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學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儒家政治哲學，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先秦儒家；為政以德；仁政德治；哲學思想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3）02-0001-05

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祖述堯舜，文武”（《漢書?藝文志》），“略于天道，詳于人道”[1]（P26），注重人的心性修養和社會群體的禮樂教化，提倡“德治”、“仁政”，認為“為政在人”、“為政以德”，倡導以道德的方式解決人際和社會政治問題，從而形成獨具仁政德治特色的政治哲學思想。對此，學界很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視角給予專題性探討①，卻少有較全面的論述，故本文嘗試對此做整體性的梳理和解讀，展開對其所蘊含的豐富合理內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的詮釋，以求教于方家。

一、修身為政，政者正也

先秦儒家強調修身，認為修身是和睦家庭成員關系的必備條件，是立身處世參與社會管理的前提基礎；認為為政在人，提倡為政以德；認為為政者的道德素質關系政治得失成敗、國家興衰治亂。如《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認為“大學者，大人之學也。”[2]（P3）即是說，“大學”就是關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問。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P4）如《中庸》也說：“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2]（P29）

孔子把修齊治平作為畢生孜孜以求的目標，非常注重修身與治國關系的探討。如子路問怎樣才能成為君子，孔子給予三問三答，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這三答都冠以“修己”。然而，怎樣修己？達到怎樣的人格標準和人生目標？對此，孔子提出了“仁”這一哲學性質的范疇，視“仁”為普遍的倫理原則，修己為政的最高理想境界。孔子提倡“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要求人們克制自身的私欲，積極向人格的最高標準“仁”靠近。具體就是一言一行都要“約之以禮”（《論語?顏淵》），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但這是遠遠不夠的，關鍵需要把禮的外在行為規范內化為人的內心道德自覺，即要有一顆“仁愛”之心。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如此，才能建立一個充滿仁愛而和諧有序的社會，才能改變“禮壞樂崩”的社會現實。

孟子發展了孔子“修己”思想，提出“修身”說。他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同時從人性的高度強調修身的必要性。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認為人與禽獸區別的一點就是“德性”，也就是人的社會性。所以人一定要明德、修身。否則，人就與動物沒有什么區別了。其次，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仁政”學說。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離婁上》）。但是“如施仁政于民……故曰：‘仁者無敵。’”否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甚至“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力而為之后必有災。”（《孟子?梁惠王上》）不行仁政，猶緣木求魚，以致會出現“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結果或災難。

荀子認為修身就是治國，就等于治國。他說：“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荀子?君道》）這已超越了孟子的修身是治國根本之說。關于修身的必然性，荀子是從人性惡的角度進行論證說明的。認為人有“性偽之分”，他說：“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性惡》）為此，“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同時進一步解釋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荀子?性惡》）即是說，人的本性是惡的，而仁義禮智等是后天人為的，不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學習和培養的結果。如果任由人性發展，必將引發爭奪，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若能“化性起偽”，發展后天的仁義禮智等，則天下就可歸于治。

孔子修己之道既重內在仁的自覺又重外在禮的規范，孟子修身則偏重內在仁的自覺。孟子從人性善出發，提出“盡心”、“養性”的修身方法。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孟子道德修養論的綱領。[3]（P106）這一說法雖不十分恰當，卻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孟子道德修養論的主要內容和基本途徑。荀子認為“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儀然后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荀子?性惡》）。由此看出，荀子繼承和發展的是孔子外在禮的規范這一路向，注重“隆禮尊師”，強調外在“師法之化”，與孟子側重孔子內在仁的自覺，注重內求于心、盡心養性的路徑恰恰相反。

如果說修身為政是孔、孟、荀政治哲學思想總要求的話，那么“政者，正也”則是對為政者的特殊要求。如司馬談論儒家時說：“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4]（P3289）一語道出儒家修身為政、以身作則的政治思想觀念。如季康子向孔子問怎樣為政，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論語?顏淵》）又如季康子向孔子求教如何防止盜賊，他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孔子認為“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即是說，為政者只有以身作則、做好表率，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孟子從“仁政”的視角強調為政者的修養，他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但關鍵是為政者要“反求諸己”，他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也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荀子主張“尊師隆禮”，認為“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圣人也。”（《荀子?修身》）荀子亦把君民比作“儀”與“影”，“盤盂”與“水形”。他說：“君者儀也，民者影也，儀正而影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要求君要為民師表，為民做出表率。這些無不道出“政者，正也”的豐富內涵。

二、民為邦本，仁政愛民

重視民眾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民為邦本是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基石。如《尚書?泰誓》記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秉承“古之為政，保民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為此，主張對民要“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論語?堯曰》）；提倡“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庶、富、教”（《論語?子路》）；做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等等。孔子反對為政者聚斂錢財，對弟子冉求參與調整賦稅、增加民眾負擔的做法，十分氣憤地說道：“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稱贊子產有“養民以惠，使民以義”（《論語?公冶長》）等四種君子的行為。

孟子把民本思想發展到一個嶄新高度，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在民、社稷、君三者中，認為民是最重要的，并說道：“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基于此，孟子告誡君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反之，民眾有權起來君。如齊宣王問孟子說：“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為此，為政者應行仁政，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即“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否則，“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發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即是說，像堯、舜那樣具有仁心大德的人，如不行仁政，也不能得民而平天下。為此，孟子提出“制民之產”、“庠序之教”、“省刑罰”、“薄賦斂”等保民、養民和教民措施。

荀子認為“天立君為民”，他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君是天為民所設立的，所以君主必須時刻為民眾著想，并以舟和水的比喻來說明君與民的關系。他說：“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荀子?王制》）這一方面說明民是君賴以生存的基礎，一方面指出民能決定君的命運。為此，荀子認為君要愛民、利民。他說：“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后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荀子?富國》）又說：“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荀子?君道》）這與孔子的“惠民利民”和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是完全相一致的。

三、德才并舉，選賢使能

先秦儒家認為“為政在人”、“政在選人”。如《中庸》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2]（P28）可謂得賢才，則國無不治；失賢才，則國無不危。

孔子倡導“為政以德”，認為“政在選臣”。如弟子仲弓問如何為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朱熹注說：“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2]（P141）在談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時，季康子說：“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說：“仲叔圉治賓客，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即便是國君昏庸無道，只要選人得當，有賢才輔佐，也能保國泰民安。孔子認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即是說，使用賢能之人為政，民眾就服從管理。孔子反對見賢不舉，曾批評臧文仲不舉賢者柳下惠的行為，他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

孟子認為“不用賢則亡”（《孟子?告子下》）。他說：“虞國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則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告子下》）為此，強調君主應以仁愛賢能為急務，他說：“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孟子?盡心上》）同時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他說：“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離婁上》）也說：“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孟子把舉賢使能看成事關國家存亡的治國大計。

荀子雖“隆禮重法”，但認為禮法是由人來制定和執行的，所以政治成敗的關鍵最終還是在人而不在法。他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荀子?君道》）法是治之端，但法離開了人的執行，并不能獨立發揮效用，所以人才是法之源。如有賢能之士執法，則法雖不完備，執法之人可觸類旁通，可彌補法之不足，即“有法以法行，無法者以舉類”（《荀子?君道》）；如無賢能之人執法，就是法再完備，可能因施法不當，導致國家滅亡。所以荀子得出結論說：“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荀子?王制》）也說：“故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荀子還用國君取相來說明舉賢使能的重要性，他說：“強固榮辱在于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荀子?王霸》）國君賢能，相賢能，這是最理想的管理結構。如國君自身能力不夠，卻有憂患意識，選拔賢能之人輔佐，國家照樣可以強盛；如國君自身無能，卻任人唯親，任用無能之人輔佐，國家就危險了。

四、關注民生，富民強國

先秦儒家心系民生，主張富民強國，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和可行的措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思想。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于財也。”[5]（P312）楊伯峻先生則認為“因民之所利”的思想，就是向著人民能得利益之處著想，因而使他們有利。[6]（P210）可見，“利民”是先秦儒家為政的根本指導思想。無論是輕徭役、薄賦斂、節用愛民，還是制民之產、使民以時、富民強國，都是這一思想不同維度的體現。

先秦儒家提倡愛惜民力，主張制民之產、使民以時，讓百姓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物資生產。孔子說：“出門如臨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論語?顏淵》）也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認為“民事不可緩也”（《孟子?滕文公上》），強調“不違農時”，提倡“制民之產”，使人們上可贍養父母，下可撫養妻子兒女。他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張發展生產，勿奪農時。他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荀子?王制》）也說：“不富無以養民情……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并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他說：“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余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荀子?富國》）同時，鼓勵和保護工商業的發展，提出“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關市幾而不征”（《荀子?王霸》）、“平關市之征”（《荀子?富國》）等。

先秦儒家提倡節用愛民，主張薄賦斂、尚勤克儉。孔子說：“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孔子家語?賢君》）也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語?魯語下》）即是說，國家的財政開支要適度，做到施予民要厚，取其民要薄，為政中道。孟子要求為政者施恩于民，讓利于民，減輕稅負。他說：“有布履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下》）也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即“在下者，易治其田疇，則地無遺利，在上者，又薄其賦斂，則國無橫征；固民皆可令其富足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食用舒，而財有余，故不可勝用也。”[5]（P536）可見，《大學》說的“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2]（P12）這一生財富民強國的為政之道，是先秦儒家所秉承的基本指導原則。

五、禮主刑輔，寬猛相濟

先秦儒家提倡以德化民、以禮教民、以刑禁民，主張“省刑慎罰，寬猛相濟”的為政思想。禮作為宗法等級社會的一種倫理政治制度，調節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規范著人們日常生活的言行、思想和情感。如《左傳?隱公二十一年》記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孟子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行，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也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盡心下》）孔子要求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行和情感都必須“約之以禮”。孟子認為王道仁政的根本在于以禮教化百姓，他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見，禮是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

先秦儒家提倡禮樂教化，主張禮主刑輔、禮刑兼用。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也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又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要禮刑兼用，不可偏廢。孔子反對不教而殺，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如季康子向孔子問政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孟子極力提倡仁政、王道，主張“教而后殺”，反對株連，提出“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但也強調“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治國理政應禮義道德與政令刑罰兼用。荀子“隆禮重法”，強調禮治，但不排除法治，提倡以“賞功罰過”的法治手段輔助“禮治”，認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提倡先以禮義進行教化，即“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之”（《荀子?議兵》）。如果無效，才不得不用刑懲罰，但要明德慎罰。他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荀子?富國》）也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

結 語

孔子肇始，經孟子、荀子發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迨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才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開始保持很大程度的圓融契合，并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體的主體意識和人們社會生活的主導思想，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和發展，以及中華民族的心理和風俗習慣的形成，發揮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盡管有理想化的傾向和歷史的局限性，但其所蘊含的豐富合理內涵、深厚的思想基礎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至今仍有超越時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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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儒家思想；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應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時代的進步以及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沖擊，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現代教育的功利性、競爭性、排他性喪失了儒家思想以和為貴的價值核心，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產生的癥結根源所在。許多大學生處事經常以自我為中心，只要求別人應該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記或者忽略了自己應該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際交往功利化傾向嚴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注重人際交往的物質性，有用即真理的實用價值觀受推崇。再次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空余時間選擇上網，生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在網絡里追尋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通過吸取儒家思想的精華來重塑民族價值觀，化解大學生讀者在價值觀上的矛盾沖突與混亂，構建和諧的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環境，是解決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根源。研究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時代背景，加強及確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學生讀者逐步樹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識，使儒家思想思想成為大學生讀者精神指南和行為規范，提升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勢在必行。

經過千年的歷史洗禮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集百家之長的正統，塑造了中國人整體的社會性格、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儒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作為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倫理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蘊含的智慧和價值取向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善于挖掘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與儒家思想的契合點，對增強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有利于正確認識和解決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現實問題。充分發揮中國儒家思想在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將儒家思想運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進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提升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形成有競爭力的人才群，對于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二、儒家思想應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

（一）以儒家思想經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用儒家思想經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華滋潤大學生讀者的靈魂，運用儒家思想經典解決對應的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修養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基于大學生讀者普遍存在的“嫉賢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亞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狀態，儒家思想倡導“達者兼善天下，復合擔道，利濟蒼生，不達嚴于律己，獨善其身，修身養性”；用儒家思想“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學生讀者寬容、溝通和雙贏是和諧人際交往的最佳鑰匙。儒家思想重視內省，見賢思齊，自我磨煉。儒家思想提出了“學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獨”等觀點。儒家思想強調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過不斷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實踐中糾錯改過，才能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價值觀塑造大學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價值觀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彌堅、挫而愈奮”的精神增強耐挫能力；用“經世致用”教育大學生讀者“樂群貴和、重義輕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后取”，這些思想傳遞著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桿。

（三）以儒家思想升華大學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教育大學生讀者善待生命、重視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著人活著生命要有著落，精神要有寄托。樂天知命是說要正視自己的生存條件，悅納自己。儒家思想這種“安身立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事關生命的重大課題，這種生存態度，有助于人的心靈的和諧，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對于善待人類和動物的生命，不自殺和濫殺，提升生命境界的認識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點化大學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愛思想，提倡“仁”、“義”之信念。所謂“仁”即“愛人”，人要有“克己”和“愛人”的廣闊胸懷。儒家思想強調“忠恕之道”，通過外在的社會規范展現仁愛精神，勸誡人們奉行以尊重、友愛、寬容、恭敬的人道原則和平共處，營造出互相關心、互相寬恕、忍讓、諒解的和諧氣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到“善”的境界，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處，實現人際關系和諧、身心和諧。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的社會工程，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凝聚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網絡平臺傳遞儒家思想的正能量，不斷提高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是我們圖書館界乃至全社會的時代責任。

篇3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67例為2009年至2010年收治患者，其中男42例，女25例；年齡55～82歲，平均(73.6±7.8)歲。其中腦梗死18例，短暫性腦缺血發作 10例。有高血壓史38例，合并糖尿病12例。經DSA腦血管造影證實均有70%～95%的頸動脈狹窄。

1.2 治療方法

1.2.1 術前準備 術前3～5 d口服阿司匹林100 mg， 硫酸氯吡格雷75 mg/d，以減少術中血栓形成的可能；術前6 h禁食水，腦血管造影常規準備，造影前30 min肌肉注射魯米那針0.1 g,以減少患者緊張情緒。

1.2.2 手術操作 局麻下行股動脈穿刺，放置9F動脈鞘，將9F指引導管送至頸動脈狹窄段附近，行血管造影，測量狹窄病變的長度及血管直徑，選取適合于病變的支架。將指引導絲通過頸動脈狹窄處，在指引導管內沿指引導絲輸送支架裝置，將自膨脹支架跨過狹窄部位，支架1/3位于狹窄以上，2/3在狹窄近端。送至狹窄血管段后，緩慢釋放支架。對于有嚴重狹窄的患者先用球囊進行預擴張。最后行血管造影，檢查放置支架后的血管狹窄段和遠側段的血流情況。

2 結果

2.1 頸動脈狹窄患者及支架置入一般情況 67例頸動脈狹窄患者中，38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中，合并糖尿病12例，高脂血癥11例。30例糖尿病患者中，合并高脂血癥10例。原發性高血壓并發頸動脈狹窄的比率分別為76.47%，糖尿病并發頸動脈狹窄的比率分別為54.90%，高脂血癥并發頸動脈狹窄的比率為49.02%。全部67例患者中，40例患者置入1枚支架，20例患者置入2枚支架，7例患者置入3枚支架。頸動脈共置入支架101枚，其中頸動脈竇部45枚，頸總動脈36枚，頸內動脈18枚，頸內動脈虹吸段2枚。

2.2 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后并發癥 血管支架置入術后2周內常見并發癥有血壓下降44.9%(22/49)和心動過緩32.7%(16/49)，其他有心動過速5例、高灌注綜合征3例、腦栓塞2例和消化道出血1例。血壓下降、心動過緩、心動過速和2例高灌注綜合征、腦栓塞發生于術后1周內，其中腦栓塞發生于術后4 h。另1例高灌注綜合征和消化道出血發生于術后第2周。22例血壓下降中，置入1、2、3枚支架患者分別為11、8、3例，16例心動過緩中，發病分別為10、4、2例，3組患者間血壓下降、心動過緩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另外，置入1枚支架患者心動過速和高灌注綜合征分別為3、2例，置入2枚支架患者發生腦栓塞1例，1例消化道出血發生于置入3枚支架患者。

3 討論

3.1 低血壓、心動過緩 由于手術中支架釋放刺激了頸動脈壓力感受器，有反射性血壓下降的危險［2］。本組5例患者均在安全返回病房后出現血壓下降，持續1～4 d,同時伴心率緩慢平均53次/min，經持續補液及予阿托品、多巴胺、阿拉明滴注后得到糾正。患者在術后應立即心電監護24 h,密切監測心率和血壓，先測1次/30 min，4 h后再調為測1次/h，血壓穩定后根據醫囑調為測1次/(2～4)h，觀察24 h后停止。做到及早發現,及早糾正。

3.2 高灌注綜合征 高灌注綜合征是支架植入術后常見的嚴重病癥之一，表現為頭痛、局部性和全身性癲癇，嚴重可出現治療側腦出血［3］。本組1例患者術后1 d出現劇烈頭痛、惡心，經及時按醫囑給降血壓、降顱內壓藥物處理后，癥狀消失。護理：及時發現病情，排除腦出血等原因引起的頭痛；密切觀察意識、瞳孔的變化， 1次/30 min巡視；應用20%甘露醇125～250 ml靜脈滴注，以降低顱內壓；輔以維生素C、維生素E及激素治療觀察應用效果。應用止痛劑，必要時靜脈輸注血管解痙劑尼莫通，使腦血管逐漸適應新的血液動力學變化。

3.3 腦栓塞 在頸內動脈支架植入術中，術后腦梗死常因栓子脫落而造成，但由于目前使用保護裝置，使得栓塞的發生率有了明顯的減少，在護理中應密切觀察患者的神志、瞳孔、言語及肢體活動等情況，加強巡視及早發現及時處理，為溶栓治療贏得時機。并發癥中出現2例頸內動脈系統栓塞癥狀，對于這種并發癥要引起注意。由于多數患者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血脂癥，血液呈高凝狀態，故術前對患者血液動力學作出全面、準確評估及給予嚴格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療非常關鍵。另外要給予積極的降壓、降糖及降脂治療，提高手術耐受性，切不可草率手術。術中操作仔細輕柔、迅速準確，盡量減少導管和導絲對血管壁的刺激、損傷和血管內的停留時間，術后給予積極的抗凝、抗血小板聚集等治療。對于新發生的腦栓塞，治療要積極，2例腦栓塞經積極治療后未留下嚴重后果。

3.4 穿刺部位皮下血腫 2例術后6 h拔除鞘管在穿刺處附近出現皮膚圓形腫脹，直徑4~5 cm，為股動脈穿刺處出血、血腫形成。另2例術后48 h出現穿刺側大腿根部皮下與陰囊大面積瘀血。4例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穿刺插管操作過程不順利致重復穿刺；術后手法壓迫股動脈穿刺處不適當；術前宣教不到位，患者肢體未能有效制動。通過此類病例提示術后應嚴密觀察傷口敷料、穿刺部位皮膚顏色、溫度及足背動脈搏動情況；拔除鞘管后，觀察局部有無滲血、腫脹；按壓局部皮膚有無波動感等以了解有無皮下出血。為預防血腫發生，術后囑患者必須臥床24 h以上；穿刺部位用繃帶，以穿刺點為中心)行“8”字固定加壓包扎，并以沙袋壓迫穿刺點6～8 h。一般患者繃帶加壓包扎24 h后可拆除。本組1例患者由于身體較肥胖，且術中穿刺不順利，按時拆除繃帶后，出現穿刺處針眼往外滲血，經重新壓迫股動脈穿刺點上方20～30 min，更換敷料加壓包扎后出血停止。其余患者經用止血劑、抗生素、限制活動、抬高患肢等綜合處理，1周后血腫與瘀血逐漸吸收、消退。

通過67例患者頸動脈支架成形術后并發癥的護理體會，作者認為，術前認真準備及嚴格評估,術中動作仔細輕柔、迅速準確、盡量縮短手術時間，術后嚴密觀察等對于預防術后并發癥非常重要。對術后并發癥,要早期發現,積極處理。

參 考 文 獻

［1］ 李明華.神經介入影像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60.

篇4

【關鍵詞】 血清胱抑素C水平；支架置入術；不良血管事件

本文選取192例冠脈內支架植入術治療的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 對其臨床資料進行探討，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192例冠脈內支架植入術治療的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 其中男102例， 女90例， 年齡45～75歲， 平均年齡（58.2±2.3）歲。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冠脈綜合征的診斷標準。根據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低分成最高組、次高組、次低組及最低組， 每組48例；按照是否發生不良血管事件分成不良血管組事件組及無不良血管事件組， 每組96例。各組患者在年齡、性別等基礎資料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可以進行比較。

1. 2 方法 患者在支架置入術前3 d應用阿司匹林進行治療， 300 mg/d， 氯吡格雷75 mg/d。急診PCI患者需術前頓服300 mg阿司匹林， 300 mg氯吡格雷。手術中應用226支雷帕霉素洗脫支架。手術后應用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同時予以ACEI/ARB、β受體阻滯劑、低分子肝素、ACEI/ARB等進行治療。

血清胱抑素C水平測定：患者入院當天在清晨空腹狀態下采集靜脈血5 ml， 分離血清放置到-70℃環境下， 每兩個月實施1次測定定， 采用免疫比濁法， 正常值水平0.80～1.23 mg/L。

1. 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應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處理， 以t檢驗， P

2 結果

經研究發現， 所有血清胱抑素C平均水平為1.15 mg/L， 最高組不良血管事件發生率比最低組要高，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不良血管組事件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為（1.39±0.89）mg/L， 無不良血管事件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1.05±0.12）mg/L， 兩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將隨訪過程中出現MACE與否作為因變量， 數值1表示發生， 0表示未發生， Cys-C 水平作為單獨解釋變量展開Logistic回歸分析， 結果表明OR=2.248， P

3 討論

血清胱抑素C（CysC）屬于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蛋白對于腎功能具有較高評價作用， 隨著CysC研究發現， 其對于冠心病（CAD）終點事件早期危險具有較高標志性作用， CysC與冠狀動脈病變程度尤其是急性冠脈綜合征不良血管事件具有一定指標性作用[1]。

急性冠脈綜合征在臨床中是一種較為常見標準， 病理基礎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出現侵蝕性或破裂癥狀導致不完全性或完全閉塞血栓癥狀。但是大多數斑塊破裂均與內皮細胞或巨噬細胞蛋白酶異常分泌， 細胞外組織蛋白酶、基質金屬蛋白酶等機制蛋白降解存在一定相關性。有研究資料顯示， 血清胱抑素C能夠對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調節作用， 細胞外基質發生降解過程中均存在要作用， 所以其與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及發展均存在一定相關性。有很多資料對于此結果進行了證實， 表明Cys-C能夠對半胱氨酸蛋白酶活性起到一定調節作用， 而且參與到細胞外基質的產生與降解過程中， 且與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及發展存在一定相關性[2]。

伴隨血清胱抑素C水平減少， 組織蛋白酶、基質金屬蛋白酶、半胱氨酸蛋白酶等活性具有緩慢上升現象， 導致細胞外基質大量降解， 由此導致粥樣斑塊受損現象更為嚴重， 從而引發不良心血管事件出現幾率上升。在本文研究組中發現， 不良血管事件發生組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比無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組要明顯增加， 而且血清胱抑素C水平高含量組患者發生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明顯價值， 此狀況具有一定矛盾性， 但大部分臨床資料顯示患者血清胱抑素C水平上升與冠脈病變程度及運動誘發心肌缺血呈現正相關性。血清胱抑素C水平降低時， 冠狀病變程度更趨于嚴重性， 此原因通常認為與溶酶體巰基蛋白酶與血清胱抑素C相結合， 使得其濃度減少具有一定關系[3]。

總之， 血清中Cys-C 水平與ACS患者支架置入術后MACE發生率存在正相關性， 測定Cys-C水平改變情況能夠幫助醫生及早識別及干預支架置入術后MACE出現情況， 且為減少MACE發生率提供研究依據。

參考文獻

[1] 鄭利平.冠心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游離脂肪酸、超敏 C 反應蛋白、胱抑素 C 的水平及意義.中國老年學雜志， 2013，33（2）：405.

篇5

關鍵詞：血管內支架置入;藥物;顱內動脈狹窄;效果

顱內動脈狹窄作為臨床腦卒中病發的獨立性危險因素，在實際治療過程中藥物控制效果較不明顯，患者仍存在卒中危險[1]。本研究中針對本院行手術治療的108例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患者予以不同的臨床治療方案，根據患者治療后神經功能及血管狹窄情況進行綜合性分析，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行手術治療的108例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患者的臨床資料，患者治療前均接受腦部MRI、CT檢查并確診為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按照治療方式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每組54例;對照組男女比例25：29，年齡42-76歲，平均（58.3±4.6）歲，狹窄長度2-7mm，平均（4.6±1.3）mm;研究組男女比例26：28，年齡41-77歲，平均（58.4±4.8）歲，狹窄長度2-8mm，平均（4.7±1.2）mm;狹窄分型：A型36例，B型42例，C型30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動脈狹窄長度及分型情況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兩組患者均于入院后予以常規檢查，并根據患者具體情況予以降糖、血壓控制及循環改善等常規治療，予以40mg/d阿托伐他汀（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國藥準字J20120050）強化降脂，連續使用2w后劑量改為20mg/d。對照組患者采用藥物治療：100mg/d氯吡格雷（河南新帥克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23115）+100mg/d阿司匹林（合肥久聯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4021217）連續治療1個月后改為單藥控制（75mg/d氯吡格雷或100mg/d阿司匹林）。研究組患者采用血管內支架置入治療，術后口服藥物同對照組。

1.3觀察指標

觀察患者治療后血管狹窄率情況，采用MMSE評分及NIHSS評分評價患者的神經功能狀況;對患者治療后的隨訪記錄進行分析，包括患者的卒中復發率[2]。

1.4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所有數據均用SPSS20.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用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用X2檢驗，當P<0.05時，表示比較差異具統計學上意義。

2.結果

2.1兩組患者治療后血管狹窄率及神經功能情況

研究組患者治療后血管狹窄率明顯低于對照組，MMSE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NIHSS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后血管狹窄率及神經功能情況（x±s）

2.2兩組患者預后卒中復發率情況

研究組患者隨訪記錄中顯示其出現再狹窄3（5.56%）例，對照組出現再狹窄12（22.22%）例，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預后卒中復發率情況[n（%）]

3.討論

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患者因患者病情特殊，臨床治療方案中的藥物控制及手術方案均各有利弊[3-4]。本研究中針對兩組患者的具體情況及治療效果予以分析，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治療后的臨床效果，具體表現為研究組患者治療后血管再次狹窄率為（27.61±13.58）%明顯低于對照組（87.68±7.42）% ，說明采用外科手術于血管內支架置入治療效果明顯。對照組患者采用藥物控制治療，其臨床療程較長，針對長期治療效果較為有限，應用藥物調脂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其血脂情況，避免患者出現動脈粥樣硬化情況。研究組患者采用支架置入治療，有效改善患者顱內血管分布情況，對患者腦部微循環具有明顯改善作用，但是在臨床實際操作過程中需注意其血管擴張情況，避免患者血壓出現神經壓迫情況，結果中通過患者的認知能力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情況評價患者的神經功能情況，研究組患者治療后神經功能恢復較好，有效驗證手術治療能明顯改善患者的顱內血壓狀況，改善患者腦部神經狀況。

研究結果中針對患者治療后的預后情況予以隨訪記錄，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治療后出現血管事件3（5.56%）例明顯少于對照組12（22.22%）例，說明研究組患者采用手術治療方案可有效控制患者的血管栓塞情況。對照組患者采用藥物控制治療，對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及服藥依從性有一定的依賴，即患者在治療期間需長期服藥控制其腦部腦部血管情況，避免出現動脈狹窄情況引發腦卒中等不良事件。采用手術治療后聯合藥物控制，不僅能夠直接改善血液循環狀態，而且能夠利用支架作用于患者的動脈直徑。本研究中因臨床隨訪時間不一，即患者預后情況需經過進一步研究予以分析。

綜上所述，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患者采用血管內支架置入治療效果明顯，有效降低患者術后血管狹窄率，減少臨床不良血管事件的發生率。

參考文獻：

[1]楊帆.癥狀性顱內動脈狹窄血管內支架治療的臨床效果觀察[J].中國現代醫生，2013，51（33）：58-61.

[2]段金海.血管內支架成形術治療老年癥狀性顱內外動脈狹窄患者圍手術期觀察[J].實用醫學雜志，2014，30（9）：1457-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