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利與弊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人口紅利的利與弊，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世界各國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或遲或早會經歷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

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這樣，會形成一個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都比較低的局面，并會持續幾十年時間。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即勞動力人口多，老人與兒童少，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也稱為“人口紅利期”。

國家總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在人口學上，一般把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稱為人口紅利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

任何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較早實現人口轉變的歐洲國家，人口轉變因經歷時間較長，因而“人口紅利”效應并不明顯，例如，丹麥的人口轉變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而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人口轉變的歷程較短，往往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人口紅利”效應才引起人們的關注。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50年至2050年這100年間，總撫養比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總撫養比為61%，然后逐漸上升，至1970年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79%，然后逐漸下降。到1990年，總撫養比降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打開。到2010年，總撫養比降到最低點40%。此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總撫養比將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總撫養比回升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可見，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持續時間為40年。到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將上升到與1950年時一樣，為61%。

人口紅利的是與非

然而，能不能說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就一定是人口紅利期？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其一，由于撫養老年人與撫養兒童所需的社會資源不同，負擔也大不相同。各國研究結果都得到相類似的結論：撫養一個老人的費用，相當于撫養2―3個兒童的費用（取其平均數為2.5個兒童）。為了比較撫養負擔，我們可以把老年撫養比換算成少兒撫養比，即把老年撫養比乘以2.5這個系數，就得到少兒撫養比的負擔。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各占20%，那么我們可以換算為：20%+20%X2.5=7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相當于70%的少兒撫養比。

因此，一個總撫養比為40%的國家，可能比總撫養比為50%的國家的撫養負擔更重。舉例來說：A國少兒撫養比為10%，老年撫養比為30%，總撫養比為40%，相當于10%+30% X2.5=85%少兒撫養比；B國少兒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為10%，總撫養比為50%，相當于40%+10% X2.5=65%少兒撫養比。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A國，但B國的實際撫養負擔比A國輕。1950年和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都是61%，但實際撫養負擔有很大區別，因為1950年的撫養負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而2040年的撫養負擔以老年撫養比為主。

可見，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50%，但如果老齡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說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是從1990年才開始，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齡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說那時中國處于人口紅利期，經濟也快速發展。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階段，表現為：一是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二是撫養系數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規模減少，家庭戶數大幅度增加；四是總人口就業率和家庭就業面提高，促進了人均收入增長。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撫養比組成，也不一定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才關閉，但到本世紀20年代，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已不能說中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其二，人口學角度提出的撫養比是理論撫養比，而不是實際撫養比。實際撫養比應是非就業人口與就業人口之比。如果失業率過高，勞動年齡人口不能充分就業，那么勞動年齡人口與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樣都是被撫養人口。人口紅利的收獲不僅需要有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人口，而且需要為這樣一支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還要將已經收獲的人口紅利投資于人力資源的積累和開發。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2009年，全國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總數約為1200萬個。從勞動力供給看，2009年城鎮新增勞動力資源超過13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610萬人、城鎮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360萬人、未能升學的城鎮初高中畢業生280萬人、需在城鎮安置工作的復員轉業軍人50萬人。同時，全國還有上年結轉的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人、“農轉非”200萬人、企業下崗需要轉崗就業等人員100多萬人。全年需要就業的人員總數達2400多萬人。總體看來，2009年勞動力供求缺口達1200萬人。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意味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成為被撫養人口。

人口紅利的利與弊

一個國家處于人口紅利期間，其人口有如下三個特征為發展提供機遇：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勞動力價格低廉，從而使得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結構較年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人口學家經過計算認為，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于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四分之一強。

然而，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率而獲得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的影響：第一，少兒人口減少，從而減少了內需，而內需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中國生產的產品大多是普通消費品，是需要絕對數量的人口來消費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0歲―14歲的人口有12539萬，5歲―9歲的人口有9015萬，0歲―4歲的人口只有6897萬，下降速度極為迅速。少兒人口減少，也是中國市場內需嚴重萎縮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撫養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時間參加工作，婦女勞動參與率過高，造成就業壓力增大。生育率下降過快，少兒撫養過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過大，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沒能充分就業，一部分人口紅利被浪費掉了。

第三，人為地降低生育率，會加劇將來的老齡化問題，而嚴重的老齡化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導致經濟減速，是亞洲四小龍和歐美發達國家曾經都經歷過的發展過程。經濟學模型顯示，老齡化比重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可能會下降0.115個百分點。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中國自1973年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以來，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人口撫養比下降1/3，比其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提前半個多世紀跨入低生育水平 國家行列，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但實際上，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過計劃生育實現的“急剎車”式的人口轉變，為我國創造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發達國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獲取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承擔人口老齡化提前和急速到來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紅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負債，加速到來必然也將加快其結束。

人口紅利其實是一種“透支消費”。一個人的收入與支出相平衡，就不會有透支消費。一個國家的平均每對夫婦生2.1個孩子，就達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種“透支消費”，也稱為“寅吃卯糧”。現在只生一個孩子，做父母的比較輕松，因為節省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和精力，這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預支。透支消費在未來是需要連本帶息償還的，其結果必然是加重了未來人口的負擔，透支未來的可發展潛力。

篇2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在岸外包；影響

1.人民幣對我國外包企業影響巨大

人民幣升值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致使我國外包企業自身的利潤實際所得，由于這種匯率的變動屬于不可抗因素，這就直接影響了企業的凈發展能力。人民幣近些年來雖然其自身的區域流通性逐步加強，并且國際的貨幣結算能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但是人民幣事實上并不是國際流通貨幣，美元依然是世界唯一的流通貨幣。因此，這可以這一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只是相對的升值，是相對于美元的升值行為。人民幣的升值只能被局限在美元的范疇之內。在這種背景之下，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行為，就會造成最嚴重的后果。對外升值卻又對內貶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國不論是居民還是企業都會受到最大的經濟影響。對于我國的居民來說，直接影響就是物價的飛漲，實際凈收入的貶值。而對于我國的企業來說，這個問題則會更加嚴重，首先，對于企業的成本來說，對內的貶值行為造成了實際生產成本的大幅上漲，而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加上日益上漲的人力資源成本還有高企的融資成本，我國的企業在國內的經營生產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而對外的企業來說，最直接影響就是其生產貨款的直接性壓力增大與利潤的減小，這對于我國的外包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2.人民幣升值會降低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如前文所論述，人民幣的升值實際上的現象是對外升值對內貶值，那么其對于我國外包企業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利潤的減小與成本的上升。由于我國長期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處于生產鏈的末端，對于匯率的變動以及匯率的穩定的依賴性更高，這種變動的匯率會造成我國外包性加工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直線下降，這種現象會潛在地引發出更嚴重的長期性后果，企業會因為壓縮開支，減少不必要的投入，而縮減對于自身產品的研發，更加失去的國際競爭力。由于中國面積廣闊，人口眾多，具有明顯的生產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因此吸引了很多來自發達國家的企業向中國企業進行外包投資。但是，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升值越演越烈，中國外包服務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威脅。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導致國內通貨膨脹，增加了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提升了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使得以美元表示的企業收入縮水。成本增加和收入縮水這兩方面都降低了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收入和利潤。

3.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外包企業的積極影響

人民幣升值會對我國的居民以及外包企業造成嚴重的影響，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機遇，雖然這種機遇的代價有些高昂。眾所周知，我國的企業長期處于混亂的經營模式之中，而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某些企業的自身素質還難以達到國際巨頭們的水平，而這次的匯率變動人民幣升值會使這些企業重新地洗牌，調整國內企業的格局。這種調整對于我國的外包性企業的影響則更為顯著。這樣的過程會使得這些外包企業發生兩極分化，即自身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科學技術水平高的企業會從競爭中生存下來，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而那些落后效率低下的企業則會逐步被淘汰，這對于我國的新市場格局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現象是一定的，因此，淘汰這些落后的產能發展高科技高素質的創新企業的過程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進中國的外包服務企業的投資向高端化和國際化邁進。由于人民幣的升值會增加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投資成本，進而造成企業的收入和利潤減少。這樣，企業為了彌補成本優勢的缺失，他們不僅會想方設法降低成本，他們還會不斷提高成本的質量。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外包服務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國際競爭力，會把焦點從成本優勢轉移到其他優勢上來。

因此當企業的焦點從單純的生存轉移到了能夠令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技術研發上的時候，企業的發展會發展巨大轉變。這時，企業會將自身的部分資金轉移到技術設備的配備購買上，這樣可以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雖然在投資的初期，企業將會面臨一定的財務困難，但是不難相信的是，通過這種良性健康的技術研發型投資，企業的外包業務將會愈加的穩健與成熟。而另一方面，企業也會通過對于人力資源的重新調配來提升競爭力，人力資源在企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民幣升值之后，企業疲于維持自身生存，會減少開支，更不會再去注重人力資源的配備，而當企業的人力資源能夠合理高效的配置之時，企業的發展則會更佳。目前，我國已經有不少外包企業走向國際化道路。它們借著人民幣升值的這一歷史契機，對國外企業進行再發包和兼并收購事務，將外包延伸到銀行，證券，金融等各個行業領域中。

〖KH*2〗〖JZ〗〖XC劉正一.TIF；%100%100〗〖TS（〗〖JZ〗〖HT7.H〗表1我國在岸外包貿易增長率〖TS）〗〖KH*2〗

可以這樣認為，人民幣的升值與我國的在岸外包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這也正是驗證了那句話，利與弊是共存的。如表1所示，我國在岸外包貿易發展迅速。人民幣升值促進了我國在岸外包服務市場的蓬勃發展。在岸外包是相對于離岸外包而言的。離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發包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整個外包服務活動是跨國界的外包事務。而在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發包商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企業，在岸外包服務活動是國內外包事務。從商品的規律來看，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外包價格會升高，而敏感的國際企業對匯率波動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這些國際巨頭們會選擇更加低價的其他國家的外包企業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由于過去長期從事著國際外包事業，這些企業對于自身的外包業務的依賴是相當顯著的。這將導致這些企業會降低自身服務產品的價格去獲取更大的市場，即使這種市場的獲取代價將會是利潤率的犧牲。而從在岸外包的角度上講，當這些企業在離岸外包層面上不能夠獲取足夠的市場之時，他們會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的國內市場進行交易，即在岸外包。人民幣的持續性升值會使其他國家的企業向中國加大投資力度，投資建廠進行生產，這也會從某種程度上加大自身的在岸外包貿易。

4、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外包服務就是企業實現效率最大化，資源利用最優化，成本最低化的重要方式。企業的外包服務為企業大大節約了時間，金錢，人力，物力等成本。可是，企業外包服務是國際經濟貿易的重要的一部分，它受到國際貨幣匯率的影響。人民幣的升值，對于中國的企業進行外包投資或者接包服務，有著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陳建軍，陳菁菁. 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個城市和地區為例[J]. 中國工業經濟.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