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狀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經濟狀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社會經濟狀況(SES)；健康

中圖分類號：F0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內容。社會發展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社會成員健康狀況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健康狀況總是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社會經濟狀況(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異聯系在一起的。

在國外，SES與健康的關系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斷提高，SES與健康的密切聯系已被人們深切地感受到，學術界對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不足。在此背景下，總結和借鑒國外成果，對于拓展我國的相關研究無疑是有幫助的。

一、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的相關關系

關于SES與健康關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現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將樣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組，然后對各組的死亡率進行比較。1970年代以后，嚴格的經濟計量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響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與死亡率的相關關系仍然存在。

(一)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狀況和健康行為

數以百計的經驗研究顯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狀況呈“梯度”特征：與社會經濟狀況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會經濟狀況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狀況較差。對于各種各樣的健康指標或患病狀況，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或考察時段，這一規律都成立。總之，SES與健康的正向相關(或與“不健康”的反向相關)已經成為公認的事實。

SES不僅與健康狀況相關，也與健康行為相關。良好的健康行為在高SES者中更為常見。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為方面的欠缺，面臨著更高的健康風險。

(二)不同層次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層次：個人的，家庭的，社區的，以及地區的。其中，個人與家庭的SES與健康的關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區層次的SES。許多研究表明，個人／家庭的SES和社區／地區的SES都與健康相關。需要指出的是，經驗研究中的“社區”范圍與生活中的社區范圍并不一致。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統計分區來代表社區，如人口普查中的統計區域、郵政編碼所覆蓋的區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數例外，社區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在多數情況下仍是顯著的。

(三)社會經濟狀況，其他因素與健康

在現實中，SES與其他和健康密切相關的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特征、醫療保險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織在一起的。探尋這種交叉關系，對于理解SES與健康關系的性質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1　SES，年齡與健康

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不是即時的，而是持續性、累積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中，兒童時期非常關鍵。兒時的SES與健康狀況是成年后SES與健康狀況的基礎。有研究表明，兒時家中發生過經濟困難的人，成年后長期患病或自認為健康狀況不佳的概率較高；兒童時期健康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顯著較低，健康狀況也較差。

許多經驗證據顯示，SES與健康的關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對于其變化趨勢尚未得出一致結論。

2　SES，性別與健康

兩性的健康狀況在許多方面都有差別，SES與健康的關系亦然。一些學者發現，男性的健康狀況與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關關系似乎比女性更強。

3　SES，種族與健康

種族雖然是一種人口統計學特征，但與SES緊密相聯。一些經驗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間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來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屬于少數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勢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與健康

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對于SES與健康的關系也有影響。與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鄉村的老人的健康狀況與SES相關的程度較低。

5　SES，醫療保險與健康

醫療保險在各國衛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醫療保險對健康的影響如何，特別是它對不同SES群體的效果有無區別，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公共醫療保險最為薄弱，對其效果的爭議也最大。一些學者發現，公共醫療保險與較差的健康自我評價和較高的慢性病發病率相關。不過，美國公共醫療保險的積極作用可能表現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HRQOL)。擁有醫療保險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較快。

除美國外，其他OECD成員國大多已實現公共醫療保險的普遍覆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醫療成本對就醫行為的約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狀況較差，那么可以預期，低SES者對醫療服務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與全科醫生聯系的頻率的確較高，但接受手術的比率和與專科醫生聯系的頻率并不顯著高于高SES者。這可能表明醫療體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專科醫生)未能按照實際需要向全體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簡而言之，即使在平等進入的醫療體系中，也有跡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醫療服務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在非平等進入的醫療體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與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顯著改變SES與健康的關系。例如，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美國聯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區投入了大量公共資金。據測算，60年代以來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的嬰兒死亡率差距明顯縮小，這種變化有40％可歸因于聯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會經濟狀況的度兩個

SES的涵義十分復雜，很難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對SES的定義進行深入討論無疑是必要的，不過，經驗研究所面臨的更加關鍵的問題是怎樣度量它，或者說選取哪些指標來代表它。

大量的經驗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來代表SES，這三個指標可以說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這三個指標與健康的關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數估計值的大小和顯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異。多數研究者認為SES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種衡量指標；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單一的衡量指標。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數據集檢驗了不同SES指標與健康的關系，發現某種指標更“有效”，

但其結論并不具備普遍性。

除以上三個指標之外，財產(Wealth)也是比較常用的SES指標。不過由于數據收集方面的困難，財產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獲得的指標來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擁有汽車，是否自有住房，有幾頭牲畜等。

為了解決不同指標與健康之間關系不一致的問題，一些學者主張構造復合指標來度量SES。好的復合指標與健康指標的相關度非常高。然而，復合指標有兩個缺陷：一是缺乏實際經濟含義；二是當不同單項指標之間相關度比較低的時候，復合指標的準確度也比較低。因此，對SES的衡量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解決方案。有學者主張，應根據被研究人群的具體情況，按照SES影響健康的途徑和SES與所考察的健康結果的關系來選擇合適的SES指標；或者，使用盡可能多的指標來衡量SES并分別討論它們與健康的關系，此外還要充分考慮未被觀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響。

三、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之間的作用機制

縱觀SES與健康關系領域的經驗文獻，不難看到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確使用“SES對健康的影響”這樣的表達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關系，一律以“相關”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SES與健康之間的作用機制還在探索之中，因果關系的方向也還沒有定論。

(一)SES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

1　因果關系的有無

過去，認為SES與健康之間的相關關系只是一種假象的觀點曾頗為流行。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種觀點是，在同樣的健康或疾病狀況下，低SES者傾向于覺得自己健康狀況更差或病得更厲害，于是被觀察到更高的發病率或就醫率。需要解答的問題僅僅是為什么低SES者對自己健康的認知更加悲觀。但后來的研究證明，包括上述觀點在內的“假象”說的各種解釋都是站不住腳的。

與“假象”說不同，“遺傳因素”說不否認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但認為這種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遺傳因素作用的結果。很可能有某種遺傳因素對個人的SES和健康狀況都有影響，于是造成兩者相關。這可以用雙胞胎數據來加以檢驗，因為同卵雙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結果表明，遺傳因素確實對SES和健康狀況有一定的影響，但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不能完全用遺傳因素來解釋。

2　因果關系的方向

在SES與健康之間的確存在著因果關系，但孰為因，孰為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哪個方向的因果關系是主要的，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要對SES與健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進行嚴格的檢驗，單憑計量技術是無法做到的，要靠滿足一定要求的數據。其中一種是時間跨度很大的時序數據，據此可以分析個人早年的SES對很長時間以后的健康狀況的影響，或者早年健康狀況對以后SES的影響。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兩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都存在。

另一種可用的數據是發達國家高齡老人的調查數據。由于高齡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醫療保險，所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不會影響收入。這就使SES與健康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向。一項使用美國高齡老人調查數據的研究顯示，SES對健康的影響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狀況的變動，而不是健康狀況本身與SES的關系，是另一種檢驗因果關系的辦法。一些學者對加拿大勞動與收入動態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在調查初始年份健康狀況良好的50歲以上的人，在后續調查中健康狀況的變化與其基期SES顯著相關。這表明SES對健康具有顯著影響。

看來，比較可靠的結論應當是SES與健康互為因果。雖然如此，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關心SES對健康的影響，因為健康影響SES是公平競爭的結果，而SES影響健康則可能反映了社會不公。后者正是“社會肇因”說的內容。

(二)“社會肇因”說

許多研究者試圖從個人致病因素(健康風險)方面尋找SES影響健康的途徑，比如研究SES與健康行為的關系。但這卻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遷，健康風險是在不斷變化的。現在罹患癌癥的風險因素與以前染上肺結核的風險因素可以說完全不同，但這兩種疾病與SES的相關關系卻沒有太大區別。可見，與個人健康行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約著重要資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過多種途徑影響著多種疾病的后果，從而與健康狀況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這種觀點又被稱為“社會肇因”(Social Causality)說。

從“社會肇因”說可以得出推論：與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導致的死亡率與SES的相關關系比較弱。這一推論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

(三)SES影響健康的途徑

健康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標。探討SES是如何影響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進社會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會心理因素與健康

大量文獻表明，心理因素與健康有著直接聯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體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應對壓力的能力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習慣，從而更易產生健康問題。

為什么對各種壓力因素的心理反應模式與SES相關?換言之，社會結構與個人特征是怎樣聯在一起的?一種有影響的解釋是，個人是通過與SES高于自己的人進行比較來對自身福利狀況進行認知的。這種社會比較會給低SES者帶來一種“相對匱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導致心理壓力和負面情緒，長此以往就會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癥等。

2　SES，物質因素與健康

與社會心理因素相比，物質因素對SES與健康關系的影響更直接，也更容易檢驗。在各種物質因素中，最令人關心的是與醫療系統有關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醫療可及性是否相同，在醫療系統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對待，成為經驗研究的重點。

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影響患者就醫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嚴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狀況也有一定影響。一些研究發現，患者的SES與被醫療機構收治時疾病的嚴重程度呈反向相關。即使在完全平等進入的軍隊醫院中，患者的軍階也與決定做手術時的疾病嚴重程度相關。

患者的SES對醫生的表現也有影響。在發達國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醫后對醫生的滿意度沒有區別，但就醫后的身心健康狀況、醫生服務質量指標和住院費用有區別。

3　社會心理因素＋物質因素

SES影響健康的途徑一定是非此即彼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即使在兩種不同觀點持有者的爭論中，雙方也都承認另一類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強調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綜合考察已有的經驗證據，一個穩妥的結論是，SES同時通過社會心理因素和物質因素影響著健康，只是兩類因素的具體作用機制和彼此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四、我國的研究現狀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國的研究現狀

19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差距的擴大和人們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問題在我國日益受到重視，

相關經驗研究呈加速增長趨勢。但其中以SES與健康的關系為主題的研究與國外的豐富成果相比還比較少。

1　主要發現

一些研究表明，我國居民的SES與健康存在正相關關系；農村醫療衛生資源只與高SES兒童(家庭收入高或母親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狀況顯著相關，與低SES兒童的健康狀況相關性不顯著，說明SES對醫療可及性有影響；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不同職業地位的人群之間，健康與收入和收入不均的關系存在差別，說明不同的SES指標之間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為止，我國絕大多數相關研究集中在收入與健康的關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結果與國外同類研究類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結果，即收入與健康呈反向相關。出現這種反常結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關注收入與健康的關系，忽視了SES的其他方面。當然，我國研究者強調收入與健康的關系是有原因的。我國多數居民收入水平還不高，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也還很不完善，這就使收入成為醫療可及性的主要約束。此外，我國學者十分重視健康不平等問題，現有不少相關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計算健康不平等指標。但健康不平等指標只能顯示人群的累積健康指標如何隨著累積收入而變化，無法據以分析多維度的SES與健康的關系。

除收入外，考慮其他SES指標與健康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標志，其他SES指標和健康的關系可能與收入和健康的關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國的收人數據大多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測量誤差比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現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長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標，如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相對而言易于準確測量，相應地，檢測出來的其與健康的關系可靠性也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與健康(包括收入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是雙向的，只有在嚴格的數據條件下，使用縝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確保檢測出來的相關關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關系。然而在我國現有的研究中，相關關系常常被不加討論地宣稱為因果關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縮小健康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亟須從各個角度開展SES與健康關系的研究，以便為制定衛生政策及其他相關政策提供依據。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對SES與健康相關關系的檢驗

究竟哪些人群對健康風險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國現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與健康的關系，需要使用更廣泛的健康指標和SES指標以及不同人群的數據，重新、反復加以檢驗。此外，SES與年齡、性別、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醫療保障與健康

醫療保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它與SES和健康的關系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改革效果的評價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而在評價中引入SES視角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及時發現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們需要知道SES與醫療保障狀況是否相關，以及醫療保障對SES與健康的關系有何影響。

3　SES，城鄉差別與健康

巨大的城鄉差別在我國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根據我國的國情，城鄉差別已不能單純視為居住地或戶口登記類別上的差異，而應看作SES的內容之一。城鄉居民之間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與健康的關系有無城鄉差異，居住地重要還是戶口登記類別重要，這些問題都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4　社區／地區SES與健康

地區差異也是我國現階段的突出問題，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醫療資源分布狀況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圍內，社區之間差異也很明顯。研究社區／地區SES與醫療資源和健康有何關系，對于我國建設基層醫療體系、改善醫療服務提供很有意義。我國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這個問題，但它們使用的大多是加總數據，從中無法看出社區／地區SES與個人健康的關系。

5　SES，社會流動性與健康

篇2

關鍵詞：農民工；就業；經濟收入；城市融入

一、農民工的基本概況

（一）農民工的數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2012年初沈陽市共有約135萬外來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0.51%。外地來沈陽打工的農民工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沈陽市農民工分布比較集中在和平區的長白、砂山等地區。沈陽市轄區內大約有85.9萬農民工，占全部外來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區四個區的農民工都達到了10萬人以上，其中沈河區的農民工達11.0萬人，是全市外來農民工最多的一個區。

（二）農民工的來源地

在沈陽市工作的農民工有75萬人來自于遼寧省內其他縣市（占56%），有32萬人來自鄰近的黑龍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東（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陽市農民工人數均在2萬人以上。四川（1%）、江蘇（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陽市的農民工均在1萬人以上，來自其他省份的農民工占6%。

（三）農民工的行業分布

沈陽市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占22.6%）、批發和零售業（占27.7%）、建筑業（占13.2%）、住宿和餐飲業（占8.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4.5%）。此外，農林牧漁業占6.5%，房地產業占2.1%，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2%，采礦業占0.8%，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5.7%，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占0.8%，其它行業占6.4%。

（四）農民工的年齡及學歷結構

沈陽市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年齡在14歲及以下人口10.6萬人，占全部外來人口的7.7%，15～45歲年齡段人口104.0萬人，占77.1%，46～59歲年齡段人口15.0萬人，占11.2%，60歲及以上人口5.4萬人，占4.0%。沈陽市的農民工初中以下學歷的人約20萬人，占14.8%，初中學歷的約60萬人，占44.5%，高中學歷的有18萬人，占13.3%，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有37萬人，占27.4%。

二、農民工的經濟狀況

（一）工作時間

沈陽市的農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續的占25.26%，工作時有時無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沒工作就在家閑居的占13.82%。大部分農民工沒有休息日，如餐飲、建筑業實行的是以天為單位計算工資，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資。調查問卷顯示，大部分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都多于8個小時，每天工作少于8個小時的人僅占少數，每天工作8～10小時的農民工占34%，10～12小時的農民工占28%，12～14小時的占24%，甚至還有些行業的農民工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

（二）勞動合同簽訂

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低，遠遠沒有達到政府規定的比率。建筑行業中普遍存在包工頭方式這種非正規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業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低于其他多數行業。在沈陽市的農民工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有口頭約定的占18%，簽了書面合同的占66%，簽了書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條款的占12%，既沒簽書面合同也無口頭約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陽市農民工從事不同行業之間收入水平差別較大，收入較低的行業是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制造業，月均收入分別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較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建筑業，人均月均收入分別為2124元和2002元。例如，從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業農民工工資上漲六倍到十幾倍，平均上漲了十倍。沈陽市餐飲業人員工薪水平排后，在44個行業中排在第34位。餐飲業人員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飲行業社會地位低、勞動強度大，城里年輕人不愿意在餐飲行業就業。

個案一：放線員小趙來自遼寧省鐵嶺市熊官屯鄉，初中未畢業。2006年到沈陽建筑工地做放線員學徒，月工資600元。2012年小趙的月工資達到1萬元。去掉冬閑5個月，工作7個月小趙能賺到7萬多元。

個案二：力工老趙是遼寧省阜新市大巴鎮的農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資30元（同期木工日工資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資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資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計件算工錢，日工資500元，架子工日工資150元）。

三、農民工的社會狀況

（一）農民工的住房情況

在沈陽市大部分農民工都是租房。大約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約20%的家庭是與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約10%的農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單位提供的簡易住房、倉庫、鍋爐房、收發室等。已購房農民工約占5%，多為年輕人，購買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農民工的租房面積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個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樓房每個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兩家合租）。多數農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區等待動遷的平房，房屋狹窄潮濕，周邊環境較差。例如，一位來自葫蘆島建昌的木工來沈陽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區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沒有水，要到別人家去接水吃。

（二）農民工的社會文化生活

農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農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設施不全的社區，居住周邊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單位有關精神文化生活設施、場所不足，缺少參與城市文化活動的渠道和機會。在閑暇時間農民工的主要娛樂是打牌、打麻將、喝酒、閑聊、看電視、閑逛，很少有人去公園或參加體育活動和讀書看報。為了推進城市農民工的文化建設，新世界會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為了首批授牌的農民工文化建設試點工地。推進建筑工地農民工文化建設，不僅可以改變農民工文化交流封閉的問題，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區生活。

（三）農民工的消費行為

流動性強、薪資低下限制了農民工的消費，教育制度導致農民工子女教育消費支出比例高，醫療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醫療保健費用增加。農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費理念，特別是有關非物質商品的消費很低。農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費，消費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機上網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給家寄錢的占11%，儲蓄存款的占15%。一位農民工說，在城市生活花銷太大，水煤電都得花錢，還要租房，要想攢點錢，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農民工的社會交往

由于城市農民工處于整體較差的生活狀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往往選擇回避必要的社會交往，這種回避不只是簡單的足不出戶，而是多方面的，具體表現為：對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視、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時感到拘謹；對自身處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較為強烈、與他人交往時表現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視與歧視以及對社會群體生活表現出消極心態等。

（五）農民工的權益保障

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工傷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但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缺少法律上的細則規定，很多農民工基本游離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雖然融入了產業，但沒有融入城市，其就業穩定性差，參加社會保險不積極，對參加養老保險在觀念和認識上也有誤區。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陽全市農民工參保人數達到23998人，比1月份實現凈增長8169 人。沈陽市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1%、32%、47%和7%。

四、農民工的心理狀況

（一）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動因

大部分進入沈陽的農民工目的性強且集中，因“務工經商”進入沈陽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屬于“隨遷家屬”，另有8.4%的人屬于投親靠友。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來人口的87.5%。調查看到，與上一代農民工打工掙錢的單一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目的已發生巨大變化，求發展、開眼界成為主流，由以往進城掙錢回鄉發展開始向精神層面拓展。由單純謀生向追求歸屬感延伸，由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向實現人生價值延伸。

（二）農民工對未來的期望

沈陽市農民工對未來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農民工希望將來能掌握一門專業技術，13%的農民工希望能成為城市人，13.6%的農民工則希望能掙很多錢，13.6%的農民工希望自己能當老板，同時還有一部分農民工則希望能得到社會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則希望在城里待幾年后再回農村等。

（三）農民工的自我身份認同

農民工雖然為推動現代化的進程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但卻不為所在城市社區所接受和認同。由于不能享受到與市民平等的待遇，適應能力弱的農民工對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公平的現象體會較深，對社會不公平的評價比其他人更消極。調查發現，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認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數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則認為自己除了沒有城市戶口外，跟城里人沒什么區別。

（四）農民工對工作和生活的滿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農民工很滿意，56%的農民工滿意，20%的農民工不滿意，12%的農民工很不滿意。在生活方面，18%的農民工很滿意，61%的農民工滿意，15%的農民工不滿意，6%的農民工很不滿意。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一些農民工不愿意回答這類問題。

總之，農民工是中國當今社會特有的一個龐大群體，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質量參差不齊，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穩定性。政府、企業和社會要盡力想出現實可行的具體辦法改善沈陽市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EB/OL].國家統計局網， 2013-05-27.

篇3

關鍵詞 農業灌區；社會經濟；水利設施；陜西合陽

中圖分類號 S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陽縣是渭北旱塬農業大縣，主產是小麥、玉米、棉花、油菜和蘋果等糧經作物，是陜西省的主要糧、棉、果生產基地之一。該縣長年降雨量偏少，農業生產主要是靠東雷抽黃、紅旗、定國、百良、東風水庫、機井等來抗旱灌溉。該縣部分農業生產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設施，但通過加大地方財政和國家財政支持，以及近幾年來的項目建設，農田水利設施得到基本改善，當地的經濟產出穩步提高，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社會穩定和諧。

1 社會經濟環境概況

合陽縣農業灌區涉及路井、黑池、馬家莊、新池、坊鎮、伏六、金玉等鄉鎮，總人口39.8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1.26萬人，農業勞動力29.87萬人。尤其是東雷抽黃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極大地改善了合陽縣農業灌區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高效灌溉農業種植模式得以大面積推廣，農業種植結構的多元化，使灌區社會經濟狀況得到極大提高。

灌區經濟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主產小麥、玉米、棉花、蘋果等糧經作物，是陜西省的主要糧、棉、果生產基地之一。據調查，灌區農民對農業的依賴程度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農民外出務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業收入。種田只是依靠婦女和老人維持，青壯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務工掙錢，農民外出務工人數最少達到40%。農業灌溉對他們來說，澆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產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時或不積極，導致作物產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門對水利事業重視不夠，各級鄉鎮水管單位對灌區灌溉管理參與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設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設，如合陽縣黑池鎮東洼村村民干擾施工，阻攔拉料車進村，嚴重阻礙了施工順利進行，影響了工程進度，后經多方數次協調，給予了一定數量經濟補償和其他條件后才得以解決。在其他項目建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類現象。

2 灌區水利設施現狀

合陽縣農業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黃河為水源的大型高揚程電力提灌抽黃工程，取水方式為無壩式引水，再加上紅旗、定國、百良、東風水庫、機井等來為農業抗旱灌溉服務。合陽縣農田作業地貌類型分塬區和灘地兩大類，大部分屬渭北黃土臺塬區。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東南灘地349 m。農業土地面積9.81萬hm2，農業種植面積5.84萬hm2。全縣采用大、中、小灌區結合，提、蓄、引、節、保措施并舉，灌溉、水保、供水、水產并重的水利工程體系，全縣共建成小型農田水利工程496處，設施灌溉面積3.692萬hm2，有效灌溉面積3.559萬hm2，為抗御水旱災害、全面促進全縣農業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保障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布設總干、干支渠6條，長95.5 km，已襯砌93.4 km，襯砌率97.8%，襯砌完好率80.0%；支渠28條，長112.3 km，已襯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類建筑物732座，渠道與建筑物配套基本齊全。基本上沒有完好渠道；斗、農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為60.3%，建筑物與渠道配套較差，老化失修嚴重。

合陽縣整體農村水利設施仍比較脆弱，農田水利現代化程度低，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依然較差。但通過加大地方財政和國家財政支持，以及近幾年來的項目建設，合陽縣水務局以項目帶動為龍頭，大力發展并推廣節水灌溉項目區。在農田水利項目區資金來源上，縣上采取“上級拿一點，地方拿一點，群眾籌一點”等多元化組合投資方案，使節水灌溉示范工程與當地水源條件相結合，與高效農業發展相結合，與工程建設管理相結合，從而使農田水利設施得到基本改善，當地的經濟產出穩步提高，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社會穩定和諧[1-4]。

從表1可以看出：小麥平均水費1 020元/hm2，占總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費1 815元/hm2，占總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蘋果平均水費2 070元/hm2，占總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費1 725元/hm2，占總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費1 920元/hm2，占總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綜合分析，合陽縣灌區作物農業生產總投入中，水費占總投入的比例為20%。灌區農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種植收入、養殖收入、務工收入和政府補貼等部分構成。此次對家庭收入調查顯示：種植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務工者居多，農作物耕作生產成本大，水費占成本費用平均20%，農民反映水價過高，農副產品價格偏低，種植收入不能滿足家庭支出，大部分農民都選擇外出務工。

灌區群眾普遍認為：水價沒有提升的空間，農民能夠承擔的水費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價會對農民用水積極性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將影響到農業生產的發展，阻礙灌區經濟持續發展。

3 參考文獻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區水利設施建設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12（2）：259-260.

[2] 劉增進，王寧，張瑞.農村煙田水利設施中的水資源平衡計算[J].安徽農業科學，2012（35）：17384-17385.

篇4

關鍵詞：農村；農業；經濟發展；科學發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13

杉樹灣村地處重慶市涪陵區珍溪鎮北大門，各類森林覆蓋面積14700多畝，耕地2625畝。2014年人均月收入2500元。農業主產玉米、水稻，經濟作物以早季榨菜和南瓜、西瓜盛名，素有瓜菜之鄉的美稱。第二產業以加工碎石為主，轄區內有年產百萬噸的碎石加工廠3座。有年產1萬噸的榨菜加工廠1家，6年制義務教育小學1所，有896家農戶，共農業人口2979人，是一個南來北往的商賈之地。

1制約該村經濟社會發展主要因素來源

1.1自然資源利用率不高、信息滯后

2011年，村政府引進一批核桃樹苗和杜仲樹，本村的土地資源較多，但只有少部分農民開展了植樹造林，其他沒有加入該項目的土地大部分是荒蕪的，沒有人去管理上千畝的土地，也沒有人去承包這些土地。原因在于該村地形崎嶇，種植物零散不成規模，又由于人們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家沒有創新或者因地制宜的意識，導致很多農副產品沒有形成標準化生產。

1.2鄉村基礎設施不夠完善，農民收入來源單一

2012年，該村進行坡改梯等改造，但仍有許多地方不盡人意。比如用于澆灌農作物的水池修建問題一直困擾著該村的農民，直到現在依然沒有較好的規劃建設。該村沒有專業的農業專家進行指導，并且大棚建設還沒有達到規模化、科學化、標準化，沒有把其效益達到最大化，農民沒有預防水災、旱災、蝗蟲病等各種災害的知識和設備，農民的最主要收入依然還是來自傳統農作物，沒有向香菇、西紅柿等其他新興經濟作物靠近，收入單一。

1.3農民整體素質不高，改革創新難度較大

調查結果表明，該村農民的素質偏低。這可以說明農民的保守性比較強，接收新興經濟作物比較困難，想要改變這一現狀難度比較大，該村政府人員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較大，需要對該村農民集中召開多次會議，加大力度宣傳農業改革的相關知識。

1.4社會基礎建設發展過于緩慢

該村從2011年就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在最近三年時間里，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農村交通不夠健全，農業產業鏈依然沒有成型，導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來投資。同時，醫療設備欠缺，街道路燈和文化廣場沒有較好的規劃建設等一系列問題依然存在。

2政府扶持與“三農”政策走進該村的巨大變化

2.1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現代農業，改善農村落后面貌

十報告專題闡述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提出了關于“三農”工作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農業農村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該村委會認真貫徹黨的會議精神，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完善和強化各項“三農”政策，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以下是該村政府在這兩年的工作成效。

2.1.1促進交通發展新常態

2013年5月，村政府響應上級指示，該村開通農運客車，這項工程旨在讓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讓部分農民有了就業機會。進一步拉近城鎮與鄉村的距離，方便當地百姓，刺激當地的消費，利用地處交通便利的優勢，促進交通的長期發展。

2.1.2積極開展農村土地責任承包制

2013年，村政府開展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經營為主要形式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模式，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群眾務農種糧的積極性以及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搞活農村經濟。同時，村政府還召集承包者集中輔導有關農業知識。他們把外出打工的荒廢土地租借來大面積的種植榨菜、玉米、西瓜、南瓜等。一則避免了土地的沙漠化，二來為外出打工的農民增加了經濟收入。

2.1.3養殖業的快速發展，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

該村建立6個養豬廠和兩個蜜蜂廠，并且進行生豬品種改良，生產優質瘦肉型豬肉，適應市場需求，讓農民真正做到養豬增收，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建立良種豬場，繁育大量的優質品種仔豬進行生豬品種改良。為此，政府做了規模化、科學化的詳細計劃方案。利用地理優勢突出和飼料來源廣、勞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為當地養殖戶提供了較好的飼養方案。

2.2著力發展民營企業，強化經濟發展增長點

2.2.1企業擴建，提供就業崗位

2014年，重慶市涪陵區鴻企采石場和六池塘采石場在政府的監管下做相應的改造，不僅使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建了一倍，提供大約100個就業崗位。帶動餐飲業和服務業的經濟發展。另外，坐落在該村重慶市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由于污水排放影響了當地的飲水資源，在當地政府的監管和企業改造之下，成功的解決了污水排放的問題，建立污水處理中心，使當地的環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現在，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從原來的20人規模達到了近200人的規模，不僅解決了當地農民的就業難問題，還促進周邊村民的部分就業。

2.2.2發揮地理優勢，加大創新力度

該村利用地理優勢，榨菜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我們走訪了重慶市涪陵區國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向我提供了該村7年的榨菜年產量和相應價格曲線圖1。

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有兩個重要的因素決定著價格的變化：一是，產量的差值如果變化較大，會直接影響價格的波動，通常是產量達到了某一值時，價格會下降，形成了供過于求的局面。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逐步趨于平穩，在前幾年的價格變化看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增長的。我們考慮市場供應量和產量之后，認為產量在10000噸左右較為合理，這個數據對于該村農民來說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信息。

2.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做好民生工程

2.3.1教育方面

該村的杉樹灣小學，在校人數約500人，開設幼兒園和小學。在校的學生大部分家長在外打工，留守兒童較多，教育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交給學校。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當地政府和校領導，通過地方政策，學校招進一批優秀的青年教師，并且學校為幼兒園引進一批教學工具，改造校園的建筑，使學校的基礎設施進一步的得到完善，縮小城鎮的小學的硬件差距。

2.3.2醫療方面

該村在前幾年沒有定點的診所，只有一個私營藥房，導致在以前看病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這幾年在村政府的規劃下，建立了兩個定點醫院，農民不僅可以在這里看病，還可以憑借醫療卡享受一定的優惠。另外，該村的鄉村醫生會每年去涪陵區培訓中心進行免費培訓，學習更多的醫學知識，提高了村醫生的就醫水平。

2.3.3住房問題

近年來，村政府按照新農村的建設要求，2013年，該村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國家給予了住房補貼，絕大多數農民住進新房，這項工程讓農民真真切切感受到黨和國家惠民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解決了農民住房難的問題。

3建議

3.1加大植樹造林力度，推進環保工程建設

該村兩個碎石廠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粉塵污染較嚴重。一方面，建議改進碎石場的機器設備，降低灰塵排放量。另一方面，建議在碎石廠周圍種植樹苗的同時，政府要堅持抓好環境監管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有效保護機制，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恢復方案。

3.2保護水資源，修建水庫

該村遇到旱災的情況時，生活用水很緊張。如果修建一個較大的水庫，利用地理條件，自然會蓄水。當然，現有的水資源要加強保護，堅決杜絕以污染水資源為代價的企業投產。

3.3加大引進投資力度，發展現代化農業

該村建立的大棚基地和畜牧場，可以利用網絡平臺，向外界宣傳引資，使更多的投資商前來投資，并且建立健全現代化農村基礎設施，以農業促工業，以工業帶農業的經濟模式，促進該村的經濟長足發展。

3.4提高該村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協調能力

信息化社會的到來，農民也對“三農”政策的了解也越來越多，這就對政府對上級政策對接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把工作及時完成，遇到問題及時處理，要堅持依法行政，讓權力運行更加規范透明，讓農民更加放心滿意。推進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

4結論

針對現存的各種問題，我們通過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數據處理分析，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建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導致調查不夠全面，如在社會保障等方面沒有涉及。通過此次社會調查可以看出，預計今后5年的發展該村村民基本達到小康標準。不可忽略的是，環境污染問題和老齡化問題依然是影響今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參考文獻

[1]李克軍.鄉村視野：“三農”問題的調查與思考[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23-28.

[2]翟帥龍.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落實科學發展觀――假期社會調查報告[J].農村.農業.農民（B版）（三農中國），2005，（11）：40.

篇5

（一）人口低速穩定增長，經濟快速持續發展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影響。進入新世紀，江蘇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人口再生產始終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達7549.5萬人，自然增長率為2.28‰，人口總量占全國5.7%。與上年相比，總人口增長1%，自然增長率上升0.07個千分點，人口總量占全國比重保持不變。而同期江蘇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548.36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經濟總量占全國10.3%，比上年提升0.3個百分點。按常住人口計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達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長16.80%。

2008-2012年，江蘇人口增長2.65%，不足上一個10年增長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國平均增長速度（2.99%）。而這一時期，江蘇經濟增長則達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經濟增幅分別達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遞增13.6%，高出全國同期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2年，又創出14.9%的新增速，經濟增長步入一個新的快速穩定增長期。從人口經濟密度來看，1997年為5.9人/萬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萬元，2012年繼續減少到0.35人/萬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江蘇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關，處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之間水平，標志著江蘇人口與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年齡結構趨于優化，勞動力資源豐富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從而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據我國科學家研究表明：在我國改革開放頭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加的貢獻份額達到24%、人力資本積累（即素質的提高）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份額為21%；而同期，約有1/4的人均GDP增長是靠撫養比下降帶來的。

江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2000年以來，全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和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達5609.27萬人，占常住人口74.3％，與上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103.56萬人，比重上升0.64個百分點。與2000年相比，勞動適齡人口增加385.2萬人，比重上升2.78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為江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給江蘇帶來“勞動力人口增加，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的“人口紅利”現象。2012年，全省人口總撫養比為34.48%，其中，少兒人口撫養比為19.74%，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4.74%。與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總撫養比下降5.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江蘇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3962.54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上升8.8個百分點；全社會人口總撫養比則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與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減少了18人。

（三）教育發展優先，人口素質提高

優先發展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提供更多優質教育資源，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近年來，江蘇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成效顯著。九年制義務教育不斷鞏固，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學在校生人數從2000年718.55萬人下降到2012年455.75萬人；初中入學率和在校生鞏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93.5%。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結構比例趨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眾化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大學本專科生年招生人數從2000年的18.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萬人，畢業生人數從2000年8.01萬人增加到25.73萬人。農村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部免除。

隨著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江蘇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89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25年。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達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萬人擁有大學（含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萬人增加到0.69萬人，增加0.3萬人，擁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別為3.79萬人和1.46萬人，分別增加0.15萬人和0.15萬人，小學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萬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也為社會全面進步，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基礎。

（四）勞動力轉移加快，人口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