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統理論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家庭系統理論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自我分化 焦慮 自主學習 學業自我概念

基金項目：本文系陜西省教育廳2012年科研計劃項目12JK0302階段性成果。

美國心理學家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為研究個體的成長和發展開拓了新的視角。自我分化能力作為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指個體區分理智思維與情緒反應的能力，即在重要關系中平衡親密與自主的能力。自我分化水平高的個體其心理更健康，社會適應能力更強。[1]

國外研究表明,自我分化與社會焦慮、人際關系、心理社會發展、自我認同感的發展以及心理適應、心理健康都密切相關,主要研究結論如下：[2]

1.自我分化與焦慮呈負相關。Bowen的研究結果表明，一個人的自我分化水平與他體驗到的焦慮呈顯著負相關。Nancy則發現自我分化不良的個體在面對外界壓力時更能體驗到內心的痛苦和焦慮。Skowron認為，自我分化水平高的個體擁有良好的心理調整和社會問題解決技巧。

2.自我分化與自主能力呈正相關。一些自我分化與自主性的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若和父母的情感是隔離的，他們的獨立自主能力越低，自我分化水平和適應能力也越低(Williams & Small，1986）。

Bowen自我分化理論也是近年來研究較多的一個課題。但國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家庭治療和心理咨詢方面，而國內有關自我分化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目前國內的研究只在介紹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時提及自我分化的概念，還未見實證性研究。本文將自我分化能力引入教學中，通過提高學生的自我分化能力，有助于降低其學習中的焦慮情緒，增強學習信心，激發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進而影響其學業成績。

學習者的自我分化力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家庭是一個情感系統。系統中的成員在情感上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在學校生活中，學校是一個小社會，班級是一個大家庭，老師似家長，同學似兄弟姐妹。在班級中，班級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在思想和行為上會相互影響，人際關系的好壞、自我分化能力的高低以及學習者的情感狀態都會影響其學習行為和學習結果。由此可見，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與個人和師生之間的關系、與學生的自我分化能力有很大聯系。

根據鮑恩的家庭系統理論，分化能力高的人一般具有獨立的思想，能堅持自己的觀點、態度和目標，能夠理性地看待事物，不易受他人的影響，而分化能力低的人要么沒有主見，搖擺不定，要么完全忽視別人的想法和意見。同樣，在學校生活中，自我分化能力高的學生一般有著明確的學習目標，勤于思考，不會人云亦云，而且他們一旦認準目標不會輕易放棄，最后的成功往往屬于他們。

本文從“自我分化力”的角度入手，結合內外因等不同因素分析學生的學習情況，研究造成學習者學習成績巨大差異的原因,為提高學生學習成績，提高教學水平提供借鑒。

自我分化能力對學習成績的影響

1.自我分化能力對學生學業自我概念影響

學業自我概念指個體對自己學業能力的一種自我知覺,是個體對自我學習能力的比較穩定的看法,是學生對于自己完成某些任務的自我評價和判斷。[3]

學業自我概念會對學生選擇何種學習任務、遇到困難的堅持性及在學習上所付出的努力產生影響。以學習不太好的學生為例，由于他們在學習上不斷經歷失敗,從而對自己的學習能力產生懷疑,喪失信心，最終產生強烈的習得性無助感。為了避免失敗,他們逃避學習、學習動機逐步降低,學習成績自然就會越來越差。由此可見自我概念的形成會受到學業成績的影響,而已形成的消極自我概念又反過來壓制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兩者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2.自我分化能力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

尼克洛斯(Nicholls)等人認為,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投入有兩種方式,一種叫任務卷入(task involvement),另一種叫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任務卷入是指個人希望通過自主地完成任務來發展自己的能力,任務卷入者不會把成敗看作是對自己自尊的威脅,它可以增強個體完成任務的內部動機;自我卷入是指個人通過與別人比較,以成功或挫折來肯定或否定自己的能力,它往往與自尊相聯系,削弱個體完成學習任務的內部動機[4]。目前大部分學生的學習屬于自我卷入,他們常常根據老師、同學對自己的評價以及態度,形成相應的自我概念，這正是學生自我分化能力偏低的表現。我國的教育教學通常是更多地強調認知因素,而忽略情感認知方面的因素,顯然這樣會加劇自我概念偏差的那些學生的挫敗感,因此這類學生就會將失敗的結果歸因于自己能力的不足,久而久之就會喪失學習動機,產生厭學情緒。

3.自我分化能力對學生學習策略的影響

篇2

關鍵詞：人在情境中；生態系統理論；增權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紀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組織會社和睦鄰組織運動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論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會診斷》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為”，強調利用環境資源以促進案主的改變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華源等，2002）。這一點奠定了社會工作從環境角度理解和干預個人以及個人行為的框架，檢視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提升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成為社會工作實務的主要目標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會學派的漢密爾頓提出了“人與環境”一詞，并用其來界定社會工作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社會學派的托爾（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許莉婭等，2004）。隨著社會工作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不斷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漸成為社會工作的主要實務原則。holis（1964）明確指出個案工作的核心觀點在于“人與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對個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廣泛提及人與情境視角，關注社會與個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隨著精神分析和心理診斷治療日益受到人們的質疑和挑戰，社會工作于是將“人在情境中”這一概念納入到其定義之中。在1987年，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等權威機構將社會工作界定為以“人在環境中”為基礎的知識和理論以及服務（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為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語中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種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會學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這一表達方式，強調情境為個人的“situation”。該學派的“人在情境中”指個人受到其生存環境內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人的內心事實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經常處于交互作用狀態，因此必須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許莉婭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環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際、環境、心理與身體健康狀況的知識系統，該系統兼顧了案主的問題和能力，強調問題不止來源于個體特質同時也存在于個人與環境的復雜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華源，2006）。

盡管“人在情境中”的表達方式不一，詞匯背后關于人與環境關系的假設也不相同，綜合而言，無論哪種表達方式都包含了三個層面：人的層面、環境的層面、人與環境關系層面。不同的理論對人的層面、環境層面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將根據這三個維度比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

二、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比較

（一）人的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相信人的能力，認為個人是主動的有目標的，有能力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和選擇，實現自我的發展。人的發展能力包括人際關聯能力、勝任力等。人際關聯指個人擁有與他人建立關系的能力，這種能力始于親子間的依附關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構了個人在未來生命周期內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互惠性的照顧關系。勝任力指通過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建立的個人掌控環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際關系、做決定的能力、獲取資源和支持的能力（鄭麗珍，2002：258）。

增強權能理論認為應將人視為有能力、有價值的人。每個人都不能缺少權能，個人的權能不是他人給予的，而是要通過社會互動不斷增加。個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現問題無法實現自我，主要是因為人受到來自于環境本身的壓迫，而產生無力感、邊緣化、缺權化（鄭麗珍，2002），因而無法與環境進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間行使決策權力的機會。增強權能取向的社會工作主要關注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在人性的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強權能理論都對人持積極的肯定態度，相信人的價值和能力。將個人的問題與環境的狀況聯系起來，避免對人問題籠統道

化的歸因。

（二）情境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借用生態學中的“棲息地”一詞來指代環境，棲息地指個人所在的文化脈絡中的物理以及社會環境。首先，環境是結構性的。環境系統化分為不同層次。其認為個人所在的系統層次是一個層層相扣的巢狀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微觀、中介、外在、宏觀系統（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鄭麗珍，2002：260）。同時，生態系統也將時間納入到情境場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人生命歷程隨著社會改變而改變，不僅包括家庭、學校、工作以及社區的改變，還包括社會思想、價值和觀念的改變（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時間維度又可以具體包括：個人時間、歷史時間以及社會時間（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權理論的目標在于協助案主獲得掌控生活空間和發展的動力，以降低社會情境的壓迫。其所說的社會情境主要指社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識信念、社會階級地位落差、社會權利不均、社會標簽和控制因素等（鄭麗珍，2002b；引自曾華源，2006）。處于弱勢或邊緣地位的人們無法有效地從主流的社會環境中獲取維持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資源。社會主流環境排斥弱勢群體，他們的社會地位不斷地被邊緣化，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弱勢群體感到改變無望，產生無力感。

在情境層面上，生態系統理論對于情境的定義非常廣泛，基本上將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納入到其中，建立了一個綜融性的系統體系。盡管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包含的情境意義廣泛，但其更強調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環境呈現由近及遠的分層分布狀態。相比之下，增權理論則更強調社會制度性和結構性的環境，個人的自我實現無法實現其原因在于社會制度和機構的不公平，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們受到制度的壓迫和鉗制，無法獲取成長和發展的社會資源和機會。

（三）人與環境關系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自身與其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生態思維（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認為人在情境中是一個聯合的交流系統，人與環境互相影響，形成一種互惠性的關系（鄭麗珍，2002：257）。互惠性的關系體現在人與環境之間并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雙向相互影響的。人的改變會影響環境，受到影響的環境同時也會反作用于個人。人作為環境的主體，個體問題在于個體能否適應環境，也取決于個體與環境間是否能維持良好的調和度。首先，個體依賴于環境。個人在不同的成長發展階段需要從其生活的環境之中獲取足夠的資源和支持。如果個人勝任能力不足，就將無法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以滿足其需求，從而導致個體的問題。其次，個人需要適應環境。個人為了持續地從系統中獲取資源以維系自身，需要與環境保持適度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稱之為“調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環境，如果個體從環境中獲取資源超過了環境的能力，那么就會逐步造成環境各系統的污染。人類一旦無法從環境中獲取維系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生理、認知、情緒和社會發展功能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解組或死亡（鄭麗珍，2002）。考慮到環境本身的結構可能也會對人產生的限制與障礙，即環境對于個體也產生反作用。

增權理論相信個體的問題不在于個體本身，而在于環境的壓迫和限制。環境中存在著直接和間接的權能障礙。直接權能障礙限制個體獲取物質資源，間接權能障礙指缺少維系社會均等的資源結構和社會價值，個體缺乏參與社會的機會，從而無法實現自我價值（鄭麗珍，2002）。缺乏權能將導致無力感，個人因而無法有效地與環境進行交流，長此以往，弱勢的個人將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他們在心理上會逐漸接受并內化主流環境對于他們的標簽，逐漸缺乏改變的動力，弱勢群體更加被邊緣化。

回到人與情境的關系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展現的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互為主體關系，人在情境中表現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惠交流關系。人通過提升勝任能力與環境建立良好的關系，環境也會產生好的人際關系（曾華源，2006）。增權理論關注人與環境之間是循環關系（曾華源，2006）。其邏輯在于：社會結構的壓制導致微觀層次個人的無力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轉而影響個體的社會參與。個體想要改變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過意識的提

升，看到環境對于人的壓制，提升改變的能力，才能去改變社會結構。

三、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介入策略比較

對于界定問題的來源會影響社會工作處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據上文的討論，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對案主問題的成因持不同的觀點，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據社會生態系統的觀點，在生命歷程中的事件會被界定為“問題”的，經常是發生在人與環境復雜的交流系統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進而產生壓力或危機的感受，稱之為“生活的問題”（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鄭麗珍，2002：265）。具體而言，生活問題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困難的生活轉型或創傷性實踐，指的是個人與家庭生活周期階段的交替和演變，包括生理和社會的變動，預期與非預期的，長期或突發的，這個會帶來個人地位和角色的改變；（2）環境壓力，個人從環境中獲得資源以增進自己的適應能力，但環境本身的結構也會阻礙個人的適應性發展，比如不平等的機會、難以應付和沒有回應的組織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3）功能失調的人際過程，包括剝奪、不協調的期望，不良的人際過程都會影響個人生活的結果和對環境的應對（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態系統理論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干預的對象包括個人、家庭、次文化、社區等各個層次系統，綜合各種工作手法，通過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預策略而增進個人適應能力或者加強或建立社會支持以達成個人與環境的調和度。具體的干預手段例如：增進適應性的技巧以降低個人源于壓力而產生的挫折感；增進個人的能力以去除環境障礙，增進個人的人格動力等。當然，生態系統理論看到了環境本身可能對個人造成影響與困擾，強調環境改變的重要性，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將環境分層，環境改變的重點是個人生活所處的微觀與中觀層面，對于大的社會制度等宏觀情境的改變社會工作顯得有些無能為力。

增權理論認為個人的問題在于社會環境與結構，而不在于個人本身。個人受到環境的限制和壓迫以及長期的負向對待，因而缺乏權能與資源發展和實現自己。那么，增權理論的干預策略在于增強“權能”。“權能”，即權力與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間與發展的各種有利動力，也指個人對自己受壓迫處境的意識提升。社工主要從三個層面上進行增權：（1）個人層次，使個人覺得他有能力去影響或解決問題；（2）人際層次，指幫助個人獲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決問題的經驗；（3）環境層次，改善社會制度或結構。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介入焦點都包括個人和環境，但是生態系統理論更強調個人的改變以適應環境，強調適應性仍說明了生態理論假設有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而壓制了激變社會變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權理論試圖增強個人的權能以改變受到壓制的環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會環境的改變。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對于“人在情境中”的詮釋不同，但是兩者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是融合的。生態系統理論在策略上同樣也強調增權。增權是生態系統理論生命模式的重要實務原則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權策略適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對于個體進行增權，提升個體的自尊、勝任力、人際關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樣，在增權理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中，利用生態系統對于環境的結構化框架分析案主面臨的境遇，為增權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結

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都強調“人在情境中”，關注個人和環境的關系。通過人的維度對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對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詮釋不盡相同。毋庸置疑，兩者都對“個人問題”和“公共議題”進行了區別化對待，看到了個人問題背后存在的環境因素，避免了對個體道德化的歸因。生態系統理論為社會工作提供了人與環境綜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在實際的操作上有諸多的限制，強調對于案主適應環境，使個體仍然順從于主流的社會壓力與結構，忽略了案主的主動性。相反，增權理論彌補了生態系統理論，首先強調環境中的壓迫與限制，試圖由個體的自我成長匯集成大的社會改變和社會運

動（torre 1985，引自鄭麗珍，2002）。

通過對應性的比較分析，盡管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各自的假設與理念存在差異，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沒有哪一個理論是完美無缺的，這提醒我們必須以整合理論的視角看待人的問題與需求。

參考文獻：

[1]何雪松. 社會工作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當代社會工作理論：批判的導論[m].周玫琪，等，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

[3]宋麗玉，曾華源， 施教裕， 鄭麗珍.社會工作理論——處境模式與案例分析[m].臺 北：臺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4]許莉婭 .個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華源，黃俐婷.心理暨社會派、生態系統觀點及增強權能觀點對“人在情境中“的詮釋比較[j].東吳大學學報，2006，6（14）：63-89.

篇3

智力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類：心理測量傳統理論和認知理論。心理測量傳統理論又分為智力的因素論和結構論，因素論包括單因素論(高爾、推孟、比奈等人支持這種理論)、二因素論、多因素論(由桑代克第一個提出)、群因素論(由瑟斯頓首次提出)、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論(霍恩和卡特爾)等，結構論包括智力的層次結構論和三維結構論。智力的認知理論又包括智力三元理論和智力的PASS模型(計劃—注意—同時性加工—繼時性加工模型)這兩個智力信息加工理論。而在近二十多年，在智力發展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理論觀點，其中影響力的有三個：優勢—領域理論、社會文化理論、認知—演化理論。

1、智力理論分為心理測量傳統理論和智力結構理論 。 ( ╳ )

2、智力的結構理論包括智力的PASS模型和智力的三元結構論 ( ╳ )

3、比奈支持的是智力的單因素理論 ( √ )

4、第一個提出智力多因素論的是心理學家瑟斯頓 ( ╳ )

5、智力的PASS模型的“PASS”指得是計劃—注意—同時性加工—繼時性加工 ( √ )

6、近二十多年，智力發展研究領域的三個影響力理論是：優勢—領域理論、社會文化理論、認知—操作理論 ( ╳ )

情緒是個體對外部和內部事物的主觀體驗，伴隨著一系列復雜的行為變化，有三個基本成分：生理反應(指情緒與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以及大腦兩半球的功能密切相關)、表情反應(面部表情和聲音)、體驗反應(個人在情緒狀態下的主觀感受或認知判斷，依賴于其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經驗)。情緒有三方面功能：一是可以組織和調節自己的行為，二是與其認知過程相互影響，三是可以引發、保持或減弱其他行為或心理過程。情緒發展的理論主要有學習理論(無條件刺激引起情緒反應，認為大多數情緒反應是通過經典條件作用而產生的等)、精神分析理論、認知理論(認為情緒是認知過程的產物，真正的情緒依賴于認知的成熟)、生態學理論。

1、 情緒的三個基本成分是生理反應、表情反應、體驗反應 ( √ )

2、 小李在緊張的時候會出現神經性胃痛，這是屬于情緒的體驗反應 ( ╳ )

3、 體驗反應不需要依賴于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經驗 ( ╳ )

4、 當小孩做了一件好事得到表揚，他感到很高興，以后會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事，這說明情緒具有組織和調節自己行為的能力 ( √ )

5、 認為大多數情緒反應是通過經典條件作用而產生的是情緒發展的生態學理論 ( ╳ )

6、 情緒的認知理論認為真正的情緒依賴于生理的成熟 ( ╳ )

影響個性形成的因素主要來自三方面：生物的(包括先天氣質—是影響兒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體格外貌、成熟速度等)、社會的(主要包括家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校、同伴等)、個體的自我意識。關于生物因素的氣質方面，托馬斯和切斯發現幼兒的氣質類型可分為：容易護理的、困難的、慢慢活躍起來的三種。關于社會因素，先從總的家庭系統來說，有4個特點：1、兒童不是被動的受影響者，撫養行為和兒童行為之間并不是單向關系而是相互關系;2、家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兒童的個性不是由單一因素決定的;3、家庭系統是社會大系統的一部分，并受到社會系統的影響;4、系統具有調節功能，隨著兒童的發展，父母的教養方式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接著是依戀，它形成于嬰兒10—12個月，分離焦慮和怯生是其標志，依戀的發展階段有：1、前依戀期，是無差別反應期;2、依戀關系建立期，是有差別的社交期，幼兒對撫養者有更多的積極情緒，如更多的微笑;3、依戀關系明確期，標志事件是分離焦慮和怯生的出現;4、交互關系形成期，分離焦慮逐漸下降。再者是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四種：****型、型、冷漠型、忽視型，其中型被認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長的撫養方式。

1、 影響個性形成的因素主要來自三方面：生物的、社會的、個體的自我意識 ( √ )

2、 一個人身體很高大，讓他在運動方面很有優勢，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開朗豪爽的性格，這屬于影響個性形成的社會因素 ( ╳ )

3、 氣質是影響兒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 )

4、 在家庭系統里，兒童是被動的受影響者，撫養行為和兒童行為之間是單向關系 ( ╳ )

5、 當孩子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飯時，父母就不會給孩子喂飯了，說明家庭系統具有調節功能 ( √ )

6、 依戀形成于嬰兒10—12個月，分離焦慮和怯生是其標志 ( √ )

7、 父母的教養方式分為：****型、民主型、冷漠型、忽視型，其中民主型被認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長的撫養方式 ( √ )

8、 幼兒對撫養者有更多的積極情緒發生在依戀關系建立期 ( √ )

嬰兒一出生就能聽到聲音，新生兒的聽覺閾限比成人高10到50分貝。嬰兒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聽覺敏感性越來越接近成人，但閾限隨聲音的頻率而變化，嬰兒對高頻率聲音的聽覺發展早于對低頻率聲音的聽覺。

1、嬰兒一出生就能聽到聲音，新生兒的聽覺閾限比成人低10到50分貝。( ╳ )

2、嬰兒對高頻率聲音的聽覺發展早于對低頻率聲音的聽覺。( √ )

皮亞杰認為心理發展是認知結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認知結構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結構，是不同發展水平的兒童對外界事物作出反應的組織方式。認知結構的發展涉及圖式、同化、順應和平衡四個概念。

1、認知結構是一種外在的心理結構，是不同發展水平的兒童對外界事物作出反應的組織方式。(×)

2、認知結構的發展涉及圖式、同化、順應和平衡四個概念。(√)

語言在兒童認知和社會性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語言是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獲得的最復雜的符號系統。這一符號系統是以語音為載體、以詞為基本單位、以語法為建構規則而組織起來的符號系統。兒童語言發展主要有三種理論：后天學習理論、先天成熟理論、環境和主題相互作用理論。后天學習理論強調環境對兒童獲得言語的決定作用。后天學習理論又可分為強化說和社會學習說兩類。強化說以操作條件反射的操作行為和正強化、負強化等概念來解釋語言的獲得。社會學習說認為兒童語言是通過模仿承認而獲得的，強調模仿作用，后又提出“選擇性模仿”的感念。先天成熟說理論強調先天因素言語發展的決定作用。認為兒童言語的發展決定于成熟，其代表人物是喬姆斯基。環境和主體相互作用理論強調環境和主題的相互作用對兒童言語的發生和發展的重要作用。

1、語言是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獲得的最復雜的符號系統。這一符號系統是以語音為載體、以詞為基本單位、以語法為建構規則而組織起來的符號系統。(√)

2、兒童語言發展主要有三種理論：后天學習理論、先天成熟理論、環境和主體相互作用理論。(√)

3、后天學習理論強調文化對兒童獲得言語的決定作用。后天學習理論又可分為強化說和社會學習說兩類。(×)

4、環境和主體相互作用理論強調環境和主體的相互作用對兒童言語的發生和發展的重要作用。(√)

篇4

關于對創造性思維的界定，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得出了不同的概念和內涵，綜合、概括眾多觀點，將創造性思維定義為突破傳統思維習慣和邏輯規則，以新穎的思路來闡明問題、解答問題的思維方式，并且這種思維具有流暢性、變通性、獨特性以及敏感性。它的流暢性是創造性思維的基礎，體現在解決問題時對刺激做出反應的速度；它的變通性是指在解決問題時能夠思路開闊，從不同的側面探討問題；它的獨特性是創造性思維較高的層次，體現在解決問題時不落常規的獨特見解；它的敏感性是指個體及時把握獨特新穎觀念的能力。創造性思維是思維的高級表現形式，影響其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心理因素和環境因素。本文主要從環境因素著眼，根據個體的成長會接受到來自不同層次環境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彼此關聯，形成一個整體的生態學觀點，探討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二、生態系統理論

生態系統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提出的個體發展模型。他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出發，探討一個積極主動并不斷成長的個體嵌套于相互影響的一系列環境系統之中，在這些系統中，系統與個體相互作用并影響著個體的成長。這一理論使人們對環境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把環境看作彼此關聯的由內而外的一層包一層的結構體系，每一層環境與個體的關系都是相向的、有交互作用的，都對個體的身心成長有重大的影響。生態系統理論把環境分為微觀系統、中介系統、外層系統和宏觀系統四個層次。微觀系統是環境系統的最內層，指發展著的個體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質特征的情境中所體驗到的活動、角色和人際關系的一種模式，如家庭、學校、同伴等；中介系統處于微觀系統的外層，指成長的個體積極參與的兩個或多個情境之間的彼此關聯，如家庭和學校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外層系統處于中介系統的外層，指并未直接參與個體的發展過程，但是卻能夠對其產生一定影響的環境系統，如家長的工作環境等；宏觀系統是環境系統的最外層，指各種較低的生態系統在整個文化或者亞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內容上和形式上的一致性，以及與此相聯系并成為其基礎的信念系統或意識形態，如社會文化等。環境系統所包含的這四個子系統彼此關聯，形成了一個具有層次性的同心圓，各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和作用，并且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個體的發展，因此，可以在不同層面的生態環境及其相互關系中探討培養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策略。

三、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個體的創造性思維形成的過程不是完全獨立、不受外界環境干擾的，個體發展的這一過程會受到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各層次環境系統以及其互相之間的聯系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可以從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等方面入手，提出相應的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策略。

（一）微觀系統

微觀系統是指發展著的個體在生活的過程中直接接觸到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環境。個體發展經歷的第一個微觀系統是家庭，隨著個體的不斷成長，幼兒園、學校、同伴等不斷納入到微觀系統之中，共同影響個體的發展。家庭，是個體社會化的起點，是對個體發展影響最大的微觀系統。家庭的氛圍、父母的期望與關注、父母的教養方式等都對個體創造性思維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父母應當努力營造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圍，充分給予個體積極關注，肯定個體各種天馬行空的奇怪想法，最大程度上開發個體的想象能力；采用民主式的家庭教養方式，提倡家庭成員人人平等，給予個體足夠的個人空間和自主決定的權利，培養個體專注、自信、反應快、創新動機強、謙和熱情、正直誠實、勇敢獨立等良好的個性心理品質，不斷塑造個體的創造性人格。學校，是對個體進行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正規教育的場所，是除家庭以外對個體發展作用最強的微觀系統。學校教育在系統、全面的激發和培養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方面有著巨大的影響，我國傳統教育理念中的應試教育、單一的教育模式、過窄的專業教育和教師的素質等都是制約個體創造性思維發展的因素。因此，學校教育應當淡化應試教育的概念，提倡教學圍繞著開發智力、發展能力展開；調整對學生的評價標準，降低對學習結果的重視程度，側重于檢驗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方法；充分做到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營造寬松的心理安全環境，鼓勵學生自由思考，互相交流，成為課堂上的主導者，從而形成雙主體的教學模式；重視教師素質的培養，以教師創造能力的提升帶動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同伴，是由年齡相仿的、有共同行動目標和共同行為準則的個體組成的非正式組織。同伴群體辯證地影響著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它為個體提供情感和社會支持的同時也限制了個體的行為和觀念。因此，一方面個體要努力維系良好的同伴關系，在同伴中得到歸屬感，為自己提供一個向其他個體，尤其是比自己年齡大的個體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個體要積極主動的擺脫群體的壓力和輿論，面對問題時有主見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觀點。

（二）中介系統

中介系統是指各微觀系統之間的聯系或相互關系，如個體在家庭中與兄弟姐妹的相處模式會影響到其在學校與同學的相處模式。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如果微觀系統之間的關聯是正面的，那么個體的發展就有機會達到最好的水平，反之，如果彼此間的關聯是負面的，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可見，無論是單一的家庭還是單一的學校都是獨立的微觀系統，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不僅僅要有獨立微觀系統的影響，還需要家庭與學校的交互作用以及其與外部系統的相互聯系。所以，應該采用家校配合制，讓家庭對個體的教育成為學校對個體教育的前提和基礎，讓學校對個體的教育成為家庭對個體教育的補充和升華，使這兩個微觀系統憑借各自的優勢，為個體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和發展提供便利的條件。

（三）外層系統

外層系統是指個體并未直接參與，但卻對個體的發展產生間接影響的系統。如個體接觸到的大眾傳播媒介、個體生活的社區環境以及其父母的工作環境和收入等都會對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產生影響。大眾傳播媒介采用網絡、電視、平面媒體等形式傳播信息，不同于傳統教育中的封閉式教育，為個體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因此，個體應當在父母的幫助下對信息加以辨別，屏蔽消極的、不健康的信息，積極主動的接受積極的信息、新鮮的事物以及社會的熱點動態，促進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社區環境主要是指個體所生活的社區為社區居民提供的學習和活動的設施，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因此，個體應當利用課余時間，根據自己的需要，到社區為居民提供的少年宮、圖書館、科學館、文體室等場所進行學習或娛樂，逐漸擴大其知識面，對創造性思維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父母的工作環境和薪資待遇直接影響父母的生活狀態。因此，父母應當學會及時控制自己的情緒，杜絕將工作中遇到的消極情緒帶到家庭生活中，影響對個體心理品質和創造性人格的培養；父母還要在家庭開銷能夠承受的范圍內，多讓個體參加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創造性思維發展的活動，促進個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四）宏觀系統

宏觀系統是指存在于微觀系統、中介系統和外層系統中的文化、亞文化和社會環境，它不但可以直接影響個體的發展，還可以通過影響以上三個系統來間接的影響個體的發展，如傳統文化、價值取向等，宏觀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廣闊的意識形態。傳統文化是指貫穿于民族和國家各個歷史階段的各類文化的核心精神。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會受到來自多方面的關于傳統文化的教育，這種關于傳統文化的教育會影響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因此，個體應當在鼓勵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的社會背景下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突破思維定勢的局限，培養個體的創造性思維。價值取向是指個體對周圍的客觀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價值取向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這種相對的穩定性會影響到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因此，個體應當及時摒棄不適合的價值取向，樹立符合社會要求、順應社會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嘗試用新穎的方法解決問題，增強創造動機，提高創新能力。

四、結語

篇5

一、問題的提出

女性貧困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個社會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瓦倫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貧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貧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趨勢[1]。 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也指出，貧困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全世界1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婦女占70%，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貧困有一張顯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國婦女研究會消息稱我國貧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2010年中國婦女研究會舉辦的“社會性別與貧困”論壇會再次提出，我國女性貧困化程度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農村女性貧困具體表現為：女性參與教育、政治決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和比例明顯少于男性，她們的教育權、社會參與權、文化消費等權利明顯不足。確切地說農村女性貧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貧困。因為文化貧困很難用數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就造成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的扶貧工作重心在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忽視文化貧困治理” [2]，因而一直難以從源頭上徹底消除貧困。文化貧困容易產生，從而加劇經濟貧困。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的結構性改變？導致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原因是什么？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夠有效改變這一狀況？將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置于社會生態系統框架之下，分析并嘗試解答上述問題是本文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二、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

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他用公式 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

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

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3]。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三、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 年人類發展報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4]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學者秦存強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5]。 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

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 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7]。 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縱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8]。 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8]。 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9]。 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

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四、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基于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

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10]。 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11]，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對于無法可依的家庭問題，國家有義務在保證社會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不受損害原則下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以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女性實現功能性活動自由的困擾；堅持有法必依的原則，特別是在關于土地分配與補償的問題上，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回應女性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利益受損問題；切實維護農村女性合法權益。同時要妥善處理好如農村女性土地承包權被剝奪、財產權受侵害等問題。

（三）宏觀層面：性別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是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并非僅僅是微觀的個人現象，宏觀社會環境中的障礙是導致其問題出現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制定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的解決尤為必要。