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與金融和金融學的區別，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然而，金融其本身和商科有著本質的區別。商科（Business）是一個很寬泛的專業，它包含很多專業，其中包括：金融（Finance）、市場（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會計（Accounting）、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 、運營（Operation）。

金融（Finance）的研究方向包括投資、金融工具定價及研究、金融市場、財務研究、銀行、數學統計研究。

金融專業相對比較嚴謹一些，作為一門已經發展有幾十年且作為經濟衍生實務性的專業，其設置目的就是讓學生掌握一系列傳統及衍生金融工具。對于資本市場及國際貨幣、銀行等的事務性操作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細心的學生會發現金融專業要求申請者對于經濟學基礎和數學要有一定的理解，并可以以致其用的運用到金融學科當中。一般學生畢業后面向的求職公司主要為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金融工具系列公司、銀行、保險公司等。

金融最早源起于經濟學，屬于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但后來，隨著金融學的發展，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西方金融學宏觀上分為公司財務和投資學兩個方向。

隨著時間的發展，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邊，金融學里面又出現了交叉學科，特別典型的就是金融工程學（Financial Engineering）。從金融學的發展來講，漸漸偏向計算機化、數學化、工程化，所以其實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金融工程特別像精算。金融工程是一門綜合了金融學、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交叉學科，其課程通常由大學的商學院、數學系和工程學院聯合授課，其課程由于集中于金融領域，所以深度遠遠超過MBA金融方面的課程，通常包括股票市場分析、投資組合分析、期貨和期權、資產定價、資本預算、固定收益分析、利率模型、金融風險管理等課程。其全部課程均圍繞金融學的應用展開，具有實用性很強的特點，最適合那些立志于從事金融工作的年輕人。

從就業的角度來講，金融和金融工程專業的就業單位可以在各大投資銀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風險投資公司以及各種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期權交易所、基金、保險公司及風險投資機構。一般來說，在美國，數據和數據分析的工作相對比較容易找。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金融工程相關專業的學生，相對其他專業來說要好找工作，而普通的金融專業其實并不很容易就業。因為會計是一個比較具有專業性技能的專業，而金融工程和金融分析是說比會計更加專業化的一個學科，而金融學本身的專業性相對要弱過會計學，所以從就業的角度，金融工程或金融分析相關的應該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會計，第三位才是金融。

美國大學一般在金融專業設三個相關的學位：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簡稱MSF），Master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簡稱MFE）以及MBA下的金融方向。MBA下的金融方向偏管理，美國綜合排名前50的大學除了個別大學不設商學院，其他大學在商學院下都會開設MBA專業，而能夠單獨開設金融碩士或金融工程碩士的學校并不多，而通常MBA需要申請人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美國常春藤院校本科幾乎沒有金融專業，主要原因是美國教育在本科強調文理教育，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本科階段應該學會思考，學會做人，具備批量性思維的能力，而金融專業屬于應用性專業。 而在碩士階段，美國是全世界金融教育最發達的國家，有特別好的學校。著名院校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越來越多的美國金融碩士教育走向了交叉的學科，像康奈爾大學、羅切斯特大W等。衡量一個學校，金融教育是不是好的主要標準，在于它有沒有金融工程專業，實際上金融工程專業代表了整個金融教育的整體水平。從金融學碩士的角度來講，一種是MBA中的金融或者金融工程方向；第二個類別就是金融碩士；第三個是金融工程、金融數學、金融分析的碩士。最后一類主要是金融相關的博士。

美國的金融碩士課程根據錄取難度將學校分成三類，像剛才講的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金融和金融工程的專業的申請難度是排在第一的。同樣錄取難度高的還有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范德堡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羅切斯特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波士頓學院、凱斯西儲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等。

加拿大的教育體系和美國類似，綜合性大學大部分有金融本科專業，和美國相比，加拿大名校的錄取要求要比美國低，也不需要提供SAT1、SAT2的成績。其實學生可以選擇在加拿大讀本科，然后去美國讀金融工程。加拿大的碩士跟本科差別很大。加拿大的金融和金融相關專業相對比較少而且申請難度大。比方說薩省大學的MSF、約克大學的MFE、西安大略大學或滑鐵盧大學的MFE等。

英國的本科中基本會計和金融一起學。對于英國來講，商科領域里面，會計和金融也是最難申請的。如果想去英國讀本科，中國高中畢業生基本都要讀大學預科的。英國絕大部分金融碩士叫做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英國的金融工程也比較發達，如果攻讀金融或者金融工程專業，英國也有十分不錯的學校選擇，例如倫敦大學學院 、曼徹斯特大學、伯明翰大學、雷丁大學、埃塞克斯大學。

篇2

關鍵詞：金融學科；金融學；貨幣銀行學：學科建設

現代金融學科理論探索之深、內容更新之速、交叉邊緣學科發展之快是其他學科難以比擬的，深入研究和比較分析中外金融學科的內涵及其走勢，加快我國金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是當務之急。

一、金融學科的發展演進

1．西方金融學科的發展歷程

金融學科的演進是金融業發展變化的產物。金融學科最初研究的重點是貨幣問題如早期的貨幣數量論，隨著銀行業的迅速發展，研究的重點轉向信用和銀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問世，金融學科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宏觀的貨幣經濟學理論體系。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直接融資和新的金融機構迅猛發展，微觀金融理論開始出現，馬柯維茲、托賓等提出量化的資產選擇理論和模型即為發端。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和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頻繁，浮動匯率制的實行和發展中國家在貨幣金融領域地位的突顯，金融學科研究的重點轉向了資本市場、金融經濟學領域，同時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和表外業務迅速增長，金融風險日益加劇，有關公司財務運營、衍生金融商品定價、風險量度與預測、金融規避與監管等問題成為研究的重點。當今，隨著信息科學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金融等一系列新課題成為金融學科研究的重點。近年來，研究金融問題的蒙代爾、托賓、基德蘭德特等經濟學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說明金融學已經進入了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金融學科建設方興未艾。

2．我國金融學科的發展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取向確立后，金融業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學科的研究空前繁榮。其主要表現：一是金融學科建設的學會發展及其交流活動頻繁；二是學科下各層次培養規格的教材、工具書和學科研究專著層出不窮；三是各大專院校紛紛設立金融專業或開設金融課目，金融人才供需兩旺。四是國外經濟金融教材精選大量出版。

二、中外金融學研究領域的分野及其走向

1．中外金融學研究范疇的區別

國內外對于金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別。國內說的金融，通常指的是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等“宏觀金融”。這部分內容在國外也有，但不叫finance，而是屬于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等領域，相關課程大多設在經濟系。國外說的finance，一般指的是公司金融、資產定價等“微觀金融”，相關課程通常設在管理(商)學院，而這部分內容，國內的金融專業涉及較少。

2．金融學科的發展趨勢

考察金融學的綜合內涵，不難看出金融學發展演變的三大趨勢：微觀金融學、宏觀金融學以及由金融與其他學科相互滲透形成的交叉學科。微觀金融學主要包括公司金融、投資學以及證券市場微觀結構三個子系統。宏觀金融則分為兩類：一是以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學為主體的金融內容；二是微觀金融學的自然延伸，如金融市場、金融中介和國際證券投資等。交叉學科主要包括金融和數學、工程學等交叉形成的金融工程學，金融和行為理論結合形成的行為金融學以及金融與法學交叉形成的法學和金融學等。

三、強化我國金融學科建設的對策與措施

第一，確立明確而可操作的金融人才培養目標。當代經濟社會和金融業的發展，需要的金融人才是多層次的、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需要復合型的通才，又需要單一型的專才：不僅要有領導決策層和經營管理層人才，而且要有業務操作層的人才。人才服務的對象涵蓋于宏觀的政府金融、中觀的企業金融、微觀的家庭金融及其相互交織的社會金融經濟各個領域。金融學科建設要適應這一多層次的“大金融”需求趨勢，確立并實施明確的、可操作的各層次金融人才的培養目標。

第二，構建優化、創新的金融課程體系。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金融人才的要求，要高度關注課程體系的優化和創新。為此，金融課程體系的構建，要以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管理經濟學、財政學、保險學等為金融學科的專業基礎課程，培養學生的宏觀經濟概念、思維和分析能力，為專業課打下堅實基礎。以中央銀行學、商業銀行經營學、金融市場學、國際金融、金融工程、公司金融、風險管理為金融學科專業課程，以培養學生成為從事權益讓渡、交易、轉換等服務工作的專門人才，使他們能夠在相關業務的設計、開發、評估、運作、管理、創新等方面發揮出專業水平。以經濟數學、數理統計、計算機操作、軟件編程原理等為金融學科中的專業技術課程，培養學生運用各種現代工具(包括模型、分析方法、操作設備等)從事業務活動和金融創新的能力，以適應金融信息化、全球化的需要。此外，從金融歷史、金融法規、電子商務、專業外語應用寫作等角度設置“模塊型”的專業選修課，以拓展專業外延，深化專業內涵，增加學科前瞻性，提高知識綜合化程度。

第三，強化本科教學的“寬口徑”。多數西方國家的大學都認同本科階段的教學應該是一種專業基礎教育，在教學計劃中非常重視通識教育，即培養具有廣泛文化意識的現代知識人。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單一的精英型體系向大眾型、精英型等多樣化人才培養體系的轉變，本科教育更應強調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培養。因此，在構建大學金融本科教學計劃時，應強調“寬口徑，厚基礎”，使學生通過本科階段的學習，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識結構體系，既有對宏觀金融的分析、判斷能力，又有從事微觀金融業務的能力，為未來發展打下厚實的基礎。

第四，加強微觀金融類課程建設。金融人才的培養必須適應金融發展的方向和重點。隨著金融與經濟的密切融合，一方面金融運行的效率狀況對經濟、社會健康成長越來越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的提高越來越離不開金融產業和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即金融運行效率越來越取決于微觀主體的行為。因此，金融學教學應該順應這種微觀化的金融發展方向，與國外金融學教學接軌，增加微觀金融方面的課程，內容包括公司金融、資產定價和金融組織學，具體表現在資本市場、投資理論、家庭理財、公司融資、金融機構的經營與管理等方面。加強微觀類課程建設，有利于學生接近和了解現實，將所學的知識應用于實際。當然，強調微觀類課程建設，并不意味著宏觀類課程建設不重要，我們提倡的是宏微觀金融課程的平衡發展。

篇3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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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金融體系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2－0011－05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一、政策性金融學的提出

政策性金融(Poliey-oriented Finance，POF)與商業性金融是現代金融體系中相互對稱、平行、并列和互補的兩大基本金融中介。目前，中國的政策性金融已處于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刻和歷史轉折點，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許多基本而重大的問題亟待撥亂反正、整頓梳理。而創建政策性金融學科，重新認識、界定和全面深入地研究科學的政策性金融理論，并據此確立政策性銀行的職能定位和深化政策性銀行改革，重構或再構造中國的政策性金融體制，從而按科學發展觀實現政策性金融可持續發展，已經勢在必行。

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的實踐活動一直持續和延伸著。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共生共存，不僅是一個自然歷史規律，也是一個必然的經濟金融規律，有著一般的經濟金融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具有深刻的基本經濟學和金融學含義。金融史專家孔祥毅教授認為(2003)，一部金融史就是商品經濟發展且受市場規律支配的歷史，也是政府干預的歷史。政策性金融作為政府適度介入和干預的一種有效手段，在金融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十分悠久。據史料記載(宋則行、樊亢，1993)，國外最早出現的政策性銀行，可能是1462年在意大利帕魯奇亞市開業的第一家由政府低利向窮人貸款的“公立銀行”(monti dipieta)。但真正開始引人注目是在20世紀40-60年代，即二戰后政策性金融機構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被稱為政策性金融發展的“黃金時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再度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不僅遭受危機的國家政府再次要求政策性銀行發揮重要作用，重整本國經濟，而且在國際上，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政策性金融機構也在發揮作用，援助和拯救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與此同時，一些處在經濟轉軌時期的國家紛紛要求組建政策性金融機構，他們相信，無論是在工業化時期還是在經濟轉軌時期，政策性金融都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連。目前，世界各國、尤其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幾乎都建立了不同類型的政策性銀行或非銀行政策性金融機構，有的國家，如日本、美國、法國、印度、巴西等，甚至設有若干家不同類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

在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辦理政府信用業務、也就是辦理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機構“泉府”，經營政策性“賒貸”業務。泉府也可以說是我國政策性金融最早的組織形式。此后的一兩千年來，中國的政策性金融一直以各種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存在著而從未間斷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則是一種不規范的“超政策性銀行業務”(白欽先，1999)。1994年，隨著三大政策性銀行的組建，政策性金融業務逐步從各類金融機構或政府部門中分離分立出來，中國的政策性金融進入了機構專營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3年來，盡管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發展的還不是很充分，但我國的政策性銀行在貫徹落實政府的產業政策、區域政策、“三農”政策、對外政治經濟政策等方面，為國家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業績。然而，近年來，由于一些人和機構出于自己的局部利益需要，刻意或故意曲解科學的政策性金融理論，誤導了有關決策部門，不僅造成政策層面的混亂，而且導致政策性金融的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立法失衡(政策性金融立法嚴重滯后)、監督失衡(政策性金融機構監督及績效評價體系缺失)、區域失衡(欠發達地區政策性金融缺位)、產業失衡(農業政策性金融功能錯位)、機構失衡(在住房、存款保險等領域有待建立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及政策性銀行的業務行為缺位和越位并存等，影響了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也使得決策層不得不做出深化政策性銀行改革的政策主張。另外，有的政策性銀行，做的主要是政策性金融業務，中央及國家金融監管部門也早已明確其為政策性銀行，但在理論上卻不明確承認自己是政策性金融機構(曾康霖，2004)。所以，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學科理論體系，深入系統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科學理論，以更好地規范和指導我國政策性金融的實踐活動，則具有迫切的現實針對性。

在政策性金融理論研究方面，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從多種視角進行了一些探索。其中，作為政策性金融學科及理論研究的開創者和中國政策性金融機構首倡者的白欽先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白欽先(1999)在諸多相關系列性研究成果中，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政策性金融的內涵、六大特有功能和理論依據，將政策性金融提到基本經濟學金融學基礎理論的高度，揭示了其深刻的經濟學和金融學含義，并明確提出了在金融體系中，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是相互對稱、平行和并列的兩大金融族類。曾康霖(2004)認為，按科學發展觀審視我國金融事業的發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現階段我國金融制度需要四類金融，即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金融和扶貧性金融。郭剛(2002)從財政學與金融學相結合的視角并以準公共產品為重要切入口，探討了政策性金融若干基礎性的理論問題。譚慶華(2005)基于金融功能觀，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實現機制。國家開發銀行提出的開發性金融理論(2004)，雖然沒有明確而全面地界分開發性金融的概念，但也是對政策性金融理論的深化和發展。在國外，一般認為政策性金融是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的需要而必然產生和發展的(Gary ClydeHuPnauer&Rita M.Rodriguez，2001)。W.G.謝波德(W.G.Shephard,1975)從產業組織論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業寡占的情況下，設立政策性銀行可以提高金融業的整體效率。在當今世界各國政策性金融改革發展的浪潮中，許多知名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仍然一如既往地聲稱并堅持其政策性金融的本質屬性(KDB，2004)。目前，日本政府也要求改組后的新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必須樹立鮮明的政策性金融的旗幟，充分發揮其先導性作用(張舒英，2007)。

國內外對政策性金融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對政策性金融也有多種稱謂，如國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財政投融資等(白欽先，1999)。這種多稱謂、不確定性和不規范性表明，各國對這一領域尚缺乏系統的全面的研究。筆者認為，政策性金融質的規定性，應該是指在一國政府的支持

和鼓勵下，以金融資源配置的社會合理性為目標，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強位弱勢產業、強位弱勢地區、強位弱勢領域、強位弱勢群體為金融支持對象，以優惠的存貸款利率或信貸、保險(擔保)的優先可得性及有償性為條件，在專門法律的保障和規范下而進行的一種特殊性資金融通行為。這里，所謂的“強位”，是指關乎國計民生而需政策性金融扶植的產業、地區、領域和群體，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特殊戰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謂“弱勢”，是指這些政策性融資對象由于自身的和歷史的種種原因，造成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和特別弱勢的狀態。所以，對強位弱勢的產業、地區、領域和群體的金融支持，既符合并執行了政府的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外經外貿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等宏觀調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作為一種制度，政策性金融業務的經營主體有多種方式，既可以由專門組建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獨立經營，也可以通過公開招標，委托其他金融機構兼營。國內外的相關實踐證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機構專營政策性業務，效果會更好(王偉，2006)。

總之，目前學術界對科學的政策性金融理論研究，缺乏整體性、全面性、系統性、深入性的探究，也沒有從一個學科發展的理論高度，系統地構筑政策性金融理論體系和學科架構。理論要聯系實際，但理論更要超前于實踐，未雨綢繆，以體現理論對實踐的引導性、指導性作用，避免在改革發展中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及亡羊補牢等方法論上的失誤。因此，在我國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理論體系，促進政策性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二、政策性金融學的研究對象及任務

根據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白欽先，1998)，作為政策性金融學研究對象的政策性金融資源，包含著基礎性核心金融資源、實體性中間金融資源和整體功能性高層金融資源三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從基礎性核心政策性金融資源來看，政策性金融學研究政策性貨幣資本或資金量的高效籌集、融通和合理分配、利用。融資的高效性，體現于資金來源的充足性、優惠性、可得性和穩定性，這是政策性金融機構賴以發揮其功能作用的前提和基礎。微觀層次或基礎層次上政策性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集中體現于對需要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強位弱勢產業、弱勢地區、弱勢領域和弱勢群體，按照信用原則和特殊的金融規則提供貸款、保險、擔保和投融資服務。

第二，從實體性中間政策性金融資源來看，政策性金融學研究政策性金融組織體系和金融工具體系兩大類，大體上與戈德史密斯(1969)所稱的金融結構相一致。作為政策性金融制度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的宏觀主體，實現的是資源配置的宏觀社會合理性目標。所謂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指由一國政府或政府機構發起、出資創立、參股、保證或扶植的，不以利潤最大化為其經營目標(但并非不盈利)，以國家信用為基礎，按照特殊的金融規則(如非主動競爭性盈利規則等)運作，專門為貫徹、配合政府特定社會經濟政策或意圖，在法律限定的業務領域內直接或間接地從事某種特殊政策性投融資活動，從而充當政府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穩定、進行宏觀經濟調節管理工具的金融中介機構。

發揮政策性金融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推動作用，要求實體性中間政策性金融資源保持一個合理的結構。這體現于對商業性金融資源沒有或很少涉足配置的落后地區和領域，應及時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機構。李揚(2006)在“政策性銀行改革與轉型國際研討會”上指出，目前中國最該有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地方卻沒有政策性金融機構，比如住房領域，就應當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同時，政策性金融機構也要在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創新方面突出特色，引領金融創新的浪潮。在這方面，如出自法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混合貸款”和“網上信用評級”業務，就是在商業性金融領域絕無僅有的金融創新。我國的政策性銀行也是國內率先引進現金流量表的，體現出政策性金融應該具有的超前誘導性特有功能。

第三，整體功能性高層政策性金融資源，是政策性貨幣資金運動與金融體系、政策性金融體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如果說上述兩個層面的政策性金融資源是政策性金融資源的“硬件”，那么政策性金融整體則為政策性金融資源的“軟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優化和健全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重要方面。政策性金融主要是針對商業性金融功能作用的不足和缺陷而發揮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別是對商業性金融的首倡誘導與虹吸擴張。通過功能互補來提高金融的總體功能效應，強化整體功能性高層金融資源合理開發和利用的效能。當前，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健全獨立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因為良好的金融法律生態環境是維系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二者協調有序運作的基石和可靠保障。

政策性金融學的研究對象與政策性金融學的任務有著密切的關系。政策性金融學的對象制約著政策性金融學的任務，政策性金融學的任務實現著政策性金融學對象的要求。政策性金融學的任務，就是揭示政策性金融這一宏觀現象的產生、發展及運動的規律。具體地說，政策性金融學任務的內容主要包括：(1)揭示政策性金融質的規定性，劃清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界限，闡明政策性金融與其相近學科的關系。(2)揭示政策性金融的產牛、確立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和理論根基，闡明政策性金融活動的基本原理，明確政策性金融活動的基本規則。(3)闡明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構規律和內在矛盾，為正確處理政策性金融業內部關系提供理論指導。(4)闡明政策性金融與政府及國民經濟中相關部門之間的關系，明確政策性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揭示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的一般規律在其業務經營中的體現，為制定和調整金融產業政策，促進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三、政策性金融學的研究內容：POF-SFE框架

下面，借鑒金融效率研究的SFE方法(沈軍，2006；白欽先等，2007)，把政策性金融學的研究內容整合在政策性金融結構(Policy-oriented FinanceStructure)、政策性金融功能(Policy-oriented FinanceFunction)與政策性金融效率(Policy-oriented Fi，nance Efficiency)(簡稱POF-SFE框架)的系統視角內進行一般分析。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政策性金融學研究的基軸

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聯結政策性金融與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關節點，也是聯結政策性金融結構與政策性金融效率的橋梁。任何金融體系的主要功能，都是為了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幫助不同的地區

或國家在不同的時間配置和使用經濟資源。金融機構的形式、監管機構的形式都應該基于功能觀點進行重新整合。(D.B.Crane,R.Merton,Z.Bodie,etc.,1995)基于功能觀視角分析金融中介，不僅是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轉換，也是研究政策性金融的理論根基。金融功能不僅包括一般金融功能和商業性金融功能，而且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不同類別的金融功能既相互對立、又有機統一于金融總體功能之中而相得益彰，而金融總體功能的優化和健全也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否則，對金融功能的研究將會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對金融理論的認識也將是片面的，對金融實踐也是有害無益的。所以，我們應該首先從理論上重視對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或個的研究。只有首先深入系統地研究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也才能更好地認識政策性金融，從而進一步探究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實現機制和政策路徑。當然，與功能有正相關與負相關一樣，政策性金融功能也有正功能(顯功能)與負功能(隱功能、反功能)之分。其正功能體現在適度的、優化的政策性金融結構，從而可以促進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負功能則會延滯金融發展，進而延滯經濟發展。

(二)政策性金融結構是政策性金融學研究的主體

政策性金融結構是政策性金融體系功能的主要體現，不同國家和地區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區別也主要是表現在其政策性金融結構之間的差異方面。政策性金融結構作為衡量各國和一國不同地區政策性金融發展最直觀的外在表現形式，自然也就成為政策性金融學研究的主體。自從美國著名的金融學家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金融結構”這一概念以來，國內外經濟金融學者對金融結構理論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和分析，也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結構觀。在此基礎上，本文所指的政策性金融結構，是政策性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政策性金融相關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樣性、復雜性與層次性。例如，國內政策性金融與國際政策性金融、地方政策性金融與國家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銀行金融與非政策性銀行金融、政策性金融機構與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性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政策性金融資產與政策性金融負債、政策性金融負債中政府融資與市場融資、政策性金融與經濟發展、政策性金融功能與金融發展、政策性金融理論發展與政策性金融發展……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相關要素。它們之間可以有太多的排列與組合，都可以形成一種這樣或那樣的關系；許多可計量的政策性金融要素，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如政策性金融相關率PFIR等)，從而形成一種政策性金融結構。

(三)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學研究的歸宿

金融效率是一個全球性論題，也是金融基礎理論中亟待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政策性金融效率問題也應該成為政策性金融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既然政策性金融是一種資源、一種稀缺而特殊的國家戰略資源或政府資源，那么政策性金融效率即為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政策性金融效率是政策性金融正功能的直觀體現，能夠比較好地兼顧公平與效率原則的有機統一。因為，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是強位弱勢產業、弱勢地區、弱勢領域和弱勢群體，體現了社會的公平合理性要求。這也可以說是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的宏觀效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活動嚴格遵循信用的有償性原則和特殊的金融規則，體現了一種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效率性目標。這也可以說是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的微觀效率。所以，政策性金融效率包含了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的效率。同時，政策性金融效率也是政策性金融質性發展與量性增長的有機統一。這種質性發展實際上是指在“六大協調均衡”基礎上的政策性金融可持續發展(白欽先、王偉，2004)，而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科學發展觀也具有內在的統一性；量性增長則體現了以虹吸誘導為導向的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協調發展的量的比例關系。

四、政策性金融學的學科體系結構

政策性金融學的學科理論體系，可以從不同的視角進行分析和創建。這里，從基礎理論、機構運作和國際借鑒三個層面來進行構建。如圖所示。

第一部分為基礎理論篇，分別論述政策性金融質的規定性，政策性金融外延與政策性保險，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區別與聯系，政策性金融與開發性金融的理論辨析，政策性金融機構含義及特征；政策性金融歷史演進探源，制度變遷理論與政策性金融演進的自然歷史規律，國內外政策性金融的產生與發展，中國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永恒性與現實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論根基，包括市場失靈理論、資源配置理論、公共產品理論、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政府與市場關系理論，以及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經濟學和金融學含義；金融功能觀與金融范式理論，基于市場原則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觀，政策性金融的主導性核心功能，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實現機制；產權理論與政策性金融治理模式，政策性金融立法特征及內容，政策性金融監督機制與權力結構，中國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實證分析，中國政策性金融治理結構的完善；政策性金融機構外部關系，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與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關系、與其他金融機構的關系、與其客戶的關系，以及政策性金融機構相互之間的關系。

篇5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四川是西部大省，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的經濟增長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84.61億元的增長到2010年的16898.6億元，增長了約91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金融也在快速發展，金融體系逐漸完善，金融工具日漸豐富。在中央啟動第二輪西部大開發戰略和設立成渝經濟區的戰略規劃后，四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發揮金融的作用，推動四川經濟進一步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國學術界從上世紀90年代起，逐漸開始了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但研究視角多集中于全國范圍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鑒于我國處于區域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格局，針對單一省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將針對四川省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展開研究，以期能為促進四川經濟增長及金融發展提出適當的政策措施建議。

二、現有研究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20世紀5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逐漸得到重視，出現了許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格利和簫、戈德史密斯等的金融發展理論，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論，赫爾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的金融約束理論等；到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術界掀起了一股實證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熱潮，代表人物是King和Lvine（1993）、Singh（1997）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等；這些理論和實證分析的出現，既豐富了經濟學的內容，又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鑒。

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之父戈德史密斯運用統計數據，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作了橫向的國際比較和縱向的歷史比較，其主要結論為：從長期看，各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大多存在著平行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金融發展中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在某些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存在和發展也許會給經濟帶來消極影響，所以，從理論上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難以確定的。麥金農和肖（1973）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提出了金融壓抑與金融深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納入研究體系之中，他們認為金融深化既可促進經濟增長，也會產生一些消極影響。盧卡斯（1988）認為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被夸大了。King和Lvine（1993）在戈德斯密斯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更多的數據和指標進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結論表明，金融發展決定經濟增長，二者存在正相關關系。

（二）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學術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開始了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談儒勇（1999）選取了1993—1998年有關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季度資料，分別對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發展與股票市場發展進行實證分析，其結論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我國股票市場和金融中介市場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

王志強、孫剛（2003）從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三個角度分別選取了指標來衡量中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并加入了三個控制變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總額和物價水平，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表示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其檢驗結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相關比率、金融結構比率和儲蓄與貸款之比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以金融相關比率、金融結構比率和儲蓄與貸款之比衡量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同時，經濟增長又推動了金融的全面發展。

王志虎（2010）年利用1991—2009年間數據，對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表明：金融發展單向引起經濟增長，且金融發展顯著地正向影響經濟增長率，但對經濟增長質量影響顯著為負，總體上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顯著；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效率過低，不利于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和溫濤（2006）選擇各省國有銀行貸款占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衡量經濟增長，引入各省資本形成總額占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各省通貨膨脹率指標作為控制標量，實證研究西部和東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區域差異，得出如下結論：西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金融發展水平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而無明顯的短期因果關系；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水平既有雙向長期因果關系，也有雙向短期因果關系。

趙新偉（2010）用選擇金融相關比率FIR作為衡量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FAE（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作為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指標、FMD（鄉鎮企業、私營部門和個體經營戶所得信貸之和與總信貸之比）作為衡量金融市場化程度的指標，選取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對陜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效率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并不是互為因果的關系，金融市場化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其中金融相關比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后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