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體制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的體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社會治理的概念

“治理”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末，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DD）界定，治理是一種動態過程，即社會公共力量、私人力量和各大組織采用一切辦法，化解調和各種利益矛盾的過程。俞可平教授認為社會治理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另一方面是社會公眾參與的自治，兩者缺一不可，缺乏任何一方面都將引發利益沖突，若只強調公民的自治，有可能造成社會秩序動亂，引發社會危機，因此，要兩手抓。

社會治理的概念區別于社會管理，社會管理的關鍵字眼是管，實施者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對象是公眾，由于我國政府根深蒂固，社會組織起步較晚，且發展緩慢，不管從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來看，都存在多多少少不足之處，因此從目前我國的國情來看，政府是管理的主體，對社會的一切事務有包管包干，使社會秩序正常運行，而社會公眾僅僅只是被管理的對象，擔任被動角色。

二、社會治理機制創新的緊迫性

（一）應對矛盾高發的緊迫性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在全球的社會地位逐漸升高，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多，構建一個和諧、穩定的秩序是我國健康向前發展的基本保證。但近年來，我國邁進了社會矛盾高度膨脹的發展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利益沖突頻繁發生，愈演愈烈，嚴重阻礙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這一現狀引起了各政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我國的社會矛盾在內容和表現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征，既包括顯性的矛盾，如不同階層的沖突、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不健康對立狀態等，也包括潛在的矛盾，如貧富差距、城鄉二元結構、道德示范、文化差異等。若單純通過強制手段治理矛盾，只會適得其反，甚至還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要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首先需要從社會治理機制的角度來提高社會治理的效果。

（二）應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必要性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我國當下行政改革中重要的一環，政府職能更多強調是服務，政府作為一個掌舵者并非劃船者，需要調動社會一切其他力量來共同治理社會，合理的設定利益分配體系。確切的說，社會治理已經不再是政府單方面的職責，要擴大社會基層自治、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矛盾更容易引起動亂的局面，政府部門更應該根固挖掘社會一切力量來參與治理，尤其是社會組織，通過社會組織來構建與民眾對話的橋梁，社會組織的草根特性不僅能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而且能提高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在服務型社會治理中，政府的職能在于掌控全局，處于指導地位，不能依靠強制力來壟斷對社會的治理。

三、創新社會治理機制

（一）改進治理方式

社會治理概念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治理包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治理方式，我國社會治理理論雖然衍生與歷史發展，但是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國家理論的影響，從單一的自上而下治理方式過渡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治理方式。改革開放前，我國是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治理社會方式，但如今，我國已經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體制轉變，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已經不再適應我國國情，所以必須創新原有的治理機制，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動治理模式創新。

提高社會治理主體參與多元化，發揮社會一切組織力量協同治理社會，在這里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并不是意味著弱化政府的作用，反而是更加強調政府的主要作用，把政府從一些不必要的事務上解脫出來，擔任掌控全局的角色，進而改變政府在處理公共事務上出現的“缺位”、“越位”現象。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主要的職責是：推進社會治理的相關法律建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建立健全的公共安全保障制度，使社會秩序健康穩定運轉。

（二）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社會組織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是社會治理主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對于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其自身的獨立性、自治性、草根性等特點，學術界越來越重視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有很多問題是政府和市場治理不好的，而社會組織作為第三方介入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鼓勵和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對于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和機制的創新有著重大意義。但是由于我國社會組織起步較晚，大部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存在較多問題，如數量、種類較少、質量不高、相關法律、體制不健全等，使得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緩慢，沒有將其作用完全發揮出來。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激活社會組織活力：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營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增強組織自律性，完善監督和管理；透明化運作，提升組織公信力；完善財政政策，加強資金監管。

（三）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

為應對我國社會矛盾，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可從體制建設入手，探索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相關措施，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概述：

1.建立訴求表達機制

目前社會矛盾、利益沖突的高發狀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找不到一個可供訴求的窗口，社會階層不同，利益的分配也不同，各個階層的利益分歧，如果找不到訴求的平臺，長時間積累升溫就會導致社會沖突頻頻發生，甚至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因此要建立暢通的溝通表達機制。通過人大、政協、社會組織等渠道，在法律范圍內，不同階層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

2.建立矛盾調處機制

不同不同階層或者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在表達完各自的利益訴求之后，當然要得到一個合理滿意的訴求結果，這就要求要綜合、有技術地采用各種措施來調節矛盾糾紛，使社會糾紛在制度化、法制化途徑上得以化解。重在從機制和制度上調解矛盾，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健全調解審理機制，使其在處理方式上公平有效。

篇2

一，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求變。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化進程進行相當緩慢，1950年到1980年的這30年里，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從28.4%上升到41.3%，而我國卻僅從11.2%上升為19.4%。可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我國城市化進程得到迅速推進。按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公報，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為49.68%。2012年10月31的一份報告更顯示我國內地2011年城鎮居民的比例已超過農村居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3%。這標志著我國從以農村發展為主進入到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正因此，如此迅猛發展的城市化進程、整個社會結構的極大變化，帶來諸多新的社會問題，無論主觀還是客觀的因素都促使和要求城市社會的管理必須要適應新的發展，從而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在發展中求變。

二，社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促使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創新。

社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城市流動人口的急劇膨脹。伴隨勞動人事、流通體制、社會保障、戶籍等制度的改革，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動空間在我國社會出現。城鄉之間，原來附著于農田的農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現一波波全國規模的民工潮；單位之間，職員的流動已日漸頻繁，大量國企職員流入外企私企，大量內陸人才流入沿海城市。這些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給城市基層管理與社會治安帶來了極大壓力，城市原有社會系統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既定平衡被打破，以行政隸屬關系與行政命令建立起的傳統基層管理體制也受到嚴峻的挑戰，原有社會治理模式在應對新情況與新問題時的捉襟見肘和無能為力也暴露無疑，這些都逼迫著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進行變革和創新。二是人口的迅速老齡化。我國現有老齡人口已超1.6億，且每年還以近800萬的速度遞增。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失能老人和高齡老人年均百萬的增長速度，使全社會在對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醫療保健、康復護理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顯，養老問題已日趨嚴峻。因此這種形勢也要求新的治理模式能在社區范圍內為老年人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環境，完善文體娛樂、醫療保健以及公共安全等多項服務，以便滿足人們安度晚年的需要。

三，單位制的瓦解，客觀上要求街居或社區發揮更多的社會整合功能。

在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變化，打破了原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基層社會的管理模式在經歷了一段單位制管理后，也逐漸朝街居制和社區制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由國家依靠行政指令計劃配置的局面一去不返，職工的生活也不再由單位來全面控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更帶來國有企業和政府事業單位的全面改革。國有企業開始學習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努力提高自身市場競爭力；政府事業單位則改革管理體制，提高工作效率，一步步開始推行政企分開、政社分開和事社分離。因此，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使得單位制的運行基礎不復存在，也同時產生了更多、更新的社會問題，讓原本依靠單位制進行控制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出現了社會控制的真空。而伴隨單位制的弱化，這些從企業、單位剝離出的社會職能以及政府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迫切需要由新的城市社會管理機構來承接。而無論是基層社會管理問題，還是下崗失業問題，抑或是社會信任問題，又都與街道、社區密切相關，所以需要街居和城市社區來發揮作用。

四，街居制的職能超載和職權局限，迫使在更廣泛的社區范圍內構建治理模式。

隨著城市基層管理中越來越多新領域的不斷出現，在單位制朝街居制轉化的同時，街居制本身的負載量在不斷加重。一是單位制的瓦解導致的單位職能外移，需要街居來承接。二是外來人口、無單位歸屬人員的增多以及人口的老齡化的加劇，無形中給街居的職能增添了更多更新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再則我國推行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使管理重心下移，將原來實行“條條”管理下，由諸多部門負責的相關任務，直接下放到街區，給街區管理一下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和壓力，如民政福利、市場管理、交通道路、園林綠化等管理任務。由此可見，當前的街居體系不但要承接原有的單位所剝離的職能，還要肩負更多更新的管理職責；不只是承擔行政功能，還要擔負社會功能，甚至不少的街區更承擔著部分經濟功能。可盡管街居制的職能已大大超載，卻依然很難滿足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街居體系雖然承擔了這些新增的職能和任務，可街居的權力卻非常有限。當前的情形是，上一級的政府及各職能部門越來越多地將大量的事務和職責轉到街道一級，但街道辦事處卻沒有相應的權力和法定地位來承接這些事務，不僅財政及人員編制受制于上級政府，而且也沒有足夠獨立與完全的行政執法權和行政管理權，更多的是充當行政職能傳遞者的角色，受制于各職能部門的委托。因此，街居制因為自身的現實困境并不能全力承擔起所有的工作，還需要在社區范圍內建立一個政府和其它各種非政府組織以及居民的共同參與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服務網絡。

篇3

論文摘要:體育社會問題的出現和存在，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嚴重制約著我國體育的發展。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需用一系列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予以解決和控制。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紀律手段、社會奧論手段。

    一、體育社會問題及危害

    體育—這一人類社會活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們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體育的實際社會效能不僅表現在增強人們體質，同時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家安定團結、豐富文化生活、培養人們良好的個性心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國際交往和促進人們之間的友誼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現在出現了一些體育社會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干擾人們生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同時妨礙體育的正常健康發展，既不利于正確地完成體育的目標，也不能充分發揮體育的各種效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謂體育社會問題是指: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行為，如“吹黑哨”、“打假球”、“濫用違禁藥物”等等;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如“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失衡”問題，“我國競技隊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以及“‘體育政治化”問題等等。

    綜合起來說，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體育的影響:妨礙體育的公平競爭，站污了體育的形象，_對運動員、教練員及人民群眾身心產生危害，導致體育畸形發展。第二、對社會的危害:干擾人們的生活，嚴重時能擾亂社會正常運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會矛盾。

    二.體育社會問題的治理

    1、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必要性。

    正因為體育社會問題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危害和影響，所以要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另外，治理好體育社會問題，對消除體育中不公平競爭現象，維護體育原有的純潔的精神，促進體育的健康發展，讓體育更好地為建設我國的“兩個文明”服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具有現實的意義。同時，我國的某些體育社會問題幾近“瘋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要“捂著蓋子”，不敢揭開。當我們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而歡呼時，又有誰知道正是中國的這種“國粹”—“假球”、“黑哨”，耽誤了我國足球運動多少時間。

    2、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為目前我國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來對體育實施宏觀調控，那么治理體育社會問題就少不了要通過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是通過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調撥體育經費、任免體育官員、審批體育社會團體、開展重大體育活動，以及通過對各種體育理論的選擇和評價，組織研究體育的發展戰略，編制體育的規劃和計劃來實現。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主導性和規定性的作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各體育社團的群眾團體法等。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穩定性和不可違背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定:“在體育競賽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檢查”，“在體育競賽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直接負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這是對解決“濫用違禁藥物”問題的直接寫照。在運用法律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應注意兩點:其一，具體針對某些問題的法律條文，隨著這類具體問題的解決而自動失效，對于這些條文要予以揚棄。其二，對可預見性的新的體育社會問題，應通過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這類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惡化。

    ③紀律手段。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組織的性質、目標不同，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紀律，所以紀律有多樣性的特點。紀律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背性。紀律手段在治理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

    ④社會輿論手段。社會輿論可以督促某些現象性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一些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行為的導向。社會輿論往往暗示出特定社會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體育這一特定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層面，它的基本價值規范是“更快、更高、更強”，基本行為準則是“公平競爭”。這正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和監督足球運動中的“假球”問題和“黑哨”問題的原因。其二是社會行為的約束。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與眾不同的言行，特別是越軌行為具有壓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數人的行為，這些人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的行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習俗、信仰等手段，它們主要是通過對人的思想、觀念、認識等產生作用，然后再對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產生影響。如“運動場暴力”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體育比賽，還對運動員和觀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通過對運動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后，可以適當地緩解或解決這一問題。這些手段雖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得強烈和直接，但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本要求。

    ①應具有客觀性。只有對實際問題進行正確、客觀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進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們的認識往往受到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觀，這要求我們對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認識上。

    ②應具有針對性，或稱選擇性。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無論是采取哪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或者說治理具體的問題時，采取的方式、手段應有選擇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則適得其反。

    ③應具有靈活性。在治理某一問題時，往往有多種方式或手段可供選擇，在選擇具體的方式和手段時，要依據問題的發展和變化，靈活地變換選擇，才能有利于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控制。

    ④應具有適時性。體育社會問題都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時性。比如，相關的法律條文一定要適用于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只是對過期問題的鞭答;社會輿論一定是關注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僅是對未來假想問題的譴責。

    4、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個基點。

    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點應該放在對現行體育體制和體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體育社會問題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幾乎都與相應的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失調有關，并且在導致社會問題的各種原因中，體制和法制的失調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變遷的廣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體制和法制上的東西存在缺陷或混亂。如我國的足球管理體制，“中國足協”既是民間足球協會又充當足球運動行政管理機關，既是“甲級”聯賽的組織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還是執法者。這種體制，與我國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問題的出現，有著莫大的關系。《體育法》只對體育比賽中的裁判權利義務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對裁判的違紀違法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甚至在中國足壇“黑哨”現象曝光后，卻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法律條款來懲處。

    根據以上事實，筆者認為為了有效的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應該合理地改革我國的某些體育體制，進一步完善體育法制。具體的說:在體育體制的改革方面，應確實分清行政、管理和經營的性質、權限和責任，不能因體制自身的混亂，而成為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溫床”;在體育法制方面，《體育法》中應該具有詳細的對違反有關規定作出處罰、處理的條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讓某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有空可鉆。

    三、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體育社會問題

    1、應該充分地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危害，不能文過飾非，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治理。同時應客觀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與其它社會問題相比，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沖擊力要相對較小，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不要將之盲目擴大化。

    2、要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這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從理論研究到實際矛盾的解決，往往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有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背景相當復雜，需要體育部門和其它部門進行綜合治理。

篇4

【關鍵詞】公民參與 社會治理 公民組織

【中圖分類號】D630.1 【文獻標識碼】A

提升公民參與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們要構建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應該是政府、社會和公民主體平等互動、協同共治，各自承擔相應治理責任的動力系統。但目前，公民作為治理主體，其力量還很弱小，參與能力和效度有限。因此，迫切需要為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素質和能力尋找可行路徑，創新社會治理，進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實質就是公民個體現代化及相應的政府和社會現代化互動的過程。社會治理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協調、合作、協作、協同以及相互促進，并形成相應機制。這樣的互動模式和機制的形成是以微觀的公民個體互動、互惠和集體行動為基礎的。這就需要公民具備較強的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才能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公民在參與互動中，對他人采取行動或對他人的行動予以回應，彼此行為不斷調適，以此構建出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所以，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必須重視微觀公民個體。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以維護人民利益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民既是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是治理的受益者。公民能否積極參與創新社會治理，說到底也是公民自治能力和水平提高的問題。公民有能力自治才有可能成為社會治理的真正平等主體。

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不強的因素

盡管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在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上有著重要作用。但是，從我國已有的社會治理實踐來看，公民能力還有待大幅提升。在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一些地區探索了社會平臺、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三社聯動”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還有的地區在城市社區初步構建了網格化社會治理的格局。而且，互聯網上的“數字化公民”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并評判和影響著政府政策。這些創新雖然是社會治理的有益嘗試，但是公民參與能力、民主能力、合作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也制約了這些創新機制的實施。另外，傳統的單向度的管控思維和公民參與渠道的不暢通，以及公民有限的參與達不到預期效果等因素均會影響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效能。

第一，我國尚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由于歷史和傳統上個體都沒有真正成為過獨立的利益主體，自然也缺乏對權利的主張。公共利益往往由國家包辦解決，所以人們不會形成社會參與意識，當然也沒有公共精神。當下，雖然物質基礎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思想觀念的轉變還有滯后性。一方面，人們還習慣性地單一依賴政府，參與意識淡薄，缺乏主動參與的責任意識。另一方面，政府對社會的開放程度還不夠，一些領域依然是行政性壟斷，導致社會組織尚不能公平參與，公民自身更是沒有能力去實質性地參與到公共決策中。

第二，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對公民個體的參與素質和各方面的參與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一方面，公民要成為真正的權利和義務（責任）意識相統一的公民。另一方面，公民還應具備溝通能力、民主能力、質疑能力、合作能力等參與社會治理所必須的能力。這些需要公民文化的不斷孕育和沉淀積累。當前我國公民無論是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公共道德意識還是法治意識都較弱，公民表達利益訴求、與政府的溝通及民主參與的能力與現代化治理能力尚有很大差距。

第三，從已有的公民參與政府決策來看，公民在參與公共政策方面，利益訴求雖有可能表達，但話語權較弱，對政府的影響力有限。這樣，就導致人們逐漸喪失參與的積極性，失去對參與政府決策和政府監督管理的信任和信心，公民參與意識隨之減弱。

第四，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水平較低。一方面，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機會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公民在參與中缺少理性判斷能力，往往會被誤導，導致非理性現象的發生。專業性知識的缺乏也使得公民參與能力有限，經常有心無力。此外，公民參與社會治理還缺乏系統的法律規范支持和引導。這也是導致公民參與能力不強的重要因素。

如何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

培育公民美德，重塑公民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域下，公民應該是和政府、社會一樣具有治理責任的平等主體。為此，公民必須要現由消極被動服從向積極主動參與轉變，從被管理的對象向治理主體轉變。其中基于對公民身份的意識和認同之上的公民美德至關重要。公民身份不僅意味著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而且也意味著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統一體的認同。即公民不僅是國家現代化治理的受益者，也是國家主人和國家治理的主體。那么，積極主動參與社會事務、承擔相關責任就是公民應有的美德。公民美德會促使公民主動規范、調整自身在參與治理中的行為，促進公民自我治理。

應將公民素質和能力的提升嵌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系統，在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并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中完成。首先，學校公民教育是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最重要渠道。在社會治理的視域下，學校應該培育公民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

其次，社區和其他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能力提升的訓練場。公民可以在參與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基層社區治理和社會組織的活動中練習表達與溝通、主動參與和監督等，從而提升公民素質、提升參與治理的能力。

再次，政府的制度設計和安排為公民參與治理能力的提升搭建平臺。政府的信息公開制度將會在公民平等獲得充分信息的基礎上，激發其參與決策和監督的積極性，其表達和參與社會治理能力將在和其他主體的互動中得到提升。政府搭建各種公民訴求表達和回應平臺以及利益博弈平臺，會為公民溝通和表達等參與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多種資源和機會。政府可以推出榜樣示范平臺，激勵公民參與。

又次，網絡社會治理也為公民教育和公民能力訓練提供了新的契機。網絡作為連接多元主體博弈、交流的空間，最重要的為公民提供了練習參與的場域，公民在網絡公共空間里發生的解決矛盾沖突、表達利益訴求等活動，可以讓人們了解到公民治理主體的參與能力和水平，從而通過反饋、矯正、引導等機制，提升公民參與治理的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最后，公民治理能力的建設，離不開制度和法律。法治既對社會治理有保障作用，同時，也為公民參與社會治理作出程序引導和規范。

讓公民組織成為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關鍵載體。分散的公民個體雖有利益訴求，但是因為彼此之間缺乏信息交流和組織聯系，就不能采取有效行動影響和監督政府公共決策，無法與政府和社會平等協同互動。而公民基于某種利益自愿結成的組織則會在利益表達、交涉和協商，監督權力運行和資源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這種組織化的過程和集體行動中，公民參與治理的能力會得到培養和鍛煉。而且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起特別是數字化公共空間的興起，正在促成各種各樣實體化或“數字化公民”組織的生成，它們是公民參與能力最重要的演練場。在這種實質性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能力、合作能力、利益表達能力、博弈能力、自我服務能力等將會進一步提升。

（作者分別為大連海洋大學講師；大連海洋大學副教授）

【注：本文系大連海洋大學課題“社會治理視域下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體制機制研究”（項目編號：zd2016007）和大連市社科聯課題“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視域下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路徑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016dlskyb14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社會合作治理 轉型期 構建路徑

[中圖分類號]C935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社會合作治理體系構建的成效

首先，政府在社會合作治理體系中的主導能力不斷提升。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提出了社會治理的理念，這表明我國政府在社會管理上將由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政府逐步將一些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交由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實現社會的共同治理，同時也提升了治理水平。近年來，我國在社會治理上的投入也不斷加大，如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入在我國GDP中的占比不斷提升，這為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奠定了基礎。此外，我國政府為進一步實現治理的有效性還對社會治理機構進行改革，將職能相近或交叉的部門進行整合或合并，減少多頭管理現象，這既降低了社會治理成本，又提升了政府社會治理效率。

其次，市場機制在社會合作治理中的作用逐漸凸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組織也日益成熟，與政府組織、社會組織共同構成我國社會治理的三大主體。在社會治理中，市場組織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如果國有企業維護國民經濟的穩定、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促進社會公平，而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則能夠激發社會經濟活力，也能創造大量工作崗位，這是其他社會治理主體所沒有的優勢。而且市場組織內部的和諧也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和諧，企業通過不斷改善就業者的生產生活條件、維護其各類合法權益等方式促進企業組織內部和諧，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

最后，社會組織在社會合作治理體系中的影響不斷增強。我國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在不斷提高，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載體。這些社會組織通過優化結構、完善制度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的服務能力，如在固定資產、吸納就業等方面都在逐步增長。社會組織數量與質量的提高，使之能夠為社會提供大量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反映群眾需求、管理社會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國社會合作治理體系構建存在的問題

治理主體行政化。盡管我國開始嘗試將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但長期以來的全能政府慣性還是讓我國的社會治理呈現出行政化與單一化的特征，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依然占據絕對支配地位。政府長期在社會治理中扮演全能角色，負責一切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這必然會壓縮其他治理主體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導致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缺乏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但實質上，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是難以獨當一面的，存在大量缺位和越位的情況，這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效率，也加大了政府進行社會治理的負擔。

社會組織發育滯后。強勢的政府導致我國的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處于弱勢地位，自身組織建設不足，也無法承擔起社會治理的各項功能。我國社會組織發育滯后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還未理順，社會組織應朝獨立方向發展，實現政社分開，但我國的社會組織獨立性差，有濃厚的官辦色彩，過于依附政府生存。而且社會組織與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職責劃分不明確。其次，我國缺乏社會共治理念，很多地方政府僅僅把社會組織看作是政府機構的附庸，有的甚至認為社會組織的存在會分割政府權力，影響社會穩定，這種錯誤認知導致地方政府對社會組織發展往往采取壓制態度，而非與之合作共同治理社會。再次，我國社會組織在協同政府進行社會治理上的能力不足。我國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合作治理上還處于初級階段，專業服務能力不高，很難配合政府的社會治理活動。最后，我國的政策和法律對社會組織發展支持不足。我國有關社會組織的立法層次不高，政策也不配套，這不利于社會組織的健康規范發展。

公眾參與社會治理不足。首先，我國公眾在社會治理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識與官本位思想，公眾在政治參與中往往是依附的，沒有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而且我國并沒有訓練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系統，公民素質又參差不齊，很大一部分民眾并不具備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其次，我國缺乏公民參與機制。盡管我國出臺了一些有關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法律制度，但實際上公民的參與權并沒有得到真正落實。在參與程序上也有較大的隨意性，公民能否參與、以何種方式參與、參與程度如何等這些依然由政府決定。

當代中國社會合作治理體系構建的路徑

深化政府改革為社會合作治理體系形成提供空間。首先，政府應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我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提出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政府要將自身能力不足的部分職能向非政府組織轉移，解決政府越位和錯位問題。政府應逐步向社會與市場放權，簡化各項審批手續，樹立以人為本、多方參與的服務理念。其次，政府還要對組織結構進行改革，實現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轉變。政府組織結構改革主要要做好央地合理分權、大部門體制改革、地方政府改革等幾個方面。再次，政府角色要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優化政府運行機制。政府要解決不同部門協調困難的問題，建立協調機制；在決策機制上要吸取各方意見，提高決策水平；政府還要建立完善監督機制，推進政務公開，并完善問責制度，增強政府行政人員的責任感。最后，政府還要積極利用現代科技手段與管理方式，實現政府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這能夠提升政府社會治理效率，也為民眾提供更多便利。

培育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合作治理的能力。首先，我國應為現代社會組織的建立與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包括改革現有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明確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權責界限，改變社會組織對政府的依附關系，使之回歸公共性和非營利性。其次，社會組織本身應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如社會組織應建設起法人治理結構，優化內部組織結構；社會組織還要不斷提高包括社會治理能力在內的專業化水平，這樣其才有能力參與社會合作治理體系。最后，還要建立社會組織的監督機制。我國社會組織在公眾中缺乏公信力，除了社會組織本身治理能力不足外，還因其缺乏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外界難以了解其組織財產使用、盈利分配情況等，為此有必要建立社會組織監督機制，規范社會組織的運作與發展。

創建公眾參與社會合作治理的平臺。首先是要提升公民的社會治理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政府應利用各種大眾媒介在社會進行參與社會治理宣傳，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識。可以在教育系統中加入公民政治素養能力教育，提升公民參與社會合作治理的能力。其次，政府要為公眾參與社會合作治理提供完善機制，如推動政務公開制度、社會聽證制度，落實公眾的知情權與參與權。最后，政府可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設公眾參與平臺，如建設政府網站、開設政務論壇、開通微博平臺等等，支持公民通過網絡形式參與各種社會治理活動，實現政府與民眾的網絡互動。

提升基層自治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首先要改革當前的社區管理體制，恢復社區自治的獨立，其應接受行政機構的指導而非領導，社區自治組織的定位應是社區與區政府之間的溝通平臺，為此需要明確社區自治組織與行政機構的職能，實現分工合作。其次，要在社區內營造自治氛圍，實施社區發展戰略，同時還要加強社區文化建設，讓居民對社區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居民才能參與到社區自治中去。最后，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需要整合各類資源，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社區可整合各種治理資源，建設綜合服務中心，為居民提供養老、就業、社會保障、社^矯正、救濟等各方面的服務，滿足社區居民的各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