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的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自然災害的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第一，自然災害具有廣泛性與區域性。

第二，自然災害具有頻繁性和不確定性，

第三，自然災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復性。

第四，自然災害具有聯系性。

第五，各種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嚴重性。

篇2

關鍵詞：應急管理；縣級政府；對策

中圖分類號：D6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2—0062—04

我國地域遼闊，但同時也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多種風險并存的大國。近年來，受全球氣候變暖及其他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頻繁發生的重、特大自然災害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社會財產損失，也對國家和政府的威信，甚至對縣域、城鎮乃至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強烈的“外部損害”。然而，自然災害的影響大多是在一個市（含所轄縣、區）的范圍內，特別是山洪泥石流等突發自然災害，常常是從若干個縣域開始蔓延，這就意味著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面臨著最直接的考驗。作為災害應對的第一道門檻，縣級政府應急管理在公共危機治理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發現突發事件苗頭、預防發生、首先應對、防止衍生新危機的第一責任人，承擔著災害應急處置的重要職責，它的應急反應是有效遏制突發事件發生、發展的關鍵。然而在實踐中，縣級政府的災害應急表現卻并不盡如人意。

為了完善應急管理體系，提升縣級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本文以探究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的“短板”為目的，以蘭州大學公共應急信息管理研究團隊研究發現的縣級政府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應對中的薄弱環節為依據，結合縣級政府災害應急處置和舟曲實地調研的數據資料，分析了作為應急工作第一線的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存在的“短板”，并根據甘肅省縣級政府應急能力建設的現狀探討了將其修復的途徑。

一、縣級政府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

現代應急管理是由美國發起的，多集中在政府管理部門，應用性很強。應急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善后管理過程中，通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有關活動。《美國危機與緊急情況管理手冊》（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認為，應急管理可以分解為減緩（mitigation）、準備（preparation）、響應（response）和恢復（recovery）四個階段。因此，應急能力是減緩、準備、響應和恢復四種能力的復合。在我國的各個行政層級中，應急程序均被形式化為四大基本過程：預防與準備、預警與監測、救援與處置、恢復與重建。

在應急管理過程中，縣級政府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應急基礎準備和資源保障。應急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水平及抗災能力、應急組織機構的完善程度、應急預案及應急法律法規的完善程度等構成了應急基礎準備的核心內容。信息通訊、物資裝備、人力資源和財務經費等方面的保障是縣級政府應急所必備的資源保障。充分的應急基礎準備和資源保障是有效應急的前提。

（2）監測與預警。指利用災害應急信息網絡對各種可能存在的災害進行監測、預報，向公眾及時、快速預警信息，并結合人口、自然和社會經濟背景數據庫對災害可能影響的地區和人口數量等損失情況做出分析和評估。

（3）應急教育與培訓。指通過面向公眾的應急知識教育、應急技能培訓及預案演練來加強備災能力。

（4）應急救援與協調。應急救援涉及救援裝備與設備等硬件設施、救援隊伍、救援技術與智力支持、救援物資的緊急生產及調用等，指揮協調指的是地方政府主要官員等協調主體如何指揮、控制和協調應急響應與恢復行動。

（5）善后處理。指為了恢復正常的狀態和秩序所進行的各種善后處置活動，包括災民轉移安置、次生隱患排查、基礎設施恢復、對受災損失的評估與賠償、恢復重建計劃的制定與實施等。

（6）與周邊市縣的協調聯動。主要包括是否掌握周邊市縣應急資源信息，能否調用周邊市縣應急資源，是否建立與周邊市縣應急協作機制等內容。良好的與周邊市縣的應急協作，不僅會因就近援助加快響應速度，而且也會因資源共享降低應急成本。

二、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的“短板”分析

在縣級政府作用框架的基礎上，筆者選取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的典型實例“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應急處置”進行分析。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涉及2個鄉鎮，15個行政村，其中包括兩個重災社區，受災人口達4.7萬。舟曲縣級政府在災害應急救援與善后處理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這次應急處置之后，蘭州大學公共應急信息管理研究團隊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邀請甘肅省應急辦公室專家根據甘肅省縣級政府應急能力建設現狀及對應的縣級政府能力評估指標體系設計了實地調查問卷，并輔以深度訪談，對舟曲縣政府在此次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的應急管理能力進行了全面而綜合的評價與研究。

在評估問卷設計過程中，由于考慮到科學合理的應急管理能力評估指標體系對評估高效性的基礎作用，以及可操作性強的評估方法對評價結果的合理性和正確性的直接影響，研究團隊根據評估指標體系設置的原則和指標選取的方法，結合政府應急管理的相關特點，采用處理這類綜合評價問題有效模型的層次分析法（AHP）來確定指標權重，對縣級政府應急管理能力評估指標體系進行了構建。評估指標體系以應急基礎與保障能力、監測預警能力、應急教育與培訓能力、應急救援與協調能力、善后處理能力及虛擬應急能力6項能力構成要素作為一級指標，并在此基礎上按照科學、系統、簡易的原則把一級指標細化為29個二級指標，并根據二級指標量化的難易程度把二級指標以問題的形式轉換成表格，設計成39個問題。

在調研過程中，團隊實地走訪了舟曲縣政府辦公室、民政局、財政局、教育局、林業局、發改委、經貿委、交通局、統計局、人民武裝部、公安局、團委、人事局、水利水電局等部門，選擇了具體參與應急管理各項工作及各個環節的主要部門作為評價主體，以部門工作人員自評打分、調研團隊研究員面對面輔導調查對象填寫調查問卷（以免調查對象對一些問題的理解有誤而影響問卷的填寫質量）的形式獲取基礎數據。為保證數據獲取的科學性，在問卷調查過程中還采取了隨機抽樣的方法。調研過程共發放問卷93份，回收問卷93份，剔除部分數據缺省的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77份。

在調研結束后的評估分析過程中，團隊采用模糊綜合評價的方法對評價中涉及的大量復雜模糊現象和模糊概念進行定量化處理，運用層次分析法（AHP）與模糊綜合評價法相結合的方法對調研數據進行了綜合分析與評估。研究得出，舟曲縣政府在應對泥石流災害的過程中有待改善的五個方面是風險評估與預防、危機預警、城市規劃與基礎設施建設、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應急培訓與演練。

（一）風險評估與預防缺失

危機預防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各種潛在的危機風險隨時進行評估，這是實施減災措施的第一步。風險評估是整個風險管理的重要構成步驟和關鍵環節，科學、全面的風險評估為有效進行風險管理和風險處置提供了基礎依據和行動指南?？h級政府在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時，首先要進行風險評估。

在調研中筆者發現，舟曲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最偏遠的國扶少數民族貧困縣、“5.12”地震重災區，也是滑坡、泥石流、地震三大地質災害高發區。受自身財力（舟曲縣每年的財政支出大約2億元，縣內卻沒有大型企業及產業鏈，財政收入嚴重偏低）和應急管理水平的限制，舟曲縣還沒有把自然災害的風險評估納入政府應急管理中，更沒有設立專項資金對當地自然災害進行風險評估。

（二）危機預警機制不健全

危機預警工作符合危機管理中的應對危機“關口前移”的思想。做好危機預警工作，把危機消滅在萌芽狀態，能夠達到“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目的，實現從源頭上消滅、治理危機，從而“化危為機”，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機所帶來的風險和損失。

在舟曲調研中筆者發現，舟曲縣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23日接到關于批轉《舟曲縣突發性地質災害應急預案》的通知，于2010年8月2日《舟曲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轉發“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切實做好預防和應對各類自然災害的緊急通知”的通知》。這兩個文件都強調要做好各類突發自然災害的預防和應對工作。“8.8泥石流災害”的發生，無疑揭示了基層政府對應急預案的貫徹執行并沒有到位，從調研中了解到“幾個預警點都是此次泥石流發生后才緊急修建的”事實可見，舟曲縣的危機預警機制還極不健全。

（三）城市規劃與基礎設施建設不合理

為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縣級政府在進行城鄉規劃時，應當符合預防、處置特大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需要，統籌安排有關應急設備和基礎設施建設，合理確定應急避難場所。

通過調研筆者發現，舟曲縣的縣城規劃極不合理：縣城本身的選址就處于泥石流爆發口，導致泥石流突發后人們“無處可逃”，隨著人口的增加，縣城規模的不斷擴大占據了很多泥石流的通道，導致泥石流突發后形成堰塞湖，大量積水進入城區淹沒三分之二縣城。另外，落后的交通建設未能形成完整的交通網絡，極大地限制了救援過程中救援物資的運輸和人員的疏散；縣城樓群密集，建筑普遍是“貼面樓”、“握手樓”、“半邊樓”、“懸空樓”，所有的房子像多米諾骨牌，一旦發生意外，居民根本沒有逃生的通道。

（四）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不完善

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是縣級政府進行災害預防、開展救援和應急管理所配置的設施和資源的總稱。合理的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是縣級政府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先決條件，也是實現城市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從實地調研看，一方面，舟曲縣應急公共服務設施本身的應急能力比較薄弱。例如，舟曲縣雖然有交通網絡，但是通往縣城的路線只有一條，當這條道路中斷之后，舟曲就成了孤島，救援難以及時進行；另一方面，應急避難所的建設規劃很不到位：應急避難所的修建之地適合于地震避難，但這也正是泥石流的匯集之地。另外，由于各種原因，舟曲縣幾乎沒有應急物資儲備。人民武裝部某工作人員在訪談中描述道，在泥石流發生后，由于缺少救援工具，甚至連木棍都找不到，他們只能用手挖掘，來作為最直接也是當時唯一的救援工具，這嚴重地影響了應急救援的開展與實施。

（五）應急培訓與演練缺乏

應急培訓與演練是做好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證，它能夠極大地減少突發性災難所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另外，培訓和演練的內容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縣級政府一定要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適合本地區災害種類的應急培訓與演練，以期將傷亡降到最低程度。

在調研中筆者了解到，雖然舟曲縣政府的各項特大自然災害應急預案都很完善，但遺憾的是各項預案都未進行（除了人民武裝部組織過演練外）或很少進行過演練。自汶川地震后，縣政府、學校等才開始開展防震知識宣講和應急知識教育，但僅限于此，并未開展過關于泥石流的任何演練與公眾教育。當泥石流發生后，相當一部分人把警車的報警聲誤認為地震來臨的信號。信息理解的失誤使他們跑到了地震避難所，結果由于地勢低洼，匯集的泥石流吞沒了大量生命。

三、修復“短板”的對策建議

基于以上縣級政府在特大自然災害應對中存在的“短板”，結合我國縣級政府應急能力建設的現狀，筆者提出如下對策。

（一）建立風險評估與預防機制

1.風險評估。自然災害風險評估是對風險區遭受不同強度特大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及對其可能造成的后果進行定量分析和評估。風險評估在于識別風險。風險識別（hazard iden，tification）和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涉及三個層面，即風險識別：確認一個區域的風險，并且評估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脆弱性評估：通過評估風險、人員和財產之間的關系來評估危機事件可能會引起的潛在傷亡和危險；風險分析：對在特定時空范圍內造成的傷害、損失進行定量分析。預防災害發生，減少災害風險，災前投資是一項長期工程，其重要性甚至比災后救援應對更高。

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的自然災害應急管理理念普遍傾向于“重救輕防”，應急管理工作的重心往往偏重于災后如何應對。這就缺失了災害風險評估這一防災減災的關鍵環節，把本應該能夠通過災害預防措施消減或徹底消除的“風險”演化成了真正的“危機”。

2.風險預防。盡管客觀上特大自然災害難以避免，但它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卻與人為干預有一定關系。在受潛在災害威脅的地區，如果災前預防措施得當，往往能夠大幅度減輕災害帶來的損失。地震頻發的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這個東亞島國地震災害不斷，但完備的全社會防災體系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把地震災害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影響降低到了最低。

作為縣級政府，由于不同地區受到的特大自然災害威脅程度各不相同，而同一類型的自然災害在固定地區頻繁發生的現象也不多見，像日本那樣針對某一種頻發的自然災害建立起一套獨立完善的防災體系，存在著成本——效率的問題。筆者認為，縣級政府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對特大自然災害進行風險預防。

首先，制定特大自然災害應急預案。為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縣級政府必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制定系統的特大自然災害應急預案。應急預案應針對特大自然災害的性質、特點和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具體規定預警與預防機制、組織指揮體系與職責、處置程序、應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復與重建等內容。

其次，配備專業應急救援隊伍和應急救援裝備。應急救援是安全穩定工作的最后關口，是與災害斗爭的最后防線。2009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加強基層應急救援隊伍建設的意見》（[2009]59號），提出要以公安消防部隊為主體，建設政府綜合應急救援隊伍，這無疑為加快基層應急救援隊伍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專業應急救援隊伍的建設能夠對應急救援裝備、應急救援指揮系統等現有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部門應急聯動，是災害發生后投入救援的“前鋒”，提高了救援的專業性和及時有效性。

再者，合理設立應急避難點?？h級政府在對特大自然災害進行風險預防時，應該有針對性地設立應急避難點，不同的應急避難點對應不同的災害。結合舟曲經驗筆者了解到，舟曲災害前的應急避難場所很緊缺或幾乎沒有被明確指出過，這導致許多群眾采取跟地震防御措施相同或相近的風險預防措施而喪命。

（二）健全危機預警機制

特大自然災害危機預警是指已經形成或將要形成特大自然災害事件時，利用決策判定系統，通過快速傳播系統預先發出警告，告誡人們采取必要措施以預防災害的發生與蔓延。雖然，預警系統的建立可能會增加生產成本，但預警、防衛的開支比毫無防備狀態下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要小得多。美國著名行政學家戴維·奧斯本認為，一個有預見性的政府應該采用預防而不是治療的管理模式，政府不應該被動的接受突發事件帶給社會的巨大損失，而是應該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預警預防上”。

以同為加勒比海國家的海地和古巴為例，2004年9月，熱帶颶風“珍妮”席卷海地，由于沒有預警系統和疏于防范，造成多人死亡。但同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在熱帶風暴襲擊時卻能輕松避險，這其中幫助古巴免于風暴肆虐的主要手段就是預警。盡管古巴的預警系統也很簡單，只有國家預報中心、媒體和防災演習三重保障，這至少說明，面對自然災害，只要有預警系統，哪怕是最簡單、最原始的，也能挽救眾多生命，減少經濟損失。

在災害預警監測方面，我國習慣性地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命令的方式，缺少主動科學的防范策略和災害監控、預警措施，導致災害應急始終處于被動局面。事實證明，這種思維方式下的體制往往不能避免重蹈覆轍。

（三）合理布局城市規劃與基礎設施建設

1.城市規劃。城市規劃是對一定時期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土地利用、空間布局以及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具體安排和管理實施。城市在規劃建設階段就應該避開地震帶或者河流河谷等災害易發地區。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高度發展的時期，但城市規劃還缺少前瞻性的眼光和現代意識。城市分區不合理、城市配套不齊備、城市功能不完善等，都是現階段城市規劃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為、此，縣級政府必須發揮在城市規劃中的主導作用，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根據自身所處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等，用前瞻性的眼光積極調整戰略，平衡減災與發展的需要制定規劃，切實履行政府在城市規劃中的神圣職責。

2.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實施城市規劃、完善城市功能、推動城市發展的關鍵環節。通信保障能力（保障信息通暢、命令能夠上傳下達）、交通運輸保障能力（保障應急物資和應急人員能夠到達災區）、電和油等能源保障能力（是保障通信系統和交通運輸系統運作的基礎）以及避難系統保障能力（保障災區公眾免受次生災害威脅）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內容，也是應急救援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部分。

為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縣級政府應根據規劃和部署，不斷完善公路路網結構和交通運輸，鐵路、航空網絡布局，消除路網建設制約因素。加強水利、通訊、地下管網、園林綠化、環境保護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緊急避險平臺、消防和人防設施、緊急醫療救護設施等，以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

（四）完善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

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是城市安全、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它包括災前監測、預警及預報設施，災中應急指揮系統、救助設施，災后援建設施以及安全防護設施等。完備的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能夠減少城市風險，為災害發生后的應急救援提供物質保障。

現階段，縣級政府在應對特大自然災害時常常存在應急設施陳舊老化、技術滯后、整體水平不高，應急資源配置不系統、缺乏前瞻性等一系列問題。尤其是應急資源配置往往習慣于以傳統的思維定式來簡單應對，沒有針對當前極端氣候變化的新情況和應急管理的新要求作出必要的變化和調整。如2008年我國南方地區雨雪冰凍天氣導致部分城市交通瀕于癱瘓、供電系統大幅度損壞、供水管網大范圍凍裂等，都是由于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不完善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鑒于此，為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縣級政府必須完善應急設施與資源配置。通過加大應急設施投入，逐漸提高應急設施的整體水平，通過認真分析災害的形成規律和發展特點，對各類應急資源進行合理配置。

（五）加強應急培訓與演練

應急培訓與演練是針對災害發生的種類，通過應急知識的宣傳和普及使公眾了解基本的應急知識和應急技能的過程。培訓可以提高相關應急管理人員的應急業務水平和增進公眾的應急知識儲備；演練可以促進專業與非專業應急救援隊伍之間的合作與溝通，提高部門、機構之間的協調性以及應急工作人員的技術水平和熟練程度，從而提高整個系統的應急管理能力。

為有效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縣級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居委會、村委會，根據本地區頻發災害種類，有針對性地對公眾設置應急培訓內容，開展應急演練模擬。另外，縣級政府應當強制各級學校把應急知識的宣傳與教育納入教學范圍，由教育主管部門進行指導和監督，以培養學生的安全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以此一線貫之，徹底改善“政府應急能力建設相當重視，全民危機教育幾乎被忽視”的問題。

四、結語

篇3

該著作涉及到我國農業自然災害管理和防范的諸多領域，內容豐富，資料翔實，論證充分。全書共六章，約30萬字。研讀這部著作，具有以下四方面的鮮明特點。

第一，主題突出，結構鮮明，體系合理。作者緊緊圍繞農業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與防范展開研究。通過對大量相關數據的整理分析，尤其是建國以來農業自然災害數據的分析，概括地指出我國農業自然災害日益嚴重主要表現在：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大；經濟損失越來越嚴重；自然災害是導致農村貧困的重要根源。進而從現實分析中歸納出我國農業自然災害呈現出的六大特征，即災害的廣泛性和集中性；災情的季節性和地域性；災害的群發性和伴生性；災害區域分布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性；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的交叉性；災害加重與防災能力弱化形成的反差性。作者還特別分析了農村自然災害對農村貧困的影響，考察了我國農業減災防災能力的基本狀況。最后重點提出建設一套中國特色農業自然風險管理與防范綜合體系的具體對策措施。

第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知識的交融性。作者主要以農業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管理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產權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基礎，運用宏觀與微觀分析相統一、理論與實證分析相統一、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統一、靜態與動態分析相統一等基本方法，來分析和探尋我國農業自然災害發生、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征，從而在此基礎上提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對策。該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運用大量的數據來分析說明問題，有力地增強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

第三，研究視野的創新性。在研究我國農業自然災害風險管理與防范時，作者不僅從縱向考察了我國農業自然災害的歷史發展狀況，橫向展示了我國農業自然災害的表現形式，而且還將視野拓展到對國外經驗的研究。作者在第六章專門用兩節來介紹美國、法國、印度、泰國等國家在農業自然災害管理和防范領域的先進經驗。作者還將農業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與防范研究放到國民經濟宏觀發展和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來分析，進一步拓寬了研究視野，從而有助于作者獲得許多深刻的認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對策措施。

篇4

相對于普通風險而言，自然災害風險具有以下主要特點。（1）發生頻率低。一般災害事故在一年中發生的頻率可能為幾十次，而自然災害風險發生的頻率可能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因而在理論上損失概率分布屬于“厚尾分布”，即尾部數據或極端數據出現的概率相對較大，而其參考對象一般是正態分布。因此，相對于正態分布來說，有更厚的尾部以及更尖的峰是厚尾分布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使得自然災害風險的預測更加困難。（2）損失嚴重。自然災害風險的發生給世界各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一般認為，災害造成的損失會隨著災害自然強度的增加而成指數型上升，而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多和日益集中，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將越來越嚴重。給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以2011年日本東部大地震為例，這次地震給日本經濟帶來16萬億～25萬億日元的經濟損失（約1850億～3080億美元），約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6%～6%。（3）偶然性。自然災害的發生在時間上和地點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即自然災害風險的發生與否、何圖3自然災害風險的“厚尾分布”時何地發生、損失大小都難以預料，其突發性和極端性使得很難觀測和獲取損失數據和樣本信息，使得人們無法知道其客觀的發生概率，如地震的發生就很難準確地預測。（4）風險個體的高度相關性。普通風險通常只會影響一個或幾個風險個體，但當自然災害風險發生時，將會造成在同一時間或時段內，大范圍、大面積、大量風險個體相同或相似的嚴重損失。這時，自然災害風險個體之間不是獨立的，而是呈現高度的正相關性，也就是所謂的“風險累積（accumulationofrisk）”。因為風險累積，自然災害風險發生時，同一區域內大量個體同時出現風險，不滿足個體損失分布相互獨立的要求，真實損失偏差往往大于三個標準差，這種高度相關性使風險個體之間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因而，“損失積聚”被認為是自然災害風險的一種重要特征。這也是造成上述自然災害損失嚴重性的主要原因。保險的本質是將風險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轉移，并通過風險分散來實現這一目的。而保險只能在可保性的限制范圍內運作，因此自然災害風險若通過保險手段分散風險，可保性分析是其核心。下面重點探討自然災害風險的可保性問題。

2精算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分析

2.1精算標準下的可保風險

在保險經濟學文獻中，對風險的可保性有大量的研究。對于一般風險而言，傳統的可保風險理論主要是從精算或者數理統計的角度分析的。保險經濟學大師卡爾H.博爾奇（KarlH.Borch）于1974年提出判斷風險的可保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1）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2）風險潛在損失是否過大。（3）損失概率與大小的模糊性（ambiguity）。斯科特E.哈林頓（ScottE.Harrington）和格雷戈里R.涅豪斯（GregoryR.Niehaus）提出影響風險可保性的成本因素主要有三方面：（1）保費附加成本，反映了保險公司的管理成本和資本成本。（2）逆向選擇。（3）道德風險。休斯頓于1964年提出可保風險須滿足以下六個條件：（1）有大量同質的風險單位存在，這是大數法則應用的前提條件。（2）風險必須是純粹性風險。（3）風險必須是偶然的、隨機的，即風險損失是不確定的。（4）風險單位是相互獨立的，即保險標的不能同時遭受損失，風險的發生不能是相關的。即不存在承保人責任積累問題，以滿足“大數法則”的統計假設。（5）保險費應是被保險人在經濟上能承受的。（6）風險的模糊性、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內。瑞士再保險公司在巴魯克柏林（BaruchBerliner）的基礎上，分別從保險統計與精算、市場狀況以及社會因素三個方面提出了可保風險標準，見表1。

2.2精算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分析

顯而易見，對于“風險/不可確定性、損失事件、最大損失、平均損失、損失頻率、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標準，自然災害風險均不滿足。（1）自然災害風險的突發性不滿足風險的可測性標準。自然災害的發生在時間上和地點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統計上難以做出有效的判斷，因此存在模糊性。羅賓M.霍加斯（RobinM.Hogarth）和霍華德昆路德（HowardKunreuther）通過問卷式調查，研究了保險精算師在針對模糊概率與非模糊概率時做出的不同決策，結果表明，當風險是模糊的時候，精算師制定的保費遠遠高于非模糊的風險，則計算出保費可能高于精算公平時的價格。（2）風險個體的高度相關性不滿足損失事件相互獨立性標準，地震、洪水、風暴潮等會影響十分廣大的地區，可能使幾個?。ㄊ校?、數億人同時受到不利影響。（3）從最大損失和平均損失的角度來看，世界每年平均自然災害損失達數百億元，自然災害風險產生的損失是全球保險業難以承受的。損失的嚴重性不滿足的最大損失是可負擔以及平均損失適中的標準。（4）自然災害風險的損失頻率較低，也不符合頻率較高的標準。（5）從保險統計精算的逆選擇因素考慮，在私人保險市場中，自然災害風險的保險存在嚴重的逆向選擇。可以預料，處于高風險地區的人們更傾向于購買保險，而低風險地區的人們不愿意購買，使得保費按照高風險地區的風險制定，又進一步將低風險地區的人們趕出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同時，道德風險會對自然災害保險產生不利影響。當投保人購買了保險后，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激勵進行風險防范，而因為自然災害損失發生后很難確認并且損失數額有可能被夸大。

2.3采用數量方法，通過對自然災害風險成本的測算分析自然災害風險是否可保

假設：H為自然災害災害強度因子、F為自然災害發生的概率、V為被保險財產的脆弱性因子、IV為被保險財產價值、EPL為預計的期望損失、D為財產的損壞比例。顯然，D=H×V，而EPL=D×IV。于是，保險公司的年平均損失：EL=F×EPL=F×H×V×IV。EL就是保險公司經營自然災害風險的純保費P，而保險公司的總保費PT還需要考慮經營費用Exp、股東回報P股東和再保險成本R，以及不確定性附加U（損失不可能每年按平均值發生，保險公司需要應對壞的年份）。因此，PT=P+Exp+U+R+P股東。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險公司是否可以經營自然災害風險，在于是否能夠預測自然災害的發生概率、損失強度，以及再保險成本R和不確定性附加U的大小，當R和U很大時，PT可能很大，自然災害保險可能沒有有效需求。U的大小與保險公司對洪災的了解有關，模糊性越大，保險公司對洪災造成的損失越難估計，其不確定性附加就會越大。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傳統精算理論上分析，自然災害風險不符合可保風險標準。

3市場-社會效用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的拓展

歷史上存在許多曾經被認為無法保險的風險在后來也找到了解決的方法。①在卡爾H.博爾奇所舉的關于早期的商業通訊衛星及噴氣飛機開航的承保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保險實務中，人們對那些沒有經驗記錄來估算損失，而且一旦出險損失巨大的標的也能很好的承保。另一方面，古老的海上保險同樣沒有任何歷史損失數據，卻同樣早就存在，并于17世紀后在英國倫敦得到了穩定發展。他認為只要雙方簽訂了一份保險合約，那么合同中的風險就可以定義為可保風險。國際上絕大多數保險產品的保險責任范圍都包含自然災害風險或通過批單形式加保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可保風險理論無法解釋。可見，精算理論基礎上的可保風險是從技術層面上規定理想狀態下的可保風險標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由于缺乏損失記錄，損失嚴重，嚴重的逆向選擇等只是自然災害保險在市場上難以運作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3.1市場角度下的可保風險

雅菲和拉塞爾指出自然災害風險要求保險公司要保持大量的流動資本，而制度因素（會計準則、稅收等）卻制約了自然災害保險的發展。保險公司不僅要解決時間風險，還要解決平滑的保費收入和不穩定的自然災害保險支出的匹配問題。現代自然災害保險的主要問題是能否取得額外的資本以對自然災害風險上層損失支出進行融資。因此，自然災害風險的可保性問題不是保險問題而是一個資本問題。以Arrow-Borch經典風險模型為基礎的經濟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保險市場的競爭將促使風險的帕累托有效率分配，同時所有可分散的風險通過互利的風險分散安排可以消除風險。風險將會集中到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并且經濟中的殘余系統風險會被在風險管理方面有比較優勢的保險人或投資者承擔，也即所有的風險都是可保的。由此可見，風險的可保與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其數理特征或精算假設，關鍵在于風險轉移機制和市場結構的安排是否能夠實現風險轉移和優化分配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即風險的可保性可定義為：凡是符合法律法規的，與風險轉移相關的保險方案如價格，為保險雙方所接受，保險交易發生并成功實現風險由被保險人轉移至保險人，并使各方從風險轉移中獲得效用改進，那么該風險就是可保的。

3.2社會效用角度下的可保風險

社會效用所指向的范疇十分廣泛，包括法律、道德、公共政策等。例如，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只有當一項風險事件本身是合法的風險且法律上也允許轉移的時候，才被視為可保風險，風險轉移必須要遵循監管的框架?？杀ｏL險的社會效用標準多數情況下是由政府通過公共選擇機制來做出的，它能夠以多種方式實施。我們將實施的基本類型分為禁止、提倡和參與。其中，參與依據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為間接參與和直接參與。政府可以對違反公共利益的特定風險的保險加以禁止，如對懲罰性罰款的保險；可以對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定風險的保險大加提倡，如機動車輛第三者強制責任險；也可以通過與商業保險公司的合作間接地參與到某些特定風險的保險運作之中，如某些國家的自然災害保險；甚至可以通過組建機構直接地參與到某些特定風險的保險運作之中，如政策性保險、社會保險。從自然災害風險本身的性質來看，具有準公共物品特征，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干預自然災害保險市場。比如，美國很早就發起并建立了國家洪水保險計劃（NFIP），其加利福利亞、佛羅里達等各州也都建立起州政府支持下的地震或颶風自然災害保險計劃。在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構建起政府與私人保險市場相結合的自然災害管理體系。因此，可保風險的社會效用標準具有強約束力，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同精算標準相沖突，也以其為準。

3.3市場-社會效用角度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可保性——“可保風險”的拓展

顯而易見，自然災害風險不符合精算標準下的可保風險標準，本應被排除在可保風險范圍之外。但是由于自然災害問題的特殊性，現實中政府對于自然災害問題公共選擇的結果是通過私營-公共的合作關系或多或少地參與管理，按照上述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的干預擴展了可保風險的邊界，自然災害風險是社會效用意義上的可保風險，在政府的參與下，其在市場上表現出來的結果是，最終成為“保險供求雙方可以為之達成交易的風險”，即可保風險。

4自然災害風險的損失分散機制

在保證與風險轉移相關的保險方案如價格，為保險雙方所接受的前提下，拓展可保風險邊界，開發出一系列拓展可保界限的工具與技術，建立整體性的自然災害損失分散機制（見圖3），對自然災害保險經營而言顯得尤為重要。這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通過居民、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再保險市場、資本市場以及政府作為自然災害保險風險損失分散主體，構建自然災害風險的整體性分散機制[8]。

4.1直接保險——居民和保險公司損失分散

對于自然災害發生概率較高，損失額度較低的風險可以采取直接保險，并設置合理的免賠額、共保比例、賠償限額等，規定居民和保險公司共同承擔損失份額。（1）免賠額和賠償限額。免賠額的設置應該與保險條款相配合，既要避免大量的小額賠款，降低賠付成本，又要讓居民有能力承擔，同時又要充分反映出不同地區的自然災害風險的不同。賠償限額使得居民承擔了限額以上的損失。在新西蘭、日本、土耳其的地震保險計劃中，都設置了限額。設置限額的作用是：降低自然災害保險系統所承擔的總風險；保證了社會公平和自然災害保險基金使用的有效性。（2）級差費率和浮動費率。通過設置保單條件，如除外責任和保障范圍、級差費率和浮動費率制等，激勵投保人采取積極的風險減輕措施（riskmitigationmeasures,RMMs），這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此基礎使保險與RMMs相結合，開展自然災害保險，自然災害風險才能成為可保風險，才能發揮出最大作用。（3）保險損失補償。保險公司依據自然災害保險基金的資本實力和風險承擔能力，對保險條款項下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補償份額。

4.2共同保險——保險市場損失分散

共同保險是指數名保險人對于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同一保險期間，與同一要保人共同締結同一保險契約。顯而易見，共同保險可以免除由個別保險人自行獨立承擔巨額經濟損失而分由多數保險人共同承擔，以此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使自然災害保險的經營更趨于穩健，同時更可擴大業務的承保空間。同時，所有參加共同保險的保險人均將自己所簽單業務納入共保體制，然后再依各共保人承受比例分予各共保人承擔，這種先匯集所有保險人的不同業務加以集中處理方式，即是風險管理理論所謂的“風險組合（combination）”或“風險融合（pooling）”，它除有助于風險單位數量增加外，還可達到平均危險的目的。最后，由于保險經營采取共保方式，保險人可事先約定特定承受比例以限制本身承擔的責任，使承保業務品質能確保于某一平均水平。此外，由于保險人對共保業務僅承受某一成數，危險單位數量自將隨共保成數約定而自動切割呈倍數增加，如此自可增加危險單位數量。由此可知，共同保險有助于自然災害損失在保險市場上的風險分散。

4.3再保險——再保險市場的損失承擔

自然災害再保險是應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有效機制。自然災害再保險有利于保險市場形成業務聯合抵抗風險、分散風險，從而較好地滿足大數法則的要求。由于自然災害再保險業務的建立，自然災害再保險原保險人之間的聯系和合作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不僅形成了聯合的巨額保險基金，增強了整個保險業應付農業自然災害風險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全社會風險分散的網絡，使風險在更大的范圍之內得以分散。（1）對巨大風險有效分散。當保險人承保的某項業務保額巨大，而標的又極少、風險非常集中時，保險人可將超過一定標準的責任分保出去，以確保業務的財務穩定性。接受業務的一方，可視自身情況將業務全部留下，或留下一合適標準的責任額后，將超過部分轉分保出去。這樣，一個固有的巨大風險，就通過分保、轉分保，一次一次地被平均化，使風險在眾多的保險人之間分散。損失發時，龐大的再保險網絡可迅速履行巨額賠款。再保險這種對固有巨大風險的平均分散功能，是直接保險所不具備的。（2）對特定區域內的自然災害風險有效分散。與固有巨大風險責任不同，有些風險責任是因積累而增大的，其特點是標的數量大，而單個標的的保險金額并不很大。這種積累的風險責任是由于大量同性質的標的集中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可能由同一事故引起大面積標的發生損失，造成風險責任累積增大。例如農作物保險，可能因洪水、風暴、冰雹等突發性自然災害的襲擊，致使某一領域內投保的財產全部受損。對于這類積累的風險責任，通過再保險，可以將特定區域的風險向區域外分散，擴大風險分散面，達到風險分散的目的。顯然，這種從地域空間角度來分散風險的功能是直接保險難以具備的。（3）對某一時點的自然災害風險有效分散。對于單個保險人來說，即使長期經營的財政穩定性是良好的，但就某一單位時間來說，所承擔的洪災風險責任卻顯得過于集中，在某一時點發生的洪災損失可能會抵消多年的盈利，造成財務的不穩定。在此情況下，通過再保險，保險人就能將其所承擔的某一時點的自然災害風險，從縱向（即時間方面）及橫向（即標的數量方面）兩個方面進行雙重分散。（4）通過相互分保，擴大風險分散面。相互分保是擴大風險分散面的最好方式。相互分保的特點是：保險人既將過分巨大的風險責任轉移一部分出去，同時又吸收他人的風險分入，這樣，使該保險人所承擔的總的保險責任數額變化不大，卻實現了風險單位的大量化及風險責任的平均化，因而實現了風險的最佳分散，財務穩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4.4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資本市場損失分散

由于巨大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以及所造成的損失皆連續不斷地增加，導致保險業與再保險業者因為資本不足而面臨嚴重的破產威脅。由此引發了一場傳統再保險經營理念的變革，資本市場出現了一種新型金融工具——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securityofinsurancerisk）——非傳統風險轉移方式（alternativeriskstransfer,ART），使得自然災害風險在資金雄厚的資本市場上分散。如同再保險為一般保險公司提供額外的承保能力來源一樣，資本需求降低了，自然災害保險證券化是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結合的產物，它使得自然災害風險的承保變得更為容易，并且保險的價格更加容易接受。它的主體思路是通過發行基于自然災害保險的證券，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代替傳統風險承擔者如再保險公司，將自然災害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是保險公司負債證券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不僅使原保險人和再保險人承保的自然災害風險在整個金融市場得到分散，承保能力大幅提高，而且可以為投資人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和機會，也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其產品主要有：自然災害債券（catastrophebonds）、自然災害期權（catastrophefutures）、自然災害期權（catastropheoptions）、自然災害互換（catastropheswaps）、或有資本票據（contingentsurplusnotes）等。

4.5財政救助——政府“最后再保險人”

社會效用標準下的自然災害風險分析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面對頻率越來越高、嚴重程度越來越大的自然災害面前，政府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中的定位不應當再是“第一保險人”，而應當是“最后再保險人”。在自然災害風險管理的歷史上,政府的災后救助一直都被認為是應對自然災害損失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損失之后,世界各國政府都會對遭受自然災害損失的人們進行事后救助，這對受災地區的恢復與重建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當前自然災害風險不斷增強的趨勢下，政府作為“第一保險人”承擔災后財政救助的自然災害管理模式難以為繼。這是因為，首先，相對于自然災害損失,政府的財政救濟只是“臨時性、緊急性”的特殊救助，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得到補償，受災單位和個人承擔了主要損失。其次，政府財政補償是一種非契約性補償，在自然災害發生后對其造成的損失是否補償、什么時候補償、補償程度如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經常造成應該補償的受災群體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或補償的金額不適當等。同時，政府財政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們對政府的依賴。然而建立在自然災害保險意義上的整體性、多層次的自然災害損失分散機制，政府干預自然災害風險管理方式之一是承擔的是較高層次的自然災害損失——“最后再保險人”。即在自然災害損失發生異常年度，當通過商業化的保險、再保險和資本市場途徑來無法補償或攤回損失時，政府才作為“最后再保險人”角色承擔極端損失。這有利于緩解政府財政壓力，發揮保險市場力量實現損失分散；同時提高財政救助效率，并保障自然災害保險市場多層次的損失分散機制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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