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知識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政治哲學知識，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高三政治哲學辯證法知識點

1.事物聯系的普遍性原理(與發展的觀點并稱唯物辯證法的兩個總特征)【重點掌握】

【原理內容】唯物辯證法認為，聯系是指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在普遍的聯系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事物孤立地存在，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

【方法論】堅持用聯系的觀點觀察和處理事物，認識和把握事物的真實聯系，具體地分析事物之間的聯系。【反對】切忌割裂事物之間的聯系，用形而上學孤立的、片面的觀點來認識和處理問題。

2.事物聯系的客觀性原理【重點掌握】

【原理內容】事物的聯系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觀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方法論】承認事物之間存在的客觀聯系，堅持聯系觀點看問題，根據事物固有聯系，改變事物的狀態(改變條件創造條件)，建立新的具體的聯系。

【反對】否定和割斷事物的聯系，或主觀臆造聯系，把本來不存在的聯系強加給事物。

3.聯系的多樣性原理

【原理內容】世界上的事物千差萬別、無限多樣，事物之間的聯系也紛繁復雜、多種多樣。事物之間多樣性的聯系表現為直接聯系與間接聯系，內部聯系與外部聯系，偶然聯系與必然聯系，因果聯系、整體與部分聯系等等。多種多樣的聯系對事物的存在和發展起著不同的作用。

【方法論】人們要了解一個事物，就必須對它所處的各種不同聯系作出具體的分析。

【反對】以一種聯系概括事物之間多種多樣的不同聯系，否認聯系的多樣性。

4.整體和部分關系原理【重點掌握】

【原理內容】唯物辯證法認為，整體和部分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

(1)區別：

①二者的內涵不同;

②地位不同：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統率著部分;

③功能不同：整體具有部分根本沒有的功能。當各部分以合理的結構形成整體時，整體的功能就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當部分以欠佳的結構形成整體時，就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

(2)聯系：

①二者不可分割：整體由部分構成，沒有部分就無所謂整體;部分是整體中的部分，沒有整體就無所謂部分。

②二者相互影響：整體的性能狀態及變化會影響到部分的性能狀態及其變化;反之，部分也制約整體，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關鍵部分的性能會對整體的性能狀態起決定作用。

③兩者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方法論】

(1)要樹立全局觀念，辦事情要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

(2)搞好局部，用局部的發展推動整體的發展，使整體功能得到最大發揮。

【應用范圍】應用此原理，說明在我國的改革和建設這些重大問題上，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說明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必須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中央的權威，又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說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要發揮各地區的經濟潛能，又要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說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須促進城鄉經濟、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堅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諧全面發展;說明航天產業的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

5.系統和要素的關系原理

【原理內容】系統是由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諸要素構成的統一整體。要素是組成系統整體的各個部分。系統的基本特征是整體性、有序性和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方法論】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

(1)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

(2)注意遵循系統內部結構的有序性;

(3)注重系統內部的結構的優化趨向;

(4)要求我們用綜合的思維方法來認識事物。

【注意】整體和部分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系統和要素的關系。但整體和部分與系統和要素并不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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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高中政治;哲學知識;高效課堂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包含極為復雜的理論知識和基于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學課堂中，要提高學生的整體的哲學素養，就必須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學知識中的重難點，科學地運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加強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知識的理解和運用，能夠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在生活中分析和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一、深度剖析哲學中的重難點

高中政治哲學知識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難點知識，這些知識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反復的講解，進行深度的解析，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導學生進行重難點知識的掌握時，首先，應該讓學生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哲學知識理論體系，即哲學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別是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并對三者的關系有準確的認識，其中唯物論和認識論相對于辯證法的知識來說是比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學知識的重難點就集中在辯證法這一大塊知識點上，這一知識點包含有聯系的原理、發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原理以及量變和質變的關系原理以及內因與外因這幾大知識點。在這一階段，重難點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這一哲學知識點上，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就要對矛盾這一知識點進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導學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原理。在了解這些原理的基礎上，教師要著重對引導學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導學生從內涵上進行區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復雜事務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兩面；其次，從作用來看，在事物發展進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決定事物性質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認清辦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問題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學理論緊密聯系實際生活

哲學知識是來源于實踐的，因此，學習哲學知識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學的哲學知識指導實踐，在課堂中，教師就要積極地將哲學理論知識與生活實際緊密聯系起來。教師可以選用生活中的小故事進行講解，也可以選用一些寓言故事進行相關理論的分析，或者是聯系形勢與政策中相關的知識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哲學理論知識點。如教師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質學報刊載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紹到的我國科研人員首先在自然界中發現金屬鈾，這一發現對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在自然界沒有金屬鈾，最新一項研究打破了這一慣常認識，教師可以結合這一時政信息，來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認識論知識。此外，還可以結合我國提出的要打造中國制造2025，實現制造業由大到強的轉變，創新是關鍵，質量是根基。這一時政新聞讓學生掌握要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問題。同時，還可以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幫助學生理解哲學知識，如，古時候有一位父親，買了一只貓來解決鼠患，但是鼠患緩解的同時，貓也偷吃了雞，他的兒子很生氣，父親告訴他，沒有雞我們不會挨餓受凍但是沒有貓卻會，他的兒子就不再抱怨了。通過這個故事，讓學生理解矛盾的相關知識。

三、引導學生用哲學的觀點解決問題

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學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學知識不是學習哲學最為重要的目的，學習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學到的哲學知識緊密地聯系生產生活實際，能夠分析和解決生產生活中出現的問題。這就需要教師在政治哲學課堂中進行多角度的引導，讓學生樹立起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同時要不斷地訓練學生的思維品質，讓學生在實際生活中能夠學以致用。首先，教師可以在課堂中進行相關問題的提問，尤其是要以分析論述題的形式進行，讓學生對材料或者問題用哲學的觀點進行科學地分析，同時運用正確的方法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其次，可以鼓勵學生進行實際的訓練，如鼓勵學生觀察學校的布局，班級規章制度的設置，學校整體的管理制度等這些生活中的事物，對這些事物進行分析，找出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地方，說出理由，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通過這樣的訓練，可以培養學生用哲學的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

總之，高中政治哲學課堂的高效構建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學中，教師要針對學生難以理解的知識進行深度的講解，同時要注意講解的方式，讓學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夠在需要的時候進行靈活地運用。要明白，哲學是來源于生活又能夠指導生活的，只有能夠在生活中進行合理地運用，才是真正高效課堂的體現。

作者:寶力高 單位: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學

參考文獻：

[1]張滿頓.政治哲學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的運用[J].學周刊,2011,18:46-47.

[2]郭強.以哲學思想引領高中政治體驗式課堂[J].教育實踐與研究(B),2014,12:5-8.

篇3

一方面客觀規律始終制約著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尊重客觀規律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和基礎。

但人們在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人們可以通過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認識并利用規律。

方法論：這就要求我們辦事情時既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又要尊重客觀規律，把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小 結】

一、“四個一”：

一個核心概念---物質；

一個根本觀點---世界的本原是物質；

一個基本問題---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

一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

二、“兩個二”（兩對辨證關系和方法論）：

物質和意識的辨證關系---------一切從實際出發、意識的能動性

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辨證關系--------按規律辦事、實事求是

三、主干知識與熱點聯系：

1.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

篇4

對于每一各研究哲學的人來說，哲學自身的知識范疇和首要任務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內容，而哲學自身的知識范疇和首要任務就是指哲學探討什么、哲學主要追求的是什么、最令人滿意的哲學應當具備那些要素。由于傳統哲學根源于特定的歷史條件、為特定的人群去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正因如此，哲學被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現如今，經濟、社會迅猛發展，人們對生活、對未來都有了更高、更美好的追求，在政治生活領域，人們迫切的希望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生活里，希望哲學為民主的生活方式給予一定的指導，然而，事與愿違，傳統哲學顯然不能回應人們的熱切希望，因此，改革傳統哲學，使傳統哲學適應社會發展，滿足人們的需求勢在必行。

1.1傳統哲學與人們生活之間的疏離

傳統哲學對回答哲學的主要任務和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有兩個最基本的設定，其中一個設定是指“哲學堪稱一門科學，他是探討既定事實和原理的體系”這種觀點從實質上來說，就是認為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永恒實在，即哲學是以永恒實在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系統的知識體系。另外一個設定是指與其他科學相比，哲學能夠做到更徹底的研究認識實在。也就是說，哲學是一門專門研究實在的科學，他與具體科學的研究領域是不一樣的。與其他學科相比，哲學能夠更全面、更徹底的接近真理。根據這兩個設定，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傳統哲學的首要問題或基本問題就在于獲得“實在”的知識。傳統哲學絕大多數都是在特定時代出現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特定的宗教權利體制或社會秩序權利體制，在人們還沒有覺察的時候，傳統哲學已經成為了確定秩序的“辯護士”。的確如此，歷史上的傳統哲學似乎都在致力于為權力謀求地盤，無一例外。總而言之，傳統哲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更傾向于幫助權力去謀求特定的地盤，而忽視了“人”的思考，忽視了現實生活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哲學逐步變成了一門不被廣大人民群眾信任的科學，逐步陷入了困境。為了幫助哲學擺脫困境，應當為哲學確立新的任務，幫助哲學去尋找那些哲學應當解決的，急切的需要哲學去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傳統哲學才能夠擺脫困境，才能夠得到新的發展。

1.2哲學應為現實生活提供指導

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有其不同的問題和不同的任務，并隨著時代的改變而逐步改變，對于特定時代人們的集體意志和愿望的表明是哲學的生命力和真實性的表現，如果，對生活方式的正當與否不能用各自時代已知的事實進行評判，哲學就無法引導和把握當時的社會理想。不論那個時代的人民群眾，在讀哲學的時候，都是為了能夠從哲學中找到能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一定的啟發和指導的東西，因此，不論哲學在各個時代的具體任務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哲學都必須做到與現實生活僅僅的聯系在一起，只有這樣，哲學才能夠保持其活力。現階段，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實際問題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問題包括工作的、家庭的、政治等現代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些問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逐步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而忽略現實生活，正因如此，傳統哲學就變得更不務實，愈加受到人民群眾的質疑。我們一定要盡可能對傳統哲學進行改造，對傳統哲學的整體進行改造。對傳統哲學進行改造，應當以人類共同生活為基礎。哲學在改革的時候應當以日常生活方式作為自己的研究問題，力求哲學能夠全面的服務社會。對傳統哲學討論的虛浮且抽象的問題進行消解，鼓勵哲學去從事更有成效的工作，這有這樣，哲學就會轉而去正視、去研究人類面臨的重大社會和道德缺陷的問題。現階段，具體的科學方法能夠有效的決定大眾生活狀況，但是，具體的科學方法卻并沒有利用到道德目標中，而是把這些人們生活別重要的問題留給了成見、習慣、傳統去解決。這些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應當是哲學研究的對象，是哲學研究的問題，應當由哲學去解決。總而言之，哲學不應提出那些人們在現階段無法實現的目標，而是應當提出一種理想或是一種思想，這種理想或思想能夠作為認識糾正具體社會弊端的方法，哲學應當秉持著強烈的責任感去詮釋生活的不同途徑，去代表生活的不同時間倫理。想要完成上述任務，對人們的生活給予指導，哲學最迫切、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廣泛地和系統地批判流行的習慣和方法，將研究社會問題的障礙清除掉。清除這些障礙要求哲學回歸生活、回歸社會，直面人類生活的種種實際問題。

2利用科學方法實現哲學對日常生活的指導

新哲學與傳統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哲學是為特定時代的統治階層服務的，而新哲學是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主要任務的，是為人生事務提供有用的預測和指導的，現階段科學的發展對人類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讓我們了解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諸多的科學家和學者主張在人類社會的所有相關領域應用科學方法，例如：英國著名史學家丹皮爾就曾說：“觀察、歸納、演繹和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于純科學原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各種不同領域里差不多都可應用。既然社會科學并不是超自然科學，而是自然科學，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認為，科學方法也一定會適用于社會科學，并能夠推動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利用科學方法對日常生活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當然，利用科學方法對日常生活進行研究只能在民主社會中才能夠實現，專治統治下的社會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專治社會是排斥人們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的，對于人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是起阻礙作用的。

3強調觀念對生活方面的指導效用

皮爾士首創了效用原則，皮爾士在其著作《怎樣使我們的觀念清楚明白》中闡述“試考慮一下我們的概念的對象所能有的效果（這些效果可以設想具有實際意義），那我們關心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們關于對象的整個概念。一個觀念之意義完全在于那個觀念在人生行為上所發生的效果。凡試驗不出什么效果來的東西，必定不能影響人生的行為，所以我們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認某種觀念時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認他時，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們就有這個觀念的完全意義了。除掉這些效果之外，更無別種意義。”通過試驗和實驗，在人生行為上所發生的效果就是一個觀念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皮爾士的效用原則，其著重強調以科學實驗的效果來確定命題的具體含義和科學概念。在哲學的改革創新的過程中，應當強調觀念對生活方面的指導效用，從而達到通過哲學來引導人們生活和實踐的目的。

4結論

篇5

三種理解模式的爭論

客觀地說，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是起點，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發展及反思的結果，并共存于當代政治哲學之中。一般而言，人們對基本概念的興趣往往來自于個人境遇、實踐經驗或制度理想，而非這個概念的理解史。這決定了人們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維方法來“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應運而生，它通過設置和修改某些假設、增加一定的概念設定、采取特定的推論演繹、借助格式化的理論圖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當理性重建遭遇歷史時，“歷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場了。正如洛夫喬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經典文本中對基本概念的闡釋不一定具有社會代表性，它們與常用的政治和社會用語之間很可能缺乏鉤稽。在這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現就再自然不過的了。只不過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學的傳統，主張放棄當代政治哲學，反對當代政治哲學對“哲學技術”和“現代宇宙觀”的迷戀，進而回到樸素的古典時代;而后者則試圖從歷時性和共時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關注概念的自主的歷史演進及其歷史語義的嬗變，又注重這一過程中不同階段概念涵義與其“大環境”(社會背景、語言形態)和“小環境”(文本的語境、作者的意圖、作者的行為等)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理性重建還是歷史重建，從它們的思維方法看，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是“化約主義”的，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則是“復雜主義”的。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強調對統一的政治觀點的論證，往往具有明顯的學理范疇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在相應的論證框架內才具有意義，這種融入和應用體現為對歷史理解的化約處理。如約翰•羅爾斯提出:“政治觀點是關于政治正義和公共善以及哪種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進政治正義和公共善的觀點。”［8］(P．5)為此，“思考關于正義這樣一種政治觀念:它試圖對這些價值做出合理的、系統的和連貫的說明，試圖弄清楚，這些價值如何被組織起來以便應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政治哲學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們歷史悠久)都屬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與此相應，政治理論研究模式的學理范疇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礎上，從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發，逐漸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規范標準，并建構以政治公正(或正義)為鵠的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的協調關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狀態［。與此不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論認為歷史理解是復雜的，而將復雜性因素化約或者進行簡單化處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釋的邏輯體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學說、政治理論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們主張歷史理解成為一種概念解釋的歷史主義意識，要用歷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學的方法來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復雜主義，即從基本概念歷史理解的歷史特性出發，展示它的具體性、過去性、變動性、復雜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視任何歷史理解都是發生在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和具體氛圍中的，盡量按照過去的樣子來理解過去，不能在不斷變動的時間之上建構絕對的一致性，應該承認歷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約而具備未知的復雜性，不能用固定的、單一的、整齊的模式對待歷史。就概念分析的相關度而言，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與概念分析的關系較為薄弱，而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較為重視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有兩個基本要件:概念分析與歷史分析。盡管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十分注重歷史分析，但是它對于概念分析的態度卻不太明確。這并不是說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沒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旨趣較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與現代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而施特勞斯更明確指出:“‘政治哲學’這一措辭中，‘政治的’這個形容詞與其說指明一種主題，不如說指明一種處理的方式;從這一觀點出發……‘政治哲學’的首要涵義不是指以哲學的方式來處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眾的方式來處理哲學，或者說是指對哲學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論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為重視概念分析。政治理論的概念分析致力于發現某種受到普遍認可的概念意涵，反對存在本質上是爭議性的政治概念。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正是對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釋的有力論證，它試圖通過引入一項邏輯大前提來從另一個幾乎無限復雜的現實中抽象出內涵的精神構造，并在剝離概念的價值負載同時強調概念僅僅是用來分析的工具。同時，他們認為對抗和分歧對把握概念的本質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著有什么“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對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圍繞概念展開的，是純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來出現了其與社會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關注現實政治的傾向，它的出發點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認為，“概念，就像個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歷史，并且鐫刻著無法磨滅的歲月風霜”。其意在使“人們遠離那種靜態的、非歷史的‘概念分析’事業，而走向一種更為動態的、歷史主義的、強調‘概念變遷’和‘概念建構’的‘概念史’。”［由此可見，因為政治理論和在歷史分析上的態度不同，所以它們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邏輯而言，三種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論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經典文本對概念的界定為題材，分析它們的內涵以及相互之間的傳承、發展和影響。他們一般認為不同的歷史理解都是針對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義、共和、權力等等。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義是不變的，只是在定義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表現為不同維度、層面和領域的差異。因此，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存在確定的邏輯或體系。其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在歷史理解的結論方面恰好相反，認為探索“政治現象的本質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須“面對過去思想的正確性”［。它繼承了歷史主義的“歷史意識”，但并不同意歷史主義的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認為歷史理解存在“顯白”和“隱喻”的表達方式，這使得政治知識和政治意見同時存在歷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務就是從政治意見之中遴選出政治知識。繼之，有關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政治知識也有“獨立的”和“傳承的”之分，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強調“概念史”真正體現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歷史發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們應保持對政治世界的概念爭論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圖說明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普遍境況。作為人文科學的新分支，“它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會語境中的語言運用，探討概念的歷史語義”。“概念史試圖用自己的方法彰顯其理論假設，即歷史見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歷史經驗和理論嬗變的語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義嬗變，是我們今天認識文化、語言和概念的決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詞語(詞源、詞義)史、概念(概念要義、概念表述)史、范疇(概念場域、概念情境)史、實現(概念運用)史等主要內容。以外，三種研究模式的時間觀亦有不同。政治理論承認政治概念歷史的理解存在“時間距離”問題。對于這種“時間距離”，政治理論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態度，認為概念史的演進就是概念邊界不斷擴大的過程，“時間距離”是在這種概念意義的包涵與擴張中被克服的。而在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的視野中，時間距離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但克服時間距離并非獲得歷史理解的惟一途徑，我們應該承認時間距離的客觀性，從不同階段的歷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體意義。因而，歷史理解的絕對條件意味著歷史語義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條件中居于首要地位。與它們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將時間距離作為研究的目的、意義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領域，以此反對“教義神話”、“連續性神話”、“預期神話”和“狹隘主義神話”。這一模式認為，概念史是“歷史的歷史”。由“時間距離”帶來的理解困難并非絕對的，只要真正理解歷史性質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時代語境、實踐環境和意識形態(或話語)背景，謹慎而持續地加以探討，就可能描繪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歷史理解的畫卷。換言之，能夠克服時間距離的不可理解性，從而在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與現實解釋之間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聯系。

三種理解模式的啟示

對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種模式既有關聯，又有不同。它們提出的觀點為我們科學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原則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時應將其作為一種意義的“出現”的歷史。具體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歷史含義及其側重的變化，以認識這一現象為目的，力求重現公正的各種基本意涵。真正的歷史意識反對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認識下的歷史”和“意識的歷史自我認識”，而主張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一方面，不能離開自由、平等、正義、公正、共和、權力等現代政治術語，離開它們就無法真正回到歷史文本中去思考相應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題材;另一方面，應該謹慎使用較新的、當前的概念解釋，特別警惕將今人的觀點強加給古人，為了建構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系統性、融貫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舊的舉動。之所以說概念的歷史是作為一種意義的“出現”的歷史，是因為這一思維將“自我意識的‘近’路和意識的歷史的‘遠’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說“在理性方面，哲學家假設理性闡明了歷史，因為理性屬于要求、任務、義務、調節概念的范疇，因為一項任務只有在歷史中才能實現;在歷史方面，哲學家假設歷史通過某種價值的出現和提高獲得了純屬人的資格，哲學家能再現價值和把價值理解為意識的發展”［15］(P．18)。這種雙重保證和證明體現了歷史意識在政治概念歷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歷史的概念理解的“縫合線”。歷史意識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它能夠通過描繪具體的歷史對象、再現歷史主體的說話方式和語言所指、梳理術語符號的多樣性以及回歸文本當時的詞典(或借助工具書、大眾媒介)等具體途徑和方法加以體現。即便是學術話語或經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種文本的比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從而形成較為準確的歷史理解，減少主觀臆斷，謹慎避免印證式解釋。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須認真對待時間距離問題。按照科澤勒克的觀點:“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種時間上的聯系結構。根據有多少此前存在的體驗被融入其中，根據有多少創新型的期待內容被納入其中，每一個概念都有著不同的、歷時性的價值。”［16］(P．21)存在是有時間性的，亦是有限的。這意味著，“時間總是表現為過去、現在和將來，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時間性的距離，這種距離由于歷時久遠而成為我們讀解古典遺傳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礙，它妨礙我們對它們的理解。”［17］(P．129)公正作為基本概念無法在跨越時代的觀念或問題而獨善其身。三種研究模式都承認時間距離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對待和處理時間距離的問題上有所不同。不過，不論它們是主張現實超越歷史、古典代替現代還是實現概念史的“串并結構”，它們的任務都在于“克服”時間距離。但是，“時間距離”真的需要克服嗎?對公正的歷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鮮活的創造。在概念的轉換中，歷史理解既在索取意義，又在創設意義。由此可見，歷史理解創造的知識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條件和真正動力，在這里，時間不再是一種由于其分開和遠離而必須被溝通的鴻溝，并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而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只有從某種歷史距離出發，才可能達到客觀地認識［18］(PP．420～421)。總之，時間距離不要被克服，而應被展示，“展示”時間距離中的歷史理解自然就能夠體現概念演進的邏輯，為概念的解釋框架提供“歷史前見”的基本內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審慎處理概念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概念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對公正而言，在術語層面它可以與正義、公平、平等、公義、公道等術語相互替換，而其符號形式更是難以枚舉。在政治理論利用統一的符號形式將概念分析的歷史與實踐建構成一個有目的性的解釋框架，這樣就是為什么正義與公正可以不加區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號的原因。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發現了“符號”的歷史多樣性，并主張最原初的語言符號反映出最直接和準確的概念意義，而復合與變形的語言符號則不可避免地具有“隱喻”的性質，因而需要甄別。概念史研究模式則力圖從語言學、認識論、符號理論等學理層面上區分“符號”和“概念”。顯然，縱然不同研究模式的處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須注重“概念”、“語言符號”及“意義”的相互關系。擇要述之:“一個‘概念’是一個已經‘吸融其被使用時的全部意義語境’的‘詞語’。‘詞語’因而具有‘多種潛在的意義’。而‘概念’則內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義’，并且‘與語詞相比，概念總是隱晦而多歧義的’。”［4］(P．78)但意義一旦與概念相結合，就從可能的觀念轉變為一種事物的品質。對于作為確定意義的概念而言，語言符號是其標準化存在形式。簡而言之，語言符號具有形式的單純性，卻是復雜的意義合成物;而概念則與之相反，它往往表現出復雜的形式性，卻具有單一的意義指向。例如，“分配正義”概念就是符號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術語，“開始于亞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紀后期的那個概念，和由約翰•羅爾斯根據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直覺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義就是給予每個人應該得到的東西”則出現在正義、公道、國家、公權、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術語中。顯然，處理好“概念—語言符號”之間此種“復雜—合成”的意義關系是進行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方法論基礎，以符號的一致性證明概念意義的獨斷性，或者以概念意義的復雜性否定語言符號的確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這里，符號選擇與概念意義的建構應該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視歷史理解的所處的語境。語境主義對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積極意義在于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歷史語言理解(例如概念與語言符號)提供了具體真實的理解網絡，從而為發現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語匯、意義結構及與之配套的語詞符號的概念分析結構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語境主義認為:“歷史都以高深莫測的方式，融合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經驗的厚重語境與對這一語境的含義極為重要且常常高度創造性的探索活動，它既力圖理解那種語境，又力圖促進或阻撓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語境主義方法的“注意力不應放在個別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們那時代的話語之上”［21］(P．118)。語境主義充分展現出歷史意識、時間距離感與概念意義的復雜性，是“普遍主義”的天敵。正如斯金納質疑“永恒正義”時所言:“不僅在于每一個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來回答關于正義的問題，還因為表述這一問題時所使用的詞語在他們的不同的理論中是以如此相去甚遠的方式體現出來的，認為可以挑出任何穩定的概念來。不過是明顯的混亂。簡而言之，錯誤在于假定存在著以某一組問題，是不同的思想家都會想自己提出來的。”［21］(P．86)不過，劍橋學派的語境主義并非無懈可擊，它對文本語境的強調時常會被詬病為“相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