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含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人口紅利的含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紅利后，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紅利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現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著“人口紅利的定義和本質、分類、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計算標準、持續期長短、區域應用研究”這一框架展開研究的。

人口紅利的定義和本質的研究

國內外學者從“機會”、“期限”、“源泉”、“過程”等不同的角度定義了人口紅利，界定了它的本質。

“機會論”將人口紅利的含義和本質界定為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化提供的經濟增長的機會。發展中國家人口經歷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結構轉變。此結構中，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相對較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它使一個國家擁有較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撫養負擔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機會，即“人口機會窗口”。

“期限論”將人口紅利的含義和本質界定為人口撫養比處于高低兩個閥值之間的一段時期。一個國家在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轉變的過程中，如果人口總撫養比低于某個閥值，則人口機會窗口開啟。一旦高于某個閥值，則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人口紅利就是介于兩個閥值之間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

“源泉論”認為，較高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會導致勞動力數量的擴大和社會儲蓄量的增加。它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這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紅利。

馬瀛通和穆光宗從過程的層面界定了人口紅利及其本質。馬瀛通認為，所謂人口紅利，實質是指在一定平均預期壽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礎上，歷經努力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從不適應向適應轉變的過程。而穆光宗將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

人口紅利的分類研究

關于人口紅利的分類研究，目前學術界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分類是將它分為第一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生產性人口比重增加導致的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過程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增加會導致一個國家生產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撫養性人口比重的下降，從而導致人均產出的不斷增長。在第一人口紅利的基礎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進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紅利的學說。在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出于對未來養老的擔心，在年輕時會產生更強烈的資產積累動機，導致社會的投資增加，引起資本深化，即使有效勞動力數量下降，國民經濟也會因人均資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長的時期，這一情形稱為“第二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關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現有文獻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否顯著，學術界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種觀點是以蔡、王德文、王豐等學者為代表的“顯著論”。蔡認為在1978-1998年間的年均9.5%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轉移的貢獻分別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的邊際效應為-0.115，即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0.115個百分點。王豐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人口紅利解釋了中國1982-2000年間經濟增長的15%。

另一種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為代表的“非顯著論”。他們認為，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的存在不一定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桎梏。雖然“顯著論者”的實證結果表明，“人口紅利”對20世紀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貢獻達到1/3，但“非顯著論者”發現，經歷了和東亞國家類似的人口結構改變的拉丁美洲，出現了高通貨膨脹和政治不穩定的經濟社會被動局勢，經濟增長裹足不前，人口紅利并沒有使拉丁美洲各國實現自身的發展。對于用人口紅利解釋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學說，“非顯著論者”的反駁是，日本和韓國“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的錯位使“顯著論者”對于用人口紅利來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人口機會窗口期”對應的是經濟增長的低速期甚至負增長期。顯然，用滯后的“人口機會窗口期”來解釋經濟增長有失偏頗。

二是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條件研究。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需要一定的條件。人口機會窗口等于人口紅利是目前理論界對人口紅利的誤解，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為獲得“人口紅利”提供了一個機會，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是獲得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勞動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給是利用人口紅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研究。穆光宗將這些途徑歸納為三種效應：創富效應、投資效應、積累效應。創富效應源自于勞動力的充裕供給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投資效應是指高儲蓄率導致的投資增加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積累效應是指社會保障支出少和生產性消費支出多而導致的財富積累效果。

人口紅利計算標準問題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紅利的程度和人口紅利期限的長短，必須要解決人口紅利衡量的標準問題。現有文獻大都用理論撫養比、老齡化率、有效撫養比、社會撫養比等單指標作為計算人口紅利程度或水平的標準。理論撫養比是指一個國家被撫養人口與撫養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是用來計算人口紅利最簡單、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標。陳友華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為基準，將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是否分別低于30%、23%、53%確定為人口紅利存在與否的分水嶺。與陳友華不同，車士義建議以總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指標共同計算或衡量人口紅利的高低。以總撫養比50%為基礎條件，以老齡化率等于10%為分界線，將人口紅利分為“真正的人口紅利”和“虛假的人口紅利”兩個階段。王豐提出“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的概念和計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之比來衡量人口紅利。“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這一對范疇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就業或所謂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同時也考慮了不同年齡的被撫養人口存在不同消費需求的現實。陳濤是提出用“社會撫養比”計算人口紅利水平的學者。他認為“人口紅利”受人口規模、人口素質、就業結構、生產與消費模式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年齡的被撫養人口的消費需求不同，而且不同產業勞動力的撫養能力也不同，這就需要對不同的消費需求和不同的撫養能力進行標準化。據此，陳濤引入“標準消費人口”的概念，對不同年齡結構人口的消費狀況和不同產業的勞動人口的生產狀況進行統一，并將標準化后的撫養比稱為“社會撫養比”。

中國人口紅利持續期長短問題的研究

關于中國人口紅利持續期長短的問題，學術界存在悲觀派和樂觀派兩種對立的觀點。悲觀派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持續的期限在20-40年之間，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中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在近30年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使我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去得快。

樂觀派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非常漫長，我們沒有必要對“中國將出現人口負利”之類的問題杞人憂天。馬瀛通在將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從不適應向適應轉變，逐齡進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過程的基礎上，認為人口紅利會與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紀中國跨越式發展的動力。穆光宗在將廣義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的基礎上，指出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由于廣義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因此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

人口紅利的區域應用研究

在人口紅利問題的分區域應用研究上，王承強、楊宏娟、何景熙、洪、田艷波分別研究了山東、遼寧、和云南等地區人口紅利的實現過程及其對區域經濟的增長作用。王承強根據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類型劃分標準，對山東省及其區域人口紅利進行了過程判斷。研究表明，山東省在1984年就已經進入了人口紅利期，比全國早了6年，將于2036年退出人口紅利期，比全國晚6年。楊宏娟的研究表明，遼寧198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1990年進入人口暴利階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為人口暴利期，人口紅利將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預測了自治區未來30年的人口規模和結構的變動，預測數據顯示，近年來隨著婦女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正處在人口快速轉變之中，2010-2030年間，將出現勞動力適齡人口比例最大、社會總負擔比最輕的“人口紅利”期。洪發現云南人口機會窗口于2000年首次開啟，將于2035-2040年閉合，整體上比全國滯后十年。田艷波認為少數民族人口轉變的過程與全國相比存在著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紅利期大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較全國要晚5-20年時間。

研究評述與展望

雖然學術界對人口紅利的文獻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總的來看，上述研究還剛剛起步。為了更好地認識、掌握和利用人口紅利，學術界至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縱深層次的研究。

需要對人口紅利的本質做更權威的界定。盡管學者們從“機會”、“期限”、“源泉”、“過程”等不同的角度或側重點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本質，但似乎都沒有完全抓住該事物的本質特征，這就需要學術界繼續深入探討人口紅利的本質。

需要對人口紅利的計算標準做進一步的研究。不同學者計算人口紅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標不統一，指標選用的非統一性導致了不同學者對我國人口紅利期限長短問題認識的非一致性。此外，學者們計算人口紅利水平運用的都是單一指標，這種簡單化處理限制了學術界對人口紅利水平衡量問題向縱深方向發展。因此，目前學術界急切需要構建一個權威化的人口紅利評價指標體系和預警指標體系。

需要從內部結構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討人口紅利的分類。人口紅利是由人口結構的演化導致的，而人口紅利內部本身也存在結構問題。不同數量、質量和結構下的人口紅利將具有不同的屬性特征。據此，能否將人口紅利分成人口數量紅利、人口質量紅利和人口結構紅利？人口結構紅利能否進一步分為人口性別結構紅利、人口城鄉結構紅利、人口產業結構紅利、人口區域結構紅利等等？筆者認為，這種嘗試是很有意義的。

需要探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結構性問題。不同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外貿結構下的人口紅利應該是不相同的，這就需要我們研究不同經濟結構下的不同的人口紅利表現形式，以及隨之產生的不同的經濟增長途徑或方式。

參考文獻：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學軍.中國人口轉變與“戰略機遇期”[J].中國人口科學，2003（1）

3.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篇2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發展；影響；對策

一、人口紅利的含義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特殊人口年齡結構所產生的效應。人口紅利與人口年齡結構是不同的，其是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力撫養率較低的時期，因為合理的產業結構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從本質上來看，人口紅利與人口年齡結構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卻具有十分緊密的關系，人口紅利是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結構有效變化的基礎上產生的。當前，我國的人口撫養比例越來越低，而勞動力卻越來越高，這就說明我國進入到了人口紅利時期，對于經濟的全面發展有重要意義。

二、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紅利時期，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富足，人們的經濟負擔相對較小，撫養比率較低，有足夠多的時間投入到經濟發展中，這就為我國經濟的有效發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體來看，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分析：

1. 人口紅利使勞動供給不斷提升

要想推動經濟增長離不開勞動力，只有勞動力供應較為充足，才能夠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而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化，這就能夠提升國家的勞動力競爭優勢，而勞動撫養比例的下降，也能夠使得勞動供給不斷增多，從而使得更多的人員參與到經濟建設中，為經濟的有效發展提供基礎。

具體來看，在人口紅利時期人口結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著勞動的供給，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嬰兒潮時期出生人口逐漸開始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就相關的分析可知，嬰兒潮出生時期的人口當前已經逐漸開始進入到勞動高峰期，這就使得勞動人口的比例不斷提升，而人口撫養的比例不斷降低，從而有助于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動經濟發展。其次，從當前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家庭規模處于不斷縮小的狀態中，女性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這就使得更多的勞動力家庭開始從非生產性活動向生產性活動轉移，如此能夠使得人們投入到勞動中的時間得以延長，從而為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有利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供給較為充足，人口年齡結構處于年輕化的狀態，就能夠為社會財富的有效創造提供基礎。

2. 人口紅利能夠促進資本形成

相對而言，人口年齡結構與資本形成的關系研究通常都是圍繞儲蓄與消費來探究的。理性消費人員通常會依據自身的收入情況來進行消費支出的分配，通過對勞動力的具體生命周期進行分析可知，在適齡勞動年齡，如果收入高于消費，那么通常會將消費之后剩余的部分轉化為儲蓄，所以可以說適齡勞動人口就是儲蓄人口。而人們在老年時期和少兒時期往往是沒有收入的，只有消費，所以這個階段的人口可以說是處于消費人口階段。從國家的層面來看，人口紅利期，人們的撫養比例較低，負擔較輕，而勞動力卻比較高，這就說明越來越多的人處于儲蓄人口時期，從而能夠為社會帶來較高的儲蓄率，積累大量社會資本，從而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三、人口紅利持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對策

1.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發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國可能會進入到人口紅利的結束時期，勞動力供給優勢以及經濟發展的整體優勢將會消失，所以我國政府當前應當抓住這個人口紅利的有利時期，不斷提升勞動力素質，合理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為后期經濟實現良好增長創造有利條件。第一，應當做好發展觀念的更新。不同級別的政府、企業等都應當根據中央所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來進行工作的開展。第二，要加強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要合理進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制定，構建有效的激勵措施，增強科研部門、企業等的創造力，為技術創新與進步做好基礎。

2. 推動勞動力質量的全面提升，有效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重，勞動力的撫養負擔將會更重，為了減少負擔，可以對老年人力資源進行合理開發。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費人群，其經歷比較豐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滿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過程中，為其安置短期或長期工作，為他們提供發揮余熱的有利條件。還可以構建激勵措施，鼓勵老年人參加社會服務活動，充分對其人力資源進行利用，為經濟的更好發展做貢獻。

3. 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

我國政府應當加強人才培養，不斷提升教育力度，為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礎。要想促進未來經濟的長遠持續發展，必須要從人才發展入手，不能單單依靠資源、勞動力、資金等，合理推動人才質量的提升，將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以此來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動力支持。這就要求我國政府應當構建科學化的人才培養體系，根據人才的結構合理進行政策制定，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礎。

結束語

人口紅利對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紅利時期應當做好經濟發展策略的有效制定，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同時，建立科學化的人口紅利對策，使人口紅利時期能夠得以有效延長，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做好鋪墊。

參考文獻

篇3

人口，一般用于表示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總數量，如中國人口眾多、南亞地區人口密度大、世界四大人口稠密區等。在這里，人口指一般的人，是就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總量來說的，它既包括勞動力，也包括非勞動力；既包括普通人口，也包括高精尖的人才。

當某個國家或地區遭受某種自然災害，如地震、洪澇等，致使人員、財產受到損失時，常用人口這個詞。一般來說，人口數量眾多或人口密集的區域，往往比人口少或人口密度小的區域遭受的損失更嚴重一些，這里遭受損失的對象，強調的就是一般的人口，而不能用勞動力或人才來代替。

再如，分析城市發展問題的過程中，會提到交通擁堵、住房困難、環境質量下降等城市環境問題，究其原因是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城市職能過于集中，城市規劃不合理等，導致城市環境問題的產生。這里用到人口稠密，而不能用勞動力或人才來代替。

勞動力，狹義上的勞動力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提到勞動力，時常會涉及人口紅利這一概念。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為了便于分析，人們將總撫養比（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小于50%稱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則為人口負債時期。簡言之，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社會發展后勁強勁，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在分析工農業區位條件時，我們會經常使用“勞動力”這個術語。例如，我們在分析亞洲發展水稻種植業的有利條件時，其中的一個社會經濟條件是勞動力豐富，有利于應對繁重的生產勞作，達到精耕細作、提高糧食產量的目的。因為水稻種植過程中，勞動過程復雜，勞動強度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來精耕細作，這里強調的是勞動力充足，而不是人口眾多。

篇4

我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經走過兩個30年，第一個30年是計劃經濟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體制下中國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基礎，但僵化封閉體系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發展。第二個30年是改革開放30年，這30年中國經濟起飛和崛起的因素，可以歸結為增長紅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創新和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內生因素是人口紅利，前者擴大了生產邊界，即市場需求，后者是供給得以保障。

在未來30年當中，我認為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因素，包括內生、外生的供給需求都將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未來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前30年的簡單外推，而是在一個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時期，經濟增長將會從高速回落到常規，增長動力將會從增長紅利轉向制度和勞動生產力的紅利，這也標志中國經濟從前一個30年高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進入到經濟轉型的戰略機遇期。

人口紅利包含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人口結構的老化，導致城鎮化進程會放慢。人口紅利表明，在過去30年勞動年齡人口由5.6億增長為9.8億，由此形成勞動資源豐富，這是對經濟增長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但是從2000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開始放緩，聯合國預測，到2005年人口將從正增長轉為負增長。

現在60歲以上的老人有1.6億，到2030年將達到3.4億，占中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現拐點之后開始上升，人口結構趨于老化。隨著人口紅利勞供給下降，勞動成本提高，居民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進而導致投資和資本形成下降。過去30年低消費，低勞動力成本支持高投資經濟發展方式也將發生變化。

除了人口學的一般觀察外，我們還要進一步分析中國二元經濟、人口遷徙問題和城鎮化進程。過去30年快速城鎮化吸引農村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部門轉移。外出農民工在城鎮總勞動比例持續上升，在2007年以來開始趨于穩定，農民工城鎮就業增長率開始回落。

盡管部分學者認為，農村還有不少剩余勞動力。但我認為由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年齡和知識結構元素，阻礙了農村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導致了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中國城鎮化進展將會放緩，社科院指出未來城鎮化從將加速階段轉為減速階段。城鎮化放緩，在經濟上的含義是城鎮化拉動大規模投資，以及相應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將放緩，例如公路、鐵路、建筑業、建材、汽車、通信等，從而抑制了投資的需求。

種種跡象表明，全球化的紅利已經透支，世界面臨經濟再平衡，冷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以前所未有規模改寫世界經濟版圖，中國無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國經濟對出口依賴越來越強，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一種失衡的狀態。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后的全球經濟衰退暴露了世界經濟失衡的問題，這表明全球化進程不能以每個經濟體的結構失衡為代價，特別是經濟大國必須小心的地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增長均衡。

全球經濟正面臨再平衡和外部市場面臨結構性調整的現狀，這使得中國增長發展模式面臨挑戰。中國經濟增長必須立足自己的市場，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可持續發展。

然而，近幾年市場化進程中面臨瓶頸，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素價格管制，要素價值從廣義上講包括資本匯率利率，主要是工業用地、勞動力成本、能源、礦產資源稅，此外還有一些公共設施和環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沖動、資源錯配和結構失衡，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密集服務產業發展受到制約，國進民退現象產生，這都會抑制投資需求，會影響到消費領域，形成成本推進通脹的壓力，因此要素價格扭曲形成的增長紅利將難以為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維持了年均9.8%的增長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這些因素，都會發生重大變化，未來30年的人口紅利將會逐步衰竭。城鎮化速度放緩，第一波全球化紅利透支，要素市場改革勢在必行。

考慮到勞動力對應資本形成趨勢的下降以及進出口影響，中國GDP的影響將會出現下降，從9%到10%下降到7%-8%，我認為增長速度下降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產生一些代價，比如失業率上升、通脹、企業利潤率收窄等，但整體來說是合理、健康、可持續的，是向一個常態回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能處理好轉型的重大問題，對中國下一個30年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我們應該從增長的紅利轉向制度和勞動生產力的紅利，中國過去30年賴以增長的紅利將在未來30年消失，中國經濟再次站在歷史關口，以尋求新的增長動力。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未來應從增長紅利轉向制度和生產，充分發揮市場的功能，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重點是人力資源的改善和技術進步。

篇5

【關鍵詞】經濟增長模型 人口紅利 結構轉型

一、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框架

宏觀經濟現象有許多不同的視角，影響因素也眾多，容易造成一個結果就是，由于觀念和理解的差異，人們對同一經濟現象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結論。因此，有必要從源頭解決這一問題，建立一個合理的體系化的分析框架。

任何經濟問題都必然涉及到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研究是分析宏觀經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建立在供需之上。

經濟的總供給是指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內有社會生產活動提供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總量。社會的生產活動中涉及到諸多要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勞動力（L）和資本（K），那么生產函數就可以表達為：GDP=f（L，K）。由此經濟增長來源就可以歸因于勞動力和資本存量，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對勞動力和資本的使用效率，即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社會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的改變，它的改變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資本并不僅僅局限于貨幣資本，還包括實物資本，比如一些基礎設備、廠房等等，一切資本存量，資本的改變相對于整個社會幾十年的積累而言也微不足道，短期提升也不現實；全要素生產率由函數f代表，取決于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政策以及管理對資源配置的綜合影響，短期也極難發生較大幅度提高和改變。可以看出，影響供給的主要因素短期之內是很難發生根本改變的，因此，我們把它作為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長期視角。

經濟的總需求是指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對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購買量，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投資、出口和消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駕馬車。政府和企業的投資受經濟周期波動、政策條件以及對未來發展的預期等諸多因素影響，在一個時期內會表現為明顯波動；出口則受外部的需求、匯率變化等因素沖擊，變化也比較顯著；消費，尤其是個人消費，受收入、價格以及未來的財富預期影響，波動更是頻繁。可以看出，影響總需求的三個因素易受短期因素干擾而發生變動，不像供給要素那么穩定，因此，我們把它們作為分析框架中的一個短期視角。

到此，我們分析研究經濟增長的框架就搭建完成，形成了一個“長期看供給，短期看需求”的全局視角。而在整個分析框架中，又以人口勞動力結構最為關鍵，一個是因為人不僅是生產者也是最終的消費者，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供給也影響著經濟增長的需求；另一個是因為，相對其他經濟變量，人口數據最為可靠，變動相對緩慢穩定，可以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視角。

二、人口紅利的消失導致經濟結構的巨變

根據我國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人口結構和趨勢已經發生比較重大的改變：1、人口的總體增長率進入2000年之后明顯放緩，按目前的生育率估算，我國人口總數到2025年將迎來頂點；2、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在2000年之后逐步下降，老齡化人口比重提升，新生少兒人口比重下降；3、全社會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明顯，人口素質提高明顯；4、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口向城鎮化遷移和由內陸欠發達地區向沿海發達省份遷移的趨勢明顯。

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斷上升，同時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加入到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使得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在推行計劃生育之后以及在經濟環境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如今遭遇人口紅利衰退，勞動力人口占比下降，整個社會的消費和生產結構都將發生改變，從而必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造成沖擊。而且，根據政策研究領域和學術界的研究結論，人口轉變的過程不可逆，也就是說人口紅利的消失趨勢無法阻擋，為保持經濟增速，只能盡可能通過調整結構縮小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缺口。

三、新形勢下政策改變的必然性

人口紅利的消失，對經濟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我們將從分析框架的各個細節要素展開來討論其影響，以及政策的應對。

首先，從供給層面：勞動力方面，過去10年我們的總人口增長率不斷降低。更為核心的是生產者/消費者占比不斷下行，意味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消失，社會的負擔不斷加重。所以，我們看到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試探，以及放開二胎政策呼聲。

資本存量方面，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導致我們的儲蓄率開始降低，數據顯示我國的儲蓄率從2012年5月已經開始下滑，資金的供給趨于緊張。

全要素生產率方面，過去的爆發性增長主要得益于勞動力的城鄉的轉移，農業部門人均勞動生產率低，當這些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進入二、三產業之后，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現在勞動力可轉移的空間越來越小，統計顯示，2000年可轉移的勞動力大概在8500萬，目前下降到3000萬左右。一個現象也能從側面說明這個問題，近幾年的農民工工資上升速度特別快，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這說明這類基礎勞動力供應不足。

短期的總需求角度，主要就是研究，投資、出口、消費等所謂的“三駕馬車”。投資雖一貫是我國政策的著力點，但目前面臨人口結構的改變、儲蓄率降低以及傳統行業產能過剩等諸多因素影響，制約明顯；出口，？WTO的紅利已過，全球的經濟體增速也放緩，這一項不樂觀。那么，就剩下國內相對穩定和空間比較大的需求了，很容易看出，現在的很多總量政策在這一塊做文章。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政策走向。供給方面，勞動力（人口）這個要素不是短期政策能改變的，即使三中全會放開二胎政策，那時間上也有極長的滯后，短期效果不明顯。更何況現在的社會環境，即使放開政策，二胎的比例也不會明顯提高。那么，政策的重點就會轉向全要素生產率，向現有條件要效率。現在看到的一系列政策，打破壟斷引入民營資本，降低企業準入門檻、財稅的減免等等基本都是這個思路，有利于提升整體效率。需求方面，出口下行成定局，投資約束太多爭議大，那就挖掘消費。所以，現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向民生消費，是順經濟大勢。

參考文獻：

[1]樊綱：《中國市場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