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流動人口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我國流動人口的主體是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現實必然導致其流動過程的復雜性和產生問題的多樣性。因此，把握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確處理人口流動與經濟社會發展矛盾的前提條件。流動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我國現階段的人口流動從本質上說是勞動力在流動。在流動人口中，15--45歲之間的年輕勞動力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我國流動人口年齡構成年輕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03年9月進行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研究專項調查》表明，40歲以下(不包括40歲)的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90％。2004年對全國部分城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也表明，流動人口年齡結構具有顯著的年齡聚集特點，流動人口年齡主要集中在15―45歲之間，占流動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為主。流動人口除了年齡構成年輕的特點外，流動與不流動入口的受教育狀況大不相同。流動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過一半，遠遠高于流出地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動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絕對優勢，占流入地流動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對較低，僅占4．66％。未流動人口家庭成員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

第三，流動人口以非舉家流動為主。2004年對全國部分城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表明，流動人口調查對象戶均人口數為4,33人，每戶流動為2,11人，也就是說平均每戶有2．22人沒有發生流動。這就是說流動人口平均帶動能力為1．11人，流動過程中的帶動能力還比較小。夫妻共同流動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說其他家庭成員留居戶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流動的可能性相對小一些。流動人口在流動過程中舉家流入一個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對較弱，具有明顯的非完整家庭流動特征。

第四，流動人口以低收入為主。流動人口流動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原因。據抽樣調查，流動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動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斷，與流入地勞動力收入相比，流動人口以低收入人群為主。流動人口不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較低的特點，而且收入分布的區域差異也比較明顯。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人口月均收入相對較高，而中西部欠發達省份流動人口收入較低。流動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大大低于當地居民，即便是在從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對流動勞動力存在克扣和變相克扣工資問題。

第五，流動人口的基本生活條件較差。流動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為集體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衛生條件差。流動人口的營養狀況差，衛生保健知識缺乏，容易引發傳染病和流行病，發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會保障方面，絕大部分流動勞動力沒有養老、工傷、醫療、失業等基本的社會保障。

篇2

【關鍵詞】 流動人口；肺結核；患病特征

近兩年晉江的肺結核疫情有上升趨勢， 而結核病的高發人群是流動人群中的青壯年， 他們部分來自結核病流行比較嚴重的農村地區， 進入城市后因環境的改變、勞累、居住環境差等因素， 結核病的發病機會增多。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中結核患者如未能及時發現和治療， 容易因居住擁擠傳染給別人。因此， 加強流動人口肺結核患病特征研究就十分重要。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參考2008～2012年晉江疾控中心及衛生部門公布數據， 同時參考晉江市《結核患者登記本》登記的患者數量進行修正。

1. 2 研究方法 將統計到的資料錄入到電腦數據庫， 采用FOXBASE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對20%數據進行復核， 復核準確率在98%以上。

2 結果

2. 1 患者構成 在本次統計中， 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數量和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根據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 晉江市人口達198.64萬人， 外來人口90多萬， 外來人口比例接近占50%。2012年全市發現、治療管理活動性肺結核患者1092例， 其中外來人員722例， 占66.1%， 而在2008年此比例還不超過40%。

2. 2 年齡分布 本次調查統計中， 18～35歲患者在2012年晉江市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中的所占比例最高， 占到了71. 2%， 但近些年有下降的趨勢， 如此形成對比的是， 46～60歲的患者與2008年相比有了上升的趨勢， 由9.1%上升到了15.8%。

2. 3 性別分布 本次調查統計中， 2012年晉江市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中男性的比例要明顯高于女性， 在2012年晉江市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男418例， 女204， 比例為2.05：1， 在最近的幾年統計調查中， 男女比例一直在2：1左右比較穩定。

2. 4 職業特征 從職業分布特征來看， 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最大， 農民工和無業人員構成了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主體（詳見表1）。

2. 5 病型分布

在本次調查統計中， 2008～2012年間從病型分布來看， 分布基本一致， 2012年流動人口肺結核病患中主要以浸潤型為主， 比例占到了89.31%；結核性胸膜炎發病率在6.08%；而在兒童中多見的粟粒性肺結核所占比例近年來較少。

2. 6 癥狀特征

從本次調查來看， 患者出現頻率最高的癥狀是咳嗽， 還有一部分患者由于及時發現而沒有明顯癥狀， 其他癥狀有發熱、咳血、乏力、盜汗等。

3 討論

外來務工人員進入城市之后， 由于環境改變、精神緊張、工作勞累、壓力加大， 加上免疫力低下（有的未接種過疫苗）、衣食住行和醫療衛生保健等條件相對較差， 因此發病的機會較高[1]。如患病之后又未能及時發現和治療， 因居住擁擠容易造成結核病的傳播。在發病人員中， 因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 在農村地區男性多從事體力勞動， 由于長期的體力透支， 生活壓力的緊迫， 工作環境不好加上很多男性有不好的生活習慣， 如吸煙和酗酒造成機體的免疫力下降， 而結核病多侵犯抵抗力低的人群[2]。所以容易導致流動人口中青壯年男性結核病高發。

4 建議

對于疾控中心應將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發現與治管工作納入結核病防治工作規劃， 開展追蹤服務工作。在常規方法追蹤未到位的情況下， 可利用雇用的專職人員參與轉診未到位的網絡直報患者追蹤工作， 對流動人口患者在提供常規免費診療的基礎上， 額外提供交通費補助和生活補助， 并對部分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以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3]。同時要加大宣傳， 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工廠、企業進行結核病防治知識的宣傳教育， 提高結核病典型癥狀的知曉率， 在有癥狀后直接到結防所檢查， 達到早期發現患者的目的；鼓勵企業、工廠等密集人群的單位， 做好用工前的健康檢查和每年一度的健康檢查， 防止密集人群疫情擴散等措施， 減少流動人口對全市疫情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廖輝陵， 陳倩盈.深圳市某區2003—2007年流動人口肺結核病流行病學分析.中國熱帶醫學， 2008，8（10）：1802-1803.

篇3

Key word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 factor

中國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是伴隨經濟快速發展而出現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是制度變遷與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1]。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現有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就業分布比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中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行業[3，4]，親友網絡等非正式就業渠道仍然是流動人口實現就業的主要途徑[5]；流動人口就業“非農化”傾向明顯，但是沒有使流動人口的職業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動勞動力失業率進一步提高[7]；雖然流動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權益保護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動人口內部和城鄉戶籍間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權益保護的差距[9]，流動人口仍受到就業保障歧視[10]。

河北省作為京津冀城市群流動人口的最大來源地[11]，人口流動規模巨大。因此對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特征的研究對于促進人口有序流動、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城市群統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受到數據獲得的限制，現有研究多數只對小區域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缺乏對河北省就業流動人口的詳細研究，且很難對流入人口與流出人口進行對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從對比研究的視角，分別對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原國家人口計生委2013年組織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抽樣調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業相關數據，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動人口的職業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響因素等相關內容。流動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5～59周歲人口。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處于就業狀態的流動人口，共獲得河北省流動人口有效樣本14 822個，其中流入人口6 940個，流出人口7 882個。

1.2 方法

基于原調查數據，結合現有流動人口就業職業分類的統計標準和收入等級劃分方法，設定適于分析流動人口職業特點的分類標準和收入等級。

職業分類標準為：專業技術人員；服務業人員，包括經商、商販、保潔、家政、餐飲、保安、其他商業、服務業人員等；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包括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建筑、其他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無固定職業和其他人員；公務人員，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公務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

收入等級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 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 000元且小于等于3 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 000元且小于等于4 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多項logit回歸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歸分析方法對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進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對比分析。

2 就業特征描述

2.1 職業特征描述

從職業的分布來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務業人員占59.81%，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占32.71%，專業技術人員占5.98%，公務人員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產業中的就業比例極低，絕大多數流動人口均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中就業，尤其是從事服務業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比例較低以外，其他三類職業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體來看，河北省流動人口就業體現出兩大特點：一是“非農化”趨向繼續強化，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進城后絕大多數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二是受中國二元勞動力市場和較低的流動人口職業技能水平影響，大多數就業人口集中分布于對職業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務行業、農業、生產制造類行業等次級勞動力市場，無法向主要勞動力市場轉移。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除了受勞動者素質的影響外，也與市場中存在的戶籍方面的歧視有關[12]。

2.2 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為3 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對于流入和流出人口來說，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專業技術人員，最低的均是服務業人員；除了農業及生產制造類人員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類職業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強度來看，河北省流動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時間超過9 h，長期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務業人員每天工作時間最長；除公務人員外，流入人口各類職業的工作強度也均超過流出人口。這表明流動人口在各地區就業時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視。流動人口被分割在次級勞動力市場，除了損害流動人口的就業權益，影響流動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資源外，也會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和勞動力市場的紊亂。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改善流動人口就業質量成為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關鍵。

3 就業特征影響因素分析

3.1 職業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3.1.1 變量選取與測度 本研究將職業作為因變量，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和戶口性質作為控制變量，流入時間、本次流動范圍作為協變量，分別建立流入人口與流出人口的職業影響因素模型（表3）。

3.1.2 職業影響因素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職業影響因素模型通過運用多項logit回歸模型，整體回歸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統計上具有意義（流入人口模型最終卡方值為1 259.23，P值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終卡方值為1 328.63，P值為0.000）。流動人口的職業因變量為四分類變量，因此產生了以“公務人員”分類為參照的三個最終模型。

1）人口學特征。表4和表5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性別、年齡、戶口性質和受教育程度對河北省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婚姻狀況對其職業選擇沒有影響。受專業技術工作性質的影響，年齡對其影響不顯著，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中專的男性流動人口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歲的流動人口成為服務業人員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壯年男性在農業及生產制造類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動特點。將流動范圍和流入時間用作反應河北省流動人口流動特征的控制變量。從表4和表5來看，流動范圍對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職業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對流出人口的職業選擇影響不顯著，流入時間對河北省流動人口職業選擇影響不顯著。對于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服務業工作和農業及生產制造類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來說，流動范圍每縮小一個等級，發生比將分別降低到原來的54.4%、66.9%、63.3%。研究認為跨省流動的人口在人力資本和社會網絡方面比只具備省內遷移能力的流動人口更有優勢，并且當流動范圍拉大時，迫于生計等原因流動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職業選擇范疇遠大于流動范圍小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滯留一段時間，因此流入時間并不等于就業時間，不能將其和工作經驗掛鉤，進而使得流入時間對河北省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影響不顯著。

3.2 收入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3.2.1 變量選取與測度 本研究將收入等級的因變量在模型中的編碼設為“0、1、2、3”，并建立影響河北省流動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歸模型，將人口學特征、流動特點作為控制變量全部引入模型，變量的編碼類型和度量標準同上。

3.2.2 收入水平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河北省流動人口收入模型整體結果表明，人口學特征以及流動特點對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顯著影響，其收入模型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意義（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統計量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統計量為489.743，P值為0.000）。

1）人口學特征。相對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收入等級提高的可能性分別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級不斷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資源稟賦方面差異、社會觀念的偏見和性別歧視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勞動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為雙重弱勢群體的女性就業流動人口所面臨的收入性別差異更為嚴重。

31-40歲的流動人口獲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發生比分別為1.192、1.221。這是由于該類人群在體力和外出工作經驗、人力資本方面都更有優勢，能夠憑借自身優勢提高收入；20歲及以下的青年勞動力收入等級的發生比僅為0.496，這主要是由于青年勞動力缺乏工作經驗，難以獲得更高收入；21-30歲和41-50歲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則和50歲及以上相差不大，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業年齡特征，隨著年齡增長，個人收入先升后降，在個人就業能力最強的階段達到峰值[13]。

大學專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對于流動人口收入有著較高的正向回報率。對于流動人口來說，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就越強，積累工作經驗和提高職業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中更易具有相對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斷增大。

和非農業戶口相比，農業戶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發生比分別為0.976、0.681。這和中國廣泛存在的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關系密切，農業戶口流動人口一般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中流動，很難進入初級勞動力市場，這也表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僅造成城鄉之間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內部也仍存在顯著影響，在流動人口內部也深深打上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烙印。

回歸模型顯示出婚姻狀況對于收入的影響在低于5%的水平上顯著。婚姻狀況回歸系數為負，表明相對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的就業流動人口來說，未婚就業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顯著低于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動人口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對家庭的責任感促使其不斷爭取更高的收入以維持家庭穩定與發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經驗和家庭的剛性約束，流動性更強，從而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動特點。流動范圍變量對收入水平表現出顯著的統計意義。和市內跨縣相比，跨省流動和省內跨市的流動范圍在統計上更加顯著，流入人口的發生比分別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響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動依舊是影響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級的主要因子，發生比為2.502，明顯高于其市內跨縣的參照標準，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動發生比。這表明流動范圍越遠，流入人口收入等級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業的流動人口往往具備較高的勞動技能和更強的市場適應能力，以便獲取更高的收入來彌補跨省流動所帶來的遷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動不能實現流動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較下獲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動的優勢也就隨之喪失[14]。

流入時間變量對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響不顯著，對流出人口影響顯著。這表明河北省用工單位更加看重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經驗和職業技能等方面的素質，而流入時間長短不等同于就業時間長短，因此流入時間長短并沒有成為影響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羅俊峰等[15]發現的流入時間和收入等級呈“U”型關系的結論，本研究中發現隨著流出時間的延長，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趨勢。由于流動人口集中于相對低端的行業，隨著流出時間的延長，可利用的資源具有有限性，邊際收益率呈現遞減趨勢，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從流入和流出人口職業選擇模型和收入模型對比來看，變量之間發生比在同一模型內部和不同模型之間的差異不僅反映了各自貢獻程度的大小，也體現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對流動人口綜合素質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單位工作經驗和學歷歧視。

4 結論與討論

1）河北省流動人口集中分布于對職業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務業和農業及生產制造類行業等次級勞動力市場，無法向主要勞動力市場轉移，社會階層無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業、收入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就業選擇的多樣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齡與職業選擇多樣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關系。受教育程度對職業選擇和收入選擇有顯著的正向回報率。農業戶口流動人口提高就業層次和獲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農業戶口。未婚就業流動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顯著低于其他婚姻狀況和已婚人口。流動范圍越遠，流動人口職業選擇的范疇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時間越長，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趨勢。

參考文獻：

[1] 王勝今，許世存.吉林省流動人口的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53（3）：5-15，175.

[2] 段成榮，楊 舸，張 斐，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J].人口研究，2008，32（6）：30-43.

[3] 林 耿，王煉軍.階層化背景下的就業空間――以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為例[J].地理研究，2010，29（6）：1069-1082.

[4] 尹德挺.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空間流動和職業流動[J].北京社會科學，2007（4）：92-97.

[5] 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北京市流動人口的最新狀況與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2）：30-40.

[6] 宋 健.中國流動人口的就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與留守人口的比較研究[J].人口研究，2010，34（6）：32-42.

[7] 段成榮，呂利丹，鄒湘江.當前我國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對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J]. 人口研究，2013，37（2）：17-24.

[8] 杜 鵬，丁志宏，李 兵，等.來京人口的就業、權益保障與社會融合[J].人口研究，2005（4）：53-61.

[9] 楊菊華.城鄉分割、經濟發展與鄉-城流動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學刊，2011（5）：3-15.

[10] 張體魄.就業歧視與農民工社會保障[J].農村經濟，2010（9）：67-70.

[11] 張武保，孫桂平.京津冀地區流動人口發展報告[R].河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4.

[12]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生存發展狀況報告[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

[13] 宋月萍，徐 彥.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條件行業差距實證研究[J].南方人口，2012，27（3）：57-64.

篇4

關鍵詞：流動人口;區位商;多中心模型;影響因素;山西省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圖分類號：K90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動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是當代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離土不離鄉”的轉移階段之后，進入90年代以來，流動人口主要以從農村向城市、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為主[2、3]，這一現象將是未來幾十年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4]。因此，研究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對合理預測和規劃未來人口流動格局、促進城鄉良性互動有著重要意義。近年來，許多學者探討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人口等相關問題，研究內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間分布與演化[5、6]、人口遷移的空間格局與特征[7、8]、流動人口空間格局與動因[1、9-11]、遷移規律[12、13]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4、14]等，其中對于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區差別、教育程度[17]等，對流入地城市性質與流動人口關系的探討相對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國層面[12、18]、省級層面[19、20]和省會城市[1、21]等。資源型地區作為一種特殊的地域類型，由以資源開采和初加工產業發展為主的城市構成，其資源型產業的興起與衰落直接影響區域流動人口的空間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對資源型地區流動人口的發展缺乏系統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從流動人口的來源結構入手，以山西省地級市市區、縣級市和縣為基本研究單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戶籍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的相關數據，從戶籍所在地在本縣（市、區）、本省其它縣（市、區）和省外三個層面對山西省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特征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對于揭示山西省流動人口發展與演化規律、更好的制定流動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2 研究方法

2.1 流動人口區位商

區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間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區的流動人口區位商;Fi是i地區的流動人口數;Pi是i地區總人口數;Ft是整個區域的流動人口數;Pt是整個區域的總人口數。Qi=1表示流動人口在i地區分布與整個區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動人口在i地區分布相對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區域人口空間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動人口密度;n是流動人口中心的數量;ri是某一個地區到i人口中心的距離;ai和bi是針對i中心的參數。

3 山西省流動人口分布的空間格局

3.1 現狀特征

山西省是我國典型的資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總量為517.59萬人，比2000年增長280.3萬人，增長率118%，年均增速達到8.11%;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個百分點縮小到2010年的1.63個百分點，說明2000年到2010年間，山西省流動人口規模發展迅速。

山西省11個地級市和11個縣級市2010年共吸引流動人口358.23萬，占全省流動人口總量的69.21%，其中地級市吸引流動人口305.29萬，占全省流動人口總量的58.98%，說明山西省人口流動符合我國快速城市化時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級以上城市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動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達到140.2萬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動人口密度為201人/km2。流動人口總量最少的是陽泉市，為18.43萬，占全省的3.56%;流動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為33.37%;最小的是運城市，為7.93%。

3.2 總體演變特征

為了消除城市行政區面積差異帶來的影響，更科學地揭示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規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為衡量指標，即在繪制流動人口密度等值線圖的基礎上，根據流動人口區位商和流動人口密度等值線圖確定山西省流動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間分布變化特征。

為了有效克服單一判斷標準的弊端，采用流動人口區位商和流動人口密度等值線圖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山西省流動人口集聚中心，選取兩個年份流動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動人口區位商大于1的行政區作為山西省流動人口集聚中心。

從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密度圖（圖1a、表1）可以發現，200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中心共有7個，包括太原市區、晉城市區、長治市區、大同市區、陽泉市區、侯馬市和晉中市區;對比2000年，2010年流動人口中心增加到11個（圖1b、表1），原有的流動人口中心除侯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規模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另外增加了臨汾市區、運城市區、介休市、孝義市、呂梁市區5個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區。侯馬市作為重要的區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動人口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邊臨汾市區、運城市區的發展，兩者作為地級市行政中心的優勢逐步凸顯出來，從而削弱了侯馬市作為流動人口中心的作用，導致其在2010年流動人口區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為流動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個流動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動人口145.77萬人，占全省流動人口總量的61.43%;2010年流動人口中心數量增至11個，共吸引流動人口總量296.37萬人，占全省流動人口總量的57.26%，流動人口中心的數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動人口比重在降低，說明山西省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并未出現向少數城市集聚的突出極化現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對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對結果進行擬合，結果見表2。多中心模型中參數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該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強;而斜率b的絕對值越大，代表隨著與該中心距離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減越陡[23]。對表2中的參數a和b進行分析，可以發現2000年和2010年兩個時期，山西省流動人口空間格局均呈現“雙核”型空間結構，即太原市區核心和晉城市區核心，其a值均顯著高于其他地區，在2010年表現尤為突出;對參數b進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區參數b的絕對值為2.082，明顯高于其他中心，表明這一時期太原市區核心對山西省流動人口空間格局的影響作用較強，2010年，孝義市、陽泉市區、晉城市區和運城市區參數b的絕對值分別達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過太原市區的3.636，表明這一時期太原市區對山西省流動人口格局的影響力逐步減弱，中小城市的發展逐漸成為影響流動人口格局演變的新驅動力。

3.3 流動人口來源結構分析

對流動人口來源結構進行分析，主要從戶籍在本縣（市、區）、本省其它縣（市、區）和省外3個層次進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總量為237.29萬人，戶籍在本縣（市、區）、本省其它縣（市、區）和省外的流動人口構成為63.6：22.7：13.7，到了2010年，這一構成變化為55.7：32.7：11.6，表明來源于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構成，占到流動人口總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來源于本省其它縣（市、區）的流動人口規模發展較快，總量由2000年的53.88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萬人，增長了214%，其占流動人口總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個百分點;來源于省外的流動人口總量增速略低于前兩者，但整體也呈現逐步擴大的態勢。

利用2010年、2000年兩期數據的比值與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區流動人口數/2000年某地區流動人口數）/（2010年全省流動人口數/2000年全省流動人口數）為依據，按來源分類繪制的山西省流動人口增幅比率圖（圖2），對不同來源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特征進行分析。

對戶籍在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進行分析（圖2a），增幅比率較高的地區，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區共有18個，主要集中于呂梁市域及周邊地區、大同市域東部、長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間的地區共有28個，分布較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個地區的增幅比率與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間，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區共有16個，主要分布于各地級市市區周邊，與2010年山西省流動人口中心區位相符。可見，山西省來源于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空間集聚逐步向空間均衡方向發展，原本流動人口集聚程度較低的縣（市、區）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強，原有流動人口中心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區和長治市區為例，太原市區2000年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總量為40.86萬人，到了2010年該數據下降到35.28萬人，下降了21%;長治市區2000年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總量達6萬人，2010年該數據下降為5.35萬人，下降了10.8%。

對戶籍在本省其它縣（市、區）的流動人口進行分析（圖2b），與來源于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對集中，在0到2之間的地區共有89個，占全省總數的83.18%，說明全省各地區來自于本省其他縣（市、區）流動人口擴張規模與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動人口規模越大的地區近10年吸引的流動人口數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動人口規模較大的太原市區、晉中市區、臨汾市區、運城市區和呂梁市區，在這一時期吸引省內其他縣（市、區）流動人口的能力尤為突出，共增加68.62萬人，占全省凈增加總量的59.38%，說明這一時期山西省省內其它縣（市、區）流動人口主要呈現向人口規模大、城市等級高的地區集聚。

對戶籍在省外的流動人口進行分析（圖2c），全省吸引省外流動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個縣（市、區），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兩側;大于2的有24個，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東西兩側;增幅比率在1到2之間的縣（市、區）有47個，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區。增幅比率大于1的縣（市、區）空間分布與山西省流動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說明來源于省外的流動人口與來源于本省其它縣（市、區）流動人口一樣，均呈現向省內流動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響因素分析

借鑒已有的相關分析，對山西省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從區位條件、城市規模（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城市性質、城鎮化率等角度進行分析。

4.1 與區位條件的關系

區位條件作為一項綜合指標，可以全面反映區域自然、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差異，區位條件良好是城市選址的先決條件。我國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呈現明顯的農村向城市流動的特征，自然環境優良、社會經濟條件發達、交通設施完備的城市成為流動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區。因此，區位條件對流動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響。

4.2 與城市規模的關系

一般來說，城市規模越大，它與周圍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當一個城市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其對周圍地區勞動力、資金、資源的吸引力不斷提高，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過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益，使區域經濟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規模可以通過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進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縣（市、區）非農業人口與流動人口總量進行相關分析，相關系數高達0.974;采用2010年各縣（市、區）GDP與流動人口總量進行相關分析，相關系數高達0.937，說明流動人口的空間集聚與城市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密切相關，其中與城市的人口規模相關性更強。

4.3 與城市性質的關系

對山西省內流動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質進行分析，主要包含綜合型城市、工礦資源型城市、商貿―交通樞紐型城市三種類型。太原市作為山西省省會城市，是太原經濟圈和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圍內最典型的綜合型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醫療水平和公共設施的提高與完善，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進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區共吸引流動人口130.87萬人，占常住人口總量的38.17%;工礦資源型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大量外來勞動力聚集，如大同市、孝義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屬開采業的發展，大量吸引外來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動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貿―交通樞紐型城市以晉城市和侯馬市為代表，晉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門戶城市，吸引流動人口規模在地級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侯馬市是山西南部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以吸引省內其它縣（市、區）的流動人口為主。

4.4 與城鎮化率的關系

采用各城市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與城鎮化率進行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67，說明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5 結論

本文在借鑒人口遷移與人口流動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山西省流動人口發展現狀，利用流動人口區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對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動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研究時段內，山西省流動人口規模發展迅速，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縮小。其中地級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動人口集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符合我國快速城市化時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動人口區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對山西省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流動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個增加到2010年的11個，空間格局整體呈現“雙核”型空間結構，2000年太原市對山西省流動人口空間格局影響作用較強，到了2010年其影響力逐步減弱，中小城市逐步成為影響流動人口空間格局演變的新驅動力。

對流動人口來源結構進行分析，來源于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構成，占到流動人口總量的一半以上，來源于本省其它縣（市、區）的流動人口規模擴張較快。來源于本縣（市、區）的流動人口由空間集聚逐步向空間均衡方向發展，原本流動人口集聚程度較低的縣（市、區）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強，原有流動人口中心吸引本縣（市、區）流動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來源于省內其它縣（市、區）和省外的流動人口主要呈現向人口規模大、城市等級高的地區集聚的特征。

就流動人口集聚的影響因素來看，流動人口集聚與區位條件、城市規模和城市性質密切相關，與城鎮化率并無顯著相關關系。

參考文獻：

[1] 姚華松，許學強，薛德升.廣州流動人口空間分布變化特征及原因分析[J].經濟地理，2010，30（1）.

[2] 沈益民，童乘珠.中國人口遷移[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

[3] 李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人口遷移及其研究[J].地理研究，2001，20（4）.

[4] 魯奇，王國霞，楊春悅，曾磊.流動人口分布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若干解釋（1990、2000）[J].地理研究，2006，25（5）.

[5] 段學軍，王書國，陳雯. 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集聚特征與規律分析[J].地理學報，2008，63（10）.

[6] 王國霞， 秦志琴， 程麗琳，20世紀末中國遷移人口空間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視角[J].地理科學，2012，32（3）.

[7] 丁金宏，劉振宇，程丹明，等.中國人口遷移的區域差異與流場特征[J].地理學報，2005，60（1）.

[8] 朱傳耿，顧朝林，馬榮華，等.中國流動人口的影響要素與空間分布[J].地理學報，2001，56（5）.

[9] 李娟，任國柱，魯奇， 等.20世紀90年代重慶市流動人口特征及動因分析[J].地理科學進展，2006，25（2）.

[10] 劉盛和，胡章，鄧羽.基于區域差異類型的流動人口快速檢測方法[J].地理研究，2011，30（4）.

[11] 顧朝林， 蔡建明，張偉， 等.中國大中城市流動人口遷移規律研究[J].地理學報，1999，54（3）.

[12] 田明.中國東北地區流動人口城市間橫向遷移規律[J].地理研究，2013，32（8）.

[13] 魯奇，吳佩林，魯禮新，王國霞.北京流動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區域差異[J].地理學報，2005，60（5）.

[14] 朱傳耿，顧朝林，張偉.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J].人口學刊，2002，（2）.

[15] 段晶晶，李同升.陜西省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 40（2）.

[16] 段平忠.我國流動人口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8（1）.

[17] 朱傳耿， 馬榮華，甄峰，等.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空間結構[J].人文地理，2002，17（1）.

[18] 張蘇北，朱宇，晉秀龍，等. 安徽省內人口遷移的空間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地理， 2013，33（5）.

[19] 任志遠，李冬玉，劉焱序，陜西省人口資源分布格局變化趨勢及驅動力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3，27（4）.

[20] 杜宏茹，張小雷.烏魯木齊集聚擴散的空間分析[J].干旱區地理，2004，24（1）.

篇5

[關鍵詞]流動人口 艾滋病 高危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險性的艾滋病易感行為，性途徑成為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主要模式。從國際艾滋病傳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為更高。估計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過性接觸感染。與城市居民相比，流動人口從事易較多或有多個，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傳播疾病（HIV/STD）。據國家統計局調查資料顯示，中國目前有2.2 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在HIV 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傳播中起到了橋梁作用。流動人口艾滋病高危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為中的一種，同時也是高危行為中最具危險性的艾滋病“易感”行為。就傳染病學的視角而言？高危是指發生在健康個人與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間的帶有體液交換性質的。而就人群傳播視角而論，高危則是指發生在健康個人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間的無保護。其中既包括發生在男男性關系人群間的無保護，又包括發生在男女兩性間的無保護；既包括發生在偶然間的無保護，同時又包括發生在固定間的無保護。

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已針對同性間、商業性、多性伴等不同類型高危開展了大量的研究，進一步明確了HIV/AIDS經各類傳播的途徑及危險因素：①同性間。國內外對同性戀人群的研究一致發現，該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觸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體。在以歐美國家為主的工業化國家中，HIV/AIDS的流行與男同性戀人群有關。②商業性。商業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縹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稱之為“橋梁人群”和“中介群體”。女性性工作者因職業特殊性在經由性途徑傳播艾滋病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危險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時期內與多個性伴發生性關系。無論對同性戀者還是異性戀者，理論和研究都證實多性伴是HIV感染和傳播的重要危險因素。艾滋病領域內的多項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換率和個人之間不同的性伴更換率都對艾滋病的傳播概率有重要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換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無保護的。無保護指所有未堅持每次正確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證明，在多性伴人群中減少無保護（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對減少HIV傳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干預項目中被證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國。無論是在商業性還是非商業性的中，無保護均有相當高的危險性。

三、流動人口艾滋病高危狀況

流動人口即地域流動性較強的人群。這類人群固定性較差，生活或工作地變換頻繁。近30年來，由于在流動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極大，且無配偶者或無配偶伴隨者人數較多，因此在該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從而為艾滋病傳播埋下了隱患。特別是農村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國目前的1.2億流動人口是導致艾滋病傳播流行的主要人群。這類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青壯年構成的主體人群文化程度較低、疾病預防知識匱乏，因而存在著嚴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機。中國性病疫情報告顯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動史者所占比例就已達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區的該類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經很高。

四、結論

流動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傳播的脆弱易感群體，在HIV 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傳播中起到了橋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徑傳播的重點人群。人口流動本身并不是導致HIV/AIDS擴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動與艾滋病病毒傳播因素相結合，才真正導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傳播。我國流動人口與艾滋病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在預防知識缺乏、高危行為發生較多及性病、艾滋病發病率較高。

參考文獻：

[1]吳尊友，祁國明，張家鵬.艾滋病流行與控制. 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2] 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報告. 上海：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

[3] Jia Y， Sun J， Fan L， et al. Estimates of HIV prevalence in a highly endemic area of China： 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Int. J.Epidemiol. 2008， 37（6）：1287-1296.

[4] WHO. Health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5]國家統計局. 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報告[R].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