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工匠精神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傳統文化中的工匠精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工匠精神 職業教育 人文價值

工匠是我國傳統技術人員的總稱，在古代被稱為“百工”。工匠精神是手工業者在制造與生產的過程中形成的道德標準、精神品質與工作態度。我國的物質文明在先秦時期已經非常發達，技術文明的發達程度在《考工記》、《天工開物》、《齊民要術》等古籍中均有詳細的記載。但是由于歷史及社會制度變遷等因素，中國的制造業技術在隨后的幾百年中逐步落后于西方國家。因此，對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人文價值的探討，對于我國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以善為美：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價值理想

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物質文明的發展最初是為了滿足人類族群后代的繁衍要求。最早在氏族社會，我國就有以姓氏命名的從事專門職業的人群，如筑氏（建筑）、屠（屠宰）、甄氏（陶器）、鐘氏（鑄鐘）、弈氏（制棋）、韋氏（皮匠）等。這些手工業者所從事的生產活動與氏族發展、繁衍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中國社會由此開始了“崇德尚賢”的圣人文化，祭祀的祖先、圣人無不以品德高尚而成為后世學習的典范。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始教化的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逐步形成，傳統文化的“崇德”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傳統工匠精神的價值追求由此而萌生。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五千年的歷史，是一種“善”與“美”的文化。“善”是“善人”的文化，即有利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其體現的是一種人本主義的道德觀。在封建王朝中，孔子的儒家學說廣為盛行，“善”被詮釋成為人處世的標準，“止于至善”是儒家所奉行的行為準則。道德品行的高尚是“為善”的基礎，也是其精神實質。我國傳統工匠藝人的實踐活動最根本的是道德實踐，最高的藝術作品必須以“至善”為前提，從而形成“以善為美”的崇高的價值追求。

二、正德厚生：中國傳統工匠精神所內化的職業要求

先秦典籍《左傳?文公七年》記載：“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六府”范疇涵蓋人類技術活動的所有方面。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則闡述了在實踐技術活動中的道德要求，是工匠技術師徒制教育方式所沿襲下來的教育方法。“正德”居于三事之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標準的重要性;“利用”指的是技術活動的實用性;“厚生”指的是人類的生產活動要滿足利國利民的要求。“正德厚生”是工匠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道德價值標準上內化而成的職業要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執著堅定”的職業取向

在我國先秦時期，墨家與儒家并稱“顯學”，其學派主張“仁愛兼利”的思想，墨者多以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員為主，重視實踐與技術生產的實用性。墨子提出“志不強者智不達”（《墨子?修身》），指出堅定志向是成功的關鍵，只有擁有堅定意志的人，其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發掘，否則即使有超人的智慧，也難以有所作為。然而，意志品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經歷長期的實踐活動，通過不斷的意志鍛煉才能逐步加強，從而形成穩定的、堅強的意志品質。墨家注重躬行實踐，注重在行為活動中道德品質的鍛造，他提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墨子?修身》），強調“身體力行”，指出學習是為了用于指導個人的實踐行動，學以致用、以行為為本是墨家所極力主張的。墨家倡導教育者應主動行教育之事，以教人為己任。所謂“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就是這個意思。除此之外，墨家提倡創新，認為對于傳統的技術文明要善以繼承，并在其基礎上挖掘出更多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新的技術，更好地為社會生產服務。“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墨家的積極思考求變創新的意識是工匠職業精神的顯著表現。

2.“精益求精”的職業態度

勤學苦練、精益求精是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職業態度的體現。《詩經?衛風?淇奧》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原意是形容工匠藝人在打磨、雕刻玉石、骨頭用來制器時認真細致的工作過程，后用來比喻圣人、君子修德的過程。工匠通過日常工作中的勤學苦練，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高尚的職業態度，同時在精神上鍛造出屬于這個職業所特有的堅強的意志品質。他們嚴謹的職業倫理規范，在古籍中也有詳細的記載。《考工記》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其中記載了制造的器物的總體技術要求、標準尺寸等。比如車輛的制造，需要哪些工種的協作，《考工記》從車的規格要求、材料選用、每個零部件的制造工藝，到成品車的檢驗與使用，皆記述詳細。中國古代技術文明始于秦漢時期，當時的手工制造業發展迅猛，為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的傳統手工業技術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認可，手工業產品遠銷世界各國，慕名而來的購買和學習中國傳統手工業技術的人群，絡繹不絕。唐宋時期，制茶、印染、織造、制酒、橋梁等手工業技術已遠超世界平均水平，先后誕生了如《陶記》、《木經》、《營造法式》等說工業技術文獻。此外，手工業生產的制度規范也逐步建立起來，開始實行“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同時還制定了《均工》、《工律》、《工人程》、《效律》等一系列法律與管理檔案。工匠的技術規范非常嚴格，為保證產品的生產質量，考核要求也十分嚴苛。因此，工匠精益求精的職業態度，不僅僅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技術輝煌，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是其職業行為得以延續的根本。

三、行知一體：中國傳統工匠精神的職業倫理規范

中國自國以來就有禮儀之邦之稱，在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中，道德修養的標準是行事的準則也是做人的最高標準。中國傳統工匠的職業倫理規范是建立在道德價值觀之上的，與儒家倫理道德相通。在生產技術發展中，大概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具備比較明確的倫理道德規范，“行知一體”是其典型的特征，即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統一。在社會生產實踐中長期居正統地位的儒家技術規范，側重點在于技術生產價值及產生的社會效應。儒家在技術活動中強調“六府三事”，“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指的是當時社會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術活動，“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指的是個人的道德修為與社會發展的統一，既有利于百姓與社稷，又具備道德教化的功能。儒家學說所不齒的“奇技巧”，指的是迷惑人心，亂人心智的技術與技術產品，是受到社會所鄙視的手工技藝。這類生產活動在我國各個朝代都有具體指向，對于此類活動的鄙視與抨擊，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工匠精神的道德標準，對于不正當的技術行為也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中國傳統工匠倫理的墨家技術規范，則側重于技術的社會實用性及產品的社會價值。墨家學派主張“兼利天下”，“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如在《墨子?魯問》中寫道，公輸班刻削竹木做了一個喜鵲，做成后讓它飛翔，竟三天不落。公輸班認為自己最巧。墨子對公輸班說：你做喜鵲，不如我做轄木。我一會兒就刻削完三寸的木料，把它安在車上，就能載五十石的重量。因此，對人有利是謂巧，對人不利是謂拙。墨子的主張直接規范了工匠藝人的品行，強調在技術工作中實用性是其設計的根本，一切有利于人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的設計與技術才是值得推崇與大力發展的技術。春秋戰國之后，在中國傳統技術制造業逐步形成了具體而穩定的職業倫理規范，即要求技術技藝的應用必須做到有利于國家和人自身的發展，從而延伸出工匠藝人勤學苦練、精益求精、吃苦耐勞、勻討粗等高尚的道德品質與職業情操。后來不論官匠還是民匠大都以師徒制傳授技藝，生產技術與道德文化一并被傳承下去。《宋史?職官制》記載了嚴格的官匠訓練制度，“庀其工徒（治理工匠師徒），察其程課、作止勞逸及寒暑早晚之節（考察工作程序、時間、勞動強度），視將作匠法（按照對工匠的基本要求），物勒工名（在產品上刻工匠的名字），以法式（法規）察其良窳（好壞）”。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工匠職業倫理基本上是儒家倫理準則在職業活動中的具體化。它在強化工匠職業道德、品德情操、社會經濟發展、培養德行高尚的技術大師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厚德載物”、“兼利天下”傳統觀念下產生的職業倫理規范，強調以民為本、以人的發展及社會的發展為根本目的，最終，中國傳統職業倫理中“行知一體”的要求被人們世代沿用，深入人心。

中國傳統工匠精神是一種“道德之上的人文精神”，通過道德教化及日常的實踐活動，培養和提升人的道德修養，最終達到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工匠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它就像血液一樣，滲入中國職業教育的脈絡中，影響中國近百年來的職業技術行業的發展與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中國職業教育傳承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工匠精神在“道德精神”的指引下，創造了偉大的古代技術文明，必將指引中國制造走向更輝煌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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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少錦.中國傳統工匠倫理初探[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1（4）：14-17.

篇2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5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使得“非遺”申報等活動如火如荼展開。 2011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正式實施。“十三五”規劃中提出要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振興傳統工藝，將“非遺”保護與傳統工藝[2]的振興首次結合，傳統工藝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6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其中所提到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既對提升我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有指導意義，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也直接關系到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命運。

一、根基――工匠精神是非遺之傳統

中國歷來崇尚工匠精神，匠是中國傳統的字眼，《說文解字》中云：“匠，木工也”，而后具有專門技術的人都被稱之為“匠”，工匠則是指有特殊技藝的人，是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離的木匠、銅匠、鐵匠、石匠、篾匠等職業，明朝皇帝朱元璋親自起草的《工匠頂替》昭告中就對工匠的安排和使用進行了規范。工匠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工匠“切磋琢磨”精神，德藝兼修、本真、匠心，一直都是傳統工匠的思想核心。

工匠精神存在于“非遺”的每一個項目中。中國“非遺”申報與梳理事業如火如荼，目前，已建立起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總數超過一萬項的非遺名錄，其中 38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項目， 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 11042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國家級代表傳承人 1986名。各級“非遺”代表項目涵蓋了大多數的民間工藝，絢麗多彩的民間工藝，既是工匠們謀生的手段，又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名錄中無論曲藝戲劇，還是工藝美術項目，其之維系傳承，都歸功于工匠精神的堅守。

“非遺”背景下，民間的畫工、繡工、舞者等大工匠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甘于寂寞、默默奉獻的民間手工藝人，秉承工匠精神的傳統，自覺而嚴格地恪守傳統文化的規范、程式，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以近乎完美的標準來對待自己的文化對象，成為技藝高超者，成為某一地區特有文化的代表傳承人。如閩南傳統民居營造技藝的大工匠王世猛，就是閩南民居營造技藝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另外一位閩南著名的大木匠師葉本營則成立公司，將傳統的建筑技藝與電腦技術相結合。

“非遺”傳承人的工匠堅守使“非遺”項目得以薪火相傳。如《百鳥朝鳳》中的嗩吶藝人焦三爺，用自己的一生捍衛自己的嗩吶事業，面對外物的沖擊和身體的病痛，堅持而不放棄，完美呈現了工匠精神。又如刺繡，一針一線，都是匠人手繡而成，把繡品當作藝術品而非商品來研究與提升。山東高密撲灰年畫、高密剪紙、膠東紙扎、撲灰年畫均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的代表項目，雖然藝術形式各異，但體現的民俗精神和藝術之美是一致的，工匠對藝術至臻的追求也是相同的。高密市河南村范祚信是國家遴選認定的國家級“非遺”代表項目剪紙藝術的傳承人，出生于 1944年的范祚信，老少四代剪紙，母親劉氏是剪紙顧問，妻子劉財花，孫女亦是剪紙能手。范祚信自 7歲學習剪紙伊始，剪刀就未曾離手，如今雙手布滿老繭。在被遴選為“非遺”傳承人之前，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剪紙工匠，夫妻趕集賣剪紙，補貼家用； 80年代，參加縣文化館，成為專業剪紙能手，如今變成了剪紙傳承人，自創剪紙紋樣，傳承剪紙手藝，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堅持，依靠的就是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對剪紙的愛好，剪紙已成為他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紙扎是傳統喪葬儀式的祭祀明器，在山東濰坊和高密非常流行。筆者曾經采訪過山東濰坊諸城市桃林鄉瓦屋村一戶已傳承了四代的紙扎藝人，他們既不是非遺傳承人，也不是出名的大工匠，紙扎只是他們世代相傳下來的農閑時的副業。雖然如此，與機械化構圖和打印圖、流水線的喪葬明器制作不同，他們還是堅持一切手工，用自家莊稼的桅桿和玉米秸稈做架，手工裁剪彩紙，裱糊制作而成。因為純手工制作，并且追求精致的外觀，夫妻二人至少需要兩天的時間才能完成一件成品，雖然沒有系統學習過構圖和色彩搭配，他們卻可以持續地從客人的口中收集意見，并努力加以改進。對他們而言，紙扎不再僅僅是生產可供買賣的產品，更是承載了情感與文化的藝術作品，這是最質樸的工匠精神的體現。

可以說，目前“非遺”代表項目中的每一位民間藝人，對工匠精神的堅守是此類項目能夠保存至今，成為“非遺”代表項目的必要條件。

二、重塑工匠精神――“非遺”保護之核心

與“非遺”如火如荼申報的局面相比，如何開展“非遺”保護成為一個難題，從過去重申報輕保護，而后重保護輕傳承，到如今走入博物館化保護的死胡同，即便是致力于生產性保護的“非遺”項目，也是問題重重。政府與學者多次提及“非遺”保護，關注的是非遺項目本身之藝術形式、內容，保護措施也多是經濟上的補貼和政策支持，卻忽略了“非遺”代表項目共有的留存之根基―工匠精神。未來，重塑工匠精神將成為“非遺”保護的核心所在。

“非遺”生產性保護是近幾年非遺保護的新舉措，針對的是技藝類文化遺產。“非遺”有多種分類方式， 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等五大類。[3]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中則細分為十大類別：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 2015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中羅列了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傳統技藝 241項，傳統美術 122項，約占 1372項的三分之一，省級代表性項目的比例與此同。針對“非遺”類別不同，其保護亦有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整體性保護三種方式。搶救性保護以記錄保存為主，整體性保護則是與文化生態環境為整體的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保護，生產性保護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方式，“是指在具有生產性質的實踐過程中，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為核心，以有效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為前提，借助生產、流通、銷售等手段，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資源轉化為文化產品的保護方式。 ‘生產性’是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共有屬性，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文化內涵和技藝價值要靠人的手工創造來體現，只有在生產實踐中，其傳統工藝流程、核心技藝等才能實現保護、傳承和弘揚”[4]。王文章主張要根據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性質和類型而采用不同的保護方式：“有一些屬于傳統手工技藝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比如說年畫、剪紙，就要按照積極保護的原則，進行生產性的保護，要把它作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加以延續，通過這種項目的傳承、生產和開發，使它產生經濟效益，維持這些傳承人的生活和再傳承的經濟基礎，調動其積極性，而對一些民間信仰的項目及其他瀕危的傳統音樂和傳統表演藝術，目前要把搶救放在第一位。 ”[5]

生產性保護既能傳承技藝，又能夠賣出產品。為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委托社會科學院就在 2010年和 2011年對非物質遺產的生產性保護開展專項調研， 2010年11月，非物質文化遺產司下發了《文化部辦公廳關于開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建設的通知》，并起草了《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6]。截止到2016年，文化部已命名了兩批共一百個國家級“非遺”生產性示范基地[7]。生產性保護和示范基地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陜西鳳翔縣城關鎮六營村的鳳翔彩繪泥塑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陜西西秦刺繡采用全國展銷等模式展開銷售[8]。

誠然，生產性保護應該成為“非遺”傳統技藝的生存保障。經濟背景下，傳統手工藝的經濟困境導致藝人溫飽不足以自保，利益驅使下不得不轉行，所以滿足工匠的溫飽需求，或者說初始階段保障“非遺”商品獲取市場認可，是其生存傳承的基礎保障。但目前來看，“非遺”生產性保護的實際生產中存在著過度商業化開發。在追求“短平快”和“賺快錢”社會風尚下，打著“非遺”名號的“非遺”手工品熱賣，隨之而來的價格上漲，實際上多是大批量制作和流水線上的機械生產的產品，直接影響到了“非遺產品 ”的品質，過去輝煌而今天品質日益粗劣的中國陶瓷，雖然產量大，但是收益低，國際知名度和認可度不高，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非遺”之所以得到傳承，一在工藝，二在精神。以所列的山東高密地區為例，國家級“非遺”項目聶家莊泥塑的材料成本不高，但生產周期較長，從選泥、形塑到上色要一年時間，撲灰年畫、剪紙亦是如此，材料便宜而手藝非朝夕之功。國家傳承人的原創作品是創作者藝術經驗、智慧的體現，過度商業化和機械生產則降低了“非遺”產品的藝術質量和口碑。高密剪紙傳承人范祚信耗時三年設計的原創剪紙作品《水滸 108將》紋樣，每年僅可手工制作五套，而電腦印花和模切機的復制品則可大批量出現。這種大批量的機械產品沖擊了民間工藝的手工價值，打擊了手工藝人的生產積極性，甚而影響到了非遺的傳承，山東高密地區撲灰年畫目前只有三家傳承世家，剪紙亦只有八人左右，聶家莊泥塑情況較好，約有四五十戶。另有原因則是某些非遺傳承人在市場和經濟的誘惑下，沒有堅守工匠精神，脫離生產制作一線，成為生意人；年輕一代選擇機械加工的快速學習，未能領會非遺之真諦。

同一地區“非遺”生產性保護境況較好的聶家莊泥塑，可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發。起源于明朝萬歷年間興盛于清康熙年間的高密聶家莊泥塑，本是兒童玩具，原只有泥塑老三樣：叫虎、雞、搖猴。現在卻成為高密地區旅游送禮之佳品，品種多樣。此地泥塑價格雖然比一般工藝品價格高昂，但民眾卻對此尤其喜愛，歸其原因，在于泥塑作品的精致獨特，這離不開泥塑藝人們對自己產品的完美追求。聶希蔚是高密聶家莊泥塑的國家傳承人，其自小學習泥塑， 80年代接受過專門雕塑的學習，成為具有高超泥塑技藝的專業藝人。聶希蔚的精益求精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改變世人對泥塑的印象，泥塑不僅僅只是兒童的玩具，兒童玩具數量重要，而聶希蔚更重視泥塑的質量和品質，對他而言，每一件泥塑都是所謂的細活。二是注重創新，他注重泥塑題材、工藝和材料的創新。即便到了晚年，成為國家傳承人的聶希蔚，也不貪圖經濟利益大肆制作泥塑，致力于開發創作新泥塑品種，對其進行色彩、工藝的提升，為泥塑的發展貢獻力量。對他而言，追求產品的創新與藝術高度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自我愉悅和滿足的過程，是一種精神層次的追求。

“非遺”的創新亦離不開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除了精益求精之外，應還有一層更深的含義，即競爭與創新。中國傳統手工技藝的精進離不開行業內的競爭，而競爭促使了技藝的創新。如今，根據“非遺”傳承人制度，某一人員被認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其他人員很難再次被認定，如此一來，傳承人仿佛被打上了手藝所有者的印記，易引發壟斷。壟斷亦不利于其傳承與創新。只有隨時有競爭、創新意識的手藝，才是未來更有希望的，“非遺”保護應百家爭鳴，保持競爭。

可見，即便是“非遺”生產性保護政策之下，工匠精神的堅守亦尤為重要。故“非遺”保護和創新，需重塑工匠精神，這關系到“非遺”的傳承和命運。

結語

“非遺”項目之所以能夠流傳千百年，根基在于工匠精神的堅守，非遺能夠留存至今，傳承人的工匠精神功不可沒，而非遺的保護和命運走向，最終亦取決于工匠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和保護的必然條件，由此來看，未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另外一條途徑，除了將其博物館、市場化、經濟化之外，可通過弘揚工匠精神的方式，使其更好地保存并發揚光大，保持其長久的生命力和優良的品質。

注釋：

[1]中國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

[2]王晨陽（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副司長）指出，傳統工藝是指具有歷史傳承、與民眾生活聯系緊密，富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手工技藝機器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的產品。[3][7]宋俊華主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 2015[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9，11.

[4]趙辰昕主編.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訪談錄[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79.

[5]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413.

篇3

   《大國工匠》這部紀錄片分八集用四個小時的時間記錄了自建國以來各行各業的工匠之間的故事，包括了從炸藥的研制與雕刻到各種精密儀器的焊接，從文化傳承到頂尖技術，從技術創新到精益求精的各種技術，每一個技術中都包含了匠人們對品質的追求。在這一部紀錄片之中，每一個例子都是那么的令人感動，也都是那么的令人羨慕。

   首先是特高壓輸電工程的帶電作業工人王進，面對一千千伏的特高壓輸電線以及隨時有可能發生的危險，他沒有任何畏懼之心。相反，面對重重的艱難挑戰，他每次都是親自上陣，而讓工友們在后面當幫手，不僅如此，他創造出了眾多的修理方式，以應對電壓不斷增高的電路檢修工作。在他的身上，無處不體現著匠人的大勇無畏精神。

   但是反觀我們的現實生活，卻有太多太多的反例。就拿科研來說，一些有“經驗”的科研人員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滔滔不絕，并且要求別人一定要聽自己的，但是一到了要實行計劃，尤其是一些具有一定危險性的計劃的時候，卻總是畏縮不前，讓別人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當助手。這些紙上談兵的人到了計劃成功之后卻又開始四處吹噓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會為了誰去領獎這種事情吵起來。這些，都是與大勇無畏的這種工匠精神所大相徑庭的。因此，我也感受到了一個人做事時應該有擔當的重要性。

   其次是精益求精的中國船舶重工船工顧秋亮，顧秋亮負責設計制作過中國載人深潛器蛟龍號的觀察窗。這樣的觀察窗在設計最大深度的海下需要承擔10MPa的壓強，相當于一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了1000輛坦克。因此，其制作的精度要求達到一微米，比人的頭發絲直徑還要小，并且不能有任何裂縫，否則潛水員就會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但是，對于精度要求如此高的觀察窗，顧秋亮卻不需要精密儀器的測量來檢測觀察窗是否合格，他只需要憑借手的觸摸就能精準地感知觀察窗是否合格，并且他制作出來的觀察窗的精度還遠高于規定要求。這些，無不體現著一個工匠所具有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然而在生活中，一些人做起事來總是“大手大腳”，比如說，現在的一些電器產品，商家們為了能夠多賺錢而犧牲了產品的質量，導致當代一些電器產品的實際使用壽命遠低于設計壽命。這樣做，不僅浪費了原材料，也違背了精益求精的一種工匠精神。

   還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敢于創新的李剛，中國馬蹄形形盾構機的設計者之一。盾構機是一種開鑿隧道的工具，中國由于修建跨越山河的隧道的需要，必須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研發一臺馬蹄形盾構機，這樣的盾構機，在歷史上從未有人成功過，但是，李剛憑借他執著的信心，終于按時完成了任務，解決了這一迫在眉睫的問題。

   但是在生活中，我們遇到的更多的是封建保守與倒退。記得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擇》中看過，“世界上很難找到60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只有60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在我們的生活中又怎么不是這樣呢，一些人不肯接納新鮮事物，甚至阻礙新鮮事物的出現，這些，都是我們所應該避免的。

篇4

中國自古就有崇尚“工匠精神”的優良傳統，從精美的陶瓷、絲綢、漆器等生活用品到長城、故宮、天壇等偉大工程，都詮釋了“術到極致即是道”的真諦。作為一種文化遺產，歷經五千多年發展所形成的“敬業守信、執著專注、作風嚴謹、精益求精、推陳出新”的“工匠精神”，是中國歷史文脈的基因和中華文明的底色。然而，當下正邁向全球制造業超級大國的中國，為什么擁有了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卻制造不出國際一流的產品？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匠心”的缺失。只有“匠作”與“匠心”高度統一，才能制造出高質量的產品；只有“匠心”化為“民心”，才能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的優勢，成就“中國制造”的騰飛夢想。讓“匠心”歸來的時代價值，可以借用陶行知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叫作“現在不得了，將來了不得”。

讓“匠心”成為社會風尚。在加快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指示中強調，要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工匠精神”不H是匠人的精神，而且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作用于各行各業都會成為一種重要參照，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堅守。要在全社會培育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的理念，在各行各業樹立敬業守信、精益求精的職業精神，在政策上強化對技術技能人才的激勵機制，在從業人員中營造用心鉆研、勇于創新的職業氛圍，用“匠心”擦亮“百年老店”的招牌。只有當“匠心”成為社會風尚，“中國制造”才會實現從“品相”到“品質”，再到“品位”和“品牌”的跨越。

讓“匠心”在學校里安家。把“匠心”作為學校教育的根本價值追求，體現在校訓和校風、教風、學風之中，貫穿于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全過程，讓“匠心”在校園無時不在、無處不有。以課程與教學為途徑，培養職業情懷和工作態度；以實踐實訓為平臺，養成職業標準和規范；以校園文化建設為載體，大力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社區文化進校園、企業文化進校園等活動，在潛移默化中傳播“工匠精神”，積極探索傳統文化“老道理”與立德樹人“新途徑”的有機結合。只有讓“匠心”在學校里安家，在文化傳承和文化融合中培育“工匠精神”，學校尤其是職業院校才會成為“大國工匠”輩出的搖籃。

讓“匠心”扎根師生心中。教師首先要有“匠心”，要把“匠心”教育納入師德師風建設，幫助學生樹立職業理想、固化職業習慣、提升職業操守、體驗職業榮譽。文化不能強行灌輸，“入心”先要“入腦”，要通過大師講座、社會實踐、專題研討等形式，深化知行統一，讓學生深入了解“工匠精神”對文化傳承、社會發展和民族尊嚴的重大意義，要用身邊的精美作品、品牌故事、歷史事件等喚醒學生文化記憶，使“匠心”成為學生心中的精神圖騰。只有讓“匠心”扎根師生心中，才會涌現出一大批不忘教育初心的優秀教師，才會培養出千百萬演繹出彩人生的技能人才。

（作者單位：南通職業大學）

篇5

國務院總理于2016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工匠精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出現，讓人耳目一新，并有媒體將其列入“十大新詞”予以解讀。古語云：“玉不琢，不成器”。工匠精神不僅體現了對產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和追求，更是要不斷吸收最前沿的技術，創造出新成果。

那么什么是工匠精神？各人的理解不同，對其的解釋也不同，但是最核心的依然是精雕細刻的精神，創新進取的精神，“智慧+苦干”的精神。

當然，工匠精神也是一種對自己所生產的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理念，是一種執著追求完美的精神。在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中，不乏榫卯、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飽含工匠精神的產品。在德國、瑞士等制造業發達的國家，工匠精神是制造業的靈魂。一輛奔馳轎車、一把瑞士軍刀，無論價值多少都會被匠人們精雕細琢，不會容忍出現質量瑕疵。

說來說去，工匠精神就是把事做好做正確了、做極致了、做完美了，尤其是把細節的東西做好了，把細節做好的過程。

或許我們一提到工匠精神，有人理解為簡單的就是那些木匠、銅匠、鐵匠、石匠、篾匠等，其實并不是那么簡單，工匠精神是從這些人身上走出來的一種精神。而且各類手工匠人用他們精湛的技藝為傳統生活景圖定下底色，隨著農耕時代結束，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一些與現代生活不相適應的老手藝、老工匠逐漸淡出日常生活，但工匠精神永不過時。

如今，我們缺少的正是這種工匠精神，有些人不管做什么，總要做個轟轟烈烈，或者說要干大事，小事干不好、也不愿意干，因此眼高手低，并沒有把事情做到極致，工匠精神也無從體現。

有人說，中國人不缺勤勞不缺少智慧，缺的是誠信、責任、技術、創新意識、危機意識和體制，這話有些過。其實，我們缺少的是把細節做好的一種精神，把細節做完美的精神。

俗話說得好：萬丈高樓平地起。無論是“中國制造”，還是“中國智造”，或者說是支撐制造強國，都離不開每一個細節，也離不開每一個工匠。而且更要培育更多的工匠，通過職業教育、社會教育、實踐教育，讓更多的人都成為工匠，成為建設制造強國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