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內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思政理論課；實踐教學；內涵；路徑

作者簡介：李木柳（1975-），男，廣東汕尾人，汕尾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教學。

課題項目：本文系汕尾職業技術學院教研項目“高職高專思政課實踐教學模式研究”(編號：SWJY09-005)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23－0035－03

一、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內涵辨析

所謂實踐教學，是一種基于實踐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活動。它通常指在教學過程中，“建構一種具有教育性、創造性、實踐性的以學生主體活動為主要形式，以激勵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思考、主動探索為基本特征，以促進學生整體素質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教育教學觀念和教學形式”。[1]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是讓學生通過實踐活動，在理論聯系實際中去驗證理論的真理性，自覺增強對的認同感、道德規范的意識，使學生堅定信仰、加強修養、發展思維、提高能力。實踐教學是認識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體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重要環節，但從理論層面看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內涵是什么? 形態內容上如何把握如何界定？思想政治理論界尚存在不同觀點。

許多研究者受傳統的“社會觀”和實踐觀念的影響，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二維劃分為“課堂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且對 “實踐教學”往往理解為“社會實踐”活動，認為實踐教學就是僅指組織和帶領學生離開課堂，走出校門，開展與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的社會活動，是相對于課堂教學而言的。有的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是“區別于課堂教學，主要利用社會實踐等空間組織的教學活動，主要采取參觀、實地調研、現場參觀、共同研討等形式”。[2]有的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應是“學生直接參與的感性活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應走出課堂，投身于鮮活的社會實踐”。[3]基于這種認識，有的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應該定位于走出校門的社會實踐，以大面積覆蓋、規范化開展為努力方向”。[4]

上述觀點雖然看到了社會實踐教學環節重要性，但對“實踐教學”的內涵和教育教學理念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不能適應新時期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教學發展變化了的實際。首先，概括尚欠全面。由于單一強調“帶領學生離開課堂，走出校門”，無疑將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局限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理論認知的獲取來自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統一，學生不可能都參與到直接經驗的環節中。社會實踐并非是學生唯一接觸社會的方式，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進行可以在課堂內，也可以在課堂外；可以在學校內，也可以在學校外，具有靈活性和廣泛性。其次，從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資源相對短缺上看，難以支撐純粹單一的全體學生“走出校門的社會實踐”的實踐教學。目前，全國有2000多萬名大學生，每位學生在大學期間外出實踐，全國每年將有8000萬人次參與實踐，有限的資源必然被高頻率反復利用而不堪重負，造成實踐資源生態失衡。如果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局限在“走出校門的社會實踐”，勢必造成有限的教學資源難以支撐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開展。第三，給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設計帶來困惑，“課堂教學”就是“課堂理論教學”，課堂內展開的是理論教學；“實踐教學”就是“社會實踐教學”，是課堂理論教學之外的那部分教學活動。這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劃分的方式實際上是把兩種相融合在一起的教學割裂開來，如果再把兩者結合起來，這就會出現各行其是和難以整合的困境。

對“實踐教學”的內涵的正確理解直接關系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定位和方向。就必須從實踐教學的實踐性本質特征認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內涵。從教學論角度看，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是實現教學目的的教學方法，它并不拘泥于某一種固定的形式，更不限定在特定場地，而是運用符合實踐與認識辯證關系原理開展的各種教學方法。所謂實踐教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理論聯系實踐的教學，以實現認識上感性的理性化和理性的感性化的互相轉化。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是富含“社會實踐性內涵”的教學，判定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的課程標準，主要不是從形式上看教學場所是否“在社會”，而是從教學理念和內容實質上看教學內容是否“在社會”，即是否具有“社會實踐性內涵”，也就是“關注教育教學內容與相關的社會實踐的內在統一性關系，即以教學內容的觀念形態反映相關的社會實踐—生產勞動、政治變革(斗爭)和科學實驗的指導思想，實際過程和成果”。[5]由此可知，實踐教學不應片面被理解為“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教學活動”，而應被理解為“教學內容中的社會實踐問題”的教學。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必須突破從狹義實踐觀范圍內理解實踐教學的局限，除了通過參觀、社會調查等手段接觸和了解社會的社會實踐形式之外還有其它內容和形式，可以在融入“實踐性內容”的前提下，在課堂內外開展靈活多樣的實踐活動，開辟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平臺，引導學生持續和全方位地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

二、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實施路徑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是在富含“社會實踐性內涵”的前提下，在課堂內外開展靈活多樣的實踐活動，體現“寓教于行”的根本特征和實現“實踐育人”的總體目標。與之相對應，我們設想“三位一體”的教學思路，即課堂實踐教學、社會實踐教學和虛擬實踐教學，構建立體多維的實踐平臺。

篇2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3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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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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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榮譯.傳播：在政治和經濟的張力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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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世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

[8] 曹晉，楊琪.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中的版權文化[J].編輯學報，2009（3）.

[9] 張殿元.政治經濟學批判：廣告傳播研究的另類視角[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10]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11] 黃典林.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岐與整合[J].國際新聞界，2009（8）.

[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

[14] 趙月枝.構建社會主義媒體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慶衛視改革引發的思考[J].新聞大學（秋季號），2011.

篇4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路徑

作為世界著名的指導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政治經濟學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環境日趨復雜，過去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夠完全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與完善。

一、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要創新

1.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世界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學科，因此其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創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該時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社會的主要矛盾沖突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確立階段，該制度在創造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同時，又在促進社會階層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運行體制與內在本質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弊端，科學地預見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取代該制度。政治經濟學為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思想指導，并且與其他思想、學說一起構成了系統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被打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歷多次經濟危機后，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2.政治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能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創新，關系到的長久生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開展。對于任何理論學說來說，只有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與完善，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才能夠不被其他學說、理論所取代。科學的理論學說之說以能夠被當今社會奉為經典，究其原因還是其能夠不斷適應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要求，并且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發展與更新，以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成熟的理論出自于實踐，只有立足實際，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理論學說，才能夠真正指導實踐。

二、現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思路與方向

1.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經濟制度以及發展歷程，只有真正將這些“獨特”的東西搞清楚，才能夠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在這一宏偉歷史藍圖的背景下，只有積極投身于這項偉大的社會主義視野建設，并且積極從中汲取營養元素，才能夠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學指導理論與指導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過分遵從教條主義，而是在堅持將思想基本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聯系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同時，積極思考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與分析問題，將基本思想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當做絕對的“金科玉律”。針對我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環境下，積極思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立場，客觀真實進行總結歸納，將中國已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與思想結合起來，立足于實際，不斷進行政治經濟學創新。在創新中要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實實分析基本思想、理論內涵，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于這一理論學說進行創新。

2.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為當前全球研究的熱點，并且始終保持高度的先進性，究其原因還是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文明成果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創立出來的，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學等文明成果，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遠超過中國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鑒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理論，這對于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將資本主義當做人類發展的最理想社會制度，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參考文獻：

[1]馬艷,李韻.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J].學術月刊,2011,7.

[2]王朝科,王中保.用現代政治經濟學引領應用經濟學創新——中國首屆“現代政治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創新”國際研討會綜述[J].海派經濟學,2007.10.

篇5

關鍵詞：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

《政治經濟學》是高等學校經濟與管理類核心課程，它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將人們在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發生的經濟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揭示經濟規律的一門學科。其性質屬理論經濟學，是經管類專業學生的先行必修課，在整個課程體系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因此，要與時俱進，緊扣時展主題，積極進行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必須從經濟學的專業角度，摒棄過去教材的“大而全”現象，進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模式、考核方式的改革，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強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鑒于此，需要重新設計教學內容體系，對于一些不符合當今時展的理論進行修改、完善和豐富，從而提高教學效果，提升教學質量，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所以，該課程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政治經濟學教學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課程設置不合理，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在高中階段，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作為政治課的一部分內容來講授的，使得大學生誤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政治課程，造成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積極性較低。經過幾次課程改革后，原來獨立開設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課程，成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原理》的部分內容。這樣，《基本原理》課與政治經濟學在教學內容上就有相當部分重復，而這兩門課程有時會安排在同一學期上，學生重復聽課，自然會有厭倦感，學習熱情很難提高。由于教學時間緊、教材老化死板、缺乏與現實問題的結合等原因，內容缺乏針對性，影響學生學習興趣，案例分析普遍偏少，使得學生學習積極性差，不能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中的規律和精髓。

（二）知識體系相對固化，缺乏針對性，教學內容陳舊。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和教材結構基本固定，教材編寫未能推陳出新，對現實經濟現象及規律解釋力不足。一些學者教條地對待政治經濟學，面對我國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局限于在經典著作中尋求現成的答案；不是根據經濟社會實踐去創新和發展現有理論，而是通過曲解政治經濟學的辦法，使之被動地迎合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因此，需要將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吸收到現有教材中，使得馬克思經濟學更好地分析和解釋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從而增強說服力。

（三）教學地位已處于極度邊緣化的境地。西方經濟學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沖擊政治經濟學教學，使得政治經濟學課程地位日益邊緣化和不被重視，目前，高校的應用經濟學與管理經濟學學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教學課時也大幅度減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課程；一些高校理論經濟學專業的政治經濟學課時也大量減少，原來作為經濟學專業必開的《資本論》課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課堂；相當部分高校經濟類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考試，只留下了西方經濟學考試。可見，今天政治經濟學教學地位已處于極度邊緣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這直接影響了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時間投入，使得大學生消極對待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直接導致學生上課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認真聽講，只是應付考試，教學效果差。

（四）教學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目前，政治經濟學課堂教學經常是以老師傳授知識為主、學生只能被動接受，這樣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形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思維定勢，.教學方式、考核方式未能與時俱進。盡管多媒體教學已經在課堂教學中廣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教學方式和手段，但卻造成部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過于依賴多媒體課件，畢竟，多媒體課件只是教學工具，只是教學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在對《政治經濟學》課堂教學方法的調查中，63%的學生認為教師很少或有時能夠“理論聯系實踐”，高達83%的學生認為教師應該增加“理論聯系實踐”的頻率；78%的學生認為教師很少或有時運用“探究式”教學方法，并有63%的學生認為教師應該增加“探究式”教學法的使用頻率。經過多年的學習，大學生群體已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和獨立的思考能力，他們渴望在更高層次水平上學習，這就要求我們老師不僅在教學中注重內容傳授的全面和準確，更要適度增加內容深度和廣度，特別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以及對現實問題的分析能力。顯然，現有的教學模式還不能充分滿足，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和提高。

二、新時代下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探索

（一）重構課程理論體系，變革和豐富教學內容

1.課程理論體系的重構。內容上，筆者在堅持講授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克服教條主義，結合其他經濟學科的科學原理和有用理論進行課程理論體系的重構，對于一些不符合當今時展的理論進行修改、完善和豐富。比如在適當的地方穿插一些西方經濟學、會計學、國際貿易原理等后續課程的知識點，結合講授，幫助學生將《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科聯系在一起。在具體內容框架安排上，根據教學時間、教學任務以及教學目標的要求，進行重新設計，摒棄過去教材的“大而全”現象，根據專業不同，重點講授部分知識點，將不符合時展的理論和觀點留給學生課后自行思考，批判性繼承。盡量吸納社會新發展實踐經驗和研究成果，形成政治經濟學的全新理論體系，設計一些案例分析題，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調動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

2.課程內容的變革和豐富。建立教學視頻、圖片庫，豐富課堂教學內容，一是結合時代的發展，創新課程內容體系。改變教材內容陳舊、僵化的問題，將最新的中外經濟發展實踐引入課程教學內容之中，特別是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經驗納入教學內容當中，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去解釋最新的經濟狀況，避免脫離實際的空談。二是選擇最新、最熱點的典型案例，放入教學內容中。現今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和中國國內的經濟現實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需要新的典型案例來闡釋和學習政治經濟學。

3.理論聯系實際，優化教學內容。要科學地確定教學內容，必須搞好調查研究。一要了解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認識程度；二要搞清楚學生關注的重點、難點和熱點經濟問題。三要讓學生明白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實踐中的指導地位，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理論根據，我們必須堅持和不斷發展政治經濟學。首先，要堅持和發展政治經濟學，必須讓學生了解和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其次，要堅持和發展政治經濟學，又必須在總結、繼承、批判和吸收馬克思經典的經濟學原理的基礎上，更為強調以創新的精神來發展經濟學。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就要把的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聯系起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應用的基本經濟理論分析社會現實問題，從而培養學生接觸現實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二）課程教學方法的探索

1.案例教學法。所謂案例教學法，是以現實中的典型案例作為素材，讓學生通過分析和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最后由老師進行相應的點評。這種方法強調的是學生應用所學知識從分析現象入手，最后發現事物的本質。而要使案例教學法達到預期效果，必須要精選案例、介紹或者指導學生閱讀案例、設計問題、分析案例、總結歸納，形成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知識體系，最終讓學生通過案例理解和掌握所學的知識點。

2.采用互動式教學方式。對于《政治經濟學》這樣理論性強、邏輯性強、時代性強的專業基礎課程，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式很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必須引入互動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與學生雙方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

3.探究式教學模式。探究式教學模式是依據皮亞杰和布魯納的建構主義理論發展出來的一種教學方式，它主張教師從學科領域與經濟現實中選擇相關主題，創設類似于問題探討的學習情境，同時鼓勵學生獨立尋找答案，通過實驗、操作、調查、收集與整理信息、邏輯推理等活動來實現獲取專業知識、培養探索能力以及發展合作素養等教學目標。在《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中，我們嘗試把課程的核心內容加以梳理，分別歸納到商品經濟理論、勞動價值論、資本循環、社會再生產、剩余價值瓜分等幾大板塊之中；然后，針對各大板塊的中心理論，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尋找與之匹配的研究主題，讓學生在探究性的自主學習中實現課程理論與客觀現實的有效融合。

4.實踐教學法。這種方法主要是讓學生深入實踐，從實踐中感知生活，印證理論，加深對所學理論的理解和掌握。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從理論上解釋資本主義發展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當代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從理論上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及其發展趨勢。具體來說，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充裕的實踐，要求學生深入生活，就現實生活的一些熱點問題撰寫調查報告。如農產品價格是怎樣決定的、中國農村是否存在級差地租、學生居住地的房屋價格、農民的消費狀況等問題展開調查并撰寫相應的調查報告，從而將所學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使所學知識得到升華。二是請企業家或者學者作報告，介紹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運作機制或者學術動態，增強學生對理論的感性認識。三是實地參觀。如組織學生到現代企業去參觀，實地感受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到證券交易所去參觀，現場感知股市的潮起潮落。

    參考文獻： 

[1]伯娜：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探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0（20） 

[2]袁麗美.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的核心和精髓[J].當代經濟研究，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