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的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辯論的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孟子辯論的價值傾向,是政治清明,而不是像戰國時代那些“縱橫家”那樣著眼于幫助君王攻城略地。比如《孟子?滕文公下》中這樣一段: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己?！D―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在這里,孟子虛擬了一個(偷雞的)情境,他要表達的是:對于加重人民負擔的弊政,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其不仁不義,就應當立即革除,沒有理由等到來年。他虛擬的這個情境是修辭手段,即所謂“喻證法”,具有一定的論證功能。這個比喻的本體(“去關市之征”)與喻體(不再偷雞)之間,在價值上一致――都是向善的:即改掉錯誤。這種價值方向上的相同,是這個修辭具有論證效力的關鍵所在。但是,在兩者之間,也確實有一定差距:“關市之征”是國家行政,而“偷雞”則是民間的個體行為。這種差別正是其論證效力的薄弱之點。因為,國家行政的改變,即使是革除弊政,也可能需要一個過程,往往并非朝夕可致。

其實,孟子要徹底消除的“關市之征”,作為國家對商業活動的征稅制度,是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一般來說,只能“輕之”,而難以“去之”。孟子認為其不仁不義,才把它比喻成“偷雞”的。孟子的這種思維方式,反映了“價值理性”的特征,即把是非善惡當作判斷的標準,立場鮮明,嫉惡如仇。但在它的對面,還有另外一種理性:即考慮到可能性和具體方法的理性,所謂“工具理性”。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對于以修辭手段進行說理的方法,也許不能用正確與錯誤這樣的硬性標準,而應該用“強”和“弱”這樣的柔性標準。特定的修辭手段,有說服力強的一面,也有說服力弱的一面。對于有些人可能是強的,對于另一些人可能是弱的。判斷其強弱,要看具體的受眾。一般說來,孟子這種通俗、形象的論證方法,更容易能夠得到普通大眾的認同。在今天也是這樣。但是,對具體問題的分析研究,特別是對方法和可行性的研究,則是我國古代思想資源的缺項。孟子尤其突出。

對于今日中國的公共問題來說,人們應當以孟子這種以民為本的價值理性與“何待來年”的緊迫心情來積極推動政府革除弊政;而政府有關部門和專家,也應當向公眾耐心說明一些改變的具體困難來求得公眾的理解。

梁惠王向孟子請教。孟子先提出一連串問題:

“用棍棒和刀子殺人,有什么區別嗎?”

梁惠王答:“沒什么區別。”

孟子問:那么,用刀子殺人和用(弊)政殺人,有什么區別嗎?“

梁惠王答:“也沒什么區別?！?/p>

孟子說:“廚房里有肥肉,馬廄里有肥馬,而百姓面有饑色,郊野里橫陳著餓死的尸體,這就等于率領著野獸一道吃人啊!”

這一段問答,孟子之后,千古未有,與其說是雄辯,不如說是尖銳的政治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對話中貫穿著一系列具體物象構成的修辭:由棍棒、刀子,到肥肉、肥馬和死尸――只有“政”是抽象的。孟子正是通過具體形象的生活物象,把弊政的惡性揭示得非常鮮明。其間的邏輯就是這些事物之間具有價值傾向上的同一性――而不論途徑、方法是否相同。

篇2

【關鍵詞】足球；特征變異；規則演變；辯證關系

足球運動的起源

足球運動是一項古老而又源遠流長的體育活動，最早起源于我國古代的一種球類游戲“蹴鞠”?，F代足球起源地是在英國，是來源于12世紀前后他們和丹麥發生了一場戰爭，戰爭結束后英國人看到地上有丹麥士兵的人頭，當時，由于英國對丹麥士兵非常痛恨，便踢起了那人頭。到19世紀初葉，足球運動在當時歐洲及拉美一些國家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英國已經相當盛行。

足球運動的特征變異與規則演變的辯證關系

2.1足球技戰術與足球規則辯證關系的具體體現

足球比賽中，球隊技戰術的運用是根據雙方的客觀情況而采用個人的行動和集體配合的方法，其目的就是為了戰勝對手。而規則制定的目的就是保證足球比賽合理順序的進行。如果比賽中出現不平衡的情況，賽后，就需要通過修改規則、附加條件使之平衡。規則中“越位”的產生，就是隨著場上球隊使用的戰術而產生的。1862年，對采用“九鋒一衛”之陣型，也就是進攻隊員大大多于防守人數，造成攻守的不平衡，嚴重阻礙了足球技戰術的健康發展。為了達到攻守的平衡，限制進攻隊員的進攻，這樣“越位”規則應運而生。

足球比賽中點球規則的制定和金銀球制勝規則的實施也都是為了有效的實施足球技戰術，而進行的規則演變。

2.2裁判員與足球規則辯證關系的具體體現

足球裁判是足球規則在綠茵場上的解釋者和執行者，在比賽中，判罰的結果一般具有不可逆性，是足球場上的“法官”。從起源階段的簡單控制比賽時間、是否進球，一直發展到現在，對足球規則精神的體現與規則發展方向的指導，體現的是一種公平，公正，合理的判罰尺度。

現在足球比賽中誤判、漏判會時常發生，這些判罰的出現會扭轉整個戰局，甚至還會造成球迷暴亂發生流血事件，如在比賽中，領先一方會采用拖延時間戰術，若此時裁判放寬判罰尺度就會造成比賽的索然無味，而如果此時裁判能夠果斷警告領先方，就會使比賽更加精彩激烈。另外傷停補時規則的出現也是對裁判的一種控制，以免造成裁判無休止的延長比賽。

現在足球比賽中增補了比賽監督和第四官員，就是為了適當的控制裁判的執法尺度的水平，維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執法原則。另外國際足聯又規定執法國際A級比賽的裁判必須在45周歲以下，就是考慮到足球是一項體能消耗很大的運動，執法一場好的比賽需要強大的體能作保證，這樣可以減少誤判和漏判的產生機率。

2.3運動員的體能與足球規則辯證關系的具體體現

足球比賽產生之初并沒有對比賽時間進行特別的規定，一般是比賽進行到雙方隊員沒有體力再繼續踢球為止，這樣做的結果是：比賽既不精彩，又使運動員在長時間的劇烈運動中傷害到自己的身體。根據現代運動生理研究表明，對于一個健康的成年人來說，進行劇烈運動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時間是大約在120~130分鐘之間，而持續過渡的超負荷運動，則會有害于身體。因此，現行規則規定，全場比賽為90分鐘，分為上、下各半場（45分鐘/半場），中場休息15分鐘，如果90分鐘內（實際上，足球比賽中的有效時間遠低于90分鐘）。沒有決出勝負，則須再進行30分鐘加時賽。雖然，除去受傷倒地進行治療、發球、撿球的時間，實際比賽時間不足120分鐘，但據研究表明：一個足球運動員在一場比賽中，場上的跑動距離是將近萬米，這是其它運動項目難以相提并論的。

足球規則還規定，足球比賽時，每隊只能更換三名隊員（除友誼賽，特殊比賽外）。在第14屆意大利世界杯賽上，由于許多場次進入了加時賽，最后又進入殘酷的“點球大戰”這樣國際足聯又作出了一項新規則：規定互罰點球的隊員，只能是在加時賽結束時還在場上的球員，其中包括守門員。這樣對運動員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科學技術發展與足球規則辯證關系的具體體現

當今社會的發展，實際上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又為與足球相關的器材提供了技術的支持，也使規則對運動器械的規定，不得不提出更高的要求

足球比賽中最主要的用具就是足球，起初的足球比賽對球的重量、大小、材質等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只要是能充氣的囊就可以，但是隨著足球比賽的不斷發展，球已經成為比賽的焦點。因此，在規則中規定足球的規格也就成為必然。所以，為了適應比賽的需要，就必須對球的重量、周長、壓強進行有效的規定。目前，比賽的用球具備了不吸水，能在強大外力的作用下不易變形的特點，更能使球產生強烈的旋轉有利于進攻。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運動員的自身裝備也不斷發展，比如：球鞋、球襪、護腿板等，這些物件既能有利于運動員技術的發揮，又能對運動員起到保護作用，但同時也對對手形成了一定威脅。

同樣現代的高科技產品也用到了裁判的執法當中，比如：裁判的耳朵上戴有耳機，其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及時與邊裁交流，對于一些主裁看不到的“盲區”，邊裁可以給予提醒，有利于主裁的正確判罰。

結論

任何一項運動都有其特有的規則和運動特征，只有遵循了它的比賽規則和運動特征，才能使此項運動得到長久發展。足球就是遵循了它自己獨特的專項特征和游戲規則，才成為“世界第一運動”，為世人所愛戴，所崇尚。從古代“蹴鞠”運動是為宮廷官員享樂，而組織的活動，到現在為全球人類都帶來歡樂和激情的比賽，足球無不把其自有的特征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參考文獻：

[1]盧元鎮.體育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篇3

關鍵詞：書啟文 嬗變 特點 意義

書啟文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種源遠流長的文體樣式。關于“書”，明吳納在《文章辨體序》中說：“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1]首先說明“書”即書信，是古代書信的總稱；其次，古代臣下向皇帝陳言進辭所寫的公文與親戚朋友間往來的私人信件，均稱為“書”。因此，古代以“書”名篇的文字，實包括兩種文件。為了加以區別，一般把前者稱為“上書”或“奏書”，屬公牘文的“奏疏”(亦稱“奏議”)類；后者則單稱“書”，屬應用文的“書牘”類。

關于“啟”，劉勰在《文心雕龍?奏啟》篇曰：“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盵2]大意為：“啟”就是開的意思。殷高宗武丁說：“打開你的心，灌溉我的心”，即取此義。漢景帝名啟，為了避諱，所以兩漢沒有“啟”的稱謂。到魏國的書信，開始稱“啟聞”。進陳事實的末了，有的稱“謹啟”。自晉代以來稱“啟”盛行，其作用兼有表和奏的功能。可見“啟”是用來溝通思想情感、交流情況、傳達信息、表達政治態度的一種實用文體。一般將“書”中的短信叫“啟”。

古代的“書啟”由于書寫方式和傳遞工具等的變化，又有許多別稱。因其最早刻寫在竹片上，故稱為“簡”；因曾書寫在木板上，故又稱為“牘”或“札”(札是牘中薄小者)；書寫在絹帛上，稱為“帖”；書寫在精美的紙片上，稱為“箋”。因為古代書信用的木簡、絹帛等均為一尺左右，所以又將書信稱為“尺牘”、“尺素”、“尺翰”等。古代有鴻雁傳書的傳說，故又稱書信為“鴻”；古代傳送信件時要加套封，故又稱書信為“函”等。書啟文作為我國古代一種應用廣泛的重要實用文體，其發展演變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形成了鮮明的文體特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書啟文作為一種應用廣泛的實用文，很早就成為我國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體。從歷史上看，它與其它文體一樣，也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每個時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風格。

從現存的歷史資料看，我國最早的書啟文，產生于春秋時期?！蹲髠鳌分兴d《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巫臣遺子反書》、《子產與范宣子書》等，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批書啟文。漢代的書啟文完全脫離了“國書”的性質，成為個人互相交往的工具。漢代的這些書啟文，奠定了我國后世書啟文發展的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書啟文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此時的書啟文，在兩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一是書信內容和情感內容更加豐富，這時出現的書啟，或論政，或論學，或敘交誼，或述情趣，或記旅游，或酬問答，儼然成為一種應用極為廣泛的文體。二是在書啟文的寫作上，藻飾辭采都明顯增加，極大地加強了其藝術色彩，使得書啟不再單純是一種社會必需的應用文體，而成為一種文學創作，成為文學之林中一種具有獨立審美風格的文學樣式。唐宋時期，中國古代書啟文臻于全盛，不僅數量多，名家名作多，而且書啟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宋兩代出現了不少有政治、學術價值，又十分親切感人的書牘作品。像韓愈的《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白居易的《與元九書》，柳宗元的《與友人論文書》，蘇軾的《答謝民師書》，楊萬里的《致徐達書》等。由于這些書簡都是他們在向朋友、后學談體會、述遭遇、傳經驗時寫出的，議論中帶有濃厚的抒彩，因而又都是上乘的“文藝書簡”。明清書啟也自有特色，如明代宋臣的《報劉一丈書》，是政治諷刺信；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是愛國志士的臨終遺書，《遺夫人書》是其與妻子的訣別書。晚明公安派作家和小品文作家的通信，評詩論文，也清麗可讀。而且明清兩代，家書盛行，家書比起一般致師友的書信，更少有拘束，也往往更能透露出作者的細微思想和個性，如鄭板橋的家書《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等向來以思想新穎，情真語摯，親切淺易，不落俗套，富有生活氣息而深受人們的喜愛。

綜觀歷代書啟可以看出，書啟文作為一種常見的應用文體，與一般文體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書啟文具有鮮明的個性化色彩。一般講，除了那些純屬應酬性的往來信件以外，書啟的寫作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具體的需要，而且希望在思想感情上與對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對方的響應或同情。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從書啟中，比較多地看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實。魯迅曾談到“文人尺牘”時認為對書啟內容的真實性雖然要做具體分析，但較之一般作品來說，“究竟較近于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盵3]書啟能夠成為作者“自己的簡潔的注釋”，即它與其它作品比較起來，更能夠直接披露作者的真性情，使人們能夠了解到作者更為深入的情況和細微的心曲。這也正是古代書信在了解作者生平、思想的史料價值方面，往往比別人為其撰寫的碑傳之類要高，而且讀起來也更具有親切之感的緣故。

第二，書啟文要根據對象的不同而講求立言的得體。書啟文是一種程式化的文體，是作者與讀者在一對一的基礎上進行的定向交流，閱讀對象具體，行文旨意明確，通常具有特定的格式和一定的寫作規范。因此書啟在措詞以至格式上，要分清上下、尊卑、親疏等各種關系，講求行款正確、措辭得體，表義準確?！段男牡颀?奏啟》講到啟的寫作要求時也說：“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4]大意是：啟文的寫作一定要收斂謹飭得合乎規矩，使音節短促，辨論扼要，文辭輕快，有文采而不浮夸?？傊?，書信對象的具體性，決定著書信寫法、語氣和款式的不同，這是書信體作品的一個顯著特征。

第三，書啟文要盡言達情?！段男牡颀?書記》篇說：“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盵5]大意是：總體講，書牘的根本就在于盡言達情，把自己要說的話盡情地傾吐出來，即用言詞來抒發內心的積郁情感，顯示出自己的文采風范。因此作者應該通過書牘條理清晰、文思暢達地表達自己的性情，從容不迫地抒寫自己的情感、懷抱?？梢?，書啟的寫作是要把自己的“心聲”明白從容地進獻或酬答給對方。因此，書啟表達出的作者的政治態度、思想觀點、情感經歷、見聞主張，都真切可信，親切自然；而且隱諱地表現了作者的個性特長和情趣愛好，顯露了作者最真切的思想面貌和內心世界。

第四，內容的廣泛性和書寫的自由性。書啟是人與人之間思想交流的工具，最具實用價值。它的文體形式自由，寫作手法靈活，作者可以稱心而言，意到筆隨，記事、抒情、議論，乃至于寫景、記游等，都可隨意選用。篇目可長，可短，完全據作者的需要而定。書寫范圍幾乎無所限定，無論是軍國大事，討論學術，評述人物，推舉自薦，傾訴個人境遇，以至日常所感所思，皆可入書，其內容可以包羅社會生活、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在所有文體中，書信所容納的內容是最為廣泛多樣的。

綜上所論，書啟文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一種重要文體，其發展演變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作為古代一種獨特的應用文體，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文體特征。對我們今天而言，古代的書啟文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它不僅提供了一些真實且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大可以凸現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人情世態，小可以體現一個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傳記中所不易了解到的一些細微方面；而且它為現代人的書信文寫作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從中我們可以學習立言的得體和語言的精妙等。

注釋：

[1]吳納，徐師曾著，于北山，羅根澤校：《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頁。

[2][4][5]周振甫：《譯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頁，第373頁。

篇4

關鍵詞：《故事新編》；歷史書寫；特征

關于《故事新編》的文體歸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其是關于歷史書寫的小說，早已公論。所謂“故”事“新”編，就是指對經典文本的再次創作，在魯迅的筆下這種再創有著獨特特征，突出表現在強烈的現實關懷，古今雜糅、時空交錯，對圣賢、先哲、權威們的消解與否定。

一、《故事新編》具有的獨特特征

1.強烈的現實關懷

《故事新編》中幾乎所有的篇章都不是一時沖動、空穴來風，都有一定的現實考量，凝聚了魯迅對許多問題深入、持續的思考，充滿了濃烈的現實戰斗激情。如，《補天》中的“小東西”滿嘴仁義道德，卻從事著男盜女的勾當，表面上道貌岸然，內心卻是骯臟齷齪；《鑄劍》中的國王兇殘毒辣，群臣無能無聊，看客麻木愚昧；《理水》中文化山上“學者”賣弄學問，丑態百出，所謂“大員”在大災面前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大搞“品嘗宴會”；《非公》中所謂的募捐救國隊，以救國為名，大肆搜刮；《采薇》中的小窮奇實為強盜，卻美其名曰“恭行天搜”，流氓無賴相十足；《出關》中所謂“優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實為剝削者常用的一種欺騙宣傳手段；《起死》中出現的“保甲”“上流文章”都有所指，這些現象都有現實依據，加入這些現實因素，既實現了對時弊的針砭，又增強了文本的雜文味和現實戰斗性。

2.古今雜糅，時空交錯

《故事新編》在處理歷史素材時，沒有完全忠實歷史，也沒有按照歷史事件本身及其過程作表面上的鋪陳，而是深入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精神深處，通過古人古事的“重演”，折射出從“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若干“影子”，讓“現在”與“過去”渾然一體，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歷史的循環往復。這種處理歷史與現實的方法，既高于歷史又高于現實，自由地穿梭于“過去”與“現在”，在歷史中審視現實，在現實中體驗歷史，從而達到對歷史全新的理解和闡釋。

3.對圣賢、先哲、權威們的消解與否定

魯迅對歷史典籍中的英雄、圣賢和權威們持否定態度，眼光是俯視的，這根源于其對中國歷史、歷史書寫者以及歷史文本的懷疑和深刻認識。《故事新編》中所描寫的人物不是歷史上的先賢與圣哲，就是傳說中民族精神的化身和典型，但是在魯迅“俯視”的視域內，他們風光不再，脫去神圣衣冠，著陸現實人間，經歷常人才有的無聊、無奈、寂寞、悲傷、屈辱、尷尬和傷害。

《故事新編》中八篇小說的取材都不是信手拈來，而是審慎選擇、精心設計的，在精神內涵上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脫冕”，讓這些圣賢、先哲、權威們平凡化、凡俗化，讓他們在人間遭盡洋相，神圣形象消解殆盡。這種“脫冕”，在完成了對他們消解與否定的同時，也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文本、中國歷史的消解與否定，因為他們的思想，他們所代表的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國歷史文本的正統，是中國歷史的根源，對前者的否定與消解，也就是對后者的否定與消解。

雖然把《故事新編》歸檔為歷史小說遭到很多人反對，但毋庸置疑的是《故事新編》書寫歷史的方式對我國現代歷史小說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無論是追求歷史精神的神似、借古人之事澆心中塊壘、以古諷今，還是藝術手法上的油滑、反諷、戲擬等都讓后起者群起模仿借鑒。

很多作家開始從事歷史小說創作都是受《故事新編》啟發，比如，郭沫若、矛盾、郁達夫、馮至、王獨清、廢名、聶弩、秦牧等。在我國現代小說史上，受《故事新編》啟發所創作的歷史小說，難以盡數，就是當代文壇風光一時的“新歷史小說”也不能說和《故事新編》沒有干系，《故事新編》的影響可見一斑。

二、故事新編帶有的局限性

《故事新編》為現代歷史小說的繁榮立下汗馬功勞，但是也遺留了一些“禍根”，這些“禍根”在現代歷史小說中迅速蔓延，使其帶有很多局限。主要表現在：

1.功利觀

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故事新編》有很強的現實功利性，文本中攝入很多現實事件和人事糾紛，這是創作《故事新編》的原動力之一。這種功利觀在后來的歷史小說中得到過度的發揮，為了諷今，隨意篡改歷史，盲目比附，牽強附會，甚至大肆進行人身攻擊和無理謾罵，既侮辱了歷史，又糟蹋了現實。

2.消解歷史

從《故事新編》文本敘事中可以發現，魯迅有意改寫歷史文本和歷史人物，把這些人物徹底現實化，退去他們身上的神圣光環，消解他們的神圣性，從而達到對歷史的解構和否定。魯迅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是解構中有建構，可惜后繼者沒有做到這一點，對歷史完全否定，過分偏激，讓我們無本可依，最終導致民族精神的

渙散。

《故事新編》只是包含了“禍根”因素，在文本里不是很突出，只是后繼者把這些弊端突出化了，瑕不掩瑜，《故事新編》在現代歷史小說史上的地位無法撼動。

參考文獻：

[1]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富華.歷史的消解與重構：略論《故事新編》的歷史意識.浙江社會科學，2007（02）.

篇5

【關鍵詞】河流泥沙 水文方法 Mann-Kendall檢驗法 小波分析

1我國河流泥沙現狀

我國是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積占我國總面積的38%以上，大量的水土流失不僅造成土壤退化嚴重，而且也使得河流泥沙含量變大，全球多年平均輸沙量大于100×106t的河流有25條，中國就有9條。這些泥沙在中下游江河湖泊的淤積與近年來頻發的大范圍洪澇有直接關系。

近年來.我國各流域洪水災害普遍出現“小流量高水位”的現象，同流量下水位不斷抬升，并呈逐年加重趨勢。小水大災、災害頻率加劇，損失重大。事實說明，除人類活動影響及防洪意識、防洪工程建設和防洪管理等方面依然欠缺外，泥沙問題是加劇洪水災害的直接原因。河流具有輸沙能力，水流、泥沙交織在一起，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突出表現為大區域內泥沙輸移規律改變引起不適當位置的累積性沖淤。人們通常只認識到洪水災害的嚴重性，卻常常忽視泥沙對洪水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其實，泥沙輸移是造成河道行洪能力惡化的主要因素。河流是一個動態的反饋系統，河床和水流以泥沙為中介互相作用，河流局部水沙條件變化時，容易導致泥沙輸移狀態的改變，從而引起河流內更大范圍水沙狀態的調整，甚至促成和加劇洪水災害。而且，泥沙具有累積效應，由于近年來植被破壞、氣候變化等影響，流域生態環境惡化，水土流失嚴重，使得泥沙輸移狀態更容易誘發并加劇洪災。從目前來看，河道、水庫泥沙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難題之一，是我們面臨的一大科學難題，因此，要更近一步的揭示水沙關系的特征以及求相應的解決方法是泥沙研究的第一步。對水沙的時空演變特征的研究，對有效應對區域、流域水沙帶來的災害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2水文學研究水流沙的方法

水沙關系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涉及到水文學、水力學、地理地貌學及社會經濟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問題。由于我國水土流失比較嚴重，近年來因泥沙輸移變化引起江河水沙災害加劇的現象也越發嚴重，開展水沙相關規律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應用中，對保護生態環境、防洪減災及河道科學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世紀后期以來，由于氣候變化、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城市工農業生活用水的增加及水土保持措施等因素影響，對水資源利用迅速增加使得許多河道來水來沙變化過程更加復雜。研究河段水沙變化特征及原因，對于揭示該河段水沙變異和河床演變機理十分必要。

首先，使用Mann-Kendall檢驗法分析各站點水沙變化趨勢及突變點，Mann-Kendall檢驗法是世界氣象組織推薦并已廣泛使用的非參數檢驗方法，該檢驗方法不需要樣本遵從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數異常值的干擾，適用于水文、氣象等非正態分布的數據，計算簡便，可分析徑流、輸沙量等要素的趨勢變化；利用線性回歸法進行趨勢分析，并進行顯著性檢驗。

然后，對于變化周期的研究中，水文學研究的對象一般是與時間序列緊密相關的實際觀測資料，如降雨、徑流、蒸發等。水文資料本身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同時水文又是一種自然現象，所能觀測搜集到的資料相對較少，信息量十分有限。常規方法很難對其發展變化規律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小波分析的出現，以其多分辨率的特性，擴展了學術研究的范圍，不僅可以大體上把握數據系列的變化趨勢，而且能夠對其細節進行深入分析，充分挖掘其蘊含的信息與規律。2005年，王文圣、黃偉軍、丁晶提出水文時間序列分維數的估計方法，該方法以連續小波變換的理論基礎，研究結果表明該方法是可行的。

總之，小波分析的出現及其與各種現論和方法的結合，從多方面揭示水文系統的變化規律，從而為水資源的合理配置、水庫的運行調度、水文分析計算、水文循環規律等提供了更多的指導和依據。

3兩種方法取得的成果

河流水沙關系的變化是反映流域的生態環境特征、水土流失的程度及人類活動變化的指標，河流水沙變化對流域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通過Mann-Kendall檢驗法可以針對某一條河流分析出輸沙率較大的地段，然后進行調整使水沙關系相協調以及輸沙量的突變時間節點，小波分析方法的應用可以判斷出河流是否有多時間尺度特，輸沙量的長周期比徑流量周期相比較，判斷出水、沙周期的規律和關系，從而科學的處理徑流和泥沙的關系。

總之，河道泥沙也需要從經濟學和管理學方面研究，綜合性的對河道進行科學有效分析，對水沙的時空演變特征的研究，對河道的治理開發意義重大。使河道實現可持續管理，使河道防洪、排澇、灌溉、供水等功能正常發揮，由此產生的經濟效益、生態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將是不可估量的，人們的生產條件和居住環境得到有效改善，實現“水清，河暢，岸綠，景美”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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