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舉世矚目的中國神舟十號載人航天飛船在完成系列重大科研任務后，返回艙于6月26日順利返回地面。隨后，在中國航天控制中心舉行的返回艙開艙點驗儀式上，著名軍旅書法家李洪海先生創作的一幅書法作品《中國夢》在搭載物品中，格外引人矚目。這幅精美的書法作品是李洪海先生應中國航天控制中心之邀，專門為“神十”發射而精心創作的，經過層層篩選，嚴格審查，最終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這件寄托了中華民族美好愿望的書法作品，伴隨“神十”遨游太空，并與3位航天員乘返回艙一起安全著陸。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李洪海的書法曾100多次獲獎。2001年10月，在法國巴黎文化藝術中心舉行的第六屆國際書法作品展覽上，他的一幅書法榮膺金獎。2004年，李洪海榮膺中國書畫藝術終身成就獎，并被評選為世界華人杰出藝術家。2009年，他被評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功勛文藝家，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藝術功勛獎。2010年，應外交部邀請，李洪海赴毛里塔尼亞、法國舉辦“舞動的中國文化”個人書法作品展，受到海外華人和國際友人的高度評價。此外，李洪海先生還創作了《毛筆黃金格習字法》、《諸葛亮前后出師表》、《李洪海書王羲之蘭亭序》等書法專著，《李洪海學錄雷鋒日記》出版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2013年7月2日榮獲首屆出版獎圖書獎。

中國書法藝術作為種特殊的文化符號，以其獨特的內容與形式、強烈的民族文化感染力，在國際文化交流的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李洪海先生長期致力于將中國書法推廣到世界，其書法作品被列為贈送外國國家元首和社會名流的禮品，多次應邀為中央有關部門創作書法作品，使書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被贊譽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書法外交大使”。

李洪海說：“中國書法是世界上一種絢麗和奇特的藝術，凝聚了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審美意識，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根，很多外國人是通過書法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一件好的書法作品在國際交往中有時能發揮獨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年來李洪海遵循恩師啟功先生的教誨，認認真真學習，踏踏實實做事，老老實實做人。他做人和工作的準則是：勤于思考，兢兢業業，誠信為本，謙虛謹慎；善解人意，廣結善緣。 （本文為節選）

篇2

一種存在本身有時間和空間的范圍，這必然會制約他人。但是它影響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僅僅取決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與被影響者的關系。比如血緣、民族、語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緣或同一民族間會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障礙，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或保持較長久的時間。又如，同一種語言是最有利的傳播媒介，同一種文字更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影響，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產生非理性的結果，不能用常理和邏輯來推斷。政治與利益就更不是用時間與空間可以衡量的了。此外，還要考慮到影響者與被影響者之間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因為對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響力還是與時間、空間距離成反比的。所以說，存在并不意味著影響。

我們不能主觀地認為，在中國已經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對周邊國家產生過什么樣的影響。相反，有些在國外有保存在國內已經消失的中國文化，會反過來影響中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失求諸野。再者，還要考慮到文化影響者本身的傳播態度和能力。是認真的、積極的，還是隨意的、消極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書籍，更不會主動傳播文化，結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連佛經也從漢文翻譯為西夏文，所以說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產生不了什么影響。第三，還與傳播的手段與途徑有關。在現代傳播手段發明和運用之前，文化的傳播只能通過人、文字和具體的物品。如果沒有人和具體的傳播物，即使處于同一時代，不同的文化之間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響。今天我們有了互聯網，有了密集的人際交流，但是我們不能用現代化的手段來想象古代，不能說漢代的文化肯定影響了羅馬，反過來也是如此。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必須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環境的障礙，中國文化遠離其他發達的文明。如果我們把今天所遺留下來的古代文明做個比較，絕大多數都可以找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瑪雅文化與中國的文化很難找到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聯系交融。因為地理環境的障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逾越的。歷史上有好幾次外來的文明到了中國的邊緣，但最終幾乎都沒有傳播進來，能夠過來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漢代與羅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說的雜技演員，他們來過，但連具體人數也沒有。即便像史書所載，將他們當做羅馬派來的使者，對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響? 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文化基本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與影響，在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質上吸收外來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獨立發展的。所以在晚清時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會感嘆，中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不是僅僅指堅船利炮、聲光電，而是意識形態、文化、制度之類主體上的沖擊。

其次，中國由于周邊隔絕及自身優越的地理環境，所以在孔子時代就產生了強烈的華夷之辨，認為華夏優于蠻夷，蠻夷還沒有開化，等同于禽獸。夷要變夏，就必須要接受華夏的文化禮儀，反過來如有華夏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則可以由夏變夷。所以華夷之辨始終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夷人保持著防范的心理。如果認為夷人還有可取的話，那是因為他變成了夏的結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時，古人還認為天朝無所不有，無需依賴外人，所以對外來文明的態度，統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個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質享樂目的。如長生不老、求仙、、聲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國只接受朝貢貿易，而正常的貿易停留在民間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過外力干預才能夠改變。

所以，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來是開而不放，傳而不播。我們現在往往贊揚漢唐如何的開放，但事實上是開而不放，打開一扇小門允許西域南海諸國、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人進來，但目的是讓他們來朝見或學習中國禮儀文化，而不是與他們交流，更不會向他們學習。中國人從來不會主動去外界學習他國、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這樣的例子還未發現過。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顯、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經。因為中國人不認為、不相信在中國之外還有能與中國相稱的文明，更不會有值得中國學習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國人也不認為有向外傳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為境外都是蠻夷戎狄，不僅非我族類，而且尚未開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學習中國文化。朝鮮、越南、琉球等藩屬國則因曾為漢唐故土，或長期向化，已被視同為中國文化區域。日本則一直列為外國，官方或正常情況下不會主動去傳播中國文化。鑒真和尚是應日本之邀去弘揚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產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為明朝覆滅，他作為遺民回不了國。近代以前，中國從來沒有去外國辦過一所孔子學院，現在能夠找到的古人在國外傳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國文化的傳播限于朝鮮、越南、琉球等通用漢字的地域和華人聚居區。不少人以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很大，其實從來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國移民基本都是底層貧民，從在當地定居并形成社區開始，一直處在本地文化的包圍之中。加上歷代統治者根本沒有保護僑民的意識，反而視海外華人為不忠不孝的叛逆、盜匪，甚至在他們遭受殖民統治迫害殺戮時也無動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給他們予支持。中國的統治者連幫助自己的僑民學習中國文化的意識也沒有，豈會去向他們的所在國傳播中國文化?因此，華人華僑要進入主流，必須接受當地的文化，甚至皈依當地宗教。20 世紀50 年代后，由于中國不再承認雙重國籍，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選擇加入當地國籍。在大多數國家，華人不得不改用當地姓氏，華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締，只有少數華人還能堅持寫漢字、講中文。

所以我們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發展的文明之間，文化未必是相互影響的，不能僅僅根據空間、時間相近的因素來推斷。比如，中國的造紙術早在公元2 世紀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紀才傳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將高仙芝率領的幾萬軍隊在怛羅斯( 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軍隊打敗，大批唐軍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紙工匠。他們被帶到巴格達，阿拉伯人通過他們學會了造紙，并傳播到各地。從此，中國的造紙技術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傳下來的紙莎草造紙。要不是這個偶然因素，中國造紙技術的外傳或許還要晚很多年。若中國積極主動傳播自己的文化、技術，今天在世界的影響肯定會大得多。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今天我們講一帶一路對文化的影響，要明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不是張騫通西域。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軍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中國擁有了新疆和中亞，難道在今天我們提出一帶一路還想擁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帶一路不是絲綢之路的延續與再造。絲綢之路的主要動力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外國，是中亞、西亞、波斯、羅馬需要中國的絲綢，而不是中國需要把絲綢推銷出去。中國歷來沒有通過外貿來盈利的觀念，絲綢之路真正的利益獲得者是中間的商人。第三，一帶一路不是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為了宣揚國威，或者是為了加強永樂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們今天的時代不需要這樣做，不應該這樣，也不可能這樣做。第四，一帶一路不是新馬歇爾計劃。二戰結束后，歐洲人接受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劃是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無爭議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帶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對方。一帶一路光有中國的積極性和努力是不夠的，還要如何使對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們新的文化戰略，應該吸取歷史的教訓。中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文明的歷史進程帶給我們更多的是教訓，而不是經驗。歸納起來，我認為，首先應該全面的開放，其次對中國的文化應該積極地對外作客觀的介紹和傳播，讓外國人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對外國先進的文化，中國應當主動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傳播意識形態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數人已經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并且絕大多數人不是處于水深火熱或饑寒交迫，除非通過武力強制的手段或者高價收買，才可能改變其中的少部分人。歷史上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傳播，除了出于對方的需要以外，其他無不通過暴力、戰爭、經濟手段，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自己不承認對方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難道還指望別人承認我們的價值觀嗎?

篇3

[關鍵詞] 一體化文化交流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一體化進程進程越來越快，中外文化交流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現代化的程度越高，與世界的聯系就越緊密，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就越來越擴展，只要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不停頓，就會努力去促進與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文化的包容性較強。隨著國力的增強，擁抱世界文化的胸懷會更加寬廣。有交流才能有發展，必然會產生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

1.文化與經濟融為一體

當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化與經濟已經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種產業，一種可以帶來高額利潤的產業，以致使文化成為經濟的主角。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同時，文化的發展也規范著經濟的方向和推動其發展。這種形勢下的文化交流，其內容、方式、渠道等已經顯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點，就文化談文化已不合時宜。

2.文化發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文化發展和交流的時間和空間被徹底打破，無論在出版、報刊、音像，還是在影視、娛樂、廣告和旅游業中，資本的國際化、技術的國際化，形成了文化發展交流的國際化，地域和時間概念越來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趨突出，固守原有的傳統變得越來越困難。

3.參與文化交流的人員群體越來越廣泛

盡管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種現代信息載體進行，但通過人員進行的交流更加廣泛和深入。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各個領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躍，參與對外交流的群體大大擴展，而不僅僅局限于專業人員。

二、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

在全球一體化進程這樣一個背景下，固有的中國文化不可能不面臨新的挑戰。

1.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傳承性

這是幾千年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個老問題，也是今后必須解決好的一個新問題。自秦統一中國以來,由于中華文化一直保持著強勢的地位,故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文化總的來講一方面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性和滲透性,另一方面又顯示出很強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擴張性、滲透性而言 ,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總是在經意不經意間將自己的主導價值觀向一切與之交流的外來文化施以影響或進行灌輸 ,使這種價值觀逐漸進入那些外來文化之中并成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觀念。在這個過程中 ,外來文化逐漸消解了“異已 ”的面貌 ,而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改變了上述情況。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為使中國的新文化既包容現代性，又接納好的傳統，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模式。這些模式都試圖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找到一個科學而帶有永恒色彩的不變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強的主觀因素。真正科學地做到以開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現代化，以現代化促傳承，非常困難。往往講現代化時，就忽略了繼承傳統；弘揚民族傳統時，又和文化的現代化對立起來。忽略了傳統的繼承，會導致對外來文化的不準確的選擇；忘記了現代化，又可能出現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眾來說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認同感嚴重地淡漠了，認為中國文化落伍了，只有外來文化才是現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認同感卻病態地強化了,他們希望通過排斥西方文化來弘揚傳統文化 ,以此重塑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兩種人的思想傾向和方式雖不同，卻表現了同一個東西 :對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確提出注意處理現代性和傳承性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進行長期研究的。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自然要去處理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自然要用現代的理念、現代的價值判斷去重新解析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傳承順理成章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得以實現。所以解決現代性與傳承性的問題，應該以現代駕馭傳承，最后以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為歸宿。

2.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所謂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進性和時代性。具體來講，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文化要保持先進地位，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始終維持一種高勢能的文化。這種世界性，沒有文化的交流是無法實現和保持的。從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統價值觀占據了宣傳領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種主流渠道都在唱響“主旋律”，以正面宣傳為主；另一方面,來自西方 (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各種文化卻席卷著文化市場,而且勢頭越來越猛。比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把看好萊塢的大制作故事片當作電影消費的唯一選擇，越來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麥當勞當做家常便飯，可以說美國文化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的主導。盡管這種美國文化是伴隨著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強權地位進行傳播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文化在保持美國傳統精髓的同時，融合了許多外來因素，并逐漸適應了當地的文化環境。中國的肯德基、麥當勞餐廳，在制作食物時均考慮了中國人的口味習慣，所以贏得了中國人的認同。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作品在國際獲獎，也表明中國文化被世界的認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進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時持久不懈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國新文化和世界接軌，才可以具備文化的時代性和先進性。當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來文化在中國真正扎根，必須具備了中國的民族特點，才有可能變為現實。民族性是外來文化存在的必備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備了時代性或先進性之后，才可以傳播、發展。文化的先進性或時代性是內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時代性必須依賴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時代性才可以保持。

3.國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國民性的改造問題

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設，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質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人的素質決定著文化交流的風貌。

篇4

“一帶一路”文化先行成效顯著

1000多年前，漢武帝遣臣子開辟了絲綢之路，將中國與亞、歐、非三大洲連接起來。就歷史而言，絲綢之路既是貿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過去了，作為國家級頂層戰略，朋友圈越來越大的“一帶一路”，其基本屬性既包含經濟合作共贏，亦囊括了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

近年來，在“一帶一路”戰略遠景之下，文化交流與文明融合趕上了“加速度”。按照關于“切實推進民心相通，弘揚絲路精神，推進文明交流互鑒，重視人文合作”的重要講話精神，國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進“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與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長遠，基本建立起了“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國文化部部長雒樹剛為組長的文化部“一帶一路”工作領導小組成立，統籌全國開展“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機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經文化部推進“一帶一路”工作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深入開展繪制了路線圖。

配合“一帶一路”戰略，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活動相繼成功舉辦。在“一帶一路”沿線37個國家70多個城市舉辦各類文化活動近300場。2016年9月，23國文化部長或代表受邀出席絲綢之路文博會文化部長圓桌會議并通過了《敦煌宣言》。“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盟”和“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聯盟”逐步建立完善，與沿線國家開展交流的機制化水平不斷提升。目前中國在歐洲11國、亞洲10國、非洲5國、大洋洲3國和拉丁美洲1國共建立了30個中國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的文化中心數量就達11個。“一帶一路”文化先行可謂乘風、亮點多多。

中國繼續與沿線國家簽署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協定及執行計劃，民間交流頻繁、合作內容豐富，文化年、藝術節、電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頻繁登場―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與交流中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中國故事更真實更清新，世界語言更悅耳更動聽。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在香港出席《南華早報》中國年會時暢談“一帶一路”，認為“一帶一路”更多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帶來經濟的交流。“任何國家都帶著欣賞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帶著愛商（LQ）去幫助別人”，才能在融合與欣賞中，促進世界文化與文明的轉型升級。

品牌活動助推中華文化自信

2016年，中國作為主賓國舉辦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羅斯中國文化節”“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爾燈光節”等活動成功舉辦或順利開幕，贏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與阿拉伯國家共同舉辦文化年活動，地點覆蓋北京、開羅、盧克索等10余個兩國重要城市，受眾人數逾千萬。2016年1月，主席與埃及總統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開幕式。

從埃及盧克索神廟廣場舉辦的文化年開幕式、“兩個偉大文明的對話”主題演出，到“絲綢之路與絲路之綢”展覽、開羅中國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動，再到兩國藝術家在文化年閉幕式唱響經典歌劇《阿依達》……整個文化年活動呈現出出席嘉賓層次高、活動項目數量多、內容涉及領域全、省市覆蓋范圍廣、思想對話程度深、交流宣傳效果佳的顯著特點。

一年來，文化年執行項目有100余項，地點覆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銀川、南京、無錫、成都、開羅、盧克索、阿斯旺、亞歷山大、達曼胡爾等，兩國互訪人員總數達912人，活動直接受眾超過2000萬人次。文化年期間，埃及在中國舉辦了40余場文化活動。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國同拉美地區舉辦的最大規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櫻覆蓋約30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直接受眾近千萬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閉幕式，總理、劉延東副總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舉辦的活動。此外，“東亞文化之都”“相約北京”聯歡活動等品牌活動的影響持續擴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縱深發展

近年來，中國國際合作機制化水平不斷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長雒樹剛率團赴烏茲別克斯坦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文化部長第13次會晤，全面推進上合組織成員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中法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三次會議、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四次會議、中印尼副總理級人文交流機制第二次會議、第七屆亞歐會議文化部長會議、中沙（特）高委會文化分委會、第七次東盟-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第三次中國-東盟文化部長會議、第八次中日韓文化部長會等成果豐碩。

與此同時，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文化組織的合作不斷深化。雙方通過攜手進行文化傳承和保護工作。2016年，中國文化部積極履行國際公約責任，完成“赫哲族伊瑪堪說唱”“麥西熱甫”等7個列入急需保護名錄項目履約報告并向教科文組織提交；建立專項工作機制，撰寫《非遺公約》政府履約報告和《文化多樣性公約》政府履約報告。

為了更好地推動各層次的文化合作，中國文化部舉辦各類國際文化活動，為引進各國優秀文化成果、促進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臺。“中國-中東歐國家藝術合作論壇”、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學論壇”、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創意產業論壇”、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級論壇”、首屆“中澳文化對話”、第11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中歐文明對話會”“中英表演藝術高級管理人才交流研討會”“中英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研討會”等各類論壇有效地促進了中外文化領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國文化部注重思想領域交流對話，以此促進中國價值和中國智慧的全球傳播。在短短3年間，漢學家翻譯家工作從無到有，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其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2016“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邀請到全球26個國家具有國際影響力的31位漢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齊聚北京，聚焦“一帶一路”建設。2016“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擴容增效，分別在北京、上海和西安開設3期研修班，共有來自世界各國的89名青年漢學家和智庫學者來華研修，參加人數達歷年之最。“中外影視譯制合作高級研修班”“中外文學出版翻譯研修班”先后成功舉辦，一支樂于并善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中外譯者“先鋒隊”逐步成型。

篇5

關鍵詞：借詞；中外文化；交流

美國語言學教授薩皮爾（Edward Sapir）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由此可以看出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一方面，語言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文化得以建構和傳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無時無地不對語言有制約作用和決定性影響。

一、借詞反映中外物質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質文化產品的交流。古代中國從西方引入的物產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現代從西方引入的物產更為豐富，如：維他命、嗎啡、盤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夾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國的物產，于漢代時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各種異域物產的借詞，便很自然地出現在上古書中。例如：葡萄――《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見這兩種東西都是張騫帶回來的。葡萄《史記》《漢書》作“蒲陶”，《后漢書》作“蒲萄”，《三國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據楊志玖考證，葡萄一詞當由《漢書?西域傳》烏戈山離的撲桃國而來。撲桃字應作“撲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說就是《漢書?大月氏傳》的“達”，照沙畹說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對音。因為這個地方盛產葡萄，所以后來就用它當作這種水果的名稱。

二、借詞反映文化藝術的交流

文化藝術，包括舞蹈、音樂、體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時期，這方面的交流已相當活躍。古代借詞，如波羅球（一種馬術球戲）、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現代借詞，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撲克、卡拉OK、舞廳等。

柘枝舞――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記各種教坊樂舞里有一種叫做“柘枝舞”。唐沈亞之《柘枝舞賦》序說：“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晏殊也說這是一種胡舞。《唐書?西域傳》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記有柘羯，當亦石國。凡所謂者舌、赭時、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語Chaj一字之譯音……

琵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此為名。”它與今天的樂器琵琶的形狀似不相同。

三、借詞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國界，宗教文化更是沖破國界，在世界各地自由傳播開來。古代中國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漢語中有大量借詞源自印度佛教語匯，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災八難”等。近代漢語借詞，如基督教、也里可溫、伊甸、耶和華、撒旦、夏娃、亞當、教堂、伊斯蘭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譯作“迦沙曳”，梵文音譯詞。唐代《玄應音義》對這個詞的字體變化作了介紹，“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譯詞，也譯作“藥叉”“夜乞叉”，佛教認為夜叉是一種吃人的惡鬼。不過，夜叉的種類有好幾種，有一種夜叉是護佛的天龍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譯為“路迦”。《楞嚴經》（四）曰：“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法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個時空概念，后來只有空間概念，成為漢語的習用詞。

四、借詞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國便與西方進行過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國四大發明傳入歐洲便是一個證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識文化大量傳入中國，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識的交流，使近代漢語出現許多過去所沒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詞。如機器、幾何、風扇、重心、螺絲、地球、齒輪、比例、起重、測量、曲線、自動、數學、標本、赫茲，等等。

總之，借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記錄，它為我們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種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蹤跡。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