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論述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關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論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亞里士多德；社會制度；法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064-02

作為西方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亞里士多德在許多學科中，如哲學、倫理、物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開創性的意義，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中《政治學》是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之一，被評為專門的政治學研究的“創始之作”[1]。《政治學》一書內容基本涵蓋了希臘城邦生活的全貌，論及了奴隸、致富的方式與方法、財產制度、社會制度以及對當時希臘世界幾個城邦政治制度的評述，城邦教育的設計與城市的規劃等等。其中亞氏的社會制度思想、獨特的法制理念與教育規劃，使其與其師柏拉圖區分開來，獨創了屬于亞氏的社會體系。

一、社會制度

《政治學》一書中開篇論述了社會制度幾個基本要素：家庭、村坊、城邦、個人。首先亞氏定義城邦本質為一個社會團體，至高而廣涵。其次在論述城邦形成過程中，論述了兩種關系，一種是男女關系，另一種是主奴關系，這兩種關系組成了家庭，在家庭中有三種關系：主奴關系、配偶關系、親嗣關系。家庭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基本形式。若干家庭聯合的初級形式就是村坊，而城邦就是村坊的集合。至此，社會進化到高級而完備的境界。而城邦的目的不同于家庭，其目的是為了一種優良的生活，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在三者排序中，亞氏認為城邦本性上先于個人和家庭，以正義為原則，其衍生的禮法可判斷曲直，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通過對上述幾個基本要素的論斷，在卷二中，亞氏借批駁柏拉圖的城邦過度劃一和婦孺公有，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社會制度體系。亞氏理想中的社會制度，非婦孺公有，這個社會中存在不同的品類的人，存在著普遍的友愛精神。政治社團的組合方式必居其一：一切東西歸公、完全不歸公、一部分歸公，而柏拉圖的公妻制度實際上是不可實行的，其并未做出應有的詳細的說明，過度的劃一化會使城邦本質消亡。一個城邦必須由不同的品類組成，過度劃一不是良好的政策。而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人們都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事物。柏拉圖的社會制度還會遭到一些其他詰難，如人們不知相互間親屬關系，這樣會使傷天害理的罪惡容易發生，違背倫常，而婦孺公有的社會中，友愛精神一定削弱，而友愛削弱不利于內訌的消除。

在《政治學》一書中，亞氏對奴隸進行了論述。在亞氏社會制度中，奴隸制度存在是合乎自然的，主奴關系卻是友愛的。卷一中，亞氏認為奴隸屬于那些本性不屬于自己人格而從屬于別人的人，其缺乏理智僅能感應別人的理智，確實應為別人財產，這財產在生活行為上被當作工具可以轉讓或出賣。通過一些證明，比如體格卑劣的人要從屬于體格較高的人，有些人天賦有自由，有些人自然為奴隸等，認為奴隸現象是正當的。但是，亞氏卻否定了戰爭造成的強迫奴役，認為在合乎自然奴隸體系中，雙方各盡其職，存在著友愛和共同利益，應以善良和卑惡為準則，而不是非正義的戰爭強迫所形成的主奴關系。

在亞氏的社會制度中，亞氏闡釋了自己的社會階級體系，而且此階級體系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界限明確，肯定了中產階級的地位。在卷二中批判柏拉圖《法律篇》中，亞氏提到了統治者應該與被統治者區別清楚，在從整體體制上批判柏拉圖時認為各級組成分子地位欠明確。

在第四卷，通過批判柏拉圖社會分工，認為其分工體系下的城邦不再是以善德為其生活目的而是僅在尋求經濟供應。亞氏認為城邦組成部分包括八個部分：農民、工匠階級、市廛階級、農奴階級、武士、司法審判人員、富人、行政人員。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李普塞特在其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前言”之前專列一節“亞里士多德論政治人及民主秩序的條件”,其中推崇地載錄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最好的政治社會是中產階級公民組成的”[2]論述。亞氏認為公民分為三個部分：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具有中庸美德，不趨向于某一個極端，過美、過強或者過貴等，他們很少有野心，最能順從理性。

其次亞氏在卷三定義了其社會制度中公民的定義，即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工匠不應列入公民籍，凡能夠參與城邦官職與光榮的公民是最尊重種類。在卷二論斯巴達政治制度時，認為對于婦女不應縱容，要有合理的農奴管理制度。同時亞氏在卷六論平民政體時，闡述了其重農思想，認為農民是組成城邦人民中最優良級類，愛好實力而不重名位，牧業人口為次優良。

因此，亞氏社會制度幾個基本要素：家庭、村坊、城邦、個人。在這個社會制度中，奴隸制度合乎自然，但是主奴關系是友愛的，公民們積極參加議事與審判事務，工匠等低下階級不列公民籍，沒有公民權。社會階級分為貧者、中產者、富者。中產者最順從理性，農民與牧民都是較優的人民級類。亞氏的社會制度思想，尤其是其對階級的分類，對于當今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啟示。當今我們倡導的最理想的社會結構趨向于亞氏的社會結構，即“橄欖形”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是最穩定的社會結構，社會沖突大部分只是停留在政策層面，而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蕩。這種社會結構對于社會各種機制的形成也起著積極的作用。

二、法治理念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于今之探討法治者“幾乎不可避免地都回頭求助于亞里士多德”[3]的論斷。亞氏在《政治學》一書中關于法治更多是一種理念，其關于法治直接的論述很少。在卷四亞氏提到了法治的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應該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這里，第一重意義強調了亞氏對遵守法律的重視，無論制定多少法律抑或法律有多么完備，不去遵守其實質只是一紙空文而已，這是亞氏的第一個法制理念：守法。在第二重意義中亞氏提到法律質量的重要性，公民所服從的法律應該是良好的法律，服從惡法的后果是嚴重的。這是亞氏的第二個法治理念：評法，即無論法律制定還是評價只有是良好的法律才可以去頒布施行。在這里之所以用“評”這個字，一方面因為在古希臘時代，法律大多是宣布的，也就是將一些慣例或者習俗宣布為法律。因此對法律的評價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制定出的法律不一定是良好的法律，還需要參與主體的評價才可以最終確定其良莠，因此用評法作為亞氏法治第二個理念。

其次，在卷三中集中了亞氏對于法治一些代表性的論斷：（1）“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人類的本性（靈魂）使誰都難免有感情”[4]166。（2）“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理智”[4]166。（3）“法律可能規定得并不周詳，人們根據積累的經驗，修訂或者補充。個人的智慮雖然可能比成文法更為周詳，卻未必比所有不成文法還更廣博”[4]171-173。（4）“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4]173。（5）“許多事例上，群眾比任何一人又可能做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更為不易腐敗。單獨一人就容易因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4]167。

以上可謂是亞氏經典法治論述。其中第一段（為論述的方便，簡稱為論一、論二、論三、論四、論五）揭示了感情因素對治事的影響，指出了法律和人在感情問題上的區別[5]。論二強調了法律對于整個城邦的重要性，即一切政務都應按照法律的規則去運行，而且法律要有基本的權威來保證其施行。雖說亞氏提到了法律不足時個人智慮重要，但是其側重點還是法治普及性的重要性。論三亞氏則是明確告訴我們對于法律修訂和更新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可以使法律盡可能的完備與周詳，同時也強調了不成文法的重要性，不成文法也可以作為法制完備的一個重要因素。論四亞氏則指出了自己對于法治的客觀評價，法治與亞氏正義以及實踐哲學相互響應，其影響到亞氏的哲學理念。論五則指明了法治是大多數人的裁斷，甚至我們可以指明是整個城邦政務的運行原則，而大多數人比一個人做更好的判斷，也更加不容易腐敗。這里亞氏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表明了法治的重要性，無論對于公務裁判、腐敗行為還是一個人的統治形式都是更優的。

三、教育規劃

亞氏最優政體中關于教育體系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闡釋：（1）遵循生理性自然階梯論教育觀；（2）基本教育理念。在卷七中，亞氏認為育兒應以健康和天賦為主，重視體格教育。兒童和青年以與習慣為主，側重于行為教育。青年至成人以思辨和理性為主，重視其哲學教育。而在兒童階段，亞氏進行了大體的劃分：嬰孩期末―五歲止為兒童期內，此階段要安排游戲或其他娛樂方式，這一方面需要教育監導去具體負責。七歲以下教育主要在家中進行，全邦需要杜絕一切穢褻的語言與圖畫以及戲劇，要端正語言。亞氏大體是按照出生到七歲（兒童期），七歲到14歲（少年期），14歲到21歲（青年期）三個階段來安排其生理性教育階段內容的。當然，亞氏重視體格的培育，如冬季生子為宜，嬰孩就應盡早去訓練其耐冷的習慣，可見其對體育鍛煉的重要性的認可。

其次亞氏在卷八也有一些關于教育的理念：（1）強調了政體對教育的影響，教育應作為公共要務安排的集體措施。其小學四門課程基本為：讀寫、體操（以培養未來士兵為目的，多模擬軍事等課程）、音樂、繪畫。由此亞氏強調了政府在教育中的整合作用，教育應是一個國家的公共項目，表明了教育在城邦中的重要地位。（2）人們繁忙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閑暇而已，而閑暇是有其內在的愉悅與快樂的幸福境界的，課目并不完全非得必要的切合實用，事事求實用是不合豁達與自由的精神的。在此亞氏運用了一個閑暇的概念，通過此概念教育人們閑暇其實是一種人生境界，也是一種人生追求。而后面對課程實用的論斷則是亞氏對知識的一種看法，過于追求實用而忘記了學習知識的本質。其實如亞氏所說學習或許就是為了一種閑暇，既是對于以后忙碌的練習也是對心靈幸福感覺的準備。（3）關于音樂方面的論述。亞氏認為音樂的作用有三種，娛樂與憩息、操修善德、操修理智。不讓少年們親自演奏尤其是在比賽中，音樂的三種利益：教育、祛除情感、操修心靈。由此亞氏強調了音樂對于個人的作用，既可娛樂又可利于修養，當今流行樂充斥社會之中，社會過多地忽視了一些不同類音樂的作用，音樂地位亟待得到當今社會基礎教育的認可。

以上的關于亞氏法治兩重意義的論述以及其五個經典法制論斷、亞氏遵循生理性自然階梯論教育觀和基本教育理念共同構成了亞氏理想政體的法治與教育體系，其對于我們當今的法治與教育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吳恩裕.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2]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3]高道蘊，賀衛方，等.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221.

篇2

其中關于法律的移植、法治建設與本土資源這一話題在中國的法學界卻引來了激烈的紛爭。支持以純粹性的法律移植作為我國法治變革的主要手段的先論者認為：在國際法治趨同化的浪潮當中我們不應該固守本色，而應該通過法律的移植積極合理的引進外國先進的法律制度，以此來達到彌補我國法治建設當中的不足和與世界接軌的目的。同時企圖通過國家強制力強行實施那些經過理性簡單加工的空降式的法律。而作為強調以本土資源作為我國法治生長基本土壤的反對派的代表的蘇力而言，這種空降式的法治變革模式實在不足取。其在《變法，法制建設及其本土資源》一文當中闡述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他認為，法律的移植不僅僅是對外國法律本身的照搬或是經過理性加工之后的簡單適用，而是對外國法律背后的傳統習慣的批判式的挖掘性引進。同時他認為我國的法治改革應該立足于對本土資源和當代社會的全面背景的充分考慮。他意識到一個民族的生活締造了這個民族所賴以信任的法制，而法學家所創造的卻僅僅是關于法治的理論，任何社會只有在本土資源中才能找到它存在的意義。其中對本土資源論的提出則是對對盛行的法制建設的“現代化方案”進行的反思和挑戰。他認為不論是變法還是法治的實現都需要對本土資源的深切關懷。政府推進性的現代化與法律移植上升為簡單傾向化，都值得我們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基于對傳統習慣與法治變革的思考蘇力首先從重新理解法律本身入手，他極力反對傳統對法律本質及其功能的工具性定性。他認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變革，而在于為人們的行為生活提供一種預測，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除了成文法之外，存在于現實生活當中的各種習慣和慣例也具備這樣的功能。上述關于法律的預測的闡述與美國大法官關于“律師的行動是一門預測的藝術”這一論斷頗為相似，都是為了向特定的或是不特定的受眾提供一種大致確定的預期。作為本次報告人的莫靜在其《法律演進與法律發展中的本土資源的繼承》一文當中，對于蘇力在其《變法，法制建設及其本土資源》一文當中的所有論述給予了不加批判式的高度贊揚。同時，她認為法律和習慣作為制度形式的兩種形態，都具有這種提供相對確定的預期的功能。而且習慣較之法律而言，更符合人類意識中的常理，因而易于被接受與認同。

對于蘇力以及莫靜在其文章中關于“在法律移植的同時，更需要對本土資源即古代法治模式和現代生活習慣和慣例的批判式得提煉與升華”這一論述我表示贊同，但對于蘇力僅僅從法律移植與本土資源的挖掘應該迎合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一視角來論述變法與法治的問題我認為其論述的角度過于片面。蘇力立足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基本論斷而過分地注重經濟發展對于法律的影響這一點我不敢茍同。而莫靜試圖通過制度經濟學當中利科的相關理論對法律的顯功能與習慣的潛功能作出比較性的分析，但由于其行文的片段性和不連貫性，導致了其制度經濟學的論述陷于了中途夭折的境地。其在開篇所引用的利科的觀點從全文來看則略顯綴余。但無可否認，莫靜試圖通過制度經濟學的范式分析法治變革的思路是很獨特的。事實上，莫靜在其行文當中也已經潛移默化地承認了蘇力關于法律與市場經濟絕對相關性論述視角的正確性。

而我認為法律的發展與市場經濟之間確實存在著相關性，但作為影響法治變革的因素來講卻過于單一。法律作為民族文化當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該民族對于法律的態度和認識。每一部能夠為民眾提供大致確定預期的法律其本身都承載著該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民族傳統。法律文化是以法律和法學為基礎的社會人文范疇，它包括語言、行為、情操、觀念、精神、傳統、風尚、以及社會生活環境等非常豐富的內涵。且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則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雖然法律文化的基調應該是以公平正義和法律權威為核心的法治精神，但在不同的法環境當中其具體內容卻有所不同。這一點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就指出了法律與一個國家或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內在關聯，所以：“為某一國國人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國民的；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因此，對于法治變革與本土資源的研究和論述更多的應該從法律文化的角度給予更為宏觀的關注。社會當中的個人無不處于社會文化的統攝之下，當然作為社會文化當中的互動主體也同樣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長時期的感染。同時作為法律文化的載體，由于其與法律文化的長期互動，個人已經在潛意識上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雖然，每個人的理性和法律觀念基于個人的生活情景不同而表現出略微的不同，但只要是在同一法律文化當中不斷熏陶過的人，其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卻總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倘若從法律的行動邏輯這個角度來講，不同的民族則擁有不同的行動邏輯和守法邏輯，而這種法律的行動邏輯和守法邏輯本身乃是法律文化的一種集中體現。

基于這樣的一種民族性的守法邏輯，個人對于空降而來的法律自然難以給予法律應有的信任和起碼的遵守。在這種意義上講，法律的移植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法律本身，而更多的則是法律條文背后所承載的外國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試圖通過法律移植這樣的方法簡單彌補我國現階段法律暴露出來的不足的同時，我們似乎應該考慮到外國的法律文化能與我國的法律文化相融合嗎？其次，倘若能夠融合，那么融合所需要的時間究竟有多漫長呢？因此我們不等不對于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治成本做深入的考慮，以及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影響做充分的考慮。而作為能夠提供確定預期的另外一種規則的習慣和慣例則顯現出了它所獨有的優越性。習慣和生活慣例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一個方面，因此其根本不存在與現有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這樣的問題，所以立足于本土資源和社會背景來對我國的法治進行變革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同時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律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時間也會因此而大大縮短，對于減少法治變革的成本來說也更容易獲得法律應有的社會效果。但我并不是否認法律移植在即使彌補法律漏洞方面所具有的優越性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不過這種移植應該是一種帶有文化批判性的移植。

篇3

一、總體目標

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以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企業負責人和社會公眾為重點，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增強從根本上消除事故隱患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通過3年時間，力爭全鎮上下學深悟透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深刻理解其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做到“兩個維護”；進一步樹牢安全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堅守發展決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這條不可逾越的底線紅線；堅決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的政治責任，堅持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堅持“三個必須”原則要求，堅持強化企業主體責任，切實做到促一方發展、保一方平安。

二、主要措施

（一）組織學習“生命重于泰山——學習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電視專題片。應急管理部擬于今年制作“生命重于泰山——學習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電視專題片，專題片以專家解讀、系列訪談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全面闡述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系統解讀安全發展、嚴守底線、強化責任、依法治理、改革創新、夯實基礎、嚴抓落實等重要內容，體現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增強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專題片制發后，鎮安監站將組織單位干部職工集中觀看學習。

（二）集中開展學習教育。各村、各企業和單位要把學習貫徹重要論述作為重要內容，黨工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安排專題學習，加深對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理解認識，并結合實際研究貫徹落實措施。通過參加輪訓、典型案例深入剖析等方式，推動學習貫徹重要論述走深走實。

（三）深入系統宣傳貫徹。鎮、村兩級黨委將宣傳貫徹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納入黨委宣傳工作重點，部署開展經常性、系統性宣傳貫徹和主題宣講活動，形成集中宣傳聲勢。鎮安監站辦公室要結合組織“安全生產月”活動，通過設懸掛橫幅、發放宣傳資料、微信群等多種方式開展重要論述宣講工作，積極推進安全宣傳進企業、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家庭，增強公眾安全意識，營造安全生產必須警鐘長鳴、常抓不懈、絲毫放松不得的社會氛圍。

（四）健全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認真落實《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安全生產責任制規定》和省、市、縣配套文件，始終把安全生產擺在重要位置，健全定期研究解決安全生產重大問題的會議制度，加強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精準治理、綜合治理，實現安全生產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配合相關部門單位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隱患；深化改革健全制度，筑牢防控安全風險的制度防線；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產領域改革發展意見貫徹落實，全面對照梳理各項目標任務完成情況，按照責任分工和時間安排，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實施進度，確保各項政策措施按時限不折不扣落到實處；配齊配強人員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機制并規范運行，切實打通應急管理“最后一公里”。

三、時間安排

從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分四個階段進行。

（一）動員部署（2020年7月5日前）。各村、各企業和單位根據本實施方案，結合各自實際，明確具體目標任務、時間進度和責任措施，做好宣傳發動和工作部署。

（二）組織實施（2020年7月至12月）。發放“生命重于泰山——學習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電視專題片。組織開展集中學習教育和廣泛宣傳活動。

（三）重點推動（2021年）。結合工作開展情況，推動健全有關安全生產政策法規，確保重點工作取得顯著進展。

（四）完善提升（2022年）。總結各村、各企業和單位學習宣傳貫徹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情況，宣傳推廣一批典型成果，加強示范引導，帶動提升安全生產整體水平。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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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China's Basic Policy which is "the rule of law"got an full implementation ,legal education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whole community as well as individual citizens, they legal concept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However, in-school students in illegal or even criminal situation often occur currently, It exposed the weaknesses of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requires us to resolve.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itment to the rule of law subject to the legal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view of " Outline of Feuerbach's theory," We want to find practical view,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theory to provide content for the Revel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關鍵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高校 法制教育 啟示

Keywords:《Outline of Feuerbach's theo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gal education Revelation

作者簡介:胡圣知(1986―),男,武漢紡織大學2009級法學碩士研究生。

大學生是十分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肩負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重任。其法律素養、法制觀念如何,直接關系和影響著我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和法治進程。但是近年來,高校大學生暴力事件頻發,我們不禁要深思背后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自制力以及法律觀念的淡薄應是校園血案頻發的關鍵所在。法制教育能夠培養大學生樹立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它是個人成長不可或缺的,但在實施中形式主義卻掩飾了其真正功效,導致了法制教育在高校中的缺失與不足。在堅持指導思想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教育時,我們可以借鑒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一些重要理論,為高校的法制教育實踐提供指導。

雖然《提綱》沒有對法制教育進行專門的論述,但關于實踐與認識的關系、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人的本質理論、環境和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學說為高校法制教育提供了理論指導。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背景下,高校法制教育的重要性顯得更加突出,因此深入研究《提綱》所蘊含的思想對高校法制教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提綱》關于人的本質理論揭示了教育的人本理念

高校法制教育是從事培養學生法律意識,提高學生法治素養的工作,高校法制教育工作主體與客體都是人,所以對人的認識,尤其是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是高校法制教育的理論基礎。在《提綱》中,關于人的本質理論的論述體現了以下三個方面:

(一)社會性是人的本質理論的基本屬性。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里的 “社會關系”不僅是某一種社會關系,而是“一切社會關系”,包括物質關系、精神關系,也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等等。社會關系由個人所具有的各種因素及其各種關系構成,而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又是在社會中形成與發展的,所以社會性是人的本質理論的基本屬性。

高校法制教育是培養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尤其是法律意識與素養的實踐,怎樣認識大學生的各方面情況尤其是法律意識的狀況,這是高校法制教育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首先,人的本質是什么,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無法正確地認識大學生,也無法科學地掌握和運用人的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更無法選擇適當的方式來有效地開展高校法制教育工作。

《提綱》關于人的本質理論的論述有助于我們樹立“以人為本”的高校法制教育理念。深入研究《提綱》關于人的本質使我們清晰地認識到:要做好大學生的高校法制教育工作,必須先注重研究學生的思想、行為及形成發展規律,并按其規律進行法制教育。這一理論也決定了高校法制教育也必須隨著人們社會實踐的變化以及法律條文,法治理念的變化及時進行必要的調整、創新。

(二)《提綱》關于人的本質理論的論述揭示我們法制教育要融于學生生活。

人的社會本質決定了人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生活,思想的形成也離不開社會實踐生活。如果不把大學生置于現實生活世界中去考察,那么培養出來的學生也無法面對現實的生活。面對國際新情勢,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教育環境、教育內容和手段也隨著發生了變化。學生法律意識及素養的形成必須經由切身的法律實踐去體會、感悟,對于高校法制教育來說,僅靠單純的說教、放放教育片,講講現實案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堅持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教育,讓大學生到日常生活、求職實踐中去感受,體驗,同時給予恰當的指導,這樣才會真正取得法制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提綱》關于科學認識論的論述提出了法制教育的實踐觀標準

當今,大學生作為具備較高專業知識和攜領科技進步的主導群體,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也應具備相應的法律素質。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大學生的素質教育,而作為是培養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的高校法制教育,它是一項社會實踐活動。這決定了其指導理論與認識論的密切關系。高校法制教育能否充分發揮樹立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的作用,與其指導理論的正確與否關系重大。

馬克思在《提綱》中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驗哲學的問題”。通過對舊唯物主義在真理標準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批判,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哲學認為,認識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有能力,是主體思維對客體信息的能動反映。人是認識的主體,現實世界是認識的客體。主體和客體是認識和被認識、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認識論把實踐作為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基礎,從認識內容和認識形式兩個方面揭示認識的來源,將認識的實踐性、社會性辯證地結合起來,科學地說明了認識的本質、建構起能動的反映論。

高校法制教育作為一種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與素養的認識與實踐活動,法律實踐是檢驗高校法制教育理論科學性及成效的唯一標準。高校法制的成效如何,只能用法律實踐來檢驗。離開實踐來談高校法制的價值,就會失去客觀的衡量準則。在實踐的基礎上,良好的法律觀念和意識才有產生作用的基礎和對象,才能真正發揮指引、預測、評價、教育作用,高校法制教育也能真正發揮提高學生法律素養,傳播法治理念的作用。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就會失去發揮作用的基礎,從而導致價值也無法實現,理論則會淪為抽象、空洞的概念和教條。高校法制教育理論的正確與否要看在其指導下的高校法制教育是否有成效,能否培養出具有良好法律意識與素養的大學生。只有當高校法制教育理論符合客觀的高校法制教育規律時,在其指導下的教育實踐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另外,《提綱》有助于揭示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質。從科學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高校教育中的法制教育,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社會主義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思想政治教育在性質上說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具有超越性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以培養一定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高校法制教育也不可能脫離現實的、具體的人的思想進行教育,只能從現實的人、具體的人的實際出發開展教育。從大學生的法律觀念、意識實際出發進行法制教育,那就必須分析學生法律思想意識的現狀,決不能脫離人的實踐活動和客觀條件,空洞抽象地進行法制教育。

三、《提綱》關于人與環境和教育的關系理論表明了法制教育應重視環境的作用

在高校法制教育活動中必須正確處理主體和客體、教育與環境等關系,因此,研究《提綱》提出的“關于人與環境和教育的關系”的理論有助于高校法制教育的順利開展以及取得良好的實效。

在《提綱》中,馬克思批判舊唯物主義者片面強調環境和教育對人的決定作用。舊唯物主義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所以說,有什么樣的環境和教育,就會相對產生什么樣的人,要改造人,則必須首先改變環境和教育。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正確性,但由于舊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和形而上學性,使其片面地理解了人的行為與環境的關系,馬克思說“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本人一定是受過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就是如此)”“這種學說”沒有看到人并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環境的影響,沒有看到人是積極的活動者、實踐者,沒有看到環境的改變是靠變革的實踐來實現的。這種對環境和教育的作用的夸大,導致了“環境決定論”和“教育萬能論”的錯誤。

“環境決定論”和“教育萬能論”并沒有認識到人也作用于環境與教育的。馬克思強調:“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環境與教育和人的作用是相互的。環境與教育確實影響著人類的存在與發展,但人也同樣改變著環境與教育。因此,在高校法制教育工作中,必須正確對待和處理校園環境和法制環境的關系。

高校必須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形成濃厚的學法、用法、守法的氛圍。環境是高校教育的外部條件,是人的各種意識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基礎。除了理論教學、實踐活動之外,環境熏陶也是各國法制教育的主要形式。國外就比較注重運用如“滲透式”、“隱蔽式”的間接教育方式,重視學校環境在教育中的作用。

同時,社會化是實現法制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培養大學生法律精神和法治信仰,高等院校起著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力量。大學生法治信仰的塑造是一個系統的社會教育,社會力量不可忽視。因為,只要教育的對象生活在這個法治的環境之下,他就必然會受到法的塑造,法的這種教育作用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這既是對高校法制教育的鞏固,又是對高校法制教育的強化和深化,并使法制教育走出校園,成為全社會的責任和整個民族的責任。

隨著社會的發展,整個社會面臨著許多的變革,,高校在法制教育中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深入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對我們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深刻把握《提綱》所闡述的實踐與認識的觀點、人與環境與教育的觀點、人的本質的觀點等仍然對高校法制教育及法律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及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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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要高度重視，精心組織。縣民政局高度重視

按照《省依法治省綱要》要求，把“法律進鄉村”、“法律進社區”工作作為一項長期性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進行安排部署。建立工作機制，明確專人負責，完善工作方案，確保工作順利推進。結合工作實際，精心組織，引導和促進全體職工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治觀念。

二、開展機關干部職工法治宣傳教育

將憲法宣傳教育作為法治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加強對機關干部職工的憲法宣傳教育，抓住“關鍵少數”，把憲法學習教育刊為機關干部職工教育學習的重要內容，強化國家工作人員的憲法知識和憲法意識教育，牢固樹立憲法權威。每周職工例會、黨組會組織干部職工學習憲法。大力宣傳關于從嚴管黨治黨的一系刊重要論述，大力宣傳是黨的根本大法，是管黨治黨的總章程，大力宣傳及準則、條例等中央黨內法規內容，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做黨規和國家法律的自覺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堅定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