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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學筆記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0 09:48:15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法學筆記,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經濟法學筆記

        篇1

        一、引言

        經濟法課程是會計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其開設的目的就是要使會計專業學生畢業后在工作、生活中養成良好的法律應用能力,為國家培養懂法律、知經濟的復合型會計人才。同時,在會計專業的后續教育中,學生所參加的各類會計資格考試科目中幾乎都涵蓋了經濟法課程的全部教學內容。因此,會計專業學生學習經濟法可以使自己順利通過資格考試。在目前會計專業的課程體系中,經濟法課程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但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二、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之差異

        如前所述,產生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諸多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們對于法學專業經濟法與會計專業經濟法在認知上的差異。

        (一)教學目標的差異

        在法學體系中,經濟法是一門重要而獨立的學科,其開設的目的是為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為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因此,在教學目標上,法學專業經濟法是培養學生能夠正確的認識經濟法內涵,并具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科學的研究方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在會計專業體系中,經濟法是基礎核心課程,其開設目的是針對會計專業職業崗位的需求,著重要求學生以崗位需求為導向,最終以培養高素質的經濟型會計人才為目標。可以看出,法學專業經濟法的教學目標是以國家為導向培養高素質法學專門型人才,而會計專業經濟法的教學目標是以經濟為導向培養高素質經濟型會計人才,二者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因此,我們需要在教學目標上予以區別,明確各自的教學目標,更好的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

        (二)學科設置的差異

        法學專業經濟法學科設置與會計專業經濟法學科設置上存在差異。法學專業學科設置一般在高年級才安排開設經濟法課程,以一些法學基礎課程學習為前提,如法理學、法制史、民法學、商法學、行政法、訴訟法等。也就是說,經濟法在法學課程體系中屬于基礎性要求較高的法學學科。這與會計專業經濟法學科設置截然不同,會計專業經濟法學科的設置一般在大學低年級開設,而此時并沒有開設所謂的專業課程,如會計學基礎、成本會計、財務會計、財務管理、稅法等。也就是說,其開設的目的是為會計專業學生學習專業課程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礎。法學專業經濟法學科的設置是以其他基礎課程為前提的,而會計專業經濟法學科的設置則是為其他課程打好基礎,這就需要我們一定要在認知上對二者加以區分,明確二者的差異。

        (三)課程體系的差異

        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的設置截然不同(見表1)。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的設置主要涵蓋了市場規制法律制度(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銀行監管法、證券監管法等)以及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如稅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價格法律制度等)。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的設置既包括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還包括民法法律體系中的合同法、知識產權法以及商法法律體系中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公司法等,同時還包括訴訟法律體系中的仲裁法與民事訴訟法。稅收征管法、價格法、銀行法屬于國家宏觀調控法律體系,其強調的是以國家為調整主體的法律規范,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質,而民商法法律體系具有典型的私法性質,因此,法學專業經濟法與會計專業經濟法在課程體系的設置方面是截然不同。正是由于二者的差異,容易導致人們在學科認識上的混淆,進而在教學中出現偏差。

        (四)教材設計的差異

        首先,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在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從編排體系以及結構內容上都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不一致。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從理論上側重于法學理論的宏觀把握,缺乏實務操作能力訓練,在內容上側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因此,在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學中并不能使用這些教材。筆者對山西的三所本科院校、兩所高職高專院校經濟法課程教材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統計,發現目前這些院校所使用的教材并沒有一本是完全適合的。這些教材的內容涵蓋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會計、國際貿易、經濟管理、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以及市場營銷等專業所需要的各種法學知識,在內容的編排上較為雜亂,也存在所有與經濟有關的專業使用同一本教材的現象。例如,國際貿易專業在課程設置中所必須包括的國際私法、涉外法律在會計專業課程設置中并不適用,同時會計專業所必須的票據法以及會計法則在其他專業中也不適用。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加以認真研究。

        (五)教育對象的差異

        教育主體中作為傾聽者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關系到整個教學過程的成敗,不同的學生所適用的教學方法并不相同。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學生主修的專業是法學,一般情況下其學習經濟法課程的時間會在大學的高年級階段,由于其已經學習了法學專業的大部分基礎課程,此時經濟法開設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學習者主修的專業是會計學,其學習經濟法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掌握并運用法律知識。由于會計專業學生在學習經濟法時沒有法律的基礎知識,因此在理解上可能會出現一些偏差。同時,在教育主體中作為授業者的教師一般情況下都是法學院的畢業生,一般都受過專業的法學訓練,法律思維根深蒂固,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容易忽略法學專業學生與會計專業學生之間的差異,使自己在主觀認識上產生錯亂的現象,感到自己既有的專業知識結構與教學內容不符合,從而導致教學效果不理想。

        (六)教學方法的差異

        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完成教學任務時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是教師完成教學任務的基本條件,也是促使學生綜合發展、實現培養目標的基本條件。因此,好的教學方法不僅關系到整個教學過程的完整,還關系到教學效果的好壞。目前,在我國法學專業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學方法的應用上,普遍存在形式單一以及與培養目標相背離的現象。具有表現為,在授課形式上基本采用的還是傳統的模式,即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在授課內容上還是按照課本的章節進行授課,即授課章節時間模式化。同時,由于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在教學目標上存在差異,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加以區別對待,從而更好的提高教學效果。#p#分頁標題#e#

        (七)素質拓展的差異

        學生綜合素質的拓展是檢驗教師教學成敗的關鍵,其中包括學生的法律知識綜合應用能力以及參加各類資格考試的應試能力。法學專業與會計專業的學生在素質拓展方面也存在著諸多差異。首先,法學專業學生所學習的經濟法課程只是其所學法學專業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使不開設這門課程也不會對學生法學素質的提高造成多大的影響,而會計專業學生所學的經濟法課程則是其在專業課程學習中唯一的一門關于法學的專業課程,因此,二者在素質拓展中所承擔的作用截然不同。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側重于學生法學知識的全面應用,具有拔高作用,而會計專業學生所學的經濟法課程側重于學生基本知識的應用,具有普及作用。其次,由于法學專業與會計專業學生所參加資格考試的科目不同,導致針對學生應試能力的訓練上存在差異。法學專業學生所學習的經濟法課程,涉及到的資格考試主要包括司法部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以及國家人社部組織的企業法律顧問考試。會計專業學生所學習的經濟法課程主要涉及到的考試包括:各省市財政廳組織的會計從業資格考試;財政部組織的全國會計專業技術資格助理會計師考試、中級會計師考試、注冊會計師考試;人社部組織的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因此,我們應該對這一差異加以區別對待,從而真正能使學生的各項素質得以提高。

        三、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改革模式的構建

        (一)明晰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與專業培養方案密切相連。因此,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目標在制定時應當與會計專業培養方案緊密結合,即在教學目標設置時一定要體現出會計專業的專業性。筆者認為,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學目標應當確定為:要求學生在較好掌握與經濟有關的法律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會計專業培養目標對本課程的要求,促使學生掌握會計專業相關經濟法律知識以及處理相關問題的技能,能夠在今后的職業發展中應用所學法律知識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最終實現目標與利益最大化。

        (二)規范學科設置

        首先,應當確定經濟法課程在會計專業學科設置中的地位。在會計專業的學科設置上,應當將經濟法課程設置為基礎核心課程,一方面可以促使學生對于該課程的了解,另一方面能夠提高教師對于該課程的重視。其次,應當保證經濟法課程的授課時間。目前,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課時數一般在48個左右,并且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加大經濟法課程的課時數,才能更好的促使教師合理安排課程,使課程與實務相結合,同時與資格考試相統一。因此,筆者認為該課程的開設時間應當至少保證64個課時。最后,應當合理安排經濟法課程的授課時間。一般情況下,會計專業學生在大學一年級就會參加全國統一大綱各省市出題的會計從業資格考試,該考試是會計專業學生進入會計行業的唯一門檻。會計從業資格考試需要通過的科目中就包括《財經法規與職業道德》,這門課程涉及到了經濟法課程中的會計法、票據法以及稅收征管法等內容。同時,在大學二年級時參加的財政部組織的全國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的助理會計師考試,《經濟法基礎》科目涉及到了經濟法課程中的部分課程。因此,為了能使學生順利通過考試,應該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授課時間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階段。

        (三)完善課程體系

        課程體系的完善關系到整個教學過程結構是否合理。目前,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的建構并不完善,似乎只是很多法律知識的匯編,并沒有形成一定的體系。同時,現有體系基本上與經濟類、管理類學科的諸多專業,例如人力資源管理、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專業大同小異,并沒有自己特色,重點也不突出。因此,應該完善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體系,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教授的內容結構合理,從而使學生能夠從中獲利。筆者認為,會計專業學生應該掌握的經濟法律知識內容包括:(1)法學基本理論,主要涉及民法、商法、經濟法等基礎性知識;(2)民法理論,主要涉及合同法、知識產權法等內容;(3)商法理論,主要涉及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等內容;(4)社會法理論,主要涉及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內容;(5)經濟法理論,主要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等內容;(6)會計法理論,主要涉及會計法、票據法、稅法、國家預算法、政府采購法等內容;(7)訴訟法理論,主要涉及民事訴訟法、仲裁法、行政訴訟法等內容。

        (四)合理編排教材

        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材,在編排和結構上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完全不同。筆者認為,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材在編排上應當結合自身的專業特點,與學生需要參加的社會資格考試中涉及的經濟法內容(圖1)相統一,同時加大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的訓練(表2)。根據圖1以及表2的內容,筆者按照學生畢業后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將教材的結構給予合理的編排,詳見表3。

        (五)明確教育對象

        在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育對象中,大部分學生的法學基本知識相當薄弱,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不能以講述法律術語為核心,而應當以學生必須掌握的各項能力為前提,因材施教。同時,教師應當在授課前系統分析所教授班級學生的具體情況,在教學過程中促使學生產生最大化的收益。由于會計專業的特殊性,我們應當明確教育對象的需求,以教育對象的專業性質為導向,結合所學專業的學習目標、教學計劃,制定出適合會計專業學生學習的經濟法課程。因此,我們應當將會計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育對象定位為:需要熟悉法學基礎理論,掌握法學應用能力,并在今后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從事的職業以及各種資格考試的學生。

        (六)改進教學方法

        由于會計專業的特殊性,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僅僅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而應該結合會計專業的特征,采用案例教學法、任務驅動式教學法以及多媒體教學法等新的教學方法。

        1.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是指在講授某一法學基本理論時采取將司法案例進行解析,從而使學生更容易掌握較為復雜理論的方法。因此,在課堂中我們應該結合所講授的課程選取合適的案例。這些案例應該來源于實際生活,具有一定的時效性、針對性,最好為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案例,這樣會激發學生討論案例的興趣。此時,教師可以將學生分為若干小組,促使學生通過小組討論,互相啟發,互相影響。這樣,既可以加深學生對于所學知識的理解,也能夠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p#分頁標題#e#

        篇2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比較教學法

        一、引言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我國高等財經類院校所開設的兩門經濟學基礎理論主干課程。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運動產生了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經濟現象,這些現象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因此要了解各種經濟現象及其規律,必須從生產關系入手。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利益關系,對于這種理論的接受與否,是有強烈階級性的。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是研究以市場經濟進行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經濟學科。它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發展的經濟理論體系,側重于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它是對西方發達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規律的理論總結。

        這兩門課程可以說是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體系、思想主張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講授這兩門課的教師如何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兩門課之間的關系呢?筆者嘗試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一些核心概念和問題進行講授,向學生展現出不同的經濟理論對同一經濟現象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釋。通過分析比較,學生有機會去研究不同的經濟理論體系,并且對一些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或問題能有更深刻的體會。

        二、馬克思與凱恩斯利息理論的比較分析

        (一)馬克思的利息理論

        馬克思通過對利息來源的分析向我們揭示了利息的本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貨幣資本暫時閑置,使貨幣資本的持有者可以將貨幣資本借給職能資本,職能資本通過實際使用貨幣資本實現價值增值,然后把價值增值的一部分作為利息支付給貨幣資本的所有者。利息從現象上看,其直接來源是職能資本家獲得的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平均利潤是利潤的轉化形式,利潤又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所以利息最終的源泉和本質還是生產領域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馬克思對利息的本質進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利率決定理論。馬克思認為,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潤是利息的最高上限;平均利潤又不能小于零,因此利息也要大于零,不然就沒有人愿意將持有的貨幣資本借出去。在此界限內,利息率高則取決于金融市場借貸資本的供求狀況。如果資本的供給大于需求,利息率就下降;如果資本的需求大于供給,利息率就上升。

        馬克思通過對借貸資本的實際運動的分析揭示了利息的來源,他把利息的來源放在了生產的基礎上,認為利息的本質是生產當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與之相反,在西方經濟學里,對利息的解釋各種各樣,比如采用心理因素、時間因素和單純的數量關系解釋利息。此類利息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這類理論并沒說明利息從哪兒來。

        (二)凱恩斯的利息理論

        凱恩斯認為利息是放棄流動性偏好的報酬。所謂流動性偏好就是人們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形式的偏好。“流動性”一詞在西方經濟學指某種資產轉換為其他資產形式的難易程度,難度大說明流動性小,難度小說明流動性大。從這層意思上講,貨幣具有最大的流動性,所以流動性偏好就是以貨幣形式保存資產的偏好,放棄流動性偏好就是以非貨幣形式保存資產,這將為資產所有者帶來許多不便,因此放棄流動性偏好就必須有利息作為報酬,把利息看做是放棄流動性偏好的報酬,就意味著凱恩斯把利息看做一種貨幣現象,從而他提出貨幣供求決定利率的理論,即貨幣利率理論。

        凱恩斯認為,利率的功能是一種使貨幣供求相等的價格,利率價格的決定取決于流動性偏好和貨幣數量。其中流動性偏好反映了貨幣的需求,貨幣數量則反映了貨幣的供給。凱恩斯認為流動性偏好取決于三種心理動機: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其中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與收入水平有關。投機動機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與利率有關。根據對三種心理偏好的分析,我們可以把率,進而影響投資需求,從而影響國民收入。

        (三)比較與評論

        馬克思從生產領域中尋求利息的來源,對利息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根本上講,利息或者利率問題是因借貸關系而產生的,沒有借貸關系也就不會出現利息,但人們借貸的不是單純的貨幣,而是可以投入生產以獲取利潤的資本。利率主要取決于借貸資本的供求,利率主要受借貸雙方力量對比的影響,貨幣量變化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故馬克思認為在正常情況下“利息率的高低取決于借貸資本的供求”。

        凱恩斯把利息看成單純的貨幣現象,沒有認識到貨幣是資本的貨幣。這使得他的利息脫離了其產生的物質基礎。但是他的貨幣供求決定利率這一觀點也存在合理的方面,它否定了古典學派的貨幣面紗觀點。凱恩斯認為貨幣對經濟是有影響的,這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打下了理論基礎。他也認為由于存在由利率引起的流動性陷阱,貨幣無法全部作用于價格水平,從而降低了貨幣的推動作用。因此,以貨幣政策作為恢復經濟的主要手段并不管用。相反,他主張采用更直接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刺激需求,擴大就業。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位經濟學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導致他們看問題的深入程度不同。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從物質生產中分析本質核心的東西。凱恩斯則把利息歸結為心理因素,僅從現象層面的分析變量之間的邏輯聯系。

        三、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分析

        篇3

        關鍵詞:方法論;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比較

        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突破都離不開方法論的變革,深入了解不同經濟學體系的方法論是把握好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關鍵。本文對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比較,對我國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基礎的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是制度分析,通過考察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經濟學與其它經濟學流派相區別的根本標志。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注重對經濟制度、經濟權力及其歷史變遷的研究,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分析個體的經濟行為;把復雜的社會現象歸結為經濟關系,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確定生產關系及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把生產關系的變化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從生產力水平出發,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社會實踐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基礎反映了馬克思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并使馬克思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一種范式與其它的經濟學流派區別開來。馬克思經濟學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意義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方法。

        當代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視為一般和永恒的范疇,從總體上看,其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人性論,并以個人主義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在這一哲學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家運用個量和總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靜態和動態研究法、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法、數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可見,當代西方經濟學從其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出發,側重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這些具體的研究方法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有類似的體現,雖然馬克思并沒有從這個角度進行論述,也沒有使用過相同的名詞。

        二、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比較

        (一)總量研究方法和個量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個量研究主要以單個經濟主體的活動為研究對象,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研究個體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其特點是把一些復雜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個體經濟主體的現狀和特征。這種研究方法在實踐中主要分析單個企業中要素的投入量、產出量、成本和利潤的決定及單個企業有限資源的配置、單個居民戶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單個市場中商品供求的決定、個別市場的均衡等問題。這種研究方法往往將某一個體的具體情況和局部特征表現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難以注意到宏觀經濟對個量關系或個體經濟行為的影響;二是研究結果常常是有條件的,因為這種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排除一些外部經濟因素來研究個體經濟問題,但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卻常常是事物發展的重要條件,有時還可能會成為影響經濟運行的主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研究方法的運用是有條件的,而且研究結果往往與現實不符。

        總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變動的原因及后果和個量都看成是不變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經濟發展的總體或總量為研究主體,研究宏觀經濟總量及其相互關系。如,在研究消費時,只著眼于社會總消費與總收入、總投資、總儲蓄的相互關系,對個體的消費行為及其變動則不予關注。這種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經濟運動的總體狀況及總體結構,因而其研究結果對把握國民經濟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這種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視個量對總量的影響。

        作為分析經濟的具體方法,不論是總量研究方法,還是個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由于個量與總量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加和關系,有些經濟現象從總體和個體不同的視角來研究,其結果會有所不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運用了總量與個量研究方法。關于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馬克思有時以個別資本為研究對象,有時以社會總資本為研究對象。在對魁奈的《經濟表》中運用的總體的研究方法,曾給予很高評價。他說:“魁奈的《經濟表》用幾根粗線條表明,國民生產的具有一定價值的年產品怎樣通過流通進行分配,……無數單個的流動行為,從一開始就被概括為它們的具有社會特征的大量運動,——幾個巨大的、職能上確定的、經濟的社會階級之間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資產階級的眼界”,使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進行錯誤的劃分,因此,他雖然天才地應用了總量分析的方法,卻不能得出完全科學的結論。從馬克思對個量和總量研究方法的運用中,不難發現:第一,馬克思的總量分析總是以個量分析為前提,因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宏觀分析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貫性。而二戰后以凱恩斯主張的以總量分析方法建構的宏觀經濟理論中,卻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這也是近些年來西方經濟學理論界為之修漏補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馬克思是在對資本主義現實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作了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運用個量或總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經濟學者在運用這些方法時則往往忽視甚至抹煞了現實的階級關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種經濟變量如何趨于平衡的方法。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曾借用機械力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來說明經濟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種經濟力量達到均衡所需要的條件和均衡實現穩定的條件。雖然,由于影響均衡的條件經常變動,以致難以達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時,研究各種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極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兩種: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將經濟事件分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對其他部分存而不論。一般均衡分析法則側重用各種經濟因素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來分析整個經濟體系的均衡,重視不同市場中各種商品和資源的產量和價格的相互關系。如果資源供給狀況、消費者偏好、技術函數已知,一般均衡理論便能從數學上證明通過資源和商品價格的自行調節以達到彼此相互適應的水平即均衡狀態。

        均衡分析法側重經濟數量關系的研究,在正確的思想和理論指導下,其科學性不容懷疑。但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在運用這一研究方法時都往往忽視量的平衡背后質的關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質的同一性,這往往會掩蓋事物發展的本來面貌。如,馬歇爾通過市場供求關系的研究,確立了供求相等時的價格為均衡價格,并以此代替價值關系。但他從來不回答為什么供求相等時的價格恰好處在這一水平,而不會處于其他水平。因此,這種分析方法缺乏對價值實體的分析。從均衡方法的具體運用來說,決不能用函數關系代替因果關系的分析。函數分析是量的關系的研究,而因果關系的分析是質的關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關系的研究。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將經濟規律和一切規律分為三類,即因果律、同時律(或結構律)和函數關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經濟律,因為其他兩類經濟規律都可以轉化為因果律”。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也完整系統地運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時馬克思不僅分析了競爭如何使供求趨于一致,同時也著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時的價值決定問題,這實際上是分析價值實體問題,因此,馬克思能科學地揭示價值是價格變動的內在根據。馬克思對社會再生產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會再生產平衡發展的實現比例或均衡條件,但并不說明資本主義經濟是均衡的,而是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難以達到均衡,并且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三)靜態和動態研究方法的比較與評析。靜態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時間因素和變化過程而靜止地分析問題的方法,主要為了說明什么是均衡狀態和達到均衡狀態需要的條件,而不管達到均衡的過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時間。當已知條件發生變化后,均衡會由一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如果只著眼于前后兩個均衡狀態的比較,而不考慮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均衡點的移動過程和經濟變化中的時間延滯,則被稱為靜態的研究方法。動態分析方法是對經濟體系變化運動的數量進行研究,通過引進時間的因素來分析經濟事件從前到后的變化和調整過程。漢森在《凱恩斯學說指南》中引用拉格納·佛里舒的話說“不但考慮在某一時點的系列數值并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而且要考慮在不同時點某些變數的大小,同時我們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時屬于不同時刻的其中數值的公式,這是動態學說的重要特點。只有通過這種學說,我們才能解釋一種情況怎樣從前面的情況中產生出來。”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們并不計較日期的經濟理論稱之為靜態經濟學;而把那些對每一個數量都必須注上日期的理論稱之為動態經濟學。”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慮經濟數量在時間上的變化來區分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如何將根據有無時間的變化與有無增長來區分的動態和靜態分析統一起來?阿克利在《宏觀經濟學》中指出:“靜態分析,不論簡單的或比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達到一個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時間,也不涉及各個變量向均衡狀態所經過的路線。這是一件關系動態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時間推移中沒有變動的一種狀態,那么只要均衡保持著,一種關系的時間維度就可以略而不論。”按阿克利的意思,盡管均衡是在時間中變動的,但量上沒有變動,可按靜態來處理。瑞典學派的林達爾在《貨幣與資本》中認為:“沒有經濟事物不是在時間中進行的,如果要具體考察動態與靜態,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一般方程,然后又將具體的經濟量值帶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變動,這就是一種特殊的靜態。如果有量上的變動,就稱為特殊的動態。”

        西方經濟學的靜態與動態分析法各有所長。靜態分析可有效說明均衡的條件,而動態分析可觀察到經濟變化的過程。馬克思認為物質總是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的,運動是普遍的,靜止是相對的,靜止不過是運動的一種特例,并且認為靜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條件,否則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質的穩定性。但決不允許用靜止掩蓋和替代事物運動變化的絕對性。質量互變規律告訴我們必須在質量互變中研究動態與靜止。因此,西方經濟學中的靜態與動態分析與的運動與靜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數量關系上。

        (四)實證分析法與規范分析法的比較與評析。實證分析簡言之就是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的研究方法.。側重研究經濟體系如何運行,分析經濟活動的過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發展,而不考慮運行的結果是否可取。實證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慮有關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釋或說明已觀察到的事實,對有關現象將會出現的情況做出預測。客觀事實是檢驗由實證分析法得出結論的標準。樊剛指出實證研究作為一種經濟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從經濟現象的分析、歸納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論前提假設作為邏輯分析的起點,然后在這些基于現實得出的假設基礎上進行邏輯演繹,推導出一系列結論,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設,使理論結論更加接近具體事實。”規范分析法是研究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目標,來探討達到這種價值判斷和社會目標的步驟。

        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具體的經濟分析都不可能離開人的行為。在實證分析法中,關于人的行為的社會認識是其分析的基礎,完全的客觀主義是不存在的。從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除少數經濟學家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純實證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認為經濟學既是實證的科學,又是規范的科學,因為提出什么問題來進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突出強調那些因素,實際上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判斷問題”。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沒有實證分析這個方法論術語,在一些學者看來,馬克思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強調的只是規范分析。其實,馬克思主張的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規范與實證有機結合的方法。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方法可以說就是一種實證分析方法,是“動態實證”。馬克思十分重視對事實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說:“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馬克思很重視實證分析,如,馬克思對分工、生產、交換、市場、利潤、利息等范疇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實證分析,他的經濟研究實踐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五)數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較與評析。數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對經濟過程和經濟現象研究的表述更簡潔清晰,推理更直觀、方便和精確,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與英國的斯密、李嘉圖,法國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國的李斯特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是當時經濟學大師中運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資本論》在數學方法上,除運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之外,還有比例關系、函數關系、不等式及眾多的統計圖表。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認為:“單靠數學演繹就確定一個論斷為真理的事,這種情況幾乎從來沒有,或只是在非常簡單的運算中才有。”而且列寧也指出:“數學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說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解釋清楚以后對過程繪圖說明”。可見,馬克思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只是把數學當成一種工具。而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把數學當成一種目的,以數學化的程度來評價經濟學達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較與評析。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就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在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研究經濟問題。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假定有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做深入分析。但在許多情況下,經濟行為遠比傳統經濟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復雜得多。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創立了將制度作為變量,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用,采取結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社會文化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揭示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經濟學方法論。總體來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動態化特征。即用進化或演進的眼光看待經濟世界,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個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別看重制度的演進,而且認為促進制度演進的真正動因是技術的變化或技術的能動性,同時還認為技術變化和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因此,必須在制度演化的動態過程中去尋找問題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純粹經濟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終堅持一種信念:社會經濟是一個整體,經濟系統中一切事物之間都相互聯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經濟問題時既考慮“經濟因素”,又考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并把法律、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納入經濟研究的內生變量中。第三,方法論的集體主義特征。從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有兩種途徑:一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二是方法論的集體主義。正統經濟學是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而制度經濟學則帶有強烈的方法論集體主義色彩,他們認為對制度這一集體行動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個人的經濟行為。第四,具體化特征。制度經濟學家使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及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帶有具體化的特點,側重研究微觀經濟制度,并更多地從現象上和形式上進行分析,較少進行內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論核心總是圍繞制度的內涵和構成、制度變遷和創新、產權制度和國家理論這些具體的制度范疇。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經濟學家的獨創,其實馬克思就是一個制度經濟學家,他的生產關系分析實質就是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馬克思是從本質上來進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經濟學家則是從現象上進行分析。由于西方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從現象和形式上進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觀實用性,所以它針對當代外部性經濟問題的解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并被廣泛運用于經濟理論的研究中。

        三、結論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具有不同的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經濟學是制度分析,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是人們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創造性活動中,進行觀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結論。

        篇4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比較;方法論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區位理論發展時期,當外生變量給定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區域的區位選擇問題,這只是一個應用決策問題。因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據消費和生產的決策行為,無法給出區位選擇的圓滿解釋。因此,經濟學拒絕將區位分析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當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收益遞增的市場均衡和決策獲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從而構筑空間經濟學理論模型,用內生變量解釋空間集聚或擴散,或更準確地說解釋消費者和廠商的決策行為時,空間經濟學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經濟學殿堂的通行證。因此,我們可以更一般地說,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約束。沒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經濟現象,經濟學也會拒絕其進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而寧愿將其交給應用學科去研究,這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成熟理論學科的必然選擇。

        篇5

        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

        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對沖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麗:《全球視角的金融變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張宇燕:《東亞金融危機與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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