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13 14:36:0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人口紅利的影響,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人口紅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階段,主要是一個國家在人口轉變的過程當中,其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據的比重比較大,但相反它的撫養率卻比較低,這種情況下不但給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條件,還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局面因此得到開放,使其投資力度大、儲蓄能力高和增長速度高。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的可持續發展,現階段我國就在人口紅利期,就是人口的撫養比例越來越低而勞動力卻是越來越高,在我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將人口紅利概念一分為二,即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為出生率越來越低,還有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階段,因為人口的總體負擔逐漸降低而發生轉變;第二人口紅利是對于人口年齡的結構變化,人們提前預料到了并隨之做出了相應的個人調整,通過提高勞動資本對應的比率,做出了對資本儲蓄消費的決策,就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人口在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受到人口結構動態變化的影響。總之,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重要途徑是促進儲蓄和刺激人力資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
2.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經濟快速的持續發展中人口紅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為:
2.1人口紅利促進儲蓄與投資
在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總體都比較年輕,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較大,在保證能夠實現充分的就業條件下,勞動人口基本上不會有什么經濟負擔,而對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重也沒有太大的負擔,這樣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儲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帶來的儲蓄,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也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家庭的規模在不斷的減小,在養老方面也不會過多的依賴家庭,這樣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儲蓄投資工作。
2.2人口紅利增加勞動力供給
實現經濟增長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勞動力,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化,這樣在國際上勞動密集型就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和非常強的競爭力,而勞動撫養比例的下降也間接地促進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為了能夠從家庭中把勞動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參與其經濟發展,少兒撫養比例的降低,使家庭當中撫養下一代的人口數量有效的減少。
人口紅利期的人口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勞動的供給,它包括兩點:一是嬰兒潮時期出生人口不斷的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而這個出生列隊的人口已經進入到了勞動高峰期,勞動年齡人口不斷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撫養比例,這種影響已到達了一個巔峰階段。倘若對于這些新增加的勞動人口勞動力市場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會隨著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規模也在不斷的縮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女性的勞動生產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規模有了明顯的減少。人口負擔降低了其勞動的參與率就提升了,這讓有更多勞動力的家庭慢慢地從非生產性的活動向生產性的經濟活動中轉移。人口年齡結構的有利變動使得其勞動的投入時間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再加上充分就業,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比較年輕,價格又不是很高,這樣就能夠更好地創造出社會財富。
3.其政策意見
伴隨著人口年齡的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期持續的時間并不是很長,慢慢的人口紅利就會成為人口負債。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會到達4.8億,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意味著人口年齡結構的紅利期即將結束,勞動力的供給也會隨之減少,這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為了能夠使我國經濟可以健康穩定的發展,有以下幾點意見:
3.1調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兒的撫養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紅利給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國漸漸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3.2退休年齡的延長
我國人口越來越老齡化,社會的贍養負擔也越來越嚴重。還有我國在醫療衛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斷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提升,歐盟委員已然計劃把其退休年齡調至70歲,這樣退休的年齡延長了,勞動力的供給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來應該成為贍養人群的就變成了勞動力人群,又能夠繼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份勞動力,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3.3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目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不斷的變化,我國已經提前進入到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在漸漸的減少,勞動力的優勢也在漸漸的減少,像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將慢慢地失去市場,所以經濟增長的方式必須轉變。我國勞動力不能長期依靠低成本的優勢來維持,需要我們對自主創新能力不間斷地進行提升,對勞動力優勢進行轉化,努力向勞動力技術優勢靠攏,有效地對系統集成和關鍵的技術創新進行推進,早日將勞動密集型轉變成技術密集型,技術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才可以不斷的提升。
3.4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
現如今,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的大國,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們要不斷加強人才的培養、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勞動生產的效率。未來的經濟發展不能再單單的依靠勞動力、資源和資金,必須要發展人才,慢慢將人口紅利轉變成為人才紅利,從中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同時,還可以提供持久動力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拐點被認為是,由于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由于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降低),并且明顯受到人口紅利因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擔的影響的時點。
為了便于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于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2.人口紅利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30多年來中國經濟整體上都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增長率,而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中國相繼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世界第二進口大國,并于2012年在進出口總值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確實是受“人口紅利”之惠。統計數據顯示,1982年-2000年,中國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1]
經濟的高速發展,滲透著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紅利的到來,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在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前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剩余勞動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這一條件剛好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人員保障,這以后的時期,我國開始充分的發揮我們的人口優勢,大力引進外資,擴大開放,我國開始成為“世界工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賴于人力成本物美價廉。尤其是加工貿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優勢而在世界商品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當前加工貿易約占中國貿易總量的50%,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8.1%,也為中國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眾多機構都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步入快車道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根據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這個數據與此前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經濟騰飛時的人口紅利的貢獻率基本相當。[2]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外貿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占16.60%;15-59歲人口為939616410人,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從這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現在的狀態時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斷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地增長。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出,我國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下降,也是就是說人口負擔在加重,撫養比在增大。
而這些因素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也會相當大,首先由于人口紅利的優勢即將不在,我國的勞動人口比例相對下降,而恰好我國在國際市場中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僅為發達國家的2%—4%。從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制造業雇員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較之于發達國家,目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大約是英國的1/27,日本的1/22,美國的1/21。較之于新興國家,大約是韓國的1/13,新加坡的1/12。較之于發展中國家,大約是馬來西亞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廉價,這一優勢的喪失,將會對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產生不小的沖擊。
4.中國與日本之間比較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結構轉變的國家,同時也是亞洲最早出現經濟騰飛的國家。整個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延續了50年左右的時間。其中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很多人都將這些歸結于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破滅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這么說:白皮書里分析認為,現在這種情況再加上日本社會的少子化問題,潛在增長率非常有可能長期保持低迷 。[4]
擔心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并不是多余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5]美國面臨著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的雙重問題,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現在又在向人民幣施壓,于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兩國同是出口導向性的外向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2005年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5.1%。所以相似之處我們也應該警戒。
5.拐點以后的企業要轉型
在這里為什么要談及企業轉型呢,原因是“人口紅利”減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與價格優勢。原有的加工貿易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失去,局部地區開始出現用工難,用工荒的現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的供求變化。而我國的出口企業多是從事加工業,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企業數量不足,而加工業也是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勞動的不可替代性,產品的附加值也比較低。
近年來,中國外貿的宏觀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反傾銷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幅度下降、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外銷價格優勢下降、同行競爭愈來愈激烈等因素的影響,外貿企業的價格競爭優勢將越來越少,企業的利潤下降,將面臨無利可圖的局面。“未來是一定要靠產業升級、靠勞動者素質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勞動力的數量提高產值。”陳佳鵬強調,在十幾年后人口紅利完全消失時,將主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進一步提高制造業產值。[6]
因此,我國的外貿企業,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生存還發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轉型。
(1)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這對企業具有較高的要求,無論在產品的研發,生產還是其他環節,都要具備一定的潛力,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實施改進,以增加利潤。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企業,要建立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當然,這樣也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對企業有利的。
(2)業務方向轉型,擴展新業務,大力發張第三產業的外貿經濟。第三產業屬于服務業,相對來說對勞動力的素質、經驗要求較高,但是從業者的年紀要求沒有嚴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從事到其中去,這有利于緩解我國緩解人口紅利拐點以后的社會壓力的的問題。
(3)市場方向的轉型,刺激國內市場。一直以來,很多外貿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針對的都是國際市場,而國內市場并沒有真正的打開,因此出口企業可以有針對性的刺激國內市場,從而擴大銷量,增加收益,提高員工工資,這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6.總結
一個國家的要想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優良好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人口紅利的存在也為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也給我國帶來了不少機會和挑戰。機會就是說,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提高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挑戰就是說,人口的不斷老化,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均開支也會不斷的增大。這兩個因素的疊加才是未來更加嚴重的挑戰。人口紅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人口紅利的依賴。為此外貿企業也必須從自身做起,積極尋找自身存在的劣勢,尋找新的出路,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紅利消失后利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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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意堅.人口紅利--抓住投資的時代機遇[M].你應該懂點投資學2010.08
[3] 梁達.多因素疊加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BD].中國證券網,2013.08
[4] 池田信夫.經濟陷入長期停滯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葉雷.日本經濟為何“失去二十年”[N].中國證券報,2012.05
[6] 唐飛.人口紅利尚存+對外貿易未衰中國將延續制造業大國地位[N].中國產經新聞報,2014.02
作者簡介:李效 (1991-),男 , 漢,河南省汝南縣人, 本科在讀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貿易。
【關鍵詞】 貴州 人口紅利 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是1997年安德魯?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經濟學概念,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由此促成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經濟增長產生的積極效應,這段時期則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依據人口學理論,人口年齡分布一般分為五類:1―14歲為少年兒童,15―24歲為青年人口,25―49歲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50―64歲為高齡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為老年人口,一般將15―64歲之間的人口認定為勞動人口。
我國的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年兒童占總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我國社會養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開始緩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了2.19個百分點,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所占比例下降2.69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個百分點。進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個百分點,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10.7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個百分點。
至2010年,伴隨著老年人口的緩慢增長,少年兒童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以年均約0.52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8811萬人,占全國總人口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一、貴州人口紅利基本情況
建國以來,貴州人口依次經歷了兩次人口結構的轉型。至2003年,貴州省總撫養比為50.33%,首次超過50%,開始邁入老齡化社會。2004―2012年同期,相較于西南地區其他省份,貴州省總撫養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區平均水平7.55個百分點。至2007年,這一差值甚至高達10.15個百分點(見表1)。由此可看出,貴州省的勞動年齡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提振貴州省經濟增長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達到總撫養比的最高峰后,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以年均1.94個百分點開始下滑。2007―2012年,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高于西南地區省份總撫養比平均水平的部分,開始浮動性下滑。總撫養比由老年人口撫養比和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構成。2004―2012年,貴州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緩慢上升,少年兒童撫養比雖有適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區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見表2)。例如:2012年,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四川16%、重慶16%、云南20%、22%、貴州23%。
總體來說,相較于臨近省份,雖然貴州省的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較重的人口負擔在逐年緩慢降低,在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貴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紅利效應末期的能力。
二、貴州省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社會人口老齡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口結構會由“年輕型”逐步向“老年型”轉變。隨著經濟的增長及科學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在不斷延長,人們的生育觀念在發生轉變,對傳統的從事家庭生產和供給的勞動力剛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導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雙重下降。貴州省自2003年開始邁入人口老齡化,且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進一步催化社會的老齡化。截止到2010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萬,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戶籍人口為計算基數,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經達到11.64%,65歲及以上占7.96%。
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而新生人口轉化為現實勞動力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資源的短缺,很可能會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閑置,社會資源無法達到優化配置,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時,現有的勞動年齡人口正漸漸趨向老齡化,勞動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弱化,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對新的職業技能的學習能力降低,社會經濟活力減退。
貴州省處于我國西南地區,屬于“欠發達,欠開發”省份,雖然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不及第二產業,但是農業人口占全省總人口超過八成。2012年,貴州省農業人口約3448萬人,占全省總人口83.42%。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這主要源于我國農村的傳統文化、生產方式和經濟水平低下等因素。貴州省一些較為偏遠落后的山區農村,甚至還保留著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更決定了家庭養老的主體地位。同時,由于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技術一般較落后,醫療場所覆蓋率低,農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傷殘率也較高。這些原因更加導致其子女經濟負擔加重,在負擔完父母的養老開支后,基本沒有剩余進行儲蓄。Leff運用截面數據分析方法,對1964年74個國家進行截面估計,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撫養比對儲蓄率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高儲蓄率是我國能實現高投資水平的保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陳友華指出:老年人占社會比重高,國民生產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年人護理、醫療等支出會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產性投資的公共投資比例會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資的減少直接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
貴州省由于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低儲蓄率和非生產性消費支出,都直接影響到了貴州省經濟的發展,并且隨著老年撫養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2、低勞動參與率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途徑:高勞動參與率、高消費需求和高儲蓄率。具體過程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長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后,就為社會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口,這就使得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得以保證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為各類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隨著這部分人口跨入勞動年齡的時間增加,其也逐漸達到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費的高峰期。
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貴州省經歷了兩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貴州省0―14歲少年兒童增幅達115.44萬人,至70年代末,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貴州出生率開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陸續進入生育階段,當時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貴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穩定在20.0‰~23.0‰之間,致使0―14歲少年兒童比重從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個百分點。自此,貴州少年兒童撫養比在2005年波動上揚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目前的少年兒童撫養比下跌是有利于經濟的短期發展的,但是當現有勞動年齡人口陸續進入老齡化,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有限時,貴州省未來有可能會出現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均衡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沿海經濟迅速發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輕人,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大量外出打工,尋求更高的工作報酬和新的發展方式。在這一時期,貴州外出年輕人口加速增長。至2010年,貴州省人口凈流出量為700多萬人,比十年前增長了將近500萬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為60歲以下適齡勞動力人口。
貴州省80%的人口屬農業人口,基本從事第一產業,這就導致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城市不斷向農村擴張,導致很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對于資金匱乏、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以及勞動技能欠缺的失地農民來說,失去了土地往往就處于失業狀態,這也是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貴州省社會加速老齡化的重要因素,這樣很難在未來保證實現均衡的社會年齡結構,保證社會總撫養比以及人均消費率和儲蓄率較高。即便擁有較成熟的資本市場,但低儲蓄率也無法為投資提供保障。
三、社會環境對人口紅利的影響
影響貴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紅利來振興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來自于人口紅利狀況的“先天”不足外,社會環境因素也制約著貴州人口紅利的發揮,如:城鄉“二元”壁壘阻礙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交通信息閉塞不健全使得勞動力以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產業結構不合理帶來的影響為甚。
在社會經濟增長率達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業主要取決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由于具有資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納勞動力能力強,一般能同時綜合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特點,能夠吸納不同層次的勞動力,是一般勞動者較理想的就業場所。同時,第三產業中有許多新興的朝陽產業,能吸收社會最新型的生產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現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較好的市場前景。
從產業創造總值來看,貴州的產業結構基本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產業中,以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持續快速增長,2002年貴州產業結構演變為“二、三、一”格局。盡管貴州省的產業結構得以調整,但是目前的產業結構仍存在問題。由于經濟增長的后發力不足,增長方式仍以粗放型為主,貴州省產業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仍以傳統的服務業為主,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比較缺乏,技術和知識密集程度較低,尤其是貴州先天的旅游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貴州發展旅游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盡管貴州近年來旅游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橫向比較,差距還很大。
四、發展建議
1、逐步提高薪資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穩步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彰顯社會公平。其次,從長遠來看,薪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擴大內需,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對促進貴州經濟整體發展意義重大。再次,提高薪資水平雖會給企業造成壓力,但也能營造有利于競爭的環境,迫使省內企業逐步擺脫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改走技術創新之路,增強貴州省經濟發展活力。當然,薪資水平的提高,必須在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之際,這樣才能使得工資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勞動者的素質
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根據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將企業職工的學歷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提高24%,如果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勞動者素質,要同時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術培訓水平。借鑒國外經驗,可建立健全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實習培訓機制,促進新增勞動力與企業需求順利接軌。在此基礎上,如果未來能夠把實際退休年齡加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約束會進一步減輕,從而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贏取第二次人口紅利。
3、充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具體而言,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充分應對“人口負債”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門:一要帶頭樹立積極的老齡化觀念,營造積極有利的社會輿論環境;二要出臺相關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政策法規;三要考慮嘗試推行適當的彈性退休制度或推遲退休年齡;四要積極開拓老年勞動力市場,優化老年人力資源配置,充分調動老年人口的工作積極性,讓他們發揮余熱,對社會發展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同時也是解決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獨、社會撫養壓力等問題,維持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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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轉型升級;緊迫性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紅利及其發展階段
(一)人口紅利的內涵
一般來說,不同的年齡群體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從而也會對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當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也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從而形成了一種“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球形人口結構,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或者“人口機會窗”。當整個社會處于人口紅利期時,社會的經濟發展將呈現出高儲蓄、高增長、高投資的經濟局面。相對的,當人口的較大比例是由少兒和老人組成的情況下,勞動力資源將為比較缺乏,就業率較低,社會將承擔較重的撫養壓力,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二)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
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將會經歷人口在生長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指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在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過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從而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出現了一個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即出現直接的人口紅利階段。具體來說,人口紅利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口年齡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形狀,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參與率高,帶來了就業人口的增加,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巨大的人力資本數量優勢是此階段人口紅利的主要源泉;第二個階段是勞動力增長的速度開始變慢,人力資本呈現出來的數量上的優勢作用開始逐漸減小,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開始變小;第三個階段是雖然勞動力數量增長率已經出現緩慢的趨勢,但由于社會的進步使得就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紅利進入質量階段,人力資本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再次出現增大。這個階段,人力資本的質量優勢成為人口紅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個階段是人口結構的趨勢逐漸向老年人口轉變,同時少兒的撫養系數開始變大,勞動力人口減少,開始出現了兩頭大、中間小的年齡結構,經濟的增長開始依賴于勞動力質量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二、人口紅利的影響分析
(一)人口紅利的正面影響
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對較低的社會撫養系數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形成了較高的社會儲蓄率,從而有利于資金的積累,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了就業的增長,即使就業的部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就業總量保持持續的增長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許多現行的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1970―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貢獻比例高達1/2~1/3。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勢,美國的一所研究所將其稱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
(二)人口紅利的負面影響
客觀上來說,人口紅利只是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一個有利條件,相對于實實在在的優惠,它更像是一個機會,只有抓住這樣的機會,并加以適當的利用,才會使機會轉化為紅利,反之,如果勞動力資源不能得到正確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紅利將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由于資本與勞動不能進行有效的結合,使得城鎮下崗和失業的現象日益嚴重化,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及和諧;其次,大量的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情況下,這種就業壓力將導致失業率的逐漸上升,貧富差距變大;最后,充足的勞動力資源與有限的就業崗位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以及由于勞動力之間的同質性等原因,導致勞動力之間出現過度的競爭現象,出現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低收入群體的大量增加導致消費能力的下降,消費率的低迷將會嚴重影響經濟的增長,從而阻礙社會的進步。
三、人口紅利與企業轉型升級
(一)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企業帶來的影響
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中間階段,隨著未來整體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也終有消失的時候,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會對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人口優勢將不再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人口紅利的消失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儲蓄率的下降、消費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對于企業而言,首先,勞動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別是普工的崗位沒有多少人從事,從而使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同時,由于勞動力的減少,工作的競爭力將會下降,員工缺乏積極性和創新性,使得企業生產效率也會降低,并且企業“缺工”現象的產生導致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從而增加了企業的總體成本;其次,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會出現儲蓄率的下降,進而將會影響到資本市場,表現為資本杠桿率下降,投資的收益率也會降低,整個資產價格都將會受到影響,特別是股市以及房地產之類的企業將會出現低迷的現象,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企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
人口紅利的代名詞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其理論基礎是假定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存在障礙,其實人口紅利消失之后,勞動力比例的下降不僅是因為人口年齡的變化,還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紅利的理論其實沒有考慮到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及人口素質的因素,依賴于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較低的“世界工廠”,當失去了人口年齡這一優勢之后,企業更應該注重轉型升級,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換。當前,中國正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同時,由于中西部的快速發展,導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勞動力資源供應不上,這給企業招工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為此,企業在當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將會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必然發展趨勢。企業轉型升級能夠幫助企業有效的克服過分依靠勞動力發展的弊端,同時也能夠提升勞動生產效率,降低對資源環境的污染,有助于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勞動者的薪資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長要惠及大多數的國民,參照GDP的增長速度,企業要穩步的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擺脫依靠廉價勞動力增加企業利潤的觀點,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為勞動者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從而提高勞動者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其次,企業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產品的技術性能及產品質量也會相應的得到提升,提高勞動者素質,不僅指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術培訓水平。增大崗位培訓的投入資金,建立健全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實習培訓機制,促進新增勞動力與企業需求順利接軌;再次,企業必須升級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的力度,要改變粗放型的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在人口紅利消退之前,企業要更多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軍。此外,環境與資源的壓力也迫切的要求企業進行轉型升級,使得經濟進步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諧的發展。
四、結語
相對于人口優勢來說,人口紅利更像是一次促進經濟發展的機會,要充分的利用好這個機會,使人口紅利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利益,人口紅利理論簡明的指出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但是一味的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粗放經濟形勢終將會走到盡頭,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形勢,企業要在人口紅利沒有消退之時,充分的利用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同時也要做好轉型升級的準備,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大技術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資源,使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使數量型的人口紅利轉變為質量型的人口紅利,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源泉,真正地做到技術與經濟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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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人口紅利時代;人力資源管理;老齡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我國老齡化問題正在加劇,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與此同時,2004年春季以來,我國各地均出現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現象,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未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大,勞動力無限供給引起的人口紅利時代逐漸消失,“用工荒”現象將日益成為常態,我國將邁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在此背景下,企業該如何根據不斷變化的人口情況,創造性地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必須解決的問題。本文從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視角切入,在對人口紅利及人后口紅利等相關研究回顧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人口紅利漸失對企業的影響及后人口紅利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應對策略。
2文獻回顧
2.1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學者提出了“黃金年齡結構”的概念,自此,有關人口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人口紅利的概念則是由美國夏威夷大學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來的。人口紅利一般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由此而帶來的經濟發展的有利人口條件。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階段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時期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倒U字形分布,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據絕對優勢。根據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動態變化,人口紅利一般要經過窗口打開、高峰期和開始關閉三個階段。對應地,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達頂點、然后開始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口紅利的出現會帶來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于人口紅利呈現的“中間大、兩頭小”特征,該特征一般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較高的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紅利期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人口紅利與經濟之間存在著正向影響的關系。人口紅利的到來會促進經濟發展;反之,人口紅利漸失會因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而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并最終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2.2后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所謂后人口紅利時代,即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經濟發展將不再依靠勞動力的低成本無限供給。在人口紅利漸失的背景下,企業將面臨勞動力供給有限、勞動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于寧(2013)認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就是人口紅利窗口開始關閉的時期。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會帶來機遇和威脅。根據胡鞍鋼的看法,2010-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最高點(71.9%-71.5%),隨后開始下降,結合人口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占比達到了頂峰74.5%,然后開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國的老齡化也達到了9.1%,并且持續上升;201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值34.2%,然后開始逐步上升,從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占比和中國人口的總撫養比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在2010年達到頂峰,隨之人口紅利開始下降,我們稱之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后人口紅利時代呈現以下特征:勞動力市場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普通勞動者短缺成為一種常態;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已經從傳統的企業買方市場向員工的賣方市場轉換;在注重人口轉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時,更注重提高員工的素質;人口呈現老齡化;人口老齡化率與工資水平呈U型變動關系。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也必將會發生變化,由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智力密集轉變,由出口驅動型向投資驅動、消費驅動轉變。
3人口紅利漸失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3.1普通勞動力短缺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數據表明:雖然我國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增長速度開始減緩,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明顯,人口年齡結構已經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在此背景下,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普通勞動力短缺將日益成為常態,普通勞動力短缺勢必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3.2人力成本上漲
人口紅利漸失表明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達到了“劉易斯轉折點”,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人口紅利漸失導致勞動力市場會出現供給小于需求的現象,勢必會導致勞動力價格出現上升。人力成本不僅包括員工工資這種顯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訓等隱性成本。由于勞動力短缺,企業為了防止員工跳槽帶來的人力資源的流失,會給員工增加薪酬,人員的頻繁流動也加大了隱形成本漲幅的增加,最終導致企業生產總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
人口紅利漸失不僅使得企業雇傭足額數量員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導致企業之間對高素質人才的爭奪加劇。人口紅利的漸失,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企業以往通過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已經不可行,企業必須不斷完善其經營管理,使企業由之前的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降低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程度,轉而向高素質人才招聘、培養的方向發展,從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升級為對科技經營人才的競爭。在此背景下,企業間高素質人才爭奪必將加劇。
4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對策略
在人口紅利漸失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面臨著基層員工短缺、人力資源成本增加、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系統性問題。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結合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本研究認為,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努力。
4.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將由傳統的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使內部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因此要著重從擴大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入手,實現員工的工資主動式增長。
4.2轉變企業用工政策
中國快速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由“啞鈴型”結構逐步向“倒金字塔”結構轉變,預示著中國未來勞動者供給形式的嚴峻性,使得企業必須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現有勞動者,并期望在勞動者不足的情況下,低齡老齡化勞動者能夠返聘,更好地為企業所用,因此,企業的用工政策應更多地從長遠角度考慮,建立完善的企業用工政策體系。此外,企業還可以與勞務派遣公司、高校等進行合作,從而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
4.3完善勞動力市場
隨著中國快速老齡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出現短缺,促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由企業一方主導向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博弈轉變。中國人力資源服務市場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國的勞動者能夠有更多地選擇,促使雙方協商共謀企業的發展,使得勞動者在工資增長方面有了發言權,保障了勞動者工資增長的權益和享受企業發展的成果。
4.4加強教育和培訓
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傳統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不復存在,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會進行轉型發展,企業原有勞動者不能適應企業的需求。在人口紅利漸失背景下,通過不同方式的培訓提高企業員工在知識水平、技術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質,提高企業職工的職業技能和業務素質;通過建立健全職工教育的制度,通過短期學習、進修和校企合作項目等提高企業職員知識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計劃和科學的薪酬體系,獎懲分明,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建立完善的企業福利政策,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建立一個長期的共贏關系。
5結語
盡管人口漸失對企業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導致勞動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但是只要能夠重視人力資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加強培訓,就會實現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消除人口紅利帶來的消極影響,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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