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判斷標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金融危機的判斷標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金融安全 風險控制 危機預警模型

國家安全始終是世界所有國家都十分關注的話題。在傳統意義上，國家安全主要指國家獨立、以及現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價值觀不受破壞（高鴻楨，2005）。從現代意義上看，經濟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由美國次貸引發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由于這場危機發生之突然、傳播之快速、傳播面之廣泛、影響程度之深遠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人們紛紛質疑，為什么對金融危機及其預警已做了長期研究的歐美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沒有能夠事前對這場金融危機作出有效的預測和預警呢？為什么那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這場金融危機也沒有能夠預先加以防備而束手無策呢？這一方面說明了金融危機預警的確還是一個尚未很好解決的世界難題，另一方面也更加突顯出建立完備的金融安全預警系統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務。

一、國外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預警系統（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國外的研究中又稱為金融危機預警系統或早期預警系統，即early-warning system，簡稱EWS。伴隨著各種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以及危機影響的日益擴大，對金融安全預警系統的研究已成為各國政府、學術界以及各個國際經濟組織均十分關注的焦點。盡管各國的研究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金融危機的成因與機理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關研究幾乎涵蓋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個國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時期又有差異，以及各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環境存在差別，各種影響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機制又在不斷變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響因素的判斷、金融危機的預警機制以及金融安全預警方法等方面還難以形成共識。

對于危機問題最早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甚至更早的文獻，其后的馬歇爾、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大師也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有過詳細論述。

馬克思將貨幣危機劃分為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危機和獨立的貨幣危機兩種類型，并將危機的成因解釋為：貨幣出現時的商品買賣在實踐和空間上的分離，導致貨幣與商品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從而為貨幣支付危機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則以“不確定性”來說明和理解金融危機的出現。他在宏觀經濟模型的基礎上認為，危機的形成機制在于人們一旦意識到存在“過度樂觀引致搶購風潮的市場”，覺醒的力量將勢不可擋，資本的邊際效率如果受到沖擊，則可能使經濟出現大規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日趨復雜，金融危機的危害日益擴大，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得到建立和發展。然而對各種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加以統一梳理較為困難。由于金融安全預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論，在應用樣本上差別較大，使得金融安全預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萬別。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發展的脈絡，對各類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演進作初步的歸納：

以Kaminsky等（1997）的經典論文為界線，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兩個主要時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歸納起來，1997年以前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發展主要有兩種結構類型：第一種結構的危機預警模型實際上是一種危機識別模型，這種模型主要是通過分析各種預警指標在危機發生前后的數量特征，檢驗其是否存在著被我們捕捉到的異常來事先預警的，其中的預警指標基本來源于相應的理論模型對危機的解釋。第二種結構的預警模型則將金融危機事實以潛在的金融危機作為被預警的直接對象，如以貨幣壓力指數EMPI為標準識別的金融危機，通過判斷指數波動是否超出相應臨界水平進行金融危機識別（賈彥東和張紅星，2006a）。此類模型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利用新的計量分析工具對安全因素進行更準確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研究，主要是對影響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進和拓展。與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機界定方面和指標覆蓋范圍方面有新的發展，預警模型選用的計量經濟工具和統計技術也有了明顯的飛躍。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運用專家評判法進行的危機界定與原有界定的比較研究；Ghosh（2002）引入貨幣危機深度測評的危機識別方法，對貨幣危機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單一指標判斷再綜合判斷的識別方式，即選用匯率、外匯儲備、國內利率等變量，認為只要有一個變量超出臨界水平則表明發生了危機。

二、國內學者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及應用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學者開始真正重視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從國內看，研究的焦點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論及其相關方面。目前國內對金融安全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討安全理論與中國安全現狀，即對可能造成中國金融安全問題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對體制變遷下的金融安全變化進行描述，而真正實證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較少。

篇2

關鍵詞：日本銀行；金融活動指數；編制

中圖分類號：F8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3-003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8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給世界造成的影響使人們再次重視金融風險的預警研究。建立金融危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的意義在于，通過定量分析模型找出金融危機發生的條件和能夠預測該條件的一組經濟金融變量，然后通過監測這一系列可測經濟金融變量對金融危機進行早期預警，以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確保金融體系安全穩健地運行。

日本銀行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嘗試通過選取不同部門的多個指標編制了金融活動指數（Financial Activities Index簡稱FAIX），以便在早期有效監測金融活動冷熱狀態，為金融危機的防范提供前瞻性的參考依據。日本銀行運用FAIX指數準確地預警到日本平成泡的發展過程，并成功地預測了美國雷曼危機的暴發[1]。

本文在介紹日本銀行FAIX指數編制流程的基礎上，分析了日本運用該方法預警日本平成泡與美國雷曼兄弟破產前的金融活動狀況，并提出了建立日本銀行FAIX指數對我國的借鑒。

一、日本銀行FAIX指數編制流程

1.選擇恰當的相關金融指標

日本銀行在金融指標的選取上設定了兩個條件：一是指標必須具有理論基礎或是被證實可以用來評估金融活動狀態，它不僅可以解釋過熱的經濟金融活動，也可以解釋過冷的經濟金融活動；二是必須能檢測到平成泡沫之前的金融活動冷熱狀態，這樣才能可信地用FAIX去預警平成泡之后可能發生的泡或危機。鑒于泡沫或危機存在發展成各種形式的可能性，所有指標都必須符合第一個條件。日本銀行認為，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FAIX應是一個能預警金融活動冷熱程度的有效工具。

根據上述兩個條件，日本銀行從100個之前被確定為能夠有效評估金融活動冷熱狀況、目前正在被其他中央銀行或國際機構使用的指標中選取了10個指標構成日本銀行FAIX，其中包括3個金融部門指標、3個企業和家庭部門指標、2個金融市場指標以及2個其他部門指標。鑒于指標獲得了廣泛認可，因而可以認為日本銀行FAIX具有先驗性的可信度。表1是日本銀行FAIX指標構成體系。

2.確定金融活動冷熱狀態的判斷標準

確定FAIX指標構成體系后，如何判斷金融活動冷熱，日本銀行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定性標準。中央銀行或國際機構普遍認為，當一個特定的金融活動大大高于其穩定的趨勢活動水平且這種過熱的狀況不可持續時，那么它就是過熱的，當過熱狀況出現下行趨勢時，這種過熱將會對金融和實體經濟造成一種迅速的過冷反應。相反，一個特定的金融活動大大低于其趨勢活動水平且這種過冷的狀況不可持續時，那么它就是過冷的，這種減退狀態使得金融和實體經濟活動效率低下，并且可能會導致重大的利益損失。

二是定量標準。人們在金融活動冷熱狀態的定性標準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但目前如何為這些狀態確定一個可量化的明確標準卻沒有達成一致共識。經權衡各家機構及多位學者的意見，日本銀行采納了Meyer和Bomfirm（2011）有關判斷金融活動冷熱狀況的量化標準，即當一個指標的偏差值高于一個趨勢標準差①（即+1）時就認為金融活動過熱，當一個指標的趨勢值偏差低于一個趨勢標準差（即-1）時就認為金融活動過冷。

3.選擇相應的技術分析方法

為了從宏觀層面評估金融活動的冷熱程度，日本銀行提出了兩種不同但互補的分析方法：熱力圖法與彈力圖法。其中，熱力圖法是通過對上述單個指標冷熱程度的觀察確定哪些宏觀經濟部門過熱還是過冷，彈力圖法是通過顯示過熱或過熱的指標數量判斷過冷或過熱蔓延至整個經濟的程度。

在技術分析時，衡量金融活動冷熱狀態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監測時間跨度。對此，日本銀行評估金融活動冷熱狀態時結合長期、中期和短期②等三個不同的時間跨度進行。時間跨度從長期到中期再到短期大致相當于評估重心的轉移③，即短期評估的優勢在于能更準確的把握冷熱狀態的變化速度；而中期評估在于能更準確的把握冷熱狀態的變化程度，以便決策者執行相應的措施阻止之后的過熱或過冷趨勢；長期評估則由于不受個別指標冷熱程度及敏感度的影響，能在更長的時間跨度提高評估結果的可信度。

二、日本銀行FAIX運用

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平成泡沫和2008年9月的美國雷曼兄弟破產具有一個共同點①，即在危機前擁有一個過熱的金融活動，包括資產價格大幅上漲、信貸創造擴張以及市場資金增加等。當過熱的金融活動突然回落時，隨后一段時間內金融中介對金融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損失。基于這方面經驗，各國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即限制金融活動的急劇波動需要了解和掌握早期金融冷熱狀態，并采取相關的預防措施。

1.平成泡預警檢驗

在對泡或危機預警時，日本銀行采取單個指標檢驗和綜合指標檢驗相結合的辦法。比如在平成泡預警檢驗時，首先是單個指標檢驗。日本銀行運用樣本數據采用單個FAIX檢 測了其在平成泡時的反應。結果顯示，所選的10個FAIX在平成泡“繁榮”期間的趨勢偏差值均超過了一個標準差（+1），表明金融活動過熱，預示泡即將破滅。泡后的指標標準差偏離程度均開始下降，直到雷曼倒閉前夕，大部分指標下降超過一個標準差（-1），表明金融活動偏冷，很可能發生金融動蕩。最近的水平則表明經濟既不過熱也不過冷②。

其次是綜合指標檢驗，日本銀行采用樣本數據運用熱力圖和彈力圖分析。從長期來看，平成泡破裂之前日本所有經濟部門的金融活動均是過熱的，破裂之后開始下降，最近顯示過冷。從中期來看，在早期均能捕捉到冷熱狀態，而過冷的信號在最近已消失，這說明從長期來看更加合乎現實情況。從短期來看，其捕捉到冷熱方向的時間比中期更早，且由于單個指標對冷或熱兩個方向都很敏感，以致在雷曼沖擊之前觀察到更多的過熱指標數量，在危機后監測到更多的過冷指標數量。這說明，不同時間跨度的指標數據測評結果各有優劣，因而采用不同時段的樣本數據進行綜合評估顯得十分重要。

2.雷曼破產預警檢驗

在雷曼破產預警檢驗時，從單個指標來看，2008年雷曼危機爆發之前有4個指標的趨勢值低于一個標準差水平，顯示出過冷的金融活動。從綜合角度看，熱力圖顯示雷曼危機爆發前期金融市場部門顯示過熱，并且過熱現象逐步蔓延至公司和家庭部門，在2008年初期過熱跡象開始迅速轉冷，并蔓延至金融市場以及其他部門，最終導致金融動蕩。彈力圖顯示2008年雷曼危機爆發前1個指標值過熱，而過冷的指標平均高于3個。在綜合分析時，雷曼危機爆發前，日本過熱的金融活動逐步轉向過冷，并且從金融市場部門蔓延至實體經濟部門，過冷的金融活動水平使潛在金融動蕩發生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三、日本銀行FAIX對我國的啟示

構建金融活動指數目的是為了對金融活動是過熱還是過冷獲得更廣泛的程度描述。日本銀行在前人研究泡沫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選取了10個最具代表性、被廣泛認可的金融指標構成FAIX指數。經測定，FAIX指數既能在平成泡沫“繁榮”時期更廣泛的部門監測到過熱，也可以在確定的部門監測到過熱金融活動所導致的雷曼沖擊，達到了預期目的。這表明日本銀行FAIX指數的準確性、可信度較高，為日本銀行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據。

隨著我國經濟、金融的進一步深化以及金融開放的程度加大，今后我國必然會受到國外金融危機或金融風險的影響，因此為避免金融危機對金融部門乃至實體經濟甚至社會穩定造成的沖擊，應借鑒日本銀行FAIX指數的做法，盡快建立我國的金融泡沫或風險的預警機制[2]。

1.盡快建立金融活動指數，監測金融活動冷熱狀態

目前我國逆周期調控方式主要以經濟活動的冷熱為依據進行調控，對不同部門的金融活動冷熱狀態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為此，建議借鑒日本銀行做法，建立我國的FAIX，定期對金融部門和其他部門的金融活動冷熱狀況進行動態評估，并采取相應的逆周期調控措施，預防可能發生的經濟金融動蕩。

2.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聯合各職能單位建立評估指標體系

建議中國人民銀行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角度出發，聯合各職能部門，選取不同部門的金融指標編制FAIX，并由各職能部門依據指標屬性采集相應的數據，建立完整的評估體系。比如，人民銀行可在現有的銀行家問卷調查中增加銀行對企業貸款態度指標，證券監管機構可以提供投資者中股票占比、股票價格等數據，住房與城市建設部門可以提供總租金乘數等數據，統計部門可提供GDP、商業投資以及企業盈利指標等數據。

3.強化評估結果運用，預防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建議我國在逆周期調控中，要以金融活動的冷熱為判斷依據制定逆周期的政策措施，調整信貸政策導向，完善差額準備金動態調整框架，限制過度的金融產品創新和過度的投機交易行為，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并避免波及實體經濟[3]。

4.注重FAIX及判斷方法的綜合運用，提高泡或危機預警的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歷史時期泡或危機的表現情況會有所差別，而且FAIX所選取的每個指標、每種方法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有可能出現所選指數及方法原來有效而現在失效的情況，并且不同指標的時間跨度有各自評估優勢，需要綜合考量來評估金融活動狀態。

參考文獻：

[1]Ishikawa，A，Koichiro，K，Kazutoshi，K. The Financial

Activity Index[D].Japan：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2012.

篇3

邵瑞慶：我認為以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金融危機的主要影響是對整個市場預期的改變，市場需求大幅萎縮、企業利潤嚴重下滑、整個社會的資金鏈脆弱甚至已經出現斷裂危機，在經濟高漲時期被掩蓋的一些潛在問題逐漸顯現。金融危機下企業的財務風險控制能力和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備已被逐漸認識，可以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給管理人員補上了極為重要的一課，也給我國企業改善管理創造了一個契機。

第二，企業在當前的困境下，放緩了招聘員工的步伐，甚至開始削減員工或者降低員工薪酬。盡管如此，本次調查結果仍反映出金融危機對員工心理造成的影響較小，大多數人選擇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加強自身的業務素質，存在的危機感而促進了財會人員的素質提高。而且，金融危機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對財會人才素質要求更一步提高，除了傳統的財會方面的知識外，需要掌握更多的相關知識，掌握一門或幾門外語的財會人才相對來說更具競爭力。

《財會通訊》：從財務或會計工作的角度，通過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得到哪些啟示?

邵瑞慶：本次問卷調查的結果反映了我國企業普遍存在著風險意識不強的情況，盡管已經意識到進行財務管理、風險管理的必要性，但在日常工作中仍未因其足夠的重視并付諸實踐。這給財會工作者敲響了警鐘，財會工作者在進行任何工作都應有風險因素這一根弦，危機到來時也能夠從容應對。企業應該加強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優化內部控制環境，有效地進行風險管理。

調查結果也顯示了在市場萎縮、競爭加劇的環境了下，企業加強成本管理的重要性。調查中34.26％的受調查者所在行業為制造業。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支柱，目前金融危機已經蔓延至實體經濟，應對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應該是加強風險管理，但成本管理也是應對金融危機不可或缺的一種手段。企業應優化生產與業務流程，研究探討成本管理模式，進一步降低產品成本，為在競爭中創造更大的生存空間。

《財會通訊》：金融危機對財會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工作能力提出哪些要求?哪些方面正是當前財會從業人員所欠缺的?

部瑞慶：除了財會專業技能之外，財會人員必須對管理、經濟、金融有一定的涉獵，成為綜合復用型的人才，并且要具有敏銳的思維。現在財會人員會被要求做一些財務分析，如果所進行的是一種高質量的分析，必然地需要與財會相關的其他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這次金融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問題，涉及到的不僅是財會問題，而且是金融監管等一系列問題。我國目前財會人員所欠缺的是金融等與財會相關方面的知識，大多數的財會人員只關注完成技術性的記賬、算賬、報賬任務而對其他方面的知識了解較少，這是以后財會教育所必須關注的地方。

由于我國目前財務人員的結構中、初級人才明顯過剩，占的基數很大，而高級人才比較稀缺，隨著競爭的加劇，中、初級會計人員的就業比較困難。金融危機下凸顯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以及具有專業會計資格人才的重要性。那些不僅對數字十分敏感，而且具有全局和戰略眼光、具備應對日趨復雜形勢能力和判斷決策能力的財會專才，將越來越緊俏，對企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金融危機中很多企業倒閉了，而生存下來的企業制勝之道，一是有效的管理制度與機制，二是擁有財會專才。現在不少企業業務日趨復雜、供應鏈越來越長、經營風險越來越大，這就對企業財會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財會人員不僅要有精湛的財會專業技能，還要有專業嗅覺和溝通技能等軟技能，才能確保企業在戰略上取得成功。對于這種財會專才，不僅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非常渴求，就是發達國家也同樣十分缺乏。這正是今后我國財會職業教育必須努力的方向。

《財會通訊》：通過此次金融危機，您認為會給會計理論教育帶來什么新內容?

邵瑞慶：本次金融危機對于會計理論教育來說，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會計是一種技藝，在會計信息的生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烙下會計人員的判斷痕跡。盡管具有作為會計信息生成標準的會計準則，但會計準則所提供的標準并不是那么好把握。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具有客觀性，但已不能滿足現實環境下的計量要求。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全面地引入了作為國際會計計量潮流的公允價值，在經濟高漲時期由于謹慎性原則不會受到質疑，但在經濟萎縮時期問題就凸現。傳統的會計認為，會計特別是財務會計是對已發生的經濟交易或事項的一種記錄，必須是客觀的，但現代會計其確認、計量，包含了對未來的預期。特別是一些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給會計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衍生金融工具是透支、想象、設計未來。而現在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很大，未來的不確定性更大。作為本次金融危機起源的次貸問題的關鍵在于，不確定性被放大了，吹噓未來很好，但未來的事情會計能把握多少?會計如果對這種未來的不確定性過于樂觀，所生成的會計信息必然存在著泡沫。

毋庸置疑。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實只能建立在過去有限時間的基礎之上，而未來卻是無限的，因此想象力可以充分發揮，作為會計信息被披露的資產的規模可以無限膨脹。盡管謹慎性原則與我國習慣的報喜不報憂思想相違背，但在會計信息生成中必須應予以貫徹的。會計對歷史交易都小心謹慎，隨著時間的推移，要重新進行判斷計提準備，對未來怎么能那么樂觀呢?因此，在會計理論教育中，不僅應全面地理解與把握會計的思想與原則，更應反思使用公允價值這些會計新概念的積極意義、應用條件以及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篇4

我不反對金融開放，但對“沒有外國人競爭，中國金融監管就會低標準”的判斷不敢茍同。金融監管標準是人為制定的，也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演變的。如果中國的金融安全、金融健康需要一個高標準，那就制定并執行一個高標準。難道沒有外國金融機構競爭，中國的金融監管就會弱化？顯然不合邏輯。

事實也不支持這樣的判斷。中國金融開放多年，全世界幾乎所有的著名商業銀行早就在中國開展業務，中國內資銀行也早就c它們開始競爭了，為什么今天的中國內資銀行還會出現高杠桿、低資產、不良貸款增多的問題？換個角度看，美國金融市場匯集全球6000家金融機構，競爭不激烈嗎？監管不標準高嗎？為什么還會發生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什么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在檢討金融監管的不足？

我們不能把政府監管和市場發育混為一談。難道不用政府監管，引入外國金融機構競爭就能自然生發出“高標準”？我認為，無論是金融機構內部的自律還是外部約束，其標準的不斷提高，都是因為市場失靈或競爭失敗，包括今天所出現的高杠桿、低資產和不良率上升問題，不是因為競爭不充分，而是因為“競爭過度+監管放松”所致。

所以我認為，“縱容低標準”不是市場競爭不足，而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放松金融監管、市場過度競爭的必然產物，它是監管不到位的具體體現。不只是中國，發達國家一樣如此。

理論上，市場的過度競爭會導致所有參與者利潤不斷趨近于零，而生存的本能欲望，極易導致“經營失德”。當所有金融機構都拿不到足夠錢去運營的時候，它們必然要沖擊監管紅線，最基本的行為就是加杠桿，通過放大風險去博取高收益。如果這時候監管機構對這樣的行為放松監管，將導致金融自由化，金融風險也必然上升。對此有疑惑的人不妨去看看，中國這幾年金融的發展是不是沿著強化競爭、放松監管、引發混亂、加強治理這樣的道路在走？

有人美其名曰：這是在試錯。我不以為然。因為，這樣的歷史教訓多如牛毛，如此低級的“錯”根本不用試，否則社會將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是嗎？監管不足的情況下，市場化配置金融資源，把多少金融資源送進了無底洞？過往的教訓擺在我們面前，可我們的監管者為什么不做深刻的檢討？反而進一步推進自由化？這著實讓人痛心。

篇5

關鍵詞:金融危機 公允價值 市場

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之后,美國金融形勢驟然惡化,世界各大銀行相繼出現不同程度的危機。曾被稱為“代表未來計量方向”的公允價值,一夜之間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因此分析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的關系,尋找危機爆發的主因,以便更好地化解金融危機成為當務之急。

一、公允價值不是金融危機的元兇

會計是對過去的交易或事項進行反映,事實在前、反映在后這是無法顛倒的,作為反映經濟活動的會計不可能對企業的經營、投資等活動具有防范于未然的能力,而最多只有亡羊補牢的本領。公允價值決不是金融危機的元兇,對于這一結論我們可從2008年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發表的聲明中得到證實,[1]聲明列舉了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這些原因包括追逐高收益、缺乏適度的風險評估和監管缺失;脆弱的保險業標準、不健全的風險管理行為;日益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度負債;決策者、機構監管者沒有充分地意識到并且采取措施應對金融市場正在擴大的風險,未能及時實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慮本國監管不力所產生的后果。可見導致金融危機的主因中并沒有提及公允價值,這是對以公允價值計量提供會計信息的一種肯定。公允價值計量的優勢有:

1. 公允價值計量更支持決策有用觀

在現行的經濟環境下,有些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與最初確認時發生了很大改變, 如果仍采用歷史成本計量, 就不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價值,提供的信息對決策者是沒有用的。會計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是決策有用性,只有對決策人有用的信息才是決策者最關注的,而以公允價值計量,能真實的反映企業價值的提高和有效避免掩飾投資失敗造成的損失[2]。例如,當某些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已經大幅下降時,金融機構及其交易人員仍使用歷史成本計量,就會誤導投資者。因此公允價值比歷史成本能更加透明及時的讓信息使用者了解企業的時務狀況。

2. 公允價值計量更支持“配比原則”

配比原則是指收入與成本、費用的配比,在歷史成本法下計算利潤時, 收入按公允價值計量,費用則按歷史成本計量,雖然計量單位都是貨幣,但計量口徑卻完全不同。從而出現收益超分配、虛利實虧的現象。而采用公允價值這種現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收入和成本費用均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經營成果是管理當局真正的經營業績,從而有利于正確評價企業的經營成果。

3. 公允價值計量面向未來

歷史成本屬于過去時態,只能用于初始計量并供以后各期進行攤銷和分配,不存在后續計量問題,對企業的預測性比較差。而公允價值計量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計量方式,在對一些新的交易活動或事項進行核算時,能為會計信息的全面性與可靠性提供保障。

二、公允價值雖不是金融危機的元兇但也并非無責

雖然G20并未將公允價值列為金融危機的主因,但作為會計界不能因此而置身于危機之外,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公允價值并非完美無缺,它所呈現的也并非資產或負債的真實價值而是價格,而價格肯定會經常背離價值的。當金融危機發生后市場被扭曲,價格與價值相背離,在這種情況下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其缺陷表現如下:

1. 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性加劇了資產、負債的擴張和收縮速度

公允價值具有順周期性,即在經濟繁榮、資金流動性較強的環境下,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其價格將不斷上漲,此時企業的資產、利潤會被高估,由此會促使其信用的過度擴張和財務杠桿的過度使用[3]。伴隨著巨大的收益,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將會進一步放大,影響金融機構抵御和化解風險的能力。而一旦經濟不景氣市場看空,公允價值計量便會使資產大幅縮水,利潤大幅下降甚至出現嚴重虧損,從而需要計提減值準備和減少所有者權益,為規避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管理者就會加大對資產的拋售力度,與此同時投資者的信心將會受到打擊從而引起恐慌性拋售,造成其價格新一輪下跌。因此,公允價值計量會加劇資產、負債的擴張或收縮速度。

2. 估值風險的存在無法保障公允價值的可靠性

公允價值要求在公平的市場中存在著熟悉情況的雙方,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完全充分的競爭市場,在這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為此準則規定分三個級次來進行確認即:市價法、類似項目法和估價技術法,具體情況如圖1。當存在活躍市場時以市場價格作為其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時參考類似項目確定其價值;當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場價格信息時,則采用估價技術。估價的方法就是借助各種模型,而不同模型及所設置的變量是不相同的,從而使估值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較強的主觀性,從而產生了估值風險。有研究表明,對于風險特征相似的金融資產,根據不同的假設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價值及對損益的影響是不可比的,這就無法保障公允價值的可靠性。

三、金融危機對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啟示

1. 活躍的市場只是公平市場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公允價值的第一層次,是以市場價格作為判斷資產和負債價值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符合條件的市場進行明確限定,即什么樣的市場是公平市場,危機前僅以交易是否活躍作為唯一判斷標準,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第一,活躍的市場只是公平市場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公平市場至少還應包括每一產品都應有眾多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每一項產品和服務都應是同質的,交易雙方信息充分對稱,市場的進入和退出沒有成本。

2. 重視特定主體的信息

當活躍的市場已不復存在時,即公允價值計量賴以存在的前提發生崩潰時,要改變基于市場的信息比基于特定主體的信息更可靠的認識,回歸到一種更能反映資產實際價值的估價方法[5]。例如,在金融危機下市場流動性不足時,投資者非理性的出售金融產品,造成市場資產價格與價值出現嚴重偏差時,此時基于市場上的數據往往不能反映出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在這一情況下,利用特定主體的信息得出的公允價值會比利用市場上數據得出的公允價值會更加公允。另外由于不同地區、不同時間可能存在不同的符合公平市場條件的價格,為了避免管理層出于自身利益動機進行選擇從而影響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此時應由外部獨立的資產評估機構于每一會計期間發表某地區公允價值的權威文件作為計量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