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通貨膨脹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2012年年初以來，我國通貨膨脹表現出總體水平較低、CPI溫和增長、PPI持續負增長以及CPI與PPI持續背離等方面的特征。出現這些特征有國際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能過剩問題仍未解決、劉易斯拐點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價格傳導機制不暢等多方面的原因。新時期的通貨膨脹特征可能對市場主體的消費和投資行為、政府的宏觀經濟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在總結通貨膨脹特征、原因和影響的基礎上，提出了新通貨膨脹形勢下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的應對之策。

[關鍵詞]通貨膨脹；特征；背離；對策

[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2-0126-02

物價穩定是維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穩定企業生產發展和保障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重要條件，各國政策制定者都把維持適度的通貨膨脹作為其政策目標。近年來，受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和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我國通貨膨脹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正確認識通貨膨脹表現出的新特征，分析新特征產生的原因和影響，進而提出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1當前通貨膨脹的特征

通貨膨脹反映的是物價總體水平，學界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有多種，主要指標包括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GDP平減指數等，其中應用最廣、最受重視的是CPI和PPI。通過分析近兩年我國CPI和PPI的走勢可以看出，當前通貨膨脹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其一，總體價格水平不高。2012年1月以來，CPI均值為26%，PPI均值為-19%；2013年1月以來，CPI均值為25%，PPI均值為-22%。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完成2013年政府預定的35%的通貨膨脹目標幾成定局。其二，CPI溫和增長，PPI持續負增長。2012年1月以來，盡管CPI始終維持在低位，最低值為17%，但低于2%的月份只有三個月；PPI方面，除了最初的兩個月為正之外，其他月份都表現為同比下跌，在2012年9月，同比跌幅高達36%。其三，CPI和PPI表現出較長時間的背離。從2012年1月至今，CPI與PPI之差始終保持在32%以上，最大值達到55%，其均值高達45%。其四，CPI中食品價格上漲仍然是拉動CPI的主要力量，居住價格逐漸成為拉動CPI上漲的新的重要因素。2012年1月至今，食品價格平均拉動CPI上漲14%，對CPI上漲的貢獻超過50%，而2013年1月以來，居住價格對CPI的拉動均超過05%。其五，生產資料價格下跌是PPI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2012年1月至今，PPI分類指數中生活資料平均同比上漲1%，而生產資料平均同比下跌26%，其中，加工工業和采掘工業的下跌尤為顯著。

2影響當前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

通貨膨脹作為價格總水平的反映，其變動既受供給和需求等實際變量波動的影響，也受貨幣供應等名義變量波動的影響。具體而言，當前通貨膨脹出現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全球經濟仍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盡管美國經濟有復蘇跡象，歐洲經濟發展的緊張形勢有所緩和，日本經濟受“安倍經濟學”影響有所起色，但美國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債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歐洲方面債務危機的警報尚未完全解除，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并且上述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面臨逐漸退出的問題，總體而言，全球經濟形勢尚不樂觀。這對中國經濟和通貨膨脹水平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外需不振，從而影響總需求，進一步導致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二是受經濟低迷影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落或處于振蕩態勢，輸入性因素對通貨膨脹起到一定的壓制作用。

其二，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速下降，使中國經濟總體增速趨緩。一方面，受國內刺激消費政策影響，消費增速并未有大幅下降，但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四萬億”投資后遺癥和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內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增速趨緩，總需求不振成為低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其三，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仍未解決。從具體行業來看，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的去產能化過程仍然步履維艱，上游供給過剩，下游需求不足，導致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表現在價格水平上就是PPI持續同比負增長。

其四，中國逐漸通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總體規模持續擴張，加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國逐漸通過劉易斯拐點，一個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具體表現就是多數城市的最低工資水平連續上調，農民工工資水平持續上漲，表現在通貨膨脹上就是服務類價格的持續上漲，這也直接導致商品籃子包含服務的CPI上漲速度快于不包含服務的PPI，從而二者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背離。

其五，部分領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上游價格向下游傳導不暢。目前，在產能過剩行業，部分地區還存在行政力量主導的情況，為了保證就業和稅收，即使產品價格下跌仍要維持生產，導致市場調節機制失效，上游價格的下跌無法向下游傳導，這也是導致CPI和PPI背離的重要原因。

3通貨膨脹新特征的影響

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以及CPI與PPI背離是當前通貨膨脹的兩大突出特征，這兩大特征對經濟發展存在重要影響，要主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從市場主體的角度來看，通貨膨脹會影響到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以及消費、投資決策行為。一方面，較低的通貨膨脹會影響人們花錢的意愿，影響消費增長；另一方面，PPI持續負增長導致產品出廠價格偏低，企業利潤下降，影響投資的積極性。通貨膨脹對消費和投資的負面影響會延緩經濟復蘇的步伐，加大穩增長的壓力。

其次，從政府的角度看，低通貨膨脹為宏觀調控創造了一定的空間。在復蘇前景不明、經濟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在不違背調結構、促改革大方向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刺激，而不用擔心出現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具體而言，可以在一些市場主體投資意愿較強、項目回報有保障的領域加大投資的力度，對于一些急需資金、風險較小的行業實施較為寬松的信貸政策。

再次，CPI和PPI的背離可能會導致上游企業經營不利的局面有所惡化。一方面，上游企業出廠價格低迷；另一方面，CPI仍然溫和上漲導致公眾生活成本上升，進而導致企業員工成本上升，CPI中食品價格的上漲也會導致上漲企業承受一定的成本壓力。兩方面因素的作用會導致上游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

此外，PPI持續負增長為抑制產能過剩提升了契機。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低迷是由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兩方面的因素導致的，因此，要解決PPI負增長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著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一方面，通過降低產能解決出廠價格持續低迷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出廠價格低的時期降低產能也可以減少企業損失。

4應對通貨膨脹新特征的對策

在當前新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形勢下，為進一步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需要采取一些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在明確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一方面，在經濟增速下降的情況下，要采取多種措施有效擴大內需，消化制造業、采掘業和加工業的較大產能；另一方面，在勞動力持續上升的背景下要引導企業合理應對工資水平持續上漲的問題，充分估計由此帶來的企業成本上升、服務類價格水平上升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問題，采取微觀的價格調整政策。其次，在通貨膨脹壓力較小的情況下，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就需要把穩增長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要時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比如，可以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以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為前提，重啟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可以重點通過盤活貨幣存量的方式適當擴大貨幣供應，對于一些有利于調結構和穩增長的行業放寬借貸政策。再次，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特殊行業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避免行政力量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干預；要加強市場配制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上下游之間的價格能夠有效傳導，發揮價格調節市場的作用，避免價格傳導不暢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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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家智，張明工農產品價格預期異質性與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4）.

[5]楊繼生通脹預期、流動性過剩與中國通貨膨脹的動態性質[J].經濟研究，2009（1）.

篇2

一、引 言

近些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現象。這些現象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通貨膨

脹、貨幣供應量與就業等變量的關系上，它們之間的變動，西方傳統的經典理論已經難以對其進行解釋，因此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視角。如滯脹(Stagflation)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所發生的經濟綜合癥。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而在2006年，中國經濟實現10．7％的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5％，延續了自2002年以來高增長、低通脹的增長態勢。在任何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看來，滯脹是中國經濟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在傳統經濟理論中，“滯脹”是指物價上漲較快，一般超過5％或者更高，但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和經濟衰退，而這些現象與目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恰好相反。但是，經濟停滯與物價上漲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出現“滯脹”問題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國家或者在同一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滯脹”問題可能呈現不同的特征。①我國的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正體現出一種非典型的滯脹。這種非典型滯脹有以下兩個特征：經濟高速增長，但就業增長緩慢，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顯性就業；經濟高速增長中出現的資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結構的嚴重失衡，這種經濟結構失衡表現為，高資產值行業的資產價格迅速上漲，部分行業出現通貨膨脹的同時，另一些行業出現緊縮，從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長期增長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終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

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典型的滯脹研究

關于滯脹特征的研究，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另一種思路則根源于貨幣數量論。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文獻，部分地主要研究，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到底是促進作用、還是促退作用、甚或是中性論。另一部分文獻則研究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以弗利吉斯、西爾斯(Seers)、貝爾、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先后提出了通貨膨脹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以坎普斯、哈伯格、沃格爾和蒙代爾等人為代表的反通貨膨脹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起消極影響作用，他們將通貨膨脹必然會導致阻礙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現象，稱之為“通貨膨脹扭曲論”；以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當政策效應被人們事先預期時，通貨膨脹政策對經濟的實際產量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為了驗證通貨膨脹到底對經濟增長起什么樣的作用，W?瓊、P?J?馬歇爾(1986)運用56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對此進行了經驗檢驗。[1](10)經驗的結果，只有埃及和烏拉圭兩國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其余國家和地區都表現為負相關或者不相關。從驗證的結果上看，似乎是“促退論”和“中性論”占據了上風，但事實并不如此簡單。②［2](145-161)其實，之所以得出了這樣的經驗結論源于這種驗證的理論模型上的假定前提。

在許多研究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率作用的文獻中，如Fuhrer(1995)、[3](41-46)Gordon(1997)、[4](11-32)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5](33-49)均采用隨機游走表示通貨膨脹的預期，即假定廠商對價格的預期等于上一期實際價格水平。假定在一個封閉經濟中，則通貨膨脹率就等于國內產品價格變化率，即π=p,πe=pe，進一步假定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于上一期實際通貨膨脹率，即πe=π-1。這樣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可以表示為：

π-π-1=F(g-g*),F′＞0,F(0)=0 (1)

其中g為實際經濟增長率，g為自然失業率下的經濟增長率。(1)式表明，通貨膨脹變化率是經濟增長缺口的增函數。

陳玉宇、譚松濤(2005)用我國1990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的季節時間序列，依據上述理論推出一個自回歸模型對該理論進行了經驗驗證，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率正相關關系，當自然失業率下的經濟增長率既定時，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越大，通貨膨脹率的增幅越大。且測算出中國當時的穩定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是9．8%。[6](23-33)另外，在10%的置信度范圍內，中國的穩定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在6．6%―13%。按照這種研究方法判斷，如表1，中國經濟近年的實際增長率均在10%左右，正是處在穩定通貨膨脹率的經濟增長率范圍內。因此，可以說在目前的中國，是不可能存在滯脹的。

從這些研究看來，目前的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滯脹。同樣或者類似的方法與結論也可以在國外文獻中找到。但是，這類經驗研究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在現在的理論框架下，實際GDP(RGDP)是根據名義GDP(NGDP)指標減去國民收入平減指數獲得的，而由于平減指數很難統計，各國一般以通貨膨脹率替代這一平減指數來計算實際GDP，即Ln(RGDP)=Ln(NGDP)-π。這樣一來，實際RGDP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還是負相關關系，甚或是不相關的。都應該視為正?，F象。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鑒于本文著重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非典型滯脹特征，這里不展開論述。③但是，我們結合M2和M1的增長率缺口，可以先得出一個直觀的判斷。

按照貨幣數量論，MV=PY，取對數我們有：

LnM+LnV=LnP+LnY (2)

如果假定在短期內，貨幣流通速度為既定常數，那么由(2)可以近似的得到這樣一個推論：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通貨膨脹缺口+實際GDP增長率缺口

但很明顯，由表1我們可以看到，實際GDP增長率缺口與通貨膨脹率缺口之和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并不存在這樣近似的數量關系。以2005至2006年為例，經濟增長率缺口與通貨膨脹率缺口之和，就要遠遠大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

三、非典型滯脹特征I：高增長與低就業

所謂非典型滯脹特征，首先是源自分析方法和視角的不同。典型的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分析，通常關注的經濟增長率高低和通貨膨脹率高低之間的關系。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種基于實物與貨幣的二元經濟背離的分析方法，或者稱純貨幣經濟分析方法(劉駿民、伍超明，2004；柳欣，2006)。[7](26-41)這種實物與貨幣的二元經濟背離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從馬克思的社會關系的分析方法中找到根源的。總的來說，非典型滯脹特征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摒棄諸如實際GDP這樣的概念，從完全名義的、貨幣量值的變量間探索滯脹這一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8](60-69)下面我們就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中的非典型滯脹特征。

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系，一致的看法是經濟增長能夠帶動就業增加，提高經濟增長與發展速度就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但是，近年來，發生在中國的現實是，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失業問題的日益嚴重同時出現(龔玉泉、袁志剛，2002)。[9](35-39)國內很多學者為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

李紅松(2003)從技術進步引起的不同的就業彈性分析了其對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影響。李紅松認為，技術越是進步，產業結構越是向資本密集型調整，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彈性很低，不利于解決失業問題，因此，在比較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比重之后，提出要提高第三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權重，這樣才能有效地實現就業彈性的提高；[10](23-27)蔡、都陽、高文書(2004)使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對通貨膨脹進行了經驗估計，針對“高增長、低就業”現象，他們認為，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對自然失業率作用不顯著，這類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周期性失業方面。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應該是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推動高就業產業發展；[11](18-25)郭軍、劉瀑、王承宗(2006)將中國的就業結構、產業結構與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進行了比較，數據顯示中國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致與泰國相當，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過了美國，而第三產業不僅低于下中等收入國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國家，如孟加拉國。因此，文章的最終的結論是，在調整總體產業結構的基礎上改善就業水平，其主要的目標也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12](24-31)

上述研究無疑深切了解了高速經濟增長下的低就業問題的原因和對策。但是，“高增長、低就業”之所以作為非典型滯脹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因為其關系著中國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所以，對了增長與就業問題的研究僅僅從問題的本身出發是不夠的。因為，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中，并不是高的，見表2。就業問題之所以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總體運行的關鍵，是因為就業率直接關系到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后者決定了收入流量在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分配。

從貨幣經濟的視角來看，我國長期以來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維持了較高的就業率，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富余人員，但是更為深刻的影響還是造就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局面，收入流量向富人手中集中。另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建立與完善，勞動力就業逐步市場化，企業擁有了用人自，近年來，向社會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員。就業政策轉變導致就業彈性水平階梯式下降，而與此同時工資水平卻由于失業的壓力仍然持續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這就更進一步地惡化的收入流量失衡的格局。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施以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思路，為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保持了相當高的增速，生產領域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資本有機構成越高，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越明顯，完成單位產出所需的勞動力數量就越少。在技術上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必然在貨幣流量上表現為，貨幣收入更多的成為利潤，更少地成為工資。關于這一點就涉及到了非典型滯脹的第二個特征―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

四、非典型滯脹特征II：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

從1978―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以持續10%左右的速度增長。但是，這種增長速度一直是建立在政府的高投資率上。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0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1．82%，2003年這一比率上升為8．1%，2000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5．19%，2003年這一比率下降為3．43%。而同期，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拉動率分別從2．39%下降到1．07%、2．23%下降到－0．16%。而這兩個國家的最終消費支出的拉動率分別從3．28%上升到3．75%、1．60%上升到3．61%。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于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而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為了緩解高速經濟增長與低就業的矛盾。政府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的發展，這樣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業率。但是，由于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收入偏低，進一步惡化了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矛盾，從而最終導致長期有效需求不足。

以國有企業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為例，考察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資產原值，我們會發現，盡管1998年之后經濟經濟增長放緩，但企業的資產原值卻一路上升。從1998年的64832億元，增至2003年的105557億元，2005年末則達到143144億元，比1998年整整增長了一倍多。實際上，這一階段經濟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而國家財政投資和相應的銀行配套資金主要被用于基本建設支出，才促成了企業資產值的增加。

企業的資產值增大，必然造成折舊和利息的支出成本，相反卻可能擠壓工資收入的比重。相反，從1998年以來，以國有企業為例，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卻呈現下降的趨勢，而利潤增長率均遠遠高于工資增長率(見上圖)。1998年的增長率為8%，但之后連續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增長率分別為7．1%，6．7%,6．5%。這和名義GDP的增長和企業資產值的上漲對比明顯，充分暴露了宏觀經濟運行中資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調。

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導致資金流向高資產值的行業，從而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一來，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低，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這種現象發展下去，必然導致長期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停滯。

五、小 結

目前，非典型滯脹特征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宏觀經濟總體運行的關鍵。綜上所述，非典型滯脹特征，其實是對中國宏觀經濟增長中的結構發展不平衡的一個全新視角的高度概括。它包括或者表現為：

(1)高增長、低就業。經濟高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導致高資產值的行業迅速增長，但由于這些行業的就業彈性低，而這些行業又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而直接導致在總的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的低就業率。

(2)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一方面，為提高就業率所采取的發展勞動服務業的產業政策，是以“低工資、高就業”為依據的，因此，這些政策在提高就業率的同時，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而利潤占GDP的比重相應的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下降，所以經濟增長進一步依賴于投資需求。也正是因為，對于投資需求的畸形依賴，在長期，必然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停滯。

注 釋：

①“滯脹”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其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不同的特征，在西方發達國家表現為典型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在日本表現為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而在我國表現為經濟快速增長和溫和的通貨膨脹。

②巴羅就曾指出，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關系和影響方向，目前尚無定論(Barro,1996)。

③簡單的說，就是應從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出發，用名義GDP指標替代根本不存在的實際GDP指標作為分析的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缺口 (在長期如果貨幣流通速度既定)，應近似于名義GDP的增長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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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aiger, D., J.Stock and M.Watson.,1997, The NAIRU, Unemploy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1).

［6]陳玉宇，譚松濤．穩態通貨膨脹下經濟增長率的估計［J]．經濟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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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蔡日方，都 陽，高文書．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J]．經濟研究，2004(9)．

［12]郭 軍，劉 瀑，王承宗．就業發展型經濟增長的產業支撐背景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Yin Bib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has some new features,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employment rate, the non-equilibrium of capital stocks and income flows. This phenomen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a traditional typical stagflation theory. Therefore, construct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analy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s needed. Based on a pure monetary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with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篇3

關鍵詞:通貨膨脹;成因;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2007年美國爆發了繼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次貸危機,這場危機迅速從美國的房地產市場蔓延到金融領域,隨著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危機中紛紛倒下,次貸危機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最終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其中美國、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國家受到的沖擊最大,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危機中也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上半年,我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通貨膨脹帶來了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生產成本上漲、熱錢流入、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擴大等問題。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貨膨脹的壓力才有所減輕,歷時1年多的通貨膨脹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哪些影響,本文就通貨膨脹問題展開論述。

一、通貨膨脹的性質

關于通貨膨脹的定義,一直都是國內外經濟學家研究和討論的重點,學術界也始終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的,關于通貨膨脹的權威說法有兩種:一種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一般物價水平或物價總水平的普遍的持續的上漲”,因此又稱他們為“物價派”,其代表人物是薩繆爾森;另一種學派是“貨幣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過貨幣數量論證明了貨幣量的增長是通貨膨脹的唯一決定因素。目前,國內經濟學家大多是綜合二者即通過研究物價和貨幣數量的兩種經濟現象來衡量通貨膨脹水平。如果物價持續上漲,貨幣供應量持續增加,同時還伴隨著經濟過熱,這種現象就定義為通貨膨脹;反之,即為通貨緊縮。

關于通貨膨脹的成因,國外的經濟學家一般將其分為四大類: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通貨膨脹也可以從一國傳導到另一國,顯示出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特征,這正是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弊端之一。

衡量通貨膨脹的常用指標有消費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GDP平減指數三種,其中CPI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標,它通過衡量居民的生活費用來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當CPI超過5%就可看作是嚴重通貨膨脹,CPI在3%～5%之間是溫和型通貨膨脹。2007年我國CPI指數從年初的2.2%上漲到年末的6.9%,全年漲幅4.8%,通貨膨脹還是溫和型的。

二、從“價格”出發解釋通貨膨脹成因

(一)結構性通貨膨脹。2007～2008年度,通貨膨脹率先在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體現出來了,具有明顯的“結構化”特征。2007年食品價格上漲12.3%,其中糧食上漲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漲31.7%,蛋類上漲21.8%。導致農產品漲價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對農村經濟的扶持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糧食生產成本增加,而市場的消費需求和生產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價格也就被推高了。2007年國際糧食價格居高不下,帶動了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2008年初,我國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雪災,南方農產品供給不足,北方大量糧食、蔬菜、豬肉等物資運到南方,加大了成本,農產品的價格自然就上漲了。2008年1～2月份,我國CPI創新高分別上漲7.1%和8.7%,足以證明通貨膨脹的規模不斷擴大。

(二)輸入推動型通貨膨脹。輸入型通貨膨脹是此次我國通貨膨脹產生的又一個顯著特征。次貸危機產生后,大量的資金從金融市場流向商品市場尋求避險,這些熱錢的進入大大推動了能源、原材料和農產品的期貨價格,從而推動了我國進口產品的價格,引發國內相關產品的價格也普遍漲價。我國是世界上進口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尤其在石油和鐵礦石進口上一直是世界進口大國。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2007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46.05%;2007年第一季度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目前鐵礦石超過一半以上依靠進口;大豆、植物油進口超過50%。2007年以美元標價的國際原油價格持續漲價,屢屢突破每桶百元大關;鐵礦石價格上漲9.5%,2008年則上漲65%～71.5%,這使國內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生產加工企業成本加大,導致國內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壓力。

(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國經歷了高通脹和高增長的發展歷程,這與我國特殊的經濟增長結構有重要關系。傳統上,拉動需求有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其中消費支出是總支出的主要力量。在發達國家消費占GDP總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資和出口。而在我國呈現相反的格局,消費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投資和出口占比逐年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1～2006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由50%、50.1%和-0.1%轉變為39.2%、41.3%和19.5%。投資超過消費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2007～2008年固定增產投資增速在25%左右。出口增長的速度也很快,2005～2007年出口年均增速達到30%以上。投資和外需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一方面加劇了國內能源、燃料等資源的緊缺,資源的稀缺性促使產品物價上漲;另一方面加大了國外大宗產品價格上漲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力,并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

三、從“貨幣”出發研究通貨膨脹的根源

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純粹是一種貨幣現象:經濟中存在過多的貨幣將會導致物價上升,紙幣貶值。下面就從貨幣方面來探討一下通貨膨脹形成的根源。

(一)國際收支不平衡,超額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從1994年開始我國的國際收支已經持續多年順差,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順差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的貿易順差,出口大于進口;另一方面是我國鼓勵國際來華投資的政策,吸引了海外對華投資逐年增加;此外,由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使大量短期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后果就是外匯儲備不斷膨脹,到2008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躍居世界第一,達到2萬億美元。如此大量的外匯儲備也帶來了隱患。由于我國采取的結售匯制度,對人民幣升值有很大的升值壓力。為了保障人民幣不至于過快的升值影響出口,政府不得不用買匯的方式買進大量的美元,使得外匯占款增加,外匯占款增加對應的是人民幣的投放增加,基礎貨幣擴大。2001～2007年我國的貨幣發行速度明顯加快,年增長幅度分別為7.1%、9.62%、10.93%、12.05%、16.99%,貨幣增長速度大于GDP增長速度,因此外匯占款的通貨膨脹效應更加顯著。

(二)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流動性過剩就是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超過商品流通的實際貨幣需求,造成貨幣供需不平衡,供大于求帶來了價格的上漲。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資和消費的矛盾,由于我國居民長期存在保守的消費意識,加之落后的金融投資觀念和投資領域狹窄,居民將大部分收入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銀行,以獲得穩定的利息收入。銀行吸收的存款越多,用于投資的資金就越多,在缺乏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銀行為了最大化地盈利不斷放貸,信貸膨脹帶來的是投資過熱,投資的增長又會增加國民收入,一旦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問題也就產生了。

同時,關注國際市場的資本動向,全球性流動性過剩是不可忽視的外因。由于美國長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美元的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2007年以來,美聯儲為了應對次貸危機,繼續加大美元的發行量。美元供給量的快速增加,加大了美元貶值預期,大量資本流入其他國家尋求庇護,加劇了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

四、我國治理通貨膨脹的綜合性措施

(一)貨幣政策手段。2006～2007年央行頻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三大貨幣政策工具治理通貨膨脹。央行先后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共15次,僅2007年就達到10次,存款準備金率從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年上半年又先后5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6月份上調至17.5%。其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從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8日8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僅2007年一年就先后9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2007年初的2.52%上調至4.14%,累計上調1.62個百分點;一年期的貸款基準利率從年初的6.12%上調至年末的7.47%,累計上調1.35個百分點。同時,發行中央銀行票據,自2003年4月啟動發行央行票據以來,發行量就逐年擴大。2005～2007年每年累計發行央行票據數額分別為2.79萬億元、3.65萬億元、4.07萬億元。此外,央行還運用窗口指導等間接調控手段,調節貨幣供求,穩定物價上漲。央行頻繁的加息行為反映了其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取向。

遺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為代表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并沒有明顯降低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速度。數據顯示,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廣義貨幣量M2增速仍然高位運行。我國延續多年的“高通脹,高增長”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變。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對這次通貨膨脹的成因沒有看清。此次通貨膨脹并不是簡單的成本推動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成本推動的作用,也有結構性特征,而且還有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新特點。使用單一的“數量型”政策工具難以解決各目標,同時證明了主要用于調控短期需求的貨幣政策工具對綜合型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匯率政策手段。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是導致國際熱錢流入的重要原因,只要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國際熱錢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內。這些熱錢的進入,一方面帶來了更多的投資可利用資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機的可能性,帶來了更大不確定性。當務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國的匯率制度,有關學者提出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度必須在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節奏,人民幣升值既要改變一開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嘗試的新措施。

我國需要繼續深化匯率管理體制。在此次經濟危機中,美國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貨幣供應量不斷增長,美元貶值,我國龐大的以美元標價的外匯儲備資產大幅縮水。因此,我國應改變以往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形成機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匯率形成機制,例如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機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我國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超貨幣”的觀點,他希望IMF能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

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也是匯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國長期實行單一的匯率機制,在此次危機來臨時顯現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變匯率一味的單一升值趨勢,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匯率在合理的區間上下波動,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例如,當國際經濟環境不佳時,我們可以采取適當貶值的手段。

(三)財政政策手段。2008年各項經濟數據顯示中央采用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貨幣發行量仍高于經濟需求的貨幣量,但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卻更加有效。財政政策不僅可以調節需求,對供給方面也能產生影響,而且財政政策較少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政策扭曲效果較小。因此,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時發揮了積極作用。

首先,此次通貨膨脹中農產品漲價是重要原因,這就需要政府提高價格管制能力,尤其要從根本上穩定農產品價格。第一,繼續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生產補貼,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第二,通過關稅手段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保證國內的糧食供應穩定;第三,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用科技手段不斷改造傳統農業,使之規?；C械化,真正實現向現代化農業的轉變;第四,改革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加大政府對農村金融的扶持和優惠力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逐步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政府應加強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監管,完善相關法律制度。2009年我國股市開始復蘇,IPO新股上市發行,大小非全面解禁,創業板籌備上市,資本市場面臨全新的挑戰。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資本市場交易成本、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等宏觀調控手段抑制資產價格的快速增長,從而減小資本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推動壓力。房地產市場更加需要政府推出“組合拳”來整頓市場秩序。控制房地產投資規模,壓縮銀行對地產行業的信貸規模;加大對房價的調控力度,使價格真正體現供需關系;規范土地審批制度;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房地產市場;對炒房投機行為加以嚴厲監管。

再次,政府需要運用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給予企業和居民各項財政補貼。針對國際收支盈余增長過快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稅率,對國內稀缺的生產要素加征出口關稅,減少出口。進一步削減進口關稅,給予企業進口補貼,擴大進口,使貿易不平衡問題得以緩解。另外,對于流進我國的熱錢,可以采取征收托賓稅的辦法,防止資本市場膨脹帶來的通貨膨脹,穩定匯率和減少資本賬戶盈余。針對成本和結構型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要適時擴大增值稅轉型試點范圍,降低企業稅率,同時對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企業,如糧油面、石油、電力等給予財政補貼,以減輕這些企業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通貨膨脹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能夠激勵勞動力供給的增加。

最后,通貨膨脹還會對居民產生財富效應,尤其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最大。在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政府要把財政支出不斷地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領域傾斜,向低收入人群傾斜,使財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這不僅有利于保障社會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擴大內需,保持經濟有好又快發展。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1]林建華,任保平.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通貨膨脹特征及化解[J].經濟問題,2008.12.

篇4

關鍵詞：匯率波動；貨幣政策；通貨膨脹；自我衍化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4-000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1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來，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我國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由此帶來我國CPI一路走高。截止到2011年第一季度，月度CPI同比上升5%以上，超過了政府年初制定的通貨膨脹上限。較高的通貨膨脹不僅會導致一國價格扭曲，進而影響到經濟正常運轉并影響到一國福利水平，同時也會進一步拉大我國的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控制通貨膨脹一度成為我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進入2012年以來，由于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以外需減少導致外貿出口總量的減少，導致2012年物價總水平同比出現下滑的趨勢。眾所周知，高的通貨膨脹水平誠然需要政府花大力氣進行治理，然而若物價水平持續下降也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問題由此提出，影響高水平通貨膨脹與低水平通貨膨脹自我衍化規律的區別及其影響因素是什么。鑒于此，本文擬采用最新發展的時變轉換概率的馬爾科夫機制（MS-TVTP）來捕捉低通貨膨脹和高通貨膨脹自我衍化的影響因素及其行為規律。

二、文獻綜述

關于通貨膨脹的動態性，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其動態性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對于菲利普斯曲線模型形態的研究，如Taylor（1980）[1]、Calvo（1983）[2]的交錯契約模型等。由于這類模型不能解釋通貨膨脹率動態演進的特征事實，因此，一些學者本著“讓數據說話”的理念，采用包括ARMA或ARMA-GARCH等時間序列模型對通貨膨脹率進行動態刻畫。然而，由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廣泛存在，使得傳統的線性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并不能捕捉這種因于微觀主體異質性所導致的宏觀變量結構性變化。最近幾年來，由于非線性計量方法的廣泛推廣和應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通貨膨脹的非線性動態特征，采用的主要方法歸結起來有以下幾種：一是采用Engle（1982）[3]提出的ARCH模型及其推廣形式GARCH類模型；二是Tong（1983）[4]年提出的門限回歸模型及其推廣形式自激勵門限自回歸（SETAR）模型；三是由Hamilton（1989）[5]提出的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MSVAR）；四是由Granger和Terasvirta（1993）[6]提出的平滑轉換自回歸模型（STAR）及其推廣形式LSTAR與ESTAR模型。Conrad和Karanasos（2005）[7]利用GARCH類模型研究了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Enders和 Hurn（2002）[8]利用TAR類模型分析了通貨膨脹率調整的非對稱性。Cogley和Sargent（2002）[9]利用MSVAR模型分析了通貨膨脹的非線性特征，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不確定性與通貨膨脹率水平兩者正相關。Skalin和Terasvirta（1999）[10]采用STAR類模型對于通貨膨脹率的區制轉移線性進行了研究，發現通貨膨脹率存在顯著的非線性調節特征。

近幾年來，我國學者借鑒國外非線性計量方法研究國內通貨膨脹率的非線性特征。王少平、彭方平（2006）[11]應用ESTAR模型對我國通貨膨脹的非線性調節、通脹和通縮的非線性轉換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我國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非線性調節，通脹和通縮的轉換具有非線性指數轉換的特征。張屹山、張代強（2008）[12]采用門限回歸模型分析了我國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并將我國通貨膨脹率劃分為加速通脹和減速通脹兩種狀態。趙留彥（2005）[13]使用兩區制馬爾科夫轉換模型研究了我國高通貨膨脹與低水平通貨膨脹的非線性轉移特征。張凌翔、張曉峒（2011）[14]采用LSTAR模型刻畫了我國通貨膨脹率周期階段劃分、通貨膨脹率波動的非線性和非對稱性動態特征及其轉移的路徑與機理。

已有文獻雖然普遍采用非線性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對通貨膨脹的區制進行刻畫，然而并沒有指出不同水平通貨膨脹路徑衍化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直接關系到貨幣當局對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控，以保證調控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其次，現有文獻并沒有回答通貨膨脹率在不同狀態之間轉換的概率是如何刻畫的。趙留彥（2005）采用馬爾科夫域變模型考察了1985年1月—2003年12月經濟中低通脹狀態和高通脹狀態之間的轉換概率，然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經歷了多次大的調整，高低通貨膨脹狀態之間的轉換概率不大可能是固定不變的，即不同狀態之間的轉換概率是時變的。

篇5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實施了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由5.25%下調至0-0.25%。迄今為止，美聯儲已經實施了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消除了美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短缺，但是這造成了全球新興市場面臨巨大沖擊，一是短期國際游資大量的流入造成物價和資本價格難以維持穩定，二是全球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使得新興國家面臨嚴重的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壓力，三是外匯占款不斷增加進一步放大貨幣供應量，加重通貨膨脹預期。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國內經濟通貨膨脹壓力逐漸明顯。2011年以來，我國的通貨膨脹率逐漸升高，4月份居民價格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5.30 %，通貨膨脹問題日益凸顯。當前，我國缺乏成熟、系統的價格波動監測預警的定量指標，使得在應對經濟危機、市場變化、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時茫然無措。所以，目前最為緊迫的是探究通貨膨脹監測預警的定量指標，健全價格波動預警機制。

二 、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的構建

根據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構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

（一）數據處理

在國際因素方面，本文選取國際原油價格（oil）、人民幣兌美元匯率(e)、外匯儲備（fer）。在國內因素方面，選取固定資產投資（FAI）、shibor同業拆借利率（i）、上證綜合指數月度收盤價（stock_sh）、糧食價格指數(cpi_corn)、肉禽及其價格指數（cpi_pork）。本文使用數據采用月度數據，時間跨度從2006年10月―2010年12月，國際石油價格來自OPEC網站，股票價格指數來自國研網，其他數據來自中經網。

（二）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的構建

因子分析（FA）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廣，相對于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更側重于解釋被觀測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或協方差之間的結構。實質就是用幾個潛在的但不能觀察的互不相關的隨機變量去描述許多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或協方差關系），這些隨機變量被稱為因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指標。其中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法，選擇方差最大旋轉方法進行因子旋轉，采用回歸法計算因子得分。輸出結果如表1。

表1因子載荷陣

由表1可知，因子旋轉之前，部分因子的載荷系數比較接近，旋轉之后，因子載荷矩陣的元素取值向兩級分化，更加有利于分析。依據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得到兩個影響通貨膨脹水平的因子F1和F2。

從旋轉后的分子載荷矩陣中可以看出，F2在國際原油價格、利率、股票價格指數、肉禽及其制品價格指數上擁有較高的載荷，而這些因素是影響當前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因此，F2反映了各個具體因素及其綜合作用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可以作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

（三）CPI與F2的關系

在樣本區間，將F2的因子得分與CPI標準化數據的歷史趨勢進行比較，結果如圖1。

圖1

由圖1可知，在樣本觀測期間，F2很好地擬合了標題通貨膨脹趨勢，具有基本上相同的波動幅度、波峰與波谷，并且F2的變化總是快于標題通貨膨脹的變化，對標題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

（四） F2作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的有效性研究

1. F2的波動性特征比較

作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不應該具有很強的波動性特征。表1中列出了樣本觀測期間F2的波動性特征，并且與標題通貨膨脹進行比較。由表2可以看出，F2的波動性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波動性比較穩定。

表2波動性特征比較

2.F2對通貨膨脹的解釋能力檢驗

作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要求F2能夠完全解釋總體通貨膨脹πt中的趨勢成分。xt=πt-f2是平穩序列，其中Xt是短期相對價格變化導致的F2的波動，Xt應該是一個平穩的序列，不應該有任何的趨勢。表3中列出了樣本觀測期間F2短期波動成分的ADF檢驗結果。

表3解釋能力的檢驗

檢驗結果表明，Xt在1%的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可以確定Xt是平穩序列，即Xt ~I（0）說明F2能夠完全解釋總體通貨膨脹πt中的趨勢成分。

3. F2反映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比較

F2擬合標題通貨膨脹趨勢的程度可以作為評價有效性的又一指標，首先計算通貨膨脹的趨勢值，利用HP濾波得到通貨膨脹的趨勢值，然后計算F2因子的RMSE值。RMSE={[ΣTt=1（πttrend-f2）2]/T}1/2，RMSE越小，說明F2的擬合效果越好，更加能夠準確地反映通貨膨脹的變化趨勢。計算得到F2的RMSE值為0.871261，說明F2對通貨膨脹的變化趨勢有很好的擬合效果。

4. F2與標題通貨膨脹的協整關系

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應當與標題通貨膨脹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才可以成為長期指標被應用，新增數據才不會導致歷史估計結果發生改變。本文采用協整檢驗觀察估計得到的F2與標題通貨膨脹的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結果如表4，表明F2與標題通貨膨脹至少具有1個協整關系，兩者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表4協整檢驗

注：加“*”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5. F2的預測能力的檢驗

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的重要意義是在于對標題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判斷核心通貨膨脹預測能力的依據是給定當前的標題通貨膨脹基礎上，考察F2包含多少關于未來標題通貨膨脹的信息。利用方程πt+h-πt=αh+βh（πt-f2）+εt+h的回歸平方和來評價模型估計得到的核心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表5中給出了6種計算方法計算得到的F2的R2值。

表5預測能力的檢驗

由表5可以看出，隨著h的增大，R2值有所增加，說明F2作為通貨膨脹監測預警定量指標在h=2及更大比h=1對標題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更好一些，F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通貨膨脹的預測指標。

三、結論

（一）國際因素對當前的通貨膨脹具有明顯的影響，表明我國面臨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進一步加大。經濟危機以來，我國實行一攬子的經濟刺激計劃，對經濟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導致資產泡沫化嚴重，股票價格對當前的通貨膨脹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國實際利率處于負利率的狀況，直接導致銀行存款分流下降，致使更多的資金流入資產領域，資源錯配嚴重，推動資產的泡沫化，通貨膨脹的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