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5 14:57:51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碳排放的現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本文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的兩批低碳試點城市（共36個）為研究對象，基于其2005-2011年間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數據總結其碳排放水平，從區域分布、經濟水平和人口規模三個方面分析了全國范圍內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現狀。通過“十一五”期間碳減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間碳減排目標兩個方面分析了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現狀，并推測了低碳試點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顯示，“十一五”期間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從東部到西部逐漸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低碳試點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國水平。而隨著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的擴大，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逐漸降低，人均CO2排放卻隨著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的擴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時通過與同類地區對比分析，研究表明試點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減碳目標普遍優于同類地區。除直轄市外，32個低碳試點城市中28個城市2010-2011年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鎮化速度繼續增加和經濟總量保持上升的趨勢下，到2015年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雖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趨勢。我國的低碳試點城市建設任重道遠。
關鍵詞低碳試點城市;碳排放;單位GDP的CO2排放;人均CO2排放
中圖分類號 F2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1-0078-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1
2010年，國家發改委確定了廣東、遼寧、湖北、陜西、云南五個省份以及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八個城市作為第一批低碳試點省市。2012年又確定了海南省及包括北京、上海、石家莊等在內的28個城市作為低碳試點省市。兩批試點分布在全國24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其中人口約占全國的185%，GDP約占全國的33%（基于2011年統計數據）。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地理條件、能源資源稟賦、人文歷史等存在差異，各個城市有自身的低碳發展特征，很難用同樣的方法幫助所有的地區實現低碳發展。因此，分析總結各個低碳試點城市當前的碳排放水平，了解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情況，對于開展因地制宜的低碳城市建設有重要意義。
1已有研究基礎
當前對于低碳試點城市建設的評估主要集中于低碳建設工作總結和城市碳排放影響因素測度兩個方面。莊貴陽總結得出低碳試點城市通過尋求地域平衡來獲得在同等地區的示范帶頭作用和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思路，并從碳生產力、排放水平和資源稟賦三個方面比較了第一批低碳試點省市的優劣[1]。丁丁等通過研究低碳試點省市的工作進展，總結出當前低碳試點工作取得兩個進展和三個不足：建立多樣化的低碳發展保障與長效機制和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發展模式;存在低碳發展認識尚未統一，低碳發展目標不夠先進和低碳發展的落實力度不夠[2]。在低碳試點城市碳排放影響因素測度上，劉竹等通過脫鉤理論分析了第一批低碳試點省份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總結得出碳排放對經濟發展的依賴程度仍較高，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呈增長趨勢[3]。劉健等通過STIRPAT模型以第一批五個試點省份為對象分析了人口規模、城市化水平、富裕度、產業結構和能源強度對碳排放的影響，試圖總結這些省份的低碳發展路徑[4]。曹桂香以低碳城市南昌為例，將資源耗減價值、資源生態退化損失、環境降級損失以及資源環境改善收益等要素加入到GDP核算中測算低碳試點城市的綠色經濟水平[5]。
當前對低碳試點的現狀分析，多集中在對低碳規劃的總結、低碳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上，以城市為單位、有大量數據支撐的研究都還十分缺乏。本文基于36個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數據，分析評估碳排放現狀，摸清碳排放基礎，為政府下一階段的低碳試點工作開展提供依據和支撐。
宋祺佼等：中國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現狀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期
2低碳試點城市碳排放水平分析
本文在總結36個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基本情況的基礎上，從區域分布、經濟水平和人口規模三個角度對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現狀進行分析。
21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城市碳排放水平是城市低碳發展的前提和基石，清晰、準確地把握我國城市宏觀層面碳排放特征對我國政府出臺低碳發展規劃決策和地方制定低碳城市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6]。根據國家和各城市公布的2005-2010年的GDP數據、單位GDP能耗數據以及城市常住人口數據，“十一五”期間全國低碳試點城市的單位GDP CO2排放的平均水平為322 t CO2/萬元，高于全國306 t CO2/萬元平均水平;全國低碳試點城市的人均CO2排放的平均水平為996 t CO2/人，高于同期全國596 t CO2/人的平均水平。單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和人均CO2排放量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2低碳試點城市地域分布平衡，具有示范性
不同地區的城市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和低碳發展情況，碳排放評估需考慮地區差異，與同類地區比較更具有參考價值。以2011年為例，對東中西部的低碳試點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和人均CO2排放平均水平與同地區省份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地區生產總值按2010年價格）。東中西部的低碳城市2011年單位GDP的CO2排放分別為196 t CO2/萬元，282 t CO2/萬元和327 t CO2/萬元（見圖1），均高于各低碳試點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東中西部低碳試點城市的人均CO2排放2011年分別是1334 t CO2/人，1143 t CO2/人和1202 t CO2/人 （見圖2），均高于各低碳試點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同時可以看出，東中西部三個區域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水平差異較大，從東部到西部逐漸升高。而這種情況的產生與我國當前的區域能源供需現狀相關。東部地區能耗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部地區進口了大量的隱含能。也就是說，中西部的能耗高是由于它們生產了大量的高能耗產品，而這些產品大部分是為東部地區服務的，從經濟發達區域到經濟落后的地區呈現“碳轉移”現象[7]。
23低碳試點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人均CO2排放與全國情況一致
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劃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貧富程度標準（按2010年年平均匯率折合1人民幣約等于667美元計算），人均收入小于28萬元為低收入城市，大于等于28萬元且小于86萬元為中等收入城市，大于86萬元為高等收入城市。可以看出，在人均GDP收入高中低的城市中均有低碳試點城市的分布，人均GDP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5萬元/人）的低碳試點城市有26個，除景德鎮人均CO2排放為667 t CO2/人和溫州人均CO2為666 t CO2/人，其余24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2 tCO2/人）（圖3）。
圖1分區域低碳試點城市2011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情況
Fig1CO2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of lowcarbon pilot 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2011
圖2分區域低碳試點城市2011年人均CO2排放情況
Fig2CO2 emissions per capita of lowcarbon pilot 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2011
圖3按人均收入低碳試點城市2011年人均CO2排放情況
Fig3CO2 emissions per capita in lowcarbon pilot cities
in
2011 based o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24在不同人口規模城市中均有低碳試點城市分布
我國當前尚未對城市規模在立法層面有清晰的界定，根據《中國中小城市發展報告（2010）：中國中小城市綠色發展之路》中對城市規模的分類，即城市常住人口在50萬以下為小型城市，50-100萬為中等城市，100-300萬為大型城市，300-1 000萬的為特大城市，1 000萬以上的為巨大城市[8]。以2011年低碳試點城市常住人口數據劃分城市規模，其中小型城市只有金昌，占低碳試點城市的28%，中等城市有大興安嶺和濟源，占低碳試點城市的56%，大型城市包括池州和南平等共7個城市，占低碳試點城市的194%，特大城市包括秦皇島和武漢等共18個城市，占低碳試點城市的50%，巨大城市包括深圳、北京和重慶等在內共8個城市，占低碳試點城市的222%（表1）。
從表2可以看到，隨著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的增大，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降低，小型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均值最高，為464 t CO2/萬元;巨大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均值最低，為188 t CO2/萬元。而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卻隨著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的增大呈U型分布。大型城市人均CO2排放水平達到最低值，為1021 t CO2/人。通過分析可以看到，城市的單位GDP CO2排放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減少，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并沒有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而降低。
3同類地區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分析
31試點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普遍優于同類地區
低碳試點城市政策始于2010年，測算2010-2011年間低碳試點城市和所在省份的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評估其政策執行效果和低碳工作成效并進行比較分析。除去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其余32個低碳試點城市2010-2011年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普遍優于所在省份的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32個試點城市中有28個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高于所在省份，占總數的875%。其中景德鎮，遵義，烏魯木齊，武漢和大興安嶺分別比所在省份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高出2447%，2043%，1944%，1912%和1817%，而金昌，晉城，保定和呼倫貝爾分別低于所在省份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的909%，033%，018%和003%。
32試點城市減碳目標普遍高于同類地區
根據國家“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和各低碳試點城市的“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十二五”能源發展規劃等文件，分析低碳試點城市和所在省份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除4個直轄市，大部分低碳試點城市（28個）的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高于所在省份，占32個城市的875%。其中金昌、南昌、深圳、南平和昆明分別比所在省份公布的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高出10%，7%，4%，3%和3%，鎮江，廣元，保定均低于所在省份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的1%，而廈門則低于福建省目標的6%。
4低碳試點城市碳排放的未來發展趨勢
結合各城市“十二五”規劃中對人口、城鎮化、經濟發展水平的目標設定，以2011年為基準年，計算2015年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的情況。到2015年，低碳試點城市單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為220 t CO2/萬元，比2010年平均水平降低了063 t CO2/萬元。所有低碳試點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均較2010年有所下降。2015年36個低碳試點城市中北京、深圳、廣州的單位GDP的CO2排放最低，分別為100 t CO2/萬元，104 t CO2/萬元和121 t CO2/萬元，濟源、烏魯木齊和金昌的單位GDP的CO2排放最高，分別為438 t CO2/萬元，429 t CO2/萬元和371 t CO2/萬元。
根據低碳試點城市“十二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預測2015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情況。到2015年，同“十一五”期間城市本身的單位GDP的CO2排放相比均有下降。結合各低碳試點城市的“十二五”發展規劃以及城鎮化速度，在國家戰略統籌GDP年增長率為7%的速度下，2015年低碳試點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均上升。盡管各低碳試點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逐步下降，但是由于經濟總量保持上升趨勢，人均CO2排放仍呈上升趨勢。低碳試點城市2015年人均CO2排放平均水平從2010年的1157 t CO2/人增長到1358 t CO2/人，其中贛州、廣元和大興安嶺人均CO2排放在36個城市中最低，分別為291 t CO2/人，479 t CO2/人和640 t CO2/人，濟源、烏魯木齊和蘇州人均CO2排放在36個城市中最高，分別為2453 tCO2/人，2848 t CO2/人和3037 t CO2/人。
5總結和展望
首先，36個低碳試點城市“十一五”期間的單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與全國平均水平相當。低碳試點城市分布于東、中、西部三個地區，人均GDP收入水平分布于低、中和高三個層面，人口規模分布于小型、中等、大型和特大及巨大五個類別。低碳試點城市在全國不同區域、不同經濟水平和不同人口規模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其次，低碳試點城市2010-2011年的單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十二五”期間單位GDP的CO2排放節能目標均普遍優于同類地區。低碳試點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在同類地區呈現出先進性。最后，在城鎮化速度繼續增加和經濟總量保持上升的趨勢下，到2015年低碳試點城市的單位GDP的CO2排放雖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趨勢。低碳試點城市建設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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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esent Statu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Lowcarbon Pilot Cities
SONG QijiaoWANG YufeiQI Y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關鍵詞】碳排放權；定價機制；碳金融衍生品；清潔發展機制
中圖分類號：X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7-083-01
隨著碳交易市場的規模迅速膨脹，各國紛紛建立碳交易市場，為其國內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產生的核證碳減排量（CERe）及相關衍生品搭建交易平臺，以期在這個新興市場中搶占先機。我國也預見碳交易市場的潛力，北京、天津和上海已成立環境交易所，但國內市場仍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業務僅限于項目信息介紹服務，還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交易平臺。
一、目前我國的碳排放定價機制不完善導致的問題
（一）存在巨大的買賣差價與國際碳套利
目前國內碳交易指導價不低于8-12歐元/噸，而歐洲氣候交易所公布的二級市場價格，基本都在12歐元/噸以上，甚至達到20歐元/噸。由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能直接與發達國家擁有碳排放權的需求者交易，因此，我國創造的核證減排量只能被交易中介購買，而后再經過金融機構的包裝和開發，成為碳交易權的金融產品、衍生產品及擔保產品，以更高的價格賣給需求企業。碳交易中介機構就從中獲取了大量套利收益。
（二）高昂的交易成本
增大了信息搜尋成本與道德風險。國際碳交易價格的變化具有很強的動態性，其決定因素主要包括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交易環境、政策、法律環境等。由于國內沒有成熟的碳交易二級市場，企業對碳交易機制和價格信息的了解非常有限，這就往往給交易中介提供了暗箱操作的機會，加大了交易中的道德風險。
（三）純粹賣方地位與國際買方壟斷
我國企業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處于純粹賣方的地位，國內很多碳交易企業對于全球市場供需情況和其他碳交易項目的價格知之甚少，導致我國企業在與國際投資機構的談判中常常處于弱勢地位，無法獲得一個公平競爭的國際市場價格，交易也不夠透明和公開，只能接受買方的價格。同時，交易的相關政策要遵循國際交易所的規定，但其政策的穩定性較差，加上國際經濟的風云變幻，都會給我國碳交易企業帶來較大的風險。
二、問題分析及改進建議
上述問題的存在一方面是我國國民仍然缺少碳減排的全民意識，另一方面是目前我國的對企業的減排原則也是自愿為主，沒有形成硬約束，企業購買碳排放權完全出于承擔社會責任或者在綠色供應鏈中跨國公司要求我國供應商具有碳足跡的核證，因此目前我國的碳交易僅有單邊需求。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國內并沒有成熟的多層次統一的碳交易市場。第一，沒有碳排放權初始配額分配的市場，碳排放權的稀缺和碳減排的成本不能通過市場來表現；第二，碳排放權的二級市場由于需求方的缺位導致碳排放市場的供求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第三，碳金融發展比較滯后，銀行為碳交易提供融資等服務的項目和產品還比較少，碳金融衍生品仍處于研究開發階段，這樣也就無法利用碳期貨和期權發揮碳金融衍生品的價格發現和風險規避的功能。因此，受到國內碳交易市場機制的制約，我國碳排放權供給企業自然很難擁有碳交易的定價的發言權。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一）發展碳交易一級市場中初始碳排放權拍賣的定價機制
碳排放限額是碳交易的基礎，企業受到碳排放限額的約束，碳排放權才具有價值，進而才能夠形成碳交易。因此，初始排放權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排放權交易順利進行的保障，而初始碳排放權的拍賣可以較好地實現碳排放權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拍賣中，政府規定最低限價，企業通過競標的方式獲得初始碳排放權。而且，政府可以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資助與氣候有關的項目。
（二）建立完善的碳交易二級市場的供求定價機制
碳交易的二級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價格以碳交易權的價值為基礎，并受供求雙方勢力、交易成本、預期、銷售時機、風險水平、代際公平分配等因素的影響。碳排放信用額度的價值是碳排放的邊際治理成本。需求企業愿意為碳排放權支付價格的基礎是其治理碳排放成本的凈現值。因此，碳交易的買方會在購買碳排放權的費用與治理碳排放的費用之間做出權衡。供給企業對碳排放權的定價取決于減少碳排放的成本和費用與碳交易收益之間的對比。在不完全競爭的碳交易市場，合理的碳交易價格是在政府以優化資源配置為目標的規制和供求機制的作用下，激勵企業通過技術和管理創新及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利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達到碳排放權的最優配置。
（三）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場的衍生品定價機制
我國應該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碳金融衍生品市場定價機制，整合各種資源和信息，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對話機制，增強我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首先，積極推動碳交易所開展碳期貨等各種碳衍生品的金融創新；其次，鼓勵各金融機構設立碳金融相關業務部門，開展相關融資業務等。商業銀行作為專業化的金融服務平臺，可以依托眾多的網點渠道資源，通過提供融資租賃、財務顧問、資金賬戶管理、基金托管等多項業務全方位地介入碳交易的中介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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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能計量；錯誤接線；向量圖；排查方法
Abstract: electric power is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fe of primary energy, electric energy measurement in power generation, power supply and power tripartite economic interes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lectric energy meter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Energy metering accurate or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both power supply, not only influence customer consumption accurate calculation, but also affect the electricity power enterprise timely recovery. And the electric energy meter can measure most correct reason depends on its connection correct or not. Therefore, to avoid and prevent side electric energy meter measurement fault become electric energy measure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work.
Keywords: electric energy measurement; Incorrect connection; Vector graphics; Punch method
中圖分類號：TM93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0、前言
電力計量是面向用戶最直接的窗口，是反映電力企業管理水平，資質、信譽等方面最直觀的標尺。為了公平合理計量電能，電能表除正確安裝，按行業有關標準檢驗外，在工作現場接線正確是減少計量誤差的必備條件。電能計量裝置是由電能表、互感器、二次回路等元件構成。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故障都可能造成電能表反轉、停轉、轉速變慢等。因此電能表錯誤計量及更正應視不同故障而采取不同方法，及時、快捷、準確檢查錯誤接線采取行之有效防范措施，是每個電力職工的神圣職責。
1、工作中一些潛伏的因素導致計量裝置接線錯誤
有計量現場工作經驗的人就會發現，電能表的接線出現錯誤的概率也會由于它們的計量方式不同而不同，往往易發生于高供高計的計量方式上，而使用高供高計計量方式的客戶通常又是用電量相對大的客戶。一旦發生接線錯誤，涉及退補的電量也較大，若未能及時發現，這將會影響到供電企業的經濟指標考核，給企業直接帶來經濟上的損失，還給客戶造成經濟上的影響。
直入式電能表的接線根數比經互感器接入電能表的接線根數要少，而且一般安裝直入式電能表所使用的電線的線徑也相對大一些，因此，相對而言直入式電能表的接線不容易出錯。
2、適當運用計量裝置當前狀態提供的信息對其異常進行排查
在電力企業經營和管理工作中，計量工作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計量對于此類的故障排查，在企業中，計量人員可以借用相位儀、電能表現場校驗儀等設備來判斷電能表接線的正確與否的。在實際的計量工作中，我們不能只是依賴儀器才能發現電能表的接線錯誤，而且常常也不具備儀器的條件，這就要求我們計量人員必須先綜合現場計量裝置僅有的運行信息，然后去判斷其接線正確與否。就此觀點，我個人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提出以下幾個方法：
方法一：首先，巧用計量自動化系統的功能模塊，將管轄內出現計量故障的用戶快速地統計出來。.
應用計量自動化系統“定制報表”和“事件查詢”這兩個模塊，根據不同的條件定制不同的報表從而快速地從計量自動化系統中調出計量裝置異常的用戶。而統計出來的這份報表正是我們進行計量故障的排查的根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達到省事省力的最好效果。例如，定制“反有功日用電量大于零”的報表調出電能表的行碼正反雙向都有增加的用戶（把發電上網的用戶篩選丟），定制“電壓回路逆相序”調出電能表電壓接線錯誤的部分用戶，定制“CT反極性”導出電能表電流異常的用戶，還可以定制“電壓缺相”、“CT二次側短路”、“三相電壓不平衡”等等異常類的報表導出電流電壓不正常的用戶，然后再根據用戶的用電性質和實際的用電情況進行篩選，根據篩選出來的名單再到現場進行逐步的排查。
通過計量自動化系統的的篩選，可以減少排查的工作量，這樣既可以快捷的查出接線錯誤的用戶，更可以查出有竊電行為的用戶。
方法二：通過電能表顯示的信息進行追查。
由于工作條件限制，我們的計量人員在現場的時候，可以先通過查看電能表的各種信息來進行對比判斷。當有下列情況時，可以初步判斷電能表處于故障狀態或者接線有誤：
a.當前正反向有功電量與上月正反向有功電量進行對比都有明顯增加（發電上網用戶除外）；
b.有逆相序報警的，如圖（1）a所示；
c.有失壓顯示的，如圖（1）b所示；
d.有某相電流方向反向，如圖（1）c所示；
圖1
方法三：通過用戶的儀表監視與電能表的電流顯示來核算倍率。
如果客戶已配置監視一次設備用的電流、電壓和功率表。我們計量人員在無法停電確認互感器倍率時，可以通過其監視用的電流表與電能表顯示的二次電流值進行計算倍率，當計算出來的倍率值與營銷檔案的計費倍率相差甚遠時，可以初步懷疑倍率出錯，必須進行更深一步的核查。本人曾通過此方法查出一竊電戶。
案例經過如下：
竊電用戶：XX川粵水泥制瓦廠
2007年7月份，我局對用戶XX川粵水泥制瓦廠進行安全例行檢查時發現，計量柜的鉛封完好無缺，并沒有發現曾拆除的跡象（事后用戶交待此封鉛乃其個人偽造）。但將其監測用的電流表顯示的一次電流值與電能表顯示的二次電流值對比計算發現，與營銷檔案倍率相差甚遠。最后，開啟安裝電流互感器的柜門發現，該用戶私自使用三根短接線分別將A、B、C三相計量CT的二次側回路短接（如圖（2）所示）。
圖2
最后根據《供電營業規則》依法追補回了三十多萬度的電量。
3、結束語：
電力計量是面向用戶最直接的窗口，是反映電力企業管理水平，資質、信譽等方面最直觀的標尺。因此，從事計量的人員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較強的專業技能，保證計量的準確性和公平性。本人雖提出了幾種對計量故障的排查方法，但堅持建議以預防為主，一切防范于未然。只有堅決執行我國的國家標準，嚴厲依照電力計量的有關規程，并培養高素質高技能的計量人員，才能更好地杜絕計量差錯的發生，減少電力企業和人民的經濟損失。
參考文獻：
[關鍵詞]液態氫與液態氧 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 底火密集陣 歐V排放標準
中圖分類號：[TE9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44-0092-01
欲申報發明專利的“氫氧徹燃型汽車尾氣消污除霾罐裝置”是對我企業之前發明的“補氧助燃性復合活性炭罐式汽車尾氣回燃罐”裝置使用HOR2-4型“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促使回燃尾氣二次入缸復燃，在解決尾氣入缸后總會造成“缸溫驟降、熄火、復燃困難”國際難題時，發現這種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對氣缸內成分復雜的油氣混合汽的干凈徹底燃燒凈化方面有著一種無可替代的徹底性。因為它能促使各類新舊汽車達標歐VI歐標準（消除整車排放污染物的80-90%）歐V標準（消除污染物90-95%）甚至以上，發揮出難以想象的徹底性作用效果。迫使我思考采取由“補氧助燃”向“氫氧徹燃”方向轉化，推動發動機燃油全面趨向零污染、零排放，竟獲得一個顛覆性的重大理論、理念與方法論上的創新飛躍，轉化成本新專利的實踐論成果，成為本發明裝置研制成功的關鍵。
與前述“補氧助燃型復合活性炭罐式汽車尾氣回燃罐”設計理念及裝置內結構完全不同的是，兩裝置通過其結構對比展現出來的不同方法論對比是：前者是從國外以往七十多年來研制成功的三百余件種國際知名汽車尾氣治理裝置中，經國際專業內燃機學界、專家權威篩選出來，寫進教科書中，其裝置對整車排放污染物的治理效果在整車產生并排放全部污染物的10%以上、僅七件種最傳統、最經典、治理效率最高的國際知名裝置，以其治理手段劃分成污染物“火焰燃燒驅盡型”與“化學催化反應消減型”兩種主要方法。我們只取其中確有較高燃燒治理效果的4件套火焰驅盡燃燒型專利技術裝置，對其設計結構，實施精簡微縮，將其中三件套裝置精簡微縮到只保留其治理效果而不見其原型的地步，逐一設計安裝進其中的活性炭罐（專業學術名稱叫：燃油蒸發污染物控制排放裝置）之中，形成了把四套專利裝置整合成為一套匯總復合專利的整合體，命名為“復合活性炭罐式汽車尾氣回燃罐”。又在回燃罐的頂底部，分別設計安裝了兩套我們獨創發明的“三界懸空式油泥污水分離脫出裝置”及滲入活性炭粒中的HOR2-4 “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在徹底解決了以往將尾廢氣輸入汽缸二次回燃凈化時，總會造成“缸溫驟降、熄火、復燃困難”的國際難題后，達到新、舊車排放效果的基礎上，研究反思，發現了對后者原理、理念與技術手段追蹤探討的創新。
其與前者完全不同的是，后者把前者裝置內所有的、微縮創新內裝置悉數摘除掉后。只把前裝置中封固進活性炭粒中的HOR2-4 “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更換成更高效的HOF5-4“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使之在隨發動機向汽缸中吸入壓縮新鮮空氣之際，靠不同發動機各有差異的強大的機械力，將其從活性炭粒中脫附出來，輸入氣缸。在隨后噴射進氣缸中的壓縮油氣混合氣中，構架出一張剛從活性炭中按照精準調節劑量及各自發動機機械力脫附出來的、由航天助燃抗暴添加劑的主要成分液態氫與液態氧細微粒子團構建而成的一張呈散狀、密集、浮游排列在汽缸內的壓縮油氣混合汽中的底火密集陣。它就是我們的在本發明裝置中構成一張特別設計的、類似于槍炮彈藥底火，用底火高強度爆炸膨脹擴張穿透力火焰，引燃黑色火藥。達到極大縮短黑色火藥瞬間燃燒干凈時間上的時差功效比，反相大幅度提高其爆炸強度形成瞬間的聚合高能量。十倍八倍地提高彈頭的投射距離，卻不致炸裂槍炮彈倉。危害戰斗人員的人身安全的方式那樣，靠該發明裝置在氣缸內的壓縮油氣混合汽中建設構架成的一張，數量可觀、極其細微的底火密集陣。在發動機點火之際，使用底火密集陣高速連鎖微爆炸，引燃油氣混合汽，使之快速徹底的燃燒干凈。借用兩種燃燒方式速度上的相對時間差，解決常規內燃機火焰在油氣混合汽中火焰分層擴散燃燒速度慢，穿透力低下。加上內燃機轉速高，油氣混合汽留缸時間短，導致油氣混合汽燃燒未盡與未然，衍生成尾廢氣污染物的溫床得以最大限度的消剪鏟除。這便是由使用本發明專利裝置實施的、由“補氧助燃”向“氫氧徹燃”消污尾氣污染物方式轉化的方法論得的成功。而它恰好是對國家教育部863-125部頒教材編寫進《內燃機學》書中內燃機燃油產生尾氣污染物最科學的定義：“汽、柴油在燒杯里足氧燃燒，除了能產生CO2與H2O外什么污染物都不會產生。汽、柴油發動機燃油之所以產生尾氣污染物，主要是由于發動機自身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它導致燃油在氣缸里燃燒未盡與未燃，輸入尾管后，在曲軸箱與排煙道高溫缺氧的環境中造成的。”它成為我按圖索驥、尋蹤索源反向推論取得成功的關鍵。才造成去掉三元催化器后居然能達標歐VI排放標準（消除整車排放污染物的95-99%）的最佳治理效果。它不但能使得汽車制造成本大幅下降，最重要的是對實現內燃機交通工具機動車船燃油零排放、零污染邁出三大步。這對于消除我國及世界當前遍布蔓延接近于災難性的嚴重霧霾危害的徹底鏟除（其徹底鏟除的拐點，只是消除機動車尾氣整車排放污染物的90%。本裝置的治理達標效果遠高于它，最高為99.3%強。商業名稱：霧霾清罐，所以）成為福音，意義重大！
總結：在三年研制中對全國各地超過1500余輛出廠新車與在路行駛的超標排放舊車，加裝試驗，除車況配備不全，嚴重串氣、過量燒機油車輛外，大多裝前裝后尾氣排放差異巨大。達標歐V歐VI以上的試驗車輛不低于70%。因而對凈化環境，消除霧霾意義重大。
2012年6月在科技部高科技成果轉化協作委員會經專家檢審驗，會后交由央視科技創新頻道，以“在我國能達標歐V排放標準的環保汽車裝置被發現”報道的就是它。只是當時對安全加裝，以避免長沙臺商工廠與我們企業高層內外勾結盜取的前二代裝置，操作失當，爆炸起火教訓的、添加劑工藝方式的危險性沒有被徹底排除，拖延至今。而今該難題已經被徹底解決，并得到最后完善后，方才發表此論文。是否確實有效，只需使用工況法或28工況法儀器一經檢測，檢測試驗的科學數據，自會說明一切。
面臨全球變暖等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傳統的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已步入瓶頸不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綠色GDP增長成為共識。同時，碳排放會計也應運而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1992年地球峰會的舉辦、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訂以及2012年多哈氣候大會的召開，促使社會公眾的環境意識不斷增強。為了標準化信息披露并督促企業承擔更大的會計責任和環境責任，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披露更綜合的包含碳排放信息在內的環境信息的要求愈加強烈。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為溝通企業和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橋梁，現已是世界性的會計管理活動。廣泛意義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屬于社會責任會計與環境會計的研究領域，其內容龐雜而新穎，涉及多門學科的知識，既包括財務會計等經濟類學科和環境科學等自然學科理論，也涵蓋法學、倫理學等社會學科知識。由于受碳排放的難以計量性與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仍屬于會計界難題，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圖對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分析，為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規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構建提供一些建議。
二、國外研究現狀述評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氣候風險披露倡議組織（CRDI）于2007年《關于披露氣候風險的全球框架》報告，氣候披露標準理事會（CDSB）則倡導建立一個系統披露氣候變化的報告體系。二者都要求企業披露碳排放量相關信息，但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對氣候變化導致的風險進行風險分析。碳信息披露項目（CDP）作為目前國際上影響最為廣泛、體系最為成熟的碳信息組織，試圖將氣候變化的相關信息融入企業經營決策內容之中，為企業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相對較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體系。披露恰當精準的碳排放信息直接關系到國際氣候問題的商洽、國際減排責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場的有效運行，為此，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了ISO 14064系列標準，為企業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報告提供了指南。這些非政府組織強調自我監管與治理，在尚不存在統一強制性披露法規的現狀下，極大推動了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發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響因素
Matt Wegener（2010）在實證研究中運用二元回歸分析與跨部門分析方法證明了股東激進主義、法規風險以及低成本公開披露是企業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響因素。Le Luo 等（2010）基于世界500強企業分析了經濟、監管、社會以及金融市場因素對企業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響，發現經濟因素是最顯著的決定因素，其次社會或政治壓力也同樣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動力則來自于政府機構和社會公眾的外在強制性披露壓力。而法律法規方面的強制壓力與企業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關（Martin Freedman等，2011）。此外，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還受到ISO 14001認證系統、CDP報告以及GRI實施情況等外在因素的影響（Dhaliwal等人，2011）。Chris Ennis等人（2012）還以英國富時350指數成分股公司為樣本探討了碳信息披露與績效之間的關系。同時，還有諸多學者以CDP調查數據為樣本考察了企業規模與治理結構、前期披露、國際銷售等因素的影響。
3、碳排放信息披露價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場價值信息，主要涉及碳排放績效、經營績效、企業價值、股票價格等。信息披露水平與資本成本存在負相關性，統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規范的缺失將導致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很難獲取決策有用信息（Doran等，2011）。尤其是在碳能源來源限制和各類低碳減排法規等碳約束環境下，企業面臨的碳監管風險大小直接取決于企業的碳排放強度，而企業的碳管理績效事實上又具有極大的不可觀察性與預測性，導致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無法準確評估企業價值。這時，利益相關者就會積極關注企業的碳排放行為，并從各方面向企業施壓，要求其披露溫室氣體等碳排放信息。關于碳排放信息披露與企業碳排放績效，Freedman（2010）、Chris Ennis（2012）等認為二者間并無明顯的內在關聯，當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業的碳排放管理業績水平。而碳排放水平與企業市場價值（或公司業績ROA）呈負相關關系（Matsumura等，2011），但與收入變化存在正相關性（Ella Mae 等，2013）。
4、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
由于缺乏合理統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準則，當前的碳信息披露現狀比較紊亂，內容隨意而繁雜，信息價值有待商榷，其可比性和決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2009）的研究表明多數企業會為規避法規監管而選擇簡單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但不會更多披露企業特有的具體排放情況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2011）認為雖然亞太國家企業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較低，但通過環境資格認證等措施可以督促企業披露更多相關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2012）以印度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財務報表為線索，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為。雖然很多企業都表示關心環境并自愿解決碳排放的不良后果，可研究表明要從這些企業的財務信息中分辨出碳減排信息比較困難，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實到位。
從國外研究現狀來看，雖然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已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視，發展也比較前沿，但目前各國國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還沒有著手該問題的研究，也并不存在統一的碳會計準則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體系。只有證券監管部門、環保監管部門等機構與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組織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標準，但這些標準制定的依據、披露的內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沒有實現統一化和標準化，其權威性也受法規壓力影響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從而影響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與規范性，無法充分滿足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國內研究現狀述評
基于國際研究經驗，我國許多學者也對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進行了相關探討。賀建剛（2011）通過研究CDP G500的問卷情況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與管理績效之間呈正相關性，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動性與透明度將使信息環境的不確定性下降。同時，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供應鏈成員之間的信息共享程度與碳信息披露質量存在正相關關系。而碳排放量，尤其是間接碳排放量，對碳信息披露質量也有顯著影響。因而，為有效應對我國從明年開始實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提升基于供應鏈的信息共享程度與強化碳排放量測度審計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質量的有力手段（方健、徐麗群，2012）。張巧良等人（2013）基于85家入選2010年S&P500的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碳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呈非顯著性的正相關關系；而監管環境因素對企業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以及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影響相對而言比較大。不同排放強度的企業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業的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與企業價值呈較明顯的負相關性；低排放企業的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及企業價值正相關。關于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內容，陳華等人（2013）依據決策有用性理論對其進行了探討，并通過指數法創建了一個用于分析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的披露指數體系。何玉等人（2014）選取了標準普爾500企業為研究樣本，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發現企業資產成本和碳業績呈負相關，同時，企業為規避監管風險、降低資本成本，會理性選擇披露碳排放信息。
總體而言，國內關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現處于對國際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的介紹與借鑒的規范研究階段，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階段并不承擔強制減排義務，使得碳市場和碳交易發展緩慢。碳排放信息披露還沒有引起政府和企業的過多關注（張彩平、肖序，2010）。隨著全球低碳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我國碳交易市場的逐步建立，碳排放會計與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將引起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的重視。
目前我國關于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數量上還是內容上都比較有限，遠滯后于國外，顯然不能為我國企業實現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事實上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也遠遠不能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需要。為此，我國非常有必要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根據碳排放對企業的財務影響，構造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的企業碳排放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