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經濟學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0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

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 Allen 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 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 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貝絲?阿什（Beth 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

同年，沃爾特?維（Walter 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茁，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茁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

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相對西方的研究，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走進中國的標志性事件是：陳炳福（1992）譯自Schmidt主編的《軍費問題研究》是較系統介紹西方國防開支理論的著作；姜魯鳴（2001）等翻譯的《國防經濟學手冊》是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杜為公、盧周來、姜魯鳴（2002）等國防經濟學者分別出版了系列介紹現代國防經濟學的著作；杜為公（2004）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最新發展研究”獲準立項，使“國防經濟學”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稱中；2004年12月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開始設立“國防經濟學專場”。

對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為公（1997）在《西方國防經濟學》一書中，通過明確的征兵制理論模型，描述了征兵制與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別。姚榮（2001）通過對自愿兵役制和義務兵役制在兵員吸納成本構成方面的比較，論證了自愿兵役制將成為軍事人力吸納的最佳方式。藺翠峰（2003）在《軍人職業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對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經濟成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最后結合了多項公式的計算結果，得出吸納成本與軍力規模的關系。楊罡、馬來宇（2006）以義務兵役制、志愿兵役制為對象，從兵役稅、軍隊預算成本等方面進行量化分析，比較兩者的征募成本，認為實行志愿兵役制成本顯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慮兵役稅，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羅梅（2006）運用制度經濟學以及歷史分析、動態分析等研究方法，對我國歷次兵役制度變遷過程進行理論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變遷的比較優勢規律。上海財經大學嚴劍峰所著的《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2007）是國內目前關于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唯一一部專著，對不同兵員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一般的、規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對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做了深入的實證分析[27]。侯永平（2007）對征募大學畢業生服役的成本收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并從大學畢業生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一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來探討大學畢業生的服役決策問題。2009年，萬璽負責的“軍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成為目前國內第一個有關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國家級項目。稍后，“軍事人力資源管理”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指南中。

應該說，國內關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不夠深入，尤其是缺乏通過經濟學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進行實質性的政策建議。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未來的研究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深入的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要綜合考慮影響征募制度成本與收益的各種因素。當然，要準確估算兩種兵員征募制度對軍方成本的影響是一件相當復雜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假設。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重要的不僅是估計的準確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學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實數據，把這些真實數據代入到計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較征募制度的真實成本了，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體政策建議以及時間表，真正體現出經濟學作為工具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的價值。可以毫不諱言地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將同美國當年的經濟學家的作用一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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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篇2

關鍵詞：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學科史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03-02

對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兩門學科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而不研究屬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科范疇的具體問題，是理論與學科關系層面的探討，或可以說屬于學科史研究的范疇。對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從學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兩個學科的方位和邊界、正確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促進人們更好地把握它們的發展變化與相互間影響。

一、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概念辨析

要進行相互關系的比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學科的屬性，即該學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來考察政治學。政治學英文“Politics”一詞源于古希臘語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學的創始人首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提出“善”、 “正義”和他的哲學王理想。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論述政治理論及其體系的著作，他倡導以個人幸福為最高政治目標的城邦政治論，使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其后大致經歷了中世紀神學政治學、近代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權利政治學、20世紀以來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等幾個階段，①有著悠久的歷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1]政治學，則是研究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

“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國外學術界比較常用的詞語。在英文《韋氏詞典》里對它的解釋是：“國際關系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的是國家間的聯系并且主要關注對外政策”。從這一定義來看，“國際關系”的屬性有三點：一是在學科上它從屬于政治學；二是它的研究對象是國家間的關系；三是對外政策或外交是其關注的重點。“國際關系”不僅僅是指國際的政治關系，還涉及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衛生、民族、政黨等各種聯系。也有學者認為，“國際關系是超越國家界線的國際社會關系。進入世界近現代史的國際關系主要是國家以及國家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2]，“嚴格來說，國際關系的領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間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這些關系和其他因素（如國際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個體）是有緊密聯系的；與其他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的、文化的和國內政治結構）也有聯系；甚至與地理的和歷史的因素也發生關聯。國際關系學是交疊了幾個其他領域的龐大學科。”[3]可見，國家間的關系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或主要方面。所謂“國際關系”，主要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聯系；“國際關系學”，則可被看作是一門研究這些聯系和及其規律的獨立學科[4]。

二、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關聯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

傳統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1919年，威爾士工業家戴維斯在威爾士大學資助建立了國際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為國際政治專業設立了伍德羅·威爾遜講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種設置標志著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科的誕生[3]。顯然，國際關系學（IR）最初是以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現的，并且被許多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看作是政治學的子學科。1949年在巴黎，各國的政治學者共同建立了“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協會確定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有五項：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黨和政治團體、國際政治關系、社會輿論[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際政治研究伴隨著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現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領域和范式。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國家都出現了國際關系方面獨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三、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

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5]4。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展規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4]7。戰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計的方法等等，統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四、結語

在學科發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

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國際關系學雖然研究的是一個類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當中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關系問題，但它始終離不開政治學所提供的關于國家、權力和權利等基本概念體系的支撐，以及政治學提供的價值規范的牽引。政治學也迫切需要國際關系學在這方面的成果來大量豐富政治學研究的資料與素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當天，政治現象常常是超越國界的。 總之，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相互支撐與相互分離是二者間關系的主要特點和趨勢，學科發展也會受這對矛盾運動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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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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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析地緣環境的相關理論及方法

第一，對于地緣環境概念，可以通過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構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及作用，最后實現對地緣環境概念的全面了解，為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

例如，我們可以去閱讀相關期刊、卷宗及書籍，從中了解關于中國電源政治學的相關知識理論，像多閱讀“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緣政治學”等這樣的卷宗及文獻等，以了解地緣環境整體的同時實現對地緣政治學框架的分析，另外還可以加深我們對不同尺度地緣環境及不同區域地緣環境的了解，以強化我們的國際政治學專業能力。

第二，要對不同的地緣政治實踐手段進行全方位的了解，如軍事政治手段、非軍事政治手段、傳統政治手段和非傳統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們的地緣政治處理能力；第三，要積極參與地緣環境機制建設活動中，提提高我們的地緣政治綜合素質及能力；第四，要積極將定量評價方法應用到地緣環境機制建設及地緣政治學學習中，以及時發現自己地緣政治學學習中的不足，并及時采取有效的解決辦法；第五，我們要對地緣環境進行發展性學習，即在地緣政治學課堂學習中盡可能的去了解地緣環境的發展，并對發展中相關的影響因素、發展評價指標及定量評價模型進行更深層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緣政治學課程建設中的有效參與。

2地緣結構變化與未來全球地緣環境變化

地緣結構變化與未來全球地緣環境變化已經成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方向，因為兩者的變化直接影響著我國地緣政治發展，并對相應的學科――中國地緣政治學產生重大的引導作用，所以成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重點研究對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來說，國際范圍內的地緣政治格局正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并且呈現出極端化特點，多為“兩超多強”格局“兩極格局”格局轉變，這樣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亞洲國家地緣政治發展，因為在亞洲呈現地緣政治國家日本不斷修改由和平憲法的現象，并且印度菲律賓、越南和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出現了反壓中國地緣政治發展的現象，反壓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國來平衡中國的地緣政治發展，使亞洲國家的地緣政治趨向于冷戰，對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故全球地緣環境變化稱為了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重點研究對象。

第二，就目前來說，在很大政治領域都應用到了結構主義理論知識，并且在地緣政治學中人文地理學領域也廣泛應用到了結構主義研究方法，使中國地緣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中凸顯自然主義模式，實現了空間模式向權力關系模式和結構主義模式的轉變，結構主義在地緣政治學中應用時仍然出現了一些不足，這對于中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利，故將地緣結構變化作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重點研究方向。

3“一帶一路”區域響應與中國地緣環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際政治及經濟發展方面，當下國際上很多國家都響應了“一帶一路”政策，并共同參與了“一帶一路”的建設；第二，“一帶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圍內各個大國的發展歷史及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共建而來；第四，“一帶一路”的提出推進就是為了改善中國地緣環境而提出的；第五，通過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可以實現對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及地緣環境的定量評價。所以“一帶一路”區域響應與中國地緣環境也成為了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的重點研究方向。

4中國國家地緣戰略

第一，中國國家地緣戰略是為了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獲取更大國際利益而提出的，為未來十年中國地緣政治學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第二，當今還存在大國欺負小國的現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亞洲區域，中國作為亞洲大國之一，為維護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發達國家經濟上及地緣政治上的欺負事件發生，必須制定并出臺相應國家地?戰略；第三，美國霸權手段已經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國的邊緣地區，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區，影響中國經濟、政治及文化的發展，故需要制定中國國家地緣戰略，以維護中國合法利益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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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學體系；政治學與行政學；開放型

一開放型教學體系的內涵

本文所研究的是廣義上的教學體系，涵蓋了課程體系整合、教學方法改革、實踐教學的改進、人才培養模式的完善等內容，突出了專業建設的整體性特點。它強調的是在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過程中，將專業教學體系與學校整體教學體系、社會生活系統、新媒體技術、以及學生個人融合、貫通起來，是一個變封閉教學為開放教學，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的、以學生為本的教學體系。

二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構建開放型教學體系的必要性

（一）首先，這是由政治學學科自身特點決定的

“政治學（Politics）”一詞的詞根是“城邦（polis）”，而城邦是古希臘特殊的國家形式。所謂政治學，從出現伊始就是關于城邦的學問和技術，本身就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是實踐性較強的應用型學科。今天，我們可以從狹義角度把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國家的活動、形式、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也可以從廣義角度，認為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1]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政治學都是將人類的政治實踐活動進行總結、抽象，升華為理論結晶。因此，政治學不是空洞的書齋理論，它必須與政治實踐密切結合。而政治學專業的發展也絕不能閉門造車，而要使學生所學的理論能夠回答現實的問題，要從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尋找支持自身發展的豐富的物質和精神資源。

（二）其次，這是由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決定的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通常定位為: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備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法學等方面基本理論和知識，具有較強的政治思維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要實現這樣的培養目標，學生經過學習，必須具備較強的理論分析和政務實踐能力。而這些能力的獲得，只有通過構建開放型人才培養模式才能實現。此外，最大程度實現人才培養目標，是切實對學生未來發展負責任。無論學生畢業后從事何種職業，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中提到的知識和能力素養，都將成為其一生的財富和資本。

（三）再次，這是由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教學現狀決定的

1.專業定位不明確。我國高校中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建制歸屬五花八門、雜亂無序。有的隸屬于人文學院或公共管理學院，有的與社會學、法律等專業并列，有的甚至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一起劃歸學院。不同的學院有自己不同的學科定位和發展方向，政治學專業也只能“入鄉隨俗”，變成了“四不像”專業，失去了自身的專業定位。2.人才培養目標與社會需求有一定脫節。模糊的專業定位直接影響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造成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許多高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缺乏專業特色，與其他文科專業相比差異性不強，不能滿足當前社會發展對新型政治人才的需求。有的學校甚至將政治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簡化成“考公務員”，提出該專業畢業生主要就業方向是政府機關及事業單位。這在當前的就業形勢下顯然是不現實的。過度泛化或過于狹隘的人才培養目標，都難以適應當前的社會需求，也容易使專業發展迷失方向。3.課程設置重理論、輕實踐。很多高校對專業認識滯后，仍將政治學看作是理論堆砌的“空中樓閣”，這就造成了專業課程體系中理論課比重較大，實踐課程較少甚至形同虛設。為適應當前人才培養需求，課程體系必須要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一任務尤其需要開放型教學體系來完成。4.教學偏重以教師為中心的理論講授。當前政治學專業教學主要采取課堂理論傳授法，教學方法比較單一，師生之間互動較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較為被動，無法充分展現主動性和創造性。根據教育學家巴班斯基的觀點：“只有在教師和學生的積極相互作用中才能產生出作為整體現象的教學過程本身。割裂開教與學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聯系，就使這一過程失去完整性。”[2]這就對政治學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打造一個開放型課堂，確立教學中學生的主體地位。

（四）這是由新媒體時代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當前，基于新媒體技術的“互聯網+”，為高等教育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豐富的資源、便捷的互動渠道、多樣化的創新途徑等。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必須順應時代趨勢，樹立開放理念，利用新媒體技術與所處環境展開積極互動。一方面，要不斷吸收自身發展所需的物質及精神養料，實現專業成熟和學科成熟之目標；另一方面，應發揮政治學的建構性和實踐指向，為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做出思考和設計。如果不能回應現實，做出改變，政治學就只能成為死氣沉沉、被人漠視的枯燥學問。

三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開放型教學體系構建途徑

（一）人才培養目標體系的構建

開放型教學體系的構建應以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為導向，優化人才培養目標是構建開放型教學體系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第一，更新人才培養觀念，摒棄對政治的狹隘認知，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政治學。我國社會公眾長期受意識形態思維的限制，缺乏現代科學的政治概念和思維，政治泛化、政治狹隘化現象比比皆是。反映到政治學專業建設上，就容易出現將政治學與交叉學科人為割裂開來，缺乏理論創新，無法用政治學理論解釋社會中層出不窮的新現象。從而也造成人才培養方面視野狹窄、思維單一。我們的課程體系設置、教學方法手段、人才培養目標等，都反映出這些局限性。因此，要構建政治學專業開放型教學體系，首先要實現觀念的深刻轉變。要從更寬廣的社會視角理解政治，用政治學的科學理論解釋政治。同時對政治學進行多學科、多層面、多角度的認知，在與社會生活的廣泛聯系中實現理論創新。只有政治學學科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培養出厚基礎、寬口徑、多出路的專業人才。第二，人才培養以職業化為導向，注重人才輸出的寬口徑。所謂職業化就是指人們在社會中獲取職業、保障職業順暢發展的能力和素質。[3]我們通常認為，對新建本科院校而言，討論職業化教育有損于本科教育的價值和地位。但事實上，由于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本科畢業生除了要具備專業知識技能，更應注重職業技能的培養。因此，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畢業生除了具備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還要具備行政事務處理能力、調查研究能力、新媒體技術運用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學習創新能力等。總之，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應關注社會對人才的最新需求，以職業化為導向，不斷更新、豐富人才培養目標。此外，開放型人才培養目標對就業方向也不宜做過多限定，而應寬口徑、多方向輸出人才。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需求愈加多樣化，嚴峻的就業形勢也使學生們不得不放寬擇業標準。因此人才培養目標也應在保持專業特色基礎上，盡量開放，從而使學生得到多方面能力培養，累積足夠的就業競爭資本。第三，順應時代趨勢，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成為國際化人才的能力。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同時具備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已成為當前開放時代對政治學專業學生的必然要求。國際視野的培養必須以相應的能力為基礎，如外語能力、掌握多學科綜合知識的能力、認識分析問題的能力等。這些都需要通過人才培養目標進行設定，并通過課程設置、實踐教學、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的改革予以實現。

（二）課程體系的構建

1.塑造開放型、多學科融合的理論課程體系。結合社會環境和學生就業方向特點，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需要構建融合多個學科的、開放型課程體系。尤其要注重政治學、行政學與法學、經濟學的融合。（1）學科基礎課模塊。主要包括課程如政治學原理、中外政治思想史、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行政學、法學概論、管理學原理、政府經濟學、社會學原理等。通過學習，學生將掌握本專業基礎理論知識。（2）學科專業課模塊。主要包括課程如社會調查與統計、公共政策概論、國際政治學、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人力資源管理、公務員考試教程等。學科專業課主要強調專業特點，突出對學生在行政管理、政務處理、政策分析、組織協調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的培養。（3）專業選修課模塊。在課程體系中加大選修課所占比重，并按學科方向進行分類。包括政治學方向、行政管理方向、法學方向、經濟學方向等。此外還包括實務操作性課程，如社交禮儀、秘書實務、行政公文寫作等。通過不同模塊的課程設置，最大限度的調動校內外教學資源，打造一個開放的、融合的課程體系，加大學生自主選擇的空間，使每個人擁有整體一致化、細節個性化的課程設置，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2.利用各方資源，打造多層次實踐教學體系。（1）圍繞理論教學，優化課內實踐。對一些側重技能培養的課程，如電子政務、公務員考試教程等，進一步提高課內實踐、實訓比重，同時建設完善電子政務實驗室、公務員考試系統等基礎實踐設施。對以理論講授為主的課程，也要適當加入實踐學時，可以以調研報告、課程論文、課堂展示等形式進行。（2）整合校內資源，豐富專業實踐活動。將校園文化活動，如專家講座、各類競賽、第二課堂等，融入課程教學或者列入人才培養評價指標體系中，不需要專業本身有過多的人力和物質投入，就可以成為課堂教學的有益補充和拓展。此外，校內各級行政部門，都可以作為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政務實踐基地，各級行政領導也都可以成為專業實踐導師。通過對校內資源的整合，能夠使專業實踐活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走出校園，積極拓展社會實踐渠道。對學生個人成長而言，社會終究是最好的老師。面向社會開放的教學環境和先進的知識體系相結合，對學生成長的催化作用尤其明顯。社會實踐可以通過教師設計題目，學生深入社會調研，完成調查報告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參與各類社會活動、尤其是志愿服務活動進行；最佳方式還是要建設實踐基地，有組織有計劃的參與社會實踐。這一過程中仍要注意有效發掘自身資源。如筆者所在學校就利用共青團系統優勢，組織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到省內各地基層團委實習實踐，學生收獲很大，反響良好。

（三）教學方法體系的構建

教學方法的革新是實現構建開放型教學體系目標的重要手段。所謂開放型教學方法體系，就是要以學生為中心，運用各種手段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改變傳統的偏重系統知識傳授而忽視全面發展、偏重認知能力而忽視心理素質、偏重機械重復而忽視創新意識、強調競爭而忽視合作的課堂教學體系。[4]開放型教學方法體系的構建首先要把握好兩個“度”：一是“放”與“收”之間的度。開放型教學方法的革新，意味著將更多的自由度和選擇權交給學生，學生成為教學的實際決策者。這種放手是為了更好的教學效果，但并不意味著教學的隨意性和對學生的放任。“放”與“收”同等重要，“放”是目的，但也必須以“收”為基礎。二是“破舊”與“立新”之間的度。構建開放型教學方法體系，一定要摒棄過去以教師為中心、滿堂理論灌輸的教學方法，代之以新的教學思想和教育觀念。但這并不代表要全盤否定傳統教學模式中的所有手段、方法和理念，而是要做到繼承與創新相統一，取其精華、創新發展。在把握以上兩個原則的基礎上，構建開放型教學方法體系的核心手段是采用研討互動式教學方法。在課堂教學中采取分組制或小班教學制，由教師制定專題并指定閱讀資料，學生在課下圍繞專題，閱讀分析指定資料，提出自己的觀點，課上進行小組間或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辯論，最終形成研究報告。這種方式是日本、美國等高校政治學專業的主要教學方法，有利于培養學生思辨能力、問題分析能力、獨立研究能力和良好的團隊合作能力，也為學生潛能的發揮創造了寬松的環境。與教學方法的改革相適應，考核評價體系也要做出相應改變。由結果性考核轉向過程性考核，用經過多次討論修正的論文代替期末考卷，從而形成完整的開放型教學方法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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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應獲得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

1、掌握基本原理和政治學、國際政治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

2、掌握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分析方法；

3、具有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高校和科研部門從事涉外工作、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4、了解我國對外方針政策、法規以及國際組織；

5、了解國際政治的理論前沿和政治學、世界經濟的發展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