會、八月會、賽牛會等。不過這些廟會的活動一般在過節時最熱鬧，在這些廟會活動中，各種樂山的美食特產紛紛展現在游客面前，如茶類、酒類和其他地方美食品會讓游客一飽口福和眼福。樂山古代民俗風情文化旅游非常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與其宗教文化旅游和修身養性型文化旅游相比較，它的旅游主體具有全民參與性和當地性，風俗性、民間性味道十足濃厚。

4.探奇型文化旅游。探奇型文化旅游，這種在當時的文化旅游中不占主體，只是冰山一角，剛剛萌芽。但也開啟了古代樂山探究大自然神秘面紗的文化旅游，這一時期主要是探究峨眉山等景區的特有植物，如珍惜藥材類。樂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有點類似于現代科學考察文化旅游，所以可以將之看為樂山科學考察旅游的萌芽和開端。峨眉山是中國天生植物園，有著諸多神奇的物種吸引著游客去探究，尤其是其中名貴的藥材非常多，古代漢武帝時期就曾派人到此采集仙藥，這可以視為古代樂山探奇型文化旅游的先兆。

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旅游，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熱點和表現形式。對古代樂山來說，其文化旅游和回歸自然的山水文化游始終是其旅游發展歷史上兩大永恒的主題，對現在的樂山、四川乃至全國的文化旅游業發展都有巨大的貢獻和啟示。

1.樂山古代山水型文化旅游的游客，大多都是飽受中國傳統文化儒學的文人士大夫類的人物，這些都是一些有修養、有學識、有抱負的人士，他們才有閑情逸致游山玩水，這說明游客的素質對文化旅游發展非常重要，這啟發我們要發展文化旅游業，務必要提高全民的素質。

2.樂山古代的宗教型文化旅游，尤其是佛教文化旅游表現得非常突出，以峨眉山和樂山大佛等佛教文化旅游資源為代表，反映了古代人們的和內心反省，也滿足了人們心靈慰藉的需要和對未來的美好愿望。這啟示我們發展文化旅游業，必須緊跟人們的文化時尚和風氣。

3.樂山古代的民俗型文化旅游豐富多彩，各大節日和各大廟會這些反映地方風俗的文化旅游資源得以充分地利用。這啟示我們發展文化旅游業必須挖掘地方的風土人情，向游客提供別具一格的民俗風情，滿足游客求奇、求怪、求異的心態和期望。

4.樂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發展，向游客提供了探索大自然神秘面紗的絕好機會。這啟示我們發展文化旅游業，務必要充分挖掘大自然神秘的文化資源，方能吸引更多游客來觀賞。

篇3

中國古代對外傳播的幾個重要時期

中國古代對外傳播主要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不同的方式與亞洲、非洲、歐洲的國家進行交往和聯系，加強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也傳播了中華文明。中國古代的對外傳播在對外關系中得到發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秦漢時期：對外傳播的萌發與嘗試。西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成為中外關系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于是，以張騫通西域為內容的傳播活動，掀開了中國傳播史上對外傳播的第一頁。”①張騫出使西域，與大宛、安息等國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往來，也將漢王朝的絲織品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入了西域各國。此后，中國與西亞、歐洲的通商關系逐步發展起來，中國的絲綢、漆器和冶鐵、水利技術等相繼傳入西域國家，而西域的皮毛、瓜果等也傳入中國，并形成了世界文明的“絲綢之路”。“張騫通西域無異于給形式上和精神上的萬里長城都打開了一道缺口，使中國人得以了解更遙遠的世界，也讓世界在相互往來中了解了東方大國――中國。因此，張騫開通對外傳播通道，堪稱中國傳播史上意義深遠的一個壯舉，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②

唐代時期：對外傳播的進一步發展。唐朝時，中國國力強盛，經濟、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陸路和海路的對外交通都比以往更加發達。唐都長安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這一時期是中外關系史對外傳播上的一個重要階段。

那時，日本、新羅等亞、非地區許多國家的學者、商賈等不斷來唐朝訪問和進行貿易，唐朝派使臣、僧侶前往國外進行交流。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大量輸入亞歐各國，其他國家的物產如新羅的人參、牛黃，中亞的音樂、舞蹈等也被引入中國。中國與羅馬、阿拉伯等國建立了密切的關系。這些地方從社會制度到生活習俗，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玄奘西游和鑒真東渡也促進了唐朝與西亞、日本的宗教文化交流，為中外關系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元時期：對外傳播的不平衡發展。兩宋時期，國內出現了區域性王朝，宋與遼、夏、金時戰時和，絲綢之路出現斷續，陸路交通受到影響。這一時期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靠東南海路。由于造船技術的進步和指南針的應用，加上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海外貿易大大繁榮，貿易范圍東到日本、朝鮮，西至非洲，商業活動日益活躍，也出現了泉州、廣州等幾個重要的海港。

元朝時，在海外貿易也相當活躍的同時，又增加了歐亞大陸的陸路交通。當時比較突出的是馬可?波羅在中國游記的見聞引起了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興趣，西方各國的使節、商人紛紛來到中國。在頻繁的對外交往中，中國的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中外聯系更加緊密。

明清時期：對外傳播空前繁榮與接近尾聲。明代時，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為對外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明初對周邊鄰國采取友好政策，不斷派遣使臣互相訪問。明成祖派遣鄭和先后七次下西洋，進行貿易和訪問，用中國的瓷器、茶葉、鐵器等換回了亞非各國的特產，如象牙、香料等。此后，亞非許多國家都先后派遣使臣前往中國。政府為了管理對外貿易，在寧波、泉州、廣州設立市舶司。當時東南亞各國輸華的商品也很多，大部分是奢侈品和藥品，如犀角、象牙、瑪瑙等。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我國同亞、非許多國家的聯系，顯示了國力的強盛，擴大了中國的影響。古代中國官方對外傳播達到鼎盛。明中期以后，到前的三四百年時間，中國社會發展逐步落后，統治階級的對外政策也由開放趨向于閉關自守，中國的對外傳播遭到破壞，逐步衰落。

中國古代對外傳播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對外傳播發展的脈絡，其基本是積極主動地對外傳播，并形成大致如下的特點：

傳播背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穩定發展。對外傳播作為對外關系的重要內容，其物質和文化基礎條件非常重要。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是進行對外傳播的重要條件。只有具備良好的傳播背景和條件，對外傳播才能順利進行。漢、唐、元等朝代的統一與強盛，為各自對外關系和對外傳播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條件，使物質和文化的交流成為可能。而經濟的繁榮和技術的進步為對外傳播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技術支持，使各種交流和傳播活動得以實現。中華文明在當時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又吸引其他國家來中國學習，為對外傳播提供了文化上的優勢資本。這不僅是對外傳播的重要先決條件，也影響著對外傳播的進程和效果。

傳播環境：態度開放，政策開明。傳播活動作為一種與社會密切相關的行為，其傳播環境非常重要。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在對外傳播上大都比較開明、開放，樂于與別國交往，并積極吸收外來文化。從秦漢到明朝初年，中國對外部世界采取積極主動的開放態度，許多對外關系和對外傳播的活動都是由政府發起或支持的。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建立起友好關系，與東西方各國發生了頻繁的政治交往和經濟聯系。唐朝政府設立了鴻臚寺接待外國使者和賓客，在很多地方設置商館以招待外商，還設立了互市監、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宋朝政府除了采取措施招攬海商來華貿易外，還鼓勵中國商人出海貿易。元朝的統治者也采取了開放政策，促進了對外關系的發展，使中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明初推行朝貢貿易，對周邊鄰國采取友好政策，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達到了與這些國家和平友好的目的，明朝還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

傳播方式：以官方傳播為主，與民間傳播相結合。“按照一般規律，中外關系的確立，總是先從民間的相互接觸開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來以及對這種民間往來的認可與規定。……同時，民間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繼續。……這樣，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交通路線的開辟和經濟、文化交流――官方外交關系的建立――更廣泛的民間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就呈現為一種帶規律性的趨向。”③所以，從先秦到明清，在民間交往的基礎上，官方交往滲入并成為傳播主流。而官方又憑借其強大的影響力在加強中國與其他各國交流的同時，也促使民間往來更加密切。漢時，張騫先后兩次出使西域，在政治交往的同時，促進了民間的交往，開創了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暢通局面。明朝時期，國家組織的大規模遠洋航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隨之私人的海上活動也無比活躍，通過與亞、非地區的政治、經濟交往，加強了與各國的聯系。

因此，中國古代的對外傳播是既有官方傳播的正規性和組織性，又具有民間傳播的自由性和廣泛性，這兩個傳播主體互為補充。

傳播媒介：借助海、陸交通和人際傳播。對外傳播作為一種傳播活動，媒介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古代對外傳播的媒介主要就是海路和陸路交通路線，以人際傳播為主要形式。

張騫出使西域之后，陸上“絲綢之路”逐步興盛起來，一時間，“使者相望于道”④，絲綢之路從此成為中國與世界互相了解、交流的文明傳播之路。從隋代到唐代中期，雖然對外海上交通有所發展，但未能超過陸路交通，而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則比陸路交通更為發達了。宋代時，中國海外貿易范圍已經擴大到東起日本、朝鮮，西至地中海沿岸和北非、東非的廣大地區。明初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有了新的發展，是當時對外傳播的重要通道，通過海上貿易，中國的文明被傳送到大洋彼岸的國家。在傳播過程中，中國派遣的使節、民間的商人、僧侶等是主要的傳播者。他們通過人際傳播，將中華文明帶到其他國家，加強了中外文化交流。

傳播內容：以物質交流和文化交流為主。中國古代的對外傳播主要就是物質和文化的傳播。中國是物產豐富、國力強盛的國家，所以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把絲綢、鐵器、陶瓷等豐富的物產帶入當時并不十分發達的中亞、非洲等地，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漢代對外輸出的主要是絲綢和漆器；宋代則將大批物產輸送到東南亞地區；明代的朝貢貿易更是出口了大量物品，據明史諸籍所載，主要有瓷器、鐵器、金、銀等。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其技術與文化也長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在伴隨物質交流的同時，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頻繁。唐朝時期，中國儒學在日本等國盛行，中國的四大發明也開始向外傳播，并產生了更加廣泛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使者和商人把先進的冶鐵技術、養蠶技術以及四大發明等傳播到中亞、西亞和歐洲，中國的思想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也對他國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先進文明的廣泛傳播加速了其他國家的發展進程。

傳播效果：加強了中外聯系和交流。中國古代的對外傳播是對外關系的一部分，對促進中外關系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漢代與東西方各國的交往，使得許多物品輸入中國，尤其在武帝時，“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唐代文明的巨大魅力則吸引了一大批國外使節前來學習，他們將古老的中國文明帶回各自的國家，同時也將國外的宗教、藝術等傳入中國。元朝統治者則采取開放政策，大力促進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吸收各種精髓來武裝自己。可以說，古代中國的對外傳播基本上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在傳播中發揚了中華文明，也在傳播中吸

取了他國文化，取長補短，促進了雙方的共同進步。

中國古代對外傳播的意義

中國古代通過政治交往、商業往來、文化交流等各種形式的對外傳播，把先進的文化傳播到周圍的國家和地區，讓世界開始了解中國。同時，中國也積極地吸收和利用外來的文化，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中國古代對外傳播在中外關系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1.對外傳播打開了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了解了世界。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各種文明互相交流，互通有無，相互學習。中國使節、商人、僧侶遍布亞洲、北非以及歐洲的部分地區。中華文明的大量傳播加速了所到之處的文明發展，為這些地區和民族的歷史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

2.對外傳播加強了中國與亞洲、非洲、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友好往來，為古代中國國家的發展、經濟的繁榮、文明的傳承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外部環境，也促進了地區的融合，形成了區域性的和平環境。

3.對外傳播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文明在當時世界上的領先地位，顯示了中國的興盛繁榮，展現了古代中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強大影響力和感染力，有利于中華文明的發揚光大和繼承流傳。

結語

中國古代的對外傳播是中國傳播史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的一部分。通過對其進行回顧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更應該結合目前的國家現狀制定一系列對外傳播政策，采取有效的傳播方式，通過各種媒介，更廣泛、更深入地傳播中國的文化，同時也要注意吸收國外的先進事物，使對外傳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 釋：

①②李敬一：《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頁、186頁。

③張維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④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

篇4

關于古代農業。早期農業生產方式經歷了從刀耕火種、石器鋤耕(耜耕)到鐵犁牛耕的三個發展階段。與之相適應，耕作方式經歷了從集體勞作到個體生產的變化。土地制度則經歷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國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三個發展階段。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而精耕細作則是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

關于古代手工業。商周時期，手工業由官府壟斷。到了春秋戰國，隨著土地私有化和小農經濟的形成，官府壟斷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實力雄厚、產品精美的官營手工業和滿足廣大人民需要的民間手工業并存的局面。民間手工業包括民營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中國古代手工業歷史悠久、技術高超、工藝精湛，長期居于世界前列。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關鍵詞：中國古代雕塑；裝飾性；繪畫性；意象性

中國古代較少有純粹的雕塑藝術品，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視中國古代雕塑。西方雕塑發源于古代希臘，古希臘人重視人體，將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戰士與運動家。為他們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紀念像。如此形成傳統，在西方世代相傳，成為一種純粹的雕塑藝術。中國古代社會的制度、文化、哲學與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臘。中國遠古時期重禮教，尊鬼神，藝術重心傾向于工藝美術，在禮器、祭器上發揮藝術天才，并且同樣也形成傳統，影響深遠。從陶器、青銅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藝品發展出以裝飾功能為主的實用性雕塑，在歷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純粹的工藝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擺設的小型工藝雕刻。一類為建筑（包括陵墓）裝飾雕刻，例如一般欣賞教材中都會列舉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順陵石獅。實用性除反映在裝飾雕刻上以外，還反映在明器藝術與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隨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動物雕塑，一般教材都舉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馬俑和唐三彩俑、馬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動物雕塑也用來代替活體陪葬，它們的實用性很強，并非純粹的雕塑藝術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們是供信徒頂禮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賞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為例，因為這些時代的佛教造像藝術水平普遍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國古代雕塑的裝飾性相當突出。這是它孕育于工藝美術所帶來的胎記，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也無論是明器藝術、宗教造像還是建筑裝飾雕刻，都普遍反映著傳統悠久的裝飾趣味。最顯著的例子是欣賞教材中云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獅。佛像的對稱式坐姿和圖案化的袈裟衣紋處理，使之顯出濃厚的裝飾性。

中國古代雕塑具有明顯的繪畫性。中國古代雕塑和繪畫是一對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藝美術。從彩陶時代起，塑繪便互相補充、緊密結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繪質”，在雕塑上加彩（專業術語稱作“妝鑾”）以提高雕塑的表現能力。現存的歷代雕塑，有許多就是妝鑾過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藝術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間雕塑仍保持妝鑾傳統。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藝復興以后，除宗教神像為求逼真效果，大多繼續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國塑繪不分家，導致了雕塑與繪畫審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國雕塑從這一特點歷代相沿，至今民間匠師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線描草稿，像人物畫白描一般，再復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質材料上勾線描稿，再雕而刻之。這樣創作雕塑，帶有繪畫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國古代雕塑繪畫性強，自有一種東方趣味，符合中國古人的欣賞習慣，他們是從繪畫藝術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藝術的。今天我們欣賞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國畫的審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點。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藝術標準來指摘中國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無異于為適履而削足。

中國古代雕塑的另一個特點是意象性。西方雕塑從古希臘時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現自然，寫實性極強。中國雕塑和繪畫很遲才脫離工藝美術的母體而獨立門戶。在漫長的幾千年間，它們只是工藝美術品的兩種裝飾手段，這是塑繪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線刻和平面性浮雕——畫刻高度結合的中國式造型方法特別發達與持久的主要原因。裝飾不求再現，只追求表現物象，因此發育出中國雕塑與繪畫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寫實地再現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點。秦始皇陵兵馬俑雖然表現出高于其他時代的寫實性，但那也僅僅集中在俑的頭部刻劃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為幾種類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體部分則無一例外是十分寫意的。就是比較寫實的頭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語，它只是象中國畫有工筆一樣，比較深入細微而已，本質上依然屬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漢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歷代宗教造像無不顯示意象性特點。

中國古代雕塑語言精練，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藝術特點。中國古代雕塑始終沒有發明西方雕塑的造型術來精確地塑造物象，而多從感覺和理解出發，像中國畫一般運用經濟的語言，簡練、明快，以少勝多而又耐人尋味，常常給人運行成風、一氣呵成、痛快爽利的藝術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獸采取“因勢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巖石，自然的令人聯想接近某種動物的形狀，只進行最低限度的藝術加工，使石獸的造形顯出空間的自由而不斤斤計較于形似。加工的語言有圓雕、有浮雕、也有線刻，是根據巖石形狀與動物形象的雙重需要加以多變性運用的。這種圓、浮、線雕并施的語言，在漢唐陶俑、歷代石獸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見到。它們使中國雕塑在精練中塊面更整體，因而有時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崗北魏露天坐佛和龍門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