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16 08:32:3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醫學基本思維原理,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思維方式;中醫系統論
【中圖分類號】R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517(2009)08-0034-01
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指出:“我們所觀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們用來探索問題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這里“探索問題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決定著醫學研究的角度和視野,支配著醫學研究的思路,制約著研究方向,內在性的決定著研究成果的性質和水平,對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著先導作用[1]。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醫學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認識才逐步明確,從定性的角度來看是系統論的,從發展水平來看是樸素的,尚未達到現代系統論思維方式的水平。中醫學樸素的系統論思想,是對人的健康與疾病的系統特性和系統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其主要內容體現在它的六個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體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機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從中醫系統論的六個基本原理認識中醫學的思維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該原理是從只存在于“人”的整體層次,不能分解為機體的各部分的內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發,來解釋精氣神、陰陽、藏象、經絡、“證”等內容。
2元整體原理
該原理指出中西醫學具有不同的整體觀看待“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西醫學是“合整體觀”,中醫學是“元整體觀”,即西醫認為“部分”是產生決定“整體”的原因,而中醫認為“部分”是由“整體”產生和決定的;西醫重視“部分”,而中醫重視“整體”。 如下圖所示:
整體(果)產生、決定反作用部分(因)整體(因)產生、決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醫學“合整體觀”][中醫學“元整體觀”]
3功能性原理
該原理指出中醫學注重功能性病變,重視陰陽失調、氣機失調和正邪相爭;相對而言,西醫較為重視器質性病變,重視局部的組織結構的病理改變。
4有機性原理
該原理又稱聯系性原理。該原理認為中醫學是“關系中心論”,認為健康的本質是“關系”(陰平陽秘)正常,疾病的本質是“關系”(陰平陽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該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結構,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機體的穩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穩定。②人的機體的有序穩定是靠耗散物質、能量建立和維持的。③人的機體的有序穩定在熱力學上是非平衡的。該原理的重點在于正確認識到“陰平陽秘”不等于“陰陽平衡”:人體陰陽的運動變化反映著生命過程中物質、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轉化。①在熱力學上,陰、陽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陰平”是“陰藏精”過程流的最佳,“陽秘”是“陽化氣”過程流的最佳,都是遠離平衡的。②陰與陽之間的關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陰與陽之間通過物質、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轉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關系,這些都是以陰與陽之間的非平衡為前提的。另外,“陰平陽秘”作為人身的健康態,它不只是“穩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穩態”是其外在表現,“有序”是其內在本質。故“陰平陽秘”是陰陽統一體的“非平衡有序穩態”。“陰平陽秘”這一最佳狀態的“失調”有兩種基本情況:①“失穩”但不“失序”。此時陰陽運化能力仍強,有序度沒有改變,故雖有偏離但“陰陽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藥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穩”。這是“失調”的較重狀態,此時陰陽的運化能力失常,機體有序度下降,進一步惡化會發展到“陰陽離絕”,這種“失調”必須通過調理和治療才能恢復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該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陰陽自和必自愈”。“陰陽自和必自愈”首見于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原文58條指出:“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可見,“陰陽自和”是機體所固有的調節陰陽的消長、平衡,以及進行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及過程。“陰陽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條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為“理當”、“自然”。《說文》:“和,相應也。”五聲和而后悅耳,五味和而后適口,故“和”是適合,和諧,是恰到好處之意。和,是治療的目的。在疾病過程中,機體本身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和修復,從而表現出一定的“自愈”趨向。從《傷寒論》中的自愈證來看,都是以“陰陽自和”為前提的[3]。“陰陽自和”論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決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態的問題,而是陰平陽秘這種有序穩態的健康態是怎樣形成的問題。它的回答是,陰平陽秘這種“和”的健康態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陰陽本身的內在矛盾運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醫學認為疾病的發生并非人體被動地被損傷的結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過程。因此,中醫治療疾病的中心環節是依靠、調動、發揮機體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機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質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機體是通過自我復制、自我更新、自我調節組織起來的“自組織”系統,人是靠機體固有的調節能力進行自主性調節。通過比較不難發現,中醫學指出的“陰陽自和必自愈”與現代的諸多理論精巧吻合:《從現代系統理論探討張仲景“陰陽自和”觀》一文從“物理統一場論”和“現代非線性系統理論”來解釋“陰陽自和”[4]。《“陰陽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對“陰陽自和必自愈”的解釋是“順勢療法”,即不直接針對病因和病灶產生特異性的治療作用,而是作為外加的物質、能量、信息的輸入,作用于機體的“中介”或“氣化”過程,推動機體的自組織,即順勢調節,因勢利導。并指出陰陽自和在時間方向上不可逆[5]。現代系統自組織理論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統都存在著自組織機制和過程,即在自然條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穩定。耗散結構理論指出“耗散導致有序”,協同學指出“協同導致有序”,超循環理論指出“超循環導致有序”,這些理論均揭示了自然系統普遍的存在著自組織機制,它像“一支看不見的手”,能把環境提供的條件有選擇的進行利用,組織為系統自身,提高系統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穩定狀態。
經過20多年的挖掘總結研究,發現中醫學系統論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是對人的健康與疾病的系統特性和系統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形成科研和臨床診治中的系統觀點和系統方法。根據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內容是:非加和觀、元整體觀、功能觀、聯系觀、有序觀、自主觀。現代系統科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醫學里已經以樸素的形式體現出來,印證了中醫學的思維是樸素的系統論思想之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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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敬文.從現代系統理論探討張仲景“陰陽自和”觀[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9(5):34-36.
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
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一、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 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 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 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 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 ──“保性命者, 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 皆生五, 其氣三, 數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 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 培養在中, 發用在上。”(鄭壽全: 《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 萌牙于肝, 培養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 因此, 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 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 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 但是, 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 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ケ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 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 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
若要問華夏幾千年傳統文化中最具實用性,影響最深遠的內容,無疑是中醫學。它以獨一無二的理論體系、博大精深的歷史傳承福及國人數千年。在捍衛人類健康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充分證明了自己存在的科學價值。作為中醫基礎理論著作,《中醫學基礎》全面闡述了中醫臟象、經絡所體現的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病因、診斷、辨證、防治等基本理論[1],是中醫學理論的入門學科。但是,對學科基礎本就不佳的中職生來說,以文言文為載體的中醫理論內容顯得深奧且枯燥,極易產生畏難心理、喪失學習興趣。在國家大力提倡“實施課程改革系統工程”的當下,中職學校《中醫學基礎》教學必須要走革新教法之路。在此,筆者結合個人實踐經驗,談談如何在彰顯中醫理論特色,不斷擴展其內涵的同時,提高學生對中醫理論的興趣,夯實理論基礎和強化操作技能。
拓寬思維,調整內容
西醫快,中醫慢?西醫副作用大,中醫副作用小?生活中,我們時常聽到類似的言論。作為兩大醫學體系,西醫學與中醫學的激烈碰撞從未停止。關于二者孰優孰劣,至今未有定論。學生對此也極為關注、興趣頗濃。而這恰恰正是教師可以充分利用的興趣支點。所以,教師可拓寬授課思維,在傳授中醫理論知識的同時,適時把中、西醫學在基礎理論、病癥診斷、臨床治療中的差異展示給學生看,讓他們了解雙方的優勢與劣勢,不但能滿足其好奇心理,更能讓學生科學辨證地看待兩者在疾病診療中異同。
根據重要性和實用性,結合大綱要求,將教材內容分為了解、理解、掌握三類。僅需了解的教材內容,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完成自學;要求理解的內容,教師要向學生簡明扼要的說明,讓學生熟知其中的醫學原理,不作深挖、不加難度本文由收集整理;要求掌握的內容,教師要系統地全方位講解,力求學生能抓住重點、全面過手。古語有云: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理論聯系實踐的指導思想不可或缺,要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學習能力為優先。另外,針對《中醫護理學》、《中醫學》、《中醫學基礎》三門課程內容之間知識交叉、內容重復的現狀,有必要優化整合這三門中醫基礎課程,使其知識內容上的聯系及分工更加合理化,更有利于學生的個性發展和思維創新。
創新教法,多元施教
“選擇對某節課最有效的教學方法,是教學過程最優化的核心問題之一。”前蘇聯教育家巴班斯基告訴我們:如果教師教學方式單一,缺少變化,學生定然會有單調刻板、興趣日減之感,最終嚴重影響課堂效果。因此,教學方法是否靈活是活躍課堂、提升學習興趣的關鍵所在。
筆者在多年的實際教學中發現,將啟發引導法、歸納總結法、分組討論法、、趣味記憶法、寓教于樂法、中西合并法等多種教學方法綜合運用的多元化教學模式,對于提升學生中醫素質,提高學習水平有明顯效果。比如用名句“為伊消得人憔悴”來印證“思為脾之志、思傷脾”,用典故“范進中舉”來說明“喜為心之志、喜傷心 ”,這種寓教于樂自然能讓學生一點就通且過目不忘;比如在講解“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時,向學生說明“木火土金水”五者相鄰即是相生,相隔即是相克,學生很容易記住“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識記麻黃湯的四味主藥:甘草、麻黃、桂枝、杏仁時,依其諧音,把它翻譯成“干媽貴姓”,這樣的趣味記憶相信學生想忘記都難。
善用資源,形成合力
由于中醫學基礎是一門純理論學科,基本沒有實驗課程的相關安排。這是導致學生興趣流失、信心缺乏的根本原因[2]。在實際教學中,為加強學生對中醫理論的認識和理解,提高其獨立分析、創思維新和觸類旁通的能力。可用課外興趣小組、圖書室開放閱讀等載體向學生開設《方劑學》、《針灸推拿學》、《中醫食療學》《中藥學》等多門選修課程,讓學生能較全面了解中醫學知識。
1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中國長期處于農耕社會,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土地,知識大都來自直接的感受和領悟。中國的哲學家們將直接認識的東西視為哲學思維的出發點,在一個連續審視過程之中,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還是渾然一體的,因此中國哲學家的語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確。中國哲學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這與西方哲學所強調“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觀點認為天人合一表現為“天人相通”,道家認為道生萬物,人應該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境界。在中國哲學里,主體與客體是一體的,所以中國哲學的語言不是很明晰,它們不表示任何演繹推理的概念。中醫學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基礎上,沒有從自然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從而帶有傳統文化烙印和濃厚的思辨色彩。中醫學從誕生開始便具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屬性。西醫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學母體之中,隨著解剖和實驗方法在醫學中的應用,西醫學逐漸從自然哲學和文化母體中分化出來,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哲學之于醫學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導,而不應做具體細節的規定。但是,由于中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關系太過密切,導致了中醫學中的許多規定是為了遷就哲學而做出的,已經偏離了客觀實際。中醫學不但將中國古代的精氣、陰陽和五行等哲學知識作為理論構建的指導思想,而且直接參與該理論的形成,將這些哲學中的概念、原理、思維方法用于解釋各種生命現象,直接將這些哲學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構建的醫學理論之中,滲透于中醫學的所有領域和各個知識層面,與相關的中醫學知識融合為一體,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學的認識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醫學的研究對象包含著主體因素,是從認識主體與客體關系的角度來描述和定義對象的。在唯科學主義者眼里,觀察對象是不依賴于主體而獨立存在的,在觀察過程中必須排除主體對客體的作用和影響。中醫學認識對象的時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醫者的主觀烙印。“象”是中醫觀察和研究的主要對象,如面象、舌象、脈象等,不同于西醫學與主體無關的臟器,中醫的“象”是從醫生體驗的角度來界定的。“體驗”和“感悟”是中醫思維中重要特征,古代醫家均強調“心悟”、“心法”等直覺體驗。“醫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醫的思維特點。中醫認識事物的過程實際上是對事物規律性的抽象過程,包含著醫生自身的某些素質,如經驗、理性認識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內容。總而言之,中醫學在觀察過程中,過多地滲透了主體的因素。但是,歸根到底,這種表述方式是對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種唯物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因為其語言表述上帶有主觀色彩就斷然否定其理論的客觀本質,就對其科學性產生懷疑。系統化的中醫理論是古代醫家在當時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取了當時哲學、思維科學、天文、地理、氣象、物候等諸多學科的先進成果,對當時臨床實踐的一次大的理論總結。它的形成與發展由始至終都貫穿著實踐的作用。中醫學形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從而形成了現在比較系統的中醫理論體系。中醫的奠基之作《黃帝內經》便體現了這一點。《黃帝內經》的形成,并不是單純靠人們的想象,而是以實踐為基礎構建起來的醫學理論。通過實踐,發現并確定了人體主要生命體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過實踐,揭示生命奧秘;通過實踐,探求治病規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學對西醫學的影響
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發源地,以商業為其經濟基礎,希臘愛琴海地區,航海條件優越。數學和數理運算成為商業往來的核算工具,商人強調獨立自主的能力和創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觀強調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注重理性思維,借助于邏輯推理的形式來把握世界。西方哲學認為“心物二分”,強調主體和個體的獨立性和二元性,笛卡爾哲學提出精神界和物質界是2個平等而又彼此獨立的世界,認為精神界和物質界是可以分割開來的。黑格爾說過思維和存在的對立是近代哲學的出發點。這一理論推廣而來,西方哲學將主體和客體對立開來,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堅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個體的發展是最終的目的。與東方哲學相反,西方哲學強調人定勝天或控制自然。西醫學深受西方哲學影響,其實驗充分運用了理化、數學的方法,重視邏輯推理和分析證明。而對于人體的認識,從系統、器官、組織的研究逐步深入細胞、分子、基因等細微結構,同時對各種結構都有其理化性質的描述和精確定量的數學刻劃。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注重體驗、直覺和悟性,這種思維方式是立體的、混沌的、意象的和體驗的。天人二分則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確的概念和嚴密的邏輯來探究客觀事物中的本質規律,因此這種思維是“線性的”、“量化的”、“嚴密的”和“理性的”。雖然西醫理論的構建過程也是在其哲學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醫學理論的構建而言,哲學僅僅作為指導思想,指引著醫學科學家沿著正確的軌道,完成其科學研究,構建其相關理論。哲學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參與西醫學理論的構建,更不會將相關的哲學概念及其理論作為醫學理論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