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問題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區域經濟問題，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自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區域性經濟在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并且逐漸成為核心經濟的支撐單位。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格局，東部地區、南部地區、西部地區和北部地區是我國四大主要的經濟發展區域，由于四個區域的地理位置、文化傳統、人口基數、自然環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異，因此導致四大區域經濟出現了偏斜狀態，并且逐漸拉大了四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距離。

一、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經濟主要存在的問題

區域經濟問題與一般的社會經濟問題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由于區域經濟會出現空間、時間上的傾斜，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將區域性經濟單獨列舉出來，并且稱之為區域經濟問題。落后病、蕭條病、膨脹病、遲滯病是我國區域經濟最為主要的四個問題，嚴重影響著我國的區域性經濟。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個區域的經濟從未有發達過的區域性問題，這種問題的主要特點就是區域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過低，當地經濟產業的技術水平較為落后，經濟發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國其他區域，當地的科學、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較低，這種問題主要會出現在我國西部地區。

（二）蕭條病

蕭條病是指一個區域中的經濟曾經輝煌過一段時間，但近期經濟卻陷入困境所患的區域病。其主要的表現為當地主體經濟的地位逐漸下滑或者被取代，整體的經濟框架設計不合理，經濟增長速度較為乏力，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管理方式較為落后，主要的發病區域在我國東部區域的經濟帶。

（三）膨脹病

當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到瓶頸階段時就會出現這種病癥。病癥的主要表現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和產業過度集中，地區經濟產業的規模逐漸膨脹，生產與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線上升，從而導致區域內的綜合競爭力直線下降。從我國的經濟整體上來看，這種病癥主要出現在我國東部地區或一些國內經濟發展大省。

（四）遲滯病

遲滯病的主要表現為區域內的經濟、科學、生產、教育等上升空間受到阻礙，當地現有的產業機構不適合目前的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顯。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階段，但是我國一些區域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當地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種病癥主要發生在我國的中部六省。從我國經濟的整體上來看，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國四大區域經濟的差距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被拉大，區域經濟之間缺乏互動性和交流性。

二、協調我國經濟全局，優化我國區域經濟問題

縱觀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格局，不同類型、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經濟類型都會出現相應的經濟發展問題，各國面對經濟發展問題都提出了不一樣的解決方案，有的提出經濟改革、有的完善該國的經濟體制，有的建設成熟的經濟發展框架。從我國改革開放至今，相關政府部門先后制定和實施了多種經濟協調方案，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讓我國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機會，已形成了較為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國目前的區域經濟狀況較為復雜，區域經濟的協調措施只不過是為區域經濟確定了發展方向，要想改變目前的經濟現狀，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一）創建政府區域經濟管理機制，增強國家政府對區域經濟的控制力

1、設立區域經濟相應的管理機構，在區域經濟層面的基礎之上為了保障區域經濟健康、穩定和持續的發展，從而建立相應的管理單位，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制定相應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設性區域經濟發展思路和經濟布局，調整行業、企業、區域之間的經濟格局，協調各經濟單位之間的利益糾紛，從而保證讓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2、在區域內劃分出標準經濟的位置和問題經濟的位置，我國的區域經濟沒有準確的標準經濟和問題經濟的劃分，并且缺少一種目標較為長遠的經濟發展框架，區域經濟的劃分非常的籠統和簡單，再加上多種要素長時間的變動，很難保證國家相關政策落實到區域經濟的范圍內。對于問題區域經濟劃分的問題，國家政府主要確定了貧困地區的界定，不存在經濟蕭條區域、膨脹區域和遲滯區域，因此區域傾斜政策很難制定相應的條款和真正落實到實際當中去。

（二）統籌規劃問題經濟區域，協調我國區域經濟聯動發展

根據我國四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將我國四大區域經濟進行發展聯動，從而制定以下發展戰略：

1、創建區域經濟內官方協商溝通機制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想要得到創新和重組，僅憑單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綜合聯動區域經濟發展才能夠讓本地區域經濟和全國整體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向前發展，創建區域經濟內官方協商機制，就是通過溝通的形式，讓區域內的各個經濟個體協同發展，從而讓經濟利益達到最大化。在確定了單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機會和自身的優勢后，確定經濟個體的層次，結合周邊的產業分工，實現區域經濟互幫互助，創建經濟錯位發展的機會。

2、積極探索區域經濟內的合作模式根據我國區域經濟未來發展和經濟現狀的實際情況，可以創建一些極為松散的經濟合作區域，在我國已經有一些較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域。泛珠三角區域以“珠三角”為區域經濟的核心，經濟發展逐漸向周邊進行輻射式的擴散，整個覆蓋范圍幾乎覆蓋了半個中國。這種松散式的合作區域的建立，我國各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必然進一步得到加強，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優劣互補，全面促進各區域經濟之間的和諧發展。

結束語

篇2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 運輸經濟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08-159-02

1 區域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之間的關系

區域經濟的發展和交通運輸之間是較為復雜的關系。目前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存在不同結論，但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這三種觀點也成為了當前制定區域交通運輸發展政策和規劃的基本指導思想。第一種觀點主要認為交通運輸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引致需求，交通運輸的發展就是要滿足區域經濟活動引發的交通運輸需求；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交通運輸的發展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調并突出交通運輸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第三種觀點則綜合了前兩種觀點的結論，認為交通運輸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兩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雖然上述兩種觀點都部分地反映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交通運輸之間的相互關系。但筆者更同意第三種觀點，認為區域經濟與交通運輸兩者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

1.1 兩者可以相互促進

區域經濟的發展促進交通運輸水平的提高。完善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形成工業聚集效應。隨著該區域供給水平的不斷增長以及擴大輻射范圍所帶來的需求量的不斷增加，反過來又對城市交通運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城市交通運輸自身加快發展和完善。運輸發展滿足了產品輸出以實現比較利益的要求，而追求規模經濟和聚集效益將推動更為發達的城市交通運輸提供支撐。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也能夠為城市交通運輸的良性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從而使得城市交通實現可持續發展。

1.2 兩者可以相互制約

區域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不僅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且也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系。如果區域經濟發展落后，無法為交通運輸提供有利的發展條件及雄厚的資金支持，那么就會阻礙交通運輸的發展。而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過來又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的滯后影響交通運輸的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的滯后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影響當地的消費和需求，同時也會使政府的財政收入相應減少。落后的經濟不能為當地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因而也制約了交通的發展。而且政府也沒有認識到道路建設的重要性，往往在城市整體規劃中缺乏科學性、合理性，交通基礎設施也不完備，不能給交通建設提供有效的支持。

2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運輸經濟問題

2.1 區域經濟發展與道路運輸發展不相協調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同是社會經濟系統中兩個密切相關的子系統。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提供重要支撐，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又是決定交通運輸設施的數量和質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區域經濟發展與道路運輸發展不相協調，主要表現為交通規劃水平不高，應變能力和整體協調性也相應缺失，不能使交通道路的建設與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的規劃相協調，導致當地城市不能更好地全面的發展；交通堵塞的情況也愈發嚴峻，究其原因就是，道路交通設施建設的速度遠遠落后，跟不上需求。交通堵塞必然影響到客貨運輸、商業洽談等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同時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地區的道路建設規劃的延后，嚴重阻隔了這些區域和外部地區的聯系，不能使外界了解當地的有利資源狀況，就更不談不上資源的開發了，相應地，由于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也就更加延緩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加重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2.2 經濟社會發展對于運輸建設缺乏資金支持

（1）在國家全面發展的新時期，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各種經濟活動的增加導致原材料、產品、人員的流動增長和位移的增加，從而使交通運輸的需求也呈現出急速增長的態勢。雖然如此，但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致使我國當前對交通運輸方面的資金投入量相對于其他方面較為有限。

（2）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我國各地區的交通運輸設施建設情況參差不齊，造成各地區間存在很大差距。盡管國家和各地方政府都在經濟規劃中加大了對交通運輸設施的投入，但是政府總體上對交通建設還是缺乏資金支持，從而導致交通運輸建設不能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2.3 落后的交通基礎設施導致運輸成本過高

在區域經濟落后的地區，交通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后，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區和周邊地區難以形成產業高度集聚，物質高度集聚，資金高度集聚，技術高度集聚，人才高度集聚的經濟優勢，因此缺乏完整的交通運輸網絡，使得地區間的運輸難度增大，運輸成本提高。另外，影響運輸成本高低的因素較多，其中運輸工具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若運輸工具的效率較低，也會造成運輸成本的增加。

3 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運輸經濟問題的措施

3.1 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道路運輸發展相協調

交通運輸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指：交通運輸與經濟兩個系統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適應、協同發展的狀態和過程。交通運輸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或系統組成要素之間在發展演化過程中彼此和諧一致的程度稱為交通運輸與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相互作用，形成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首先交通運輸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強化區域經濟系統內外的經濟聯系，加大和提升系統開放的程度和效率，而且隨著區域交通運輸系統結構的改善和功能的增強，區域經濟系統內的分工協作愈加明顯和集中，主導產業得到加強，反過來區域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增大區域經濟的聚集效應，增強地區規模經濟效益，加強區域經濟子系統間既有的聯系，促使區域主導產業前向、后向擴散范圍和程度擴大。同樣地，區域經濟水平的增強，可以促進區域交通運輸的發展，因為經濟水平的增強意味著經濟活動的加強，這又導致對交通運輸需求的增長，并且區域經濟實力的增強，會加大對區域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會進一步構建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相互作用的多環正反饋系統。

3.2 增加地區對交通運輸建設的資金支持力度

區域經濟發展阻礙交通建設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對交通運輸建設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只有提高政府對交通運輸建設的資金支持，擴大交通網絡，大力拓展城市內部交通及周邊地區的交通建設，緩解城市交通壓力，提高周邊地區與中心城市的人員、商品、信息的流動，才能實現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

3.3 加快建設交通運輸設施，推進交通運輸整體發展

（1）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暢通的運輸網絡，可以縮短運輸相對距離，壓縮企業的運輸成本，特別對以交通運輸作為大量成本發生點的企業，壓縮這方面成本的要求就更迫切了。

（2）在規劃方面要注重協調性、綜合性，使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社會其他系統的發展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共同為區域經濟的增長助力。

（3）針對不同的區域，應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設計劃。例如，對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適度超前建設交通設施，以適應快速增長的運輸需求；而對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則要更加重視基礎交通設施的建設，為這些地區以后的經濟發展，做好最基本的交通保障。

篇3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

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篇4

關鍵詞：區域經濟；資源；人才；政策；支柱產業；文化差異

前言

2015年各省“GDP成績單”已經完全公布，此次公布成績最好不僅排名引人注意，同時各省的“GDP增速”也是受到關注。在這次成績單中排名位于前三的分別是經濟總量為7.28萬億的廣東省，7.06萬億的江蘇省以及6.3萬億的山東省。并且在此次統計中，可以看出，受重工業的拖累，東北三省經濟增速下滑，特別是遼寧省已經從2014年的經濟第七大省滑落到排名第十位。同時，四川經濟崛起，經濟總量再度回到1978年的全國第六位。從各省“GDP成績單”的數據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區域經濟學出現了日益加強的馬太效應。

大從世界的角度，小從國內來看。不同的歷史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區域經濟問題，總的來說，區域經濟問題的產生與4個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1：與區域的地理因素有關。可能受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當地的經濟滯后或者經濟總量高于其他省份。例如，上世紀，安徽省蚌埠市因為受其明顯的交通優勢，其經濟發展位于同省甚至全國的前列。但近些年，因交通的普遍快速發展，蚌埠的交通條件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導致其經濟發展也失去了明顯的競爭優勢。2：與區域的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等這些流動性與可變性較強的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前段時間掀起的 “蒜你狠”中，大量的安徽，河南廉價勞動力涌入山東金鄉縣為山東金鄉縣創造了經濟奇跡。3：受各區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影響。在我國內，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因受其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響，近幾年來引入與阿拉伯國家合作項目。為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并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4：適合的體制與適宜的經濟發展階段。例如，在改革開放期間，許多民營企業趕上了好時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取得了迅速的發展。綜合上述說法，區域經濟學的發展影響因素可以總結為五個大的方面。現從5各方面分析經濟發展中的區域經濟問題。

一、區域地理差距問題

因為其地區的不同，區域經濟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地區差距問題也是研究區域經濟學的核心為題。通過各省的“GDP成績單”可以看出 ，位于榜首的廣州省，其地處沿海，并且在早年的經濟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政府就選擇廣東省作為優先發展的省份。因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北面依靠南嶺，東北面是武夷山，南面面臨南海，海上運輸極為發達。因此，交通的便利不僅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捷性，同時也為文化走出去奠定了一定強有力的基礎。從各省的“GDP成績單”中不難看出，排名第二的江蘇省和排名第四的浙江省位于我國長江出海口，連接內陸。不僅有利于經濟走出去，也有利于技術引進來。同時，江浙地區位于沿海地區，有利于經濟貿易的往來，可以極大地促銷商品的出口。由廣東省和江浙地區的例子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對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二、區域支柱產業的差距問題

支柱產業決定地區經濟來源，同時也決定地區總體“GDP成績”。支柱產業在地區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2015年各省 “GDP成績單”中也可以看出，電子信息產業作為廣東省的支柱產業為其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相比東北地區的以重工業為支柱產業，廣東省的電子信息產業更具有創新性和價值性。由于石油業總量和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的大幅下降，對黑龍江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使其經濟總量大幅下降。

三、區域資源利用問題

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資源豐富才能創造出源源不斷的財富，經濟也才能得以發展。地區要想發展經濟，就要了解其優勢與劣勢，充分發揮其優勢，彌補經濟發展過程中“短板”。使其資源發揮得到最大化。例如，我國寧夏省回族自治區有具有保健、養生等多重作用的枸杞，地方應該主要到其優勢。可以發展特色作物種植產業，讓其枸杞種植專業化、系統化、規范化。例如，可以利用政府的“脫貧移民”工程，推出專門的特色作物種植移民村。讓枸杞種植成為寧夏省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同時，充分利用當地特有的資源，已經成為發展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例如，我國安徽省黃山市擁有悠久的茶文化，并且基于現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于茶的需求日益增大。所以，當地政府應該充分發揮這一點，并且試圖利于旅游業帶動當地茶文化，形成以“旅游帶動茶文化”的模式，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一定的貢獻。同時，對于現在日益發展起來的休閑生活方式現也已經成為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對于我國云南省，自然資源很豐富，充分利用其旅游業將成為當地的一個重要的產業。將其旅游業規范化、品牌化將會為經濟發展做出杰出的貢獻，同時，也有利于文化走出去。利用媒體或者其他多方面社交平臺進行宣傳，讓旅游業先從網絡走出去。然后，規范的旅游業從口碑中走出去。

四、人才培養與人才流入問題

人才的培養對于當地經濟與教育的發展起著不容小視的作用。在歷史的舞臺中，不乏有人才帶動發展的例子，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故事就足以說明人才的培養與人才留住的重要性。例如，我國陜西省在2015年“GDP成績單”中位于中下地位，但是陜西省在每年的教育中屬于人才培養大省，問題就出在人才流失上。這也足以說明要想當地經濟得到發展不但要求能夠培養出人才，還要求當地能有足夠的優勢留住人才。人才的流失不僅造成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響，同時就大方面而言，還造成了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住房壓力、環境壓力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在留住人才方面，當地應該發展特有的優勢，例如舒適的居住環境，便利的交通等。同時，政府也可以采取相應的政策上的補助，為當地的經濟發展留住人才，適量控制貧困邊遠地區的人才外流如一線城市。

五、政府政策支持問題

政策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例如影響著經濟的基礎建設、醫療衛生、人才培養等方面。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對于政策采取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我國政府在高考方面對于貧困地區采取的鼓勵政策。這一政策的提出，不僅有利于貧困地區的學生走出去，為當地的經濟往來注入新的元素，同時在某一些方面能夠縮小地區經濟發展的貧富差距。對于實現公平化和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政策支持方面，同時還表現在我國政府對于移民村的建設問題上，近幾年來大面積的生態移民不僅發展了特色種植產業，同時也為移民搬遷戶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條件。

六、區域文化差異問題

區域文化差異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決定因素，能夠在精神層面上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是區域文化差異，又是歷史問題。對于歷史上已經形成的當地特色文化，應該做到繼承和發揚。例如，在我國貴州等地區存在的苗族文化應將其作為特有文化繼承，并讓其成為經濟發展過程有的“吸睛點”。旅游業、宗教文化等都會成為當地的特色文化產業，充分的利用這一點將能夠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不可想象的作用。

在各省“GDP成績單”中可以看出，不同區域同一時期，經濟發展受多個因素的影響，例如經濟體制，產業結構，資源利用，交通，地理環境等多個因素均對其產生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同一區域在不同時期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上述各種因素的影響。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避免盲目發展經濟，避免出現環境中的“先發展，后治理”的錯誤。應該將環境和經濟的發展同時結合起來，發展經濟快速型、環境友好型經濟體制。

同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應該符合當地文化與宗教的要求。讓經濟與宗教、文化和諧發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尊重當地的傳統習俗與宗教文化。

各省“GDP成績單”對研究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研究意義，同時對于研究區域性經濟差距問題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意義。對于當代大學生，應當立足于現在，將目光放長遠為地區經濟發展獻出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篇5

區域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高效運行的前提。作為自然條件復雜的多民族大國，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亦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包括生態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問題。故此，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成為“五個統籌”的重要內容，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千帆競發，百舸爭流之勢；但受區位地緣、歷史基礎和社會人文諸多因素影響，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差距拉大亦是不爭的事實。

對我國區域經濟總態勢可概括為：三大階梯、四大板塊、三駕馬車、三類病灶。和我國地形西高東低相反，從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看是東高、西低、中部居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是鶴立雞群的三大經濟高地，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前行的“三駕馬車”，據2003年工業增加貢獻率分析，粵、蘇、浙、魯、滬5省(市)占64％。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亦存在一些病灶。西部地區重點表現在“欠發達”上；東北三省突出表現在體制和結構的雙重矛盾；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對不足，資源和環境難負其重，雙重約束已顯端倪；中部地區則兼有上述雜癥。需要說明的是，三類病灶在不同地區重點有所不同，但不排除其它病灶，如廣東、福建屬發達省份，但粵北、閩西、閩北一些地區至今還處于相當欠發達的狀態。

從區域經濟現狀與問題出發，經過怎樣的路徑，才能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實現各地區間的共同繁榮。國內外經驗表明，這既需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又需要宏觀調控與政策扶持。為有效運用兩種手段，需要有一個科學的空間組織架構。

首先是大范圍的“區域政策覆蓋區”，現在是4大板塊，即西部12省(市、自治區)、東北3省、中部6省和關內沿海10省(市)。

其次是，“區域政策點擊區”，上述政策覆蓋區，廣義地說，亦是按發展階段和存在問題相同或類似的原則劃分，但面積大，小則近百萬平方公里，大則數百萬平方公里。了提高區域政策的針對性和力度，有必要在發展不同階將一些問題突出的地區單獨劃出。例如資源型城市，特別是礦竭城衰的城市；產業嚴重衰退、就業問題非常突出的某些老工業基地；再如入口嚴重超載的生態保護區和生態脆弱區等等。以上兩類區域，都有相應配套的區域政策，是直接為區域政策服務的。例如針對四大板塊的宏觀區域政策是：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

另一類區域體系是為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為區域(城市)合作服務的。它按照自愿參與原則，通過政府推動、市場運作、要素整合、集成優勢，實現合作各方互利共贏。根據合作的地域范圍和性質，大體有如下類型：

――中心腹地型和大都市圈。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貫通城鄉經濟，發揮城市“中心地”功能，許多省會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城市，都與周邊中小城市以及縣域聯合組成中心腹地型經濟區。進入新世紀，隨著城市化的，特別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以大城市的聯合為核心，包括周邊中小城市和縣域的大都市圈，作用更為彰顯，如長扛三角洲大都市圈、珠三角大都市圈、京津冀大都市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