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稅法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內容提要: 本文的主旨是討論稅收債務關系理論對我國稅法實踐的指導意義。文章圍繞主題從兩個側面進行了闡述:其一,主要以稅收返還請求權為例討論了稅收債務關系理論同納稅人權利保護的關系;其二,主要以稅收優先權制度為切入口探討了稅收債務關系理論與國家稅收債權實現的關系。最后得出了稅收債務關系理論既有利于納稅人權利保護,又有利于國家稅收債權實現的結論。

一、引言

當前,我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變革的時代,社會各方面都在經歷迅速而深刻的變遷。在這一過程中,法制現代化的運動也發展得如火如荼,稅收法律無疑是其中新生的引人注目的亮點。在市場經濟與法治已經深入人心、我國加入WTO的背景下,對我國現代稅法的構建,必然使我們關注西方及周圍發達國家的稅法理論與實踐。稅法作為國家征稅之法及納稅人權利保護之法,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稅收債法則是稅法的核心,是稅法的基本理念、價值和原則最直接的體現。我國現行的有關稅法學的著作、論文,包括立法實踐中所持有的觀點基本上仍是傳統的權力關系說的觀點,其立論基點,體系建構以及研究路徑和思維模式仍基本上屬于權力關系說范疇。這些理論和觀點已經不能很好的滿足我國加入WTO的現實需要。在我國入世以后,隨著民主、稅收法治等先進理念的普及和深入,納稅人的權利意識迅速萌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因此,引進世界先進的稅法理論,以平等、公正、理性來改造稅收法律,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債法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

自從1919年德國首次在其《租稅通則》中提出“稅收之債”的概念以來,稅收債法的理論和實踐在世界各國得以展開和發展,以日本、法國、意大利、瑞士、美國和英國為代表,后期的國家如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臺灣和香港、澳門等地區,也都逐漸接受稅收之債的理論,并指導稅收法治實踐,且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稅收債法制度。但是我國大陸稅法學界,目前關于稅收債法的研究著重在基礎理論研究階段,雖然通過部分學者的不懈努力,稅法學界已經從整體上接受了稅收之債的理念和精神,但理論界對這些立法動態的學理探索尚十分不夠,稅收債法制度在我國也還沒有真正完全建立。

關于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爭論首先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實踐上的問題。當一個理論不能夠為實踐所驗證,為實踐所適用的話,那么這個理論的價值就值得商榷了。有關稅收債務關系理論的實踐意義,日本學者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分歧。金子宏教授認為,如果將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理論原封不動地納入法律解釋的層面,往往都會帶來各種結論上的誤導,因此,債權債務關系說不適合直接用于解決具體問題。[1] 北野弘久則認為,立足于債務關系說的理論來構造具體的實踐性問題,對維護納稅者的人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在研究稅收立法以及稅法解釋、適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債務關系說分析租稅法律關系的性質,是目前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2] 而村井正雖然也認為債務關系說與權力關系說的爭論僅具有原理上的意義,但同時又覺得,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方式上,其背后常常隱藏著某種理論的支持。因此,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雖然不能直接導出法律解釋層面的結論,但其對法律實踐的間接影響還是客觀存在的。[3]

事實上,選擇權力關系說或者選擇債務關系說,甚至選擇折中的二元并立說,對稅收立法、適用和解釋的指導意義是會明顯不同的。因此稅收債務關系說的確立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法律實踐問題。[4] 也就是說,稅收債務關系說除了在理論上為稅法學創造了發展的空間,在實踐上也可以為現實中的具體問題提供思路和答案。

二、“稅收債務關系理論”與納稅人權利保護——以稅收返還請求權為例

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中, 國家有時可能是弱小的, 但在國家與人民中的某一成員的關系中, 國家始終是處于強大地位的。在面對掌握著巨大權力的國家時, 無論多么強大的個人都會顯得渺小, 個人無論如何是無法和國家相抗衡的。在現代民主法制社會, 個人維護自己權利的最好武器就是法律, 因為法律在國家權力之上, 當個人權利遭到國家權力的侵害時, 個人可以請求法律予以保護。當然, 這里所說的法律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中的法律, 也是體現人民、個人與國家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理念和原則的法律。在稅法領域, 體現人民、個人與國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法律是稅收債法, 而體現和維護國家權力的法律則是以“ 權力關系”說為指導原則的傳統稅法。傳統稅法以國家權力為本位, 特別強調國家的征稅權, 而忽視對納稅人權利的保障, 甚至根本就沒有意識到納稅人享有權利。在“ 稅收債務關系說”之下, 國家和納稅人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 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是平等的, 國家所享有的僅僅是請求納稅人為一定行為, 而不能直接支配納稅人的財產和對納稅人的人身予以強制。在稅收債務法律關系之下, 國家和納稅人均享有一定的權利, 也均承擔一定的義務。也就是說, 它們均是權利主體。同時也是義務主體, 這樣,就改變了傳統稅法學所認為的納稅人僅僅是義務主體, 而不是權利主體的觀點,把納稅人視為權利主體, 且是與國家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主體, 那么, 稅收債法將對納稅人與國家的權利同等保護。顯然, 在“ 稅收債務關系說”之下, 納稅人所享有的權利更豐富、更充實, 也更具有保障性, 更具有實現的可能性。[5] 以民法上的不當得利之債為理論基礎產生的稅收返還請求權,就是將稅收債務關系理論應用于納稅人權利保護的例子。

稅收返還是與稅收繳納相對應的現象。當納稅人缺乏法律原因而繳納稅收,或超出法律的標準而多繳稅款時,稅收返還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例如,我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51條規定:“納稅人超過應納稅額繳納的稅款,稅務機關發現后應當立即退還;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3年內發現的,可以向稅務機關要求退還多繳的稅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稅務機關及時查實后應當立即退還;涉及從國庫中退庫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有關國庫管理的規定退還。”如果法律原因嗣后消滅,并溯及影響到已經繳納的稅收,也會產生稅收返還的問題。除國家對納稅人的稅收返還外,當出現溢退稅款,或錯退稅款時,國家對納稅人也享有返還請求權。該種稅收返還請求權的性質如何,其具體的發生及實現方式是什么,都依賴于我們對稅收法律關系的理解。應用稅收債務關系理論和稅收權力關系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將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多不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稅收返還請求權的發生時間

稅收返還請求權究竟是從錯誤繳納稅款之日起發生,還是從稅務機關撤銷或廢棄稅收核定之日起發生,或是從稅務機關作出退稅決定之日起發生,是關系到納稅人權利行使的重要事項。

在民法上 ,如果沒有合法依據而取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失的事實被稱為不當得利。由于該項利益的取得缺少法律上的依據,且其取得系建立在他人受有損害的基礎之上,依照法律規定,利益的享有人應當將該項利益返還于因此受有損害的人。這就在當事人之間發生一種以不當得利返還為內容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不當得利之債。其中,沒有合法依據而取得利益的一方當事人稱為受益人,負有向對方返還不當得利的債務;受有損害的一方稱為受損人,享有請求受益人返還不當得利的債權。[6] 不當得利之債的發生需要具備一定的構成要件,因在現代民法上不當得利已經類型化,故其要件可分為一般要件和特別要件。一般要件為一般不當得利的共同要件,特別要件為特殊不當得利的特殊要件。[7] 不當得利的一般要件有四:(1)一方受益;(2)他方受損失;(3)一方受利益與他方受損失之間有因果關系;(4)沒有合法根據。[8] 一般情形下,只要滿足以上構成要件的事實發生,不當得利之債就自動產生。

當我們將稅收法律關系看做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的時候,稅收返還請求權也應當以民法上的不當得利之債理論作為法理基礎。那么如果稅款繳納欠缺法律原因,稅收返還請求權就應當即時發生。因而稅務機關作出退稅決定與否并不能決定稅收返還請求權的發生。但是,如果稅務機關已經對納稅人的應納稅款進行核定,稅收返還請求權何時發生,就會因人們對法律原因的不同理解而發生分歧,即稅務機關的稅款核定是否構成納稅人繳納稅款的法律依據成為爭議的焦點。

如果按照稅收權力關系說的理論,把稅收法律關系看做是一種公權力的實現關系,強調國家的征稅權,那么理所應當用行政法的一般原理來解釋稅收實踐中的問題。因此,為了維護行政機關的公信力,行政行為一經做出就會發生拘束力。除非行政行為因重大明顯的瑕疵而無效,否則即便存在違法情節,行政相對人仍然有義務加以遵守。在此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不是遵守實體法上的義務,而是遵守行政行為所確定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看,行政行為似乎已經成為行政義務產生的法律依據。即便其在實體法上缺乏法律依據,也不妨礙其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因此,行政行為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法律原因,行政相對人按照行政行為履行義務,難以稱之為無法律原因。[9]

然而,按照稅收債務關系的理論,稅收債務關系的發生以構成要件的實現作為前提,稅務機關的行政行為只是確定稅收債務關系的程序,并不足以發生創設稅收債權或債務的作用。納稅人是否存在納稅義務,不能根據稅收核定數加以判斷,而應該根據法定的構成要件進行衡量。如果稅收核定行為只是確認和宣示稅收債權存在的程序,那么,它自然也不能成為判斷稅收返還請求權發生時間的依據。和稅收請求權、責任債務請求權、附帶債務請求權一樣,稅收返還請求權的發生也應該以滿足構成要件作為前提。稅收核定行為既然不能創設納稅義務,那么,自然也不能創設稅收返還請求權。稅收核定在被撤銷之前對納稅人確實具有法律拘束力,納稅人無法對相應的稅款請求返還。不過,這只是權利行使過程中的障礙和限制,并不足以證明權力不存在。[10]

因此,關于稅收返還請求權的發生的時間應當認為是錯誤繳納稅款之日,既是說如果實體法上的納稅義務根本就不存在,納稅人在繳納稅款的同時就應該產生返還請求權。在納稅義務溯及消滅的情況下,稅收返還請求權也應該自繳納稅款之日起發生。稅務機關的稅收核定不管效力如何,其對稅收返還請求權的產生不發生影響。至于國家對納稅人的返還請求權,也應當從納稅人取得溢退或錯退的稅款之日起產生。這樣,就可以將構成要件說貫徹到稅收債務關系的全部領域,使稅收實體法維持理論上的邏輯一致。[11]

(二)稅收返還請求權的范圍

在稅收請求權關系中,除了稅收主債務之外,納稅人如果不及時履行債務,可能被課征滯納金、利息、滯報金等附帶債務,其目的是督促納稅人履行義務。同時填補國家稅款的損失。在稅收返還請求權關系中,當國家欠缺法律理由占有納稅人資金后,納稅人同樣也會發生損失,在實踐中也有督促國家及時履行義務的必要。

由于我國的稅收法律政策長期在權力關系說的指導下,強調國家的征稅權,因此《稅收征收管理法》在2001年修訂之前,稅收返還請求權中并沒有加計利息的規定。雖然經過修訂,該法第51條規定,納稅人超過應納稅額繳納的稅款,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3年內發現的,可以向稅務機關要求退還多繳的稅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稅務機關及時查實后應當立即退還。如果稅務機關發現后立即退還的,則沒有加計利息的規定。這種按照稅務機關主動返還與納稅人申請返還來區分是否設定利息給付義務的做法,并沒有充足的法理依據。也許立法機關認為,稅務機關主動退款的行為應當受到嘉許,要求納稅人放棄利息情有可原,[12] 但是這明顯是侵犯納稅人權利的。如果我們把稅收法律關系看做是公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進而運用民法中的不當得利之債作為稅收返還請求權的法理基礎,以此分析稅收返還請求權的范圍,得出的結論將更有利于納稅人權利的保護,也更具有法理依據。

在民法理論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標的為受有利益的一方所取得的不當利益。受益人返還的不當利益,可以是原物、原物所生的孳息、原物的價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也可以是其他利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標的范圍,也就是受益人返還義務的范圍,依據其受利益是否善意而不同:(1)受益人為善意時的利益返還。受益人為善意,即受益人不知情,是指受益人于取得利益時不知道自己取得利益無合法的根據。于此情形下,若受損人的損失大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則受益人返還的利益僅以現存利益為限 [13] 。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損人的損失時,受益人返還的利益范圍以受損人受到的損失為準。(2)受益人為惡意時的利益返還。受益人為惡意,又稱受益人知情,是指受益人受有利益時知道其取得利益是沒有合法根據的。于此情形下,受益人應當返還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即使其利益已不存在,也應負責返還。若受益人所得到的利益少于受損人的損失時,受益人除返還其所得到的全部實際利益外,還須就其損失與得利的差額另加以賠償。這實質上是受益人的返還義務與賠償責任的結合。(3)受益人受益時為善意而其后為惡意的利益返還。受益人在取得利益時不知道其受領無法律上的原因,而與嗣后知道的,自其知曉之時起,成為惡意受益人。受益人于成立惡意前,仍適用關于善意受益人返還責任的規定。[14]

如果依據不當得利之債的理論來確定稅收返還請求權的范圍,區分受益人的善意和惡意,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錯繳或多繳稅款的責任不在稅務機關,而是在申報納稅的情況下,因為納稅人自己使用法律錯誤,或者認定事實錯誤。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稅務機關主動退還,還是納稅人申請退還,都可以考慮不加計利息。不過,如果是由于稅務機關的原因,例如,稅務機關對稅款的核定發生錯誤,造成納稅人多繳稅款,那么,不管是稅務機關主動退還,還是納稅人申請退還,都應該加計利息。當稅收給付的法律原因嗣后消滅,從而溯及影響稅收債務的存在時,由于稅收債務的發生的確具有合法性,稅務機關的行政核定不具有任何瑕疵,因此,稅收返還時不加計利息也是情有可原的。[15] 以上這些關于利息的思考雖然只針對納稅人,但完全可以適用于扣繳義務人、第三人退還給付的情形。

雖然國家的稅收返還請求權,其原理和上述情形也是相通的。但是由于稅務機關在退還多征的稅款時,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便納稅人或扣繳義務人等提供了虛假的信息,稅務機關也負有審查的義務。因此,多退稅款的責任主要在稅務機關自身,其加計利息的請求自然難以成立。因而有學者主張不管是將來完善立法,還是目前的實務操作,國家請求返還多退的稅款時不能加計利息。[16]

以上運用不當得利之債為法理基礎確定稅收返還請求權范圍的方式,相較于以納稅機關主動返還與否為標準確定返還范圍的方式,是更有利于納稅人權利保護的。在此情形下,納稅人可以將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在申報納稅的時候謹慎小心,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其權利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

另外,納稅人在出口退稅領域享有的出口退稅請求權也是一項法定的公法債權,它以國家為抽象債務人,以退稅機關為具體的債務履行人。根據稅收債務理論,納稅人對國家所享有的出口退稅稅收債權,對國家來說,因其不具有合法占有該項稅款的依據,而構成不當得利之債。 國家應當根據不當得利的法律規定對企業承擔出口退稅債務責任。近年來,我國稅務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不退稅或者不能足額退稅的情況,這實際上是一種違背稅收之債的行為,它與民法中的契約或者我們所稱的合同的主要區別僅在于主體差異性,而正是由于這種主體地位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帶來了迫切需要解決的拖欠退稅問題。因此,應該以稅收債務說為基礎,以不當得利之債為依據完善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三、“稅收債務關系理論”與國家稅收債權的實現——以稅收優先權為例

“ 稅收債務關系說”不僅有利于維護納稅人權利, 也可以更好地保護國家稅收債權的實現。一般來說, 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中, 國家總是強大的一方, 但也不盡然。國家正因為其強大, 在特定情況下也可能變得十分弱小。因為國家所面對的是廣大的納稅人, 要確保每個納稅人都能依法納稅是一個十分浩大的工程, 而且國家本身也是由許許多多具體的機構所組成的,國家不僅要面對廣大納稅人, 同時也要面對自身的眾多機構, 而諸機構也并不總是與國家保持一致, 特別是其中的工作人員腐化變質以及被部分納稅人所收買或與個別納稅人串通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另外, 國家的立法本身也難以盡善盡美, 漏洞始終是存在的, 面對眾多納稅人鉆法律的這些漏洞, 國家往往是無能為力的。由以上所述種種情形, 我們可以發現, 原先我們所認為的強大的國家其實也是相當弱小的, 這也是我國每年稅收大量流失而國家卻往往束手無策的原因之所在。面對國家的弱小, 面對大量稅收的流失, 在現代社會, 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依靠完善的法律來保護自己。對于稅收債權的保護,在傳統的稅收權力關系說的影響下,我國主要依賴于公法保護。如:憲法通過有關稅收權力、公民的納稅義務等規定,對稅收給予憲法上的保護;行政法規通過稅收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行政強制手段,對稅收給予行政法上的保護;刑事法律通過對偷稅罪、抗稅罪等的規定,對稅收給予刑事保護;訴訟法采用程序性措施,對稅收給予訴訟法上的保護。公法的保護方式所體現出的特點是單務的、強制性的,在實踐中已顯出較大的弊端。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加入WTO 的需要,我國《稅收征收管理法》通過具體的制度設計確認了稅收的債權屬性,在立法上首次確立了稅收債權可以用私法的方式進行保護。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公法的私法化”以及納稅人權利意識的加強,用私法方式即用民事方式來保護稅收越來越顯得重要和突出。下面將以稅收優先權為例對我國稅收債權的具體的民事保護方式展開論述。

(一)我國稅收優先權制度的基本內容

稅收優先權是指當稅收債權和其他債權同時發生時,稅收債權原則上應優先于其他債權。因為這種優先權針對的是納稅人的不特定財產,所以通常將這種優先權稱為“稅收債權的一般優先權”[17] 。優先權制度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稅法在民事優先權制度的基礎上,都規定了稅收優先權制度。我國原《稅收征管法》沒有確立稅收優先權制度,但是在其他法律中,早已出現了有關稅收優先權的法律規定。1986年12月2日頒布的《企業破產法(試行)》第37條第2款規定:“破產財產優先撥付破產費用后,按照下列順序清償:(一)破產企業所欠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二)破產企業所欠稅款;(三)破產債權。”雖然《企業破產法》僅適用于全民所有制企業,其歷史局限性受到諸多批評,但該法對破產財產清償順序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91年4月9日頒布的《民事訴訟法》第九章第203條、204條對企業法人被宣告破產時的有關破產財產清償順序的規定,與《企業破產法》相同,但適用于全民所有制企業以外的其他企業法人。上述兩個法律的規定,規范的是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的清償順序,即稅收優先權被局限在企業破產清償的范圍內,而且稅收僅優先于無財產擔保的債權或放棄優先受償的有財產擔保債權即破產債權,其不能對抗有財產擔保的債權。此外,1992年11月7日頒布的《海商法》第22條規定了船舶優先權[18] 。即船舶噸稅在一般情況下優先于船舶在營運中因侵權行為而產生的財產賠償請求、船舶留置權、船舶抵押權和一般債權。但在《商業銀行法》和《保險法》中又有稅收優先權的例外規定,1995年5月1日頒布的《商業銀行法》第71條第2款規定在商業銀行破產清算時,個人儲蓄存款的本息債權優先于稅收得到清償,即稅收劣于個人儲蓄存款本息[19] 。同樣,在《保險法》第88條第1款也規定了保險金債權優先于稅收。

新《稅收征管法》首次比較系統地確立了稅收優先權制度。新《稅收征管法》第45條第一款規定:“稅務機關征收稅款,稅收優先于無擔保債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納稅人欠繳的稅款發生在納稅人以其財產設定抵押、質押或者納稅人的財產被留置之前的,稅收應當優先于抵押權、質權、留置權執行。” 該條第二款規定:“納稅人欠繳稅款,同時又被行政機關處以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的,稅收優先于行政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 第45條確立了稅收優先權的三個原則:(1)稅收在一般情況下優先于無擔保債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稅收附條件地優先于擔保物權;(3)稅收優先于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根據第45條的規定,結合民法債法優先權的理論及其他法律關于稅收優先權的規定,我國稅收優先法律制度可以作如下界定:

第一,稅收優先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一般情況下優先于無擔保債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即《商業銀行法》規定的個人儲蓄本息金優先、《保險法》規定的保險金債權優先、《海商法》規定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以及在船舶營運中發生的人員死亡的賠償請求等海事請求權優先、《破產法》、《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清算費用和工資、勞保等債權優先;二是附條件地優先于擔保物權,以稅款發生時間優先為標準,即在擔保物權形成之前若債務人發生欠繳稅款,則稅收優先于擔保物權人得到受償。

第二,根據新《稅收征管法》第2條、第45條、第90條的規定,稅收優先權適用于由稅務機關征收的各種稅收,享有優先受償的稅種廣泛,并非為特別的稅種而設定,具 有一般性。但海關征收的關稅和代征的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船舶噸稅等稅種不能享受稅收優先權。而且稅收優先權的主體并不是包括所有的征稅機關,僅指稅務機關,不包括海關等其他政府部門。

第三,稅收優先權可以對抗非特定的權利人,包括無擔保債權人、抵押人、質押人和留置人等,具有對世性。

第四,稅收優先權是對非特定物即納稅人的全部財產所享有的優先受償權,它表現出的是一般債權的優先性,這與《海商法》中船舶噸稅優先權乃基于特定動產(船舶)產生的優先受償權是有區別的。

第五,稅收優先于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意味著當稅收權利與行政權利在債權上發生沖突時,即當納稅人的財產不能同時滿足兩種權利要求時,稅收優先于其他行政權利。因為罰沒所得具有制裁當事人的性質,不以財政收入、公共利益為目的,與稅收的性質有所區別,所以罰沒所得應該劣于稅收受償。

(二)我國稅收優先權制度存在的問題

稅收優先權是稅法領域的新問題,新《稅收征管法》對稅收優先權的規定非常原則,新《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也未對許多急需解決的法律問題作出解釋,使得稅收優先權的行使與實現在實踐中面臨許多問題,給實際操作帶來諸多困難。其主要問題有:(1)新《稅收征管法》關于稅收優先權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存在沖突和矛盾,造成了司法和行政執法的困惑和無所適從。(2)新《稅收征管法》第45條規定納稅人設定或形成的抵押權、質押權、留置權,優先于或劣后于稅款受償的標準是“稅款發生時間”,因而“稅款發生時間”的標準是影響稅收優先權和擔保物權利益的關鍵,但稅收征管法及其細則都未對此作出界定。(3)與私法交易安全的平衡和對第三方權利的保護問題。雖然新《征管法》第45條規定稅務機關應當對納稅人欠繳稅款的情況定期予以公告,同時第46條規定納稅人有欠稅情形而以其財產設定抵押、質押的,應當向抵押權人、質權人說明其欠稅情況,抵押權人、質權人可以請示稅務機關提供有關的欠稅情況,但是比起擔保物權的公示方式,《稅收征管法》在這方面的規定顯然達不到保護第三方利益、維護交易安全這一要求。(4)稅收優先權適用范圍。對于稅收優先權的適用范圍,實踐中碰到的主要問題在于是否包括滯納金與罰款。新《征管法》第45條只提到稅收優先權及于“稅款”,而《征管法》第40條第2款規定的“稅務機關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時,對欠款所列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未交納的滯納金同時強制執行”,稅收優先權的范圍究竟有多大在實踐中極易產生爭議。(5)稅收優先權行使的方式和途徑。稅收征管法只是對稅收優先權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沒有明確其行使程序,在實際工作中,各級稅務機關行使稅收優先權缺乏程序依據。如稅收優先權的行使是否向法院申請為前提?如果須通過法院,應由哪一級稅務機關向哪一級法院提出申請?以什么樣的方式提出申請?是向民事庭、行政庭還是執行庭提出申請?這些問題使各地稅務機關在實際操作中往往無所適從,使得稅收優先權的行使得不到保障。(6)稅收債權之間競合時誰優先的問題。同一納稅人身上存在數個稅收債權時,不同稅收債權之間的清償順序當為如何,法律沒有再作規定。

四、結束語

“ 稅收債務關系說” 的上述兩方面作用既是相輔相成的, 也是對立統一的。更好地保障國家稅收債權的實現, 實際上也是維護最廣大納稅人的利益。因為, 國家是納稅人的國家, 國家的利益也就是廣大納稅人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與納稅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更好地保障納稅人權利也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因為, 納稅人是國家的組成部分,納稅人的利益之總和也就是國家的利益, 把每一個納稅人的利益維護好了。國家的整體利益也就維護好了, 維護國家利益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每一個納稅人的利益, 因此, 國家的利益和納稅人的權利也是統一的。當然, 二者也有相矛盾的地方, 當國家利益與納稅人權利發生沖突時, 應當以法律作為衡量的標準和尺度, 如果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 則應訴諸于公平、正義等自然法理念予以解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 國家利益和納稅人權利, 孰輕孰重, 應當有不同的標準, 而不能籠統地說, 納稅人權利應當一概服從國家利益或國家利益應當一概服從納稅人權利。

注釋:

篇2

    稅法是國家制定的用以調整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在征納稅方面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及納稅人依法征稅、依法納稅的行為準則，其目的是保障國家利益和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稅收秩序，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

    稅法與稅收密不可分，稅法是稅收的法律表現形式，稅收則是稅法所確定的具體內容。因此，了解稅收的本質與特征是非常必要的。稅收實質是國家為了行使其職能，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方式。它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強制性。主要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用法律、法規等形式對征收捐稅加以規定，并依照法律強制征稅。

    二是無償性。主要指國家征稅后，稅款即成為財政收入，不再歸還納稅人，也不支付任何報酬。

    三是固定性。主要指在征稅之前，以法的形式預先規定了課稅對象、課稅額度和課稅方法等。

    因此，稅法就是國家憑借其權力，利用稅收工具的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特征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分配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稅收法律關系

    國家征稅與納稅人納稅形式上表現 為利益分配的關系，但經過法律明確其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后，這種關系實質上已上升為一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了解稅收法律關系，對于正確理解國家稅法的本質，嚴格依法納稅、依法征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 稅收法律關系在總體上與其他法律關系一樣，都是由權利主體、客體和法律關系內容三方面構成的，但在三方面的內涵上，稅收法律關系則具有特殊性。

    權利主體即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在我國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一方是代表國家行使征稅職責的國家稅務機關，包括國家各級稅務機關、海關和財政機關；另一方是履行納稅義務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在華的外國企業、組織、外籍人、無國籍人，以及在華雖然沒有機構、場所但有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的外國企業或組織。這種對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另一方的確定，在我國采取的是屬地兼屬人的原則。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雙方法律地位平等，只是因為主體雙方是行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因此，與一般民事法律關系中主體雙方權利與義務平等是不一樣的。這是稅收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

    權利客體即稅收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也就是征稅對象。例如，所得稅法律關系客體就是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財產稅法律關系的客體即是財產，流轉稅法律關系客體就是貨物銷售收入或勞務收入。稅收法律關系客體也是國家利用稅收杠桿調整和控制的目標，國家在一定時期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通過擴大或縮小征稅范圍調整征稅對象，以達到限制或鼓勵國民經濟中某些產業、行業發展的目的。

    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權利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應承擔的義務，這是稅收法律關系中最實質的東西，也是稅法的靈魂。它規定權利主體可以有什么行為，不可以有什么行為，若違反了這些規定，須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

    國家稅務主管機關的權利主要表現在依法進行征稅、進行稅務檢查及對違章者進行處罰；其義務主要是向納稅人宣傳、咨詢、輔導稅法，及時把征收的稅款解繳國庫，依法受理納稅人對稅收爭議申訴等。

    納稅義務人的權利主要有多繳稅款申請退還權、延期納稅權、依法申請減免稅權、申請復議和提起訴訟權等。其義務主要是按稅法辦理稅務登記、進行納稅申報、接受稅務檢查、依法繳納稅款等。

    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就更與消滅稅法是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的前提條件，但稅法本身并不能產生具體的稅收法律關系。

    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必須有能夠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或消滅的客觀情況，也就是由稅收法律事實來決定。這種稅收法律事實，一般指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的行為和納稅人的經濟活動行為，發生這種行為才能產生、變更或消滅稅收法律關系。例如：納稅人開業經營即產生稅收法律關系，納稅人轉業或停業就造成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或消滅。

    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稅收法律關系是同國家利益及企業和個人的權益相聯系的。保護稅收法律關系，實質上就是保護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形式和方法是很多的，稅法中關于限期納稅、征收滯納金和罰款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構成偷稅、抗稅罪給予刑事罰的規定，以及稅法中對納稅人不服稅務機關征稅處理決定，可以申請復議或提出訴訟的規定等都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的直接保護。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對權利主體雙方是對等的，不能只對一方保護，而對另一方不予保護，對權利享有者的保護，就是對義務承擔者的制約。

    三、稅法的構成要素

    稅法一般都由若干要素組成，了解這些要素的構成，有助于全面掌握和執行稅法規定。

    稅法的構成要素一般包括：總則、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稅目、稅率、納稅環節、納稅期限、納稅地點、減稅免稅、罰則、附則等項目。

    總則，主要包括立法依據、立法目的、適用原則等。 納稅義務人。在法學上稱為納稅主體，主要是指一切履行納稅義務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組織。 征稅對象。在法學上稱為納稅客體，主要是指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雙方權利義務所指向的物或行為。這是區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都有自己特定的征稅對象。比如，企業所得稅的征稅對象就是應稅所得；增值稅的征稅對象就是商品或勞務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增值額。

    （四） 稅目。是各個稅種所規定的具體征稅項目。它是征稅對象的具體化。比如，消費稅具體規定了煙、酒等11個稅目。

    （五） 稅率。是對征稅對象的征收比例或征收額度。稅率是計算稅額的尺度，也是衡量稅負輕重與否的重要標志。我國現行的稅率主要有：

    比例稅率。即對同一征稅對象，不分數額大小，規定相同的征收比例。我國的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等采用的是比例稅率。

    超額累進稅率。即把征稅對象按數額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級，每一等級規定一個稅率，稅率依次提高，但每一納稅人的征稅對象則依所屬等級同時適用幾個稅率分別計算，將計算結果相加后得出應納稅款的稅率。目前采用這種稅率的有個人所得稅。

    定額稅率。即按征稅對象確定的計算單位，直接規定一個固定的稅額。目前采用定額稅率的有資源稅、車船使用稅等。

    超率累進稅率。即以征稅對象數額的相對率劃分若干級距，分別規定相應的差別稅率，相對率每超過一個級距的，對超過的部分就按高一級的稅率計算征稅。目前，采用這種稅率的是土地增值稅。

    （六） 納稅環節。主要指稅法規定的征稅對象在從生產到消費的流轉過程中應當繳納稅款的環節。如流轉稅在生產和流通環節納稅；所得稅在分配環節納稅等。

    （七） 納稅期限。是指納稅人按照稅法規定繳納稅款的期限。比如，企業所得稅在月份或者季度終了后15日內預繳，年度終了后4個月內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營業稅的納稅期限；分別為5日、10日、15日或者一個月，納稅人的具體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納稅的，可以按次納稅。

    （八） 納稅地點。主要是指根據各個稅種納稅對象的納稅環節和有利于對稅款的源泉控制而規定的納稅人（包括代征、代扣、代繳義務人）的具體納稅地點。

    （九） 減稅免稅。主要是對某些納稅人和征稅對象采取減少征稅或者免予征稅的特殊規定。

    （十） 罰則。主要是指對納稅人違反稅法的行為采取的處罰措施。

    （十一） 附則。附則一般都規定與該法緊密相關的內容，比如，該法的解釋權；該法生效的時間等。

    一、稅法的定義

    稅法是國家制定的用以調整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在征納稅方面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及納稅人依法征稅、依法納稅的行為準則，其目的是保障國家利益和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稅收秩序，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

    稅法與稅收密不可分，稅法是稅收的法律表現形式，稅收則是稅法所確定的具體內容。因此，了解稅收的本質與特征是非常必要的。稅收實質是國家為了行使其職能，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方式。它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強制性。主要是指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用法律、法規等形式對征收捐稅加以規定，并依照法律強制征稅。

    二是無償性。主要指國家征稅后，稅款即成為財政收入，不再歸還納稅人，也不支付任何報酬。

    三是固定性。主要指在征稅之前，以法的形式預先規定了課稅對象、課稅額度和課稅方法等。

    因此，稅法就是國家憑借其權力，利用稅收工具的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特征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分配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稅收法律關系

    國家征稅與納稅人納稅形式上表現 為利益分配的關系，但經過法律明確其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后，這種關系實質上已上升為一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了解稅收法律關系，對于正確理解國家稅法的本質，嚴格依法納稅、依法征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 稅收法律關系在總體上與其他法律關系一樣，都是由權利主體、客體和法律關系內容三方面構成的，但在三方面的內涵上，稅收法律關系則具有特殊性。

    權利主體即稅收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在我國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一方是代表國家行使征稅職責的國家稅務機關，包括國家各級稅務機關、海關和財政機關；另一方是履行納稅義務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在華的外國企業、組織、外籍人、無國籍人，以及在華雖然沒有機構、場所但有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的外國企業或組織。這種對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另一方的確定，在我國采取的是屬地兼屬人的原則。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權利主體雙方法律地位平等，只是因為主體雙方是行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因此，與一般民事法律關系中主體雙方權利與義務平等是不一樣的。這是稅收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

    權利客體即稅收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也就是征稅對象。例如，所得稅法律關系客體就是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財產稅法律關系的客體即是財產，流轉稅法律關系客體就是貨物銷售收入或勞務收入。稅收法律關系客體也是國家利用稅收杠桿調整和控制的目標，國家在一定時期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通過擴大或縮小征稅范圍調整征稅對象，以達到限制或鼓勵國民經濟中某些產業、行業發展的目的。

    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權利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應承擔的義務，這是稅收法律關系中最實質的東西，也是稅法的靈魂。它規定權利主體可以有什么行為，不可以有什么行為，若違反了這些規定，須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

    國家稅務主管機關的權利主要表現在依法進行征稅、進行稅務檢查及對違章者進行處罰；其義務主要是向納稅人宣傳、咨詢、輔導稅法，及時把征收的稅款解繳國庫，依法受理納稅人對稅收爭議申訴等。

    納稅義務人的權利主要有多繳稅款申請退還權、延期納稅權、依法申請減免稅權、申請復議和提起訴訟權等。其義務主要是按稅法辦理稅務登記、進行納稅申報、接受稅務檢查、依法繳納稅款等。

    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就更與消滅稅法是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的前提條件，但稅法本身并不能產生具體的稅收法律關系。

    稅收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必須有能夠引起稅收法律關系產生、變更或消滅的客觀情況，也就是由稅收法律事實來決定。這種稅收法律事實，一般指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的行為和納稅人的經濟活動行為，發生這種行為才能產生、變更或消滅稅收法律關系。例如：納稅人開業經營即產生稅收法律關系，納稅人轉業或停業就造成稅收法律關系的變更或消滅。

    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稅收法律關系是同國家利益及企業和個人的權益相聯系的。保護稅收法律關系，實質上就是保護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形式和方法是很多的，稅法中關于限期納稅、征收滯納金和罰款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構成偷稅、抗稅罪給予刑事罰的規定，以及稅法中對納稅人不服稅務機關征稅處理決定，可以申請復議或提出訴訟的規定等都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的直接保護。稅收法律關系的保護對權利主體雙方是對等的，不能只對一方保護，而對另一方不予保護，對權利享有者的保護，就是對義務承擔者的制約。

    三、稅法的構成要素

    稅法一般都由若干要素組成，了解這些要素的構成，有助于全面掌握和執行稅法規定。

    稅法的構成要素一般包括：總則、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稅目、稅率、納稅環節、納稅期限、納稅地點、減稅免稅、罰則、附則等項目。

    總則，主要包括立法依據、立法目的、適用原則等。 納稅義務人。在法學上稱為納稅主體，主要是指一切履行納稅義務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組織。 征稅對象。在法學上稱為納稅客體，主要是指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雙方權利義務所指向的物或行為。這是區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都有自己特定的征稅對象。比如，企業所得稅的征稅對象就是應稅所得；增值稅的征稅對象就是商品或勞務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增值額。

    （四） 稅目。是各個稅種所規定的具體征稅項目。它是征稅對象的具體化。比如，消費稅具體規定了煙、酒等11個稅目。

    （五） 稅率。是對征稅對象的征收比例或征收額度。稅率是計算稅額的尺度，也是衡量稅負輕重與否的重要標志。我國現行的稅率主要有：

    比例稅率。即對同一征稅對象，不分數額大小，規定相同的征收比例。我國的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等采用的是比例稅率。

    超額累進稅率。即把征稅對象按數額的大小分成若干等級，每一等級規定一個稅率，稅率依次提高，但每一納稅人的征稅對象則依所屬等級同時適用幾個稅率分別計算，將計算結果相加后得出應納稅款的稅率。目前采用這種稅率的有個人所得稅。

    定額稅率。即按征稅對象確定的計算單位，直接規定一個固定的稅額。目前采用定額稅率的有資源稅、車船使用稅等。

    超率累進稅率。即以征稅對象數額的相對率劃分若干級距，分別規定相應的差別稅率，相對率每超過一個級距的，對超過的部分就按高一級的稅率計算征稅。目前，采用這種稅率的是土地增值稅。

    （六） 納稅環節。主要指稅法規定的征稅對象在從生產到消費的流轉過程中應當繳納稅款的環節。如流轉稅在生產和流通環節納稅；所得稅在分配環節納稅等。

    （七） 納稅期限。是指納稅人按照稅法規定繳納稅款的期限。比如，企業所得稅在月份或者季度終了后15日內預繳，年度終了后4個月內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營業稅的納稅期限；分別為5日、10日、15日或者一個月，納稅人的具體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納稅的，可以按次納稅。

    （八） 納稅地點。主要是指根據各個稅種納稅對象的納稅環節和有利于對稅款的源泉控制而規定的納稅人（包括代征、代扣、代繳義務人）的具體納稅地點。

    （九） 減稅免稅。主要是對某些納稅人和征稅對象采取減少征稅或者免予征稅的特殊規定。

篇3

本文通過對西方依法治稅起源和我國依法治稅內涵的探討，強調我國依法治稅必須明確稅收體系，確定稅收法定主義。所謂依法治稅 ，是指在依法治國的前提和條件下，通過稅收法制建設，使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從而達到稅收法治的狀態。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表明了依法治國與依法治稅二者間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條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機組成部分和結果之一。依法治稅只有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并作為依法治國整體系統工程中的一個子系統工程，在與其他包括國家事務、文化事業、事務等諸方面在內的法治子系統工程相互有機聯系、互相促進的過程中才能切實開展并深入進行。突出了依法治稅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手段，即稅收法制建設。稅收法制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包括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監督的統一體，其內容亦極其廣泛和豐富。指出了依法治稅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和根本目標——“稅收法治”。將“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置于“納稅主體依法納稅”之前，突破了二者的傳統排序，表明了當前依法治稅的重點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杜絕“人治”的權力異化。

關鍵詞：依法治稅、法律關系、稅收法定主義

一、西方依法治稅理論的起源和與我國依法治稅內涵

（一） 西方依法治稅理論起源和發展

1、西方早期對依法治稅思想的認識。西方早期的稅收學說“公共需要論”，是從公共國家的基點出發，認為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滿足公共需求，需要動用一定的財物，這就要向人民征稅。該學說的假設前提是政府是柏拉圖式的保護者。但從20世紀30年代晚期開始，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經濟自愿交換論，它最核心的觀點是強調個人主義，個人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者。當這一理論被廣泛接受并加以推廣時，公共選擇學派提出：自我利益是通過一系列自愿交換得以滿足的。當通過交換已無法取得最大利益時，人與人之間就取得了一致性和穩定性。這時候，人們就會遵守群體規則（社會契約），因為遵守規則會使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可見，自我利益法的思想理論基礎是社會契約理論。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起源于原初狀態下的人們相互締結的契約。當國家作為一個實體產生以后，人民與國家締結了一個規定彼此基本權利義務的契約，這就是憲法，其中有關稅收的條款，可以認為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稅收契約”。隨后，與之相適應的稅收交換說在理論界占據了主導地位。稅收交換說，也叫稅收價格論，認為稅收是人們獲得國家保護所應付出的代價；國家征稅和人們納稅是一種權利和義務相互交換，通過這種“自愿”進行的交換，不僅社會資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換雙方都認為其利益會因為交換而得到滿足，從而在對方的價值判斷中得到較高的評價。不難看出，稅收價格論是以確認征納雙方權利和義務對等為前提的。

2、契約精神和稅收價格論。西方的稅收學說是從“個人本位”的角度看待稅收，自始至終都是肯定征納雙方的平等地位。筆者認為，建立在社會契約論基礎之上的稅收交換說在解釋某些稅收現象時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人民主權國家的實質。下面筆者對相關闡述進行介紹。

首先，人們為什么不依法納稅，反而進行大量的偷逃稅活動？眾所周知，市場在提供公共產品上是失靈的，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理應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任務。政府提供公共產品需要大量的支出，并由作為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社會成員來補償這些費用。政府取得這些費用的基本手段就是與人們簽訂稅收契約——“稅法”，對納稅人進行征稅。因此，人們納稅，就是在為自己消費公共產品支付相應的“價格”。但我們必須注意一點，人們與政府制定的稅收契約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當人們認為政府能夠正確運用權力，自愿地放棄自主權的前提之上的。即有一個“理想人”假說，政府失靈是不存在的，行政人員執法行為規范，所作所為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一切為了全體人民。所以，如果該“假說”成立，人們必然會自愿遵守“稅收契約”，依法納稅。但當“理想人”不存在，政府行為出現偏差，變得富于強制性，從而對個人自由構成威脅或者認為政府的福利支出支付給了行騙者，感到政府的許多社會政策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那他們必然會違背國家意志（社會契約）。這時候，人們就會盡量偷逃稅，不依法納稅。

其次，政府征稅為什么表現出強制性？西方的威克賽爾——林達爾模型從規范性的角度試圖找出民主國家選定公共產品產出的合理水平和決定人們之間稅負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則和決策章程。在確定“稅收價格”上該模型分析了兩個消費者共同納稅分擔一件公共產品的成本問題，即每個人在總稅額中應納稅額與他從該公共產品消費中所享有的邊際社會效用價值相等。這從價值論上解決了公共產品的供應與其費用來源的關系問題。但采用這一價值論，就要求課稅必須遵守受益原則，稅率的確定也應在此基礎上進行設計。它明顯地不符合稅收強制性的現實。倘若稅收是自愿的，建立在個人的邊際評價上，這就給個人低估實際收益提供了回旋余地。換句話說，受益原則對免費搭車者的策略行為無能為力。再者，受益原則完全忽略了政府的職能之一，即收入的再分配目標，而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公共和私人部門活動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上。因此西方學者用科斯的產權理論進一步指出，由于個人產權不明晰，在公有資源中，未經調節的市場無法產生帕累托效率，也就是市場交換無法形成一套自愿協定 （社會契約）。所以只好求助于政府來提供一種解決辦法，對未經協調的結果進行帕累托改善。政府的解決辦法就是強制征收，政府只有依靠法律權威強制征收，才能確保稅收正常及時足額的獲得，才能確保必不可少的政府費用的支付和公共產品的供給。

最后，政府為什么要依法征稅？盡管理論上稅收可看作是人民與國家之間自愿達成的合意契約，但在實際工作中，稅收征納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作為一個獨立主體，有著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意志和活動能力，如果不受外力有效約束和限制，結果將是政府權益欲和權力欲的惡性膨脹。稅收作為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受制衡，其結果必然是稅收的失控和泛濫，對市場經濟形成致命的危害。這樣一來，光是納稅人自愿依法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政府征稅活動的正常化。如何規范政府征稅活動，使政府征稅適度，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具體地說，就是將稅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據稅法之外無權取得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稅法約束和規范下無法違背市場根本意愿，這實質上形成了類似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從而避免了政府對市場的侵犯或服務不足的問題。可見，稅法的確立，就是稅收價格的確立，就是社會公眾愿意支付公共產品價格的契約的簽署，是對政府征稅權的認可和授予，從而使稅收的繳納從根本上看是一種自愿行為。所以，政府征稅必須依法。

（二）我國依法治稅的內涵

關于依法治稅的內涵，有學者認為依法治稅的核心和關鍵就是處于矛盾主導地位的稅務機關的依法行政，因此側重從這一層意義上去探討依法治稅的內涵，即職權法定、職權與職責統一、法律優先。也有學者認為應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把依法治稅看作是治稅的思想體系，另一則是把依法治稅看作是治稅的方式、原則和制度。具體包括五層涵義：法律至上、職權法定、義務法定、程序法定和作為法定。還有學者將依法治稅的內涵概括為：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和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客體是納稅人的納稅行為和稅務機關人員的行政行為；手段是法律、法規；實質是實現稅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核心是法治。盡管學者們的表述不同，但都蘊涵著“稅收法治”這一核心思想。

綜合學者們的看法，所謂依法治稅 ，是指在依法治國的前提和條件下，通過稅收法制建設，使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從而達到稅收法治的狀態。這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

1、表明了依法治國與依法治稅二者間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條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機組成部分和結果之一。依法治稅只有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并作為依法治國整體系統工程中的一個子系統工程，在與其他包括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等諸方面在內的法治子系統工程相互有機聯系、互相促進的過程中才能切實開展并深入進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稅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手段，即稅收法制建設。稅收法制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包括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監督的統一體，其內容亦極其廣泛和豐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稅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和根本目標——“稅收法治”。

4、將“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置于“納稅主體依法納稅”之前，突破了二者的傳統排序，表明了當前依法治稅的重點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杜絕“人治”的權力異化。

5、表明了依法治稅和稅收法治二者間的關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過程，后者是狀態。

二、依法治稅必須明確稅收法律關系

所謂稅收法律關系，是指由稅法確認和調整的，在國家稅收活動中，各方當事人之間形成的，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

（一）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

對稅收法律加以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兩個焦點問題上：一是稅收法律關系究竟是“權力關系”還是“債務關系”；二是分析的論問題，是“一元論”還是“二元論”。

“權力說”與“債務說”這兩種學說的對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開的德國法學家協會上。這場爭論對稅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在德國，“權力關系說”的代表人物是行政法學家奧特麥雅（Mager Otto）。該傳統行政學派認為，稅收法律關系是依托財政權力而產生，并在作為權力優位體的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與人民之間形成的關系。具體來說，是將稅收法律關系劃分為稅收實體法關系和稅收程序法關系，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在稅收程序法關系或稅收實體法關系中，以全權人地位兼有自力執行特權，因此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具有絕對的優越性地位。另外，應當將依據程序法上的自力執行特權所產生的優越性理論納入實體法關系中，即把整個稅收法律關系視作是一種權力關系。“債務關系說”的代表人物是德國法學家阿爾巴特亨塞爾（Albert Hensel），該學說是以1919年德國租稅通則法的制定為契機所形成的，認為稅收法律關系是國家請求納稅人履行稅收債務的一種公法上的債務關系，納稅義務只需滿足稅法規定的課稅要素即可成立，而并非以行政機關的課稅處分來創設。債務關系說者并不否認在稅收程序法即行政法領域中存在著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具有優越性地位的構造或者說是權力關系的構造，但他們更注重分析稅收法律關系中存在的實體法即構成要件法，故將稅收法律關系的最基本關系確定為稅收實體法關系，把稅收程序法關系置身于稅收實體法關系的從屬地位。并結論性地認為，稅收法律關系中最基本關系的稅收實體法關系是一種與權力毫不相干的全權債務關系（公法上的債務關系）。綜上所述，債務關系說旨在強調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與納稅者之間在稅收法律關系上具有對等性。

在分析的方法論問題上，也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二元論”者認為如果以法認識論為基礎來分析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則可以用稅收債務關系說和稅收權力關系說分別給稅收實體法律關系和稅收程序法律關系的性質恰如其分的解釋。但“一元論”者認為若以法實踐論為基礎，則會如阿爾巴特亨塞爾所言，應以稅收債務關系說來解釋整個稅收法律關系的性質，力圖將稅收法律關系中課稅廳（征稅機關）與納稅者之間對等性的表現上升為法理化。也就是說，它是以稅收實體法律關系為中心，程序法則是實體法規定，將有關納稅人的實體規范具體化的程序。

我國對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情況則是，學者們以前都是以“權力關系”單一地理解和分析稅收法律關系，即對征稅主體來說，享有單方面的征稅權利，對納稅主體來說，負有單方面的納稅義務。后來學者們逐漸意識到稅收法律關系中雙方應互享權利和義務，只是二者享有的權利的性質不同。現在有學者認為稅收實體法律關系性質的重心是債務關系，稅收程序法律關系主要以國家行政權力為基礎，體現權力關系的性質。這實質上是一種“二元論”觀點。筆者認為，法律制定的依據應以實踐為基礎，才能更好地規范主體行為。現在稅收活動強調契約精神的平等意識，故應當將稅收法律關系界定為一種公法上的債務關系。

（二）稅收法律關系的解析

本文所深討的主要是國內稅法，不包括國際稅法中的相關內容，故將稅收法律關系概括為三方主體之間形成的三種法律關系組成的兩層結構。

首先，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在主體方面，一般分為征稅主體和納稅主體。對征稅主體的組成爭議較大，有學者認為包括國家各級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及具體履行稅收征管職能的財政機關、稅務機關和海關等；有的認為僅指國家行政機關；有的認為國家是嚴格意義上的征稅主體，而稅務機關是惟一的征稅主體；還有的認為國家是實質意義上的征稅主體，征稅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是形成意義上的征稅主體。筆者同意最后一種觀點。稅收法律關系應當是一個具有三方主體（納稅主體、國家、征稅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多邊法律關系。

其次，稅收法律關系的范圍。稅收法律關系所涉及的范圍是圍繞著稅收法律關系的客體“稅收利益”的流動形成的，共包含稅收征納法律關系、稅收行政法律關系和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在稅收征納過程中，對納稅主體而言，稅收利益表現為部分財產的單方面轉移；對征稅機關而言，稅收利益表現為稅收收入的“無償”取得。隨后，圍繞著國家稅收收入形成過程產生了稅收行政法律關系。基于前兩種稅收法律關系，納稅主體因而獲得了要求并享有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國家同時也負有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的義務，這便形成了在稅收法定主義基礎上的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它是指人民（納稅人的代名詞）與國家之間就稅收的憲法性條款而產生的法律關系。憲法性稅收條款可以認為是人民與國家就征納稅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等事項達成合意的“契約”表現形式。

最后，稅收法律關系的結構。從稅收利益的流動過程可知，稅收征納法律關系和稅收行政法律關系構成第一層，是人們通常所認識的稅收法律關系；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構成了第二層，在這一層，國家和納稅主體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是通過作為中間主體的征稅機關相互聯系，是一種間接性的稅收法律關系，是潛在的、深層次的，也是往往被人們所忽視的稅收法律關系，但是最深刻地反映了稅收法律關系的本質。

（三）稅收關系的本質

稅收法律關系的本質是公平價值與平等原則，它們體現了契約精神，貫穿在稅收法律關系的各個層面上。筆者認為，要認清稅收法律關系的本質，實質上就是要正確認識稅收法律關系中納稅人與征稅機關和國家之間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下面，筆者就上述三種稅收法律關系逐一其中的公平價值和平等原則。

首先，稅收征納法律關系。前文已經提到將稅收征納法律關系的基本性質界定為一種公法上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既然是一種（來源于民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盡管其具有公法性質，但也不可避免地內涵有“平等”的因素。因為“法律關系”這一來源于19世紀大陸法系民法學的基本范疇，自產生之初就帶有“平等”的烙印，這就給稅收法律關系的平等性提供了上的淵源。

其次，稅收行政法律關系。稅收行政法律關系是稅法與行下法的交叉領域。在日常的稅收活動中，如果不考慮稅法的宏觀調控職能的話，稅法的行政法屬性更為明顯。而在行政法領域，契約精神一樣可以體現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認為，政府與公眾之間明顯的不平等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早就被以平等為特征的“服務與合作”的關系所取代。如美國在1994年和1996年兩次公布了“納稅人權利法案”，法案明確規定納稅人享有專業禮貌服務的權利。當納稅人沒有得到專業的服務和禮遇、甚至受到粗暴對待時，納稅人有權上告，直到獲得滿意答復為止。西方現代行政關系更多地表現為政府為納稅人服務的基本思想，更多地體現了征納雙方在行政法律關系上的平等地位。在我國，有學者也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質疑主張應當“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甚至已有學者直接就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問題作出了理論嘗試。筆者以為，在行政法領域引入“契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在稅收活動中更多地融入“服務與合作”觀念是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必然選擇。

最后，稅收憲法性關系。前文已指出憲法性稅收條款可以認為是人民與國家就征納稅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等事項達成合意的“契約”表現形式。要認識這層稅收法律關系所蘊涵的契約精神，就涉及對國家起源問題的探討。西方學者中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為代表的古典法學家均提出了國家起源于契約的觀念。在他們看來，國家起源于自然狀態的人們向狀態過渡時所締結的契約；人們向國家讓渡自身財產權利的一部分，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享有其他的自然權利以及其自然權利一旦受到侵犯時可以尋求國家的公力救濟；國家征稅，也是為了能夠有效地滿足人們對國家的要求。所以，納稅與征稅在時間上的邏輯關系應當是人民先同意納稅并進行授權，然后才有國家征稅 。通過考察“稅 收利益”從“取之于民”到“用之于民”這個流轉的過程，能看出權利和義務在其間的雙向流動，稅收憲法性法律關系中的平等原則也得到了真正體現。

綜上所述，稅收法律關系的債權債務關系性質以及稅法的公平價值的根本就在于：經由憲法的形式，國家和納稅人根據稅收法定主義，通過“稅收法律”（以及作為中間主體的征稅機關）建立其相互之間以征稅和納稅為外在表現形態、而以滿足和要求“公共需要”為內在本質內容的權利義務關系。這一關系所內涵的“契約精神”要求在調整納稅人分別與征稅機關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必須貫徹和體現“公平價值”以及“平等原則”。

三、依法治稅必須確立稅收法定主義

（一）稅收法定主義概述

稅收法定主義，又稱租稅法律主義，稅捐法定主義，是指稅法主體的權利義務必須由法律加以規定，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必須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沒有法律依據，任何主體不得征稅或減免稅，任何人不得被要求納稅。稅收法定主義的具體內容中概括為三個原則，即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程序合法原則。前兩個原則側重于實體部分，后一個原則側重于程序部分，它們都是稅收法定主義的組成部分。在此，應特別指出的，依據民主原則和法治原則，國家征稅所依據的法律，僅是指人民行使權力機關的議會制定的法律或議會授權制定的法規，但最重要、最大量的應是議會制定的法律。

為何稅收法定主義要求之法律中最重要、最大量的應是議會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的其他形式，筆者認為，這是契約精神中的公平價值觀念對稅收的要求。首先，雖然從表面上看，稅收被認為是國家或是公法人團體對符合法定課稅要素的主體無償課征資財以獲取財政收入的活動，是將私人主體的部分財富轉為國有的手段。但實質上表現為人民因納稅而獲得要求國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所以征稅活動是以人民的同意——代議機關制定法律——為前提。其次，政府是實際上稅收利益的保管員，并且作為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又是滿足人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的執行者，如果僅依據其自身所立的行政法規來規范自身行為，可能會導致征稅權力的不合理擴大和提供公共服務義務的不合理縮小的結果，從而以造成人民的義務大于權利的假象，掩蓋了政府與人民之間平等的實質。因此，為了使人民的財產權利免遭非法侵害，明確征納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就要求稅收活動必須有法律依據，從而形成了稅法上至關重要的原則——稅收法定主義。

（二）稅收法定主義在當代的

稅收法定主義原則在當代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稅收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領域。

首先，在稅收的立法領域，當代的稅收法律主義論者提出，稅收法律主義并不是僅明確國家的課稅權應屬于人民，更重要的是在于強調國家的稅收支出權也應屬于人民。因為過去憲法以及稅法中使用的稅收概念是借用財政學、經濟學等學科所使用的非法律概念，它不是各國現代憲法所強調的包含人民主權、和平生存為內容的人權保障意識。為了使現代稅收概念從法律上獲得成立，并落實到稅收的立法實踐，日本學者提出，稅收的征收和支出都必須符合憲法規定的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目的，作為納稅者的人民享有對符合憲法目的的稅收支出與征收而承擔納稅義務的權利。

其次，在稅收的執法領域，當代的稅收法律主義論者認為，按照現代憲法保障人權的要求，傳統體現在執法領域的稅收法律主義觀已落后于發展的要求。現代稅法不應單純是稅務機關行使征稅權的根據，即“征稅之法”，更重要的是，稅法是保障納稅者基本權利的，旨在對抗征稅權濫用的“權利之法”。

最后，在稅收的司法領域，當代的稅收法律主義論者認為，過去的訴訟只能從消極、事后救濟的角度，而不能從積極的立場對納稅者的權利實現全面保護。納稅者應當不僅有對不法的征稅行為提出訴訟的權利，而且有對國家或地方政府違憲、違法的稅收支出行為提出訴訟并要求給予司法救濟的權利。西方國家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允許納稅者可以對違法的稅金支出行為向法院提出訴訟，這種訴訟被稱為“納稅者訴訟”，像美國、日本均有相關規定。

（三）各國對稅收法定主義重要地位的確立

世界各國紛紛將稅收法定主義作為憲法原則加以確認，尤其是倡導法治的國家，都注重在憲法中就有關財稅制度的部分，對稅收法定主義予以明確規定。如美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征稅的法律必須由眾議院提出，就是說，只有眾議院提出并通過法律后，政府才能向人民征稅。日本憲法第84條規定征收新稅或改變現行稅收，必須以法律定之。法國憲法第34條規定，征稅必須以法律規定。科威特憲法規定，非有法律規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稅、修改或廢除舊稅；非有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應繳的該項稅款；在法律的范圍以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稅款、費用或承受其他負擔。又如埃及憲法規定，只有通過法律規定才能設置、修改或取消公共捐稅；除法律規定的情況以外，任何人不得免繳稅捐；只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才可以責成人們繳納其他形式的賦稅。

綜上所述，各國在確立稅收法定主義時，大都是從征稅主體的征稅權和納稅主體的納稅義務這兩方面加以規定，尤其強調征稅權的行使必須限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確定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律規定的稅法構成要素為依據，從而使稅收法定主義具有了憲法原則的位階。

（四）我國必須確立稅收法定主義的重要地位

我國憲法中關于稅收法定主義的規定并不明確，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依照法律規定納稅的義務”，沒有體現稅收法定主義的要求。國家立法機關為了彌補不足，在《稅收征收管理法》中作了有關規定，使稅收法定主義在一個稅收法律中得到了確立。在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修訂后的《稅收征收管理法》中規定更加明確，稅收的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和其他與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但筆者以為，為使憲法乃至整個法制更趨完善，在憲法上確立稅收法定主義仍十分必要。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憲法中確立稅收法定主義，有助于稅法與其他相關法律的協調配合，有助于稅收法制的完善，進而推動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1）張守文著《稅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會 1999年出版。

（2）蔣先福著《契約文明：法治文明的源與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社2000年出版。

（3）呂忠梅 陳虹 彭朝暉《規范政府之法——政府經濟行為的法律規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

（4）張馨《“稅收價格論”：理念更新與現實意義》，《稅務》2001年第6期。

（5）陳少項《論稅收法律關系中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平等性》，《法學家》1996年第4期。

（6）王成全《論稅收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

篇4

關鍵詞：稅法；判例教學法；歸謬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8－0240－02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稅法的教學改革也不例外。對于教師來說，課堂教學改革并不意味著一定就是探究從來沒有用過的新方法，也可以通過對傳統教學方法的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進而突破傳統教育框架，去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一、高校稅法課程教學方法繼承和創新的兩個探討

（一）“案例式教學法”的創新――“判例教學法”

“案例式教學法”已經倡導多年，并且在稅法的教學實踐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稅法課程的案例教學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案例選面太寬、案例沒有代表性、案例的實際意義不大等等問題。因此，經典案例的選取，就成為稅法案例教學能否成功的關鍵。由于我國稅法體系不完善，所以每每社會上出現新的比較復雜的涉稅問題，各地的稅務機關便對稅收征納中遇到的這些新情況、新案件加以總結，形成書面文件向國家稅務總局進行報告。國家稅務總局針對稅收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出臺相關的政策文件。因此，很多稅收規定的出臺都是和這些經典的案例密不可分的。這些經典的案例的作用和英美法系的判例非常類似。我們把這些經典案例進行總結，推出了判例教學法。判例教學法的優點在于它既集中了案例教學法的所有優點，又能夠使學生對稅收規定出臺的背景、條件深入了解，全面扎實地了解稅收政策的精神實質，進而深刻把握課程內容。例如，在講授金銀首飾消費稅的納稅環節的知識點時，我們就可以把財稅字[1994]95號《關于調整金銀首飾消費稅環節的通知》的出臺，結合相關的案例進行講解。當時的國家稅務總局曾經做過測算，當年按規定繳納消費稅的黃金首飾的交易量不到全國實際黃金首飾交易量的一半，換言之，市場上約有一半交易量的黃金飾品是沒有交過消費稅的。這是什么原因呢？20世紀90年代中期，正是我國沿海走私活動最猖獗的一段時期，大量的黃金飾品走私入境。幾個走私黃金飾品的大案給了我們答案，走私者正是避開了海關環節，逃稅進入了內地的黃金交易市場。因此《關于調整金銀首飾消費稅環節的通知》的出臺，目的在于把金銀首飾消費稅的納稅環節后移到零售環節，這樣不管是國內生產的黃金，還是走私進口的黃金，都要在零售環節繳納消費稅款，堵住了稅款流失的漏洞。

判例教學法的優點比較突出，但是如果真正應用到教學中，我們還需要注意很多問題。首先，判例庫的建立很重要。案例易選，判例難求。教師不是工作在第一線的稅務人員，對判例的收集和整理也不夠專業。這就要求我們和財稅部門，尤其是稅務總局的政策法規部門建立緊密的聯系，不僅了解出臺的新規定，還要收集引發該規定出臺的經典判例。其次，教師對判例涉及的環境背景要深入了解，必要時要向當地稅務機關及時求證。同時對案例涉及的知識領域也要系統掌握，對案例涉及的問題也要有嚴密的分析論證過程，這樣才能在教學中有的放矢地引發學生思考，取得好的教學效果。最后，在判例的講授中，應該把判例教學和課堂教學、網絡教學和多媒體教學等幾個平臺結合起來。在講授知識點時，可以先做個鏈接，鏈接到相關案件報道的網頁，引發學生關注，再詳細闡述判例案件的前因后果，背景過程，最終分析推理出知識點。

（二）傳統邏輯教學法的創新――“歸謬教學法”

傳統邏輯演繹教學法主要是運用教科書，教師講，學生聽，從正面進行演繹推理。就財經類院校的稅法課程來說，大多也是這種正面的邏輯推演，即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只要求學生掌握具體的稅務概念、稅務理論、稅務處理方法即可，而缺乏從法學的角度對其具體的原因和實質缺乏系統的講授。稅法課程是一門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一門課程。如果從法學的角度看稅法的相關規定，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教學思路。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揚善，而是防惡，稅法也不例外，它僅僅是為行為人的涉稅行為規定了道德的底線。根據這一思路，我們總結出了歸謬教學法。歸謬教學法的核心就是“逆推”和“歸謬”相結合。“逆推”就是在講授課程時，首先思路就要和一般的邏輯推演相逆，從反面也就是行為人不按稅法規定作為的前提下進行思考。即在稅法教學中，如果發現學生對某一稅收規定存在片面或錯誤的認識，教師可以巧設“誤區”，引導學生按原有思路進行思考。“歸謬”即讓學生進入“誤區”后，自己進行歸納推理，而推理得出的結論并不是社會想要的結果，進而暴露謬誤，引發學生的思維沖突，從而辨別真偽，從反面角度得出稅法之所以這樣規定的真實原因。例如在講授增值稅“視同銷售行為”這個知識點時，很多同學都無法把握視同銷售行為繳納增值稅款的真實原因。但我們如果從稅法防惡的本質出發進行逆推，即如果稅法對于“將自產、委托加工和購買的貨物無償贈送給他人”等視同銷售行為，不看做是銷售，不繳納增值稅，市場上相關的涉稅行為人將如何作為？市場上的企業和個人都不會再選擇真實的經濟交易，而交易雙方都會聲稱自己是在捐贈，那就會出現很多偷漏稅少繳稅的境況。而這種局面顯然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歸謬教學法可以培養學生養成獨立思考，善于求新求異的批判性思維習慣，尤其是在稅法這種要求經濟+法學交叉思維的課程中，更應該在教學實踐中重點應用歸謬教學法。

二、稅法課程教學方法在繼承和創新中應注意的兩個問題

（一）緊跟稅收政策的變化，把握稅法課程的時效性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參差不齊，稅源狀況也千差萬別，這就導致了我國經常出現調整與補充有關稅收法律的情況。這些變化進一步導致稅法課程知識更新頻繁，具有很強的時效性，這就要求主講教師必須不斷地更新教學內容，保證教學內容新穎和正確。尤其是對于學術性和實務性兼備的稅法課程來說，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同時體現稅法學術理論的時效性和實務知識的時效性，就成為稅法課堂教學質量保證的關鍵因素之一。例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對外資企業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0]103號在最近剛剛出臺，對于這個新規定的出臺，主講教師要及時地在課堂上反映給學生，這樣學生學習的實務操作才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主講教師不僅要履行簡單的告知義務，而且還要系統的分析：這個規定的出臺，意味著中外企業的城建稅制統一了，連同中外企業的所得稅法合并、房產稅法合并、車船稅法合并，真正完成了內外稅制的統一，完成了全民的國民待遇。這樣講解的話，那就不僅是在講實務，也是在講理論，講經濟，使學生不僅掌握了稅法現行的規定，也能掌握一種稅收思維。形成這種稅收思維以后，學生在步入工作崗位后，不管政策如何變，我們都可以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當然，稅法課程的時效性確實重要，但操作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首先，要給與主講教師一定的教學決策權。一般一個學期的教學計劃都是學期前就已經確定的，但稅法的教學計劃應該有一定的調整余地。例如在稅法教學過程中，可能會有新的重大稅收政策出臺，教師應有權微調教學計劃，插入臨時性專題或教學內容，及時對這些熱門的財稅熱點進行說明和講解。其次，稅法課程的時效性還要求教師要隨時注意自己知識的更新，隨時關注網絡、報刊和電視等媒體關于稅收政策的最新動態，并把信息及時傳遞給學生。最后，在教材的選用上，由于稅法課程的應用性和實務性，教材應該選用注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指定教材，并在教案里中及時補充最新稅法知識與政策動向，隨時安插新的政策專題，確保教學內容的科學性和連貫性。

（二） 稅法教學方法改革必須彈性化

稅法教學方法的改革切忌程式化，避免一刀切，要保持一定的彈性。稅法教學改革的彈性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要保持稅法教學方法的繼承和創新之間的彈性。繼承和創新都是相對的，同一教學方法的繼承和創新是相輔相承的，繼承是基礎，創新是關鍵。既不能一味照搬原有方法，也不能完全搬倒重來，而應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學效果為標準有區別的進行改革。例如判例教學法本質上仍舊是案例教學法的一種，是在對案例教學法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在稅法的教學實踐中，就要科學設置兩者各自的教學適用空間。在講授單個的稅法重要規定時，可以優先考慮判例教學法，這樣能使知識點的講授更全面、具體和深刻。但如果進行專題式綜合教學，判例法就不太適用了。如在進行計算生產性企業所涉及的增值稅、消費稅、城建稅、印花稅、企業所得稅等多稅種綜合練習的時候，需要選用的是經典的自編案例，進行案例式教學。

2.要保持不同教學方法的橫向彈性。稅法的教學改革一直在推進，新的教學方法不斷涌現，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實踐中正確處理各種教學方法之間的相互關系。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自己的適用范圍，超出了這個范圍，它就可能無效，甚至產生不少困難。面對多種多樣的教學方法，除了強調選擇的標準之外還有一個優選的程序問題，應該根據教學目標、學生特征、學科特點、教師特點、教學環境、教學時間、教學技術條件等因素選擇教學方法和教學方法的適用程序。

3.要保持新舊教學方法之間的彈性。教法的新舊本身并沒有多大的意義，關鍵是要看是否有良好的教學效果、是否培養了學生的能力。例如，在講解增值稅征稅范圍的時候，對于征稅范圍的一般規定就適用正面的邏輯推理，因為其結構清晰、邏輯嚴密。但在講到視同銷售等特殊應稅行為時，則用歸謬教學法逆向推理，效果更佳。

篇5

論文摘要:對組織稅收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質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兩者矛質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悅是組織收入的基礎和保障，只有堅持依法治枕才能閱滿地完成收入任務，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