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27 11:30:41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碳中和的目的與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橋梁工程;預應力管樁;施工控制
1.前言
預應力管樁具有樁身質量穩定可靠、強度高、耐施打、穿透土層能力強、施工快捷方便、工程造價相對較低等優點。近些年來在建筑和橋梁基礎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已成為很常用的一種樁型。珠三角地區近年來施工的房建工程絕大部分都采用預應力管樁基礎,部分橋梁也采用預應力管樁,那么是否在任何地質情況下預應力管樁都是適用的呢?下面我們將作進一步的探討。
2.預應力管樁的制作與施工
預應力管樁由工廠制成,是離心混凝土管且一般都用蒸汽養護,混凝土質量有保證。管樁的耐腐蝕性也好,原因在于管樁是用離心法+鋼模板+蒸養制成的,離心法保證了混凝土的高度密實,鋼模板保證了管樁的尺寸,蒸養保證了混凝土的強度。預應力管樁在制作過程中均采用高強度的預應力鋼絞線對樁身施加壓應力,并采用高標號的混凝土制成,以抵抗打樁過程中產生的沖擊力和拉應力,所以樁身強度高、樁徑小、單樁承載力相對較高。
預應力管樁的施工一般采用柴油錘打入地基中,在樁的施打過程中樁錘不斷的沖擊樁身,使樁尖不斷地擠入土層中,直至達到設計深度或設計所要求的貫入度。預應力管樁的承載力是樁周的摩擦力和樁底支承力的和。由于預應力管樁一般只是打入強風化巖層,很難打入微風化,樁徑又相對較小,一般情況下樁底支承力在樁身承載力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3.預應力管樁不適用的幾種情況
1、對預應力管樁,短樁(8
① 在局部沖刷作用較強烈的地方,缺少由軟至硬過渡的風化殘積土層,樁由上部軟弱土層直接進入堅硬土層或強風化層,樁長較短時,樁側的摩阻力較少,并且樁周的側限很小,所以承載力和橫向穩定性都達不到設計預期的效果。
② 由成樁機理來看,沉樁時樁周土由于受到劇烈擾動,且樁~土界面之間孔隙水的擠出而在樁側形成“水膜”,使樁側阻力大為降低,而在樁底,沉樁時除了要求克服土層的抗剪強度外,還要克服超孔隙水壓力及急速沉樁引起的動阻力,后兩者消耗了沉樁很大一部分能量。成樁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超孔隙水壓力逐漸消散而使樁端阻力減少,在樁側土則由于重新恢復固結而使樁側摩擦力增加。在長樁的情況下,或是短樁但上部土層較好的情況下,側阻力的增加彌補或超過了樁端阻力的減少,總承載力仍可維持與沉樁時一樣或有增加;在短樁且上部土層較差的的情況下,所增加的側阻力不足以彌補端阻力的減少,因此其總承載力比沉樁時的阻力要低。
2、當巖層起伏較大,巖面傾斜度大,缺少由軟至硬過渡的風化殘積土層和強風化層,或強風化層較薄時,對預應力管樁的使用也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況下,當我們對預應力管樁進行施打時,由于上層的阻力很小,樁端很快就進到巖層表面,由于巖面傾斜度大,在樁尖進入到巖面以后,繼續施大的沖擊力將使整條樁沿巖面滑移,直至破壞。
3、石灰巖(巖溶)地區,石灰巖不能做管樁的持力層,除非石灰巖上面存在可作管樁持力層的其他巖土層。大多數情況下,石灰巖上面的覆蓋土層屬于軟土層,而石灰巖是水溶性巖石(包括其他溶巖)幾乎沒有強風化巖層,基巖表面就是新鮮巖面;在石灰巖地區,溶洞、溶溝、溶槽、石筍、漏斗等等“喀斯特”現象相當普遍,在這種地質條件下應用管樁,常常會發生下列工程質量事故:
① 管樁一旦穿過覆蓋層就立即接觸到巖面,如果樁尖不發生滑移,那么貫入度就立即變得很小,樁身反彈特別厲害,管樁很快出現破環現象:或樁尖變形、或樁頭打碎、或樁身斷裂,破損率往往高達30~50%。
② 樁尖接觸巖面后,很容易沿傾斜的巖面滑移。有時樁身突然傾斜,斷樁后可很快被發現;有時卻慢慢地傾斜,到一定的時候樁身被折斷,但不易發現。如果覆蓋層淺而軟,樁身跑位相當明顯,即使樁身不折斷,成樁的傾斜率大大超過規范要求。
③ 樁尖只落在基巖面上,周圍土體嵌固力很小,樁身穩定性差,有些樁的樁尖只有一部分在巖面上而另一部分卻懸空著,樁的承載力難以得到保證。
4、從松軟突變到特別堅硬的地層,大多數石灰巖地層也屬于這種“上軟下硬,軟硬突變”的地層,但這里指的不是石灰巖,而是其他巖石如花崗巖、砂巖、泥巖等等,對預應力管樁的施工是極為不利的。因為預應力管樁在可液化土及超厚淤泥層中幾乎沒有側向保護作用、無側限,一旦碰到巖層時,反沖力大,更難于打入,貫入度也會立即變小甚至為零,這時就很容易使樁產生失穩破壞或拉應力大于預加應力而使樁身拉裂。所以在這樣的工程地質條件下打管樁,不管管樁質量多好,施工技術多高明,樁的破損率都會很高,這是因為中間缺少一層“緩沖層”。即使不破壞橫向穩定性也較差。
另外孤石和障礙物多的地層、有堅硬夾層且又不能做持力層的地區也不宜采用管樁。
以上幾種地質情況對預應力管樁的施工都是極為不利的,在實際的設計施工過程中也都會碰到比較相似的情況。為保證整條樁的安全可靠性,建議設計人員在碰到以上情況時,盡量避免采用預應力管樁,以利于施工和滿足承載力的安全要求。
4.施工中應注意控制的項目
1、樁機就位:打樁機就位時,應對準樁位,垂直穩定,確保在施工中不傾斜、移動。
2、樁錘的選擇:對預應力管樁的施工,樁錘的選擇非常關鍵,若錘重太少,不能順利將樁送入土中,很難達到設計深度,并且錘擊次數過多也易造成樁身破壞;樁錘太大,也易使樁身受損。
3、打樁:打樁宜采用重錘低擊,用重錘低擊的施打方法,可使打樁的破損減少到最低程度,承載力也可達到設計要求。在錘與樁帽、樁帽與樁頂之間還應有相應的彈性襯墊,成樁達到硬土層后,不能猛打,并適當控制總錘數。
4、打樁的順序:根據樁的密集程度,打樁時可采取從中間向兩邊對稱施打,或從中間向四周施打,根據樁的規格,宜先大后小進行施打。
5、收錘標準:即停止施打的控制條件,這與管樁的承載力之間的關系相當密切,收錘標準應包括最后貫入度、樁入土深度、總錘擊數及最后1m錘擊數、樁端持力層及樁尖進入持力層深度等綜合指標。這些綜合指標不是無側重的,樁端持力層、最后貫入度或最后1m錘擊數這幾個指標是收錘標準中的主要指標。樁端持力層是定性控制,最后貫入度或最后1m錘擊數是定量控制。所以,一定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認為列出這么多收錘指標,收錘驗收時一定要全部達到以上這些指標不可,應該有所側重,突出重點,抓住主要矛盾,同時參考其他指標,作出綜合評定。
隨著全球減排機制的加速發展以及人們對減排呼聲的不斷提高,基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理念的“碳中和”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念,最早起源于1997年倫敦未來森林公司(現改名為碳中和公司The Carbon Neutral Co.)的商業策劃。這家公司以“碳中和”為商標,幫顧客計算出其一年之中直接或間接制造的二氧化碳,然后讓顧客選擇以植樹的方式吸收相對應的二氧化碳,以達到顧客“碳中和”的目標。在此之后,雖然這種以植樹來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因受到環保組織普遍質疑而未能推廣,但“碳中和”這一概念還是被西方主流媒體廣泛接受和宣傳,并成為越來越多的知名企業和社會團體零排放運營的最佳綠色環保標簽。
目前,國際社會上具有強烈環保意識的組織和個人積極自愿地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當中,通過投資或購買一些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的項目活動所產生的減排額度達到組織或個人的“碳中和”,如匯豐銀行,雅虎網站,惠普公司,樂購,歐洲之星等都已紛紛加入到“碳中和”行列。
“碳中和”理念在全球的發展和擴張已經從最初的純企業行為變成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同行業、不同層面間的減排總動員;同時,在政府大力推行之下,“碳中和”也悄悄地發生著由純“自愿”向“官方計劃”的形式轉變,成為了全球減排機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碳中和與體育盛事
截至今日,個人、企業和體育賽事都紛紛打出“碳中和”旗號,其中2006年都靈冬奧會和2006年德國世界杯成為了體育界“碳中和”實踐的良好范例。
2006年的都靈冬奧會是迄今為止首次實現全程“碳中和”的奧運盛事。實現“碳中和”,完全抵消奧運會活動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確保都靈冬奧活動對氣候無害,是都靈冬季奧運組委會計劃中重要的基礎部分。據都靈奧組委計算,為期16天的冬季奧運賽事預計將排放10萬噸的二氧化碳,其主要來源是交通和比賽場館的運轉。為抵消這些碳排放,組委會進行了一項“都靈氣候遺產”(HECTOR)計劃,使這些二氧化碳排放將通過林業、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計劃得到抵消。除此之外,在都靈冬奧會的諸多環保方案中,還有一項名為“天然冷凍劑”的新方案與溫室氣體減排息息相關。該項自愿性方案由冬奧會兩大贊助商──麥當勞與可口可樂,加上聯合利華公司共同出資支持,并由環境規劃署與綠色和平組織支持。方案目標是推廣各攤位販賣點使用替代冷凍技術來冷凍食品和冷飲,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地球氣候與臭氧層。可口可樂在運動會場設置了1000具冷飲設備,均是利用二氧化碳來當作冷卻劑,如此一來,可減少氟氯碳化物(CFC)及氟氫碳化物(HFC)等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使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示,如果這項技術推廣到全球規模,將可大幅降低冷飲業者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同時又可保障地球的臭氧保護層不被破壞。環境規劃署在洛桑體育博物館舉行的“全球體育與環境論壇”(Global Forum Sport and Environment)國際會議上公布,都靈冬奧會期間排放的溫室氣體,有70%被抵消,創造了冬奧會新紀錄。而隨后舉辦的2006年德國世界杯更是超額抵消了該賽事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即德國世界杯通過在印度和南非的環保投資獲得“碳抵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10萬噸,而比賽期間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只有8千噸。
北京奧運的“碳中和”路徑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三大理念是“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其中“綠色奧運”的口號不在局限于環保單個方面,而是從氣候變化、環境保護、世界和平、公平競爭、科技進步以及可持續性發展等方面尋找多元化的支撐點。在早些時候,北京《奧運行動規劃》就明確對奧運會進行了整體的綠色規劃。以《奧運行動規劃》為指導,北京奧組委一直在積極地采取措施以實現節能減排目標,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履行環境保護的義務,具體包括在北京奧運場館的建設中,將能耗指標要求作為工程建設的附件納入場館建設施工;廣泛采用太陽能和風能這兩種“綠色”能源為體育場館和奧運村供電;采用新型環保建材并通過廢物的循環再利用以節約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
然而,北京奧運會要想更好實現綠色奧運的目標,僅僅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還遠遠不夠。北京奧運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是奧運前期場館建設以及奧運期間的交通和比賽場館的運轉,有數據統計,北京奧運會預計將吸引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萬名運動員,這些運動員前往北京所乘坐的飛機將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參加北京奧運比賽過程中,平均每位運動員將向大氣中排放約4噸的二氧化碳。
2007年10月25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做的一份評估報告―《北京2008年奧運會:聯合國環境署評估報告》建議北京奧組委應該制定并實施一個“碳中和”方案,起碼抵消由于舉辦奧運會而在中國產生的所有碳排放。
2007年3月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開始推動一項“奪金路,碳中和”的全球活動,號召各國運動員為自己的碳排放買單。借此契機,北京奧運會可以盡快與世界環保組織合作開展“低排放”、“碳中和”活動,鼓勵境內外參加奧運會的團體和個人,通過投資國內潛在減排項目或在自愿減排市場購買已核證的減排量達到自身的“碳中和”。把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和“碳中和”的理念納入本屆奧運會,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暫時無需承擔強制減排義務,而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我國一直在積極努力開展溫室氣體減排工作。恰逢此時,我們利用本次奧運會,在國內宣傳和實踐“碳中和”的理念,通過引入外資贊助的模式向國內具有減排潛力的項目進行投資:北京奧組委可以選擇一家具有良好信譽的國際性銀行、環保型能源企業或者是碳金融機構作為北京奧運會的碳減排信用額贊助商,由贊助商出資購買國內減排項目產生的碳減排信用額,并將這些碳減排信用額捐贈給北京奧運會以供“碳中和”之用。
采用這種全新的國際綠色體育贊助模式,可以使北京奧運會在現有節能減排的基礎上獲得提升;同時可以另辟蹊徑,為國內的減排項目引入資金,推動我國減排項目的發展;另外,還可以通過北京奧運會這一盛大賽事的良好宣傳和示范效應,推廣“碳中和”理念,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引入國際減排合作機制促進我國減排項目的發展;最后,“碳中和”奧運會的舉辦將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國在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以緩解我國在后京都時代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談判壓力,帶來名譽和利益雙贏的局面。
據全球權威機構統計資料顯示,交通運輸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8%。在歐洲,這一比例甚至高于18%。據歐洲運輸與環境聯盟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歐洲交通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據了歐盟27國的29%。交通運輸行業對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難辭其咎,這對于全球航空與公路運輸業的領軍企業而言則是一項大的承諾。TNT、UPS、DHL等幾家國際快遞企業正積極通過企業和個人的共同行動來減少因大量使用飛機、車輛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繼制定“綠色快遞”的實施計劃。
TNT“心系我星”二氧化碳減排計劃
作為TNT全球二氧化碳減排戰略舉措的一部分,TNT將在中國全面實施名為“心系我星”(Planet Me) 的二氧化碳減排計劃。TNT于2007年8月底在全球的“心系我星”項目致力于提升TNT在監測和治理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執行力度和透明度,進而在公司運營過程中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排量。同時,該項目號召和激勵TNT全球159000名員工在日常生活中,同樣致力于此項使命。
TNT集團全球CEO彼得?巴克(Peter Bakker)先生指出:“‘心系我星’這一計劃具有非常顯著的商業意義。客戶、政府部門、我們的員工以及大眾都在關注著大公司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問題。對TNT而言,二氧化碳減排所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因為針對運輸業的減排技術還不成熟,同時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才能將其付諸實施。盡管如此,TNT的這一戰略使我們踏上成為世界上首家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快遞與郵政服務公司這一征程。”
TNT致力于戰勝全球變暖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既然快遞業在全球變暖這一問題上難辭其咎,那么他們就應義不容辭地為之提供解決方案,加上客戶正不斷測評供應商幫助他們改善環境的能力,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正頒布法令以降低車輛尾氣排量,公眾亦希望污染環境者將其清理干凈。
TNT“心系我星”計劃包括三部分,即“二氧化碳排放計量”、“橙色準則”和“橙色選擇”。通過在企業運營和員工及家庭兩個層面所進行的努力,使大幅度減排二氧化碳成為TNT公司使命的一部分。
去年8月21日,TNT在荷蘭鹿特丹地區啟用歐洲大陸第一款電動型零廢氣排放運輸卡車,作為鹿特丹環境項目的一部分,TNT投入兩款史密斯(Smith)電動型運輸卡車,用于其快遞和郵政業務。這兩款分別為載量3.5噸的史密斯Edison EV型卡車和載量9噸的史密斯Newton EV型卡車,運行完全達到二氧化碳零排放標準。這一率先舉措有力地幫助了鹿特丹市政府達成202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標,即將該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減至1990年的一半。巴克先生表示:“我們了解并重視我們所在行業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也意識到我們對氣候變化有不可推卸的企業責任。因此,我們有義務致力于提供一個可行且長久的解決方案。TNT對環境保護所作的努力也具有商業意義,因為我們的利益相關方對TNT在環境保護方面所作的努力和產生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視。”
TNT大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邁克?德瑞克(Michael Drake)表示:“作為一家業績增長迅速的跨國公司,TNT將二氧化碳減排舉措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融入到公司的業務發展與運營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我們會在運營層面逐步推進和實行二氧化碳減排措施。同時,與TNT全球一樣,我們也號召TNT中國的15000名員工將這一舉措延展到他們的個人生活中。”
DHL亞太區推出碳中和運輸服務
DHL近日正式推出面向亞太地區的碳中和運輸服務“DHL綠色快遞”(DHL GOGREEN EXPRESS)。該項服務將在未來一年內,在澳大利亞、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度等17個亞太國家和地區推廣。
“DHL綠色快遞”是DHL為客戶提供碳中和以及低碳運輸服務的“綠色運輸項目”的一部分。在這項增值服務中,客戶可以選擇將其全球范圍的全部或部分業務加入“DHL綠色快遞”并支付投遞費用的3%作為“綠色基金”。DHL將計算每票快件在整個投遞過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并通過對相關碳管理項目如汽車替代燃料技術、太陽能電池板和重新造林等再投資來削減和抵消全球快件運輸中的碳排放。所有項目都經過DHL特別設立的碳管理基金會鑒定并批準。為保證權責明確和透明公開,瑞士通用公證行將作為該項目的監管人。同時,客戶每年會收到DHL頒發的證書,標明以其名義削減或抵消的碳排放數量,以示公司在降低碳排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可持續發展已經逐漸成為DHL領導理念的核心要素。”DHL快遞亞太區CEO唐睿德表示,“除了關注DHL自身對環境的影響,我們還希望通過為客戶提供多種運輸選擇幫助他們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作為行業創舉,‘DHL綠色快遞’是一項簡便易行的碳中和服務,旨在直接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UPS在北京部署國IV環保運輸車輛
在訪談開始,梁本凡為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國東部沿海一個城市的人民非常富裕,但是由于過去不注意環境保護,引進和發展了很多污染型企業,尤其是一些重金屬污染型企業,把當地的水源土壤江河都污染了。企業主失去了家園,他們的親屬也跟著失去了家園,不能在家鄉生存下去,只能把工廠搬遷到外地,把家搬到別的城市,到外地就業謀生,成為無家可歸的富裕流浪者。
企業不僅要掙錢、創造經濟效益、為職工為社會謀福利,更重要的還要保護好生態環境,走低碳發展之路。在本刊與中國青年報社共同發起“中國2010企業創新年會暨低碳經濟發展高峰論壇”之際,梁本凡就“低碳經濟”等問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經濟》: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形勢下,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必將帶來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科學技術等多方面的巨大變革。您如何看待這些變革?
梁本凡:氣候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現有工業化的產物,是人們追求物質生活的產物。這種追求物質消費,追求GDP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定會帶來巨大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化以及人類生態環境危機。顯然,這種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變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全球以低碳經濟為特征的生態文明,以低碳消費為特色的綠色生活方式。
這種變革對我們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生產工藝和技術、城市運營和人類生活行為都會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其結果必然是人類走向一種新的文明,一種環境優化、資源節約、低碳生態為特點的新文明。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經濟》:“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型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您如何詮釋低碳經濟的意義?
梁本凡:低碳經濟有五個方面指標。第一是以很小的溫室氣體排放生產出更多的國民財富。
第二個指標是低碳消費,即滿足人基本消費所需要的碳排放比較少的一種經濟模式。現在美國的人均碳排放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我們國家人均碳排放目前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一些非洲國家,尤其是孟加拉國這樣不發達的國家,人均碳排放非常低。
因此,我們提出的低碳經濟,是指在經濟高度發展前提之下的低碳經濟,而不是貧窮的低碳經濟。貧窮的低碳排放不等于低碳經濟,只有經濟發展條件下的低碳排放才是低碳經濟。
第三項指標指有一個清潔的能源生產與供應結構。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的碳能源消費中,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占的比重比較大。
第四個指標是碳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少占用綠地、經濟生態系統,更多營造森林,讓綠色植物吸收捕獲大氣中的碳,形成碳匯。
第五個指標指由高碳消費、高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模式向低碳消費、低溫室氣體排放轉換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有技術革新、政策推動和人們生活理念、倫理價值觀的變革。所以,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與清潔生產、綠色的生活方式、生態文明建設、人們面向低碳發展的行為方式分不開。
《經濟》:低碳經濟的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這些對于企業會有哪些啟示?
梁本凡:一個企業首先要意識到適應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是必然要履行的職責。企業只有盡早地承擔起減緩氣候變化的責任,才能夠避免自身競爭力的損失,避免自己的企業被淘汰。只有盡可能早地進行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企業的產品才會具有更大的市場份額,獲得更大的市場競爭力,企業的生存才會找到新生機。
《經濟》:增加碳匯作為低碳經濟、低碳城市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越來越受到業內人士關注。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梁本凡:地球最大的碳匯是海洋,其次是森林。我們國家森林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重不大,但是對吸收二氧化碳、中和碳排放具有巨大的價值。在我國未來碳排放預算空間已經不多的情況下,需要加大造林力度,增加碳排放空間,從而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
《經濟》:據了解,單靠改變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要降低碳排放10%都非常難,但通過森林建設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對此您有何見解?
梁本凡:植樹造林、保護森林、實現碳減排,最大的特點是成本小,效益大。改變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降低碳排放,要犧牲一部分企業和地區的利益,需要有技術和資金投入,需要很大成本。
而植樹造林的成本小、效益大。因為森林不僅具有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還能提供經濟社會所需要的木材、林產品,并能調節氣候,改善人居環境,其綜合效益無可比擬。應該提倡以建設森林碳匯的方式來中和碳排放,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
《經濟》:您如何看待“中國2010企業創新年會暨低碳經濟發展高峰論壇”召開的意義?
梁本凡:低碳經濟發展高峰論壇對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對推動企業經營發展戰略,市場推廣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希望通過這次“中國2010企業創新年會暨低碳經濟發展高峰論壇”,我們國家的企業在低碳發展道路上能占領低碳經濟制高點,形成低碳競爭力,在低碳經濟時代,再創輝煌。
《經濟》:低碳環保是一個長期計劃,對于未來發展,您有何建議?
梁本凡:各級政府要在低碳發展方面有具體實施規劃,制定具體的政策和行動。我們的社區和學校要充分宣傳低碳消費對低碳經濟建設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作用。少開車,適當調配飲食結構,購買帶有綠色環保標簽的產品,這對促進低碳環保事業具有重大意義和作用。
低碳環保是每個公民的責任,應該從生活中的每件小事、每個細節做起。
《經濟》:在低碳環保方面,企業肩負著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在這其中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梁本凡:企業是經濟社會的基本單元,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低碳環保目標的實現,主要靠企業采取清潔生產技術、管理技術來進行生產。
清潔的生產工藝、生產技術會帶來清潔的環境。所以企業家在低碳環保建設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比普通公民更為重大。企業家要在低碳環保建設過程中對社會責任、社會效益和資本利潤方面進行權衡,不可過分見利忘義而只顧資本回報,忽視了自己應承擔的治理環境、實現經濟轉型的責任。
《經濟》:目前強調低碳環保的這個大環境對于企業來說存在怎樣的機遇?
所謂“森林碳匯”是指森林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與土壤當中,從而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過程。森林碳匯僅僅是指固定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而林業碳匯則用了森林的碳匯功能,通過植樹造林和森林的經營管理來達到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的目的,并且按造相關的規則進行交易的過程和機制,簡單的說,林業碳匯就是產生二氧化碳排放的企業或者個人通過一定的機構購買自己的減排量,購買機構用所得去植樹造林,通過森林碳匯功能達到減排二氧化碳的效果,為減少溫室氣體作出貢獻,森林碳匯體現的是森林的自然屬性,林業碳匯是利用森林的自然屬性達到社會屬性。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北京園林綠化國際合作項目辦公室主任王小平提到:“政府正在鼓勵更多的企業購買碳匯。林業碳匯的提出將林業的生態效益變成了一種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態產品。尤其是現在北京正在舉辦奧運會,碳匯在北京的發展不僅會成為北京綠色奧運的寶貴遺產,還會增加大家對北京環境意識的認識。”
豐富“綠色奧運”內涵
據了解,2006年都靈冬奧會期間,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全部購買了自己的碳排放,由此,都靈成為第一個零排放奧運會。據王小平介紹,目前北京也正在和奧組委接洽,利用北京奧運的契機,促進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以及官員自愿購買自己的碳排放。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全世界風起云涌的“自愿減排”潮流使這種方式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中一種通用的減排方式。
王小平告訴記者,為了迎接北京奧運會的到來,北京市林業局在這方面已經做了相關的工作。比如已經設定了生態林的監測站,2006年啟動了北京山區森林健康經營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研究如何通過森林的經營來達到碳匯的效果,提高森林的碳匯能力。今年3月北京啟動了大型公交車的行動,今年4月,北京市利用綠色奧運的契機啟動了兩個項目:房山的林業碳匯項目和八達嶺的個人造林項目,其中房山項目是第一個以林業碳匯為目的的造林項目??這一系列活動的舉辦豐富了綠色奧運的內涵。
事實上,近年來北京市已經開始積極采取措施,減少碳排放應對氣候變暖。作為目前國際公認的削減碳排放最經濟有效的替代手段――通過造林、再造林等林業碳匯措施減少大氣中CO2濃度,已經引起北京市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北京來說最有效的途徑也是利用森林固碳來達到減排。
王小平提到,全國森林植被的平均碳密度為49噸/公頃,北京為22.5噸/公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50%,這個數字說明北京具有巨大的碳匯服務市場潛力。此外,北京可以用來碳匯造林的面積為4.6萬公頃,隨著碳匯造林的不斷增加,生態涵養區的生態效益將達到800億元。
在采訪中,王小平呼吁廣大企業和個人參加到碳匯造林的活動中來,據王小平介紹,北京市正式啟動的中國綠色碳基金中石油北京市房山區碳匯造林項目,就是中石油通過中國綠色基金會購買的碳匯項目,項目共造林6000畝。項目建成后不僅可以使項目區的植物種類和生物多樣性顯著增加,使林地涵養水源、水土保持和防風固沙的功能顯著增強,還可以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緩解了燕山石化帶來的污染問題,增加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吸收和氧氣的排放量。與房山碳匯造林同時啟動的還有來全國首批個人出資的碳匯造林項目――八達嶺林場碳匯造林。從今年春天開始,八達嶺林場在碳補償資金的持續支持下營造以白皮松、栓皮櫟、元寶楓等為主的碳匯示范林。根據專家計算,每出資1000元將獲得5.6噸碳匯。
除了開展造林活動,王小平告訴記者,北京市還進一步推進鼓勵市民在機動車使用中實現碳中和。據悉,目前,北京市機動車的數量已經突破了300萬輛,并且正在以每天1500輛的速度增長,到奧運會之前,北京的機動車數量將達到325萬輛左右。如按每車每年1.5-2.1萬公里行駛里程計算,其排放量約5-7噸二氧化碳。據專家測算,平均出資1000元在京開展碳匯造林并使其生長20年,即可抵消一輛車的碳排放,從而實現車輛使用碳中和。當前,中國綠色碳基金開展的購買碳匯、贈送“綠色車貼”活動已經啟動,圍繞這些活動,不少車輛擁有者積極購買碳匯,實現碳中和,為綠色奧運貢獻一己之力。
“目前相關政府部門正在大力進行碳匯知識的宣傳,多渠道發放碳匯宣傳資料,在一些公共場所或運動員駐地也設立宣傳站和捐款箱,希望奧運期間境內外來京參加奧運的人士多多出資購買碳匯以抵消個人旅行及參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兌現綠色奧運承諾,豐富“綠色奧運”內涵。”王小平告訴記者。
以市場化手段推進林業碳匯
一度被媒體熱炒的北京環境交易所隨著奧運臨近將于近期正式推出。北京將以此搭建全國性的環境權益交易平臺,并在適當條件下用市場方式推進碳交易。
“成立碳交易所,意味著中國企業也有減排義務。而目前碳交易還停留在企業之間,或者是企業與基金之間。”業內人士指出。王小平進一步指出,北京在這方面的探索已經先行一步,比如北京正在進行籌建的碳基金,這是處于奧運期間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綠色奧運需要。“清潔發展機制”(CDM)也在進行相關工作。
“北京產權交易所建立環境交易中心,對森林碳匯和減排有很重要的意義。”王小平提到,北京市正在積極推進碳匯交易,比如,將要成立一個專門的林業碳匯管理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對林業碳匯進行管理,進一步促進北京城鄉一體化,促進北京對于生態涵養區的補償功能。林業碳匯的發展首先可以在北京各區域之間進行交易:比如懷柔和朝陽。懷柔的區位環境有利于大力發展森林碳匯,而朝陽經濟比較發達,林業不發達,可以在朝陽和懷柔之間實現碳中和。朝陽享受了懷柔的碳匯,就應該為這種享受出資,可以由政府來買單。王小平認為,目前在相關機制和體制都不健全的情況下,應該由政府主導來推動林業碳匯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王小平進而提到,在對國內外有關森林碳匯管理、監測和評估體系進行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應該根據北京目前森林經營管理的實際情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企業與園林綠化部門在森林固碳方面的合作摸式,商討制定相應的激勵機制,降低碳交易成本,增加碳匯產品的有效需求,提高經濟效益,全面構建碳交易管理政策體系,形成良性運作機制。同時,應該研究建立適宜北京地區的、一致有效的、先進的和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碳匯生產、計量、監測和評估的方法學體系,開發制定相應的對森林碳匯進行科學管理的方法和模式。這套體系可作為政府評價碳中和的一個依據,真正實現政府主導下雙方的一個共贏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