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基礎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代文學基礎，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理念；“經典誦讀”；中華文化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9255（2014）01-0064-03

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作為傳統性較強的基礎課程，它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中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而這種教學模式和方法對于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并不完全適用。而且，現如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存在著明顯的矛盾，那就是教學內容的龐雜與課時數有限之間的矛盾。因此，樹立新的教學理念，改變原有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應該是課程改革探索的首要任務。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應該在文史結合的基礎上，以文為主并實行“經典誦讀”，以此回歸文學本位；教學中要盡量做到貫通古今，并把審美教育提升到相當的高度，幫助學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實行“經典誦讀”，回歸文學本位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受到一直以來文學史模式以及史學本位的課程觀念影響，很多都是講文學史必講作家生平、思想、藝術成就和影響，講文學作品必講創作背景、思想內容、表現手法，對文學作品本身的文學性、審美性重視不夠，導致了學生對文學作品直觀體悟能力和審美能力的逐漸喪失，導致“文學作品已經失去了在文學學科中應有的基礎，而處在一種知識傳授的輔助地位”。[1]尤其是受課時被壓縮等因素的影響，許多教師在教學中一味注重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史規律的把握，而忽略對文學作品細微的情感、藝術和審美質素的闡發，往往將鮮活的文學作品變成了注解文學史的史料，這樣的教學理念不僅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不適宜，更不適用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筆者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不應該以文學史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結合的基礎上的以文為主，回歸文學本位。要想真正讓學生回歸文本閱讀，實行“經典誦讀”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學經典是歷經了幾千年風雨歷練和時間考驗的人類智慧和情感的結晶。作為民族傳統文化載體的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積淀著廣博深厚的傳統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體現了先人對自然和人生的體驗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積極進取、憂國憂民、識禮重義等儒家人文傳統的作品對于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平復急功近利的心態，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啟發和幫助。

“經典誦讀”能夠使學生從道德修養、情感體驗和審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無疑比直接對他們進行說教更有效，而且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力，這對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文學發展和歷史文化的背景上，對一些經典文學作品進行更加深入的學習，培養學生的誦讀和基本分析、鑒賞的文學作品的能力。與此同時，教師在教學中，尤其是在作品講讀、分析的時候，多運用描述性、抒情性的語言，重視意境的感染和心靈的觸發，并注意加強誦讀指導。“經典誦讀”不僅僅能夠提高人文素養、夯實專業基礎，同時也能夠擴大學生的文學知識視野，培養敏銳的感知力和豐富的想象力、理解力，進而磨礪思想、提純情感、積蓄能量、放飛理想，而且，文學經典是民族語言藝術的典范，誦讀經典同時也是對漢語言精妙境界的至高體驗，可以說，“經典誦讀”的過程就是對語言藝術的精微訓練，這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打好專業基礎很有助益。

目前，一些高校采取以“經典誦讀”為輔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并以背誦默寫中國古代文學名篇的方式進行考核，這種做法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或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學中都值得推廣。學生一開始可能會感到難以接受，感到不適應，而他們一旦真正進入作品，形成誦讀習慣，就會逐漸被吸引。而一旦這些經典所承載的價值觀、審美情趣在學生的思想中確立了主流地位，這對于他們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塑造健全的人格均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弘揚中華燦爛文化，培養跨文化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絕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過程，它更是一個貫通古今的過程。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針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實用性、現代性，努力想辦法注入更多的時代內容，拉近學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離，引導學生從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底蘊及其歷史變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教師還應該努力發掘中國古代文學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的人文價值，以創造性的解讀讓學生理解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讓學生深刻感受到這些經典作品與他們不是遙不可及，而是血脈相通的，尤其要注意發掘這些作品經過時代的大浪淘沙后，對他們的思想、情感、價值建構起到的重要意義，以此啟發學生的思辨能力，拓展他們人文思維的深度與廣度。

中國古代文學博大精深，歷經數千年的積淀與傳承，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然而，“有些辦學者和研究者似乎有意無意地把具體的對外漢語教學學科和漢語言專業完全等同視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學科教學和專業教育的區別，只注重語言的學習和訓練，忽視文化知識的傳授”。[2]尤其是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畢業生，每人都是光榮的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傳承者。那么，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就要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和傳承使命感。通過與作家和作品穿越時空的對話和交流，能夠建立起與前賢今哲對話的平臺，拉開與現實世界的距離，看到一個有別于現實功利世界的更加豐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使學生在功利追求的人生中看到一種更加高尚的人生，懂得更多處事做人的道理，懂得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

與此同時，因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畢業生將來很可能成為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就要注意引導學生在世界范圍內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并注意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余秋雨先生曾經指出，“文化在精神層面上是人類共通的精神價值，把民族的價值置于人類價值之上，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礙”；“文化以差異并存為美，以消除差異為丑，文化上的差異，絕大多數構不成沖突。”[3]所以，教師要注意中外文學比較時的態度問題，并引導學生在將來的教學和文化交流中以開放、寬容的心態對待各國文化，包括能夠指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也勇于過濾其中的糟粕。

三、把審美教育提升到相當的高度，

幫助學生塑造健全人格

作為藝術結晶的文學作品，它不是簡單的再現現實，而是體現了經提升之后的理想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品承載了各個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感受，其中蘊含的豐富情感和美學特質能夠提升學生的審美情趣。所以，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教學過程中，審美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魅力之所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大多具有典范性，文質兼美，是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的極好材料。然而，現如今的教學大多只重視知識的傳授，忽視了學生個性化的文學體驗，以及心靈的感悟和審美的熏陶，把本來生動的、立體的文學變成了缺少生氣的、平面的知識。很多教師在講授古代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的時候，往往是直接灌輸給學生一些死記硬背的條條框框，根本沒有進行真正的審美闡釋，學生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長此以往，學生會漸漸失去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興趣。

對此，教師首先應當努力提高自身的審美素養，使自己成為一名成功的文本鑒賞和闡釋者。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試著先撇開圍繞作品的外在說明，直接把學生領到作品面前，并努力為學生創設自由的審美氛圍。比如使用一些詩性的、形象性的語言，或音樂等多媒體等手段，把學生帶進作品所表現的意境之中，幫助學生進入一種自由的審美狀態，鼓勵他們對作品本身的結構、語言藝術等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而激發學生的審美情趣，重新喚起學生的文學感覺。例如唐詩名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極富詩情畫意的詩篇，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講授作者生平、師生朗讀作品、分析詩歌內容、師提問生回答等傳統教學方式，很難激發學生對這首詩的審美感受。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效運用多媒體課件，播放專業人士的朗讀錄音，并讓學生充分朗讀作品，再加上教師在講解中運用富于感性和詩意的語言，可以豐富學生的視聽，激發學生的審美感受。

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絕非僅是傳授知識的過程，它更是一個幫助學生塑造健全人格的過程。具體來說，教師可以通過引導學生領悟那些蘊含在各種文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經世報國的博懷、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豪邁樂觀的人生態度，以及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等，使他們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蘇軾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首詞寫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風雨這樣一件小事，蘇軾卻賦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變的、是突然的，是無法預知的。在人生的風雨中，重要的是心態，如果能以樂觀灑脫的態度去面對坎坷，泰然處之，總會有云散日出的時候。教師由此可以聯系蘇軾在黃州的經歷，引導學生學習體會蘇軾在這種超然物外的曠達背后，仍然堅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古代文學知識的傳聲筒，更應該肩負起傳道的責任，幫助學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文學教育者最重要的責任。

總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應該在文史結合的基礎上，以文為主并實行“經典誦讀”，實行“經典誦讀”，以此回歸文學本位；教師應該努力想辦法注入更多的時代內容，拉近學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離，并努力發掘中國古代文學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的人文價值，以創造性的解讀讓學生理解古代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和傳承使命感；鑒于中國古代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師在教學理念上應把審美教育提升到相當的高度，以詩性闡釋的方式激發學生的審美情趣，在此基礎上幫助學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參考文獻：

[1]楊柏嶺.文本?美育?文化：當代高校文學類課程教學的問題與思考[J].中國大學教學，2010（9）：44.

篇2

    民國時期的元曲研究與60年代前期雖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連續性,但共和國的建立畢竟使元曲研究發生了一些重要轉折。1954年《劇本》月刊連續刊載阿英的《元人雜劇史》可作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標志。這部專著顯示的新的時代特征是,作者努力以的理論和方法來重新理解、評價我們承自古人的文學藝術。1957年,周貽白先生的《中國戲劇史講座》出版后,有讀者在《戲劇報》上提出意見,指出作者“沒有從政治、經濟和階級分析的角度看問題。”[1](馮其庸序)周貽白先生虛心接受了意見,決定毀稿重寫,這就是后來出版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當時的元曲研究者們也大多像周貽白先生一樣,真誠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評價元曲,作品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挖掘從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極“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學色彩也愈發濃厚,正常的學術研究終于難以進行下去了。

    當大陸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斷時,臺灣的元曲研究者在鄭騫、張敬、汪經昌等由大陸至臺的幾位學者的堅持和引帶下,基本上保持了學術研究的連續性。像鄭騫《景午叢編》(1972)、汪經昌《曲學例釋》(1962)、羅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1960)等都是難得的誠實、嚴謹之作。

    在大陸第二階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推為世界文化名人。這一年,全國各地紛紛舉行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全國報刊發表的各種關漢卿的論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關漢卿紀念活動,直接的社會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國文藝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國后元曲研究的第一個,為第三階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斷之前,關漢卿、《西廂記》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在前兩個階段知識積累的基礎上,第三階段的元曲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雜劇研究的成果尤為顯著,僅1978年至1994年16年間,全國主要報刊發表的各種論文約為千篇,這一數字是建國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據筆者粗略統計,70年代末以來出版的元曲研究專著近30種(其中不包括各類戲曲通史和文學史著作),這一數字是詩、文、詞、賦等其他各體文學研究難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圍繞元雜劇興衰的原因、元雜劇的歷史分期、關漢卿的生平等問題,元曲研究呈現出自由爭鳴的學術氣氛,形成了建國后元曲研究的第二個。這一階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階段已開始試用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歷史考據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們對元曲歷史內容的把握遠比前兩期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獨立于社會歷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語的感悟賞鑒,文學現象背后的規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

    與前兩個階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階段的雜劇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學的一面,雜劇的舞臺表演、音樂、劇場等因素也成為研究考察的對象,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1981)、李修生《元雜劇史》(1996)等論著都不同程度地顯示了這種研究重心的轉變。戲曲文物研究也開始成為重要的研究分支,戲曲文物研究者們櫛風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元雜劇的認識,元雜劇的研究也免于單向性和平面化。在這一階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開始得到重視。1990年,中國散曲研究會在河北石家莊成立。1991年,在江蘇揚州召開的首屆海峽兩岸散曲研討會吸引了臺灣的元曲研究者。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像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1991)、楊棟《中國散曲學史研究》(1998)等比較優秀的散曲專著。

    這一階段出版的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紀事》(1985)、王锳《詩詞曲語辭例釋》(1980)、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1983)、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1991)等著作,與前期同類著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后出轉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學奇、徐沁君等學者則在元曲文獻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進入90年代以來,有關元曲的論文、論著照出,在數量上也不是“銳減”,但研究者們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熱情,元曲研究轉入一種低沉的局面。南戲研究因為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者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穩中行進。明清傳奇雜劇開始得到年輕一輩研究者的青睞,80年代末以來的“目連戲熱”、“儺戲熱”也足以吸引人們的一些注意力。維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過去一批中老年學者,像對《西廂記》一往情深的蔣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們說完了,道盡了?隨著20世紀的終結,我們是否將揖別元曲而心中無憾?研究者們也許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謀求未來的進步。這其中,研究思路的轉換也許很重要。筆者于此雖思慮已久,終不敢以為是,謹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達者。

    芻議之一:講一點還原法?

    還原,最重要的是尊重歷史事實,少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個人主觀隨意的解說,盡可能客觀地面對歷史材料,走近古人,闡釋古人。元雜劇和關漢卿的認識、評價都存在一個歷史“本來面目”的問題。

    王國維顯然是以西方戲劇為參照來構建他的《宋元戲曲史》的,在王國維看來,中國有中國的戲劇——“戲曲”,元雜劇就是一種“真戲劇”。《宋元戲曲史》之后的元雜劇研究也大都是“戲劇”的研究,關漢卿被稱為“偉大的戲劇家”。 元雜劇既是一種“戲劇”,按照我們對于“戲劇”的理解,元雜劇人物刻劃、情節結構、戲劇沖突以及創作主旨的剖析似乎就應當成為我們的切入點。然而,這一思路是否適用于元雜劇呢?

    元雜劇表演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一人主唱”,即由同一個演員—“正旦”或“正末”從頭至尾唱完四套曲子。一般認為,這一形式雖然不利于表現“豐富的思想內容”,卻有利于“集中深刻地塑造主要人物”,像關漢卿的《竇娥冤》就是這樣,“正旦”扮竇娥唱了四套曲。但現存元雜劇中,也有主唱的“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改扮兩人或三、四人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共計60種(約占雜劇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中扮三人的16種,扮四人的兩種(即《黃粱夢》和《黃鶴樓》)。如《薛仁貴》劇,故事的中心人物薛仁貴無唱,正末先扮朝臣杜如晦唱第一套,又扮薛仁貴父唱第二套,再扮拔禾唱第三套,最后又扮薛仁貴父唱第四套。“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改扮兩、三人,若想集中筆墨刻劃一個主要人物實際上已極為困難。即使“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始終扮一人的劇作中,其所扮人物也不一定是戲劇故事的主要人物或核心人物。又如水滸戲《三虎下山》,三位梁山英雄關勝、徐寧和花榮都無唱套曲的機會,作者卻使一個與故事正題無關緊要的人物—山下小官吏李孔目妻李千嬌唱曲四套。這種做法是現代戲劇家難以理解的,而且這種情況在現存元雜劇中也并不是偶然現象。難道元代的“戲劇家”們竟沒有一個描繪人物的概念?

篇3

關鍵詞：唐汝諤；《古詩解》；古詩選本

            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一、《古詩解》的選詩情況

        《古詩解》二十四卷，共選詩近八百七十首，入選作家從帝王、公卿到方外異人、無名氏、閨秀、宮人計一百八十四人。具體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為古歌謠辭，共錄八十首；卷三為古逸雜篇，錄詩七十七首；卷四、五為漢歌謠辭，錄詩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為古樂府詩，共錄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漢樂府三卷錄詩八十八首，魏樂府二卷錄三十五首，晉樂府一卷錄詩四十六首，宋樂府三十首，齊樂府十首，梁樂府二十六首，陳、北魏、北齊、隋三朝合錄樂府詩十二首；卷十四為四言詩，總錄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錄五言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共錄三百零六首；錄六言古詩八首，七言古詩九首。

        從所錄樂府詩來看，漢樂府詩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為晉樂府，共四十六首。顯然唐汝諤認為這兩個朝代樂府詩成就最高，均屬“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者。就所錄五言古詩而言，晉詩錄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詩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錄詩數量多少統計詩人，樂府詩類魏武帝和陳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齊鮑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詩類共錄詩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潛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詩數量的33.3%。五言古詩類錄詩數量第一位是陶潛（三十首），占全部晉詩數量的37%。其次為謝靈運（二十三首）。僅就四言詩和五言詩而言，共計384首，陶潛兩類詩歌共錄56首，占整個漢魏六朝古詩的14.6%，可見陶潛（淵明）在唐汝諤心中的地位，同時符合漢魏六朝詩歌在明末詩壇實際接受情況。（詳見附表）

        附表

        《古詩解》錄詩數量統計 

        　 

        二、《古詩解》的選錄標準

        唐汝諤的《古詩解》的選錄古詩標準是什么呢？“是編所選，大都主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而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即亟為收錄。惟樂府自晉宋迄齊梁，半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風使然，不得一切刪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幾亦十三國風不刪鄭衛之意云。”（《古詩解?凡例》）依照唐汝諤劃定的標準，符合以下幾條標準方可入選：一要“體裁古雅”，二要“辭意悠長”，三是“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四是樂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標準是儒家“溫柔敦厚”之說。

        這里唐汝諤所說“體裁古雅”，應該是指傳統的四言詩、漢魏以來形成的五言詩及與漢樂府之后形成的歷代樂府詩，自然而然那些齊梁之后的宮體詩等作品均在刪汰之列。“辭意悠長”當指詩歌感情抒發與表達方面，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余味深長。同時，許多樂府民歌中表現男女真摯愛情的歌謠，在“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廣為選錄和傳播。相較于唐汝諤之前的眾多古詩選本，《古詩解》顯得難能可貴。

        唐汝諤在《凡例》中自稱其詩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之。于楊（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樂府》）則加精，于李（攀龍《古今詩刪》）、鐘（惺《古詩歸》）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變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選》是準，他要選出符合自己所定標準的古詩。他聲明《古詩解》所選古詩，在選目上要比楊慎《五言律祖》（9卷133詩人311首）和左克明《古樂府》（10卷）更加精當，意圖“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同時較之李攀龍《古今詩刪》（唐前古詩9卷545首）和鐘惺《古詩歸》（15卷836首）更為博洽。那么，唐汝諤拿來對照的四部的古詩選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楊慎為嘉靖初期文壇鴻儒之一，為反對前七子派“詩必盛唐”之主張，力倡六朝詩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風雅逸篇》十卷、《古今風謠》一卷等盛行于當時，且以之作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與反撥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楊慎在其《升庵詩話》卷一評王融《上巳詩》：“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諤《古詩解》推崇的古詩第一標準正是“古雅”，不能說他沒有受楊慎詩論的影響。楊慎《五言律祖》純錄六朝五言詩，較之唐汝諤《古詩解》而言，沒有《古詩解》古歌謠到古樂府，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體裁古雅，辭意悠長”那么的精純，也許缺乏“古人溫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十卷，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一部重要的樂府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詩解》的樂府詩部分選錄而言，唐汝諤受左克明影響很大，盡管郭茂倩《樂府詩集》影響更大，但唐汝諤《古詩解》選錄樂府詩標準與左克明《古樂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選錄“古歌謠”詞，合計八十首，也許出于與左克明相同的標準：“貴其發乎自然”；樂府與古詩均止于陳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樂府序》中闡明不選唐代的原因一樣：“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眾，弗賴于斯。”《子夜歌》晉宋齊辭郭茂倩《樂府詩集》只錄四十二首，《古樂府》僅錄二十首，《古詩解》僅八首，從數量上來說夠精的了。

        與明代李攀龍《古今詩刪》和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相比，唐汝諤《古詩解》在當時的影響要小得多。但是，選錄八百六十九首古詩的規模要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評李攀龍《古今詩刪》：“是編為所錄歷代之詩，毎代各自分體，始于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后書之說，前后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熏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后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于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作為前七子派的領軍人物，李攀龍無理論綱領性宣言，此詩歌選本不錄唐大歷以后及宋元詩歌的做法，成為反復古派攻擊的口實。雖然古詩與樂府詩部分受人詬病較少，唐汝諤的《古詩解》選詩面要比《古今詩刪》廣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評鐘惺、譚元春《詩歸》：“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于是盡亡。至于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實際上，《詩歸》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家置一編，洛陽為之紙貴。就選詩數量與特點而言，二書最為接近。就古詩而言，《古詩歸》錄詩八百三十六首，《古詩解》錄詩八百六十九首，相差僅三十三首；《古詩歸》錄詩最多的詩人是陶潛，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謝靈運，二十六首；第三是謝朓，錄二十二首。而《古詩解》錄詩最多的是陶潛，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謝靈運，錄二十三首；第三是謝朓，共十一首。二書非常接近，說明《古詩解》受《古詩歸》影響很大。

        與前述四種古詩選本相比較，唐汝諤的《古詩解》有詳細的文字訓詁，配以串講式的評解，對每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有精到的分析與鑒賞，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有的評解參照詩人生平遭際，詩的本事背景對詩篇融會貫通，評解真義；有的評解通俗地串釋詩意，補足空白，使其語意貫通，明白曉暢。當然，限于唐汝諤對詩歌藝術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傳統的“言志”“緣情”說。對于深刻反映現實，有著豐富內涵的現實主義詩篇，僅從儒家“溫柔敦厚”的“發乎情，止于禮義”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參考文獻:

[1]明人傳記資料索引[m].臺灣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m].齊魯書社,1997年版.

[3]張廷玉等撰.明史[m].中華書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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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文學　教學現狀　改革

在高校中文系中，古代文學是基礎性的主干課程，它具有傳承性。古代文學是我國民族文學的燦爛遺產，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肩負著傳承文化的重要任務和使命。因此，對于高校中文系的學生而言，掌握文學史知識并且學會如何鑒賞文學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知識經濟的發展以及功利主義思潮等影響，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但是，古代文學在現代的高校教育中正在“邊緣化”，所以，作為高校為了加強學科的建設以及人文學科的影響力，應該加大對教學改革力度，從根本上扭轉現階段古代文學教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高校古代文學教育現狀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1.高校古代文學教育現狀分析

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中，高校的專業課程設置趨于實用性和多樣性，而作為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古代文學面臨著壓縮學時的困境，從教學內容上來說，對這門課大多是從重點詞、句的解讀的教授，其并沒有注重對其內在的文化內涵進行理解性教學；從教學手段來說，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記相結合的模式。再加上大學擴招，學生的基礎下降，這就造成了高校學生專業課學習的不合格。簡單枯燥的教學方法也使很多的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學生反而追求一些對自己具有實用價值的英語等級考試和計算機等級考試。

2.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隨著大學生價值觀的發展變化，許多大學生都沒有看完四大名著，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習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并不是為了獲得文學修養，學生甚至認為學習古代文學沒有前途，因而對其的學習熱情也不高。這樣的教學顯然不利于學科體系建設，因此對高校古代文學教育課程的改革勢在必行。

二、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改革構想與實踐

1.改革教學方法

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方法上應該突破單一的教學模式而將現代教學方法與傳統教學方法相交叉融合，優化組合教學方法。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復雜且涉及面廣，這也就要求教師要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通過各種途徑使學生具有文學基本功。比如要求學生誦讀名篇，感受古文的音韻美，體會作家的風格特征。教學實踐表明，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對于古代文學課程而言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它還是存在著信息獲取量小的特點，沒有注重對學生的思維進行培養，使古代文學的學習成為死記硬背，為了避免這樣的后果，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可以采用多媒體介入，這樣能夠從視覺、聽覺和觸覺各個方面使學生進行信息接收，這在無形中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率，也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改革教學模式

現階段，古代文學課程主要采取的是填鴨式教學方法，但是古代文學課程的目的并不是讓學生記幾首詩詞這么簡單，古代文學課程開設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使學生具有古代文學素養，傳統教學模式下，教師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中心，所有的關系都是圍繞此而展開的，也正是如此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在古代文學改革思維模式下，應該改變傳統的師生不平等地位，強調學生的主體性，調動學生學習熱情和學習積極性。

現在高校的古代文學課堂都是采用論文和考試的形式對學生進行考核，這樣的方式無疑讓學生在死記硬背的樊籠里不能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想象，實現自己的主體性價值觀，未來改革的古代文學課程應該開設專題討論評分制，以某一個課題作為討論對象，以此來評判學生的古代文學思維能力和學習的主體性。

3.改革古代文學的培養目的

古代文學是作為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而存在的，而這就需要通過重新確定教學目標，通過對傳統教學方式的改革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比如，教師在課前指定學生搜集資料、閱讀篇目，在課堂上不采用講授法，而是采用討論法進行，并對一些問題進行現實結合教學法，引起學生思考，這樣的學習方式能夠讓學生的思維能力得到有效鍛煉。

4.改革課程設置

古代文學課程作為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對其的學習并不能由其單一完成，而是需要古代漢語課程以及現代漢語課程做支撐，因此學校應該在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同時開設語言類課程，特別是古代漢語課程，這樣學生的學習就形成了一個網絡體系。與此同時，學校也可以設置文化類課程選修課，這樣學生就能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選擇性地儲備中國的文化、語言、社會、思想知識，文學和文化其實質是相通的學科。

三、結語

古代文學課程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它與現實之間所能夠共有的空間太小，因此，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必須立足于現實，通過古代文學這樣的課程形式培養學生的實用問題以及寫作能力，提升學生的整體能力和綜合素養。

改革勢在必行，而在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中首先要求學生端正思想，使他們對古代文學有重新的定位和認識；其次是將實踐和理論相結合，通過教學法的改革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第三，以培養目標的重新定位為軸心，改革評價體制，使學生在一個和諧的氛圍中學習。

總之，高校古代文學課程改革勢在必行，但是，其改革的順利完成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斷地調整教學以適應社會現實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克鋒.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困境與對策[J].龍巖學院學報，2011（1）.

[2] 韓國良.論當下我國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問題[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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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古代文學教育現狀分析

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中，高校的專業課程設置趨于實用性和多樣性，而作為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古代文學面臨著壓縮學時的困境，從教學內容上來說，對這門課大多是從重點詞、句的解讀的教授，其并沒有注重對其內在的文化內涵進行理解性教學；從教學手段來說，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記相結合的模式。再加上大學擴招，學生的基礎下降，這就造成了高校學生專業課學習的不合格。簡單枯燥的教學方法也使很多的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學生反而追求一些對自己具有實用價值的英語等級考試和計算機等級考試。

2.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隨著大學生價值觀的發展變化，許多大學生都沒有看完四大名著，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習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并不是為了獲得文學修養，學生甚至認為學習古代文學沒有前途，因而對其的學習熱情也不高。這樣的教學顯然不利于學科體系建設，因此對高校古代文學教育課程的改革勢在必行。

二、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改革構想與實踐

1.改革教學方法

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方法上應該突破單一的教學模式而將現代教學方法與傳統教學方法相交叉融合，優化組合教學方法。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復雜且涉及面廣，這也就要求教師要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通過各種途徑使學生具有文學基本功。比如要求學生誦讀名篇，感受古文的音韻美，體會作家的風格特征。教學實踐表明，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對于古代文學課程而言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它還是存在著信息獲取量小的特點，沒有注重對學生的思維進行培養，使古代文學的學習成為死記硬背，為了避免這樣的后果，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可以采用多媒體介入，這樣能夠從視覺、聽覺和觸覺各個方面使學生進行信息接收，這在無形中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率，也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改革教學模式

現階段，古代文學課程主要采取的是填鴨式教學方法，但是古代文學課程的目的并不是讓學生記幾首詩詞這么簡單，古代文學課程開設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使學生具有古代文學素養，傳統教學模式下，教師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中心，所有的關系都是圍繞此而展開的，也正是如此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在古代文學改革思維模式下，應該改變傳統的師生不平等地位，強調學生的主體性，調動學生學習熱情和學習積極性。現在高校的古代文學課堂都是采用論文和考試的形式對學生進行考核，這樣的方式無疑讓學生在死記硬背的樊籠里不能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想象，實現自己的主體性價值觀，未來改革的古代文學課程應該開設專題討論評分制，以某一個課題作為討論對象，以此來評判學生的古代文學思維能力和學習的主體性。

3.改革古代文學的培養目的

古代文學是作為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而存在的，而這就需要通過重新確定教學目標，通過對傳統教學方式的改革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比如，教師在課前指定學生搜集資料、閱讀篇目，在課堂上不采用講授法，而是采用討論法進行，并對一些問題進行現實結合教學法，引起學生思考，這樣的學習方式能夠讓學生的思維能力得到有效鍛煉。

4.改革課程設置

古代文學課程作為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對其的學習并不能由其單一完成，而是需要古代漢語課程以及現代漢語課程做支撐，因此學校應該在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同時開設語言類課程，特別是古代漢語課程，這樣學生的學習就形成了一個網絡體系。與此同時，學校也可以設置文化類課程選修課，這樣學生就能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選擇性地儲備中國的文化、語言、社會、思想知識，文學和文化其實質是相通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