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轉化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科研成果轉化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頒布于1980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不僅成就了美國知識經濟崛起，其所確立的原則――釋放專利制度資源以推進科技創新，也成為當今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立法的“金科玉律”，為全世界各國所模仿。但隨著2008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研究者發現主要發達國家出現了科技創新衰退的現象，他們認為原因是制度資源釋放殆盡，于是各方要求進一步釋放制度資源。這一呼聲形成了一股浪潮，從西方發達國家涌至全世界。然而，釋放制度資源與推動科技創新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只是一種經驗之談，至今并未有學者深入到其內部邏輯中，尤其是深入到市場經濟和科學共同體內部知識遷移的規律當中去討論這一問題。

一、《拜-杜法案》立法原則對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立法的影響

隨著國內外科技發展和經濟形勢的變遷，1996年公布施行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已經無法適應現有的形勢，修改勢在必行。尤其是在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如何加速科技成果更加迅速地轉化為生產力，更成為此次法律修改的核心。人大常委會委員普遍認為，“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最大亮點是科技成果轉化處置權下放和科研人員獎勵、報酬比例提高。”[1]人大常委會社會法室負責人郭林茂表示：“如果我國有一批科技人員通過科學技術轉化成為先富有的人，那確實是我們國家之幸、民族之幸。”[2]與1996年頒布的原法案相比，新的法案有多處更改。但實際上除新法案的第四十五條外，大幅提高了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收益外，其他的修改，都早已在以往的立法當中得以體現。縱觀我國科技創新立法體系的建立過程，這次立法是我國整個立法體系背后邏輯的必然、發展的必然。這個邏輯就是《拜-杜法案》所確立的原則。

1980年通過的《專利與商標修正案》，即《拜-杜法案》，起點是明確聯邦資助科研項目產生的技術專利產權歸屬于承擔項目的科研單位，其目的是使科學技術盡快轉化為有效生產力，改變美國經濟所處的頹勢。該法案不僅極大地解決了大科學計劃下科學知識生產的嚴重閑置的現象，明晰了產權，奠定了美國經濟知識經濟轉向的法理-產權基礎，促成了美國經濟的重新崛起。美國大科學計劃的輝煌成功并沒有給經濟帶來增長，在二戰之后的幾十年中，美國的經濟反而陷入沉重的滯漲和高額的貿易赤字中，反而成為沉重的經濟負擔。據調查，時至1980年，美國政府擁有2.8萬項專利，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世界領先的科研成果，但僅有不足5%得到轉化。《拜-杜法案》的推出，其背后正是此時的卡特政府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了問題所在，嘗試通過以市場的邏輯來配置專利資源，進一步激活躺在實驗室中的先進技術，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不同于以往的是，《拜-杜法案》第一次明確界定了由政府出資的科研項目所申請的專利，歸屬于發明人職務所在的大學或科研機構，并進一步規定了科技成果轉化比例[3]。

20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大力倡導的知識經濟獲得了空前成功，并很快成為引領世界的新經濟模式，知識經濟的科技成果轉化立法基礎――《拜-杜法案》，也為世界各國主要紛紛效仿。實際上從2000年《專利法》第二次修正案，直至最新修改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經十幾次立法和修改，《拜-杜法案》所確定的原則在我國已然形成了完整的立法鏈條，都是《拜-杜法案》所確立的原則在中國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和立法?w系中邏輯的展開和實現。

二、傳統的科學政策研究視野下《拜-杜法案》的立法邏輯

專利制度之所以產生，其目的是通過對發明成果所有權進行明確有效的界定和保護，從而保護科技創新，進而保護介入到科技創新事業中資本的積極性。在當代專利制度發展變遷中，主要的立法邏輯是通過對專利時限和范圍的調整，平衡資本、市場、個人和科學共同體等多元主體的關系，達到獎勵技術研究的目的，從而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方法。簡單地說，專利制度形成了一個“制度資源池”，通過調專利保護期和獎勵比例等方法，將制度資源釋放過程加以控制，已達到在制度層面促進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

在此觀點下通過進一步的邏輯推導，在《拜-杜法案》實施之前，由于產權不明晰，所以導致大量技術專利被閑置；政府擁有技術知識的產權，但沒有動力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企業卻因產權不明而無法購買；該法案解開了當時科技立法和政策中的“死結”，理順了科技成果從大學到市場的轉化過程，為大科學計劃生產的技術知識轉移到市場奠定了法理-產權基礎。該法案的成功之處就在于通過制定合理的政策，明晰了大科學生產的知識產權屬于項目承擔單位，增加了對科研人員的獎勵，通過此種方式形成了制度資源，通過釋放制度資源從而推動大學和科研機構參與到市場當中來。

但隨著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的到來，美國大學專利申請出現了明顯的衰退現象，產業界、政策界和學術界都產生了《拜-杜法案》效用的終結的憂慮，認為其制度優勢已經釋放殆盡[4]。在我國，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版《拜-杜法案》是失靈的，甚至是無效的[5]。在這種語境下，如何擺脫《拜-杜法案》效用終結的陰影，進一步加速科學成果轉化成生產力，刺激經濟發展就成為各國科學政策研究和制定者的重要課題。

西方學者普遍認同這一觀點，同時由于經濟危機加劇，政界、學界和資本等方面對改革該法案的呼聲越來越大，相關學者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討論，以期扭轉當下西方大學解決科技成果轉化困難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在對多家大學進行研究后表示，以往科研項目承擔單位擁有知識產權的“大學所有權”[6]模式已不再適于當今的經濟形勢，該模式實際上依賴科技官僚，但他們卻不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和人際資源。所以，有必要進一步地釋放制度資源，將之直接授予技術發明人[7]。與之相呼應的是，對部分歐美科研型大學進行的訪談和調查結果顯示，在創新創業配套措施完備的今天，科學家普遍傾向于將自己研發的技術作為股份投入到科技創新公司中[8]，或干脆自主創業[9]。眾多西方學者認為：成就《拜-杜法案》輝煌效果的原因，是釋放制度資源，將舊的知識產權制度轉變為“大學所有權”。之所以會出現《拜-杜法案》效用的終結的現象，其原因在于科技專利的“大學所有權”模式，尤其是技術許可辦公室制度的官僚化，已經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阻礙。所以解決這一問題的不二法門，就是繼續延續該法案成功的經驗，通過釋放制度資源，將專利權從大學進一步下放到科學研究者的手中。

對于我國而言，新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雖然給出的解決方案與西方學者不同，但思路卻是相似的。當然，在地方法規層面，還有更為激進的措施，與西方學者不謀而合的是，河北省于2015年1月1日出臺的《河北省促進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暫行辦法》，即“河北十條”，極大地釋放了制度資源，其核心是將知識產權進一步下放給知識產權的發明人。“河北十條”的第一條，就是“改革科技成果類無形資產處置方式。授予高校、院所研發團隊或成果完成人科技成果的使用權、經營權和處置權。”接下來還有，“高校、院所研發團隊或成果完成人在河北實施科技成果轉化、轉讓獲得的收益，其所得不低于70%”，在資金、人事和制度上有一系列的幫扶措施[10]。足見河北這一傳統產業基地，在世界經濟衰退和環境惡化雙重壓力下，所產生的緊迫感，以及在這種急迫感的促使之下，竭盡全力地釋放所擁有制度資源的沖動。

通過釋放制度資源推動科技創新，作為《拜-杜法案》最重要的成功經驗，已經成為全世界科技創新立法領域某種意義上的“金科玉律”。但釋放制度資源與推動科技創新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只是一種經驗，從未有學者深入到其內部邏輯中，尤其是深入到市場經濟和科學規律內部的邏輯當中去討論這一問題。

三、科學政治學視野下《拜-杜法案》知識與權利的關系

與所有的法律一樣，科技成果轉化立法其背后的目的都是通過法律來規范人與人之間權利的關系，《拜-杜法案》的立法目的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大科學計劃下產生的技術知識轉化為生產，但其實質卻是將科學技術知識的所有權授予某個固定的群體，以期促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產力，其本質是將科學知識的所有權與市場經濟的所有權兩者通過法律形式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權利-利益）的行為，同時也是國家意志在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市場利益過程中的表現。

對于科學技術知識與權利之間問題的討論是科學政治學的領域，從字面而言，就是探討科學實踐與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科學政治學將科學定性為一種“微觀權利”，勞斯認為“傳統的權力形式對科學的影響必須在貫穿于科學實踐的微觀權力關系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11]他進一步指出，科學政治學需要“對科學實踐的政治影響及其向科學之外的適度拓展做出判斷性的評估。”[11]

也就是說，如果想探究《拜-杜法案》及其背后的立法思路，不僅需要將科學這種“微觀權利”放置在“傳統的權利形式”當中進行考察，同時也需要審視科學實踐對科學共同體之外的影響。在這一領域之中，所謂的“傳統的權利形式”即市場經濟的利益分配形式下對科學技術的規制，這種權利形式規范了資本的所有者和主體與技術的發明者之間的關系。

《拜-杜法案》成功的獨特之處在于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獲得了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所產生的專利的產權。這種產權模式實際上同時違背了學院科學和產業科學兩方面的規范――學院科學規范要求科學具有公有性，但是該法案卻鼓勵科學共同體將科研成果申請專利；專利權作為產業科學的核心規范，其產生和發展始終以技術研發投資人獲利作為核心原則，但是該法案卻將原本屬于國家的技術專利，授予特定的科研機構。

深入考察這種“獨特之處”，可以發現實際上在《拜-杜法案》立法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是市場經濟利益分配“宏觀權利”，將一部分屬于自己的權利，為了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刺激科技創新，主?擁厝枚篩?了科學共同體的“微觀權利”――將原本屬于國家所有的知識產權，讓渡給了承擔科研項目的單位。而所謂的釋放制度資源，將所有權進一步授予發明人，也就是更進一步讓渡自己的權利。

那么，在《拜-杜法案》這一金科玉律背后，真正核心的問題就應該是，“為什么可以通過讓渡權利，就可以實現刺激科技成果轉化的效果？”

四、科技知識的地方性遷移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本質

《拜-杜法案》立法目的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大科學計劃下產生的技術知識轉化為生產，但在現實中，技術知識從發明到轉化為生產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順利進行不僅需要國家的意志、高新技術的生產和市場的需求，同時還需要整個社會的通力協作。而這一過程的核心，也是最為復雜的部分，就是如何讓科學共同體生產的技術知識跨越學院和市場之間的“鴻溝”，投入到市場當中去。

在傳統的學院科學中，科學共同體的目標是推進科學理論的發展和科學知識的增長，并不是為技術生產服務的；科學知識被轉化為應用技術還有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學院科學也基本無關。而在傳統的產業科學中，工業實驗室作為企業的一部分，科研人員作為企業雇員并沒有自由研究的權利，他們所研究的技術往往是由決策者下達的研發任務，如何將技術推向市場則是市場營銷部門的任務。大科學計劃所生產的技術，則與二者不同。大科學產出的成果是由國家戰略決定的，并不考慮如何推向市場。但是，當國家意志成為大科學計劃所生產的技術推向市場的動力時，由于大科學計劃所特有的地方性和復雜性這一轉化過程變得十分困難。所謂地方性知識，是與通常理解的科學知識這種“公共知識”相對的，公共知識往往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地方性知識則是指某些知識只在某些特定的地方、領域才有效，比如某些技術因為保密的原因只在國防系統中才能傳播，而某些技術因為特殊的實驗技巧只在特定的研究所中才能復制。

由于當代科技的復雜性，致使生產某產品的全部技術不再由一個團隊或實驗室所獨占，而是將分布到了不同的群體中。技術知識以碎片化的形式與研發者緊緊“黏著”，只有他們隱約看到技術的實際價值。如果脫離相關研究人員的參與，就難以從研究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正如勞斯所指出的那樣，科技成果轉化，本質是科學知識從實驗室擴展到其外，經“‘轉譯’以適應新的地方性的情景”。由于環境的復雜性和技術系統的“緊密耦合性”，使“在科學實踐向實驗室外的各種拓展中，實驗室原本的規訓變得不可或缺，因為它們把起源于實驗室的諸多控制和限制強加給了世界。”[11]勞斯認為在轉譯中，科學技術生產過程中的規訓――這種微觀權利，經由技術從而施加給了外部世界，所以轉譯的過程依賴于科學研究者規訓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實驗室這種微觀政治場所所形成的權利，通過技術的擴散，對宏觀社會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正是由于當代科學的地方性和復雜性，所以才使得只有研發者才明白技術的發展前景，完整的技術-產業鏈條應該形成，甚至還包括“領先用戶”的特點和購買使用習慣。此類知識都來源于科學規訓，在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如果離開了研發者，科技成果轉化就顯得比較艱難和乏力。基于此，市場承認了科研人員所擁有的特殊權利，資本不得不將一部分利益讓渡給研發者。讓渡的這一部分利益，就是《拜-杜法案》所規定的，應權屬于承擔項目的科研單位的部分知識產權。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科學共同體通過技術的地方性遷移和語言的轉譯，從勞斯所說的微觀層面的權利，演變成為一種可以影響宏觀政治層面的政治力量。

五、結論與啟示

由于科學的地方性，所以造成科技創新模式/方式也成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大科學計劃在美國的成功實施，以往專利權的利益分配模式不能滿足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必須制定新的知識產權所有權形式以保障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而這種新的所有權形式，適應了美國當時的情景，所以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以《拜-杜法案》為核心的科技創新立法思路，是一種建立在美國科技、經濟和社會基礎上的地方性知識。

篇2

關鍵詞：新型研發機構；協同創新；科技成果轉化

近年來，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推進，一批功能定位和機制模式均與傳統科研院所具有顯著差異的新型研發機構大量涌現，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了高校、企業、市場、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發展，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成效顯著。本文從理論層面探討新型研發機構的概念和特點，并對新型研發機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進行優勢分析，以期為科技成果轉化實踐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1 新型研發機構的概念

作為一種新興的科研創新機構，目前學術界對新型研發機構的概念尚未有統一的定論，主要是對其發展現狀、典型特征進行描述分析。如周文魁等認為新型研發機構是伴隨著新興產業發展、經濟結構轉型應運而生的新生事物，是致力于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的一種新型研發組織。張福生認為新型研發機構最大的特點是專注于產品研發和市場營銷環節，中間的生產制造委托外包，體現著日本“用工廠作為實驗室”的思想。在實踐分析層面，譚海斌認為我國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發機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并通過梳理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廣東華南新藥創制中心等一批新型研發機構現狀，總結了新型研發機構幾個特點：組建目標多層次、方式多樣化、體制機制靈活創新、發展模式各具特色。夏太壽等對蘇粵陜6家新型研發機構進行對比分析，認為新型研發機構要具備功能定位體現政府導向、治理模式去行政化、體制機制靈活創新、政產學研高度協作等特征。

隨著高新技術不斷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各地政府高度重視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引導和支持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并對新型研發機構給予了明確定義。如廣東省出臺的《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科技創新的若干政策意見》（粵府〔2015〕1號）、《關于支持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試行辦法》（粵科產學研字〔2015〕69號）中將新型研發機構定義為“投資主體多元化，建設模式國際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管理制度現代化，創新創業與孵化育成相結合，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獨立法人組織”。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與江蘇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聯合組成新型研發機構調研組對江蘇省新型研發機構展開調研，將新型研發機構定義為“省內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江蘇省單獨或與地方政府部門合作設立的，圍繞相關產業領域方向，以研發、技術服務、科技型企業孵化為主要業務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研究院（所）、中心、研究開發公司。”

綜上所述，新型研發機構之所以被稱為“新型”，主要是在功能定位、機制體制、運作模式等方面不同于傳統科研機構。主要區別在于：

①功能定位新。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理念以市場化為導向，是運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相較于傳統科研機構，新型研發機構工作內容集中在產業鏈共性、基礎技術研究，以及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業孵化等。

②協同機制新。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和發展充分體現了協同創新的理念。不同于傳統研發機構單一的建設主體，新型研發機構能夠在多個投資、建設主體基礎上，充分協同高校科研院所、企業、政府、中介、行業協會的創新資源要素，形成科研合力提升科研能力。

③運作模式新。新型研發機構實行企業化管理，能夠在人事體制、資金籌措等方面通過多種模式組合，突破傳統科研機構的桎梏，激發科技研發活力。

2 新型研發機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分析

近年來，我國的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研能力顯著提升，但科技成果轉化難一直是瓶頸問題。 2010年，教育部《中國高校知識產權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高校專利轉化率平均計算僅為5%。2013年，我國高校專利出售總金額4.5億元，實際收入2.5億元，分別僅相當于同年高校科研經費支出總額的0.37%和0.20%。科技成果轉化難，究其原因在于傳統科研機構中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研發與生產需求脫節、研發團隊績效考核指標單一激勵動力不足、融資體系不完善投資風險大等問題，嚴重阻礙了科技成果有效轉化。2015年8月，國家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出臺，從科技成果處置、收益分配、科技中介扶持等多個方面為科技成果轉化創建了更加優越的條件和寬松的環境。《轉化法》明確提出鼓勵企業與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及其他組織采取聯合建立研究開發平臺、技術轉移機構或者技術創新聯盟等產學研合作方式，共同開展研究開發、成果應用與推廣、標準研究與制定等活動。

新型研發機構作為高校科研機構、地方政府與企業、市場之間的科研創新平臺，是科技成果、技術需求在產業最前沿雙向流動、對接的重要陣地，應該抓住機遇、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2.1 目標定位在于實現科技成果轉化

作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伸入市場的前沿觸角，新型研發機構建立的目標和主要內容在于實現科技成果轉化。

其一，新型研發機構建立的目標是幫助傳統高校、科研院所實行科技成果轉化。傳統高校、科研機構積累的大量科技成果難以轉化，關鍵在于從核心技術到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中間還存在相當長的距離，包括對市場的認知和判斷，融資與風險管理等。新型研發機構的重要職責就是將這些科技成果通過與企業實行對接，對科技成果進行優化改造，最終形成產品進入市場。圍繞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鏈條，江蘇省（蘇州）納米產業技術研究院、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均組織建立起技術研發、工程研發、成果轉化與項目孵化、公共服務和綜合管理部門，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流水線。此外一些新型研發機構還設立了中試小試平臺、科技成果孵化企業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順利實施。如華南理工大學牽頭組建的廣州現代產業技術院采用“前孵化器”模式，對科技成果進行市場前的論證和培育、孵化科技型小微企業。江蘇數字信息研究院以工程化研究、產業化實現和企業孵化配套等3項功能為集成發展目標，培育吸引35家企業入駐產業孵化大樓。

其次，新型研發機構企業化運營屬性決定著新型研發機構必須走向市場，為企業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傳統科研機構擁有穩定的財政收入資助，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基礎性研究，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科技成果成熟度低，與市場需求脫節嚴重。新型研發機構設立為以市場化運行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需要建立起自身的“造血”機制促進自身的長遠發展。因此，新型研發機構一方面依托市場，圍繞企業技術產品升級需求尋找生存機會，另一方面需要集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通過市場倒逼機制破除傳統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與市場難對接的問題，為企業帶來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從創新源頭上有效推進科技成果順利進入市場。

2.2 協同創新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依賴科技資源網絡中多要素的組合、創新鏈條上多環節的銜接以及服務體系中多元主體的協同。而協同創新機制是新型研發機構的重要特征，也是新型研發機構促進科技成果順利轉化的關鍵因素。新型研發機構能夠通過自身協同創新機制優勢，在科技研發、成果轉化、市場導入和產業化等各鏈條、環節銜接過程中，對人才、成果、資金、信息、中介服務、管理、政策引導等各要素進行優化組合和高效配置，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順利實施。

①從協同主體來看，新型研發機構往往包含了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地方政府等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建設主體能夠有效聚集相關的資源，比如高校科研院所擁有技術專家、學生、前沿技術等；企業擁有產品生產線、產品市場信息等；地方政府能夠提供良好的政策、資金引導、配套設施等。多元投資主體所提供的資源為新型研發機構奠定堅實基礎。

②從運行模式來看，新型研發機構采用市場化運用，在運行模式上各具特色，不拘一格。比如中科院寧波材料研究所“連人帶成果轉入企業”的技術轉移轉化模式，和企業研發中心管理外包的公共服務模式；合肥家電技術工程院、宜興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探索形成“一品一所一公司”的企業孵化模式等。新型研發機構能夠根據自身情況和產業特點，自行設立或及時調整適合自身發展的運行模式，從而節省科技成果轉化成本，提高轉化效率。

③從人才引進和考核制度來看。新型研發機構能夠聯合企業、高校共同引進人才，不僅支持高層次人才穩定的科研工作環境，同時滿足人才實現創業愿望；其次，在人事考核激勵方面，傳統科研機構高校等科研重視論文、專利成果，成果產業化激勵方面一直薄弱。新型研發機構以實現成果轉化和產業孵化為目的，普遍采取股權收益、合同制、匿薪制、動態考核、末位淘汰等管理制度，建立起靈活的人才引進和考核激勵機制。此外，新型研發機構還可以通過組建產業創新團隊與高校共同開展人才培育，充分利用高校優越的大學生創新資源，為新型研發機構提供持續的科研創新力量。

④在資金籌措投入方面，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本身可以作為新型研發機構的技術儲備，直接與市場需求進行對接提供服務。比如廣東工業大學在東莞建設的華南工業設計創新院通過技術入股的方式，將相關科技成果打包入股，與當地政府、企業共同參與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其次，新型研發機構能夠在市場環境中，通過股權投資、信托投資、擔保、貸款、孵化上市企業等途徑實現資金籌集。

2.3 穩定資助保障科技成果轉化風險

由于科研創新的不確定性、科技成果無形資產的時效性等因素決定了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的投資活動。

新型研發機構采取“共同投入”的模式，大多由社會力量或國內高校、科研院所聯合社會力量共同創辦，但又不限于政府部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還包括產業聯盟乃至創業投資基金等多種類型的組織。針對科技成果轉化高投入和高風險的特點，新型研發機構可通過風險共擔的方式來確定利益的分配。比如廣東IC產業基地股份公司由廣東工業大學、番禺區政府、廣州潤芯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按照各自提供的土地、場地、資金、智力資源以及貢獻價值確定股權比例和風險收益比例，從根本保障了新型研發機構各投資主體在實施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承擔風險與利益獲取。

此外，社會上的保險金融等機構也能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相應的風險保障，幫助科技成果轉化順利實施。而針對社會上營利性資金既不愿進入也難以進入的，但又有必要實施的關鍵領域的科技項目，需要政府財政資金依托新型研發機構予以大力資助，由政府為重大科研成果轉化的風險投資以及新型研發機構穩定發展提供堅實的后盾。

3 相關建議

新型研發機構作為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中出現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在促進科技成果創新、形成產品走向市場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是實行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的有益嘗試和重要突破，對完善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進一步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新型研發機構無論從數量、質量方面都尚處于有待提高和加強的狀態，且期待的效果和規模效應還未充分發揮。地方科技部門應加大對新型研發機構政策研究和支持力度，同時，加強對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指導和服務，為新型研發機構的長遠發展和效能發揮創造更加良好的環境，大力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與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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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孵化器 在孵企業 成果轉化

一、引言

21世紀是一個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國與國綜合國力的較量，歸根到底是高科技實力的較量，而我國早就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創業孵化器作為科教興國戰略的載體之一，承擔著培育高科技企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重大責任。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許多創業孵化器，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創業孵化器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科技企業，使許多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服務于社會。但是創業孵化器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了進一步完善創業孵化器的運行機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就需要對當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提出改進措施和建議，研究能夠切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方法。

二、當前創業孵化器面臨的問題

（一）孵化服務功能落后

目前許多創業孵化器的服務功能比較初級，還停留在基礎服務階段，如為入駐企業提供辦公場地、共享物業管理服務以及相關審批手續等。目前，我國創業孵化器有著較強的政府主導性，自身資源較少，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孵化器越來越不能滿足企業的需要。對于一個新入駐企業來說，辦公場地等基礎設施固然重要，但各類培訓服務、市場咨詢服務和技術支持等也同樣必不可少，這些都是關系到一個企業在初創階段能否順利健康成長的關鍵因素。但事實情況是，創業服務器往往不能滿足初創企業的上述要求，尤其是對企業未來發展方向的引導較為匱乏，使得孵化作用有限，不能很好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二）融資渠道比較狹窄

對于一個新入駐的企業來說，資金往往是最為重要的，許多新創企業的倒閉，往往都是資金不足造成的。為在孵企業提供廣闊的融資渠道，是孵化器的必備服務之一。但是創業孵化器所提供的資金往往比較有限，在孵企業融資也比較困難，許多頗具前景的新創企業往往因為資金不足而舉步維艱，發展緩慢，甚至無法生存下去而倒閉。

（三）孵化行業競爭日趨激烈

從行業范圍內看，孵化器行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過去許多孵化器所能提供的許多有效手段，如對在孵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專項基金申報和工商與場地租賃服務等，現在往往已經不具有競爭力了，取而代之的較有影響力的服務是廣闊的融資渠道、成熟的管理支持以及個性化的成長規劃等。創業孵化器只有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實行差別化的孵化策略，才能更加具有競爭力，促進更多優秀的企業入駐孵化器，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三、提高科孵化器技成果轉化的方法

（一）完善孵化器的孵化功能

當前，孵化器應該立足科技成果的轉化，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和成長，不斷完善其孵化運作和功能，提升孵化服務質量，不僅為在孵企業提供場地等基礎服務設施，更要在個性化的管理咨詢、技術支持以及融資渠道上下功夫。幫助企業認清市場需求，制定科學的發展方向，規劃合理的發展道路，是今后孵化器提升其服務功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所在。學習和借鑒國內外優秀創業孵化器的成果經驗，不斷強化孵化器自身的孵化功能，提高孵化器自身的競爭力，有利于更好地服務于在孵企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二）拓寬融資渠道，解決融資難題

對于初創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來說，融資困難一直是其發展所面臨的巨大難題，更是阻礙科技成果轉化的絆腳石。拓寬融資渠道，需要多方面的協同努力。基于創業孵化器平臺，融資渠道主要有間接融資、直接融資企業參股并購以及風險投資。對于間接融資來說，主要是指依托政府和銀行之間協助，以低息貸款的形式，對初創高科技企業進行融資支持，以解決企業資金匱乏的難題。而直接投資，則包括多方面，是多元化的投資，積極地吸收上市公司、天使基金和其他類型的商業融資。另外，初創企業積極地與大型成熟企業溝通聯系，爭取獲得大型企業的參股投資。初創企業與大型企業的合作有多種方式，既可以承擔大型企業的研發項目，也可以吸收大型企業參與自身科技成果的投資。還有，孵化器應該積極地構建風險投資機制，以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為基礎，依托風險投資機構，把產權交易和技術交易作為重要的載體，建立一套完善和高校的科技融資機制，有利于初創企業拓寬渠道，解決融資難題。

（三）推進產學研結合的優良機制

孵化器在聚集高科技人才、吸收高科技企業的同時，還應該加強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之間的協作。目前，產學研結合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科技協作模式，生產與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實現信息的交流和共享，這是一種多贏的合作方式。創業孵化器應該學習和借鑒國內外優秀創業園區與高校成功合作的例子，學習先進的合作方式，依托園區這一高科技平臺，加強與高校的項目合作，充當在孵企業與高等院校之間溝通協作的橋梁，為在孵企業提供信息渠道和項目渠道，促進在孵企業順利成長，提高科技成功轉化率。

（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入駐創業孵化器的一般都是高科技企業，具有科研成就突出、快速成長的特點。在孵企業自身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同時，創業孵化器也應該形成一套完善的保護制度，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應該進行嚴重的處罰，幫助在孵企業嚴格地保護知識產權。只有知識產權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在孵企業的可以創新才能不斷地取得成果，不斷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參考文獻：

[1]龔偉，丁勝利.企業孵化器教程[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1

篇4

本文主要闡述了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做法，并根據發達國家的相關做法提出了提高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的經驗借鑒。

科技成果轉化產學研合作公共科技平臺

一、發達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做法

1.企業與高校建立長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

發達國家企業與大學合作的方式通常是長期而形式多樣的。一是單一的工業企業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進行合作，工業企業則有權在大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制工作；二是公司聯合對大學研究計劃提供資金，聯合研制，共同取得成果；三是設立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在許多大學設立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為了加強跨學科與高技術領域的研究與開發，80年代又在大學建立工程研究中心；四是工業和大學聯合建立實驗室，實驗室共用。

2.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咨詢和服務體系

美國建立的小企業發展中心、中小企業信息中心以及多建在大學的生產力促進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以及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技術轉移服務機構、金融資本服務機構、管理信息服務咨詢機構、財務服務機構及法律服務機構等；日本的“促進專利轉化中心”、“工業所有權綜合信息館”、“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大學專利技術轉讓促進中心”和知識產權中心等機構；英國的如英國皇家學會、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會和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機構和獨立的科技中介機構等；芬蘭包括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實驗室或技術開發中心以及科技園區和其他創新支持服務機構等。

3.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實現市場化運作與企業化經營

美國對進入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實施過程中，只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給與一定資金支持，到第三階段，入選只具有象征性意義，目前對于該階段入選企業不再給予任何資助，企業自找風險投資及其他私人資金來源。不少國家的政府還規定，企業的項目必須尋找大學或研究機構作為伙伴才能得到資助，而大學、研究所的項目也必須有企業作為伙伴才能得到支持。這種重視產學研結合的資助機制，對于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發達國家經驗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

1.重視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

從發達國家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方面都可看出他們對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視。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提高競爭力的目標所采取的重大舉措，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也就是充分地整合社會全部的創新資源，推動各種創新要素的合作與互動，以此來服務于實現國家創新體系提高的目恕R虼耍我們要借鑒的正是要加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體系。在加強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過程中，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密切合作的技術創新體系。通過企業應用新技術、新工藝，包括新的組織形式、新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來實現經濟新的增長。換言之，只有將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后并能占領市場，取得經濟效益，才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能不能轉化、能不能產業化、能不能取得效益、能不能占領市場，這個檢驗技術創新成敗的唯一標準，所以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同時離不開政府、高校、科研機構和金融部門的積極支持。

2.科技成果轉化必須以企業為主體

科技與經濟的重要結合點在企業，企業和社會的需求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動力。政府應當積極鼓勵與推動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調動企業追求科技進步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使企業不僅成為生產的主體、經營的主體，而且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企業要樹立與高校、科研院所長期合作的思想。技術研發工作的針對性很強，那就是突破關鍵技術，提高產品的性能指標，因此技術開發工作必須源于產品的實際需求。失去市場基礎的技術成果注定是毫無意義的。企業要發揮市場敏感優勢，主動策劃產品市場，然后將目標產品的技術問題交給高校、科研院所來解決。如果企業能轉變觀念，將市場優勢與高校、科研院所的技術優勢相結合，科技成果的轉化就就較容易達到目的。

3.建立更加緊密的產學研合作機制

首先院所的科研人員必須走出去，了解企業的實際需求，在可能的條件下，共同參與企業的實際工作，從企業中來，到企業中去，解決實際問題。第二，院所要降低與企業的合作門檻。在與企業的科技合作過程中，科研院所要收取一定的成本費用。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會發生科研人員不切實際地漫天要價的現象。成果產業化是一個復雜系統工程，包括新產品的初步構思、研發、設計實驗試制、中試、批量生產、規模化以及市場、營銷、策劃、公關、宣傳、人財物管理等諸多環節。科研單位只能相對獨立完成上述環節中的少數。因此科研院所不要過分強調技術的作用，要降低合作門檻，主動與社會資源配合。第三，要擺正位置，只做科學家擅長的技術問題，不要太多涉及經營管理等問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既當科學家又做企業家，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第四，科技人員應主動與兄弟院所聯合攻關。產品開發往往涉及多個學科領域，需要跨學科的組織與合作。因而科技人員要主動與相關單位合作，避免自行其是，大包大攬。

4.以公共科技平臺建設為重點，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

在當前尚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社會化轉化服務體系的情況下，依靠政府的推動來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是很有必要的。公共科技平臺正日益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一條新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和平臺。科技成果推廣工作要從創新管理機制、構筑服務體系、強化服務意識三個方面入手，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環境建設，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需的科技產業化體系。這一體系包括政策激勵體系、技術轉移體系、中介服務體系、技術保護體系、產業化基地體系、金融支持體系等。為此：一要加快機制創新步伐，構筑科技成果推廣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二要進一步加速重大共性科技成果推廣應用；三要繼續加強推廣中心和示范基地建設；四要加大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的宣傳。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法規宣傳、推廣計劃和重點推廣項目宣傳、典型推廣案例及其經驗等，提高計劃項目的品牌形象，發揮示范帶頭作用，增強市場意識。

篇5

【關鍵詞】工作過程；課程體系；開發

會計專業的開設在我們學院歷史悠久，涌現了不少的會計專門人才。這兩年我院會計電算化專業每年招生七個班，按照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高素質、技能型、技術型、復合型人才，如何開發高職《會計電算化》專業的課程體系值得研究。

一、高職《會計電算化》專業的現有課程體系設置

結合我們學院及兄弟院校的情況，現有的高職《會計電算化》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近幾年在進行改革，我們學院進行了基于工作過程的四階段課程體系開發設計，結構圖見下表。

以學生獲得職業行動能力和職業生涯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總體目標，以典型的工作任務或工作過程為線索，以專業核心技能和最新的知識為主線，確定課程結構和內容；實時引入行業企業的新知識、新技術、新標準、新成果和國際通用的會計技能型人才職業資格標準，將企業對會計人員的職業素養要求融入課程，并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全方位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深入開展項目教學、現場教學、模擬教學，真正實現“教、學、做一體化”。

二、高職《會計電算化》專業的現有課程體系實施存在的問題

1、職業能力分解不全面

將會計職業能力分為出納核算、成本核算和財務成果核算能力太片面。會計職業是通過對單位資金運動過程中的數據進行采集、加工、整理、傳輸，連續、系統、全面地反映單位資金運動的全過程，并生成反映單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所有者權益變動等信息，從而為會計信息需求者進行管理和決策提供客觀信息，以達到實時控制現在，準確預測未來，做出正確決策的目的。會計職業崗位主要包括：出納崗位、會計核算崗位、會計監督崗位、會計管理崗位和財務管理崗位。職業能力分解應該緊貼職業崗位全面分析，只是高職院校的學生不用具備所有會計崗位的全部職業能力，課程體系設計時側重達到會計初級職稱職業能力的要求即可。

2、課程設置沒有完全基于會計工作課程

按照基于工作過程的課程體系開發程序，首先應進行會計職業崗位調研，分析每個崗位的典型工作任務，劃分為若干行動領域，再轉化為學習領域、具體設計每門課程的學習情境。現有專業課程體系的設置有結合職業崗位改革，但是沒有完全基于會計工作過程。

3、實訓課程設計不盡合理

現有的課程體系對實踐教學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投入嚴重不足；實踐教學體系運作過程中，行業、企業參與色彩不濃；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兼職教師數量過少；尚未形成獨立完整、科學權威的實踐教學評估體系；校外實訓基地利用率不高，有的只是掛了牌子，但實際上沒有開展實踐教學活動。

現有實訓課程主要是基礎會計實務、財務會計實務、會計電算化實務、會計綜合實務。還是按課程對應添加實訓，沒有緊貼工作過程，沒有充分體現每一工作過程實訓的目的和要求。

三、高職《會計電算化》專業基于工作過程的課程體系開發設計

1、專業課程體系設計思路

根據市場調研會計崗位的會計人員，確定各崗位的典型工作任務，分析所需要的會計專業知識、素質和技能，設計專業課程體系。出納崗位典型工作任務：辦理現金收支、銀行轉賬、日記賬登記、現金保管、銀行存款核對以及銀行賬戶管理等業務。會計核算崗位典型工作任務：處理資產核算、權益核算、收益核算、稅費計算與申報、產品成本計算與分析、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編報等業務。會計監督崗位典型工作任務：參與處理單位內部年度審計計劃的編制、日常經濟業務合理合法效益性審計、年度審計報告的編制等業務；協助處理社會中介機構簽訂審計約定書、編制項目審計計劃、進行業務循環審計、撰寫審計報告等業務。會計管理崗位典型工作任務：從事或參與會計信息管理、會計制度設計、會計制度管理、會計人員管理、會計檔案管理等工作。財務管理崗位典型工作任務：參與企業內部資金籌集管理、投資業務管理、收益分配管理和全面預算管理等工作。

出納崗位的專業技能是出納業務操作，設計《出納實務課程》。基層會計核算崗位要求的專業技能主要是會計資料的整理與歸檔、企業基本經濟業務的核算和稅費的計算與申報，設計《基礎會計》、《初級會計實務》、《會計單項實訓》和《企業納稅實務》等課程。會計管理崗位的專業技能側重熟練操作財務軟件，實現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管理；能正確運用ERP資源管理系統存儲、輸出企業資源信息；能運用財務軟件幫助企業實現信息化管理，及時提供管理者決策信息，設計《會計電算化實務》課程。財務管理崗位的專業技能是企業財務管理和企業報表分析，設計《財務管理》課程，報表指標分析和別的課程融合。會計監督崗位的專業技能暫不做高職學生學習的技能。

2、整合課程，優化課程體系

為了避免課程內容重復，將現有的課程《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整合成《成本管理會計》。考慮《初級會計實務》內容太多，課時不夠，將現有的《財務報表分析》和《財務會計-會計報表》整合成《財務報表編制與分析》。根據人才培養方案優化課程體系，分為專業基礎、專業必修、專業拓展、公共基礎和公共選修五大模塊，采用學分制考核。

3、強化實訓教學體系

課程設計要強化實踐操作能力，這兩年帶學生參加湖南省會計技能大賽，就可以體會到點鈔、計算器和電腦的數字輸入，電腦文字的輸入、Excel表在會計中的運用都很重要。所以會計基本技能操作除了《出納實務操作》，還應開設《會計手工模擬實訓》、《Excel在財務中的應用》、《會計電算化實訓》、《稅務實訓》、《會計綜合實訓》、《會計技能》等課程。實訓體系的設計分為單項型（知識點）實訓、崗位（課程）綜合性實訓、專業綜合型仿真實訓和企業頂崗實訓，強調實訓體系考評方案的落實，使學生的職業能力、職業道德和職業意識逐步提高。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教職成[2011]12號）

[2]戴士弘.職業教育課程教學改革[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6.

[3]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