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綠色金融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研究綠色金融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低碳經濟 綠色物流 綠色金融 可持續發展 運營環境 優化策略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問題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今天綠色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發展重要內容的背景下，研究綠色經濟的相關內容已經成為了經濟學家、學者乃至整個社會的重要課題。對于我國而言，在當前可持續發展的路線指引下，對其相關層面內容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為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種種問題，比如說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日益嚴重等。就物流行業而言，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物流企業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將同樣對經濟、社會和環境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種情況下，“綠色物流”理念的提出，為物流行業獲得更好的發展和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指明了方向。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流實體經濟中的角色轉換需要“綠色化”的同時，物流行業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金融環境的綠色化發展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綠色物流提供金融支持，為該行業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這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開展物流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從國家貿易的現實層面來說，實現物流企業金融綠色化，對于規避發達國家對我國的“綠色壁壘”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和現實價值。

“綠色物流金融”的理論意義

在經濟學上，金融運營環境有如下定義：通過組織內部成員和外部環境之間的行為交互和利益交換形成的特殊動態平衡系統。在本文中所引用的綠色物流金融環境的內涵為：“客觀經濟環境下，物流金融利益主體和外部環境之間所形成的整體”。結合兩者不難看出，綠色金融環境實際上包括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并通過兩者之間的協作來實現對環境的調節。內部環境主要是指涵蓋了市場內所有機構和組織，而外部環境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說的，通常情況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都是從內部角度進行的。

從“綠色物流金融”這一名詞中就可以看出，該名詞同時兼具金融、物流、綠色三個主要關鍵詞，這些關鍵詞同時也表明了其具體特征，其特征可歸結如下：

綠色物流的發展離不開持續性發展，綠色物流在發展過程中，體現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種種特性，是人類社會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和自然之間所形成的主動的、和諧的關系的集中體現，而在綠色物流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則是要求人們要將物流金融的優勢運用到物流行業中，從而為物流行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根植性特點在綠色物流金融環境中有明顯的表現。正如美國知名社會經濟學家Polanyi在其論文中所寫到的：“經濟發展的實質表現在各種非經濟類型的關系上，同樣也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種種影響，包括正面的以及負面的”。這種說法從客觀上說明了綠色物流的發展實際上是受到社會經濟環境所左右，也可以說，政府政策行為對于該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從本質上來說，也就是受到特殊的時空的巨大影響與所屬地的客觀經濟屬性兩者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聯系。這就要求必須從當地的客觀經濟條件出發來發展綠色物流金融。

資金流是物流行業得以發展的重要保障，是實現物流行業健康發展的絕對前提，在這一過程中，循環性特征表現明顯。

我國“綠色物流金融”的內外部運營環境分析

（一）從“綠色物流金融”環境的內部層面分析其運營狀況

物流行業的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內部問題，而綠色物流金融運營環境中這一問題同樣突出。實際上，由于市場的逐利性特征，各個金融機構在非發達地區的投資總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非積極態度，這就導致各地金融產業的發展極度不平衡，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物流金融體系構建，可謂困難重重。在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資金的流動受市場自發性影響明顯，政府行為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限所產生的諸多問題，更是導致綠色物流金融在中小城市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客觀上來說，當前我國中小型物流企業融資難，在實際融資過程中人為因素過多、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整體情況堪憂等問題的存在，已經成為制約綠色物流金融發展的重要阻礙因素之一。特別是衍生產品如“綠色債券”、“綠色基金”欠開發、“綠色物流銀行”、“綠色融通倉”等現代運作模式沒有得到很好的拓展。這些不同層面出現的諸多問題，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該行業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舉步維艱，就此筆者在表1中對具體的內部原因做了總結。

（二）從“綠色物流金融”環境的外部層面分析其運營狀況

從根本上講，影響綠色物流金融的外部環境因素同樣重要，其產生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對于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應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細致的討論。

金融危機對于經濟格局的總體影響。目前來說，支柱產業的發展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核心方向，尤其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金融產業更是獲得了空前的解放。而從短期收益水平上來說，綠色物流行業整體收益水平相對較低，這就導致其發展必然受到其他金融經濟體的排斥，發展緩慢、融資困難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結果。

政府主導的模式嚴重地制約了物流企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我國現階段商業銀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基本上都是國家從宏觀經濟發展角度所制定的政策指導下實現的，就金融監管而言，國內各種金融產品的整體監管水平較為落后，自由度也較低，更是對物流行業的融資行為制造了人為阻礙。這就導致綠色物流產業這種短時間內很難看到回報的行業因為監管制度的缺失而發展制肘，更為嚴重的是，由于這一特點，相關金融部門已經明確要求商業銀行盡可能的少涉及該行業。同時，缺乏政府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樣是綠色物流金融運營環境不理想的重要因素。

法制環境與政策有很大的關聯性，法律法規無法真正意義上的覆蓋該領域。從法律層面講，金融政策的制定必然附帶金融法規的出臺。這種情況下，銀行作為金融主體，對于投資回報率的高要求和投資風險的考慮，在綠色物流金融行業中短期收益率不明朗的情況下，很少有商業銀行樂于開展此項業務，即使有所開展，也設立了較高的貸款門檻，這就對綠色物流金融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礙。

信用環境是一切金融業務開展的最重要的基礎，沒有足夠的信用作支持，金融市場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當前信貸環境的整體惡化，直接導致了銀行貸款門檻的加高，這一方面導致了綠色物流行業的融資困難，另一方面也把該行業推向了民間融資。其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綠色物流金融”運營環境優化的針對性措施

（一）從優化內部環境角度進行分析

內部環境的優化實際上要求從金融主體的客觀行為入手，具體來說，主要包括金融服務創新以及金融組織創新兩個主要部分。

金融服務創新。綠色物流金融服務的創新客觀上要求金融機構和物流企業之間形成良好的交流合作機制，通過兩者之間的密切配合實現。具體來說，就是要求物流企業必須通過自身業務上的創新來提升自身的信用水平；而金融機構方面，則是需要進行綠色物流金融創新，積極主動的研發各種綠色物流既金融產品，為該行業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金融組織形式創新。作為管理學中的重要內容，組織形式一直是我們所研究的重點，績效水平和組織管理形式之間存在的關系，對于每一個管理者來說都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包括銀行、信托、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各種混合形式等的組織管理形式的研究在我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體系，但是不得不說目前為止，針對綠色物流金融方面的組織形式的研究還較為少見。基于這種情況，有學者從農村綠色物流金融角度提出了“現代農村物流金融中心與農村物流金融非股權組織”。通過這種方式，物流企業能夠通過聯盟的形式從政府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中獲取相應的資金，從而為其長期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客觀上來說，這種組織形式的創新對于提升物流企業的整體管理水平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組織形式的靈活性也能夠有效的規避我國法律中針對物流行業的種種限制。因此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值得我們關注。

（二）從外部環境優化角度進行分析

對于綠色物流金融的外部環境整體優化而言，這是一個系統而長期的過程，必須有相應的監管機構和國家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這就要求政府對該行業的發展實施引導，為中小型物流企業提供必要的信息交流平臺，并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提升該行業的整體規范程度。構建綠色物流金融運營的信用體系，這對于提升中小型物流企業綠色金融環境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而這在客觀上要求綠色物流企業和相關金融機構之間形成有效的合作和交流。政府政策傾斜是該行業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政府有必要通過制定更為優越的激勵政策來鼓勵綠色物流金融行業的發展，通過行業本身、政府以及各金融機構的通力協作來促進我國綠色物流金融行業的發展。

結論

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綠色物流金融對于第三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必須重視的是，作為一種新型的事物，其發展方向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針對綠色物流金融行業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問題，政府和相關金融機構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為其提供科學的引導和扶持，而行業本身也應充分把握機遇，促進自身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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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德旭，張雪蘭.對我國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若干問題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

篇2

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學經濟學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綠色經濟實現路徑——中國碳金融交易機制研究”為依托，召開了“碳金融與綠色經濟發展學術會議”。南開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環境交易所、中央黨校、西南財經大學、大連理工大學、鄭州大學、吉林省社科基金規劃辦、吉林財經大學以及吉林大學的6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論基礎及推動中國碳金融交易的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廣泛討論。

一、碳金融交易理論基礎追溯

理論是對規律的總結與歸納。吉林財經大學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關注碳金融對傳統理論的傳承與擴展。南開大學逄錦聚教授指出，適應實踐發展和時代需求，開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論研究的重大責任。吉林大學杜莉教授認為，碳金融交易機制既承接了產權理論、功能金融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的現有內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論的外延。

結合傳統的價值理論，逄錦聚教授對碳排放交易標的的商品屬性進行了認定。價值理論將商品定義為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基本屬性是使用價值和價值。逄錦聚教授認為，碳排放額的減少來源于技術改進，而技術進步離不開勞動，故碳排放額在一定意義上屬于勞動產品，一旦用于交換，便具有商品屬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額度，實質上交換的是碳減排的技術以及協同的一系列復雜的人類勞動，故碳排放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其使用價值體現在可用于碳減排活動，其價值體現為凝結在碳排放額度中的人類一般勞動。

北京環境交易所周丞認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場具有流轉功能的商品，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貨幣。碳市場以產權理論作為依托，是科斯定理與現代金融的完美結合，產權的正確界定對于減少環境問題，避免公地悲劇具有重要意義。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將碳金融與低碳經濟的理論根源追溯到的綠色發展觀和以生態危機理論、雙重危機理論為代表的西方生態主義，從指導實踐的角度，強調準確界定低碳經濟與綠色發展內涵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實踐進展

1.碳市場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源于系統工程學，意旨自高端開始的總體構想。碳市場的頂層設計涵蓋了基本制度設計、發展路徑及評價體系等各個環節，頂層設計的合理程度決定了碳市場的運行效率甚至成敗。

中央黨校郭兆暉將碳市場的構建路徑劃分為三個基本模式：以歐盟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與郭兆暉均認為中國比較適合以日本為藍本，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混合的構建模式，積極發揮“干中學”的作用，推動中國碳市場的建設和完善。

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工業化的攻堅階段，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即刻構建全國范圍的碳減排體系的條件尚不成熟。郭兆暉建議以三年作為一個區間，逐步由區域性碳市場向全國性碳市場過渡。關于碳市場的基本制度設計，郭兆暉認為，不僅要考慮環境有效性與成本有效性，也要關注產業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議由國務院確定履約期長度、排放上限、交易對象、管制行業，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負責配額分配、管理與抽查等供給機制的設計，構建一個囊括政府部門、常規金融機構、經紀商、交易所、法律服務機構、研究咨詢機構、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制度體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經濟評價體系。

關于碳交易的機制設計，周丞認為應采用總量交易模式。首先，應創新總量設置模式，選擇某年為基準年，將基準年之前已經運營的設施排放的溫室氣體設為存量，基準年之后的為增量。以存量作為總量控制的目標（Cap），效仿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期初采用歷史排放法對排放總量進行分配，隨后逐步轉向拍賣方式。增量采用高基準線，規定若干年后，將部分增量轉化為存量，進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設計碳市場的柔性機制，包括允許配額無條件儲備，允許低效機制、履約期以三年作為基準、建立碳價格“安全閥”機制、建立配額儲備庫、不允許配額借貸等；再次，設計碳泄漏規避機制，即通過擴大管制區域范圍、細化機制設計、輸入產品納入管制、降低境外產品需求等措施，減少碳泄漏；最后，設計碳市場的測量、報告、核查（MRV）機制。

2.碳市場及碳金融交易的實踐

中國碳市場交易已初步試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環境交易所為例，介紹了中國碳交易平臺建設的實踐活動。目前，北京環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業務線：一是由CDM、VER與“雙特（特定行業特定區域）試點”所構成的多層次碳交易業務；二是節能量與排污權交易業務；三是由節能環保技術投融資、低碳轉型服務組成的低碳發展業務。

當前，國際市場較為活躍的碳金融活動主要包括碳信貸、碳基金、碳保險、碳期貨、碳期權、與碳相關的金融中介服務等等。中國受制于碳市場起步晚、金融體系相對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動以綠色信貸為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曾剛副研究員歸納總結了國外綠色信貸抗拒、規避、積極、可持續發展四個階段，介紹了赤道原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口信貸與環保指南、德國與日本先行國家的經驗，梳理了中國.自1995年至今綠色信貸的發展歷程，總結了中國金融機構在綠色信貸開展過程中暴露的財政稅收激勵政策缺位、技術標準與風險評價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并從制度完善、產品創新等角度為綠色信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政策建議。鄭州大學武魏巍副教授從期貨等衍生產品的角度切入，總結了國際現行碳交易平臺期貨、期權運作的經驗，通過對比瑞典城市馬爾默與中國大慶，深刻剖析了中國推出碳期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對中國碳期貨的前景進行了展望。吉林財經大學劉吉舫教授介紹了綠色保險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從理念培養、標準確立、產品創新等層面，對中國綠色保險的開展提供了建議。

為推進碳交易及碳金融的進一步發展，西南財經大學蔣南平教授、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陳柳欽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念，即推動思想環保、理念環保。此外，蔣南平教授建議盡快制定中國乃至全球的自然資源、能源消耗及補償標準，改變不合理的社會關系與社會束縛，避免資本對自然資源統治力所造成的生態破壞，應該將科技作為重要手段，加速生態修復和清潔發展。陳柳欽教授建議在產業布局過程中，要從網絡、空間的視角著眼，避免思維和落腳點的單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對綠色經濟發展的助推

結合會議主題，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碳金融對碳市場發展乃至綠色經濟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陳柳欽教授認為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是經濟的核心，提出“給金融一個支點，金融一定能撬動低碳經濟發展”的論斷。蔣南平教授認為借助碳交易體系與發達國家爭奪國際碳市場份額，通過廣泛意義的碳排放權全球營銷，來捍衛國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低碳經濟、推動節能減排與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化工具和抓手，能夠為政府提供稅費體系之外的轉移支付手段，促進實現淘汰落后產能、引導GDP高質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區域轉移等政策意圖的實現。武魏巍副教授重點從碳期貨的視角，歸納了碳金融對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碳經濟效益、增強碳交易話語權、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重要意義。

關于“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的論點，逄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金融確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應更多關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匹配，避免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過度繁榮。杜莉教授認為應充分發揮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助推，而風險防控機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4.關于碳金融交易機制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碳金融交易作為一個前沿研究領域，其進一步研究處于探索階段。關于研究隊伍的搭建與合作模式，逢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團隊中，首席專家的科研與管理水平，決定了該科研團隊研究成果的層次和質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責、權、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務到人、經費到卡，充分調動團隊成員的積極性，發揮協同作用，挖掘科研協作的潛力。

關于碳金融交易機制研究體系的架構，杜莉提出應將金融思維與傳統的經濟理論相結合，從供給機制、需求機制、價格機制、風險防控機制以及效率與溢出效應評估五個相互銜接、互相影響的環節切人，避免現有單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針對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構，曾剛副研究員進一步強調了供給機制在碳市場構建中的關鍵地位，認為碳市場的特殊屬性，決定了供給機制是碳金融交易機制的核心，配額總量的設置、分配模式的設計、管制對象的選擇、碳金融產品的創新與選擇對市場需求、價格、風險甚至運行效率與溢出效應均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供給機制的科學與合理程度決定了碳金融體系的成敗。

篇3

【關鍵詞】綠色信貸 國際經驗 文獻綜述

一、引論

近年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許多中國金融機構意識到了綠色金融的重要性，伴隨一輪輪政策的推進，綠色金融正成為下一步中國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國際上公認的“赤道原則”的提出，“綠色信貸”一詞也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在信貸還“綠得不夠深”的中國，研究“綠色信貸”在中國如何實踐發展問題是極有必要的。

本文旨在對綠色信貸的產生與國內外發展狀況以及近年學者的研究做一個簡要梳理，以便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相關問題。文章涉及文獻主要包括各大銀行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環境部關于綠色信貸的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及國內外學者已發表的著作及論文等。

二、綠色信貸的含義

從18世紀開始，人類產業文明經歷了一個巨大的飛躍過程，而代價卻是環境的破壞。20世紀末，人們終于開始意識到，只有在發展的同時顧及到環境，發展才是可持續的。于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1987年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DC）提出，并最終被廣為接受。與“應讓后人也能公平的享受和我們一樣的自然和環境資源（Asheim， Geir B.， 1991）”類似的概念不斷產生。而金融作為一門相對而言年紀不大的學科，也參與到了整個人類的“綠色計劃”中，“綠色金融”開始進入大家的視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綠色信貸”應運而生。

國際上關于綠色信貸的準則，應用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 簡稱EPs）。2002年10月，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9家銀行在倫敦主持召開會議，討論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會后由荷蘭銀行等4家銀行自發地在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和社會政策基礎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針對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即赤道原則。2003年6月，包括4家發起銀行在內的10家大銀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則。2006年，赤道原則委員會對其進行了修改調整并了EPⅡ。赤道原則的訂立在國際金融的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截至2013年4月已有78家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加入赤道原則，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正在嘗試加入它。目前，EPⅢ正在修改審查過程中，不久將會。

國內學者對“綠色信貸”的概念界定看法不一，在此取一個相對折中的定義：所謂綠色信貸，從名義上講就是對綠色經濟加以支持的信貸資金，然而在顯示中往往存在一些非法的企業和項目，達不到環境部門的標準和要求，對此不提供信貸支持的行為也可以稱之為“綠色信貸”（鄧聿文，2007）。這個定義的優點在于不僅將那些對環境做出貢獻，在企業生產中沒有污染，或者污染達標的企業納入綠色信貸范疇中，還包括了生產環保產品的企業，但缺點在于沒有指明向企業提供支持的主體。廣義上來說，該主體可以是政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而狹義定義中主體為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本文取綠色信貸的狹義定義。

三、綠色信貸在國外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在“赤道原則”的大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銀行加入了“綠色信貸”的行列。國際上“綠色信貸”政策的實踐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和荷蘭等發達國家，其他地區如非洲和墨西哥在近兩年也有銀行成為“赤道原則”成員。總體來說，發達國家對于“綠色信貸”的執行情況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在法律建設方面明確環境責任，如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臺了《全面環境響應、補償和負債法案》，根據該法案，銀行必須對客戶造成的環境污染負責，并支付修復成本；在政策指導方面構建激勵機制，如英國政府頒發“貸款擔保計劃”，規定小企業可向金融機構借貸最高可達7.5萬英鎊的款項，政府擔保80%；有綠色信貸相對統一的標準等等（曹小奇等，2008）。

在綠色信貸產品開發問題上，發達國家也走在前列。現今的綠色信貸產品主要分為三大類：零售銀行類產品（包括住房抵押貸款、房屋凈值貸款、信用卡等）、公司銀行和投資銀行類產品（包括項目融資和商業建筑貸款）以及資產管理類產品（包括財政綠色基金、投資基金等）（UNEP FI，2007）。

（二）學者研究動態

“綠色信貸”是中國特有的說法，國外的相關研究一般更注重研究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如環境金融、企業社會責任等。相對而言，國外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者們很早就提出了環境金融的概念，指出應將金融結合到可持續發展中（Marcel Jeucken，2001）并分析發展環境金融可以獲得的資金途徑（Eric Cowan，1999）。這些資金途徑不僅為環保技術和污染控制措施的投融資提供機會（Thompson，1998），還為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濟活動和品牌建立了環保的立場。

總體來說，無論在綠色信貸的政策制定、產品開發以及學術研究方面，發達國家都處于相對成熟的地位。

四、綠色信貸在國內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2007年7月，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提出了綠色信貸的應用方式和范圍，要求完善信息溝通機制等，以保障綠色信貸政策落到實處。2008年1月，原國家環保總局與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聯合制定了“綠色信貸環保手冊”，明晰了我國的行業環保標準。2008年10月，興業銀行在京召開會，城市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由此成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2010年12月，環境保護部了《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2010》，并在之后的連續三年時間，每年都了相關年報。2011年2月，我國首家綠色金融同業協會在北京成立。與此同時，國內各大銀行也各自展開了對綠色信貸等方面的探索，如各大銀行已基本實施“環保”一票否決制，即對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堅決不予貸款，已經放貸的部分迅速收回，切斷其信貸資金鏈，嚴把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貸款閘門，將重點放在綠色企業上；中國工商銀行、興業銀行等銀行啟用了“綠色信貸項目標識”，將綠色信貸項目區別對待等。從《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以及各家銀行的社會責任報告和宣傳來看，十多家大銀行似乎都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它們對綠色信貸的支持以及實行的決心。

（二）學者研究動態

在2007年國家明確地提出支持綠色信貸之后，國內的學者們也將目光集中到了綠色信貸的身上，開始了對其各方面的研究。諸如綠色信貸的必要性、目的、激勵機制、遇到的阻礙和政策法律建議等文章都是當時的研究熱點。許多學者認為，發展綠色金融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從降低環境風險、提升經營績效的角度，還是從與國際接軌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說都很有必要（何德旭、張雪蘭，2007）。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執行綠色信貸不應僅僅因為政府相關部門的強制要求，還應該認識到綠色信貸對其銀行自身發展的諸多好處，可以說是名利雙收。部分學者借鑒國際經驗，通過對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成本分析（馬萍、姜海峰，2009）和收益分析（朱萃，2010），指出在綠色信貸執行初期，銀行會面臨邊際成本上升的情況。在我國銀行綠色信貸目前的實踐狀況中，這一點顯得非常明顯。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時，短期內回報低、風險大、成本高，“不愿意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根本目標”是許多銀行實行綠色信貸項目時猶豫的重要原因。但從長期來看，綠色信貸會增加企業對銀行信貸的需求量，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朱萃，2010）。而對綠色信貸的博弈分析（曹洪軍、陳好孟，2010）則指出，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況下，銀行出于自身短期利益的考慮，易與企業合謀。面對這樣類似的問題，又有許多研究者從法律和政策等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如將綠色信貸政策法律化（夏少敏，2008），構筑暢通信息溝通平臺（李東衛，2009）等等。

五、總結

從政府報告、銀行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和許多學者的理論分析文章來看，我國的綠色金融之路正在行進之中，綠色信貸似乎也在飛速發展，但事實上，綠色金融仍沒在國內形成規模。

首先，從行業自身來看，新能源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困境。我國新能源產業快速增長已經有一段時間，從行業發展角度來說，快速增長后停下來整合是正常現象。只不過，由于遭遇美歐“雙反”，整合過程可能變得非常慘烈（林伯強，2013）。其次，雖然銀行對于“兩高”項目呈現一定的漸離趨勢，但由于綠色經濟（如新能源）出現的問題，綠色金融發展相對越好的銀行可能面臨越大的風險（林伯強，2013）。目前新能源產業普遍低迷，銀行過于涉足綠色信貸將會造成其大量虧損，這是銀行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目前綠色信貸項目并沒有如前文所述的“飛速發展”。另外，雖然各項政策要求不斷更新，但至今，綠色信貸的評估標準仍沒有完全統一。銀監會等個政府部分雖然通過文件等形式了許多要求，對銀行業強調綠色信貸的重要性，但始終沒有一個系統、量化的綠色信貸評價標準。筆者認為，以上這些問題是今后我們應該著力解決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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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綠色金融、發展、意義、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8-0308-01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影響，資源面臨枯竭，環境發生變化，如氣候變化，水資源污染，空氣污染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環境破壞現象，這些資源和環境的變化給社會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不利于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的出現，為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提供了平衡點，為我國的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都可以實現最大化。

1 綠色金融發展的含義

從本質上來說，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有一定的區別：其一，兩種金融模式的側重點不同，傳統金融將資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作為重點，經濟效益是整個金融體系中的重點，對于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等問題不夠重視，而綠色金融的側重點則是生態環境的效益，將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作為整個體系中的重點，綠色金融開展的金融業務要以環境保護為前提來考慮經濟效益的增長，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二，政策和財政支持是綠色金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要在技術和政策的共同支持下進行，同時生態保護具有較強的公益性，因此只有在政策和財政的共同支持下，商業銀行才能夠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綠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2 綠色金融發展的意義

綠色金融的發展對經濟效益的促進作用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進行闡述。在微觀上，生產商和開發商在綠色金融引導下，根據自身優勢進行資源利用和能源消耗，提高自身競爭力，實現利潤最大化。大多數環境治理的經濟效益需要進行長遠的規劃，不過合理的項目規劃也可以在短期內收到經濟效益。在宏觀上，綠色金融的發展可以提升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的認可度，使出口商品帶有綠色附加值，保障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綠色金融的發展也是傳統金融自身發展的過程。因此，綠色金融的發展不僅推進我國經濟發展，也提升金融行業自身的競爭力，提高整體效率。

在綠色金融促進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效益的增加。綠色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會財富，促進了就業，同時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而且綠色金融的發展使得曾經融資相對困難的環境友好項目得到改善，改變了過去整個行業的觀念，有利于在保證經濟效益的同時，減少對環境和生態的破壞，提高資源利用率。綠色金融以環境保護為側重c，因此在綠色金融的運行過程中，考慮到環境影響，改變了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保證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綠色金融促進生態效益的增加。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些年來，環境問題日趨嚴重，水資源污染，大氣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等，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對于環境治理，國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然而現階段，很多環保項目有很多資金缺口，這種環保項目的資金缺口就可以由綠色金融進行彌補。同時對于資源的合理利用也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才能使資源得到合理的規劃利用，減少資源浪費，這些需要綠色金融進行保障。對于能源問題，不僅僅在于現有資源的合理規劃利用，也在于環保產業的新能源和新技術開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就需要綠色金融進行資金支持，來保證能源問題的解決，在促進生態效益的同時促進了經濟效益的增加。

總而言之，有效的信貸調控手段應該被綠色金融實現合理利用，引導社會資金流向，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同發展，保證我國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3 綠色金融發展對策

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發展不是很完善，綠色經濟體系尚未健全，沒有足夠的法律對強制性綠色信貸進行法律支撐，難以規避道德風險。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環境發展，迫切需要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促進我國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同發展。因此對于綠色金融的發展對策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健全綠色金融的法律保障，提高財政與政策支持。適當地調整綠色金融相關法律法規，使得法律保障可以跟上綠色金融的快速發展，對綠色金融的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支撐。在綠色信貸方面，要加強信貸監管力度，加強環境的監管，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同時也要提高相關財政和政策的支持，只有這樣綠色金融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

其次，加強推進綠色金融的標準體系的建設。對于環評標準，應該制定適用于我國現狀的相關標準，同時對于綠色信貸指南，也要根據目前綠色金融的發展現狀進行制定，使得綠色金融的相關標準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現狀。在進行金融機構信用評級考核時，要充分考慮該金融機構在環保產業方面的績效，對上市公司制定環境績效評估指標體系，進行環評指標的考核，將綠色金融體系進行標準完善。

再次，相關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要做到及時共享。對于綠色金融體系的相關部門，如環保部門、金融機構、國土部門和發展改革等相關部門之間應該加強合作，做到信息共享，加強統籌協調，健全工作機制，通過聯席會議、信息平臺和企業征信系統等方式，細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指南，積極為綠色金融發展做出貢獻。

最后，改革資源型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反映市場需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是推動綠色金融和生態環保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目前國際市場的大宗商品價格一直處于持續低迷的狀況，并且資本市場總體估值處于低位，現有的國際市場情況有利于資源型產品的價格改革。有利于促進綠色金融發展。

總之，現階段我們要充分認識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發展問題分析，做好相關的制度標準制定，推進綠色金融發展。在相關人才培養方面，也應當加大力度，由政府主導，與各類的高校聯合，開展形式多樣的人才塑造模式探索，為相關行業的發展給予支持；相關教育部門應當將綠色金融課程納入到實際的教學體系中。縱觀世界上的各個發達國家地區，他們的做法基本上都是類似的。

4 結語

綜上所述，綠色金融的發展促進我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在正確認識綠色金融的同時，要大力推進綠色金融的發展，增強整個社會對于綠色經濟的認同，增強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共同推動我國綠色金融快速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保證我國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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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信貸 低碳經濟 約束激勵機制 金融機構

一、北京市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2010年銀監會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支持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產能金融服務工作的意見》，《意見》中明確要求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嚴格審核高耗能、高排放企業的貸款申請，對產能過剩、落后產能以及不符合環境保護政策的產業，要合理上收授信權限。對于一些不符合國家節能減排政策規定以及國家明令要求淘汰的落后產能等的違規在建項目，原則上不得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

目前北京市政府及相關部門對加快北京市綠色信貸的發展非常重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促進綠色信貸在北京市的發展。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市發改委和環保局、銀監會北京監管局4部門近日聯合了《關于加強“綠色信貸”建設支持首都節能減排工作的意見》，提出了“綠色信貸”支持節能減排的措施。《意見》稱，北京市將通過加快建立并完善“綠色信貸”信息體系，逐步將北京市節能環保信息納入中國人民銀行企業征信系統，對不符合節能環保要求的企業審慎發放貸款，甚至停止貸款。2010年，以“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地壇論壇”在北京召開，北京市東城區啟動“北京綠色金融商務區”，東城區將成為“北京綠色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試點基地。這些措施的實施都將進一步的推動北京市綠色信貸的發展，并在理論上為北京市綠色信貸體系的創建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二、北京市在發展綠色信貸過程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目前，雖然北京市政府和金融業機構等在發展“綠色信貸”方面已經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北京市在發展綠色信貸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

首先，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將會給銀行業等金融機構的效益帶來顯著影響。現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業銀行的重要客戶，它們構成了這些金融機構相當重要的業務支撐和收入來源。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必然會使得金融機構減少或中斷信貸資金流向這些“兩高”領域，進而會導致金融機構的信貸業務出現一定程度的萎縮，同時，由于缺少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可能會導致“兩高”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困難，進而給銀行帶來“壞賬”的風險。

其次，實施綠色信貸政策的相關數據收集和處理存在一定困難。目前由于我國的綠色信貸政策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企業環保信用數據庫，導致與綠色信貸相關的信息收集和處理等都存在相當大的難度，不能為金融機構提供參考，從而影響了綠色信貸的發展。

最后，綠色信貸業務的風險評估標準和程序不完善。一方面有些金融機構對綠色信貸業務不夠重視，對其效益存有疑慮，有些甚至把綠色信貸業務當成是公益活動；另一方面當前我國關于綠色信貸的標準多為綜合性、原則性的，缺乏有針對性的評級標準和指導目錄，同時由于缺乏具有環保技術知識的相關專業人才，以上各種種都使得金融機構對于企業環境風險的識別、計量和監測能力嚴重不足，這些都給北京市開展綠色信貸業務帶來了一定的障礙和困難。

三、促進北京市綠色信貸發展的對策研究

（一）政府政策的支持

要想有效的實行綠色信貸，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比如，德國政府在充分落實政府補貼資金的同時，還出臺了一系列的環保政策，如“貸款擔保計劃”等；美國將稅收政策作為政府調節環保經濟的有效政策；加拿大政府定期會在《加拿大生態環境狀況》雜志上以及網絡上公布環境報告信息，最新的環境動態，鼓勵廣大公眾來監督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通過建立一定的監督檢查制度，把環境治理結果準時向媒體公開。

（二）銀行的激勵機制與內部管理

是否具有一個良好的銀行激勵機制是銀行對綠色信貸實施內部管理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激勵機制應該是銀行或企業在實施“赤道原則”后仍然有利可圖。只有在強有力的銀行信貸激勵機制的指導下，企業與銀行才會通過合作，自覺并互相監督地遵守赤道原則。

（三）金融產品的創新支持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的綠色信貸，其在綠色信貸的金融創新產品開拓方面更具有突出貢獻。復興銀行一直致力于產品的開發，無論是節能環保金融產品，還是創新開發金融產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此外，各項信貸金融產品的開發活動都通過透明的公開招標形式展開，開發出的產品也要得到環保部門的審批與認可，這樣即確保了資金的有效利用，也保證綠色信貸產品開發過程的公平公正。

（四）盡快建立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

要想有效的實施綠色信貸，必須需要法律體系強有力的支持。這也是從上述國家成功實施綠色信貸的一個共同點。明確的法律體系對企業行為的引導與規范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楚的條文規定、明確的責任界定、清晰的處罰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將政府權力、銀行與企業責任及利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政府有法可依，銀行有動力和壓力去踐行綠色信貸之路，企業有激勵以保護環境為前提發展生產，從而保證環保事業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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