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礎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礎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斷定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懂得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斷定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定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廣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廣泛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平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廣泛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懂得,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廣泛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明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保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正是為懂得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明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明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本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法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雜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1]A.Rosenberg,IfEconomicIsn''''tScience,WhatIsIt[M].ThePhilosophyofEconomics:ananthology2nd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

[2]米塞斯著,梁小民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M].北京:經濟出版社,2001.

[3]卡爾•波普爾箸,周熙良,周昌中譯.科學:猜想和反駁[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4]譚華海譯.物理學家質疑隨機性假設目前的物理學地位[EB/OL].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網站,20060214.

[5]卡爾•波普爾箸,趙月瑟譯.波普爾思想敘述[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6]喬治•荷曼斯箸,楊念祖譯.社會科學的本質[M].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

篇2

1．優化會計環境。一般認為，會計環境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等因素。不難看出，這些因素均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并構成了社會科學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因素的發展變化無疑對會計的發展變化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已被諸多的研究成果所證實。通過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共性，更清晰、更全面地認識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內在聯系，更準確地把握影響會計學發展深度、發展廣度、發展方向的各項外部環境因素，從而為會計學更合理、有效地適應環境的發展，更好地發揮會計學的職能作用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異，把握各自的矛盾所在，更深入了解有關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方法體系等方面的特殊性，對各個會計環境因素為何作用于會計、如何作用于會計、何時作用于會計。作用于會計的程度等問題，提供更為清晰的思路，使我們更全面、深入、客觀地認識和利用會計環境，通過會計對有關環境因素的反作用，實現優化會計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

2．認識會計學本質。關于會計學的本質，主要有生產力論、生產關系論、上層建筑論、產權論等觀點。很顯然，會計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同樣，會計學作為管理類中工商管理下的二級學科，仍然沒有脫離社會科學。因此，會計學不可能具備生產力性質，而作為管理類的學科專業，又不可能僅僅是一門技術、藝術、方法，也不可能僅僅以提供財務信息為目標。從資金運動及其所體現的財務關系看，會計學具有一定的生產關系性質；從會計準則、會計制度角度考察，會計學具有一定的上層建筑性質；從會計等式及其反映和監督的內容分析，會計學又具有一定的產權性質；從會計專業的學科地位及其工作性質考慮，會計學又屬于一項管理活動。從現有這些觀點看，會計學作為系統化的會計知識體系，本質上是有關產權方面的管理活動，這是基于會計學是經濟學的組成部分、是管理類中工商管理的二級學科所得出的結論。這一結論的正確與否，雖然有待于我們理論上的進一步討論和實踐中的不斷印證，但卻是與會計學的社會科學性質密切相聯的。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也必然帶來對這一問題更科學、更合理的認識。

3．夯實會計研究基礎。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子學科，其發展和完善有賴于其他學科、尤其是相關學科的發展和完善，并以其相關上一級學科為基礎。通常認為，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也有人認為哲學、數學同樣是會計學的理論支柱。實際上，會計學的理論基礎與一定的經濟體制有關。在計劃經濟下，會計的主要任務是反映和監督國家計劃的完成進度及其結果，企業會計作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手段，本質上已被納入國家財政體系，形成了國家宏觀上的大財政和企業微觀上的小財政，會計工作、會計研究與財政工作、財政理論形成了緊密的關系，這時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在市場經濟下，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應是經濟學（含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許多新的會計問題均源于此，比如產權會計學問題、委托會計理論、衍生金融工具會計問題外幣拆算會計問題、通貨膨脹會計問題等等。當然，與會計學理論密切相關的還有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社會學、行為科學等學科。不管怎樣，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是深化會計研究、強化對會計理論基礎的認識、構筑更加扎實的理論根基的需要。

4．加深會計研究深度。實踐證明，作為一門應用經濟學，會計學也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科學，為企業的經濟管理服務，因此才有技術論、工具論等觀點。但這不等于會計學沒有理論，否則也就不會產生各個會計學流派。而會計理論作為會計學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深度有賴于相關學科的深入了解及其理論的借用。例如，規范會計學派與實證會計學派的產生，源于經濟學中的規范研究、實證研究，而這些研究方法又來自于哲學中的方法論。研究會計問題，既要深入會計學內部把握其精髓，又要站在會計學之外的經濟學。管理學、哲學甚至倫理學等角度冷靜地分析會計，所謂“跳出會計看會計”、“跳出會計研究會計”的道理即在于此。惟有如此，才能增強我們研究會計的客觀性，減少和避免偏見。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為此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和機會。目前采用經濟學、倫理學、行為科學等視角研究會計問題，對會計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就是一個典范。

5．拓寬會計研究領域。關注和加強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可以在它們的共性與個性中發現新的有用的結合點，進而拓展會計學的研究范圍，擴大會計學的研究視野，借鑒其他學科有關原理、理論豐富會計學，甚至形成新的邊緣會計學科。管理會計、產權會計、行為會計、破產會計、會計哲學、會計心理學。會計倫理學等邊緣學科的形成，都是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比較研究的典型成果，是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融合的結果。而三式簿記對物理學中的動力、摩擦等概念的引用以及現金流量表對物理學中的流量概念的引用等，是會計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結果。

6．完善會計學科體系。在現代會計學中，一方面會計學科不斷分化、細化，向縱深發展，使會計學科體系呈現出一種遞進的、專門化的趨勢，另一方面會計學科又不斷綜合，邊緣學科不斷涌現，使得會計學科體系呈現出一種橫向的、綜合化的趨勢。前者是會計學本身發展規律的結果，后者則是會計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融合的具體體現，尤其是與其他社會科學比較的結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種既矛盾又相互促進的趨勢之所以將持續下去，是因為這是一種科學發展的必然規律。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也必然帶來會計學科體系的深刻變化甚至革命。

7．把握會計學發展方向。20世紀以前的會計學，主要是研究記賬、算賬、報賬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是簿記理論的研究，這與當時社會生產力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社會科學概念的形成及其突出作用的發揮，只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會計學中的管理會計形成于50年代。發展于60～70年代、更新于80～90年代，與同期有關社會科學的發展線路是基本吻合的。研究其他社會科學，進行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可以從中總結和發現會計學的發展方向，以增強會計學研究的主動性、自覺性和能動性，提高會計研究效率、改善會計研究成果。

8．發現會計研究中的問題。既然有關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預示著會計學的發展方向、引出新的會計學問題，那么通過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研究，就容易發現會計研究中的問題。比如，有人將會計研究方法分為規范研究法和實證研究法兩類，但將某個問題的研究也歸結為規范研究或實證研究，并不科學。因為如果從邏輯學、哲學角度考察，規范研究中包含著實證研究，或者理論實證，或者實務實證；而實證研究中也離不開規范，實際上，實證研究中的假設條件本身就是一種規范。再如，一般認為，會計的對象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而資金運動是價值運動的貨幣表現，那么財政的對象、稅收的對象又是什么？籠統的將價值運動（資金運動）作為會計的對象，必將模糊會計學與有關社會科學的界限，侵占其他有關學科的“領地”，造成學科間的混亂，因為劃分不同學科的根本界限在于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如果不進行會計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則很難發現這類問題。

篇3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篇4

 

二戰后，新制度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比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認為即使制度對政治行為和政治抉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并不是起決定性作用。新制度主義認為需要深層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將個體行為放在歷史條件中進行考慮，通過運用歸納法形成較成熟的理論，然后再對國際政治展開研究。新制度主義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特別是對國際政治學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啟示。

 

一、新制度主義范式的興起與演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從對制度的普通研究轉向對制度主義的研究。彼得斯認為，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屬于舊制度主義研究，經過行為主義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開始興起。新制度主義學者反對把行為界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用行為去解釋政治現象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所有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某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的，這種行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學者大聲疾呼“重新發現制度”“回歸國家”與“回歸制度”，但“回歸國家”似乎并無特別新穎之處，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義，而應該使其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途徑。

 

二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科學逐漸以美國為重心，歐洲失去了傳統的學術中心地位，在歐洲盛行的歷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學思辨傳統也逐漸被重視實證、數量分析方法的科學主義所取代，定性研究和價值判斷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經濟學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領域力量凸顯了其顯學地位，并逐步得到確立，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推動了崇尚個人主義和以市場原則的自由文化擴張，并使這種文化發展為新理論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選擇范式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并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興起并迅速主導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觀、中立，論據實證并能近乎精確地解釋政治活動，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行為主義因其獨特的優勢取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話語權。行為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學標準來衡量社會政治現象似乎脫離了實際，暴露出了對社會價值觀的忽視，研究的形式主義和數理語言難以表述的困難，導致其會容易遺忘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種研究范式開始盡顯其能，取長補短，交叉與融合，逐漸打破了行為主義在各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制度主義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巨大成功的影響下，為了矯正行為主義方法中過于關注政治個體及其行為，忽視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新制度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舊制度學派的一些合理“內核”，和舊制度主義學派用靜態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義用動態的眼光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理論、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其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二、新制度主義的解析

 

新制度主義最早從經濟學中興起，由于有學者不滿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對于“政治”“國家”“制度”的輕視，將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個人主義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學研究。新制度主義是對行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其主要內容有：

 

首先，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在制度因素中結構與人哪個更重要?行為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對人的獨立影響作用的研究應該放在對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獲取有力的解釋論證。新制度主義著重分析制度對人的行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并認為制度約束人類的行為可以促進行為的規律和規范，增強解釋和預測的可靠性。新制度主義認為人類接受制度的約束，同時制度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所以新制度主義必須解釋作為個體的人接受制度約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釋促成了新制度主義不同流派的產生。新制度主義各流派認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釋政治現象的有效工具;個體及其行為雖然很重要，但必須把個體放進一定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

 

相比舊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在強調制度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個體偏好行為，這增強了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涵，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結構、慣例和觀念。舊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普遍以整體主義為主，而規范制度主義類似整體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典型的個體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則居中。與舊制度主義相比，盡管新制度主義在發展研究的可傳遞性、可重復性、量化等方面還不完善，但新制度主義更加重視理論的發展和方法論。

 

按影響力不同，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以下三大類范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發端于以羅納德·科斯和奧利佛·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科斯認為在制度選擇中交易成本權衡很重要，引起了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威廉姆森則提出了將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認為制度環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現形式。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源自于對政治制度本身進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每個政治個體都有固定的偏好，實現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動者的最大目標。理性制度主義視行為為導致政治結果的關鍵因素，建立了理論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相關行動者能從中獲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選擇范式認為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大特征體現在理性策略算計的行動者行為上，強調政治人的理性和穩定的偏好，認為政治的過程是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的過程，行動者通過制度安排達到共同獲利的目的。

 

歷史制度主義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它保留了舊制度主義對正式制度的重視，接受了關于集團理論的觀點。豪爾和泰勒認為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特征：歷史制度主義廣泛地界定了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與制度的運作和演進相聯系的非對稱的權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進時強調“路徑依賴”和“意外結果”;注重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結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歷史制度主義將現場制度融入歷史環境，強調既有制度中的權力對比關系對新制度的產生所帶來的不公平的壓力，它認為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歷史制度主義重視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分析微觀現象時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釋制度與行為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觀現象時的效用性。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西方的世界文化強調韋伯的理性觀念，即將理性看作實現正義和進步的手段。這種世界文化規則構成了包括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體，并為其確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標。世界文化規范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由于他們將這些文化規范和規則稱為“制度”，他們的研究路徑被命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組織結構的“制度分析”與基于共同價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兩者交融，強化了宏觀解釋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有效地解釋了無效率制度長期存在的現象，這是前兩者所不及之處。制度不是簡單地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們覺得該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和行為選擇，而是為行為提供了必備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影響人們偏好、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從而間接指導人們的行為。

 

三、新制度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學理支援下，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中發展出了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部著作“提供一種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新的理論視角”。基歐漢的功能理論有力地論證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學者批評說，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些機制發展為正式的組織，而另一些機制卻沒有。基歐漢的不足被后來的學者們彌補，他們認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不止“囚徒困境”，必須創設不同類型的國際機制以滿足不同的集體行動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與微觀經濟學相同的行為假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能夠從微觀經濟學中輸入理論和方法，如博弈論、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等。盡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認知心理學、期望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等多個流派的質疑和批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裹挾“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威，迄今仍是國際制度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主流，有助于開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有助于國際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

 

社會學制度主義和國際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有某些共同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所構成的，而是由正在擴張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構成的。現代國際體系被以韋伯的理性觀念為核心的文化規則所主導。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規則通過兩種方式將國家塑造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位，一種是為國家確定“理性的”目標，如追求“現代性”和“進步”，另一種則是確定“理性的”制度以實現這些目標，如市場和官僚制。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在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假設明確，方法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過強調社會規范在國際生活中的力量，為國際制度的獨立價值提供了更具剛性的論證，國際制度會增強，不僅是因為它便于達到帕累托最優，有助于國家以最小成本實現目標，而且認為參與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網絡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適當的。

 

國際制度研究在早期階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義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屬于舊制度主義范疇。行為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國際機制”概念的提出為新制度主義取代舊制度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又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就解釋國家、國際組織及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邏輯而言，理性選擇屬于“預期結果邏輯”，社會學屬于“適當性邏輯”，但就歷史觀而言，理性選擇和社會學都認為歷史總是有效率的，歷史制度主義則將無效率的歷史帶入研究議程。

篇5

一、學科種類對比

據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數據顯示，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共有學科種類25個(2012—2013年把語言學分為中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外語3類，為了便于對比，同時與2014—2015年和2017—2018年歸類相同，統一歸到語言學類)，各學科種類從表1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中經濟學、高校綜合性學報和綜合性社科期刊3個學科種類連續3期占據前三強，且期刊總和占比達36%;共有10個學科種數呈正增長，增長率最高的學科是，達75%。其次是人文、經濟地理，達71．43%，社會學、體育學、藝術學、法學、哲學、語言學、歷史學和經濟學8個學科同比增長11．11%，10%，10%，9．52%，8．33%，4．35%，3．85%和2．73%;有2個學科種數呈負增長，分別是政治學、綜合性社科期刊，分別同比下降10．25%，4%;而高校綜合性學報、教育學、管理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中國文學、新聞學與傳播學、民族學與文化學、考古學、心理學、外國文學、環境科學、統計學、宗教學13個學科種類沒有增減。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高校綜合性學報和綜合性社科期刊3個學科期刊總和占CSSCI來源期刊總數的三分之一之強。這表明在獨立自主的大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類和綜合性期刊發展優勢明顯，且經濟類期刊呈增長態勢。同樣，學科類期刊的快速增長，說明國家把“深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首要任務”。

二、出版地對比

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具體分布情況詳見表2．從表2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未列入統計)。三期CSSCI來源期刊出版地均集中在北京市(228種)、上海市(50種)、湖北省(29種)、江蘇省(26種)、廣東省(20種)、湖南省(17種)、吉林省(16種)、陜西省(15種)、四川省(14種);其他省、市、自治區CSSCI來源期刊從13種到1種不等(計算3期數據平均值，因是期刊種數，故四舍五入法取整數)。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期CSSCI來源期刊中，北京市分別以42．06%(2012—2013年)、42．03%(2014—2015年)、42．42%(2017—2018年)的比例獨占來源期刊出版地鰲頭;上海市、湖北省、江蘇省、廣東省、湖南省、吉林省、陜西省和四川省則分別以9．24%，5．36%，5．10%，3．70%，3．33%，2．96%，2．77%，2．59%成為來源期刊出版地除北京之外的8大中心(計算3期數據百分比的平均值，保留小數點后兩位);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湖南省、廣東省、吉林省、四川省均有不同比例的增長，而湖北省、陜西省則略有下降。值得關注的是，2016年經濟總量排位第四的浙江省CSSCI來源期刊收錄數量卻排在甘肅省之后，位列1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