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規模經濟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農村小學；數學概念課；教學模式

一、情境―歸納教學模式的含義

概念是認識的高級產物，數學概念是數學知識的基礎，所以數學概念教學在整個數學教學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很多時候，學生只能流利地背出概念，卻不能將其運用到具體的問題情境中去。《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中明確要求數學教學要聯系實際，創設有趣的情境，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樂趣。情境―歸納教學模式是指教師從學生感興趣的情境出發，引導學生通過觀察、比較、分析、概括、綜合等過程學習數學概念。

二、將情境―歸納教學模式應用于農村小學六年級數學概念課的策略以及注意的問題

情境―歸納教學模式的步驟主要是由情境導入，明確教學目的―呈現例子，引導歸納―抽象概括―檢查學生的概念獲得情境―總結概念，形成概念―應用概念―反思概念化過程組成的。

首先，教師要設計科學的范例呈現方式，并且根據范例類型選擇不同的呈現方式。比如，在學習《方程》時教師可以舉一個例子，讓學生利用自己的知識來解決，之后教師呈現出自己的方法，讓學生感受到方程的便捷之處。其次，教師在進行數學概念教學時，不要輕易評價學生提出的假設，要啟發學生通過范例識別概念，讓學生自己通過分析材料真正學會數學概念。最后，教師在檢驗學生的概念獲得情況時，可以通過讓學生識別相似類型的實例、指出新學習概念與有關概念的關系、用自己的語言給概念下定義等方式進行。

在小學數學概念中應用情境―歸納教學模式時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教師在數學概念教學中向學生滲透方法，并深入挖掘數學概念的背景，通過學生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情境向學生講述數學概念，比如講述方程時，教師可以利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路程問題等等引入。其次教師要鼓勵、支持學生的大膽假設。

情境―歸納教學模式在小學六年級數學概念教學中的應用，能夠讓學生通過良好的數學情境輕松學習抽象的數學概念，教師在此過程中要通過學生熟悉、感興趣的情境幫助學生學習，并鼓勵學生大膽提出自己的假設，學好數學概念，進而更好地學習數學。

篇2

[關鍵詞]旅游；新業態；非正規就業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從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間。這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失業率維持穩定主要是中國國企愿意容納過剩工人。根據他們的調查，雖然目前國企過剩員工的絕對數量并不大，但比例卻相當高1。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鋼鐵、礦產等，這些行業里的國企有著很高的勞動剩余比例。另外，大量農民工聚集在低技術含量的崗位上，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比城鎮工人更大；但失業后的農民工通常會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在城鎮登記失業率2的統計范圍內。因此，真實失業率沒有顯現出來。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3的開展，去產能與去庫存必然會帶來失業4。例如，2016年3月，武鋼裁員5萬人5。整個煤炭系統和鋼鐵系統，總共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6。為了解決就業問題，2015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國發〔2015〕23號）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93號），希望通過產業融合吸納失業人員。2016年5月，總理考察人社部時，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增長根本是為了保就業。考慮到建筑業和制造業等傳統行業吸納農民工就業在下降，總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農民工引向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業態1。因此，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成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解決就業的方式就是通過投資和企業規模擴張來拉動就業。但是，這種方式不可持續。因為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且企業的規模總是有邊界的。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解決就業的手段，不難發現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死板而且進入了死胡同。政府總是想著自己動手來安置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或者必須要有企業來雇傭他們，而沒有考慮到人們可以主動就業――自己雇傭自己。事實上，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經濟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經驗，但政府部門選擇了無視。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不但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規模擴張來吸納勞動力，相反，它們必須分流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在這種經濟兩難的時期，適度放開非正規部門，將會促進許多個體主動走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洪流。

產業融合中非正規部門對就業問題的解決具有先天的優勢。產業融合會導致原來的產業邊界消失，出現許多市場空隙。非正規部門的商業嗅覺和敏感性總是能夠讓它們找到合適的方式參與其中。在這場龐大的產業變革中，旅游業作為綜合性的服務業天然成為眾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萬達等競逐的場所。旅游非正規部門會自然而然地在這場角逐中生長演化，從而成為就業和經濟的新增長點。通過閱讀現有的文獻和觀察經濟生活中的經驗事實，我們能夠確認產業融合帶來了就業增長。但問題的關鍵是，旅游產業融合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帶來就業增長的？就業增長主要表現在什么領域？只有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確認就業方式發生了什么變化。

1 文獻綜述

1.1 產業融合引致旅游新業態

關于產業融合，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日本著名產業經濟學家植草益[1]認為，它是指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導致的兩個企業之間的競合關系發生改變。美國學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認為產業融合是一種經濟現象，是企業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術融合[3]。20世紀80年代，技術融合所產生的創新活動激活了原本死氣沉沉的市場，推動了產業融合的出現[4-5]。它拓寬了大型企業的技術基礎，使它們贏得了競爭優勢[6-8]。技術融合之后，經歷了產品融合[9]。產品融合對原有的技術生產路線、業務流程、組織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造，使新產品能夠更好地迎合潛在的市場需求[10]。技術融合與產品融合都以市場融合為導向[11]。很多企業技術融合失敗，并不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價值鏈上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12]。

產業融合發生的基礎通常是產業之間擁有共同的技術基礎[13]。發生融合的產業之間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8]。融合一般發生在產業之間的邊界和交叉處。它會改變原有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產業融合通常指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或旅游產業內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滲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樣化是促成產業融合的決定性因素[15]。信息技術在實現旅游產業融合過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業如攜程、去哪兒、芒果等依靠強大的預訂網絡渠道和信息影響力，共同分享日益擴大的客源市場，優化了資源配置[16]，共同延長了產業鏈，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創造了新的旅游服務價值[17-19]。因此，筆者認為，現代旅游產業融合主要指企業（也可以是其他產業的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對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等進行整合形成的一種新的產業形態。

新業態以旅游者為中心展開[20]，表現為產品形態、組織形態（企業）和經營形態的融合[21-22]。互聯網技術是旅游產業融合和旅游新業態的主要驅動因素[18]。近些年來，隨著出境旅游市場的發展，結合國內旅游消費的經驗，國內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日趨成熟。他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個性化和精細化[23]。這種新的消費需求對原來的旅游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細分市場的“小眾化”需求分布廣，企業無法通過原來的規模經營模式滿足消費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眾化”加總起來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單個企業卻無法以原來的成本模式進行市場供給[25]。這種兩難困境和矛盾沖突迫使旅游企業尋求突破，這種突破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第一，傳統旅游企業和在線旅游商合作，通過線上和線下的結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業的企業發現了旅游市場的商機，主動和旅游企業進行融合[27]，通過產品和資源的平臺化運作，滿足旅游者的個性化需求。

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是企業和消費需求在市場上的耦合[28]。旅游新業態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29]。隨著傳統旅游企業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旅游產業內部存在著一種動力驅動企業在產品表現、管理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實行突破[30]。這種突破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日益擴大的新型市場消費需求；這些突破中，不同的業態類型或以產品、或以技術實現了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消費的對接[31]。正是因為這種對接，造就了眾多的旅游新產品。這些產品包括鄉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態旅游[34]、遺產旅游[35]等等。

新業態出現的重要作用，就是帶來了就業的增長[36]；@種增長主要是從產業邊際和職業工種上發生的，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國內目前很少有學者關注這方面的內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業態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非正規就業。具體概念模型見圖1。

1.2 非正規部門和就業

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在肯尼亞的調研中發現，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員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他們的工作千差萬別，但主要都是一些不“體面”的工作，如街頭小商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縫、廚師、司機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對加納與印度的研究也證明了非正規部門的存在及其效率。托達羅用二元部門做了最后的總結，后來的學者通稱“非正規部門”。隨后，人們觀察到發達工業國家的許多現代部門里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非正規化了[40]。

隨著非正規就業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發現，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總的來說，包括4個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涵蓋相類似的理論。（1） 結構分離主義的核心強調非正規部門及其就業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充分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部門之間的經濟屬性和收入存在差異，導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形成了城市勞動力的超額供給。代表人包括劉易斯[41]、托達羅[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論是貧困就業理論、二元主義理論和勞動市場分割理論。（2） 結構替代主義的核心認為職業的歧視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對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導致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理論。（3） 結構聯系主義傾向于將非正規部門和就業界定為現代生產關系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們將非正規經濟視為依附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論是新理論。（4） 結構嵌入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系統之中的；同樣的，非正規經濟則是以非市場的基本規制和行為邏輯“鑲嵌”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會福利不能支撐個體正常生活時的一種替代性的生產行為，具有特定歷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蘭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論是反嵌入理論和標簽理論。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部門就產生了。大量流動人口和下崗工人在非正規部門中就業[51-52]。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得益于三個原因：第一，戶籍制度的松動，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進，大量臨時性就業崗位增長迅速；第三，所有制結構顯著調整，國有、集體單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門勞動力邊際吸納能力下降[53-54]。盡管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就業）符合當時的我國國情，具有龐大的就業潛力，但是，非正規部門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為了用非正規就業重構就業空間，張彥在理論層面上澄清了非正規就業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陽和萬廣華研究了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在減貧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艷說明了非正規就業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發育以及城鎮就業增長的原因[57]。李強[58]和萬向東[59]集中研究了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說明了農民工非正規就業的條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規就業

國內對旅游就業的研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以2010年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規部門的就業；2010年之后非正規就業的研究開始出現并且占據了主導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業研究集中在總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對就業的促進作用[60]、就業效應[61]和彈性[62-63]以及旅游就業的統計[64]等等。2010年之后，王麗和郭為開始關注中國旅游非正規部門并對青島旅游自我就業者進行研究[65]。隨后，郭為和秦宇研究了青島和煙臺的旅游非正規就業者的群體特征[36]，并對中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進行了估計，約為2040萬人，遠遠超過了正規就業的總量[66]。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產業融合，旅游非正規就業繼續增長，非正規就業模式的轉變已經成為未來就業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規就業者本身也開始把“非正規”的就業作為一種向上的職業通道而不是終端[67-68]。本文將從新業態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文章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獻綜述的形式介紹了產業融合導致新業態形成以及新業態與旅游非正規就業的關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業態的就業路徑；第四部分經驗地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第五部分通過調研數據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結論和建議放在第六部分。

2 新業態影響就業的路徑

旅游新業態表現為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隨著產業融合的展開，市場上涌現了許多“小眾旅游”新產品形態，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網絡旅游、養生（康體）旅游、結伴背包旅游等等。為了應對大量的“小眾”旅游形態，旅游企業通過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經營形態。這種新經營形態利用互聯網技術，形成平臺經濟，許多企業或個人以這個平臺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對新產品和新經營形態，企業不得不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將組織管理變得越來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導致了旅游就業增長路徑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三個方向：第一，旅游正規部門的正規就業增長，這一部分在統計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門每年統計的非私營旅游企業的年末就業人員總量。第二，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這一部分無法在統計上反應出來，主要表現為非私營旅游企業所雇傭的零時工、鐘點工等沒有穩定的勞動合同關系的人員數量。第三，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非正規就業，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門涵蓋的統計對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業。郭為和厲新建[66]曾經詳細地對非正規就業進行過定義，并且估算中國在2011年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為2040.40萬。他們認為，旅游發展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非正規就業上而不是正規就業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規就業影響來源或路徑。

3 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經驗說明

3.1 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解釋，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主要指非私營企業部門（企業）與所雇傭的勞動力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形成了事實上的勞動關系1。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過構建新型的勞動關系和工作形式來實現。這種“新型”的勞動關系大量表現為非正規就業。

旅游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形式種類多樣，主要表現為非全時工、季節工、勞務承包工（外包）、勞務派遣工、小時工、鐘點工等等。盡管國家沒有對這部分就業進行統計，但根據我們的調查，自2008年以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主要目的是規避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筆者以青島H酒店的具體調查情況為例說明。

青島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產品和服務一直得到業界的好評。近些年來，H酒店在勞動用工結構和形式上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除個別崗位外，H酒店逐步減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勞務工和實習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勞務工、68名實習生。第二，鐘點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鐘點工的使用達到了1 7666小時，平均一天要使用8個鐘點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規就業在擴大之外，一些互聯網旅游企業也明顯增加了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以攜程技術部門使用的兼職人員數量為例，2007年為10人，2010年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別達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攜程，其他部門如銷售部門2中其他類型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也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來估算旅游正規部門中非正規就業的總量及其增長。

3.2 旅游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增長（非正規就業增長）

旅游非正規就業，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兩個地域的具體表現進行說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規就業。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轉地。很多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都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為這些游客提供各種服務。他們構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規就業的主體。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島，大量的人員活動在車站、碼頭和景點景區周邊，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為[14]曾經對青島的旅游非正規就業進行了分類，并描述了這個群體的特征。第二，農村地區的旅游非正規就業。在農村地區，景點景區及其周邊的非正規就業基本成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傭大量的本地勞動力來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這些勞動力就回鄉務農3。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大型的發展成熟的鄉村旅游景區周圍，圍繞旅游服務興辦的旅館和餐館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鄉鄉村旅游景區附近，可直接進行網上預訂的旅館和農家樂就有260多家[21]。這些企業為本土農民提供大量非正規就業機會。郭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結合官方統計數據的具體內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人數大約為2040.40萬人，約占全國非正規就業總量的1/5。

4 新業態如何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增長：實證證明

4.1 數據說明與調研

由于國內沒有非正規就業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只能通過調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對于旅游新業態，不同的學者看法都不一樣，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以楊玲玲和魏小安[22]為代表，他們站在企業角度把旅游新業態看作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的綜合。第二類包括大部分學者媒體4，他們把許多新出現的產品歸結為新業態，例如生態旅游[34]、鄉村旅游[70]、遺產旅游[35]、體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筆者認同楊玲玲和魏小安的觀點。因為旅游新業態代表著行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不同于單純的產品表現形式，因此，我們把新業態概念具體化成了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3個維度10個問項；把非正規就業具體化成了3個問項，這3個問項分別代表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考慮到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對企業用工方式的影響，我們針對它們各自分別設計了兩個問項，這兩個問項分別歸因，作為兩個控制變量來排除它們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

問卷調查開始于2016年6月12日，結束于7月10日。調查對象是全國各地旅游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員在旅游行業工作時間大部分都超過了3年，對行業的具體運作情況比較熟悉，他們的回答基本能夠反映行業的現實。本項調查以青島本地為主，主要調研的企業有港中旅、萬達旅業、省中旅（山東省中國國際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爾洲際、攜程青島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島本地的民營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島大學旅游專業畢業的走上了管理崗位的學生。本次一共發放問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實際分析的問卷數251份。

4.2 調研的人口統計信息與因子分析

通過對調研的人口信息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別為55%和45%。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約占51%。被調研對象主要來自旅游企業管理人員，約占52%，在旅游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約占19%。他們曾經或現正在旅游行業工作年限超過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數占比達到了74%。

年齡數據反映了旅游行業的管理層比較年輕，工作或年限超過3年說明了被調研對象對行業比較了解。問卷反映出來的信息在真實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證。

筆者使用SPSS軟件，對問卷中所有題項進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標克朗巴哈系數為0.863，信度系數大于0.7，說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與問卷設計初衷一致。又因為KMO值為0.809，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通過正交旋轉后得到了4個因子（表3）。產業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業利用相關技術以盡可能豐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現自身的產品，問項Q1到Q3主要與產業融合產品的表現形態相關，命名為產品形態。問項Q4到Q6主要描述了產業融合后旅游企業組織結構的改變，命名為組織形態。問項Q7到Q9主要說明了產業融合后旅游行業出現的新經營特點，命名為經營形態。問項Q11到Q13主要描述了當前旅游企業在招工方面對勞動力的使用，核心是勞動力的非正規使用方式，命名為非正規就業。所以，反映新業態的3個因子分別是產品形態（Q1～Q3）、組織形態（Q4～Q6）和經營形態（Q7～Q10）。反映非正規就業因子一個（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規就業各個變量單獨進行回歸時，對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4.3 回歸分析

雖然我們得到了4個因子，但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3個因子能夠和第4個因子非正規就業具有邏輯上的相關關系嗎？是的。從微觀角度看待就業，本質上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使用。企業對勞動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取決于產品銷售1。產品銷售（在給定質量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是與產品形態相關的如產品廣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時間等等。經營形態直接與勞動力使用數量相關，例如產品生產的工藝和流程差異會直接決定企業需要雇傭多少勞動力，前端銷售和售后服務員工的多寡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品質量的感知。組織形態本質上是企業內部對勞動力的配置，通過實現最優配置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因此，我們的概念模型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是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企業內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們在理論邏輯上都指向了就業。

因此，根據上面的因子分析，我們依據邏輯概念（見圖1），可以通過構建經驗模型來分析新業態以何種方式影響了非正規就業。模型設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規就業因子，包含3個問項，每個問項作為一個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和自我就業（自我雇傭）。[β0]代表截距項，[x1i]、[x2i]、[x3i]分別代表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因子，[β1]、[β2]、[β3]分別代表前述3個變量的回歸系數，[y1i]、[y2i]分e代表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因子，這兩個因子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們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β4]、[β5]分別代表前述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j=13k=12xjiyki]分別代表新業態的3個變量與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的交互項，[β6～11]代表這6個交互項的系數，具體說明將會在回歸列表中給出。[εi]是隨機擾動項，服從同方差、期望值為零的正態分布。

每一個模型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不納入交互項的情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直接影響；第二類為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主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間接影響。

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1）反映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59個單位。具體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經營形態處于市場的前端，直接通過銷售與消費者打交道，勞動力使用量的變化對市場非常敏感。產品形態引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間接相關；組織形態更多表現為企業內部管理結構上的調整，也是與勞動力間接相關。因此，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正規部門傾向于雇傭更多臨時工和采用更加靈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47個單位；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67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這說明新業態不是獨立影響企業對勞動力的雇傭方式，而是和企業成本、經濟景氣度聯合起作用的。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084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產品豐富的表現形態等仍然可以增加企業的銷售，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212個單位。企業成本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經濟景氣度的影響。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79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會調整組織結構，同時用工方式更加靈活。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177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28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36個單位。與前面的兩種交互類型相比，經營形態的影響系數最大。經營形態涵蓋了銷售環節，而銷售是企業雇傭非正規就業最多的部門。銷售結合互聯網技術，會產生新商業模式，新商業模式會生成新職業和工種，衍生新的就業方式（例如共享經濟中的就業），這種就業天然會游離在正規的就業體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規部門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302個單位。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似乎企業愈是處于最優運行的狀態，所需要雇傭的員工愈少，流向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愈多（這可能與我們使用的截面數據相關，如果是時間序列可能不會出現這種悖論，因為最優運行的企業會擴張，雇傭更多的員工）。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更多勞動力會流向非正規部門。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11個單位；經濟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58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1個單位。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196個單位。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225個單位。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6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09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14個單位。

總體來看，無論是否納入交互項，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都對非正規就業沒有影響；只有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才能對非正規就業產生影響。經營形態在任何情況下都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中國經濟中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但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二者通過經營業態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即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這進一步證明了旅游非正規就業是“就業蓄水池”的理論。

模型（3）反映非正規就業中的自我就業。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自我就業（創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也是自我就業（創業）單獨作為一個問項、單獨以被解釋變量作為一個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結果與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區別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創造具有主動性；而在模型（3）中，我們無法確定個體選擇自我就業是否是主動的或者被動的；但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卻是確定的，它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仍然不是獨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聯合發生作用。

5 結論和建議

國內關于旅游就業的研究較為豐富，但這些研究大多從統計的層面告訴人們旅游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具體到旅游就業增長的途徑卻都語焉不詳。本文另辟蹊徑，以實證的方式說明了旅游新業態是如何影響旅游就業的。具體的增長路徑分別是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增長。

研究結果顯示，旅游新業態通過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影響非正規就業。這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第二，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第三，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上述現象并不單獨發生，而是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影響旅游非正規就業。如何具體看待這種影響路徑呢？筆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多樣化催生了豐富的產品形態，一些產品非常小眾化和碎片化，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它迫使企業以非正規就業形式（例如彈性工作的方式）來雇傭員工，例如部分資助大學生出游，利用大學生寫游記來表現產品和帶動消費群。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的應用一定程度改變了組織結構，從而改變了用工模式，例如，許多旅行社減少了合同制導游，當業務繁忙需要導游時，企業直接從導游互聯網平臺“借用”。經營形態的改變從根本上導致了用工形式變化，線上線下的結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時雇傭；這些臨時雇傭可能是因為一個項目或者一個臨時的小業務。一個最令人關注的群體是網絡銷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線路或單一產品銷售，就像淘寶，它由無數個自我就業的“個體公司”組成。

上述研究結論在宏觀上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旅游新業態是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遠遠超過了旅游正規就業。它可能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時期對下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產業。第二，新業態不僅在邊際上增加了就業，而且會通過就業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政府的產業政策要重視對新業態的引導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門應該重視非正規部門對就業的貢獻，通過合理的方式引導非正規就業，而不是以各種名義對非正規就業進行打壓。

同時，研究在微觀上也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或成本上升的時期，企業可以通過利用互聯網等技術豐富產品的表現形態，利用零時工等非正規就業手段增加產品銷售。第二，經營形態是企業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時候都顯著影響勞動力的使用量。邏輯上來看，靈活的非正規就業形式可能是企業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組織形態只有與經濟景氣度或企業成本交互作用時才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這說明了企業可以同時從用工結構和部門結構兩個方面來控制成本，前者節省外部的勞務成本，后者節省內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結論對旅游企業的具體營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甚至有可能意味著企業未來用工模式的根本變革：即從固定用工制（正規就業）走向彈性用工制（非正規就業）。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輯及其最后的結論共同呈現了一個具有一定創新性的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理論。以旅游非正規就業為例，筆者認為，產業之間的融合導致了市場空隙的出現，這些市場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長尾的1；正規部門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來獲得這些市場中的利潤，只有成本夠低和靈活性足夠的“非正規形式”才能把握住這種機會。產業融合通過組織結構的改變催生了企業新業態，新業態的形成過程本身是一個勞動力以非正規方式流進流出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非正規就業增長的過程。其本質就是降低組織的成本來獲取新市場或市場空隙中的利潤。二元主義以靜態的眼光把經濟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則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待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的障礙，新注重分工中生產關系呈現的“剝削性”。我們的理論基于產業融合，產業融合是動態的，因此，我們的理論也是動態的；勞動者是在一個動態的新市場中綜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動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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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要準確地揭示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內涵，必須認真區分與其相關聯的農業經營規模、農業規模經濟、農業規模經營三個基本概念：

1.農業經營規模。規模，一般是指一定數量和質量的生產要素，在一定的經濟實體（企業或其它生產經營單位）內的聚集程度。任何社會生產，尤其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都是由經濟實體在聚集了一定的生產要素（即構成一定的經營規模）的條件下進行的。當然，這里所說的規模，不僅僅指經濟實體所聚集的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綜合，而且還包括經濟實體聚集的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及其形成的生產勞動能力。

農業經營規模是指農業經濟實體（農業企業、農業合作社、農戶等）聚集的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總和及其優化配置所形成的生產能力。當然，農業經營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關鍵是要尋求經營規模的適度值，而適度值的確定則要看在一定的自然、經濟、技術條件下，一個農業經濟實體的經營規模能否取得最佳規模效益，也就是能否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

2.農業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概念源自西方經濟學，它的一般含義是指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即較大規模的經營能夠取得較大的經濟效益，或者可以增加總收益（指總利潤、總收入等），或者可以降低單位產品成本，提高利潤率。在現實中，我們理解和使用規模經濟這個概念，必須密切聯系農業發展的具體實際，科學把握規模經濟理論對規模經濟所下的嚴格定義：第一，規模經濟是指純粹規模擴大（即生產要素同比例擴大）而引起的經濟效益提高，同時又是與生產要素配置比例變動會引起報酬遞減的變化相對應的。它要求我們在使用規模經濟概念時，一定要區分純粹規模變動和生產要素配置比例變動對農業經濟效益產生的不同影響，否則，如果只看重純粹規模變動這個假設，就會使規模經濟的研究失去實際意義。第二，規模經濟是指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即經濟效益的提高幅度必須大于經營規模的擴大幅度。在發展農業規模經濟的實踐中，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幅度的比較，也不能簡單認為“只要規模擴大提高了效益”就是規模經濟，而應該重視經濟效益提高的幅度是大于、等于還是小于經營規模擴大的幅度。第三，規模經濟理論認為，經營規模擴大可以產生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兩種現象：經營規模擴大，經營效益不斷提高，就是規模經濟；反之，則是規模不經濟。在現實實踐中，我們不能把農業規模經濟理解為“規模越大必然越經濟”，“農業規模經濟是經營規模擴大的唯一的、必然的趨勢”，而應該防止農業經營規模擴大過程中的規模不經濟現象的發生。

3.農業規模經營。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業經營規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農業規模經營是在我國農村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些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比較快的地區，由于經營規模太小和生產手段落后，導致農業比較效益不斷降低，農民務農種糧的興趣下降，農業生產出現了停滯徘徊局面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新型的農業經營形式。這種經營形式的特征不是表現在生產關系方面，而是表現在生產力方面，它體現為合理的規模特征。因此，農業規模經營就是指使農業經濟實體的經營規模實現規模經濟的一種經營形式。它將使農業經濟實體的經營規模與其內部各類生產要素和外部環境相互協調，從而實現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可見，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業經營規模、農業規模經濟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農業經營規模與農業規模經營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對農業經營活動的規模特征的直觀反映，而后者是對具有合理的規模特征的農業經營活動的界定；農業規模經濟與農業規模經營的區別在于，前者側重于表現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之間的合理關系，而后者側重于表現為達到這種合理關系而進行的經營活動本身。它們三者之間的聯系表現為，農業規模經濟是農業規模經營所要實現的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又必須以農業經營規模的變動作為主要手段。

4.農業規模化經營。通過以上三個基本概念的區別和界定，我們就可以給農業規模化經營下定義了。規模是一個名詞，在它的后面加上“化”以后，就使得規模成為一個動態過程。過去，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存在像那樣大的農業經營規模，但卻沒有形成“規模化”，“規模化”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夠產生。農業規模化經營就是指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以市場為導向，以追求最佳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益為中心，在改變細碎、分散的極小農業經營規模的前提下，使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不同農業經濟實體之間實現合理集中和優化配置，逐步建立起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農業內部與外部規模經營組織形式，最終取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規模效益。

篇4

關鍵詞 多元化經營 規模經濟 相關多元化

1 多元化經營與規模經濟

1.1 多元化經營的涵義

多元化經營，又稱多樣化經營，是指個別企業供給市場不同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大，也就是企業生產多種產品或提供多種勞務。一般認為多元化與專業化是相對而言的，專業化是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企業成長的必然選擇，高度的專業化可以帶來單位產品成本的下降而獲得規模經濟；而多元化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繼續成長必然面臨的現實選擇。

1.2 規模經濟的內涵及擴展

（1）規模經濟的內涵。規模是指生產系統的大小，它一般由固定資產、職工人數與生產能力的大小或多少來衡量。規模經濟則指企業或工廠擴大到一定規模，由于固定成本可以分攤到較大的生產量而成本下降，其存在基礎是一些產品或設備的整體性以及生產活動的不可分割性。一般認為規模經濟是現代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與專業化經營聯系到一起的，且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有一個前提，即市場容量足夠大，產品價值的實現不存在困難。

（2）規模經濟的擴展———范圍經濟的提出。隨著企業多元化的發展，對規模經濟的認識也有了深化，有人提出范圍經濟的概念，并提出要將范圍經濟納入規模經濟的范疇。范圍是指生產系統的集合分散程度，范圍經濟來源于生產活動的多樣化，企業內部生產多樣化或數個企業完成不同的生產又相互協作。存在的基礎是某些生產活動的可分割性。范圍經濟的本質上是對企業剩余資源的利用和共享。范圍經濟的存在似乎為多元化經營提供了理論基礎，但顯然范圍經濟的存在也不是普遍和任意的，許多企業濫用范圍經濟盲目多元化其實是逆邏輯而行，結果導致范圍損失。

2 多元化經營面臨的風險

（1）非關聯產業的多元化經營。新進入的產業存在明顯的規模經濟性，則對企業存在較高的進入壁壘，此種情況下一般不能通過直接投資來進入，通過對該產業內現有廠商的兼并或收購是較為現實的選擇。即使如此，也存在較大的風險。首先，可能因為收購兼并的成本太高、投入太大，對企業原產業的規模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產業必需能提供足夠的現金支持；其次，收購或兼并后的整合可能時日較長，難以收到滿意的效果，企業容易陷入兩難困境。正因為這樣，非關聯產業的多元化經營因進入、退出都存在較高的壁壘，企業都不愿輕易涉入。

（2）某些“游牧民族式”的企業對收益較高的行業的逐利行為。除了要考慮到許多企業相繼進入后，新行業收益率的變化可能會使之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同時還要考慮進入壁壘雖低，但退出壁壘卻高的后果（典型的多元化陷阱），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不能盲動，要考慮到各“元”在技術、生產、銷售、管理等要素上的相關性，也就是力求獲得內部的范圍經濟效益。

（3）建立在企業現有資源基礎上的多元化也必須考慮規模經濟問題。雖然企業擁有剩余資源是多元化經營的前提或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其剩余資源的量不足以轉移到其他產業領域利用。就是對大企業來說，剩余資源也有一個度量和合理利用的問題。

（4）建立在核心能力理論上的多元化。它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企業已經擁有核心能力，進行多元化是把核心能力在多個行業領域內重復使用，對目標行業的選擇要考慮核心能力的適應條件，以及核心能力在新行業內的重要程度，即延伸的領域與原領域能否產生協同的范圍經濟性；二是企業尚未建立核心能力，基于對核心能力的認識，通過多元化來構筑核心能力，這時往往要對其他行業進行收購、兼并，并進行剝離、清理、整合，往往還須伴隨著業務的對換和戰略聯盟的建立。此時多元化目的是長遠的，而不是急功近利。

3 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容

（1）純粹的規模經濟是在專業化經營之上。它對產品實現即市場規模存在較高的要求，但在現代經濟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個性化迫使企業進行多品種小批量甚至是定制化的經營和組織生產，因而出現了多元化與范圍經濟的概念。這其實是對范圍經濟、多元化經營概念的延伸。規模經濟主要是指量的規模，如資產、職工人數和外在需求的規模，而范圍經濟是指質的規模，是核心能力、核心技術、戰略性資產的規模，是對現有核心能力的規模利用，是對抽象的能力利用的規模，多元化則是對核心能力的多方面擴張和利用。多元化如果逆規模經濟而行，則風險太大、困難重重。

（2）相關多元化是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協調的體現。理論界推崇相關多元化，實踐證明相關多元化成功率較高，這是因為相關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相協調而存在以下潛在優勢：多元化的各個“元”———戰略業務單位之間可以共享同一戰略性資產，從而可以獲得規模經濟優勢；利用建立和維持某一戰略業務單位現有戰略性資產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核心能力，可以提高另一戰略業務單位的現有戰略性資產的質量，使現有戰略性資產的規模進一步增長；利用在建立現有業務的戰略性資產的過程中開發的核心競爭力，可能會更迅速地或以更低的成本去創立一項關于新業務的戰略性資產，這顯然是對現有核心能力的規模利用；相關多元化可能會增強現有的核心競爭力，因為在建立新業務的戰略性資產過程中，公司會學到新的技能，這反過來又會提高現有業務的戰略性資產的質量，這是核心能力的聚合效應。

（3）企業在選擇多元化經營戰略時，必須注意到多元化與規模經濟的相容性。相關多元化較好的結合了多元化與規模經濟性，是企業多元化經營的較好選擇。而且，要做到“魚”與“熊掌”兼得，不能多管齊下，在次序上要有先后。規模是基礎，在規模上培育了核心能力，才可以多元化。企業只有立足自己原有的優勢，不斷向更深的層次拓展，面對不同的客戶、不同的市場和不同的需求，不斷開發新的品種，這樣在主業基礎上的多元化，才能保證企業效益不斷增長。

篇5

關鍵詞：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技術關聯;內在關系;政策建設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月23日

一、問題的提出

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是一組相互對應但不對立的概念，二者都具有一定的層次性。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均有內部與外部之分，從本質上看是宏觀與微觀之別。因此，與之相關的有兩組概念：即內部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和內部范圍經濟、外部范圍經濟。內部規模經濟是微觀企業層面的，主要是指企業內部隨著生產要素投入的不斷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成本下降;外部規模經濟則是指當整個產行業的產量（因企業數量的增加）擴大時（企業外部的因素）該行業各個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下降。內部范圍經濟是指隨著產品品種的增加，企業長期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范圍經濟是指在同一個地方，單個企業生產活動專業化，多個企業分工協作，組成地方生產系統。外部經濟是通過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交流與溝通引起成本的節約。通過對二者概念的檢視，規模經濟說到底是因專業化、規模化生產所創造的經濟，具有縱向的重復性特征;而范圍經濟則是多元化、關聯化經營所形成的經濟，具有橫向的多樣性特征。然而，從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歷程來看，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的經濟活動經歷了從范圍不經濟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發展過程。在人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之前，個人、組織或企業的經濟活動總體上處于工而不分的社會狀態，即便出現了分工，大多是建立在性別、年齡等自然屬性差異的基礎上。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已經認識到分工所帶來的優勢，于是，社會分工開始從自然狀態走向社會理性。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勞動分工理論，認為組織和社會將從勞動分工中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分工的結果不僅因勞動者工作的同質性增強，勞動技巧業專日進，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便于勞動者發現更簡易更便利的方法實現其工作目標。因此，勞動分工是對勞動混雜狀態的革新，因而規模經濟的基礎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經營。然而，勞動分工也是相對的，從企業內部的情況來看，絕對的勞動分工相反影響了企業內部集成效應的充分發揮。正如研發人員不到生產車間進行技術應用的咨詢與指導，勢必導致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問題。因此，范圍經濟的基礎是勞動協作與多元化經營。所以，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之間并不是孤立無聯的，而是密切相關。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聯系呢？這些聯系的背后隱匿著什么樣的經濟規律呢？揭示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內在聯系及其本質規律，不僅豐富了經濟管理理論，而且為政府、企業提供現實的指導意義。

先從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關鍵詞的語源來看，“規模”與“范圍”都體現了量的特征，沒有一定的量，也就無法形成規模，同樣也無法構成范圍。這里“量”是指企業所生產經營的產品或服務，在規模經濟中所指的產品或服務更具有同質性而已，而范圍經濟中的涉及的產品或服務則表現一定的異質性。按照曾衛鋒（2012）的理解，企業內不同種類的最終產品之間的同質部分給企業帶來規模經濟屬性，異質部分的成本項目之間的積極外部性給企業帶來范圍經濟效應。然而，產品或服務的同質性是相對的，“同質”的指向很寬泛，既有外在的同質性，如材料、功能、用途、款式、花色等方面的同質性，又有內在的同質性，如資本、技術、管理、渠道、品牌等要素。無論是外在的同質性還是內在的同質性，都表現為異質基礎上的同質性，或者是同質基礎上的異質性。從這一思想出發，我們從企業最終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同質性或異質性入手，分析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內聯機制，并為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有關的政策建議，便是本文的基本脈絡。

二、內聯模型分析

我們先從一個加工制造企業由單一經營向多元經營演變歷程來考察企業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形成。假定這個企業投入資本、技術、勞動、管理四種要素，分別用K、T、L、A表示，其產量為Q，那么產量Q是上述四種生要素的函數，即：F1（K，T，L，A）=Q1。作為廠房、設備、設施等生產條件的投入作為固定成本（C）在一定條件保持不變。所以，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為C/Q。如果外部市場尚未飽和，產品或服務不存在滯銷，因此，企業為了提高產量，可以有兩種途徑加以選擇：一是企業通過改進生產函數，使生產效率提高。即F2（K，T，L，A）=Q2，當然Q2>Q1;二是企業通過同比例地擴大生產要素來獲取產量的增加，但這樣又會有三種種結果，第一種是產量也是同比例地增加，即：F3（λK，λT，λL，λA）=λQ1（λ>1），第二種是產量的增加比例大于要素投入的比例，即F3（λK，λT，λL，λA）>λQ1（λ>1），這時就出現了規模經濟。第三種情況是產量的增加比例小于要素的投入比例，即F3（λK，λT，λL，λA）

當然，這種規模經濟的獲取是建立在短期均衡的基礎上。如果外部市場發生了變化，例如同行業的競爭加劇、產品的生命周期進入飽和或衰退階段等，這時通過規模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會發生滯銷情況。外部市場的變化迫使企業開拓新的市場，于是多元化經營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企業實施多元化經營是要受到很多條件的限制，尤其是資源方面的壓力成為最大的障礙。所以，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只能遵循先易后難、先近后遠的辦法。從產品或服務的角度看，它是按照產品或服務的相近性依次進行選擇的。對于企業而言，“最近”產品的選擇主要是考慮產品遷移所產生的轉換成本。所謂轉換成本是指企業在保持和適當壓縮原有產品的條件下，生產和加工另類產品所新增的成本。它具體包括新技術投入、新的機器設備投入、新的原材料采購新增成本、員工培訓的學習成本、開發市場新增的成本等。而新的機器設備、原材料、員工培訓、市場開發等新增的成本主要是由生產加工技術所引起的，也就是說，企業只要開發和引進了新技術，那么相應連鎖地引起其他成本的增加。因此，技術轉換成本對企業新增成本具有決定性作用，于是其他成本可以看作是技術轉換成本的函數。

假定技術的轉換成本為CT，那么機器設備成本、原材料采購新增成本、員工培訓學習成本、開發市場新增成本分別為λ1CT、λ2CT、λ3CT、λ4CT（λ1、λ2、λ3、λ4為常數），故企業生產和加工新產品所引起的轉換成本總值為（1+λ1+λ2+λ3+λ4）CT，顯然，企業的轉換成本的大小取決于技術轉換成本CT。而技術轉換成本大小又與范圍產品之間的技術關聯程度息息相關。一般而言，范圍產品的技術關聯方式主要包括技術的局部獨立關聯、局部交叉關聯、技術的整體關聯和技術的混合關聯。技術的局部獨立關聯是指如果生產某類產品的某個技術環節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如其他原料）但不需要其他技術的支撐就可以獨立地生產另類產品，那么這兩類產品之間是按照技術局部獨立關聯的。如果這項技術環節需要與其他技術相結合才能生產另類產品，則屬于局部交叉關聯情況。技術整體關聯是指如果生產某類產品的整個技術鏈在不需要其他技術的作用，僅僅在不同條件下又可以生產另類產品，這兩類產品是屬于技術的整體關聯。技術的混合關聯就是生產加工某類產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技術環節與其他技術相結合，再生產加工出另類產品的情形，那么這兩類產品之間是技術混合關聯的。由于技術的整體關聯使產品之間的關聯程度最高，因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兩類產品之間按照技術的整體關聯引起的轉換成本最小，其次是技術的局部獨立關聯。

假定企業選擇技術的整體關聯方式生產和加工新產品，技術的轉換成本為CT1，因而生產技術得到規模使用，同時也引發機器設備、原材料、員工等要素的規模化利用，從而為企業創造了范圍經濟。從范圍經濟的形成過程看，它實質上是企業生產要素按照技術的整體關聯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且又以另一種要素投入比例的增加為條件，因而范圍經濟實質上在另一種生產函數基礎上的規模經濟。當然，當企業按照技術整體關聯的方式經營的新產品隨著外部市場的變化，企業又會依次選擇技術的局部獨立關聯、技術的混合關聯和技術的局部交叉關聯的方式開展多元化經營，在這個漸進過程中，技術始終發揮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同時，多元化經營必然會有技術以外新的生產要素投入，但同時也保留了原有生產要素的成分，所以產生范圍經濟的過程始終是技術的“同質”部分產生規模經濟的過程。當轉換成本超出了多元化經營所帶來的利益時，便出現了范圍不經濟。

我們必須看到，在分析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內聯機制時，并沒有考慮外部因素。其實，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范圍經濟的存在，可以有效彌補單個企業自身在生產要素及其組合方式中的不足。因為企業可以通過“搭便車”，來共享外部資源，并非一定需要企業自身的投入，這樣可以節省企業的轉換成本。鄧俊淼（2013）認為，中小企業通過產業集群可以帶來以下好處：一是集群內部大型固定資產的共享使用;二是企業地理的空間聚集促使默示性知識溢出;三是中小企業集群內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供給;四是中小企共享交易渠道對交易成本的節約。因此，對于一些中小企業而言，利用外部資源彌補自身的資源缺陷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三、二者的內在聯系

（一）規模經濟是范圍經濟的源頭經濟。規模經濟的普遍性與范圍經濟的條件性。從上述模型分析中不難看出，范圍經濟的形成過程始終是規模經濟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因此規模經濟具有普遍性。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分析，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生產要素的重復使用成為最基本的生產方式。因為社會分工與企業不變成本的普遍存在，在原有基礎上擴大生產規模便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常態。在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對規模經濟的不懈追求是企業的天性，所以規模經濟具有普遍意義。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專業化生產經營決定了企業隨意地改變生產經營方式已經越發困難了，只在遵循原有生產狀態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求近漸進，才能穩步發展。也就是技術的鎖定效應成為規模經濟的內在動力。從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看，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絕對優勢理論認為，由于各國之間在自然稟賦和后天的生產條件方面存在差異，各國商品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形成了絕對差異，這便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亞當?斯密認為，通過國際分工，每個國家都應該專門生產那些自身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將其中一部分產品出口來進口那些自身具有絕對劣勢的產品，這樣就會使各國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更好地促進分工和交換，使每個國家都獲得最大利益。由于每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的差異，各自生產那些成本處于絕對優勢的產品然后再通過貿易而滿足各自的需求。雖然這個理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其思想的內核仍有可資借鑒之處。企業也是一樣，首先擇其在生產方面具有優勢的產品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只有當情況發生了改變，才逐步轉變生產經營范圍。所以，范圍經濟的發生是對規模經濟的揚棄，是建立在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基礎上的規模經濟。因此，規模經濟是范圍經濟的源頭，范圍經濟則是規模經濟的另一種呈現形式。

從分工帶來效率的原理看，范圍經營本來是不經濟的，但在特定條件下，只要范圍經營體現了對規模經濟思想的弘揚和堅持，范圍經濟的目標完全可以實現的。例如，海爾集團從1984年開始在連續7年時間里，一直堅持專業化經營的策略，在電冰箱領域創造了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為海爾的品牌延伸和多元化經營奠定了的扎實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海爾通過科學管理與技術創新，開始從單一冰箱產品擴展到白色家電、黑色家電、米色家電等領域，完成以技術關聯為主導的縱向一體化多元經營目標，這是制冷技術、智能技術、電子技術的規模應用的必然結果。當資本積累達到了足以支持橫向一體化戰略的規模時，海爾集團開始從家電領域向數碼、家居、醫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領域挺進，使資本這個稀缺資源得到了極大效益的使用，可以說是資本創造的規模經濟。目前，海爾已形成了96大門類1，510多個規格的產品群，是國內企業成功實施多元化經營模式的樣板，有力地印證了規模經濟是范圍經濟的源頭活水。

（二）范圍經濟是更大范圍的規模經濟。我們對范圍經濟的理解很多時候難免出現對“范圍”的誤解。“范圍”其實是一個集合概念，從數學當中的“集合”概念出發，“集合”是指建立在一定規則基礎上的多個元素的聚集。這些元素看起來各不相同，但它們之所以能“集”能“合”，就在于有著共同的規則。范圍經濟所及的產品的共同規則是關聯要素。這些關聯要素有很多種，既有資本、技術方面的，也有機器設備方面的，還有員工素質、管理和市場需求方面的，從某種意義上看，沒有關聯要素的產品是不能作為范圍經濟的經營對象。當然，這些關聯要素有很多種組合方式，我們在單一經營的視野下考察的規模經濟，所生產的單一產品內部其實同樣是有關聯的，只不過是在關聯要素上表現為100%的關聯狀態。而范圍經濟則打破了生產加工單一產品的格局，它在尋求一種部分關聯的機制。例如，在保留部分生產要素的基礎上，融入一種新的生產要素，這時，在新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催化下，技術的規模使用、設備的規模使用、管理的規模擴展、需求的充分滿足得以實現，它們一起成為創造范圍經濟的重要力量，這是一種更大范圍的規模經濟。如圖1、圖2、圖3所示。（圖1、圖2、圖3）

（三）范圍經濟是規模經濟的剩余利用。企業生產加工過程所投入的要素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它們之間在有機結合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形成綜合的生產加工能力。規模經濟說到底就是不斷挖掘內部綜合潛力的過程，并不代表所有投入要素的高效利用。而且不同生產要素實現高效利用存在著不同的內在要求，如技術的使用頻次與使用的時間越長對成本節約更具有優勢，而機器設備在使用過程中則講求損耗與折舊，而員工則要保持一定的“再生產”過程，要更加休生養息等等。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投入使用過程中的特性各不一樣，所以規模經濟的實現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些個別生產要素的剩余，例如生產技術總是具有“永不滿足”的特點，在任何生產過程中，它都具有剩余性。范圍經濟正是引入新的生產要素，與剩余要素的重新結合，充分利用，是對規模經濟的散落部分拾歸到生產過程中，發揮經濟效益。

（四）范圍經濟是規模經濟的條件經濟。規模經濟的背后隱藏著三個條件：一是外部市場的情況保持相對穩定;二是規模經濟總是以一定生產要素的組合為前提的;三是規模經濟必須建立在一定生產函數的基礎上。第二與第三個條件具有內在的聯系，當生產要素的組合發生了變化往往引起生產函數的變化。總之，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發生了變化，規模經濟的作用方式與表現形式也相應發生了改變。在第一種情況下，當市場競爭加劇或者產品進入飽和期或衰退期，再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創造規模經濟已經不可持續，因此企業必須保持或壓縮生產規模，尋找新的生產經營領域，為范圍經濟積累條件。當第二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即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發生了變化，這種情形又有三種情形：一是各生產要素的比例發生了變化;二是融入了新的生產要素，原先各生產要素的比例相應發生調整;三是既減少一種或幾種生產要素，同時又投入了新的生產要素。無論是哪一種條件的變動，都為范圍經濟創造條件，也都是朝著新條件下規模經濟的均衡邁進，當規模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又開始在打破均衡格局，向著新的均衡發展。所以，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是在動態平衡中相互轉化，因而可以作出這樣的理解：范圍經濟是規模經濟在特定條件下的規模經濟。

四、政策建議

根據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互動關系原理，對于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有如下重要啟示：

（一）政府要不斷優化企業多元化經營的發展環境。減少企業對發展范圍經濟的轉換成本。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業開展多元經營的最大考量就是從單一經營向多元化經營過程中的轉換成本問題。轉換成本同樣具有內部性和外部性，而且兩者之間的邊界是相對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例如，企業為開展多元化經營而投入的技術、機器設備、原材料、員工培訓、市場開發等所花費的成本，除了有些支出必須由企業自身承擔，而有的則可以通過外部免費或廉價獲得。當外部公共產品（如配套設施、交通物流）的種類齊全、供應充足、環境優化，無形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減少了企業創造范圍經濟的轉換成本。因此，地方政府要在公共設施、產權交易、融資政策、人才成長、技術創新等方面創造優良的硬件和軟件環境，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撐。

（二）企業要通過技術研發降低內部資源的專用性。所謂“專用性”特指專門為支持某一特定的團隊生產而進行的持久性投資，并且一旦形成，再易做他用，其價值將大跌;也就是說，專用性資產的價值在事后嚴重依賴于團隊的存在和其他團隊成員的行為。企業內部資源的專有性既是優勢也是劣勢，一方面它作為企業形成獨特優勢的來源，對于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產品和服務質量、差異化產品實現其戰略優勢具有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它對外部市場的適應性較弱，專用性資源的替代用途很少，因此較之于非專用性資源所承擔的風險更大，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這種資源的專有性并在很大程度鎖定了企業的經營范圍，對多元化經營形成較大的障礙，也是阻礙范圍經濟形成的內在因素。因此，企業現行的資源如果具有較高的專用性，應該加大技術研發和創新的力度，要通過技術的融合與創新，尋找技術關聯的突破口，不斷地降低內部資源的專用性，為企業實施多元化戰略掃除路障。

（三）企業要考慮產業集群提高外部資源的共享性。關于產業集群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了。由于產業集群內部的各種資源的密度較高，一些企業通過地理位置的聚集，會使游離于企業外部而處在集群內部的各種資源得到規模化使用，會給集群內的每個企業帶來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的利益。當然，不同集群內的資源類型和密度均有差異，企業要充分考慮自身的優勢和劣勢，特別是在開展多元化經營過程中，要全面比較轉換成本中的各構成情況，力求充分利用自身稀缺但集群密集的資源，這樣通過加入到集群內部會較大幅度地降低轉換成本，促進企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產生。

主要參考文獻：

[1]寇曉宇.《國富論》中的分工理論對20世紀初管理理論的影響[J].生產力研究，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