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文獻綜述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文獻綜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魯賓斯德教授對于低碳經濟的解釋被廣泛認同,他指出“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動提高能效技術、節能減排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的開發和運用,從而實現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綠色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是通過較少的自然資源消耗獲得較多的經濟產出,它是一種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促進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低碳經濟的實質。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變革。

低碳經濟包括四個內容:(1)低碳經濟是涉及經濟、環境、社會的綜合性問題;(2)低碳經濟是對于高污染、高排放、沒有約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高碳經濟而言的;(3)低碳經濟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經濟是針對碳排放量來講的,目的是為應對氣候變化、解決人類生活、企業生產過程中過多的排放CO2等溫室氣體而引發的地球生態圈碳失衡而進行的自救行為。

二、低碳經濟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關于低碳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歷史上CO2的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或者CO2的排放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證實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線。Grubb(2004)等通過對早期英國的研究得出,在工業化初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較高,但是經過這一階段之后二者之間的關系就顯得較弱。Treffers(2005)等學者對德國GHG排放量的減少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實現GHG排放量的減少與經濟的較快發展。Wara(2007)認為,清潔發展機制不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場,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種補貼和政治機制,因為它在實現政治目標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國內學術界對低碳經濟的相關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類文獻主要是關于碳排放權分配問題。王偉中、陳濱(2002)等認為,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應當遵循人均排放權分配原則和效益原則。潘家華(2003)考慮到除了以國際公平為原則的碳排放權分配,發展中國家站在人文發展的角度,堅持人均排放權分配原則。何建坤、劉濱(2004)指出,碳排放權分配應堅持“一種產權、兩次分配”原則。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水平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差異,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所以碳排放權分配必須堅持以公平為主的原則,在公平原則和碳排放“產權”界定清楚的基礎上,各個國家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進行排放權的二次分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陳文穎、吳宗鑫(2005)等考慮到以“一個標準、兩個趨同”的原則來進行碳排放權的分配。溫室氣體排放中的公平問題是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核心問題,考慮到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無論是歷史水平還是當前水平都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我國應當堅持人均分配原則,以保障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權益。

第二類文獻主要是關于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途徑和對策。謝軍安、郝東恒、謝雯(2008)認為,發展低碳經濟應該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架構發展低碳的社會行動體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推進節能減排,注重對低碳技術的創新和研發,從而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韓雪梅、劉歡歡(2009)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凈化比重、充分發揮碳匯潛力以及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四個方面闡述了西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現途徑。任奔、凌芳(2009)結合低碳經濟發展的國外經驗和我國現狀建議選取一定的城市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示范區或者實踐園區,讓其發揮示范帶頭作用,推進節能建筑、節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凱(2007)從中國利益出發,指出我國可以從清潔發展機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匯三個方面來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朱四海(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據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降低人為碳通量、開展碳預算、發展低碳技術、能源結構轉換促進人類社會能源利用方式的改變。付允、馬永歡、劉怡君、牛文元(2008)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得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對策為:節能優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勵低碳技術研發以及建立我國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鮑健強、苗陽、陳鋒(2008)從低碳產業、低碳農業、低碳工業、低碳城市和碳匯五個方面指出了多層次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盧小祁(2009)認為,通過農村低碳化建設、城市低碳化運營以及工業低碳化發展是將南昌建設為綠色花園城市的新型途徑。宋德勇、盧忠寶(2009)指出,目前各國低碳經濟政策的側重點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術政策、低碳產業政策、低碳消費政策,四種低碳經濟政策都是以鼓勵和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主的。

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且能夠在發展中均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減少環境污染,同時也有利于我國在面臨氣候變化的形勢下,提升應對能力。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節能減排目標的重要路徑。

三、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分析

(一)低碳經濟的理論淵源。低碳經濟概念的出現與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兩大主題密不可分,它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變革。自2003年英國政府能源白皮書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以來,低碳經濟正成為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保障未來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徑。低碳經濟的出現必然有著經濟學原理作為其重要的理論支撐,下面將從經濟學的視角對低碳經濟所涉及到的理論進行總結:

1、可持續發展理論。低碳經濟首先讓人們聯想到的就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八笕祟愒诎l展中講究經濟效率、關注生態和諧、追求社會公平,最終達到人的全面發展”?？沙掷m發展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不但要求體現在以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為主的環境生活領域,更要求體現到作為發展源頭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去。它包括經濟、生態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就是考慮“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

2、資源環境產權理論。發展低碳經濟與環境資源產權理論密不可分。“產權的建立實際上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對資源權利的界定、保護和行使,關鍵在于相互間的排他性。當資源的稀缺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源的相對價格提高,從而使建立排他性規則所費的成本低于可能帶來的收益時,人們才有建立該資源產權的激勵”。

3、排污權交易理論?！毒┒甲h定書》中所規定的三種履約機制即:聯合履行、排放貿易以及清潔發展機制都是實現并且推動低碳經濟的全球范圍內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芭盼蹤嘟灰资且环N基于市場的環境管理政策,它將環境承載力作為一種稀缺性的資源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優化配置”。

4、市場失靈理論。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對于商品和服務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沒有反映環境的稀缺性,許多環境的市場價格實際上是零,糾正市場失靈的方向應該從經濟組織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預上入手。

5、政府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是指政府做出的決策影響了經濟效率,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相關人員對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和國家低碳經濟政策能夠有較好的了解。

(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內涵。實踐當中有必要從低碳所涉及的經濟學內涵進行研究,以下筆者嘗試從四個方面對低碳的經濟學內涵進行了分析:

1、“脫鉤”理論角度。將物理學當中的“脫鉤”概念引入到社會經濟領域,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懊撱^”理論主要用來分析經濟發展和資源消耗之間的“解耦”關系的。評價低碳經濟的主要標準不是單一的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也不是單一的看經濟發展狀況,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經濟的增長速度(后兩者為理想狀態)。由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低碳經濟轉型是指: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為CO2)之間關系不斷從“耦合”到“脫鉤”的過程?！懊撱^”:是指用較少的物質消耗生產出較多的經濟社會財富,它反映出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并非同步變化。脫鉤指數用來衡量脫鉤指標,具體表達式為:

其中,DRt為脫鉤指數,EP為環境壓力變量,DF為經濟驅動力變量,它表示一段時間內環境壓力變量的相對改變與相關經濟驅動力變量的相對變化的比率。運用脫鉤指標可以較好地檢驗某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夠找出造成脫鉤的原因,從而為國家制定靈活的脫鉤政策提供依據。

2、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角度。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能夠表明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趨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會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續地遭到破壞,只有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生態環境污染反而會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環境保護呈倒“U”型關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外部不經濟導致市場失靈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解決環境問題可以從科斯定理入手?？扑苟ɡ碇该?“在交易費用為零和對產權充分界定并加以實施的條件下,外部性因素不會引起資源的不當配置”。

4、國際經濟學角度。國際經濟合作是不同國家政府、企業及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為了共同的利益,通過競爭與協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側重在生產領域中,以生產要素移動和重新組合配置為主要內容而開展的經濟協作活動。發展低碳經濟就是建立在國際相互依賴基礎上的重要國際經濟合作形式,通過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加強其在國際間的流動,通過國際間的貿易,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碳排放權全球內的最優化配置,最終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莊分行)

主要參考文獻: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華,莊貴陽,陳迎等.英國氣候變化政策:通過激勵機制促進低碳發展[N].中國環境,2006.1.27.

[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Z].2008.

篇2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關鍵詞： 西方經濟學 教學 文獻綜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簡介：周聞崢（1981- ），女，湖北武漢人，貴州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在讀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學科教學論。

西方經濟學是我國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也是進一步學習經濟、管理類其他專業課的基礎，各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大都開設了該門課程且安排課時較多。為了完善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諸方面，許多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探索與創新，但是目前關于此的文獻分析在我國還非常之少。筆者旨在各位專家學者研究基礎上，對近年來我國中文期刊刊發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文獻資料進行較為客觀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現狀、熱點及趨勢，并以此進行思考獲得啟示，為進一步完善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提供參考。

一、研究方法和過程

1.1 研究方法

筆者擬用內容分析法主要為研究方法，采用抽樣的方式在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進行抽樣，對在中文期刊刊發篩選出來的文獻進行較為客觀細致的分析，將非定量的文獻材料轉化為定量的數據，最后運用EXCEL等軟件的進行數據匯總和分析，從時間上進行縱向比較、從內容上進行橫向比較。

1.2 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標準檢索，以輸入檢索范圍控制條件中發表時間“具體時間從2001-1-1到2010-12-31”，輸入目標文獻內容特征中“主題”為檢索項、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文獻檢索出來后，通過初步的內容分析進行篩選，把不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核心的期刊文獻進行刪除，共抽的有效樣本200篇（政府宣傳、新聞廣告、編者按及由于名稱造成的不相關文獻等除外），其時間跨度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結果

2.1 樣本統計分析

通過分析筆者發現，近年來我國關于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文章在國內中文期刊上的發行數量呈上升態勢。依據對樣本文章的統計，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獻數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獻數有一個量的飛躍，文獻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詳細情況見表一。

文獻的主要內容涉及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方法模式、重點難點、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幾個方面。依據對樣本文獻的統計，可以看到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于教學方法模式、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大量的文獻集中于對教學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學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的研究文獻數量近兩年上升很快，詳細情況見表二。

2.2 研究內容分析

筆者對樣本文獻進行了閱讀、篩選、分析、歸納，試圖從文獻研究的內容進行梳理，綜述如下：

2.2.1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經濟學具有概念多、理論多、流派多、圖形表格多等特點,針對這些特點學者們對教學的方法模式進行了大量探討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熱點之一。

梁靜溪（2002）提出：我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應借鑒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成功經驗和先進成果，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推行啟發式教學、案例教學；在教學中重視過程學習，嘗試游戲教學方法，開展個人演講、講演評價等活動。劉黎清（2007）認為應改變目前傳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學理念。其將講授式、討論式、反饋式、啟發式、探究式等各種教學模式進行融合歸納，提出了幾種可以單獨采用,也可以聯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學模式――演示+講授模式、演示+講授+測試精講模式、提問+討論+評價模式和案例教學+小論文+評價模式，從而實現有效的課堂教學。

2.2.2 西方經濟學教學重點難點研究

許多學者從不同側面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重難點作出了分析。

王鐵（2005）分析了如何引導學生運用西方經濟學所學知識，正確理解和分析經濟生活中的問題和現象這個教學難點，認為在教學中應：增強學生在日常生活消費和個人職業生涯設計中的理性意識；有機介紹學術前沿有關問題，深化與相關課程之間的銜接關系等。

文嵐（2006）提出西方經濟學學習過程是人文資源養成的過程，應從大學教師、學生、環境的有機結合來實現。王洋和蘇興強(2006)指出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思想和技術的學習應該完美地結合起來,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紹了商業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密切相關性，系統論證了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彰顯商業倫理的現實意義，認為：西方經濟學作為全面闡述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課程,在教學目標的定位中必須強化商業倫理和科學技能培養并重的原則。

2.2.3西方經濟學教學問題對策

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抽象性與邏輯性、內容的廣泛性與系統性，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相當的難度，同時使教學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

為了提高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曾令秋和杜偉（2002）認為要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應著重解決“三個問題”，要使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時知道是什么，還必須讓學生了解為什么，進而在此基礎上得給學生進一步分析怎么樣；在教學中要注重“四個分清”，即分清庸俗經濟理論與其具體分析方法的界限、生產關系的理論與生產力理論的界限、生產力理論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經濟學中主張所需條件與我國是否具備這些條件的界限。韓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學中操作性較強的方法，認為應從調整西方經濟學教學計劃、改革教學手段、創新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入手，來解決目前存在的重理論輕實踐、重工具輕思想、重講授輕啟發、重知識輕能力和重課內輕課外的問題。

三、研究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學界的各位專家和學者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給予高度的重視，在研究的廣度上和深度上進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分析總結出能為一線教師教學服務的理論和實踐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蓋西方經濟學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能為我國經濟社會服務的教學內容，和使學生充分理解、掌握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學模式，為我國培養更多優秀的經濟學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丁堡駿.必須加強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指導[J].當代經濟研究,2006,(1):54

[2]徐則榮.加強指導地位?改進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研討會綜述[J].當代經濟研究,2007,(7):70

[3]梁靜溪.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02,(6):79

[4]王鐵.在《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強化應用能力的培養[J].商場現代化,2005,(29):365

篇3

論文摘要：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篇4

關鍵詞：《手稿》；異化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35-02

異化理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基礎內容。理論角度上，研究異化理論對于研究哲學深遠意義；現實角度上，它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也有著導向作用。我國學術界針對馬克思的異化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針對我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筆者從異化的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這兩方面做如下綜述。

一、國內學者對異化概念的理解

黃楠森在《人的本質的異化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中提出，歷史上異化概念有三個用法，即“（1）黑格爾的用法指矛盾的轉化， 或矛盾。（2）費爾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認識上的錯誤而產生出與主體對擾的結果。（3）馬克思的用法， 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 即剝削剩余價值。”他認為，異化概念不能濫用，就如黃楠森提到的：“馬克思講的異化就是勞動異化，就是剝削剩余價值，他講的異化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盵1]

孫英在《異化概念新議》中從兩個角度論述異化概念，即作為一般科學術語的異化和作為人道主義基本概念的異化。他認為作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為上的具體推演。他通過對國內國內學界異化的流行定義進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結論是，“異化也就相應地分為兩類： 一類是被自己活動及其結果所奴役的異化， 如工人的異化勞動， 另一類則是被自己的活動及其結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異化?！盵2]

侯才在《有關“異化”概念的幾點辨析》中提到，“馬克思對異化概念的使用和對異化現象的研究大體經歷了由自然的異化到政治的異化再到經濟的異化的這一過程?！盵3]文中從博士論文的“對自然的任何關系本身同時也就是自然的異化”，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政治國家的彼岸存在無非就是要確定它們這些特殊領域的異化”，再到《論猶太人問題》的“金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進行了論述，充分展現了馬克思異化概念的變化過程。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文中，反對“社會主義異化論”對馬克思異化觀的曲解，認為它“故意舍去了‘異化’的條件性、暫時性， 把它變成了超社會、超歷史的永恒的范疇?！盵4]他認為，對待異化概念要從的基本觀點出發去評價分析。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

（一）對當代資本主義異化現象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異化現象的認識

沙光學在《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中提到：“新的異化現象在當代西方社會有繼續深化的趨勢，這與統治階級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他們更善于借助科學技術的‘中介’，將異化當作一種統治人民、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勞動條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須認清異化現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尋找解放自己的途徑?！盵5]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的異化現象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新的時代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正如沙光學所說的，工人要想“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從根源上認清異化現象本身及其危害，尋找到科學的途徑“解放自己”。

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但是與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是有著本質差別的。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是有著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的本質，而社會主義社會正是要廢除了私有制。他提到：“這種本質區別的基本表現恰恰在于社會主義廢除了私有制， 廢除了剝削和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4]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要消滅異化，社會主義本身也具有克服異化的力量，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使命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為消滅異化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主流”[6]。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出現的異化現象和資本主義出現的異化現象是有本質差別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會導致人的異化，而社會制度的本質就是消滅異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經驗，或由于不認識客觀規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誤；有的則是主觀主義大發作，根本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所致。這些問題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雖然難以避免，但隨著人們的經驗的積累和對客觀規律認識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決?！比~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這樣提道，“這些問題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產物，它的性質也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異化的對抗性質。用經濟異化的觀點來對這些問題加以概括，就會混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7]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指導作用

1.社會發展方面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我們周遭的現實， 我們驚異地發現， 這些在國際社會已被批評、拋棄的‘發展異化’問題仍在劇烈地困擾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所謂發展異化就是將發展的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將發展的目的與手段顛倒過來，割裂發展的本意并扭曲發展的本質，致使發展的重心錯位，發展的價值失衡，最后將發展變成‘無發展的增長’或‘惡性發展’?！盵6]我國現階段出現的地區貧富差距、權力濫用、道德滑坡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異化現象的某些特點。由于我國現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外加國外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異化現象在我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存在的。

“我們必須消除‘發展異化’現象及其產生的思想根源，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發展觀”，楊建華接著提到。我國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劉柱海也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論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及現實導向意義》中提出：“我們既不能聽任異化現象在我國各個地方蔓延，也不能過于保守，我們應該大膽充分利用其積極的作用來建設我們社會主義。同時，我們也應該把經濟發展與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必須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涵和基本要求，認真加以貫徹落實。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避免走資本主義老路?！盵8]由此看來，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的發展。

2.人的發展方面

馬克思在《手稿》中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9]。這樣看來，人只有全面發展才能擺脫異化。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發展的最終目標， 其他發展都是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或機會。而人的發展反過來能積極促進社會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獲得發展；人是發展的動力， 沒有人的參與， 發展是不可能的。社會的發展與否， 完全取決于人的素質和人的發展；人的發展程度成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根本標志?！盵6]

從上述的總結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異化勞動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階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較廣，有許多獨特的思想觀點。筆者認為，《手稿》歷久彌新，雖然經過百年的洗禮，但并沒有失去其價值，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越加強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學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經說過，哲學以人的解放為核心的批判性實踐哲學。對于《手稿》的研究，我們也更應該注重馬克思對異化理論的分析，通過揚棄異化，實現人的解放、全面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手稿》的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我們都應該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發現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樣一個過程。

首先，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國民經濟學時，通過分析勞動者同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者同他的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無法成為實現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本質，由此結果導致了人的發展的歪曲和喪失，人的全面發展無從談起。

提出問題后，需要解決問題。馬克思解決異化問題的方式就是揚棄異化，恢復人的主體意識，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實現人得到全面發展。換句話說，揚棄異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全面發展的過程。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發展也是存在異化現象的。

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盡管由于我們的商品經濟還不很發達，但仍然是存在異化現象的。商品經濟中的人們容易產生商品意識，用物的價值去衡量人的價值，但是卻失去了人的主體意識以及其存在的意義。人的本質應該是從事有意義的實踐活動，但是現在的很多人往往為了經濟利益、金錢的誘惑，在物質方面不知足地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過發揚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自身的價值以及為社會做出貢獻。個人應該將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理想視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積極地以自己的本質力量投入到社會主義實踐中，在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同時促進社會和人類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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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葉汝賢.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J].學術研究，1984，（1）.

[5]沙光學.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J].傳承，2009，（3）.

[6]楊建華.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2，（1）.

[7]葉汝賢.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 [J].學術研究，1984，（1）.

篇5

關鍵詞：產業協同集聚；空間外部性；機制與效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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