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經濟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全球金融經濟，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二、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跨國公司總體上畢竟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反映了當今世界資本和技術流動快而勞動力相對不流動趨勢下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筆者認為，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和安全的影響，與其說取決于跨國公司，還不如說取決于本國的政策。對跨國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須予以限制。而且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商業行銷、科研開發等眾多功能于一體的巨大復合體，是一種時代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濟，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茅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

[摘要]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現代科技已成為全球化經濟的原動力和基本內核，在當代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較量中，能否在高科技及其產業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已是各國競爭的焦點。誰能掌握更多的高新技術主導權，誰就能贏得未來。

篇2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篇3

金融證券化的發展是經濟背景下的產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時,金融證券化的發展已經漸漸代替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證券化的債券的發行的比重日益上升,金融證券化還有流動性、穩定性、安全性，收益性等優勢，與貸款的方式比較，金融證券，還有諸多優勢，如可轉讓所有權，降低資產的風險，擴大投資范圍，穩定資金的流動性。金融證券化的不僅有這些優勢，金融證券化的所帶來的一系列的效應，會給我國的發展帶來更多的發展，金融證券化還有最基本的功能。

（一）隨著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資產證券形式的集資規模越來越大，股份持有人也越來越多，這說明我國的股份制會逐漸的發展起來，資產會日益社會化。

（二）任何一種資產的發展都必須發展其規模，經營規模的擴大，能更好的進行融資，在19世紀時，西方國家就是靠著經營規模效應，促進了鋼鐵，煤炭等制造業的發展，為其發展集中了巨大的資本，證明金融證券化經營規模效應的基本功能。

（三）金融證券化是雙向的投資機制，企業與投資人相互選擇，淘汰不良的投資人和不善的經營者，反之，經營優秀的企業則會帶來巨大的企業效益，這就是金融證券的優勝劣汰。

（四）合理的資源配置是金融證券的又一大基本功能，合理配置資源將會提高有前途的投資者和企業的高效益，增加社會資產的流動性，有利益產業鏈的調整。

二、金融證券化發展中的問題

金融證券化的迅速發展中，有許多我們要面臨的障礙，想要金融證券化更好的發展，我們就應及時的解決這些問題。金融證券化的發展主要供給的資產是金融證券化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國目前供給的資產缺乏，我國的企業主要是以負債資產形式存在，沒有任何資產的抵押，缺乏穩定的、長期的資產供給。雖然可以將銀行的逾期的房地產作為抵押，但這不能滿足我國證券化的發展，這些不良的資產的形成，也難以滿足市場經濟的需求。我國的金融證券化的發展迅速，但缺乏大量投資機構，我國對于用住房抵押債券的這種方式也是不偏向的，住房抵押債權，需要長期的，穩定的資金來源。我國的投資機構有社會養老保險，保險公司，商業銀行等，這些投資機構在我國現在發展中也是出現了許多限制。我國的證券化的發展還不夠完善的地方，國有銀行的商業道德風險就是不容忽視，由于是在一個不完全有效的市場，商業銀行為了更好的獲利，會收取中介費，對客戶的信用等級也會下降，如果用戶出現信用問題，投資者會對證券失去信心，從而影響整個的金融證券化的穩定和發展。

三、推動我國證券化發展的途徑

首先應考慮我國資產的形式，根據國外經驗，住房抵押債權是一種很有效推動我國的證券化發展的形勢，要發展這種形式，就要有大量的投資機構，我國的商業銀行的貸款與其他的住房抵押貸款有收益穩定，風險低等特點，住房抵押的對象經濟行為簡單直接，受益穩定可靠，有較高的賠償保障。我國銀行抵押住房貸款的期限比較長，形勢也比較的單一，時間跨度較大，也是金融證券化的發展的必要因素。我國證券化的中介機構中有一個專門的服務體系，嚴格制定中介機構的規范，制定嚴格服務標準，為證券的發行提供暢通的平臺，提高市場的信息化。中介服務人員應對證券化的信息的地披露要及時、有效、真實，中介人員的要用規范制定自己的言行，對住房抵押債權的流程要有一個嚴格的規范標準、條件和措施，以及對違反流程的規章制度，以促進證券化的發展和穩定。

四、結語

篇4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金融結構；全球投資組合；風險分擔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7)04－0040－08

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結構的概念，他認為金融結構是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之和，金融發展的實質是金融結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研究金融結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揭示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通過怎樣的渠道和形式從供給者流向需求者以及各種融資渠道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將金融結構定義為金融市場和銀行中介在金融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根據金融市場和銀行中介在承擔金融體系核心功能方面所占的地位不同區分金融體系類型，即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和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本文中金融結構的劃分不是按照融資絕對量的大小，而是根據各國金融市場規模與銀行信貸規模之間的比率加以確定，比率高的歸為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比率低的歸為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這里的金融市場是指組織化的證券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如股票、債券、期貨合約和期權合約市場；銀行中介是指吸收儲蓄存款資金并以自身名義貸給企業等資金需求者的銀行等中介機構。

近二三十年以來，各國金融結構以金融市場為主導的發展跡象十分明顯，甚至有學者認為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具有明顯優勢，將成為全球金融結構發展的共同趨勢。那么，各國金融結構是否存在以金融市場為主導的發展趨勢，一存在此種趨勢的原因何在，這種趨勢會給世界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下面將以經濟全球化為視角對上述問題展開分析。

一、金融結構變遷的實證分析

經濟全球化正不斷改變著各國金融結構，金融市場在金融體系中所占的份額擴大，而銀行中介所占的份額相對縮小。下面，我們用一個25個國家組成的樣本對全球化條件下的金融結構變化趨勢進行實證分析。我們參照《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跨國比較》一文中的方法，建立一個金融結構指數，以此來表示各國金融結構的變化趨勢，但所選指標與其不同，本文選用4個指標，即股票市值(M)、銀行存款(D)、股票交易額(T)、國內私營部門信貸額(P)，作為建立指數的指標。這里用股票市值來代表金融市場規模，因為股票是典型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用銀行存款數額代表銀行中介規模，這兩個指標都是靜態指標。用股票交易規模和私營部門信貸規模表示金融市場與銀行中介的流量規模。

金融體系越趨于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指數越大；金融體系越趨于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指數越小。

我們根據經濟總量大小、經濟開放程度和經濟發展狀況選取25個國家作為樣本，樣本國家分成3組，A組包括7個主要發達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德國；B組包括11個20世紀末沒有經歷嚴重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新西蘭、智利、哥倫比亞、埃及、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秘魯、南非、阿根廷、巴西，C組包括7個20世紀末經歷了嚴重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選用1988～2004年的國別年度數據，計算各個國家在這一期間的金融結構指數，并考察其變化趨勢。

首先分析A組國家金融結構指數變化情況，A組的7個發達國家，1988～2004年期間金融結構指數都有大幅增長，其中增幅較大的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過去都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德國金融結構指數從最低值0.4增長到最高值1.2，法國從0.2左右增長到2.7，意大利則從0.1，左右增長到2.3的水平。美國的金融結構指數最高，這一方面因為美國以前就是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健全并且是大多數金融創新的發源地，因此其金融結構指數的期初值就較高且增長很快。將A組中原來是銀行主導型和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國家韻金融結構指數均值表示在圖1中，可以看出在全球化過程中，銀行主導型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快速上升，增長了大約5～6倍，而金融市場主導型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增長了1～2倍。這說明在全球化過程中，A組中的銀行主導型國家有向市場主導型轉變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市場主導型國家金融結構指數增長相對較少的原因可能是其原來的金融結構指數就已經很高，因此其增長的幅度不大，但其增長的絕對值較大。將A組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均值列出，如圖2所示，統計期間金融結構指數均值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到2002年經濟周期低谷時，指數仍比90年代初高出1倍以上，反映出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金融體系越來越趨于金融市場主導型。

其次，分析B組的情況。B組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在起始時期的金融結構指數都很低，除了個別國家(智利和南非)之外，都在0.5以下，這說明新興市場國家在開放之前基本上都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B組中每個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在期末都比期初有了大幅提高，除南非和新西蘭之外的國家都提高了數倍。從圖3的B組國家金融結構指數均值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這些國家1998年受到金融動蕩影響，金融結構指數下降；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時金融結構指數下降，其他時期基本處于上升趨勢之中，均值從1988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2.3，增長4倍多。這反映出新興市場國家對外開放、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其金融結構越來越趨于以金融市場為主導。

最后，分析C組國家的情況。這一組是20紀90年生嚴重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多數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在1993～1996年達到高峰，隨后在發生危機后的1997～1998年達到低點，然后大多數國家呈現出總體穩定、略有上升的態勢(與危機時水平相比)。從C組均值看(如圖4所示)，期末的金融結構指數比期初有一定增長，但增長幅度比A組和B組小許多。由于發生了嚴重金融危機，C組國家金融結構指數的變動趨勢較為復雜，危機后除1999年出現明顯恢復性增長外，2000年以后又出現下跌走勢。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從1992～1996年短短的時間中，金融結構指數增長4～6倍，隨之而來的就是金融危機，這可能提示我們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膨脹過快有可能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通過對C組中銀行主導型國家與市場主導型國家金融結構指數的比較(如圖5所示)可以看出，市場主導型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經歷了大起大落，期初與期末基本持平，而銀行主導型國家的金融結構指數則增長了一倍左右，而且逐漸接近

市場主導型國家金融結構指數的水平，這也反映出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有向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轉變的趨勢。

二、金融結構變遷的原因和機理

1．原因　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它使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場進行資產配置。由于全球不同國家金融資產價格相關性較低，根據馬科維茨投資組合原理，全球證券投資組合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范圍內分散風險，提高金融市場投資的單位風險收益率。這樣就打破了金融體系中原有資金配置的均衡，一部分資金從收益低的銀行存款流向收益高的金融市場，最終導致金融結構趨于金融市場主導型。

Anusha Chari和Peter Blair Henry(2002)研究了風險分擔與資產價格。他們認為，當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自由化，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時，股價會被重新估值10.4％。因為可投資的股票與本地市場的協方差是與世界市場的協方差的30倍，自由化使可投資股票的系統性風險平均下降3.4個百分點。蕭琛(1995)認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證券投資組合的戰略正在發生變革，對國外證券投資迅速增長，投資組合全球化降低了風險，提高了收益率。以上情況均說明全球投資組合凸現風險分擔優勢。加拿大學者艾潤則通過對1960～1990年數據的實證研究認為：資產組合中引入新興證券市場股票可以提高收益率并降低風險；新興證券市場收益與發達國家證券市場收益相關性很低；新興證券市場之間基本上不存在相關關系。Joost Driessen和Luc Laeven(2003)在假設市場無摩擦的情況下采用了62個國家1996―2000年的數據研究全球投資組合收益率與一國投資組合收益率的差別，得出結果認為幾乎全部國家的投資者都可以從全球化投資組合中獲得更高收益率。全球投資組合的夏普指數比各個地區投資組合的夏普指數有明顯提高，按年度收益率計算，所有國家投資組合的夏普指數平均值提高0.37。比較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夏普指數變化情況，可以看出無論使用本幣還是美元表示，發展中國家投資者進行全球投資組合的收益(夏普指數增加值)都高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投資者通過持有全球投資組合提高了收益率，這種情況下，金融體系中原有的資金配置均衡就可能被打破，投資者會將一部分資金從銀行轉移到金融市場，造成銀行存款資金流向金融市場的現象，即通常所說的“脫媒”，從而金融結構會越來越趨向于金融市場主導型。

2．機理　如果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動就是投資者不斷調整其資產組合、重新配置資產的過程。我們假設銀行存款是無風險資產，投向金融市場的資金是投資于一個最優風險資產組合并假設最優風險資產組合已經給定，這樣投資者就面臨著將資金在無風險的銀行存款和最優風險資產組合之間配置的問題。由于全球投資組合提高了夏普指數，投資者為達到獲取最佳風險收益的目標，就要調整其在銀行存款和最優風險資產組合之間的資金分配比例。下面借助于資金配置模型來說明投資組合全球化導致銀行資金流向金融市場的過程。某一投資組合對投資者的效用可表示為該投資或投資組合的收益和風險的函數，即效用函數：

U=F(r，σ)　(3)

其中，U為投資效用；r為投資的回報水平；σ為投資的風險程度。

對一般投資者而言，回報給投資者帶來的是正效用，而風險給投資者帶來的是負效用。對效用函數的確立在理論界有許多版本，被金融學者用得最多的則是下面這個效用函數：

U=E(r)-0.005Aσ2 (4)

E(r)和σ2分別代表投資的預期收益和風險，A為投資者風險厭惡程度指數。一般的投資者都是風險規避者，A為正值，A值越大表明投資者越厭惡風險，因而在函數式中表現為減項。

一般情況下，投資者可以自由選擇可投資的資產。資產的種類包括短期國庫券、銀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轉讓存單、國債、企業債券和股票等。以F和P分別表示給定的銀行存款和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由rf和E(rp)表示銀行存款回報率和最優風險資產組合預期回報率，σf)表示最優風險資產組合預期回報率的標準差，即風險；用C表示由銀行存款和最優風險資產組成的完全組合，E(rc)和σc廣相應表示完全組合的預期回報率和標準差，用y表示投資到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的資金比重。這樣我們得到下列完全資產組合的預期回報率及其標準差：

對于給定的投資者風險偏好系數A，利用求導的方法解出下列投資者效用函數取得最大值時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的比重y*，即

解出上式，得出資產優化配置的表達式：

上式表明，投資者投資于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的比重y*與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的收益率rp正相關，而與投資者的風險偏好系數A和風險資產組合的方差，σp負相關。

上面的資產優化配置模型可以較好地解釋全球投資組合提高投資收益導致資金流向金融市場的過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后，由于本國投資者可以通過跨國投資分散風險，全球投資組合的系統性風險下降，所以最優風險資產組合的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會提高，而無風險資產銀行存款的收益率不會有太大變化。另外，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金融市場上，共同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迅速發展大大地降低了投資者參與金融市場的成本。而且一般情況下，機構投資者能夠以較低成本進行國際化投資組合，獲取更高資產組合收益。這樣可以得出在投資者風險偏好系數A不變的情況下，投資者投資于金融市場的資金比例y*會增大。這說明金融市場開放后，全球投資組合的風險下降，并且伴隨著投資者參與成本下降，資金更多地流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在金融體系中所占比重和地位上升。

三、對金融結構變遷的反思

目前，金融結構由銀行主導型向金融市場主導型轉變逐漸成為發展趨勢，眾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大多數人都對此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認為在當前經濟條件下，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可以提供更多的金融創新工具，更有利于高科技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但是，在肯定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正面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客觀冷靜地看到全球金融體系趨于金融市場主導型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銀行資金逐漸流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大，跨國證券投資迅速增加，全球金融市場趨于一體化。此時，任何一國金融市場上出現意外波動，投資者就會迅速調整其持有的投資組合，從而給全球證券市場帶來動蕩，進而波及各國的經濟安全。

第二，金融市場的繁榮孕育了大量的衍生金融產品，衍生金融工具的廣泛使用可能放大經濟沖擊并使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遞。衍生金融工具通常具有較高的杠桿性，而投機成功與否在于人們對市場價格預測的準確程度，任何對市場價格能夠產生沖擊的因素都可能通過

衍生工具而放大沖擊并迅速傳遞造成全球系統性風險。

第三，金融市場一體化構成實體經濟震蕩影響的重要傳遞渠道。由于金融渠道的傳遞速度顯著超過實體經濟渠道的傳遞速度，實體經濟震蕩在國際上的傳播由于金融市場聯系而速度更快、規模更大。金融聯系加強導致波及效應，而且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重要，跨國投資者對于相關國家的震蕩反應相當強烈，加劇了風險的跨國傳遞。

金融市場開放本身導致資產價格波動性增大。J.Benson Durham(2000)研究了證券市場開放與資產價格波動的關系，檢驗1986年1月～1994年10月對外開放的12個國家證券市場得出結果認為，市場波動性在開放后的8個月內增加了1.9個百分點。Kim和Wei(1999)專門研究外國機構投資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共同基金)在韓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行為。實證研究表明，外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上確實進行正反饋交易，加劇了市場波動，因此跨國投資者成為系統性風險的傳導載體，不斷放大個別國家的經濟波動，對全球系統性風險的形成和擴散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當這些基金進行大量的跨國投資時，這種不穩定性就會在不同國家之間傳染，造成不同國家證券市場的共振。例如，由于投資基金大量的跨國投資，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回報率與世界證券市場總體回報率的相關性在20世紀9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這一相關性從1991～1994年的0.08增長到1995～1999年的0.19。而在同一時期，美國在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上所占有的交易份額從1991～1994年的7.7％增長到1995～1999年的20.8％。可以看出，隨著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份額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收益率與世界證券市場總體收益率的相關性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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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