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定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政治經濟學定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男性不育癥；鋅；生殖激素

中圖分類號：R698+.2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癥是人類生殖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生殖內分泌激素與男性的發育、發生及有著密切的關系。鋅對性器官和的正常發育十分重要，還影響前列腺結構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們對210例男性不育癥患者在常規體檢和分析等檢查的同時，進行精漿鋅、血清及精漿生殖激素（FSH，LH，T，PRL）檢測，旨在探討精漿鋅、血清及精漿生殖激素水平測定，對男性不育癥的診斷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男性不育癥患者210例，年齡24～40歲，平均28歲（不育組）。身體健康，性生活正常，均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進行詳細的體格檢查。經男性學及配偶婦科學常規檢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異常、遺傳、內分泌障礙，以及損傷、感染等引起的器質性的病變。同時，以80例健康男子作為對照，年齡23～35歲（對照組），近2年內均有生育史，常規檢查正常，無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1.2 標本采集與處理

要求被測對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潔、干燥的采樣杯中。收集的標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勻lml，離心分離精漿（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漿貯存于-20℃低溫冰箱中待測。被測對象在收集的當天上午9時左右抽血，分離血清4～6℃貯存待測。

1.3檢測方法

1.3.1常規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計算機輔助全自動分析儀，檢查結果參照WHO的分析標準，以密度≥20×109/L、活動率≥50%、a+b級活動率≥50%為正常值。

1.3.2精漿鋅測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對兩組精漿進行測定；

1.3.3生殖激素檢測 用德國Roche411電化學發光分析儀檢測兩組的血清、精漿生殖激素。

1.4 統計學方法

實驗數據用X士SD表示，采用t檢驗，以P

2 結果

2.1 33例無精癥和87例少精癥患者精漿鋅含量為（105±5.71）mg/L，對照組為（139±87.10）mg/L，兩者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濃度與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關性見表1。

表1顯示，少精癥、無精癥患者FSH水平明顯升高，與正常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3通過分析精漿激素，血清和精漿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結果，見表2。

表2顯示：

2.3.1精漿中FsH含量比較恒定，但在少精癥、無精癥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漿LH含量在各組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精漿LH和血漿與精漿LH比值（B/S），各組間無明顯籌異。（P>0.05）

2.3.3精漿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癥和個月觀察生精功能恢復者巾有明顯增高，與正常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

3.2.4精漿PRL含量，在少精癥、存活率低下癥中有明顯增高，與正常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3.1 不孕癥患者精漿鋅測定的意義

下丘腦-垂體-性腺軸功能的調節是人類生殖生理活動的關鍵，任何一個環節有異常都有可能導致男性不育。缺鋅影響垂體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導致減退，數量減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實驗結果顯示，無癥組的精漿鋅含量與對照組比較有明顯降低（P

3.2精漿鋅對生殖激素水平的影響

精漿中微量元素鋅可以通過干擾垂體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響生殖激素的分泌。我們分析了33例無精癥患者的精漿睪酮，發現生精功能損害到不可逆的情況下，精漿睪酮可以降低或者不變；少精癥、活率低下癥，其精漿PRL濃度高于生育組，并有顯著性差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漿鋅隆低，生精功能障礙，精漿中T、PRL增高。而當功能受損到不可逆程度時，精漿睪酮下降或者不變。因此，精漿鋅和生殖激素的測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評價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為一項輔助指標，對男性不育癥的診斷具有重要的意義。

3.3精漿生殖激素與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關系

實驗結果各組間精漿FSH含量無顯著差異，而血清FSH與精漿FSH比值（B/S），在少精癥、無精癥組有明顯增高，與生育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這說明原發性少精癥和無精癥患者，當功能受到損害時，分泌的抑制素減少，反饋作用降低，垂體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濃度上升。

參考文獻：

篇2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篇3

關鍵詞：財政理論 心理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在研究心理學在交叉學科的應用的學者提出“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的觀點。如果只從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分析，會發現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除凱恩斯的理論外，我們也可以從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論證其財政理論與心理學的聯系。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對財政政策的定義為：政府運用國家預算和稅收等財政手段，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來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 。主要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部分；財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稅收，財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預算撥款。

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是運用財政手段（國家預算，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投資等）調節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過收入分配發揮作用，所以，接下來要從收入分配方面來分析。

政治經濟學在考慮收入分配方面主要關注效率與公平的抉擇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這一矛盾的闡述是：發展社會生產，就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引入競爭機制，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聯系我國國情即為：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要堅決依法懲處。要整頓不合理收入，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個人額外收入的必須糾正。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調節過高收入。要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同時，要通過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論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心理學上的解釋。1.激勵效應，允許或鼓勵一些人先富起來會通過激勵效應讓并不富裕的人產生強烈的愿望及動力，有利于帶動微觀經濟主體發展，從而使宏觀經濟有所增長。這種激勵效應在很多企業都有應用，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這種激勵效應在生活中也很常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每個普通的中學生都經歷過體育跑步考試，在考試的時候，教師往往會找個跑的相對較快的同學在前面領跑，以激勵后面的學生。2.公平效應，控制在心理學上可以認為是對激勵應用的控制或規范。我想從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時候教師會找個跑得相對較快的同學帶跑，但是好的教師還會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們和我們前面一個同學的差距在一定范圍內。這樣，我們會產生可以追上的認知，才會達到激勵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過大，我們會更加沒有力氣甚至放棄。這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結合中國國情所指定的具體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

財政政策在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對稅收和公共支出進行規劃，以幫助抑制商業周期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高就業率，避免過高的或劇烈的通貨膨脹。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政府應該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他們主張政府的公共投資必須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較長時期的規劃，并推行赤字運算；他們同意庇古關于稅收的觀點，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他們認為，稅收的宏觀調節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識的調節稅率，實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中跟我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稅收問題，也涉及到與心理學的聯系。利益原則，即人們認為應當根據他們從政府活動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來納稅。犧牲原則，即腹水的安排應是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這兩條原則都注意到稅收給人們帶來的效用減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并有助于盡量減輕這種影響。犧牲原則注重我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則注重我們對所付出的代價 （稅收）得到回報的程度。只有我們的付出得到了相應的回報，且我們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們愿意接受范圍內的相對不公平下的公平），我們才更愿意將我們所得的一部分交給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凱恩斯古典學派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有所異同，尤其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對個人收入分配（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和宏觀經濟――對社會總供需平衡的影響。具體的異同可以從財政政策大體劃分的稅收、支出和預算三個方面分析，除此之外，這三種理論在財政方面區別聯系細究起來甚至可從這三種學派最初對市場及參與者的假設開始分析。

總的來說，由于經濟和我們生活的密切相關性，經濟影響著我們生活的進行，我們從中得到的效用對生活至關重要，也對我們的心理狀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經濟政策，只要影響我們的得到效用，就會引起心理的反應，從而得到心理學上的解釋。

參考文獻：

[1]段海英，鄧菊秋.《財政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2]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第十八版

[3]李楊.《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經濟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5]宋濤.《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篇4

【關鍵詞】 方法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證偽主

一、方法論的定義與作用

在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與發展進行具體而詳細的描述之前,必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定義和作用有一個清晰的說明。方法論的定義也不不是一成不變,隨著經濟學理論的進展而改變,甚至有人說是經濟學理論的變化與發展而導致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的發展與變化。其實,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二者的關系其實是相互促進的。按照馬克?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定義:“方法論這個術語有時是用來指一門學科的技術步驟,這就完全成為方法的同義詞。然而,這個術語更經常地是用來指對論證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經濟學方法論是指在經濟學領域中用來指導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關于這個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騷?威廉?思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就一直在關心上述問題。關于方法論的作用問題,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一文中寫到:“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學的分支中,先驗方法是唯一確定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后驗方法或具體經驗法,作為一種達到真理的手段,對這些科學來說是不適用。但仍能證明,后者在道德科學種仍具有重要價值,它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而是檢驗真理的方法,將因干擾項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爾?豪斯曼的提法,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如下:“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為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而科學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一部分,科學哲學因而是認識論。

二、歸納與演繹方法之爭

歸納與演繹是任何學科都要用到的兩大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也不例外,對于這兩種方法的結合應用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該書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例來說明他的觀點,也采用了演繹的方法來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結論。在那個時代,數學本身的發現所處的階段以及它在經濟學的應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繹方法都是比較簡單。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遵循他的這一“二重法”路線,尤其是經過詹姆斯?穆勒與大衛?李嘉圖之后,經濟學方法基本拋棄了斯密的綜合法,轉到所謂的演繹-規則路線上去了。李嘉圖無疑是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這后來則導致了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歸納與演繹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兩次爭論:一次是發生在18 世紀馬爾薩斯的歸納主義與李嘉圖的演繹主義之爭;另一次是19 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的歸納主義與英國的奧地利學派的演繹主義之爭。此后,爭論并未結束。

古典歸納主義認為:“科學始于觀察,觀察是建立理論陳述的基礎”。歸納法是建立科學理論的方法。如果滿足歸納原理的條件,從有限單位觀察的陳述中歸納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學理論發展是真實知識的積累和遞增。經驗事實是真實,歸納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知識是不會錯。運用歸納主義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歷史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得出他的勞動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歸納的方法,又運用抽象演繹法分析經濟問題,提倡歸納和演繹二重法。馬爾薩斯強調歸納法,他根據其掌握的某些史實,運用絕對稀缺等概念,歸納出了“人口論”。

傳統的演繹主義者李嘉圖在他的著作中所運用的演繹方法帶來了結果的確定性,使得李嘉圖的繼承者們看到了將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像牛頓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圖把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式直接運用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情況,這種偏好被熊彼特稱之為“李嘉圖惡習”。在李嘉圖之后“邊際革命”更是帶來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大量運用的先兆。亞當?斯密主張二重法,是看到了歸納和演繹的各自作用,注重歸納法的傾向性在馬爾薩斯那里得到了強化,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繹方法來建立理論體系。穆勒也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歸納法失靈,強調演繹法是惟一適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又繼承了亞當?斯密的二重法。可見,從斯密到穆勒,中間盡管經歷了歸納法與演繹法的論戰,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歸。

三、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

經濟學方法論第二個重大的爭論是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這二者的區別在J.N.凱恩斯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區分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其實歷史上經濟學人很早就開始了經濟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反思。歸根結底,這體現的是方法論上的質疑,即經濟學是實證的還是規范的。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實證經濟分析和規范經濟分析的論戰,由來已久。這場爭論以哲學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之爭為基礎,是科學哲學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延伸,其實質是科學哲學將命題分析方法滲透到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結果。

這場爭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首次有意識地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和“藝術”的區分形式表達了令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視野。在此之前,薩伊曾將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相比擬,認為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一樣,是實驗科學的一部分,并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區分將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等逐出經濟學領域,他并未有意識地做出實際意義上的實證與規范的區分。在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那里,主張將實證和規范經濟學區別為“科學”和“藝術”形式。“科學”是一系列現實經濟的真理命題,指實證經濟學;“藝術”則是一組規范性的經濟準則,指規范經濟學。

西尼爾則直接指出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議。這種超科學的倫理價值導向會不可避免地援引價值判斷,帶上利益主體的主觀偏好,影響理論的科學性。討論實證與規范的區分,不能不提到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休謨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人們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此命題在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之間做了一刀切的邏輯區分,被稱為“休謨的鍘刀”。其意在表明事實領域和評價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乎邏輯的嚴格區分。其后經濟學一直圍繞“二分法”進行爭論。

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對實證和規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區分,提出經濟學“三分法”,即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藝術。他認為,實證科學可以被定義為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統化知識體系;規范科學可定義為關于事物“應該是什么”一類問題的標準的系統知識體系;而“藝術”,目標是產生出準則,是實現給定目標的規則系統,是為達到目的而遵循的規則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論述中的“規范科學”溝通了政治經濟學的“實證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橋梁這一提法,為由來已久的實證與規范之爭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爾和約翰?穆勒的“實證―規范”二分法,凱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和接受。

四、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

經濟學的發展到了20世紀,特別是隨著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興起,引起了經濟學方法上的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真正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導入經濟學的是哈奇森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一書。認為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應當是經驗上可驗證的命題,對于應當加以驗證的是經濟學命題的假定前提還是其預言,沒有明確的態度,到了本世紀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有關方法論之間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

在薩繆爾森看來,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所謂的“有意義”是指在理想條件下做出的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能夠遭到反駁。薩氏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后來他由操作主義轉向描述主義就更加表明了他的這種偏好,不過經濟學家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解釋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則代表了一種被稱之為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認為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對于理論的預測已經放寬到不僅可以對尚未發生的現象,甚至可以對業已發生的現象做出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加靈活、更具有實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對理論的假設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假設前提的虛假甚至不是它的缺點,是實證經濟學的必要與優點,這類假設在某一特定領域是虛假的,在另一更廣泛的場合則是可以加以驗證。

他的這一看法也不乏批評者,認為弗里德曼關于假定的概念過于籠統,并區分假定的不同類型,甚至沒有區分初始條件、輔助假說和邊界條件這三種假定。薩繆爾森認為,精確的預言并不是理論之有效與否的唯一貼切檢驗,檢驗假定并不比檢驗預言來得困難,檢驗前者所需的證據并不一定難得,其檢驗結果也并不一定更為模糊。檢驗假定的意圖有可能產生重要的領悟,有助于說明檢驗預言所產生的結果。薩繆爾森將弗里德曼的方法論稱之為“弗氏扭曲”,這種方法論實際上認為一種理論的缺點越多,理論就越好。他認為這是科學的墮落,任何一種精確的科學決不會采用這種方法論。但是經過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其實無論是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還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二者之間并無實質上的差異,二人實際上分享著共同的問題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即對所謂的防御方法論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實的指責。

五、結論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對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借鑒才剛剛起步,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鑒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需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發展真正適合自己的理論,這其中是離不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與研究。

一方面要認真扎實地研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方法論爭論,了解其演變的歷史,弄清其何以產生的根由、轉向和結果,這無疑有助于提高我們理論思維能力和準確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借他山之石,促進我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才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經濟學方法論上尋找突破口也許是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2]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3]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篇5

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人類探索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成果,兩者既非完全對立,也非完全統一,而是對立統一的。正確研讀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分歧,解析兩者間的聯系和結合之處,既能科學地說明兩者的本質關系,又能有效地解決具體問題,提高學習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實效性。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初始的分配規律和生產模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的發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二、理論形成路徑的差異

政治經濟學幾乎可以算是馬恩兩人的合作的成果。《資本論》真正的創作時間，應從1844年馬克思把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寫作完結，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約20年時間；后期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持續到19世紀70年代，總共大約40年時間。所以說，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作應該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而西方經濟學是由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共同積累而成的。自1870年邊際革命的蓬勃，馬歇爾的集成，到張伯倫等對微觀部分的完成，自凱恩斯開創宏觀體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繆爾森的整合，再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和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大約經歷了一個世紀。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創作史的路徑，相對于經濟來說，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歷的時空跨度更大更長，所以流派繽紛，但是西經的內在體系邏輯不如馬經的清晰連貫。

三、研究對象上的差異

雖然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部分組成，而西方經濟學也包括這四部分。然而對于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來說，可以援引塞繆爾森在他《經濟學》著作里的話：“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決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消費之用。”簡而言之，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類需求獲得最大滿足的一個社會科學；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此便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看法是有明顯差異的。通常來講，“生產關系”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與生產力建立聯系來探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作為其研究對象。相比較而言，馬經因為其建立的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故而它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視，但西經則對解釋和預測表層經濟現象更為重視。

四、利益和立場上的差異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場。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就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立場。從階級性上講，政治經濟學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力證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勞動創造的，那些被資產階級占有的財富理應重歸工人階級所有。而西方經濟學的階級立場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古典主義，通過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等優勢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雙方無論從彼此汲取多少對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自身的本質屬性和階級立場。歷史和實踐向我們明示，經濟學家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代表自我階級的利益，維護自我階級的立場，選擇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等態度去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鮮有例外。

五、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建立的基礎。由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商品價格只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政治經濟學還認為，雖然變化的供求關系會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商品的價值才是商品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供求關系只會使價格圍繞價值波動。而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以供求均衡為基礎的，它不像馬經那樣存在獨立于價格之外并決定價格的抽象的價值本質，而將商品的價值視作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一種商品實物交換比例，在貨幣條件下表現為商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這樣價值就與均衡價格完全一樣了。正是因為把價值定義成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勞動收入，工人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全部價值均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而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人”視作起點來研究，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僅把勞動當作一種生產要素進行研究。所以說西方經濟學將工人的工資視同如利息、地租一樣的生產要素對生產貢獻的報酬，因而不存在對工人剝削的問題，認為這只是社會成員各方自發自愿交換的結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異

通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認為無論哪種社會形態都不會一直穩定永恒，所以視社會發展為一個由客觀規律決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過程，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總會向更高級的形態更替。但是西方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方法論，由于西方經濟學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因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恒穩定的存在，構建了一種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政治經濟學對規范分析也十分重視，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的經濟制度本質規定，要特別注重對經濟關系運動的規律性分析。但西方經濟學卻重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推理、計量、檢驗等方式，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具體資源配置、分配制度、運行規律、運行機制、宏觀和微觀的市場調控方法進行探究，可達到為經濟主體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目的。

七、結論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軌跡、理論路徑、還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總之以上多種差異，最終歸結為馬經和西經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結論上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闡述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它更著重于通過概括經濟規律而使企業和社會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是通過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達到弘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目的。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和供求關系，但政治經濟學則著重考慮資本再分配問題，把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過程作為研究重點。

作者：劉玥 單位：西安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1]彭德林.新制度經濟學[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