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與稅法的關系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稅收與稅法的關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論文摘要:對組織稅收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質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兩者矛質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悅是組織收入的基礎和保障，只有堅持依法治枕才能閱滿地完成收入任務，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

篇2

一、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之間的關系

（一）在執法中服務是改變政府職能深化稅收改革的需要。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轉變政府職能的步伐不斷加快，提高政府各職能部門的服務功能和水平，是轉變政府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地稅機關作為政府一個職能部門，就必須在新形勢下對自身稅收工作做進一步重新審視，必須要有與時俱進思想，就必須在征管過程中轉變行政理念，充分發揮服務功能。另外，在法定范圍內，對原征管機制、業務流程等進行必要的重組或調整，解決好程序繁雜、環節過多、業務技能不高問題，切實形成快捷高效的辦稅機制。規范工作程序和執法行為，在稅收執法中做到公平、公開、公正，增加透明度、規范性，改善服務環境，密切征納關系，使稅收事業順應時代潮流。

（二）在服務中執好法是聚財為國依法治稅的需要。通過對納稅人提供優質服務，使廣大納稅人都能自己學習稅法，從而自覺守法，自覺履行納稅義務，那我們依法治稅就會成為征納雙方的共同理想，如若不然，稅務機關不能提供好的服務，納稅人稅法觀念不強，造成違法現象，對依法治稅形成絆腳石。伴隨我國法制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納稅人的權利義務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新的征管法及其細則對優化服務、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提出了明確要求，納稅人在依法納稅的同時，還享有很多權利，納稅人可以要求稅務機關為其履行納稅義務的公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是和諧統一相輔相成的。新稅收征管法實施后，納稅服務已和行政執法一樣成為整個稅務行政管理工作的組成部分。在依法治國和轉變政府職能、打造和諧地稅要求的大背景下，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與提供優質的納稅服務對于稅務機關而言，就如同硬幣的兩面，不可分離，其實在稅收執法和納稅服務過程中，這兩個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諧統一、相輔相成。

二、當前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存在不和諧的現象及表現

（一）稅收執法部分環節與納稅服務仍然不協調甚至相矛盾

在具體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工作中，一件涉稅事項往往既會涉及到稅收執法又會涉及到納稅服務，在我們基層實際工作稅收執法責任制中對稅收執法考核工作中，其中最容易涉及到的是“六率”考核，“六率”包括登記率、申報率、入庫率、滯納金加收率、欠稅增減率、處罰率（以下簡稱六率）。應該說“六率”考核基本涵蓋了我們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整個的執法過程，能夠客觀反映我們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的執法效果，因此在稅收執法責任制中對“六率”分別規定了考核比例和百分點，如達不到規定的比例就要按照制定相關的責任制扣分，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就要扣相應的分數并且與獎金掛鉤，這樣的考核機制看似公正、嚴密，但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卻不是這樣，不妨舉例來說明，在一個經濟發達地區有5000戶納稅人（企業和個體），地稅機關有10個稅收管理員，平均分管500戶納稅人，這樣每5戶構成我們考核一個百分點，如果我們執法考核規定都不得低于95%的話，每個稅收管理員就必須保證正常申報、入庫475戶以上，也就是說，一旦每月納稅人超過25人不正常申報入庫，該地稅機關和稅收管理員就會被扣分和經濟處罰，即使對這些不正常申報入庫的納稅人按照征管法進行補征和處罰，申報率和入庫率也不達比例（規定95%以上不扣分），這樣的考核機制在經濟發達、納稅戶多的情況下還顯現不明顯（5戶納稅人構成一個百分點），而在部分偏遠的鄉鎮或經濟不發達地區，特別是個體定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后，大部分個體戶達不到起征點，達到起征點的只有十幾或幾十戶，幾乎每一個納稅人就代表3-9%個考核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少數單位和部分稅收管理員為追求“六率”指標，除按規定開展提醒服務——提醒納稅人申報外，就會對一部分通知不到或通知到仍不申報的納稅人為其作零申報或虛假的申報，（征管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定：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這種現象的“為納稅人服務”其實是軟化了稅收執法的剛性，同樣其他征管指標也存在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如此的長期下去就會形成惡性的納稅服務循環，造成執法的缺信度或是虛擬執法。應引起我們稅務機關的高度重視。

（二）片面理解服務的科學內涵，弱化稅收執法

隨著服務型政府理念的建立和納稅服務工作地位的不斷提升，也出現了一些片面理解服務的科學內涵、忽視稅務機關管理職能和弱化執法力度的現象。如：一些基層單位對納稅人提出的要求，缺少用法治觀念思考問題，強調優化服務而淡化了對納稅人的管理，忽視了執法的嚴肅性，客觀上造成了管理偏松、執法不嚴的現象，以至在稅收管理工作中出現了一些漏洞。基層單位出現的這些問題，反映出相當部分稅務干部對稅收執法和納稅服務認識上的誤區，經常簡單地將二者對立起來。

（三）執法職責與職權和納稅服務還存在“串位”現象

由于對執法與服務兩種行為的含義理解不清，致使不能正確面對稅務機關所具有的執法與服務的雙重職能，也不能正確認識納稅人所具有的管理相對人與接受服務者的雙重身份。把本屬于執法范疇的工作運用服務手段處理，或者把本屬于服務范疇的事情采取法律手段來對待，造成職責與職權的履行過程中的串位現象。

（四）注重稅務處罰而忽視服務

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影響，在諸多法律規定中，強調國家行政執法機關權力多、義務少，而強調管理相對人義務多、權利少，甚至沒有在法律上對相對人的權利予以明確，導致一些稅務人員仍然存在權力至上的思想，衙門作風嚴重，將自己凌駕于納稅人之上，只講權力，不講義務，漠視納稅人的權利，甚至發生的行為，造成納稅人對稅務工作的逆反心理，嚴重損害了稅務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

三、促進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的思考建議

（一）逐步改變或完善個別考核內容是稅收執法考核

以目前“大集中”稅收執法信息管理系統為基礎，進一步細化監控考核指標 ，切實強化對稅收執法的全過程監控、全方位監督，同時作為稅務機關制定執法考核責任制時要有利于更好地推進稅務干部多干事、敢執法，建議在制定稅收執法責任制主要針對責任制實施過程中及時調研，聽取基層稅務機建議及意見，按照定性與定量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及時修改和完善按考核責任區的登記率、申報率、入庫率、欠稅增減率、滯納金加征率和處罰率等指標，促使每個稅收管理員盡職盡責地開展執法和納稅服務工作。

（二）樹立法治觀念，嚴格執行稅法

必須牢固樹立依法行政、依法治稅的觀念，嚴格執行稅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避免執法的隨意性，維護稅法的尊嚴和權威，杜絕執法中的不規范行為。依法治稅不僅是“治外”更要“治內”。對稅務機關而言，依法治稅實際上是一場自我約束、自我規范、自我完善的“自我革命”。“治內”的重要內容就是“治權”，即制約稅收執法權，執法不規范、執法隨意性過大等問題有相當部分都是濫用、錯用執法權引起的。要解決稅收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切實轉變觀念，堅持內外并舉、重在治內、以內促外的指導方針。

（三）不斷加強稅收執法和納稅服務的實踐探索

一要加強禮貌服務。這是一切稅收服務的起點和基礎，也是稅務人員道德水準和個人修養的表現。二要嚴格執法，體現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對某一納稅人的特殊寬容，就是對其他納稅人利益的損害，也是對公平競爭環境的直接破壞。三要加強政策資訊服務。加強對納稅人的稅法宣傳、教育和培訓，尤其把稅收優惠政策及時告知納稅人。在普遍的基礎上提供個性化服務，對重點企業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重點服務。四要提高征管工作效率。大力推行“一窗式”辦稅服務，大力簡化程序和手續，最大限度減少納稅人的效率損失，降低納稅成本。五要鼓勵基層稅務機關在納稅服務上大膽創新。納稅服務不能僅僅理解為推出幾項便民措施，還必須從根本上簡化辦稅辦事程序，創新稅收征管服務手段，優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創新稅收工作體制和工作模式。

（四）建立健全稅收執法和納稅服務監督制約機制

稅收工作中，執法與服務兩大體系的有效運行及功能的發揮，有賴于二者監督制約機制的保障，必須建立稅收執法與納稅服務的內部、外部監督機制。一要公開辦稅制度。完善稅收法規信息庫，公開各項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公開辦稅制度、管理流程和服務標準，接受廣大納稅人和全社會的監督。二要健全崗責體系。按照定責定崗、職責明確的原則，將執法與服務的職責和要求嵌入稅收工作的各個環節，充分發揮各崗位的整體合力。三要構建科學的考核機制。加強和量化對執法和服務的管理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稅務人員的工作業績掛鉤。四要落實責任追究制度，對稅務人員在執法和服務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失職行為，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

（五）以人為本，提高稅務干部的稅收執法和納稅服務的綜合素質

篇3

［關鍵詞］稅收征管法;刑法;銜接;競合

稅收征管法是規定稅收實體法中確定的權利義務履行程序的法律規范，也是稅法的一部分，在保障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刑法作為我國關于犯罪及刑法的法律規章制度，是國家法律的一部分。二者之間既相互獨立，又互相影響，加強對二者之間銜接問題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1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方面，共性角度。固然，《征管法》與《刑法》從不同角度約束和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但是二者之間的聯系密不可分。首先，調整對象方面，后者對于危害稅收征管罪做出了具體的、明確的規定，而相關內容在前者內容中也有所體現，無論是界定還是法律責任上都有所明確。其次，針對稅收犯罪的刑罰。雖然，就體系及內容層面而言，稅法中有所涉及，而就解釋與執行層面而言，更多的是根據后者實現對稅收犯罪的刑罰。［1］最后，具有強制性。就某種程度而言，二者作為部門法，都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為法律執行提供充分的保證。另一方面，區別角度。首先，對象差別性，分屬于不同的法律部門，前者主要是針對稅收義務及權利的調整;后者是規定什么行為是犯罪及懲罰措施的法律制度;其次，性質差別性，前者具有義務性，而后者更多地傾向于禁止性、強制性方面，其主要目標是明確犯罪行為后，并對犯罪者進行懲罰;最后，負責形式差別性，前者承擔的法律責任具有多重性，而后者僅追求犯罪者自由刑與財產刑。

2二者之間銜接存在的問題

2.1銜接方式存在不合理

現階段，對我國立法形式研究能夠發現，依附性的散在型方式為主，簡而言之，將刑法條例置于行政法律當中，并依附于《刑法》，才是具備意義的一種立法形式。也就是說，《征管法》在列舉稅務行政管理相關規定后，會在其后贅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能夠實現對《刑法》內容的有效補充，以此來緩解修改《刑法》的巨大壓力。［2］事物兩面性決定該種立法方式存在一定缺陷，如刑事責任劃分不明確，導致“以罰代刑”的不良情況;加之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各類新型犯罪手段的出現，難以解決實質性問題，對此二者銜接方式并不合理。

2.2行政處罰與刑法之間的競合問題

所謂競合，是指一個行為產生后果觸犯了不同的法律，與此同時，針對不同的法律會產生不同結果的一種現象。稅收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競合現象。同時違反兩種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者銜接難度。［3］如在《稅收征管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由本法第六十三條等規定行為涉嫌犯罪的應移交給司法機關，并追究其刑事責任”。該條款能夠證明行為人已經犯罪，但是稅務機關不能夠以罰代刑，需要交由相關部門處理。但是稅務機關是在處罰后移交，還是不處罰直接移交并未在法律法規中體現出來，難以為實踐提供法律依據。

2.3條款規定不一致

條款不一致體現在很多方面，如《刑法》“危害稅收征管罪”中有九條規定了十二個罪名，但是《稅收征管法》中僅有四條，在實踐中，無法做具體判斷。諸如此類案例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3實現二者有效銜接的措施

經濟快速發展，稅收征管背后的問題也隨之凸顯，新問題及新要求的出現，迫切要求兩種法律有機銜接，更好地應對各類問題。

3.1靈活調整立法形式，為二者銜接奠定基礎

依附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原則性、援引性及比照性。第一種已經在上文提到;第二種是指直接援引刑法中的某條款;第三種是對行為比照刑法條款，以追求刑責。相比較來看，采取援引性方式更具有優勢，但是在具體實施中會存在法律法規不明確等問題。對此筆者建議選擇獨立性的散在立法方式更好，也就是行政刑罰方式，能夠為二者有機銜接奠定堅實的基礎。行政刑罰主要是當事人違反法律時，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做出相應判決，促使其履行相應的義務。作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立法形式，不但能夠實現二者有機銜接，且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銜接過程中存在的障礙。

3.2有效解決競合問題，為二者銜接提供保障

針對二者之間的競合問題，筆者建議應該堅持“選擇適用且刑罰優先”原則，簡而言之，稅務機關在具體實踐中，如果發現了涉稅犯罪行為，可以先移交給司法機關進行刑事制裁，然后結合具體情況確定是否交給稅務機關進行行政處罰。采取這種形式，行政機關不會對行為人做出重復處罰。［4］通過這種方式，不僅能夠提高處罰效率，且能夠有效避免二者之間銜接的競合問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有可能遇到已經執行了行政懲罰的現象。對此可以采取兩種手段加以調整:一方面以人身罰折抵相應的刑期;另一方面，以罰款折抵相應的罰金。而就理論角度而言，如果法院判處的罰金遠高于行政罰款金額，行為人需要補充相應的罰金。反之，要將多出的罰金還給行為人。在兩個部門相互溝通及合作影響下，能夠明確各部門職責，且避免競合問題產生的混亂問題，為二者有機銜接提供足夠的保障，進而更好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各類問題。

3.3統一條款表述形式，為二者銜接提供依據

對于二者相關條款規定不一致問題，筆者認為要統一二者的具體表述形式，如對于相關發票的條款，可以借鑒《刑法》中的制造和虛開發票的條款，適當增加涉稅條款，并將其添加到第六十七條之后，為稅務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依據。或者利用逃避稅替代偷稅。通常情況下，“偷”是將別人的東西變為自己的東西，而就本質而言，稅收是國家無償使用的，用“偷”并不恰當。對此可以利用“逃避”代替“偷”，更具規范性，與此同時，還應加強與《刑法》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等銜接在一起。［5］除此之外，對表述方式的統一而言，還可以結合罪刑法定原則進行相應調整和優化，如對于《征管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行為人，只要沒有造成欠稅結果，將不會構成逃避追繳欠稅罪”。事實上，只要行為人將財產轉移，稅務機關將難以做出判決。對此可以堅持刑法相應原則，修改《刑法》第二百零三條，將致使改成妨礙。

4結論

根據上文所述，《征管法》與《刑法》作為部門法，二者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因此對于二者銜接問題，我們應加強對二者之間關系的分析和研究，并明確二者銜接存在的阻礙，采取針對性措施，統一表述方式等，實現二者有機銜接，從而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及發展提供支持。

參考文獻:

［1］翟志鋼.新一輪《稅收征管法》修訂的幾個重點立法問題探析［J］．法制博覽(中旬刊)，2014(1):249.

［2］劉劍文.稅收征管制度的一般經驗與中國問題———兼論《稅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J］．行政法學研究，2014(1):31－41.

［3］黃顯福.《稅收征管法》再修訂需重點關注的問題［J］．稅收經濟研究，2014(4):1－4.

［4］施正文.論《稅收征管法》修訂需要重點解決的立法問題［J］．稅務研究，2012(10):57－62.

篇4

關鍵詞：新財會準則；稅收法則；協調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6-000-01

前言

財會和稅收具有不同的定義，同是經濟系統中的重要概念，財會指的是系統全面監督和核算企業已經完成的資金運動的經濟管理活動；而稅收指的是國家運用法律手段和政治權利來達到強行分配社會產品的形式，并無償獲得財政收入。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關的關系，只要有稅收活動，就少不了財會核算的程序。只有使兩者共同進步，才能推進社會發展的腳步。

一、新財會準則和稅收法規差異化的負面影響

（一）增加征管成本

新會計準則和稅收法規之間差異化的最大負面影響就是大大增加了征管成本，這里所說的征管成本指的是征稅和納稅行為的成本。這兩種制度之間的差別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納稅規定，這增加了納稅人的納稅成本，同時納稅調整和財務核算的成本也相應的提高了。稅務和財務的相關管理部門面對不斷提升的工作量，需要通過大量增加時間和工作量來對實際納稅數額和應納稅數額進行核算，這大大增大了征管成本[1]。

（二）制造了財務管理漏洞

由于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的加大，很多企業的納稅和財務管理中就會出現偷稅漏稅的行為，一部分財會人員就會利用財務管理中的漏洞。比如，在財務管理工作中，下調會計利潤，從而使納稅的金額低于企業的實際利潤，就產生了避稅行為。

（三）增加涉稅風險

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之間不斷增加的差距會激發出許多不協調的因素，比如，稅務征管部門和納稅人之間很容易激發矛盾沖突，兩者由于依照了不同的準則，所以會各執一詞，對于征收的金額和納稅金額就會產生激烈的爭論，納稅人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保護自身權益的積極行為，但是這種舉動會被稅務征管部門看作是避稅行為，所以就加大了涉稅風險[2]。

二、協調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的有效策略

為了良好協調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的關系，需要根據兩者的差異來分析兩者在新環境下需要遵循的準則，可以依照采用幾種方法：

（一）考慮國家稅收政策的實際要求

新財會準則和稅收法則的良好實施需要以國家政策為導向，考慮國家稅收政策的實際要求是協調兩者的關鍵。在落實會計目標的同時，需要嚴格遵守會計工作準則，并且充分考慮日常稅務管理的信息需求以及國家目前的稅收政策，依照新會計準則來不斷完善會計信息。會計工作除了可以為相關部分和廣大投資者提供精確的會計信息，還具備內在的控制技能，所以會計人員應，加強日常核算中的明細核算工作，從而消息了解賬戶資金的詳細增減變化情況。在處理設計稅收的業務時，除了依照新的會計準則處理事務之外，還需要借助明細賬戶來充分反映會計和稅收的差異，從而為稅務稽查和納稅申報提升重要的基礎信息。

（二）縮減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

縮減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是調節稅收法則和新財會準則的有效途徑。在目前的環境下，一種稅法法規往往和很多種會計政策并存，這就產生了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的不平衡發展現象，相關部門在進行相應的協調來對應不斷加大的稅收和財務工作量時，就會大大的增加稅務部門的工作負擔。所以，想要及時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在其中融入效率和公平原則。通過對會計政策選擇范圍的縮減，能夠有效的促成兩者的協調。

（三）完善會計信息的披露附注

目前環境下，會計信息存在披露的不足和缺失，這使得會計不能提供稅收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同時稅收也難以及時的把相關需求反饋給會計信息系統，兩者之間的信息不通暢導致了稅務部門獲取信息成本的加大。在協調稅收法規和新財會準則的過程中需要關注對會計信息的披露附注。在協調過程中，規范操作對相關信息的披露，使用完善的會計信息，對會計和稅收之間的分析和差異進行適當的報告。這不僅提升了會計部門對稅務部門的支持度，也加強了稅務管理的機制，同時也大大提升了會計信息的整體質量，避免了不科學、不合理差異的產生[3]。

（四）緊密聯系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

不同規模的企業所應用的新會計準則也有所不同，所以應通過對企業實際經營狀況的緊密聯系來執行新會計準則，依照企業的業務特點來籌劃稅務，這在企業稅收和財務管理中是必須重視的一個部分。因此，對于一些上市公司，鑒于其社會性和公眾性，要求其強制應用新會計準則可以有效的規范其會計計量、報告和確認行為，從而保證廣大投資者能夠得到優質的會計信息。另一方面，廣泛的中小型企業，由于其和上市公司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比且這些小企業的會計普遍缺乏專業的技能訓練，而且由于經營規模不大，不能公開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這就很難對應上新會計準則的相關核算規范，這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許多小企業在納稅報表中只是隨意填寫一些科目來應付稅務部門的要求，這會導致稅收和會計的差異增加。對于這種現象，就需要出臺合理的小企業會計證原則，從而適當調整會計準則對小型企業的適應能力。在對小企業的稅法規定中，明確的規定小企業需要在納稅申報表中填寫的項目、在納稅流程中容易產生的問題，以此來進一步縮減稅收和會計間的差異。

三、結論

綜上所訴，新財會準則和稅收法規不僅要相互獨立，還有緊密聯系。目前我國的稅收法規和會計制度都需要進行完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我國稅收政策的需求、密切聯系企業的經營狀況、完善對會計信息的披露批注同時減小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積極協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從而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使企業能夠更好更快的進步。

參考文獻：

[1]趙宜一.我國現行會計準則和企業所得稅法的差異[J].現代商業，2016（1）：68-68.

篇5

[關鍵詞]稅收征管效率；技術效率；dea模型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稅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態勢，2008年我國稅收收入達5.42萬億元。1994～2008年稅收收入年均增長16.5％，這一增長比率遠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率。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這一過程中稅收征管效率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如何對各地稅收征管的相對效率進行科學的評價?這些問題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相關稅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稅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稅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務機關以盡可能低的投入，取得盡可能多的產出。在實踐中，人們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額、稅收計劃完成程度、稅收收入增長率等指標來評價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僅僅依靠這些指標來評價征管效率無疑具有極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來，研究者圍繞征管效率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采用參數方法對稅收征管效率進行測算。王德祥、李建軍(2009)以隨機前沿函數為基礎的研究發現，稅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快于gdp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楊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間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對我國稅收征管效率進行了定量測算，結果表明，在此期間稅收征管效率對稅收增收的貢獻率為28.11％。這類方法基于生產函數理論，通過數據擬合求得模型中各參數，從而計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設定的生產函數與實際的生產函數可能大相徑庭，從而使最終得到的結果與實際存在較大差距；其二，數據擬合的結果或許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從而使得參數方法無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參數方法對稅收征管效率進行測算。非參數法是當前國際上效率測度研究領域的新方法，其優越性在于無需對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進行設定。孫靜(2008)基于傳統dea方法對湖北省若干市的稅收征管效率進行了測算。但在其研究中沒有考慮稅源質量這一重要因素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二)對影響稅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討

莊亞珍、陳洪(2004)、盧歡(2008)、嵇成剛、李小芳(2008)認為影響稅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稅制因素、經濟社會環境、稅務人員因素、征管技術水平等。

本文則引入dea模型對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7年稅收征管的相對效率進行評價。

二、dea模型及指標選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稱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由著名運籌學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對效率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一種效率評價方法。因其具有客觀性、不用考慮量綱、分析結果具有明確的經濟意義等優點，其應用領域不斷擴大(吳育華等，2008)。

傳統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規模收益不變的c2r模型和假定規模收益可變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

(二)指標選取

征稅過程的實質就是一個投入—產出過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稅源數量、稅源質量、稅務機關投入的人力資本的數量、質量、物力及財力，其產出主要有稅收收入、提供的納稅服務及稅收宣傳等。在本文中選取的投入指標有：

1.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gdp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從宏觀角度來看，gdp是最大的稅源，稅收的實質是對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廣義稅源的一個合適指標。但考慮到取消農業稅后，第一產業基本不提供稅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來表示稅源數量。

2.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稅收收入的多少不僅和稅源數量有關系，而且還受稅源質量的影響。例如兩個企業生產同樣的產品，銷售收入都是800萬元，但這兩個企業最終應繳的稅金總額卻不一樣。營業盈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常住單位創造的增加值扣除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和固定資產折舊后的余額。它相當于企業的營業利潤加上生產補貼，但要扣除從利潤中開支的工資和福利等。因此，營業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較好地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為稅源質量的變量，該比重越高，表示稅源質量越好。

3.稅務人員數量。實施稅法時由公共部門支付的行政費用，如稅務機關在征稅過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資及福利、建造辦公場所的費用及辦公經費等，通常將這些成本稱為管理成本。各地稅務機關投入的人員數量直接影響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將稅務人員的數量作為一個投入指標。

4.大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員的比重。征稅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人員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樣的辦稅條件下，高素質的人員具有較高的辦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稅務人員中大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員所占比重作為人員素質的替代變量。

考慮到各地稅務機關的辦公經費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在本研究中沒有將其列為投入指標。此外，稅務機關的產出具有多個維度，他們要完成稅收計劃，要依法征稅，應收盡收，要為納稅人提供優質服務，要進行稅收宣傳，應設法減少納稅人的遵從成本等等。但是稅收收入以外的其他產出指標，在度量上存在極大的困難，因而在本文中僅將稅收收入作為稅務機關的產出指標。

三、數據與實證

本文使用2007年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數據對其稅收征管效率進行測算，其中稅務部門征收的稅收收入，稅務機構人員數、教育程度數據源自《

從表2可以看出，從整體上講，我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稅收征管效率仍處于一個較低水平，除 上海市的綜合效率為1外，其他地區的綜合效率均小于1，全國綜合效率的平均值為0.386，技術效率的平均值為0.827，稅收征管效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從表3可以看出，由于稅收征管效率處在一個較低水平，相當一部分潛在的稅源沒有轉化為現實的稅收，其具體表現是在技術效率非有效的地區，均存在相當程度的第二、三產業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結論

(一)經濟發展水平對稅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響

經濟決定稅收，經濟不僅決定了稅源的數量與質量，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稅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綜合效率較高的省份均為經濟上較為發達省份，如上海、北京、廣東、江蘇，而綜合效率低的省份多為經濟欠發達省份。這是因為經濟上發達的地區，稅源數量較充足，稅源質量較好，納稅能力較強，稅務機關的人均征收額自然也較高；不僅如此，經濟上較發達省份的稅務機關有較多的資金用于信息化建設，這些都將極大地促進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現有技術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1994年以后，稅務機關高度重視稅收信息化建設，以金稅工程為代表的稅收信息管理系統顯著提高了稅務機關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在本文測算的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只有7個省份的稅收征管處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術效率均小于1，平均的技術效率為o.827。這說明現有技術的潛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相當一部分地方的稅務機關過于片面地強調稅收信息化的作用，而忽視了稅務干部主觀能動性與積極性的發揮，未能實現“人”與“機”的有效結合。因而要提高稅收征管效率，必須在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同時，不斷強化管理手段，做到專業化與信息化的有機結合。

此外，稅務人員數量過于龐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目前約有80萬名稅務干部，而經濟總量龐大得多的美國在同一時期僅有10萬人從事稅收征管工作(irs，2008)。表3顯示，在本文研究的30個省份中平均冗員為3 945人，這又一次有力地說明建立一個精簡、高效的稅務機構是實現稅收征管效率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重要前提和基礎。

[參考文獻]

[1]王德祥，李建軍.我國稅收征管效率及其影響因素一基于隨機前沿分析(sfa)技術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4)：152-160.

[2]楊得前，嚴廣樂，李紅.上下級稅務機關間的交易成本與契約選擇[j].稅務與經濟，2006，(3)：79-84.

[3]莊亞珍，陳洪.稅收征管效率影響因素評析[j].稅務研究，2004，(11)：73-74.

[4]盧歡.稅制對稅收征管效率的影響評析[j].財經界，2008，(2)：108-109.

[5]嵇成剛，李小芳.稅收、稅收效率及其影響因索的邏輯體系[j].財經界，2008，(3)：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