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定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氣候變化的定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厚尾分布；預防原則；模糊厭惡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3

斯特恩曾指出，傳統模型使用的邊際方法并不適用于分析氣候變化問題，因為未來的氣候路徑和氣候系統反饋都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傳統模型使用較高的市場貼現率低估了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損失[1]。但《斯特恩報告》所使用的模型依然依賴于傳統的瘦尾分布假設和模型設定，雖然報告得到的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可能要遠高于其他模型預測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嚴重依賴于主觀設定的低貼現率[2]。因此，斯特恩只是指出了問題，但并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而且報告中人為設定低貼現率的方法也廣受批評[3]。

繼《斯特恩報告》之后，以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最近提出，氣候變化具有高度的結構性不確定性，溫升分布應服從厚尾分布，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模擬氣候變化所采用的傳統的成本收益方法（即聯合評估模型，以下簡稱模型）都是建立在瘦尾分布（如正態分布）的基礎上，因而大大低估了氣候災難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嚴重程度。魏茨曼據此對傳統的建模思路提出了批評，提出需要根據厚尾分布修正氣候敏感系數、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他在理論上提出了“悲觀定理”，將其擴展到具有一般性的災難經濟分析，深化了預防原則，并針對氣候變化提出了“氣候災難保險”和“恐懼因素”的概念。魏茨曼的一系列新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爭論，并激發了一大批后續的研究。

1 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

1.1 結構性不確定性與厚尾分布的定義

就不確定性的程度而言，可以分為風險、不確定性。風險是指結果未知、但結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隨機性。而我們常說的不確定性指的是奈特式不確定性，即不僅結果未知，而且結果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而不確定性又分兩種：值不確定（value uncertainties）和結構性不確定（structural uncertainties）。值不確定來自于特定取值或結果決定過程中的不完全性，例如數據不準確或對象并不完全具備代表性等；而結構性不確定則來自對特定取值或結果控制過程的不完全理解。氣候敏感性的分布就是典型的結構性不確定性。

在概率論中，通常以峰度（kurtosis）來描述分布的尾部肥瘦情況。對隨機變量{Xt}，其分布的峰度為E[（Xt-μ）4] ，其中μ為均值。瘦尾分布的峰度很小甚至為零（如正態分布），而厚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的峰度則相對較大（如t分布、帕累托分布）。瘦尾分布的概率呈指數型下降，因而下降的很快；而厚尾分布的概率呈多項式下降，因而下降的更慢。以經濟學上最常用的帕累托分布為例，其概率密度函數為P=kX-（1+α），其中α是決定帕累托分布厚尾程度的參數，α越小，尾部越厚。典型的瘦尾分布常常會低估小概率事件所帶來的風險。而氣候變化導致的高溫升很可能就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1.2 氣候敏感性及其厚尾分布

平衡的氣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ECS，以下簡稱氣候敏感性）用于衡量氣候系統對持續性輻射強迫的響應，其定義是CO2濃度加倍后出現的平衡的全球平均地表變暖[4]。對氣候敏感性的預測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5]。當前科學家對其概率分布的預測結果表明，氣候敏感性的分布是服從厚尾分布的。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兩個主要特征是：一是溫升幅度比瘦尾分布的要大，例如高于4.5 ℃，甚至高于10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二是高溫升的概率要比瘦尾分布的要大，接近或突破氣候臨界值點（tipping point）或氣候系統閾值的可能性比瘦尾分布要更高。

傳統的氣候經濟評估模型可能低估了氣候敏感性的范圍及其可能性。例如，IPCC總結了22項科學研究的結果，發現氣候敏感性最可能的值為3 ℃，有66%的可能性落在2 ℃-4.5 ℃之間，小于10%的可能性會低于1.5 ℃，而高于45 ℃的可能性在5%-17%之間[4]。而最近的一些科學研究表明，氣候敏感性存在厚尾分布。例如，Zickfeld等最近對14位氣候科學家的調查結果表明，多數專家認為高于45 ℃的可能性大于17%[6] 。Stainforth等發現氣候敏感性的幅度范圍要更大，從2 ℃-11 ℃，而且更偏向高溫升的厚尾部分；IPCC及其引用的文獻都很可能低估了氣候敏感性的范圍[7] 。Valdes也指出，目前IPCC所用的模式并不具備模擬氣候突變的能力[8]。

雖然當前科學家對氣候敏感性厚尾的程度意見不一，但是均認可其厚尾分布的屬性。這些厚尾分布的顯著特征是，高氣候敏感性（如4.5 ℃-10 ℃）的概率比瘦尾分布要高的多，而且無法排除非常高的氣候敏感性（如>10 ℃）和未來高溫室氣體濃度的情景（如>700 ppm）。而這種厚尾分布足以顛覆傳統經濟評估模型的結論，因為在氣候政策決策中，人類的風險厭惡和不確定厭惡（模糊厭惡）會起到重要的作用，人們會出于預防原則對高溫升（和氣候災難）這種小概率、大影響賦予更高的權重，從而使得厚尾事件主導整個決策結果。這就是氣候變化中“悲觀定理”的含義所在[9]。

1.3 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科學基礎

最新的科學證據表明，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溫室氣體濃度水平不僅是近80萬年來前所未有的，而且近期濃度上升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擔憂。最近一次溫升高于目前5 ℃-10 ℃，還要追溯到距今約34-55萬年前的始新世。雖然溫升每隔約10萬年會有一個波動周期，但以往波動的幅度相比工業革命后的升幅，顯得非常小[10]。

Hansen，Zeebe等和Pagani等科學家指出，目前的模型都只包括了氣候系統的“快反饋敏感性”，而氣候系統可能存在“慢反饋均衡”（即地球系統敏感性）[11-13]。事實上，溫室氣體的快速上升可能導致海洋底儲存的大量甲烷或者永久凍土區、沼澤地所封存的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中，從而引發更快的濃度和溫度上升。這種慢反饋均衡出現的概率很小且未知，或許需要數個世紀才會出現，但絕對不是零，它是導致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重要物理基礎。Hansen等指出傳統的氣候敏感性只包括了快反饋，結果表明溫室氣體濃度翻倍溫升只有3 ℃左右；但如果包括慢反饋，那么氣候敏感均衡可能會達到6 ℃；而且他們認為需要將目前的CO2濃度從385 ppm降到350 ppm，否則一旦超過425（±75）ppm，將可能引發不可逆的氣候災難[11]。Pagani等指出，包括非CO2溫室氣體、植被、灰塵/氣溶膠、冰蓋、海洋環流、海洋生產力、風化等反饋過程，針對上新世暖氣（5.3-2.6 MaBP）CO2加倍的地球系統敏感性達到

7 ℃-10 ℃[13] 。

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即高溫升，可能帶來加速的反饋并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氣候災難），而對這種小概率、大影響事件的考慮在人們的決策過程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傳統模型中卻并未考慮這種可能性。傳統聯合評估模型由于采用瘦尾分布，因此在估計未來可能的高溫室氣體濃度和高溫升情景時，顯著地低估了這種氣候災難的可能性以及損害程度（見表1）。Tol對13項基于瘦尾分布的聯合評估模型的調研表明，這些模型所使用的溫

升都在1 ℃-3 ℃之間，溫升造成的GDP損失均值在-48%-2.5%之間[14]。這些結果顯然與上述最新的科學證據相左。因此，Weitzman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基于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以試圖糾正傳統模型的各種設定偏誤。

2 厚尾分布對傳統經濟評估模型的挑戰

2.1 傳統成本收益方法中對不確定性的處理

聯合評估模型對氣候變化的經濟評估一般包括五步：①對未來的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等價CO2e）的照常排放情景以及各種可能的減排情景進行預測，得出未來的溫室氣體濃度；②由溫室氣體濃度變化得到未來全球或區域的平均溫升；③對溫升造成的GDP和消費損失進行估算；④對各種減緩溫室氣體的投資或成本進行估算；⑤根據對社會的效用和純時間偏好的假設，可以對當前減排帶來的消費水平的下降與由減排帶來的未來的消費增加進行貼現和比較[16]。

上述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不確定性。例如，未來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景和未來的氣候政策會如何？溫室氣體排放流量是如何通過碳循環轉化為濃度存量的？又是如何轉化為全球平均溫升的？又是如何分解為各個區域的溫升和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又是如何轉化為效用變化的？各區域的效用變化又是如何加成和貼現的？[9]

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經濟評估的邏輯鏈條很長，而每一步都蘊藏著大量的不確定性，氣候敏感性只是諸多不確定性中的一個，但它又是決定性的一個；它對于模型中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的設定、以及風險厭惡和純時間偏好率等多種不確定性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5]。

2.2 悲觀定理

Weitzman根據氣候災難的厚尾分布，提出“悲觀定理”（Dismal Theorem）。這一定理證明，溫升的厚尾分布

將導致未來經濟增長率存在不確定性，當經濟增長率方差未知時，隨機貼現因子的無條件和條件期望值都趨近于無窮大

[17]。

這一定理的含義很直觀，即當氣候變化造成未來消費的不確定性時，人們在面臨消費的巨大損失（甚至死亡）的時候，即便這種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這種事件服從厚尾分布，那么人們就會愿意犧牲當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接近全部）的消費以避免這種小概率、大影響事件發生。人們的這種心理，往往是出于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預防原則又來自于人們對氣候災難的“恐懼心理”（fear factor）[15]或模糊厭惡（ambiguity aversion）[19]。應用到氣候變化上，當前的減排行動就可以看做是人們為了避免出現災難性的氣候變化而愿意減少的等價消費（或者說是支付意愿），這就是為何Weitzman將當前的減排投資形容為“氣候災難保險”的原因[15]。

悲觀定理實質上是一種極端情況，采用的一些假設也招致了各種批評。例如，Nordhaus對悲劇理論的假設條件及其政策含義進行了批評。Nordhaus認為，悲觀定理成立要滿足三個條件：很強的風險厭惡（η較大）；高溫升的可能性足夠大（尾部足夠厚，即α足夠小），二者綜合起來，即需要滿足η>α+1；社會無法通過學習或采取矯正行動以降低最后災難發生的可能性。Nordhaus認為，現在看來，氣候變化很可能并不滿足這些必要條件，尤其是第三點，因為氣候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們可以通過學習，在技術進步中逐步加強減排行動。此外，Nordhaus批評Weitzman推導的悲觀定理中采用了一些很強的假設，例如氣候敏感性作為最主要的不確定參數，并沒有給定上限；而且高溫升帶來的消費損失和邊際效用也沒有設定上限[20-21]。Arrow進一步證明，當且僅當儲蓄率s=1時，氣候災難才成立，而這并不符合現實[22]。在這些設定下，根據悲觀定理推導出的一些結論：氣候災難可能導致接近于零的消費，從而導致無窮大的負效用；人類只要面臨任何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需要花費幾乎所有當前的資源用來預防。這些結論都是極不現實的，而且由于過強的假設，悲觀定理也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政策意義。但Weitzman堅持認為這些批評并不能改變悲觀定理的基本結論[23]。可以預見，這一爭論仍將持續。

2.3 效用函數與損失函數的設定

2.3.1 效用函數

傳統氣候聯合評估模型中的效用函數都是乘式可分的（multiplicatively seperable），而Weitzman認為加式可分的（additively seperable）效用函數能更準確地反映高溫升的厚尾分布帶來的效用損失，因為在低概率、大影響的高溫升情景下，加式效用函數的損失要比乘式的更大，更能反映出生物多樣性、健康等非物質財富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更符合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現實[24-25]。 例如，Sterner等認為傳統的模型沒有納入環境的相對價格和價值，因此低估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他們通過采用常替代彈性（CES）的效用函數，在效用函數中納入環境價值，得出與Weitzman近似的加式效用函數。在這一效用函數下，溫升導致的效用損失也大大高于傳統的結果[26]。基于這兩點，Weitzman認為在氣候變化模型中，使用加式效用函數能夠更好地反映高溫升的情景[24]。

2.3.2 損失函數

標準的聯合評估模型的損失函數使用的是嵌套效用函數，將消費損失作為溫升的二次多項式；而且溫升分布使用的是正態分布。這些設定都嚴重地低估了高溫升發

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危害程度。因此，Weitzman建議使用“活躍型”（reactive form）的損失函數，認為這種函數能

更好地模擬未來的高溫升和大的消費增長率波動的情景，因而更適合用來評估厚尾分布下的氣候損失[25]。

綜上所述，如果考慮氣候變化高溫升的厚尾分布，并改變傳統模型中對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的設定，那么這些看似很小的改變，卻能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模型中的結論[27]。Weitzman根據帕累托分布，將溫升的厚尾分布設定為：超過4.5 ℃的可能性為15%，超過7 ℃的可能性為5%，超過10 ℃的可能性約為1%[9]。結果表明，在傳統的二次型損失函數下，即便是非常高的溫升，消費損失的下降也非常緩慢（見表2），這與人們的直覺和科學證據都是

相違背的。相比之下，活躍型損失函數則可能更為符合未來氣候變化的“實際”情況。

2.4 預防原則

Weitzman證明，當總體分布的尾部肥瘦下降程度存在不確定性時，就會導致厚尾，表明極端的小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比人們預想的可能更高，這無形之中放大了災難的可能性及其損害程度。因此在決策時，人們總是更多地傾向于避免極端災難事件，愿意付出更大的當前消費用于投資以減緩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人們為避免未來出現災難性的高溫升而愿意減少的當前那部分消費，即當前的減排投資，就相當于是氣候災難保險[15]。

預防原則的邏輯如下：當某個災難發生的概率密度函數（PDF）的范圍已知，但其具體形式未知，這一概率密度函數分布的尾部下降速度為隨機變量。一個貝葉斯決策者面臨著多種可能的概率分布，每個概率分布具有不同的尾部下降速率。一個初步的結論是，尾部的極端事件發生概率下降的速度越是不確定（即方差越大），貝葉斯加總的后驗-預測概率密度函數的尾部就越厚。通俗來講，即如果你知道可能出現糟糕的結果，那么事實結果可能比你所想的更糟糕。因此，對于決策者來說，一個有效的決策意味著必須假定處于厚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會出現，并以預防原則作為應對的原則。

2.5 不確定厭惡（模糊厭惡）

最近西方學者將“模糊厭惡”（ambiguity aversion）應用于氣候變化經濟分析和政策決策之中。模糊厭惡指的是即便是在可能的最壞情景中，決策者要實現與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收益至少一樣好的傾向。模糊厭惡條件下，決策者往往面臨著更少的信息：決策者不僅面臨著結果的不確定性，而且還面臨著其概率分布的不確定性。模糊厭惡比風險厭惡的程度更深，人們往往對最壞的結果更為恐懼。

氣候變化政策決策中存在這種典型的模糊厭惡。由于當前人們對未來溫升的程度、概率及其可能的影響都知之甚少，但是一旦發生氣候災難使得人類可能遭受巨大的損失甚至滅頂之災時（盡管從當前看這種氣候災難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發生也是在遙遠的未來），因此全球在形成公共決策時，對這種最壞情景的恐懼便占據主導因素。為了預防出現最壞的情形（出于預防原則），人們會傾向于現在開始減少排放。這便是模糊厭惡在氣候變化政策決策中的具體表現[28]。

Millner等證明，當預期效用為嚴格凹，且預期效用序列與邊際預期效用（即效用對減排的一階導）為反協單調（anticomonotonic）時（即當預期效用增加時，邊際預期效用減小），以及其他條件下，模糊厭惡程度越高，那么最優減排水平會越高。因為此時模糊厭惡的上升將促使人們當前更多減排，從而避免了未來消費水平的大幅波動[19]。

人們可以將這一原則應用到具體的減排政策決策上。當消費水平比較低的時候（例如當代人的消費），如果氣候敏感性的分布可能造成未來消費水平大幅降低（對應低的預期效用和高邊際預期效用，即此時二者為反協單調關系），那么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將是當前采取減排行動。這也是預防原則的本質所在：當決策者對未來更加不確定時，那么當前采取行動避免未來最壞的結果，將是最優的。這也是為何《斯特恩報告》和IPCC主張當前減排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如果預期效用和邊際預期效用為協單調時，當前的消費水平低，減排帶來的邊際效用也很低，那么決策者會賦予當前低消費更高的權重，從而導致當前不采取減排。這就是Nordhaus等人主張緩行戰略的根本所在。

3 厚尾分布的經濟影響與政策含義

傳統的模型都是假設氣候敏感性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等于間接“否決”了高溫升情景，從而低估了高溫升的厚尾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進而導致整體上低估了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損失。Tol對13項基于瘦尾分布的聯合評估模型模擬結果的研究表明，這些模型模擬的溫升幅度都在1 ℃-3 ℃之間，造成的GDP損失平均在-4.8%-2.5%之間[14]。但如果考慮厚尾分布，那么將會是另外一幅情景。

那么厚尾分布對結果的影響程度究竟又如何呢？氣候厚尾分布的經濟影響主要取決于兩個參數：氣候敏感性（用T表示）和損失函數的曲率（即厚尾分布概率密度函數的冪，用α表示）。簡言之，厚尾分布對最終結果的影響，取決于厚尾分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以及損失以多快的速度上升。而模型模擬的結果表明，這兩個參數對結果影響非常大。學者們的實證研究結論顛覆了Nordhaus等人所提倡的采取漸進式減排行動的“氣候政策斜坡”建議[29]。

Dietz利用《斯特恩報告》中所使用的PAGE模型對厚尾分布進行了研究。他將《斯特恩報告》中這兩個參數的瘦尾分布與厚尾分布對模型結果的影響進行了對比。他得到的結論是，氣候災難厚尾分布假設下，可能帶來的損失大大高于瘦尾分布假設下的損失；同時，氣候災難的預期福利損失對（氣候損失占當年消費水平的）上限值的設定非常敏感；即便是在厚尾分布中，只要氣候災難發生的概率不是很高，那么貼現率中的純時間偏好和風險厭惡這兩個參數依然會起重要的作用[25-26，29-30]。 Ackerman等利用諾德豪斯的DICE模型對這兩個參數進行了蒙特卡洛模擬，得到了幾乎同樣的結果：同時改變兩個參數，DICE得到的最優政策將是立即減排[31]。Pindyck對這些條件進行了調整，給邊際效用施加的約束為生命價值；并對比了兩種分布：正態分布和帕累托分布。Pindyck認為溫升的分布是厚尾還是瘦尾并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改變瘦尾的參數設定同樣可以得出與厚尾分布一樣（甚至更高）的損失結果；更重要的是這些參數的設定（厚尾程度α、純時間偏好δ、風險厭惡η等）[16]。

4 小 結

Weitzman評論《斯特恩報告》“基于錯誤的理由（即人為設定低社會貼現率），而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即立即大幅減緩）”。而正確的理由應該是考慮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人們對氣候災難的不確定厭惡（或模糊厭惡），以及氣候變化公共決策所應遵循的預防性原則[28，31-32]。Weitzman從厚尾分布角度出發，從而驗證和間接支持了《斯特恩報告》中立即大幅度進行減排的結論，并以此批判了諾德豪斯為代表的“緩行戰略”和“氣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議。

不確定性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魏茨曼的研究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氣候變化的公共決策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引領了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并將對當前和未來氣候變化的經濟分析和政策決策產生重大的影響。

致謝：中央編譯局謝來輝博士后對本文給予批評和修改意見，特此感謝！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Stern 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2）： 1-37.

[2]Stern 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劉昌義. 氣候變化經濟學中貼現率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J]. 經濟學動態，2012，（3）：123-129. [Liu Changyi. 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Discount Rate of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J]， Economic Perspective， 2012，（3）： 123-129.]

[4]IPCC.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AR4）[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王紹武，羅勇，趙宗慈，等. 平衡氣候敏感度[J]. 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12，（3）：232-234. [Wang Shaowu， Luo Yong， Zhao Zongci， et al.， 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2，（3）：232-234.]

[6]Zickfeld K， Morgan M G， Frame D J， et al. Expert Judgments About Transient Climate Response to Alternative Future Trajectories of Radiative Forcing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6（38）： 16129-16135.

[7]Stainforth D A， Aina T， Christensen C， et al. Uncertainty in Predictions of the Climate Response to Rising Levels of Greenhouse Gases[J]. Nature， 2005， 433： 403-406.

[8]Valdes P. Built for Stability[J]. Nature Geoscience， 2011， 4： 414-416.

[9]Weitzman M L. On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 91（1）： 1-19.

[10]Lüthi D， Le Floch M， Bereiter B， et al. HighResolution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Record 650，000-800，000 Years Before Present[J]. Nature， 2008， 453： 379-382.

[11]Hansen J， Sato M， Kharecha P， et al. Target Atmospheric CO2： Where Should Humanity Aim？[J]. Open Atmospheric Science Journal， 2008， 2（217-231）.

[12]Zeebe R E. Where are You Heading Earth？[J]. Nature Geoscience， 2011， 4： 416-417.

[13]Pagani M， Liu Z， Lariviere J， et al. High EarthSystem Climate Sensitivity Determined From Pliocene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J]. Nature Geosciecne， 2010， 3： 27-30.

[14]Tol R S J.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23（2）： 29-51.

[15]Weitzman M L. Ghg Targets as Insurance Against Catastrophic Climate Damag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12， 14（2）： 221-244.

[16]Pindyck R S. Uncertain Outcomes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63（3）： 289-303.

[17]Weitzman M L. On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 91（1）： 1-19.

[18]Weitzman M L. A Precautionary Tale of Uncertain Tail Fattening[Z]. 2012.

[19]Millner A， Dietz S， Heal G. Ambiguity and Climate Policy[R]. NBER Working Paper No.16050， 2010.

[20]Nordhaus W D. The Economics of Tail Even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Climate Change [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1， 5（2）： 240-257.

[21]Nordhaus W 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ace of Severe Tail Even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12， 14（2）： 197-219.

[22]Arrow K J. A Note On Uncertainty and Discounting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09， 38（2）： 87-94.

[23]Weitzman M L. FatTailed Uncertainty in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1， 5（2）： 275-292.

[24]Weitzman M L. Additive Damages， FatTailed Climate Dynamics， and Uncertain Discounting[J]. Economics eJournal， 2009， 3： 2009-2039.

[25]Weitzman M L. What is the “Damages Function” for Global Warmingand What Difference Might It Make？[J]. Cliamte Change Economics， 2010， 1（1）： 57-69.

[26]Sterner T， Persson U M. An Even Sterner Review： Introducing Relative Prices Into the Discounting Debate[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8， 2（1）： 61-76.

[27]Wouter Botzen W J， van den Bergh J C J M. How Sensitive is Nordhaus to Weitzman？ Climate Policy in Dice with an Alternative Damage Function[M]. Economics Letters， 2012.

[28]Hennlock M. Robust Control in Global Warming Management[R]. Resource for the Future， 2009.

[29]Nordhaus W. 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Dietz S. High Impact， Low Prob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isk i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 Climatic Change， 2011， 108（3）： 519-541.

[31]Ackerman F， Stanton E A， Bueno R. Fat Tails， Exponents， Extreme Uncertainty： Simulating Catastrophe in Di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8）： 1657-1665.

[32]Weitzman M L. 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3）： 703-724.

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ie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U Changyi1 PAN Jiahua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篇2

[關鍵詞] 不穩定性心絞痛；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

[中圖分類號] R543.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2（a）-0051-03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患者易發生室性心律失常，增加患者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的發生率。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具有解除冠狀動脈狹窄、恢復缺血心肌血供，降低患者心血管事件及死亡率的作用，被廣泛應用于CHD的臨床治療。T波峰末間期（Tp-Te）是體表心電圖中T波頂峰到T波終末的時間間期，反映心室肌動作電位跨室壁復極離散的大小，QT離散度（QTd）為同步12導聯中最長QT與最短QT間期之差，可以反映心室肌復極的不均一性。既往對心肌梗死患者Tp-Te間期、QTd與室性心律失常（VA）關系研究較多，但是PCI對不穩定心絞痛（unstable angina pectoris，UA）患者Tp-Te間期和QTd影響及其臨床意義如何，臨床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通過比較UA患者PCI手術前后Tp-Te間期和QTd的變化以及VA的發生情況，探討PCI對UA患者Tp-Te間期、QTd的影響及其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隨機選取2011年2月～2011年10月在我院心內科成功行冠狀動脈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及支架植入治療的UA患者。UA診斷標準采用2007年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的UA診斷和治療指南[1]。根據患者病史、心電圖、CAG及支架植入結果、臨床診斷等相關資料，入選患者62例。排除電解質紊亂、左右束支傳導阻滯、預激綜合征、高血壓心臟病、心房顫動及應用可能影響T波形態和Q-T間期藥物、T波不明顯及界限不清晰的患者。

1.2 冠狀動脈造影術及PCI治療

采用Judkin's法行選擇性左、右冠狀動脈造影，一般選擇經右橈動脈途徑行冠脈造影及PCI治療，少數經右股動脈途徑。在左冠狀動脈前降支（或左冠狀動脈主干）、回旋支、右冠狀動脈三支血管中，由兩位介入醫生經目測法判斷，有1支或者其主要分支血管管徑狹窄≥50%即可診斷為冠心病。根據冠狀動脈造影結果，分為單支血管（三支血管中任一血管狹窄≥50%）病變，雙支血管（三支血管中有兩支血管狹窄≥50%）病變，三支血管病變。當冠狀動脈直徑狹窄>75%，或左主干直徑狹窄>50%以上，且病變適合行PCI術，經患者及家屬同意后行PCI治療。PCI操作方法：送指引導管到達冠狀動脈口部后，置入導絲，使其通過病變部位到達血管遠端，根據病變血管的情況選擇合適的球囊及支架。所有患者一般在入院后1～3 d行PCI治療。PCI術后，病變血管無殘余狹窄，血流均達到TIMI 3級。

1.3 心電圖指標記錄及測量

分別記錄患者入院后、PCI術后24 h及第7天的12導聯同步心電圖（必要時行18導聯），紙速25 mm/s，增益放大10 mm/mV，并在患者入院后24 h及PCI術后7 d行Holter檢查。由專人把心電圖放大10倍后手工測量。比較分析患者入院后、PCI術后24 h及7 d的Tp-Te間期、QTd值，根據Holter分析，記錄發生VA的例數。VA的類型包括：室性期前收縮（包括室早二聯律、頻發室性早搏、頻發多源性室性早搏）、室性心動過速、心室撲動與心室顫動。

1.4 指標的測量

Tp指正向T波的頂點或負向T波的谷點，Te為T波遠側支（直立T波的下降支）與等電位線的交點，測量12導聯心電圖Tp到Te的間距并取最大值即為Tp-Te間期；QT間期：測量從QRS波起點到T波終點的時間，QTd為12導聯心電圖最長QT間期與最短QT間期的差值。有U波時，取T波與U波之間的切跡為T波終點。當有室性心律失常時，則測量室性心律失常發作前的3個連續的正常竇性心搏的相關值后取平均值，無室性心律失常則測量3個連續的正常竇性心搏的相關值后取平均值。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兩兩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治療前后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或構成比表示，采用χ2檢驗進行比較，以 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62例患者，其中，男39例，女23例，平均年齡（61.2±10.3）歲。臨床診斷中合并高血壓病37例，高血脂42例，糖尿病18例，陳舊性心肌梗死2例。所有患者PCI術前、術后均進行抗血小板治療，根據病情選用硝酸脂類、調脂類、ACE抑制劑類、β受體阻滯劑類等藥物治療，術前術后用藥基本一致。

2.2 PCI前后Tp-Te、QTd值的比較

UA患者PCI術后24 h及第7天最長Tp-Te間期、QTd值同入院時（PCI前）比較，均有減小，但是三支血管病變組PCI術前與術后24 h Tp-Te間期、QTd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隨著血管病變支數的增加，入院24 h的最長Tp-Te間期、QTd值也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3 PCI術前后室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比較

62例患者中，入院24 h有13例出現室性心律失常（VA），發生率為20.97%，PCI術后第7天，62例患者中僅5人出現 VA，發生率為8.06%，發生率減少（P < 0.05），且均為原有VA的患者。出現VA的患者Tp-Te間期、QTd值的變化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正常心室肌由心內膜、心中膜（M細胞層）、心外膜三層細胞組成，既往離體實驗研究[2]提示三層心肌細胞復極存在不均一性，具體表現為心外膜細胞復極時程最短，M細胞層復極時程最長。Tp對應心外膜細胞的復極終點，Te對應心肌中層細胞的復極終點，Tp-Te的時間間期即T波峰末間期，可以反映心室肌動作電位跨室壁復極離散（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TDR）的大小[3]。TDR是正常的心臟電生理現象，但是不能在人體直接測量研究。Opthof等[4]和Kors等[5]研究認為：體表心電圖的Tp-Te間期也可以反映整個心室復極離散的情況，不是僅單純反映TDR。其值增大，反映心室肌復極離散程度增加，和QT間期延長意義類似。QT離散度（QTd）是同步十二導聯中最長QT間期與最短QT之差值；正常心電圖中，由于不同部位心肌除極和復極時程的差異，也存在QTd。目前有研究認為QTd主要反映心室肌復極的區域性差異，其值增大也是心肌缺血的指標，與冠狀動脈病變的范圍和程度相關[6]。

本研究中，PCI術前，隨著病變血管支數的增加，UA患者的Tp-Te及QTd值也相應增加，說明Tp-Te及QTd值可以反映冠狀動脈的病變范圍和程度。PCI術后1周，Tp-Te及QTd值均有明顯縮短，反映心肌缺血得到改善。但三支血管病變組Tp-Te及QTd值在術后24 h變化不明顯，可能與心肌慢性缺血時間長，范圍廣，冬眠心肌恢復有一個過程相關。吳志峰等[7]的研究顯示UA患者QTd值較大，而Bonnemeier等[8]發現UA患者PCI術后Tp-Te值較術前明顯減小，且術后4 h基本處于較穩定狀態，VA發生率也降低，這與本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中，UA患者PCI術前VA發生率較高，其原因可能為血管痙攣、斑塊糜爛和破裂、微血管栓塞等導致的急慢性心肌缺血有關。其中，急性心肌缺血時，可引起缺血區域與周圍正常心肌間形成折返有關；而長期的慢性缺血又可導致TDR以及QTd的增大，進而增加發生VA的風險。Lukas等[9]研究提示心肌缺血引起心外膜Ito電流的顯著增強，心外膜2相平臺期的丟失，平臺期跨室壁電流的產生和TDR的增大，容易誘發室性心律失常。異常增大的TDR是室性心律失常的預測因子[10-11]，QTd增大也是冠心病發生VA的高危因素[12]。

本研究中，UA患者PCI術前VA發生率較高，Tp-Te間期、QTd值也大，PCI術后VA發生率明顯減少，Tp-Te間期、QTd值也減小；究其原因，PCI術增加了缺血心肌的血流灌注，使心肌復極差異及電不穩定性減小，因此患者行PCI術后VA發生率減少。

總之，UA患者Tp-Te間期與QTd值增大，行PCI術后Tp-Te間期與QTd值減小，進而降低了患者的VA發生率。Tp-Te、QTd值與VA相關，但能否預測室性心律失常，有待大樣本資料進一步研究探討。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與中華心血管病雜志編輯委員會.不穩定性心絞痛和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診斷與治療指南[J].中華心血管病雜志，2007，35（4）：295-304.

[2] Shimizu W，Mc MB，Antzelevitch C. Sodium pentobarbital reduces 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 and prevents torsades de Pointes in models of acquired and congenital long QT syndrome [J]. J Cardiovasc Electrophysiol，1999，10（2）：154-164.

[3] Yan GX，Antzelevitch C. Cellular basis for the normal T wave and the electrocardiograph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long-QT syndrome [J]. Circulation，1998，98（18）：1928-1936.

[4] Opthof T，Coronel R，Wilms Schopman FJ，et 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 in canine ventricle and the electrocardiographic T wave：Tp-e interval does not reflect transmural dispersion [J]. Heart Rhythm，2007，4（3）：341-348.

[5] Kors JA，Ritsema Van Eck HJ，Van Herpen G. The meaning of the Tp-Te interval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J]. J Electrocardiol，2008，41（6）：575-580.

[6] Yilmaz R，Demirbag R，Gur M. The association of QT dispersion and QT dispersion ratio with extent and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J]. Ann Noninvasive Electrocardiol，2006，11（1）：43-51.

[7] 吳志峰，李斌，廖建寧，等.不穩定性心絞痛危險分層與QT離散度變化[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7，7（25）：5985-5986.

[8] Bonnemeier H，Hartmann F，Wiegand UK，et al. Course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QT interval and QT interval variability after primary coronary angioplasty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J Am Coll Cardiol，2001，37（1）：44-50.

[9] Lukas A，Antzelevitch C. Differences in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canine ventricular epicardium and endocardium to ischemia. Role of the transient outward current [J]. Circulation，1993，88（6）：2903-2915.

[10] Lubinski A，Lewicka Nowak E，Kempa M，et al. New insight into repolarization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long QT syndrome：the increased 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 [J]. Pacing Clin Electrophysiol，1998，21（1Pt2）：172-175.

[11] Gupta P，Patel C，Patel H，et al. T（p-e）/QT ratio as index of arrhythmogenesis [J]. J Electocardiol，2008，41（6）：567-574.

篇3

關鍵詞： 極端事件 全球變暖 判定指標 適應對策

IPCC最新評估報告指出，1880年～2012年期間全球平均陸地和海洋表面溫度升高了0.85℃[0.65℃～1.06℃][1]。近百年（1909―2011年）中國陸地區域平均增溫0.9℃～1.5℃，增溫幅度高于全球水平[2]。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也發生顯著變化，對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嚴重影響[3]。如2008年初，中國南方地區遭受嚴重的低溫雨雪冰凍天氣，此次極端寒冷事件對工農業生產、人民生活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直接經濟損失1500余億元[4-5]。極端氣候事件突發性強，一旦發生所造成的損失大，因而受到國際學術界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本文擬系統闡述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的定義和判定指標，總結全球變暖背景下我國極端事件的變化特征，并提出相關建議，從而為人類應對和適應極端事件變化提供科學基礎。

1.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定義

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是指在特定地區、特定時間段內（一般為一年以內）氣候系統出現的異常事件，其核心是天氣氣候記錄或變量超過某一閾值。目前有關“閾值”的確定方法可歸納為兩種類型：“絕對閾值”和“相對閾值”[6]。

1.1絕對閾值

絕對閾值是以一個特定值為閾值，該閾值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是固定的。如我國氣象業務規范中通常把35℃作為判斷高溫事件的絕對閾值。絕對閾值物理意義明確，但由于不同地區的氣候存在區域差異，一個地區的極端氣候事件在另外一個地區可能是正常的。如2003年夏季歐洲出現的超級熱浪（日最高氣溫持續超過30℃），同樣的氣溫記錄在赤道地區國家則較為常見，故絕對閾值在實際運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2相對閾值

基于統計概率分析計算得到的極端事件判定閾值，稱為相對閾值。國際上常用事件發生概率密度函數大于（小于）某一百分位數定義，如IPCC用事件發生概率密度函數小于10%來定義極端寒冷事件。相對閾值的概念更具普遍性和可比性，可確切地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時段內氣候的極端特征。

2.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氣候指數

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常用事件出現頻率、強度、持續時間和覆蓋范圍等指標描述其特征。世界氣象組織氣候委員會等組織聯合成立氣候變化監測和指標專家組（ETCCDI），定義27個典型的氣候指數（包括16個氣溫指數和11個降水指數）。我國學者在實際運用中，常用12個氣溫指數和10個降水指數[7]。這22氣候指數的代碼、名稱和意義見表1和表2。

3.中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變化

1951年以來中國大陸地區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率和強度發生了一定變化，但不同類型和不同區域極端氣候變化存在明顯差異[2]，[7-9]，主要表現在：

（1）自50年代開始，全國范圍看，中國平均極端最低氣溫呈明顯上升趨勢，與低溫相關的極端氣候事件如寒潮、冷晝、冷夜日數、霜凍日數等，發生頻率和強度呈顯著減少減弱趨勢，寒潮平均頻次呈明顯減少趨勢，霜凍日數顯著減少，區域性極端低溫事件的發生頻次有明顯的逐年下降趨勢，偏冷的氣候極值降低。

（2）區域持續性高溫事件發生頻次、強度和影響面積在20世紀90年代后由之前的略顯減少趨勢變為顯著增加趨勢；與異常偏暖相關的暖夜、暖晝日數明顯增多，暖夜日數增多尤其明顯，但高溫事件頻數和偏熱的氣候極值未見顯著長期趨勢。

（3）中國極端強降水日數、極端降水平均強度和極端降水量都有增強趨勢，極端降水事件趨多，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極端降水量比例趨于增大。區域上，年極端強降水日數表現為東北、華北及四川盆地為減小的趨勢，西部地區和長江中下游一直到華南則表現為增加趨勢。

（4）全國遭受氣象干旱的范圍呈較明顯增加趨勢，其中華北和東北地區增加更顯著。

4.對策和建議

近年來，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我國各種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繁發生，給國家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帶來很大威脅。因此，加強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應對工作是當前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8]。面對日益嚴重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我們在以后的工作中應加強如下方面的研究：（1）加強對極端事件的綜合監測能力；（2）提高極端事件及其災害的預警和服務能力；（3）完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推動氣象災害應急協調聯動工作；（4）加強宣傳，提高全社會防災避災能力。

參考文獻：

[1]IPCC.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UK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2]《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編寫委員會.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3]吳紹洪，黃季j，劉燕華，等.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利弊[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1）：7-13.

[4]王遵婭，張強，陳峪，等.2008年初我國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的氣候特征[J].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08，4（2）：63-67.

[5]陳洪濱，范學花.2008年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及其他相關事件的概要回顧[J].氣候與環境研究，2009，14（3）：329-340.

[6]秦大河，張建云，閃淳昌，等.中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和災害風險管理與適應國家評估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7]管兆勇，任國玉，龔道溢，等.中國區域天氣氣候事件變化研究[M].北京：氣象出版社，2012.

[8]翟盤茂，李茂松，高學杰，等.氣候變化與災害[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9.

[9]Zhai P.-M.，A.-J.Sun，F.-M.Ren，et al.，1999：Changes of climate extremes in China.Climatic Change，42（1）：20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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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氣候難民納入國際法保護體系的依據

早在1990年11月7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二次世界氣候大會通過的部長宣言就指出“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保護全球氣候是各國共同的責任”。在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即《斯德哥爾摩宣言》）的序言中也明確指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系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因為它們影響著共同的國際領域”，所以“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從上述文件不難看出，正是因為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問題）具有公共性，所以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一個國內問題，各國應加強共識，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解決氣候難民問題。

（二）氣候難民定義的歷史沿革

對于“難民”的關注是二戰的產物，“氣候難民”是“環境難民”的一個衍生概念，“環境難民”從1940年就被提起。1970年起，各種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破壞引起了人們流離失所的問題，聯合國環保署（UNUP）與聯合國難民署（UNIIRC）開始一起關注此問題。1980年，“環境難民”的稱呼開始在聯合國相關的會議上被提出，在文字上則首先由萊克（Lake）于1984年提出。之后，埃薩姆·埃爾·欣那威（El-limnawi）在聯合國環保署文獻中為“環境難民”做了定義：“由于顯著的環境破壞（含天災與人禍）有礙其生存并（或）嚴重影響生活品質，人們被迫暫時或永遠地搬離其原來居處。”1988年雅各布森（Jacobson）的“環境難民”定義是指“由于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森林被過度砍伐，土地沙化及風沙肆虐而被迫背井離鄉、四處流浪的人”。同時，他強調環境難民其暫時性“流離失所”的三種情況：地區性災害如地震、雪（山）崩；環境問題影響生計與健康；土地沙漠化。1995年梅耶斯（Myers）進一步以環境與發展的角度來定義造成環境難民的因素：土地破壞（含干旱、洪水、沙漠化、森林砍伐等）；資源匱乏（缺水等）；都市環境問題；緊急問題（全球溫室效應）；自然災害（臺風、地震）等。［3］定義的最新發展是勞拉（Laura）提出的“生態難民”的概念，以此來涵蓋所有的環境難民、氣候難民以及所有流離失所的人們，包括逃離工業和化學危險的人。上述觀點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批評和質疑，諸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京都議定書》等國際文件也都未能賦予“環境難民”或“氣候難民”一個明確的定義。至今關于“氣候難民”尚沒有一個具有約束力、受到普遍認同的法律定義。

（三）氣候難民的生存和權利現狀

圖瓦盧———一個南太平洋上陸地面積僅為26平方千米的島國，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要美國和澳大利亞，原因是兩國排放的溫室氣體引起了海平面的上升。梅耶斯曾預測，到21世紀中葉，將有近2億人因為溫室氣體引起海平面上升而被迫遷移，就連東京和紐約也不例外。［4］其實，海平面上升只是引起遷移的環境原因之一，還有氣候變化引起的洪災、沙漠化、極端暴風雪都會成為人們遷移的原因。目前法律層面對于氣候難民的保護是極度欠缺的。第一代人權規定在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該條約詳細闡述了消極權利，即政府不主動干預的權利。1966年《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二代人權不僅包括消極權利，還包括積極權利，這兩個文件均未關注氣候難民的權力。第三代人權則將關注焦點從集體權利擴大到個人權利，認為個人“享有和平、適合居住環境的權利”。第四代人權是“知識產權”以及“地球母親的權利”，所謂“地球母親的權利”是指將地球作為一個整體來保護，而不是僅為了個人享有一個良好的環境而保護地球，［5］對于氣候難民幾乎沒有規定。與此同時，即使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里約宣言》和《斯德哥爾摩宣言》這樣專門針對氣候變化的公約，都未規定個人享有一個清潔、健康、安全環境的實體權利，［6］也沒有涉及氣候難民問題。直到2008年4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才要求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調查氣候難民問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報告中指出“氣候變化的最大影響就是造成人類的遷移”，［7］隨后又指出“因為氣候變化而跨越國境的人享有接收國的普遍人權，但不享有進入權”。［8］試問，既然連進入一個國家的基本權利都沒有，又何談享有普遍人權？而且因為各國往往把氣候難民問題看成是一個負擔而不是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機會，認為會耗竭接收國的資源，所以大多采取“遷出”政策而非“遷入”政策，［9］采用“扔包袱”的方式來回避氣候難民問題，盡可能地縮小有關難民保護公約的適用范圍。于是氣候難民就面臨這樣一個兩難的局面：要么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環境，要么遷徙到一個新的環境去面對保護自己稀缺環境資源的當地人的敵意。

（四）氣候難民保護的困難所在

當前，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對于氣候難民的“置之不理”，來源于法律、社會、經濟等各個層面的困難，這些困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氣候難民究竟是否存在目前是一個尚有爭議的問題。氣候難民意味著一種很少在人類現實中發現的單一的因果關系。沒有一個因素、事件或者過程不可避免地導致被迫遷移或者沖突。氣候變化的影響很可能會促進被迫遷移的增加，但不能完全將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原因隔離開來，［11］因為人們的遷移往往是由多種原因（如政治、文化）造成的，我們很難將其僅僅歸因于環境因素。目前，僅芬蘭和瑞典法案承認了環境難民的存在。［12］而且在一國發生的行為極有可能對別國的環境產生不利影響且該不利影響往往一時無法察覺，如何區分責任困難重重。由于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的成因和結果都未能達成共識，這也成了很多國家逃避責任的借口。在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的氣候變化公開辯論會上，英國認為氣候變化問題會引發世界各國的沖突，發展中國家則表示這一議題不應列入安理會的議事范圍。［13］但是，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持續的沙漠化和旱災使南非的人民遷至西非；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使墨西哥人遷至美國。從中不難看出，氣候變化與人們遷移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14］第二，如上所述，傳統意義上的“難民”是指“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于種族、宗教、國籍、屬于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并且由于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愿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懼不愿返回該國的人”。可見，環境因素并不包含在內。另外，政治難民往往能夠在政府停止對其迫害時返回原住所，而氣候一旦發生變化，氣候難民就永遠存在了，［15］這也是兩者間一個很大的差別。第三，即使承認氣候難民的存在，其內部也存在著爭議：究竟這種“流離失所”是持久的還是臨時的？引起人們遷移的自然災害是瞬間爆發的還是長久累積的？人們遷移是因為當地的環境已經不適合生存還是他們只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環境？［16］另外，這里的環境因素又應該包括哪些情況？其中自然災害應包含哪幾種情況呢（聯合國難民署將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和2008年緬甸颶風列入可作為流離失所動機的“自然災害”［17］）？是否應包括人為破壞所造成的災害？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探討。第四，各國對解決氣候問題的態度曖昧不清。因為氣候問題所涉及的工業、農業、能源、交通等問題均屬于國內政策范疇，所以各國更多地用國內而非國際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對許多國家而言，與自己減排從而確保他國同樣減少氣體排放相比，減排對國家的成本要高得多。［18］此外，傳統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在氣候變化責任問題上也變得不再適用，因為即使是圖瓦盧這樣的“氣候變化受害者”也會排放溫室氣體。那么是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責任呢？這也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第五，目前全球的難民人數為1520萬，其中持久難民已經達到了720萬。與此同時，自愿返回故鄉的人數卻在不斷下降，2010年不足20萬人。這些難民的接收國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其中也僅有50%能夠得到救濟。如果進一步擴大需救濟的對象，將氣候難民納入其中，不僅不能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會降低對現有難民的保護。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稱，其每年獲得的救助難民的預算達到13億美元，但是即使將如此高額的資金全部投入保護難民，也無法為傳統難民提供足夠的食物和住所，更不用說環境難民了。根據法新社的報道，在2006年至2008年的3年中，約旦因為管理50萬至75萬伊拉克難民事務共花費了22億美元，對于一個僅有8.9萬平方千米國土的國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承認難民的存在不僅意味著要在難民身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還要設立管理難民的機構，而難民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在環境專業知識和資源方面往往顯得力不從心。

（五）氣候難民權利的完善

無論造成人們遷移的氣候變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是長久的還是暫時的，我們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都是由于氣候問題而離開自己的家園去尋找能夠滿足他們最基本需求的新環境。當前，國際社會正面臨著兩個問題：如何保護實際的環境難民？如何保護潛在的環境難民？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氣候難民的權利進行完善。第一，國際社會應盡快做出反應，承認氣候難民的存在。當然，對于氣候難民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改善當地的環境，防止氣候再度惡化，使其返回家園，同時應著力預防未來災害的發生。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了第四次評估報告，再次將氣候變化的矛頭指向了工業產業。因此，各國政府應倡導使用可再生性強、資源豐富的如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等污染較大的傳統能源。此外，對于氣候難民的救助離不開公眾的認知和媒體的宣傳，因而應加強這兩者的參與。事實上，氣候難民對于接收國來說，并不是“百害而無一利”。當前，伴隨著“嬰兒潮一代”的退休和人口日益老齡化，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正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聯合國經濟事務部的資料顯示，發達國家15歲至59歲的勞動人口將從2006年的63%降低至2050年的52%，而環境移民的到來將有望緩解這一問題。第二，1998年《關于國內流離失所問題的指導原則》已經將氣候變化造成的流離失所問題納入其中，因而我們可以選擇完善現有立法，也可選擇訂立條約的方式來給予保護，但給氣候難民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刻不容緩。在環境難民的含義、特征標準及因果關系較模糊而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氣候難民可以率先在一定程度得到國際法上的認可和保護。筆者建議，可以這樣定義氣候難民：“由于遭受自然的（如地震）或人為的（如核燃料泄漏）災害，其生活環境已不再適宜生存，或該環境對健康不利而被迫遷徙的人。”第三，當前，保護氣候難民的瓶頸在于尚未有一部法律列舉出這個群體所享有的權利。因此，在承認氣候難民存在的同時，給予其應有的權利刻不容緩。筆者認為，參照現有權利公約的框架，氣候難民應有的權利應當包括以下幾點：1.生命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便是生命權，如果沒有這個權利，其他權利就無從談起。即使在戰時這樣的緊急時刻，對于生命的迫害和褻瀆也是不容允許的。如果颶風、地震、洪災、空氣污染等災害繼續不斷增多，勢必會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安全。2.健康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人類的健康常常與食物、住所、工作環境等因素相關，而氣候變化往往會影響到食物、淡水的供應，加劇各種氣候災害，直接或間接影響許多傳染病如霍亂、血吸蟲病的發病率。3.食物、淡水權。食物與淡水經常與健康掛鉤，《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11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2002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將淡水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19］但是，由于缺少必需的淡水資源，部分人被迫改變了延續幾千年的生產、生活方式，嚴重影響了其生計。4.自決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1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規定：“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并有權享受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利的實現，這種實現是通過國家努力和國際合作并依照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可見，氣候難民自身的事務只能由其自身來決定。任何其他個人或接收國若干預他們所做的合法、合理的決定，必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5.財產權。《世界人權宣言》第17條規定，“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權”和“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而持續的氣候變化必然會導致部分人因遷徙而丟失其部分財產。6.工作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6條、第7條、第8條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都對自由選擇職業、享有同工同酬、參加工會組織等權利做出了規定。氣候變化肯定會造成工作選擇范圍的縮小，參加工會組織等權利的實現變得困難重重。7.土地權。世界銀行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貧困和收入不公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無法獲得和擁有土地資產”。［20］對于氣候難民而言，他們所需要的不過就是“一片他們可以叫作‘家’的土地，并在這之上重建家園”。［21］只有為難民提供土地所有權，他們才能生產足夠的食物，獲得收入，提高經濟地位。第四，氣候難民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僅應關注每個個體的權利，也應關注該團體的集體權利。正如比爾曼（Biermann）和博厄斯（Boas）所說：“氣候難民的體制不僅要滿足每個受迫害的個人的需要（就像當前聯合國救助難民的體制那樣），而且要關注整個團體，比如整個村莊、城市、省份，甚至是整個的小島嶼國家。”［22］伴隨著整個團體消失的還有團體的文化，如果氣候變化不斷加劇，那么文化勢必會遭受到破壞。因此，在保護難民的同時，也應當注意保存優秀的文化、習俗，使文化多樣性不會遭到損害。另外，接收國在制定和完善立法時，應當聆聽那些已經或將被迫遷移的人的意見，也應注意到氣候難民在年齡、性別、殘疾與否和其他各方面的差異。第五，在接收國接收氣候難民之后，應積極促進難民與當地社區語言、文化、民族信仰的和諧相處。因為難民在接收國往往會遭遇社會和身份認同上的困難，從而成為民族間敵對、騷亂甚至是政局更迭的導火索，所以促進難民與當地社區的融合至關重要。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氣候難民必須依賴新環境的當地資源來維持其生存，加上接收國本身國內的需要，很容易造成接收國的環境惡化和耗竭。因此，氣候難民在享受當地保護的同時，也應注意對接收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保護。第六，氣候變化不是某個或某幾個國家造成的，這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因而需要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1.應建立國際氣候難民救助基金。在被稱為“拯救人類的最后機會”的2011年南非德班氣候大會上，綠色氣候基金（1000億美元）得以啟動，而資金的來源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要由對氣候變化負較大責任的發達國家提供，也有學者提出可以讓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的參與資金的提供，筆者認為可以將其中一部分專門用于氣候難民的救助，但應就資金獲得資格、資金分配標準以及資金使用情況的報告機制做進一步詳細的規定。2010年12月達成的《坎昆協議》提供了管理氣候基金的方法，即建立由24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頭3年的運行可由世界銀行來管理。2.應組織國際專家小組，負責對移民尋求保護的區域和尋求國際幫助的區域進行鑒別以及監督綠色氣候基金的發放，以此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基金的使用落到實處、公開透明。3.應嚴格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中有關環境保護的國家責任，即各國有責任確保在其管轄或控制范圍內的活動不對其他國家的環境或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造成損害。一旦國家違背了這一原則，要對污染和破壞環境承擔國際責任。有學者提出，可以采用類似“船旗國政府對本國船舶監督”的方法，無論對環境的損害發生在哪個國家，造成環境損害的國家都必須為此負責。

二、結語

篇5

    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研究概說

    傳統知識涉及面廣,在不同的領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簡稱《公約》或CBD)、世界知識產權(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均對其有不同側重的定義及關注點[10]。但基本上定義為土著和地方社區擁有的、體現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革新和實踐。在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地方社區仍然存在大量傳統知識,因此,目前傳統知識這一概念在中國更多的與少數民族及其地方社區聯系在一起,可理解為以下5個范疇:(1)傳統利用遺傳資源的知識;(2)傳統利用藥用生物資源的知識;(3)傳統技術與傳統生產生活方式;(4)與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相關的傳統文化與習俗;(5)傳統地理標志產品。關于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類學家分別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氣象學家最早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并且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稍后,社會科學界開始介入研究,關注的主要是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人類學家的介入是較為晚近的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著作是TORRY于1983年所著,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論文被共同匯集在一本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氣候變化》的論文集。20世紀90年代后,氣候變化引起了更多人類學家的關注,同時隨著氣候變化的發生,尤其是極端氣候事件對土著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及當地人的傳統生活生計影響的深入,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逐漸被各界科學家重視,特別是人類生態學、民族生態學等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研究氣候變化背景下傳統知識的影響及變化,主要意義在于:(1)挖掘整理少數民族及地方社區認知氣候變化的傳統知識體系,對促進傳統知識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具有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進民族地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和傳承;(2)維持和增強傳統知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為應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提供支持,對少數民族和地方社區傳統生活生計的發展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3)利于相關傳統知識的記錄和保護,可以為未來應對氣候變化、防治氣候災害打下基礎,從而降低生產生活的風險,提高生計的安全性,同時增強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產業投資力度;(4)促進各利益群體對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理解和重視,探索通過與科學知識相結合以適應氣候變化的創新和實踐。

    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應對及適應性研究

    1.影響

    目前國內關于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剛剛興起,其中民族生態學和生態人類學等交叉性學科的相關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針對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影響的跨學科研究,國內一些學者分別對氣候變化與藏族、基諾族、土家族、壯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知識進行了研究,闡釋了不同少數民族傳統資源利用及傳統生活生計方式等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產生的后果。其中氣候變化對藏族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創新性,該研究以云南迪慶為案例研究點,通過具體的田野案例調查和研究,闡述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極端氣象災害對藏民生產生活造成的挑戰以及對其傳統生計方式的影響,同時給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研究創新點在于對藏族傳統知識體系的構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傳統社區為主導分析氣候變化給藏族傳統知識帶來的影響,具體涉及傳統農業、傳統畜牧業和傳統生活生計幾個方面。相比于國內,國外就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已走在前面。傳統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土著民族地區已經開始經歷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甚至潛在的氣候變化對土著人類健康也造成一定風險。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書中闡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傳統生計方式及傳統文化等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事實,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續的適應指導原則。哥倫比亞大學BenjaminOrlove教授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將傳統生計、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及文化有效結合,不僅可以應用在研究領域,更廣泛的可用在可持續發展及環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亞氣候變化與原住民的適應:原住民與氣候變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較顯著的有農業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慮使用土著民的傳統知識來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研究表明傳統知識及實踐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應對及適應

    除上述提到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外,其余關于氣候與傳統知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及適應、應對等方面,不同的土著與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不同,因此他們用來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方式,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國內尹侖等就藏族傳統知識的適應和應對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實踐活動。在“藏族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與應對”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闡述了藏民對氣候的認識,明確氣候變化存在著以本土認知為基礎的衡量指標,并基于傳統知識傳承和發展來分析當地傳統知識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活動,呈現出地方性傳統知識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現象中的價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分別生活在極地、山地、沙漠、熱帶雨林、島嶼、溫帶地區的原住民族如何觀察、理解并適應氣候變化,并提出傳統知識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氣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傳統知識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策略,指出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地并不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當地農民就運用傳統知識發展了一些方法來減少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關于運用傳統知識來應對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災這樣的短期極端氣候災害。可見,土著與地方社區或者少數民族群體,他們不僅是氣候變化的觀察者,而且對其有特定的詮釋,并積極運用相關傳統知識來應對,緩解氣候變化對其自身造成的影響。

    除了以上學術理論研究,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組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分別開展了相關實踐活動。2008—200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亞太政府間合作研究網絡支持中國學者,開展了“云南滇西北半農半牧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和“云南東喜馬拉雅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生計”行動項目研究,提高少數民族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及增強其適應,同時促進了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認識和重視。2011—2012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國也開展了相應的實踐研究,分別在內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和實用方法,并在中國其他地方推廣。

    國際公約及報告中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

    近幾年,相關公約及報告開始涉及并提出氣候變化與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及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內容。

    1.《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內容

    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問題是目前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熱點,《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j)條要求各締約國尊重和維持土著與地方社區擁有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并促進其應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七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ofParties?7,簡稱COP?7)將傳統知識問題列為大會重要議題,并授權“第8(j)條及相關條款特設工作組”[或稱“傳統知識工作組”]為制定傳統知識保護特殊制度等開展談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納達召開的工作組第四次會議審議的議題包括:“探討制定技術準則用于記錄和整理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關切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威脅;繼續制定“傳統知識行動計劃”。2006年在巴西的庫里提巴召開的《公約》第8次締約方大會(COP?8)、2008年在德國波恩的召開的《公約》第9次締約方大會(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開的《公約》第11次締約方大會(COP?11)所形成的決議,均涉及土著與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COP?8形成的專門針對第8(j)條款的VIII/5B號決議指出,需要創新、實踐并深入研究氣候變化對土著民族的影響,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脅。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編寫了一份報告,重點關注氣候變化進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應對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號決議也指出,鼓勵當事人和其他政府機構在處理研究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時,要考慮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區(IL?Cs)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生態系統安全、人體健康和傳統知識等問題[29]。COP?9形成的會議報告和會議決定(IX/13,IX/16號決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及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影響評估的活動,包括對傳統知識造成的威脅。會議還建立了一個針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特設技術專家組(AHTEG),成員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號決定中,強調對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和土著民族傳統知識之間的關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決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樣性及相關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的問題。指出需要重視與氣候相關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與氣候變化工程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將土著和地方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視野及經驗納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